《高阳谈中国历史（套装共6册）》


 高阳谈中国历史（套装共6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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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名：高阳谈中国历史（套装共6册）
    作者：高阳
    出版者：河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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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楔子

    楔子
    柏台之名起于汉朝。御史府中多植柏树，而朝廷禁省，统称台阁，所以御史府别称柏台。至明朝设都察院，与六部平行，合称“七卿”。都察院设左右都御史各一人，称为“台长”；正途出身授职监察御史，称为“入台”。特设而无专署的，有六科给事中，习惯上通称为“垣”，与“台”相对。如谓“台垣”，即包括御史、给事中在内。台垣皆为言官，但两者常成水火，是明朝政治上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形成此一现象的原因，相当复杂，不涉本文，就不必去谈它了。
    清朝的政治制度，沿袭明朝，但亦有好些变化，柏台的变化较大，与明朝比较，有如下之异：
    一，明朝设左右都御史、左右副都御史各一人；清朝只设左都御史、左副都御史各一人（仅就汉缺而言，增设满缺是另一事），右都御史、右副都御史定为总督及巡抚的兼衔。督抚另一兼衔为兵部尚书、兵部右侍郎。因为有此两个兼衔，所以督抚能参劾属官，管辖兵马。
    二，明朝御史之权特重。巡按御史官止七品，与县令相同。但巡按“代天巡方”，小事处决，大事奏裁，督抚亦不能不买账。其威风只看“三堂会审”的王金龙，便可想象。至清朝则御史几专司言职，初期还有巡漕、巡盐御史等，至雍正后尽罢，只保留了北京五城的巡城御史，具有一部分地方官的职掌，以后会谈到，此不赘。
    三，六科给事中纳入都察院。御史分道，合称“科道”，与明朝两者合称“台垣”，次序相反。此因给事中品秩较御史稍高，故列在前。六科给事中的主要职掌原为“掌封驳”，可说是专行使于皇帝的监察权，即凡诏谕不合成宪，或者窒碍难行者，以原诏谕封缴，请求改正，故谓之“封驳”，但至明朝已不甚分明，及清更无区别。科道唯一的不同是，各道御史可由翰林及六部司官考授，而六科给事中则必由御史升任。
    本书以谈科道的轶事为主，兼及讲官，并附记有关人物。所谓“讲官”，是“日讲起居注官”的简称。此为翰林的差使，凡兼“日讲起居注官”者，为天子近臣，例得专折言事，等于兼任科道。科道无红黑，翰林有红黑，主要的就因为有此讲官的兼差之故。能兼讲官，必放考差，必派种种与文字有关的差使，如国史馆等。
    凡此科道讲官，统称“言路”。开通言路，为政治清明的表征之一。但言路亦须有所节制，过分猖狂，易致动乱，明朝万历以后的情形，可为殷鉴。

 李森先

    李森先
    附记 王紫稼 清初苏州书办 释大汕 潘耒
    清初言官，享名最盛者为李森先。他是山东掖县人，明朝崇祯十三年进士，官至国子监博士。李闯破京，受伪官“祠祭司从事”。入清为江西道监察御史。其时巡按制度未改，顺治十三年巡按江南，在苏州杀一名伶、一淫僧，乃享大名。
    名伶者王紫稼。吴梅村有《王郎曲》：
    王郎十五吴趋坊，覆额青丝面皙长，孝穆园亭常置酒，风流前辈醉人狂。
    同伴李生柘枝鼓，结束新翻善才舞，锁骨观音变现身，反腰贴地莲花吐。
    莲花婀娜不经风，一斛珠倾宛转中，此际可怜明月夜，此时脆管出帘栊。
    王郎水调歌缓缓，新莺嘹呖化枝暖，惯抛斜袖惮长肩，眼看欲化愁应懒。
    摧藏掩抑未分明，拍数移来发曼声，最是转喉偷入破，殢入肠断脸波横。
    十年芳草长洲绿，主人池馆惟乔木，王郎三十长安城，老大伤心故园曲。
    谁知颜色更美好，瞳神翦水清如玉。五陵侠少豪华子，甘心欲为王郎死。
    宁失尚书期，恐见王郎迟；宁犯金吾夜，难得王郎暇。
    坐中莫禁狂呼客，王郎一声声顿息，移床敧坐看王郎，都似与郎不相识。
    ……
    梨园子弟爱缠头，请事王郎教弦索。耻向王门作伎儿，博徒酒伴贪欢谑。
    君不见，康昆仑、黄幡绰，承恩白首华清阁。
    古来绝艺当通都，盛名肯放悠闲多。王郎王郎可奈何！
    观此可知王郎色艺。梅村自跋谓：“王郎名稼，字紫稼，于勿斋徐先生二株园中见之，髻而皙，明慧善歌。今秋遇于京师，相去已十六七载，风流儇巧，犹承平时故习。”徐勿斋即徐汧，东林健者，明亡殉节。所谓“孝穆园亭”即徐汧二株园。十五初见，相去十六七年，则王紫稼其时为三十一二。王于顺治八年入京，依龚芝麓，十一年南返，未三年即被祸。无名氏《研堂见闻杂记》载李森先巡按苏州事云：
    公为人宽厚长者，而嫉恶特严。当秦公时，大憝元恶，皆已草薤无余，而踵起者犹蔓衍不绝，公一一擒治之，始根株尽拔无蘖矣。其最快者，优人王子玠，善为新声，人皆爱之。其始不过供宴剧，而其后则诸豪胥奸吏，席间非子玠不欢，缙绅贵人，皆倒屣迎，出入必肩舆，后弃业不为，以夤缘关说，刺人机事，为诸豪胥耳目，遨游当世，俨然名公矣！
    一旦走京师，通辇下诸君。后旋里，扬扬如旧，其所污良家妇女，所受馈遗，不可胜记，座间谈子玠，无不咋舌。
    文中“秦公”指秦世祯，为李森先的前任，亦以风骨峻整见称。子玠即紫稼，为“豪胥奸吏”的“耳目腹心”，可以想见其无恶不作。
    “胥”为捕快差役，往往鱼肉乡民，尽人皆知；“吏”为书办，其恶不易为人所晓。陆陇其有言：“本朝大弊只三字，曰例、吏、利。”例即例案，公事必合例始得行；而例案唯书办熟谙，故可借以射利。
    郭嵩焘之言，则更为愤激，他说：“汉唐以来，虽号为君主，然权力实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故……元与奸臣、番僧共天下；明与宰相、太监共天下；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耳！”
    考清朝初年，苏州是书办的天下，恶名昭彰者有施商余、沈继贤、徐掌明、周宗之等，与巡抚、藩臬两司，一府、二县各衙门，俱通声气。其中以施商余最狠毒，倡议“十不降”的金之俊，位至三公，归田后，屡受施商余欺侮，以致患膈症而殁。有一次，施商余下乡遇雨，停舟某处，主人迫之登岸，以盛馔相款；施见他家有兵器，便教人以私藏军器招县拘查，然后他出面解救，得以无事。
    施商余表示，以为报答一饭之德。此人再三拜谢，送红包不受；恰好鲥鱼新出，以重价购得一担，送到施家，自以为是很名贵的礼物，哪知施商余命来人挑到厨房，触目皆是鲥鱼。
    又一次见一银匠之妻，极美；施商余以为“此妇眼最俏”，银匠听得这话，竟以石灰弄瞎了妻子的眼睛。势焰如此！后来金之俊有个门生来当江苏臬司，为报师仇，罗织罪名，立毙杖下。
    沈继贤睚眦必报，与人斗叶子牌，打一张正好为下家配成对，其名曰“捉”。他说：“我的牌哪个敢捉？”下家答说：“捉你不要紧！”沈继贤便招呼跟班，附耳说了几句，不一会儿来了两名差役捕捉牌之人，此人责问：“我犯什么法要捉我？”沈继贤笑道：“捉你不要紧！”
    又有一次，有人请客，沈居首座。未几，来一少年，向沈继贤漫然一揖，礼节疏慢，便有人责备少年不懂事。少年答说：“我不认得沈继贤，有什么关系！”这样隔不多时，有个强盗攀害少年，说是同伙，因而下狱。
    他的父兄送了沈继贤五百两银子，得以无事。出狱后，父兄带他踵门叩谢，沈继贤把五百两银子还了他，少年感激不已，连连磕头。沈继贤笑道：“如今你是认得我了！”这才省悟，为盗攀害，原是出于沈的教唆。因此，苏州当时流行一句俗语：“得罪了你，又不是得罪沈继贤，怕什么？”此人当然亦不得善终，康熙年间，为理学名臣汤斌杖毙于玄妙观三清殿下。
    徐掌明是苏州光福镇人，与昆山徐家认作同族。徐家三弟兄，顾亭林的外甥，均为朝贵，倚此势力，所以苏州有“长、吴两县印，不及掌明一封信”。后与至戚黄某有仇，派人打死一个村农，抬尸至黄家大门外，因而涉讼。黄家缠讼十三年，家破人亡，至康熙二十二年始得结案，徐掌明充军，从戍所逃回，被捕论死。其子与一孙姓有仇怨，扮成强盗，黑夜入孙家强暴妇女泄愤，一妇遇暴时，摸强盗的手为六指，知道是徐掌明的儿子，控官破案，汤斌请王命立斩，合城称快。
    周宗之横暴一时，为秦世祯的前任张慎学访拿杖毙。周虽武断乡曲，而寓所大门春联居然大书“曲巷幽人宅，高门大士家”。有人为之作歌，形容尽致。首言豪奢：
    城南曲巷宗之宅，大士高门自标额。华堂丽宇初构成，粉壁磨砖净如拭。侧闻其内加精妍，洞房绮疏屈曲连。朝恩室中鱼藻洞，格天阁上簇花毡。百凡器皿皆精绝，花梨梓椅来滇粤。锦帐一床六十金，他物称是何须说。前列优俳后罗绮，食客平原无愧矣！
    次言得势：
    势能炙手气熏天，忘却由来吏委琐。嗟嗟小吏何能为，泥沙漏卮安从来？考课不明铨选杂，前后作令皆驽骀。钱谷讼狱懵无识，上下其手听出入。哆口嚼民如寇雠，官取其十吏取百。满堂知县人哄传，宗之相公阁老权。片言能合宰公意，只字可发官帑钱。涂脂衅膏曾未已，御史风雷申法纪。窗户青黄犹带温，主人骨肉飞红雨。
    末言人亡家破，深致感慨：
    廷中呼暴渐无闻，室内丁丁才住声。斥卖屋居偿帑值，两妻削发投空门。人言宅兆凶有由，前伤沈胥今损周。骤然兴废同一辙，官府估价何人酬？吾谓此言犹耳食，人凶宅兆何由吉？鞭挞民髓供藻饰，筑愁府怨居安得？伏阙难留直指公，长悬秦镜照吴中。神奸敛迹吏道肃，比屋城南尽可封，曲巷之宅谁云凶？
    “比屋城南尽可封”，可见猾蠹之吏之多。吴中赋税特重，相传为明太祖报复吴人支持张士诚之故，其实乃裁抑富民，使之不致作乱。如沈万三的故事，用意亦在抑制豪强，以安国本。但三吴膏腴甲天下，赋税特重，天然合乎现代所得税累进的精神。只是成祖北迁，对南方自然而然形成财政加紧、政治放松的政策，因而江南绅权特重。猾吏勾结操纵，以绅御官，以官迫民，乃有如上的大憝出现。
    《研堂见闻杂记》接叙李森先杀王紫稼事：
    李公廉得之，杖数十，肉溃烂，乃押赴阊门立枷，顷刻死。有奸僧者以“吃菜事魔”之术，煽致良民，居天平山中，前后奸淫无算。今微行至其所，尽得其状，立收之，亦杖数十，同子玠相对枷死。当时子玠所演“会真”红娘，人人叹绝。其时以奸僧对之，宛然法聪，人见之者，无不绝倒。
    按：“吃菜事魔”者邪教之一种，不知何方神道，终归汤斌所扫荡的淫祀之一而已。奸僧法名三折，或作三遮，事迹虽不详，但清初类此者甚多。明亡以后，遗民志士，或隐于岩壑，或隐于市，遁入空门者尤表表可征。梅村诗集中与方外酬唱之诗甚多，泰半为旧时相知。因为如此，清初对佛门特致一番尊敬，而奸僧遂得借以为奸。如石濂事：
    我国东南各省与欧洲通商自粤始。其奏许通洋舶立十三行，便中外人贸易者，则在康熙中。其时，两广总督为吾乡吴留村兴祚。然吴未督粤前，有所谓石濂和尚者已私与洋舶通贸易，故粤之通商，石濂为之魁。
    石濂名大汕，本苏人，徐氏子，幼无行，为画师沈朗倩外嬖。沈以画名于时，石濂亦师其技，龚芝麓鼎孳一见，大激赏之，遂弃沈而从龚，言者仍谓以色事也。后流转入粤，自称浪觉师，居粤西门外长寿院。不剃发，不诵经，室中不置钟磬瓶钵，好大言，专结纳。又尝至安南，走交趾，以祈雨立验眩其国人，大书榜揭于市，曰：“出卖风云雪雨。”于是募资修长寿院，粤人安南人辇金助之。
    院成，穷极土木，结构壮丽，梁上书“大越国建造”字，以歆安南人。所行益不检，明僮妖娼相征逐，其所以媚事诸贵人者，一以多金，一以擅作秘戏图。浸乃与外舶通，遣其徒众运售货物于海外，名闻京师，虽王公贵族亦无不称石濂。尝占飞来寺田七千亩，寺僧咸不敢与之讼。
    大汕善画人物，曾为陈其年画《填词图》，款作“岁在戊午闰三月廿四日为其翁维摩传神”，自署曰“释汕”。字作隶书，颇可观。
    但黄秋岳以为大汕既富，乃思以文字缘饰。《花随人圣庵摭忆》又记：
    石濂既富，乃思以文字缘饰之，于是谋与诸名士游，窃其所作，攘为己有，不得者饵以金，无何《离六堂集》刻成。为揄扬者谓为唐之贯休齐己，宋之参寥、蜜殊复见于今。
    又自念为僧必富通梵筴禅悦，乃请人著一书，言《五灯会元》之误，一时名士乐为代笔，盖酬金较丰于鬻文。予闻当时粤屈翁山、梁药亭皆与石濂交，故《离六堂集》多窜入翁山诗，后翁山与石濂相失，致书诘其偷诗，又作《花怪篇》丑诋之。
    按：《花怪篇》，旧刻翁山文尚载之，则可见石濂之狂妄，石濂亦取翁山《军中草》，谓其中有违碍，将以出首，翁山怒，始与绝。不数年，石濂卒为名士所劾治，发难者潘稼堂也。
    初潘通籍后，久闻石濂名，晚岁游粤，姑往拜之，瞰其虚实。石濂不知潘之名，相见殊落落，不以时答谒，稼堂怫然，以书斥之，石濂倔强不相下。潘遂举石濂少时无行及私通洋舶与一切交通隐秘事，又摘所刻《五灯会元正误》之悖谬语，作《救狂砭语》一卷，刻而播之。
    又两致书，盛相折辱，石濂昧昧仍不礼，后纳人言，谓刻书在于索诈。稼堂既去粤，归途遇吴留村之广东按察使任，乃以《救狂砭语》赠吴，面数石濂之过恶。吴纳之，甫莅官，即亲诣长寿院逮治，院中钟表象牙以暨鸦片之属堆积如山，优伎列屋居，以禅房为窟穴，一时皆籍没入官。留村将置石濂于重典，而营救者众，卒减轻其罪，递解还吴，下狱终其身。
    黄秋岳论艺文、谈故事，以精审著称，此记则失考而偏颇，殊有未谛。如谓潘稼堂归途过吴留村之广东按察使任，乃必无之事。吴留村名兴祚，原籍浙江山阴。父执忠负贩辽东，后入礼亲王代善幕府。代善领正红旗，吴执忠因转于正红旗汉军。吴兴祚以贡生授萍乡知县，有治行，晓智略，康熙十七年即任闽抚，二十年擢粤督，二十八年二月去任，从未任广东按察使。大汕被捕，事在康熙四十三年，而吴兴祚已殁于七年前，两者渺不相关。
    大汕事，邓石如《清诗纪事》中所记，较黄记为详实。邓石如藏有顺治、康熙时人诗文集七百种，较之当时有名藏家，如南浔刘氏嘉业堂等所收，自谓“大约绝无仅有者五六十种，可遇而不可求者五倍之”，足征名贵。
    邓氏藏书极有用处，可发历史大公案之覆者，如所藏《皇清通志纲要》手钞本，为圣祖第八子胤禩独子弘旺所撰。透露皇十四子原名胤禎，即雍正接任后，避御名胤禛之讳，所改之名。而当时诏谕称皇十四子为“大将军王”，证明胤禎在康熙时即已封为“恂郡王”。凡此种种惊人的记录，不独可以认定皇十四子确为圣祖所选定的皇位继承人，而相传隆科多改圣祖朱谕“传位十四子”为“传位‘于’四子”，亦信而有征。
    原来皇四子名胤禛，“传位十四子胤禎”，改为“传位‘于’四子胤‘禛’”，添加笔画，固甚容易。雍正后来以避音讳为名，改皇十四子之名胤禎为胤“禵”。复以御名避讳应增减笔画，乃改“禛”为“禎”，既夺同母胞弟之位，复夺其名，用心奸巧，无与伦比。
    雍正为灭夺位之迹，修改实录、大收禁书，历乾隆数十年而未已，乃天壤间竟尚有其书，康熙崩于畅春园之日之真相，不可谓冥冥中并无公道。可惜邓石如虽存此钞本，竟未印行，自红卫兵造反，大陆文物，空前浩劫，此一钞本不知犹在人间否？
    邓石如作《清诗纪事》，本黄宗羲“以诗证史”之说——言必有据，其记大汕云：
    释大汕，字石濂，吴人。曾灿以为九江，沈德潜以为嘉兴，皆非。本姓徐，或金或龚，则托言也。康熙初，主广州长寿庵，夺飞来寺为下院，岁收租七千余石。下海兴贩，益称富厚。工诗及画，有巧思，制器精美。喜结纳名士，尝为吴绮身后刻集，与屈大均龃龉，大均作《花怪说》诋之，事在康熙三十年辛未。
    后与潘耒交哄，耒作书责其妄。并致书粤中当事，及梁佩兰，毒骂大汕甚厉，刻为《救狂砭语》，大汕以为讹诈，亦刊布《惜蛾草》以相抵谰，事在己卯庚辰间。
    后大汕为按察使许嗣兴擒治，押发出境，至赣州，止于山寺，皈依者众。为巡抚李基和逮解回籍，死于常山途中，则甲申乙酉间事。据此集楼居漫兴诗，有“七十披缁老”语，殁年当七十以上矣。所著《离六堂集》十二卷刻于辛未，削大均所作序，凡与大均投赠之作，亦去其目，绝交后所为也。
    与大汕交谊不终者，不独屈翁山、潘稼堂，尚有王渔洋。《中华艺林丛论》收不署著者姓名文一篇，题为《大汕和尚与王渔洋》：
    王渔洋奉命到广州来祭南海神，到广州后，常与梁药亭、陈独漉游长寿寺。这时长寿寺在大汕的经营下，已成为广州名胜之区，具池泊园林宫室之胜。渔洋在《广州游览小志》里，曾大赞大汕“营造有巧思”，且手写楹联赠大汕，文曰：“红楼映海三更日，石涧通江两度潮。”
    时适朱竹垞、徐菊庄、潘次耕诸人，先后到粤，渔洋不止一次在长寿寺设宴，为文酒之会。渔洋与大汕的感情，亦于这时候最为亲密。渔洋在《游览小志》中，也屡次提及大汕，并称之为“能诗善画”，颇致推许。
    可是，渔洋离粤北归后，突然对大汕憎恶起来了。他在《香祖笔记》卷九中，再提到大汕时，竟是这样写着：“近吴湖州园次游广州，有僧大汕者，日伺候督抚将军诸监司之门，一日向吴自道酬应杂逐之苦，吴笑应之曰：‘何不出了家？’座上客皆大噱。”
    “吴湖州园次”者吴绮，字园次，顺治年间奉诏撰《椒山乐府》，即以杨继盛（椒山）之官官之，由中书擢为兵部武选司员外郎，时人所谓“曲子得官”，为唐宋以来所未有。康熙五年出为湖州府知府，因风雅好事而失官，从此游食四方，殁于康熙三十三年。所著《林蕙堂全集》二十六卷，由大汕出资刊行。渔洋举吴绮的幽默语相调侃，似稍欠忠厚。大汕不以吴绮相戏为忤，于其身后为刊遗集，则其人亦自有可爱之处，转觉其人品比潘稼堂犹高一筹。邓石如为大汕辩护云：
    其诗清丽，大均以为剽窃。借诗乞句自昔有之，眼前景物，遣辞命意，暗与古合者，亦常有之。大汕固亦列举大均诗之同于太白者矣。如以偷论，则自非阿罗汉，谁能免于偷乎？惟集中《河泽行》《地震行》《剿贼行》诸篇，悲愤乃同于儒生，何也？《离六堂近稿》一卷刻于壬午，老髦及之，不事别择，精粗并陈，未免自累其书。耒之起衅，或云致饩不丰，两书二万余言，竟不惮烦，涉及彼教传法之争，可谓多事，皆刻入《遂初堂集》，后乃删之。
    王渔洋之轻诋大汕，据前引文的作者考查原因是：“大汕在海外捐募，得款甚多，有人觊觎他的财富，诬他在海外与志士交通，密谋反清。后来大汕下狱，虽然与此事无关，但难保不是地方大吏想要治他叛逆之罪，却找不到证据，因而以他事罪之。当流言传到王渔洋耳中时，他想起以前与大汕交游，往还密切，就不免畏惧，怎样才能免被牵连。那只有把他痛诋一番，以见自己并非有心和他要好。”
    果如所言，则潘稼堂之“毒骂”大汕，动机或亦为此。潘为顾亭林入室弟子，受“牵连”的可能性过于王渔洋，则“畏惧”亦必更甚，无怪要毒骂了。
    当时为大汕抱不平者甚多，如方贞观《过长寿庵》诗：“野性自应招物议，诸奴未免利吾财。”杭世骏诗：“纷纷志乘无公道，缔造缘何肖此翁？”但大汕的行径，自亦颇有可议之处。邓石如却为之作恕词云：
    大凡红襦蓄发，竟体芗泽，买优伶，作秘戏图，祈而止雨，出招帖曰：“石头陀有些风雨出卖。”役鬼招魂、医卜星相，甚至依附势要，以财货奔走人，交通海国诸轶轨之事，务在惊世动众，皆由才情奔放使然。
    大汕虽儇薄，毕竟还未到勾引良家妇女的程度，所以被捕后有人为之鸣不平。至于李森先所杀三折和尚，罪有应得。此外，李森先摧折豪强，尚有数事：
    有一金姓者，为宰相金之俊宗人，恃势横甚，而家亦豪贵，为暴甚多。前有杀人事未白。李公既来，复聚全吴名妓，考定上下，为胪传体，约于某日，亲赐“出身”，自一甲至三甲，诸名妓将次第受赏。虎阜，其唱名处也，将倾城聚观。公廉得之，急收捕，并讯杀人事。决数十，不即死，再鞫，毙之。欢声如雷。
    金案实为冤狱。褚人获《坚瓠集》载其事云：
    顺治丙申秋，云间沈某来吴，欲定花案，与下堡金又文重华，致两郡名姝五十余人，选虎丘梅花楼为花场，品定高下，以朱云为状元，钱端为榜眼，余华为探花，某某等为二十八宿。彩旗锦幰，自胥门迎至虎丘，画舫兰桡，倾城游宴。直指李公森先，闻而究治，沈某责放，又文枷责，游示六门，示许被害告理。下堡有严五，于鼎革时取又文饷，已而又文告官，置严五于狱，严妻顾氏因赴诉，刎于直指前。李公杖毙又文于狱而释严。松陵徐崧《花场即事诗》云：“自是云岩色界天，绮罗箫鼓日纷然。骚人竞欲题红叶，冶女私曾寄白莲。似欲酒浇歌舞地，何如粉饰太平年？无端一夜西风起，叶落枝头最可怜。”
    结句指金又文杖毙。如褚人获所记，金又文本属无辜，徒以严妻自刎，因归罪于金又文。定花案即后世之所谓“花榜”，此风起于明朝嘉靖、隆庆间，至万历末年以后，大见盛行。贤者亦为，如“明末四公子”之一的方密之，亦曾主持过花案。
    丙申为顺治十三年，苏州大劫以后，犹待振兴，金又文定花案，亦是繁荣市面之一助。李森先干预其事，已有不当；小题大做，更可不必。只看金又文戴枷游街，许民申告，而只严五一案，况其曲本不在金，严妻刎于李森先之前，未始非抗议狱中无人道。或者李森先以煌煌告示，唯此一案，则游街放告，近乎无的放矢，因出以酷烈处置，自掩其轻率之迹。凡以清廉明察自矜者，每有此种过当或不近人情的举动。李森先当是赵申乔一流人物，较之汤斌、陆陇其、于成龙等，境界大有高下之别。

 季振宜

    季振宜
    附记 季寓庸 季开生 刘正宗 顾湄
    清初豪富，号为“北亢南季”。“北亢”是山西亢家，致富之由，或言由于获得李自成败逃时所遗辎重，或言以贩米起家，莫衷一是。“南季”成巨富的原因比较清楚：一是做官，二是行盐。
    南季者江苏泰兴季氏。富只两世：父名寓庸，字因是，明朝天启二年进士，官吏部主事。季寓庸是阉党，崇祯二年定“逆案”，自魏忠贤、客氏以下，共分六等，季寓庸名在最后一等，革职闲居，但已发了大财，买了大批书画古籍，在泰兴一面做盐商，一面享清福。
    季寓庸有两子，一名开生，字天中，顺治六年翰林，官至礼科给事中。《清诗纪事初编》卷四记：
    季开生……（顺治）十五年谏买扬州女子，几置之法，卒戍尚阳堡，居四年，为光棍殴死，声言欲焚其户，官司不问，疑有主使也。年三十三。撰《戆臣诗稿》二卷，为《冠月楼诗》，壬辰癸巳间谒假南归所作；《出关草》，作于戍所。题识者甚众，有恽格一再题语，不知何以得此于高士？其诗亦有规格，善作苦语。《尚阳堡即事》云：岩风易结杯中雪，炕火难融被上霜。衡门尽日空车马，冷甑连宵织网丝。顽山入屋霜连枕，断壑当门月上衣。窗中既得林峦对，门外从多虎豹踪。
    当季开生死于戍所时，其弟振宜方以劾刘正宗，解官系诏狱待质。振宜字诜兮，号沧苇，早于其兄两年成进士，授职浙江兰溪知县，行取为部曹。顺治十五年考选浙江道监察御史。十七年，左都御史魏裔介疏劾大学士刘正宗，季沧苇亦纠举刘正宗树党纳贿。刘正宗是山东安丘人，前明翰林，弘光朝官至中允。清初贰臣中，有数人恶劣无比，刘正宗是其一。清朝南北之争，起于顺治，亘二百余年国亡不解，此人要负极大责任。邓石如在《清诗纪事》中介绍刘正宗，短短长长，语颇公允，录之如下：
    刘正宗，字宪石，安丘人，崇祯元年进士。由推官行取，授编修。入清，授国史馆编修。顺治十年，为弘文馆大学士，翌年改文华殿。十七年以罪革职，籍家产一半，归入旗下，不许回籍，康熙初卒。正宗当国，有权奸之目，丁酉科场之狱，为其一手把持。与“慎交社”水火。自负能诗，力主历下与虞山、娄东异帜，挤二陈一死一谪，而独得善终。其诗笔力甚健，江南人选诗多不及之，门户恩怨之见也。
    “慎交社”为“复社”支派，创立于苏州府属吴江县，陈去病《五石脂》云：
    汉槎（吴兆骞）长兄弘人，名兆宽；次兄闻夏，名兆宜。才望尤夙著，尝结“慎交社”于里中，四方名士，翕然应之。而吴门宋既庭（实颖）、汪苕文（琬），练水侯研德（玄泓）、记原（玄汸）、武功（檠），西陵陆丽京（圻），同邑计改亭（东）、顾茂伦（有孝）、赵山子（澐），尤为一时之选。当慎交社极盛之际，苕文尝往来吴江。一日汉槎与之出东郭门，徘徊垂虹桥，忽顾视苕文，引袁淑对谢庄语曰：“江东无我，卿当独步。”其放诞如此！
    吴汉槎即在丁酉科场案中被祸，戍宁古塔。后由顾贞观言于纳兰性德，设法赎罪，夫妇白首同归，为清初有名的一重佳话，《金缕曲·季子平安否》，几于家传户诵。所谓“二陈”者：一为陈名夏，江苏溧阳人；一为陈之遴，浙江海宁人。一死一谪，皆刘正宗受明末阉党冯铨指使所迫成。陈名夏的亲家为方密之，陈之遴的亲家为吴梅村，由姻亲的气谊，可以想见二陈的品类。
    及至刘正宗罪名鞫实，季沧苇官复原职，持论侃侃，颇见风骨。康熙初，被命为河东巡盐御史。清初御史巡盐，不独综理盐务，兼有举劾地方官员并查拿恶棍之责。《十朝诗乘》谓“沧苇巡按山西盐课，弹章数十上”，即指此而言，非谓劾盐官。一省盐官，不过三五，无烦数十弹章。
    但季沧苇之享名，既不以其官，亦不以其富，是由于他的藏书。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咏“季振宜诜兮”云：
    写韵楼高敞绮窗，旋风叶叶卷成双。
    沧州一卧何时起？善本连舻尽过江。
    首句“写韵楼”疑有误，据我所知“写韵楼”为随园女弟子吴琼仙的别墅，尚待考。次句指季氏所藏唐朝一钞本。钱遵王《读书敏求记》：
    吴彩鸾书《切韵》，余从延令季氏曾睹其真迹，逐叶翻看，辗转至末，仍合为一卷。张邦基《墨庄漫录》云“旋风叶”者即此，真旷代之奇宝。因悟古人玉躞金题之义，《唐六典》所以有熟纸装潢匠之别也。自北宋刊本行世，而装潢之技绝矣！余幸遇此韵，得觏唐时卷帙旧观。季氏零替，不知归之何人？惜哉！
    “沧州”指季氏“吾道在沧州”藏书印。末句则哀季氏之衰之速。按：清朝中叶海内藏书家魁首的黄丕烈，序《季沧苇藏书目》云：
    沧苇书目载宋元版刻，以至钞本，几于无所漏略。余阅《述古堂藏书目序》有云：“举家藏宋刻之重复者，折阅售之泰兴季氏。”是季氏书半出钱氏，而古书面目，较诸钱氏所记更详。今沧苇之书已散失，每从他处得之，证诸此目，若合符节，方信藏书不可无目，且不可不载何代之刻、何时之钞，俾后人有所征信也。
    述古堂即《读书敏求记》的作者，钱遵王的别署。自谓“家藏宋刻之重复者”始售于季氏，殊不尽然，其中有极名贵的宋版。如《记北宋陶集渊源》云：
    《陶渊明集》十卷，娄江顾伊人藏弆宋椠本，题其读书处曰“陶庐”，而请牧翁为之记。
    伊人交余最厚，真所谓兄弟也，但各姓耳。见余苦爱《陶集》，遂举以相赠。丙午丁未之交，余售书季沧苇，是集亦随之而去。
    沧苇殁，书籍散入《云烟过眼录》矣。伊人前年渡江，念《陶集》流落不偶，访求得之，持归示余。河东三箧，亡来已久，一旦顿还旧观，展卷相向，喜可知也。予畀之牧翁陶庐手稿，俾揭之简端，以见我两人郑重其书，互以藏之外府为快。若此视世之借书为一痴者，其度量相越，岂不远哉？
    “牧翁”指钱牧斋，为钱曾之叔曾祖。“顾伊人”名湄，本姓程，著有《水乡集》。苏东坡酷爱“陶诗”，曾有和陶之作，自道“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手书陶集付梓，真书林至宝，顾湄得之，题曰陶庐。黄丕烈以得“北宋本陶诗，又得南宋本汤氏注陶诗，不胜喜，题其居曰‘陶陶室’”（见王芑孙《陶陶室记》）。黄丕烈所得北宋本陶集，本为毛氏汲古阁旧藏，不知是否即顾湄所得东坡手书本？如是别一本，则较东坡手书本又逊一筹。
    顾湄以举世奇珍，慨然相赠，而钱遵王转售于季氏，可知季氏所得述古堂藏书，必多精椠。丙午为康熙五年，钱遵王及身见“沧苇殁，书籍散入云烟过眼录”，则季氏藏书不过十来年。但季沧苇藏书的历史虽短，对于目录学的贡献甚多。黄丕烈《百宋一廛赋》注云：
    予思撰所藏书录专论，各本以宋椠一、元椠二、毛钞三、旧钞四、杂旧刻五分列。今宋椠粗就矣。昔人书目未有题以宋版者，有之自延令季氏始。但其目后仍厕他刻，此区区之未尽惬心者也。《读书敏求记》则凡宋元钞刻，杂糅并陈。又或骋其行文之便，一概略去弗言，致令不可识别，尤不能无憾耳。
    所谓“毛钞”即毛氏汲古阁的钞本。《天禄琳琅书目》：
    毛晋藏宋本最多，其有世所罕见而藏诸他氏不能得者，则选善手，以佳纸墨影钞之，与刊本无异，名曰“影宋钞”。一时好事家皆争仿效，而宋椠之无存者，赖以传之不朽。
    季沧苇的藏书，亦多钞本，尤多钞补本。钱牧斋绛云楼一火，烬余残本不少，辗转入季沧苇手，常以别本钞补成帙。但如谓季沧苇藏书，全为风雅好学，亦不尽然。近人有“一知”者，作《古书作伪种种》，内一节云：
    余尝于北京书肆得残本汪文盛刻《前汉书》首册，印极精，蓝绫包背装。首叶有季振宜大印三方，真迹也。窃怪此不过正德、嘉靖之际佳刻耳，何以延令季氏珍贵如是！后二年乃于沪市得此注本《汉书》之余卷，每卷前汪文盛衔名一行，俱剜去，补以旧楮，上钤季氏朱文长方藏印，恰可泯去剜补之痕。原印皆真品，无可疑者。此事有两种可能：季氏即为作伪之人；或原印流落书贾之手，用以作伪。若云季氏为人所愚，视明刻为宋版，则殊不类。
    此深疑季沧苇即为作伪之人，“季氏朱文长方藏印，恰可泯去剜补之迹”云云意在言外，有意作伪，则量度剜补之痕，为治印的根据，自然相合。
    然则季沧苇作伪的目的何在？无非冀得善价。所谓“善本连舻尽过江”，实为过运河，售书于扬州盐商及盐官。马曰琯“小玲珑山馆”藏书，自必收季氏之书甚多；又曹寅开局刻《全唐诗》，原本即得自季氏。

 黄六鸿·许三礼·郭琇

    黄六鸿·许三礼·郭琇
    附记 洪昇 赵执信 查慎行 王士祯 余国柱 高士奇 朱彝尊 何焯 陆陇其 徐氏兄弟 明珠父子
    康熙年间的“柏台故事”，最足以资为谈助者，为黄六鸿奏劾国恤期间演剧一案，所谓“可怜一曲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此案牵涉名流，受累多人，只《长生殿》作者，吾杭洪昇遭遇独惨。而其起因，不过文人相轻一小隙，罪魁祸首，实为赵执信。
    先谈黄六鸿。此人籍隶江西新昌，字正卿，号思斋，顺治八年举人，初任山东郯城知县，转任直隶东光，政绩斐然，著有一部《福惠全书》，为州县官的教科书，自谒选、赴任至交代、卸任，共分十四部，纲举目张，井井有条。传入日本，颇受推崇，于嘉永三年（咸丰元年）有小畑行简的翻译本出版。
    此记情事，大致已具，但亦有误处：黄六鸿由知县“行取”到京授职“行人”。京官以类区分，有“大九卿”“小九卿”“翰詹科道”“中行评博”等名目。“中行评博”者，中书科中书、行人司行人、大理寺评事、国子监博士，地位与六部司官相仿，而远不逮“翰詹科道”。行人者持节宣论的使者，亦可说是外交官。
    黄六鸿复以御试一等擢礼科（非部）给事中，一充会试同考官，调升工科掌印给事中：
    黄六鸿者，康熙中由知县行取给事中。入京以土物及诗稿递送诸名士。至赵秋谷赞善，答以柬云：“土物拜登，大集璧谢。”黄遂衔之刻骨。乃未几而有国丧演剧一事，黄遂据实弹劾。朝廷取《长生殿》院本阅之，以为有心讽刺，大怒，遂罢赵职，而洪昇编管山西。
    京师有诗咏其事，今人但传“可怜一曲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二句，不知此诗原有三首也。
    其一云：
    国服虽除未满丧，如何便入戏文场？
    自家原有些儿错，莫把弹章怨老黄。
    其二云：
    秋谷才华迥绝俦，少年科第尽风流。
    可怜一出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
    其三云：
    周王庙祝本轻浮，也向长生殿里游。
    抖擞香金求脱网，聚和班里制行头。
    “周王庙祝”者徐胜力编修（嘉炎），是日亦在座，对簿时，赂聚和班伶人，诡称未遇，得免。徐丰颐修髯，有周道士之称也。是狱成而《长生殿》之曲流传禁中，布满天下。故朱竹垞检讨《赠洪稗畦（即洪昉思）诗》有“海内诗篇洪玉父，禁中乐府柳屯田；梧桐夜雨声凄绝，薏苡明珠谤偶然”句（《梧桐夜雨》，元人杂剧，亦明皇幸蜀事），樊榭老人叹为字字典雅者也。
    梁鸿志《爰居阁脞谈》，有《长生殿》一篇，记此一重公案，自诏“洪稗畦、赵秋谷有知，其许我矣”，而所记实有未谛。最可笑者，竟误黄六鸿为黄仪。黄仪常熟人，字子鸿，精舆地之学，曾助徐乾学修《一统志》，布衣，与黄六鸿的籍贯、经历完全不符。所引王东溆《柳南随笔》，自亦不足为据。
    记此事较详者为梁应来《两般秋雨庵随笔》，中云六鸿康熙三十二年乞休，翌年成《福惠全书》。康熙四十四年南巡，犹召试于江宁，则十二年前精力犹未衰颓，其辞官当以“长生殿”一案，不容于清议，被迫去位，亦可想而知。
    至谓朝廷取《长生殿》院本阅之，以为有心讽刺，遂罢赵职，此亦不然。此案所以会造成轩然大波，主要的是康熙在感情上的原因。康熙至性过人，对他的祖母孝庄太后博尔济吉特氏，尤其孝顺。《清史稿·礼志》叙皇后丧礼，于孝庄之丧，记述特详：
    二十六年，世祖母博尔济吉特氏崩。先是太皇太后违豫，帝躬侍，步祷南郊，愿减算益慈寿。亲制祝文，词义恳笃，太常宣读，涕泗交颐。既遭大丧，悲号无间，居庐席地，毁瘠过甚，至昏晕呕血。自是日始，内外咸集，日三哭临。四日后，日二哭临。官民斋宿凡二十七日。寺观各声钟三万杵。文移蓝印，题本朱印，诏旨蓝批答。值除夕元旦，群臣请帝暂还宫，不许，惟令元旦辍哭一日。
    礼臣议上尊谥曰孝庄文皇后，帝以升遐未久，遽易徽号为尊谥，心实不忍，论俟奉安寝园，称谥以祭。及梓宫启攒夕，攀慕不胜，左右固请升辇，坚不就驾，断去车靷，恸哭步送。遇舁校番上，辄长跽伏泣，直至殡宫，颜悴足疲，凄感衢陌。
    又传旨，还宫日，仍居乾清门外幕次，并定制服三年丧，不忍以日易月。群臣交章数请除服，国子生五百余人，咸以节哀顺礼为请，帝骨立长号，勉释缞绖，而有触辄痛，阅三年不改。
    孝庄殁于康熙二十六年年底，三年之丧实仅二十七个月，须至二十九年三月，方始服满。帝皇本无三年之服，康熙所持者是所谓“心丧”，虽然表面服丧的迹象不显，但“有触辄痛”；国丧演剧，正触及痛处，乃有严谴。
    至于《长生殿》院本，早传宫禁，朱竹垞曾入直南书房，熟知宫中情形，所谓“禁中乐府柳屯田”，自有确据。事实上，国丧演剧，正因“大内览之称善”而来。王东溆《柳南随笔》前半段所叙，稍得其实：
    康熙丁卯、戊辰间，京师梨园子弟，以内聚班为第一，时钱塘洪太学昉思昇，著《长生殿传奇》初成，授内聚班演之。大内览之称善，赏诸优人白金二十两，且向诸亲藩称之。
    于是诸王府及各部大臣，凡有宴集，必演此剧。而缠头之赏，其数悉如内赐，先后所获殆不赀。内聚班优人因语洪曰：“赖君新制，吾获赏赐多矣。请张宴为君寿，而即演是剧以侑觞。凡君所交游，当邀之俱来。”乃择日治具，大会于生公园，凡名流之在都下者，悉为罗致。
    丁卯为二十六年，内聚班演《长生殿》自在大丧以前，八音遏密，两年之久，内聚班当是看二十七个月之丧将满，可以正式演出，故先以寿洪昇为名，先作一次广告性上演。总以为孝庄太后崩逝已久，丧服已降，不至有何麻烦，谁知麻烦极大。
    又上演地点非在“生（孙）公园”，在“查楼”，亦即后来大栅栏的广和楼，此为赵执信亲口所述，必无误。
    此祸起于要“整”赵执信，事无可疑，但黄六鸿不过发难，推波助澜者另有其人。兹先谈赵执信。此人籍隶山东益都，字仲符，号秋谷。年十九，登康熙十八年进士，入翰林。其时方开博学鸿词，四方名士，皆集辇下，赵与朱竹垞、陈其年、毛西河订为忘年交，过谈欢宴，一坐尽倾，但为人峭峻褊狭，与王渔洋由姻亲交好而反目，颇为人所议论。《清史稿》本传云：
    娶王士祯甥女，初颇相引重，后求士祯序其诗，士祯不时作，遂相诟厉。尝问诗声调于士祯，士祯靳之，乃归取唐人集，排比钩稽，竟得其法，为《声调谱》一卷。又以士祯论诗，比之神龙不见首尾，云中所露，一鳞一爪而已，遂著《谈龙录》云：“诗以言志，诗之中须有人在，诗之外尚有事在。”意盖诋士祯也。
    又《清朝野史大观》记赵、王交谊不终云：
    赵秋谷宫赞……自遇新城先生，不觉低首贴服，至有“愿作扫除隶”之语。由是阁笔不复作诗，历四五年，未尝成一句、吟一字也。新城知之颇不安，乃张筵招饮，固请开禁。秋谷始稍事吟哦，然有所作，必就正新城，惟言是听。
    交之久，偶以新城赞美某翰林，议论不合，赵大拂意，谗人又从中相构……新城亦谓定远所批《才调集》，卑无高论，“而世乃皈依顶礼，不啻铸金呼佛者，是犹嚼粪不知其味耳！”此盖隐骂秋谷。
    据邓石如就洪昇《稗畦集》、赵执信《饴山诗集》钩稽所得，则谓“此狱明明一党争也”。因《饴山诗集》“上元观演《长生殿》剧十绝句”自注：“余以此剧被放，事迹颇类苏子美。”苏子美即苏舜钦。《宋史》卷四百四十二本传，及《宋史纪事本末》卷二十九《庆历党议》记苏舜钦被黜事，确有相类之处。《庆历党议》载：
    庆历五年春，正月，乙酉，杜衍、范仲淹、富弼罢。以贾昌朝同平章事兼枢密使，宋庠参知政事，王贻永为枢密使，吴育、庞籍为副使。仲淹、弼既出宣抚，攻者益众，二人在朝所为，亦稍沮止，衍独左右之。
    衍好荐引贤士，而抑侥幸，群小成怨。衍婿苏舜钦，易简子也，能文章，论议稍侵权贵。时监进奏院循例祀神，以伎乐娱宾。集贤校理王益柔，曙之子也，于席上戏作《傲歌》，御史中丞王拱辰闻之，以二人皆仲淹所荐，而舜钦又衍婿，欲因是倾衍及仲淹。乃讽御史鱼周询、刘元瑜举劾其事，拱辰及张方平列状请诛益柔，盖欲因益柔以累仲淹也。
    贾昌朝阴主拱辰等议，韩琦言于帝曰：“益柔狂语，何足深计？方平等皆陛下近臣，同国休戚，今西陲用兵，大事何限，一不为陛下论列，而同状攻一王益柔，此其意可见矣。”帝感悟，乃止，黜益柔监复州酒税，而除舜钦名。同席被黜者十余人，皆知名之士。拱辰喜曰：“吾一网打尽矣。”
    如真为党争，则其事确甚相类。阅王泽弘《鹤岭山人诗集》寄洪昇诗：“贝锦谁为织，箝罗忽见侵；考功原有法，给谏本无心。”以及送洪昇回杭州诗：“性直与时忤，才高招众忌；何期朋党怒，乃在伶人戏。”邓石如所言，不为无因。
    据邓石如的看法，其时三徐与明珠、余国柱相争，波及赵执信，而赵执信之被祸，“度必与掌院徐元文忤，因亦为乾学所恶”。此为邓石如的猜测，而作此猜测的根据，则以《饴山诗集》中有《感事二首》：
    碧山胜赏已全非，谁向西州泪满衣？
    解识贵官能续命，可怜疏傅枉知机！（其一）
    戟矜底事各纷纷，万事秋风卷乱云。
    谁信武安作黄土，人间无恙灌将军。（其二）
    邓石如又作按语云：“二诗感于徐元文之死而作，几于毒詈，知执信被劾罢官，殆为徐氏兄弟所陷也。”
    徐氏三兄弟，乾学、秉义、元文，只秉义稍谨饬，乾学、元文皆卷入党争。顺治间的党争，为冯铨、刘正宗斗二陈（名夏、之遴），康熙间的党争，本由索额图、明珠争权而来，邓石如叙其崖略，大致得实：
    自顺治中禁社盟，士流遂无敢言文社者。然士流必有所主，而弘奖风流者尚焉。乾学尤能交通声气，士趋之如水之赴壑，同时宋德宜、叶方蔼不能及也。余国柱独与之争，遂成怨府，李光地但欲抑之使不得速化而已，本附明珠、高士奇以进。
    二十四年，召试翰詹，乾学首列，入直南书房。翌年由内阁学士擢礼部侍郎，以至左都御史，力倡风闻其事。盖圣祖知其得士，欲倚之为搏击之用。
    清初政归八旗巨室，顺治一朝，政情杌陧，所由来也。康熙初元，四辅臣专政，赖索额图以覆之。索额图专横，乃以明珠分其权。明珠富可敌国，与余国柱表里为奸，故授意乾学、士奇，嗾郭琇劾罢之。
    二十七年，乾学主会试，晋刑部尚书，复令琇劾士奇及王鸿绪，未几乾学亦牵涉张汧案解任，留京修书。旋遭许三礼严劾，乃遣回籍，犹赐“光芒万丈”匾以宠其行。
    明珠既斥，天子始得尽揽八旗兵权，恶乾学反覆，必欲痛抑之。先已令傅拉塔总督两江为督过地，傅拉塔遂劾乾学及其弟大学士元文诸不法事，元文解任，乾学夺职。自后数年间，日有告讦徐氏者，明珠则已复职矣。
    康熙朝的党争，初由圣祖操纵，受指使者一为高江村，一为徐乾学。两人贪赂，皆得圣祖默许，所以一时有“四方玉帛归东海，万国金珠拜澹人”之谣。圣祖操纵徐乾学，尤为高明者，是用徐攻李光地，以破其假道学面目，李光地乃死心塌地为圣祖所用。
    徐乾学与明珠的关系，起先极深。明珠长子纳兰容若且为徐乾学门生，为徐印行《通志堂经解》。其后明珠逐渐失帝眷，徐乾学承帝意动手打击明珠，仍由郭琇发难。《清史稿·明珠传》：
    二十七年，御史郭琇疏劾：明珠、国柱背公营私，阁中票拟，皆出明珠指麾，轻重任意。国柱承其风旨，即有舛错，同官莫敢驳正，圣明时有诘责，漫无省改。
    凡奉谕旨，或称善，明珠则曰：“由我力荐。”或称不善，明珠则曰：“上意不喜，我从容挽救。”且任意附益，市恩立威，因而要结群心，挟取货贿。日奏事毕，出中左门，满汉部院诸臣拱立以待，密语移时，上意罔不宣露。部院事稍有关系者，必请命而行。
    明珠广结党羽。满洲，则佛伦、格斯特，及其族侄傅拉塔、锡珠等，凡会议会推，力为把持。汉人，则国柱为之囊橐。督抚藩臬员缺，国柱等辗转征贿，必满欲而后止。
    康熙二十三年，学道报满，应升者，率往论价，缺皆预定。靳辅与明珠交结，初议开下河，以为当任辅，欣然欲行，及上欲则任，则以于成龙方沐上眷，举以应命。而成龙官止按察使，题奏权仍属辅，此时未有阻挠意也。及辅张大其事，与成龙议不合，乃始一力阻挠。
    明珠自知罪戾，对人柔颜甘语，百计款曲，而阴行鸷害，意毒谋险，最忌者言官，惟恐发其奸状，考选科道，辄与订约，章奏必使先闻。当佛伦为左都御史，见御史李兴谦屡疏称旨，吴震方颇有弹劾，即令借事排陷。明珠智术足以弥缝罪恶，又有国柱奸谋附和，负恩乱政，伏冀立加严谴。
    疏入，上谕吏部曰：“国家建官分职，必矢志精白，大法小廉。今在廷诸臣，自大学士以下，惟知互相结引，徇私倾陷，凡遇会议，一二倡率于前，众附和于后，一意诡随，廷议如此，国是何凭？至于紧要员缺，特令会同推举，原期得人，亦欲合被举者警心涤虑，恐致累及举者，而贪黩匪类，往往败露，此皆植党纳贿所致。朕不忍加罪大臣，且用兵时，有曾著劳绩者，免其发觉。罢明珠大学士，交领侍卫内大臣酌用。”
    此为“国丧演剧”案前一年的事，徐乾学兄弟方力排明珠、余国柱；不意明珠势未全圮，因借国丧演剧一案，对明珠、余国柱一系势力，再作打击。洪昇与余国柱交谊亲厚，洪昇集中有《寄大冶余相国》诗，“八口羁栖屡授餐”及“身微真愧报恩难”之句。至查慎行则与明珠亦有渊源。《清诗纪事》查慎行小传云：
    查慎行，字悔余，本名嗣琏，字夏重，晚号初白老人，海宁人。少学文于黄宗羲，受诗法于钱秉澄，与朱彝尊为中表兄弟，得其奖挹，声名渐起。屡试不第，康熙四十一年荐试入直南书房修书。
    翌年成进士，寻授编修，乞假归。性不谐俗，有文愎公之目，假满宦者进谗，有毋庸入直之命，遂告归。
    雍正五年，弟嗣庭以诽谤成狱，慎行及弟嗣瑮，毕室赴请室。嗣庭瘐死戮尸，嗣瑮戍陕西，慎行得放归。初慎行尝继吴兆骞授明珠之子揆叙读，揆叙附廉亲王胤祺，谋夺嫡甚力。世宗命于其葬所镌石不忠不孝柔奸阴险之墓，乃独宽慎行，或故示不测欤？南归后未一月即病卒，年七十八。
    按：吴兆骞居塞上二十三年，白首同归在康熙二十年。南归省母，住吴江约半年，复又北上，感于纳兰的风义，就馆其家，为明珠次子、纳兰之弟揆叙业师，康熙二十三年卒。查慎行即于此时入明珠门下，授揆叙读，因而卷入党争。
    党争的双方，一为徐氏兄弟，一为明珠及余国柱、佛伦等，而出面相争者，则为两言官，助徐者为郭琇，攻徐者为许三礼。此两人亦皆贤者。独立行事，但无形中不免受人利用。
    郭琇字华野，山东即墨人，与汤斌为同年，由吴江知县行取为江南道御史，三年之中擢为左都御史，复劾高士奇、王鸿绪等，朝贵侧目，终于被诬落职，至康熙三十八始复起为湖广总督。
    许三礼为理学家，《清史稿》本传：
    许三礼，字典三，河南安阳人，顺治十八年进士，授浙江海宁知县。海宁地濒海，多盗。三礼练乡勇，严保甲，擒盗首朱缵之等。益修城壕，筑土城尖山、凤凰山间，戍以士兵，筑塘浚河，救灾储粟，教民以务本。立书院，延黄宗羲主讲。在县八年，声誉甚美。康熙八年，行取，授福建道御史……二十八年，迁右副都御史，再迁兵部督捕侍郎，以病告归，未及行，卒。
    三礼初师事孙奇逢，及在海宁，从黄宗羲游。官京师，有所疑，必贻书质宗羲。学宋赵抃故事，旦昼所为，夜焚香告天。家居，及在海宁，皆建告天楼。圣祖重道学，尝以之称三礼云。
    许三礼是康熙所看重的道学家，但很奇怪，其学近于程朱，却又极尊敬阳明嫡派的黄宗羲，官京师时，凡有所疑，必驰书黄宗羲请敬。家中建一座“告天楼”，日间所作所为，夜必焚香告天。这样一个讲究不欺的人，奏劾徐乾学，当是出于良知，但恰好迎合了康熙的意思。
    徐乾学之罢官，起先是牵涉在湖广巡抚张汧的贪污案中。张汧是明珠的私人，贪污行贿属实，但问到行贿何人，张汧说是徐乾学。这也许是事实，但也可能是徐乾学扳倒了明珠，张汧失去靠山，以致被逮，心恨徐乾学，故意咬他一口。不过，康熙心里很明白，徐乾学之劾明珠，出于他的指使，如果徐为明珠私人张汧指为受贿，由此获罪，变成两败俱伤，则岂复还有人供他利用？因而降旨，戒勿株连，暂时保全了徐乾学。
    徐乾学内心当然不安，上了一道奏疏说：“前任湖北巡抚张汧横肆污蔑，缘臣为宪长（按：“宪长”指左都御史），拒其币问，是以贿憾诬攀，非圣明在上，是非几至混淆。臣备位卿僚，乃为贪吏诬构，皇上覆载之仁，不加谴责，臣复何颜出入禁廷？有玷清班。伏冀圣慈，放归田里。”
    所谓“拒其币问”，则张汧向徐乾学行贿，确有其事，只是徐乾学自道拒贿而已。这自是片面之词，要求得个水落石出，便须提张汧到案对质。唯既有“戒勿株连”之诏，不能出尔反尔，所以康熙许以“原官解任，仍领修书总裁事”。修书者修《明史》。
    徐乾学于康熙二十七年罢左都御史。五月，其弟元文补此缺，十二月调刑尚。二十八年五月调户部，除拜授文华殿大学士。不久，即有许三礼严劾徐乾学之事，而暗中实为指责徐元文。《清史稿·徐乾学传》：
    副都御史许三礼劾乾学：“律身不严，为张汧所引，皇上宽仁，不加谴责，即宜引咎自退，乞命归里。又复优柔系恋，潜住长安，乘修史为名，出入禁廷，与高士奇相为表里，物议沸腾，招摇纳贿。其子树榖，不遵成例，朦胧考选御史，明有所恃。独其弟秉义，文行兼优……乞立即召用，以佐盛治。乾学当逐出史馆，树榖应调部属，以遵成例。”
    所谓“明有所恃”，以及独独称道乾学之弟，元文之兄秉义，弦外之音，即在抨击徐元文。
    许三礼的弹章中，所提到与徐乾学有勾结的高士奇，亦是康熙朝党争的要角之一。高士奇是杭州人，字澹人，号江村。不学而有术，为康熙的“文学侍从之臣”，招权纳贿，家私巨万，与明珠家皆至道光年间，方始完全败落。“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明珠与高士奇皆以贪出名，而子孙坐食至百年之久，邓石如谓之为“贪运久长”。
    高士奇的发迹，传说甚多。一说他年轻时流落北京，在护国寺测字为生，他的字写得很好，为人荐引至索额图门下，充任书写小吏。高士奇善伺人意，颇得索额图的信任，渐成心腹，并荐引至南书房行走。但索额图赋性横暴无礼，高士奇每每长跪白事，偶有不当，索额图破口大骂，甚或动手殴辱，不为高士奇留丝毫余地，高士奇情不能堪，乃转投明珠以倾索额图。
    一说是康熙自己所识拔。有一次驾出正阳门，发现关帝庙悬一块匾额，写神童诗一句“天子重英豪”，认为措辞得体，因而命侍卫访寻写此匾额的高士奇，奏对称旨，遂见亲信。
    高士奇有许多著作，大部分是随扈的见闻，如《金鳌退食笔记》等，意在标榜为天子近臣。康熙的绝学在天文、算学，词章之道，颇为浅薄。所以用高士奇为他料理笔墨，恰如其分，故而君臣相得。但高士奇得帝欢心，亦颇费心血。据说他每天入直，口袋中装满了“金豆”，问小太监，皇帝夜来灯右观书，看的是哪几部？小太监为他指出，是哪部书，在哪几页，高士奇即以金豆犒赏。然后先将康熙昨夜所看的书，细心研究。这样有备无患，每次垂询，都能应付裕如。所以康熙一直觉得高士奇十分渊博。
    在他人眼中，高士奇谈不到做学问，也谈不到词章文采。他亦自知为名士所轻，颇思结纳。但洁身自好者，多冷淡疏远，因而成仇。为他排挤者，不一而足，如朱彝尊就是。
    清朝的科举中，有一盛典，即康熙十八年所举行的“博学鸿词”。此为制科，在唐朝就有此名目，原称“博学弘词”，以后为避乾隆御名弘历之讳，改弘为鸿。其时三藩之乱将平，康熙为示偃武修文之意，乃特开此科，搜罗岩壑之士，用意在笼络遗民，《清史稿·遗逸传》的人物，几乎无不被征。遗民志士不愿应征，地方官往往迫之就道。到京则多装病不赴，即赴试亦不愿受官。可是受了官的，却又大多不得安于位。
    朱竹垞受排挤的缘由，见于其所撰《严绳孙墓志》：
    诏下，五十人齐入翰苑。布衣与选者四人，除检讨，富平李君因笃，吴江潘君耒，其二，予及君也。君文未盈卷，特为天子所简，尤异数云。未几，李君疏请归田养母，得旨去。三布衣者，骑驴入史居，卯入申出，监修总裁交引相助。
    越二年，上命添设日讲官知起居注八员，则三布衣悉与焉。是秋，予奉命典江南乡试，君亦主考山西。比还，岁更始，正月既望，天子以逆藩悉定，置酒乾清宫，饮宴近臣，赐坐殿上，乐作，群臣依次奉觞上寿。依汉元封柏梁台故事，上亲赋升平嘉宴诗，首倡“丽日和风被万方”之句，君与潘君同九十人继和，御制序文勒诸石。
    二月，潘君分校礼闱卷。三布衣先后均有得士之目。而馆阁应奉文字，院长不轻假人，恒属三布衣起草。
    二十二年春，予又入直南书房，赐居黄瓦门左。用是以资格自高者，合外内交构，逾年，予遂诖名学士牛钮弹事，而潘君旋坐浮躁降调矣。
    君遇人乐易，宽和不争，以是忌者若少。寻迁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编修，敕授承德郎，时二十三年秋七月也。冬典顺天武闱乡试。事竣，君乃请假，天子许焉。
    所谓“诏下”即鸿博发榜。应试者共五十人，尽皆录取，计一等二十人，二等三十人，俱入翰林。妒嫉者呼之为“野翰林”。而更有人不与鸿博试，亦得同鸿博而入翰林，即励杜讷与高士奇，皆以善书法直南书房，高士奇以内阁中书超授翰林院侍讲。朱竹垞有诗两首相讥。孟心史《己未词科录外录》云：
    鸿博试后，明年，高、励俱以同博学鸿儒试，士奇由中书超授翰林侍讲，杜讷由州同超授编修。杜讷不以著作名，专于御批《纲鉴》日侍夜阅有劳，得此殊遇，盖非竹垞所指及。竹垞诗自谓以文字享盛名者耳。
    其诗言：“汉皇将将出群雄，心许淮阴国士风。不分后来输绛灌，名高一十八元功。”此谓鸿博之外，复有同鸿博，学问不足道而知遇特隆也。又云：“片石韩陵有定称，南来庾信北徐陵。谁知著作修文殿，物论翻归祖孝征。”此尤可知其为士奇发矣。
    据周弃子先生说，此诗“汉皇将将出群雄”，应作“汉皇将将屈群雄”；“片石韩陵”四字应作“海内文章”。
    孟心史又言：
    士奇以治《左传》自鸣，其《春秋地名考略》，乃清秀水徐胜代作，尚有可观。又作《左传姓名考》，《提要》谓与《地名考》相辅而行，然体例庞杂，如出二手。列举其庞杂各文，又断之云：“其他颠倒杂乱，自相矛盾者，几于展卷皆然，不能备数。其委诸门客之手，士奇未一寓目乎？”云云。
    盖士奇本不学，又自以文学侍从，为时君所特眷，不能不多以造述自表见。因而分其苞苴所得，养门客以为捉刀人，得失则又各听其所自为，己并不能加以识别。以此上结主知，特赐博学鸿儒为出身，岂非己未同征之玷？竹垞辈书生结习，未能因势利而澹忘，宜其以口语得过矣。祖孝征之喻，士奇才调尚有愧此言……
    本传又言“性疏率，不能廉慎守道，大有受纳，丰于财产”各语，则颇肖士奇为人。至以《修文殿御览》与方士奇之著作，尤为奇切。《通考·经籍考》御览下云：“珽之行事，小人之尤，言之污口。其所编集独至今传世。珽尝盗《遍略》论众，今书毋乃盗以为己功耶？”《遍略》，梁徐僧权所为也。
    朱竹垞获处分，由于私带书手王纶入史馆，抄录四方进呈书籍，为掌院牛钮所劾，得旨降一级，事在康熙二十三年。“三布衣”的潘稼堂，亦以浮躁轻率，为牛钮所劾，夺职而归。这年鸿博中获罪者，尚有秦松龄。《东华录》：
    康熙二十三年九月己卯，礼部题：磨勘顺天乡试卷，文体不正三卷，文理悖谬二卷。正考官左春坊左谕德秦松龄，副考官编修王沛恩，同考官内阁中书王锌、工部主事张雄，俱应照例革职。候选主事张曾祚，应照例革职，交刑部提问。从之。
    按：秦松龄字留仙，顺治十二年翰林，因“奏削案”被革职，闲居十余年复以鸿博得翰林。康熙二十三年主顺天乡试，闱中并无关节舞弊事情。而事后忽以磨勘（由御史调取考试墨卷，细加复核，谓之磨勘）革职，且下狱，由徐乾学力救得免，家居三十年，年七十八卒。此狱亦为高士奇一手所布置。
    高士奇之不慊于秦松龄，亦以秦轻视其人之故。秦松龄后人小岘著有《词科录》。因为高士奇是“同鸿博”出身，故亦有传。中云：
    相传文恪尝属健庵徐公，以扈从东巡，录丐序于先宫谕。未应，徐公乃自为之。文恪衔先宫谕甚。甲子顺天科场之狱，皆文恪密为主之，第其事秘不著耳。
    文恪即高士奇。秦松龄官至詹事府左谕德，此为东宫官属，故称宫谕。秦家与徐家姻亲，而徐乾学与高士奇又为亲家。辗转姻亲，但卷入党争，只有利害，不讲亲情，此亦为清初党争中的特色之一。
    许三礼劾徐乾学时，帝眷未衰，以致劾人者反而获罪。许三礼不甘于降二级调用的处分，再上弹章，共列七款，言之凿凿，中如：
    乾学于丁卯乡试，戊辰会试，在外招摇，门生亲戚，有名文士，各与关节，务期中式。有苏州府贡生何焯，往来乾学门下，深悉其弊，特作会试墨卷序文，刊刻发卖，寓言讥刺。乾学闻之，即向书铺将序抽毁，刻版焚化，嘱托江苏巡抚，访拿何焯，至今未结。
    何焯即何义门，苏州人，赋性峭刻，好诋訾前辈。初受知于徐乾学，为人所谗而失欢，改投翁叔元门下。叔元常熟人，康熙十五年探花，官至工部尚书。此人爱才而性情褊隘，因劾汤斌之故，何焯索还门生帖子，翁叔元大恨，千方百计打击何焯，以致科场失意。至康熙四十一年，始以李光地之荐得直南书房，赐举人，会试下第，而特赐进士，点翰林，侍皇八子读，卒于康熙六十一年，倘或不死，必成陈梦雷第二。何焯受李光地知遇，列入门墙，但李光地卖友、夺情，皆不为何焯所谅，致书全谢山时，对李颇有微词。
    乾学认光棍徐紫贤、徐紫书二人为侄，通同扯纤，得赃累万。徐紫贤、徐紫书现造烂面胡同花园房屋，书办之子，一朝富贵胡为乎来？乾学之赃，半出其手。
    乾学因弟拜相后，与亲家高士奇更加招摇，以致有“去了余秦桧，来了徐严嵩。乾学似庞涓，是他大长兄”之谣，又有“五方宝物归东海，万国金珠贡澹人”之对，京城三尺童子皆知。若乾学果能严绝苞苴，如此丑语，何不加之他人，而独加之乾学耶？
    因徐元文拜相，而徐乾学更加招摇。观夫“乾学似庞涓”之语，可知其为其弟元文的谋主。康熙至此始真正了解徐氏兄弟的真面目。因此，许三礼虽受严斥，而处分反减轻了，免于降调。
    康熙操纵党争，使令互攻，借以获知双方的隐私弱点，握有把柄在手，不即发作，只责令其尽心公事。臣下怀德畏威，无不格外巴结。如李光地道学面目早为彭鹏揭破，而康熙任使如故，李光地何得不尽心尽力。至于彭鹏虽一时斥责，亦终究重用，驭下之妙，无与伦比。康熙六十一年盛世，洵非虚致。
    许三礼之留任，对徐乾学自是一个警告，因于这年冬天，上疏乞归，自言：
    臣年六十，精神衰耗，只以受恩深重，依恋徘徊。宪臣许三礼，前因议先贤、先儒坐位，其言不合经典，臣与九卿从对之时，斥言其非，本以公事相争，不谓触其私怒，捏造事款，逞忿劾臣。幸圣主洞烛幽隐，臣欣荷再生，但臣方寸靡宁，不能复事铅椠，且恐因循居此，更有无端弹射，乞恩终始矜全，俾得保其衰病之身，归省先臣丘陇。庶身心闲暇，愿比古人书局自随之义，屏迹编摩，少报万一。
    愿以“书局自随”，犹冀复起入朝。康熙此时还未决定对徐氏兄弟应持何态度，因而一贯优遇，降旨褒奖。这是二十八年十一月的话，到了二十九年二月动身南归，陛辞时康熙特赐“光焰万丈”匾额。此用韩愈诗“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嘉美异于常情。但亦可能是警告，改“光”为“气”则“气焰万丈”，便足致祸。
    果然，徐乾学回到昆山不久，两江总督傅拉塔便有一奏严劾。傅拉塔，《清史稿》作傅腊塔。伊尔根觉罗氏，隶镶黄旗，笔帖式出身，居官颇有政绩，谥清端，雍正中入祀贤良祠。凡此恤典，绝非幸致，是则劾徐乾学可信其非尽为明珠修私怨。其疏兼劾徐氏兄弟子侄，江苏巡抚洪之杰等，原疏胪列多款，引录如下，以见彼时的吏治绅权：
    凡为人臣，宜感戴上恩，不负养育。乃有不遵法度，彼此施威，朋比背恩，以官职为生理，公然受贿，扰害地方。如巡抚洪之杰，原任刑部尚书徐乾学，大学士徐元文，并伊等子侄秽迹，谨胪列陈之：
    康熙二十八年，徐元文升任大学士，洪之杰谄媚，制金字大匾一方，旗杆二根，旗上金镌“瑞协金瓯，泰开玉烛”八字，委督粮同知姚应凤，赍至徐元文前树立。复送贺仪一万两，徐元文之子，举人徐树本亲收。
    康熙二十八年，原任松江府知府赵宁，投拜徐元文门下，馈银一千两，徐元文之侄徐树屏、徐树敏亲收。
    康熙二十八年，苏松常三府，采买青蓝布解部，以少价买多，支销银一万四千余两，洪之杰、赵宁、徐树本等分肥。
    徐元文之子徐树声，自京到巡抚衙门，称有要紧密信，因开门稍迟，喝打门吏，洪之杰听闻，忙即大开中门，鸣锣击鼓，作乐迎道，衙役路人，皆为耻笑。洪之杰于康熙二十八年，因重犯减等案内，部议革职，蒙皇上宽宥降级留任，而元文、乾学冒恩，以为己力。洪之杰将银二万两，令原任松江知府赵宁，送徐树本收。
    康熙二十八年，阊门外居民钦涞、钦鼎丞，彼此争讼，徐树敏见钦鼎丞家裕，嘱托巡抚，令钦涞、钦宸枢控告，许钦鼎丞银一千两，交与伊家人徐孔昭、徐孔章兑收。
    徐树声兄弟，前往苏州府承天寺内，瞰琅山房恶僧等富厚，诈银一千两，嘱巡抚止留琅山房之僧，余房僧尽皆驱逐。后被逐之僧，及众百姓为留恶僧，反将好僧逐出，公愤怨憾。
    徐树本唆王缉植之母，告同县监生李端匏久不葬亲，诈得李端匏银四百两。
    原疏胪列尚多，凿凿有据，但以彼时官场而论，不算大过。因此，康熙从宽处置，只令徐元文休致。但情势外弛内张，而同时及后世对徐氏兄弟颇多怨词，此亦可怪之事，如《清诗纪事》：
    元文原品休致，舟至临清，榷关者发视箱箧瓶罍无遗，冀验其货贿，竟无所得。乾学非能清白自矢者，特狼藉不如人言之甚，身后藏书斥卖殆尽，诸子困穷，非虚饰也。报复者修怨未已，元文、乾学先后以忧死，党局始稍结。元文撰《含经堂集》三十卷、《别集》二卷、《附录》二卷，与乾学《澹园集》俱无人为之作序矣，盖忧危中虑为人执持，刻成不敢公然行世。
    按：今传《澹园集》有宋荦序，作于康熙三十六年。又《十朝诗乘》载：
    健庵以尚书里居被逮，门生故旧相率避匿，独韩慕庐宗伯，以小舟送至淮上。秦小岘过昆山诗有云：“平生师友一长洲，患难周旋共白头。”指此。
    姜西溟《苦寒行》谓立斋身后营葬，亲故无视窆者，其诗云：“君不见，徐相国，一朝抱恨返故乡，经岁得疾归蒿里；卖得遗庄营墓田，葬在虎丘山绿墅，虎丘山寺遍游人，会葬曾无一近亲？就中何物最情殷，朝闻鸱啼暮愁狷。劝君闻此休叹息，是年向尽无气力，哪得青蝇为吊客。”死生贵贱间，世态如此。
    韩慕庐即韩菼，苏州人，康熙十二年会元兼状元。陈寅恪谓江浙间以韩菼科名得意，所以取名为“菼”者极多。韩，徐乾学门生，敬礼师门，始终不改。曾有《上健庵师》诗八章，以“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为韵。
    但谓徐乾学“里居被逮”，殊有未谛，被逮者为徐乾学子树敏。《清史稿》本传：
    三十年，山东巡抚佛伦，劾潍县知县朱敦厚加收火耗论死，并及乾学尝致书前任巡抚钱珏庇敦厚，乾学与珏俱坐是夺职，自是齮齕者不已。
    嘉定知县闻在上，为县民讦告私派，逮狱。阅二年未定谳，按察使高承爵穷诘，在上自承尝馈乾学子树敏金，至事发后追还，因坐树敏罪论绞。会诏戒内外各官，私怨报复，树敏得赎罪。三十三年，谕大学士，举长于文章、学问超卓者，王熙、张玉书等荐乾学与王鸿绪、高士奇，命来京修书。乾学已前卒，遗疏以所纂《一统志》进，诏下所司，复故官。
    徐乾学之死，据邓石如说：“三十三年，有诏取乾学、鸿绪、士奇回京修书。乾学知有使者来，而不测祸福，遂卒，盖悸死也。”邓石如的话必有根据。徐乾学卒于康熙三十三年七月十七日，据石蕴玉所撰徐传：“甲戌卒于家，有旨召回，已不及矣！”又郑方坤撰徐传：“逾年诏以原官起用，而宣纶之日，即为撤瑟之辰。”皆为隐笔。
    邓石如以为徐乾学死后，“文士多作诗哀思之，鲜有刺讥者，不知其何以得此？”此在韩菼所撰徐乾学的行状中，或可求得解答：
    睢州汤公之抚吴，不名一钱，及为尚书，殁无以殓，公亟出橐中金助之。他朝士故友之丧，如检讨陈君维崧、倪君灿、吴君任臣、黄征君虞稷、吴孝廉兆骞，皆公一人为之经纪，不以告人。陆御史陇其有直声，殁而公哭之哀，将为之营葬，且志其墓，会公亡，御史至今葬无时也。
    公故负海内望，而勤于造进，笃于人物，一时庶几之流，奔走辐辏如不及……公迎致馆，餐而厚资之，俾至如归……后生之才俊者，延举荐引无虚日……或穷困而来投，愀然同其忧，辄竭所有饮助，不足更继之以质贷亦不倦。以故京师邸第，客至恒满不能容，僦别院以居之。
    登公之门者甚众……或出而仕于四方，坐公家逋欠至百千不能自拔，赖公营救得归者，亦比比而然。
    按：徐乾学于康熙十一年壬子为顺天乡试副主考，拔韩菼于落卷中，癸丑连捷为会元，复得大魁天下。韩菼感于知遇，行状中不免溢美，但大致皆为实情。顺康之际，若钱牧斋、龚芝麓等，爱才好客，一时名士受其惠者极多，徐乾学亦复如此。但此亦为康熙所鼓励，假手于徐乾学笼络名流、安抚士人，当时在江南的曹寅亦负有此种任务。明乎此，可知康熙对“四方玉帛归东海”之谣，淡焉置之，其故安在。更可知徐乾学殁后何以四方文士多作诗哀之，而罕讥刺。
    徐乾学“哭之哀”的陆陇其与汤斌齐名，为康熙朝理学名臣。他是唐朝陆宣公之后，亦为明朝嘉靖年间有名的“锦衣卫大堂”陆炳之后。《清史稿》本传：
    陆陇其，初名龙其，字稼书，浙江平湖人，康熙九年进士。十四年，授江南嘉定知县。嘉定大县，赋多俗侈，陇其守约持俭，务以德化民……
    十七年，举博学鸿儒，未及试，丁父忧归。十八年，左都御史魏象枢，应诏举清廉官，疏荐陇其洁己爱民。去官日，惟图书数卷，及其妻织机一具。民爱之比于父母，命服阙以知县用。二十二年，授直隶灵寿知县……二十九年，诏九卿举学问优长、品行可用者，陇其复被荐，得旨，行取。陇其在灵寿七年，去官日，民遮道号泣，如去嘉定时。授四川道监察御史。
    陆陇其入台之时，正当康熙继平三藩以后，策划第二次大征伐，打算亲征噶尔丹。清初用兵，如俗语所说，“人马未动，粮草先行”，尤其是出塞远征，必先遣大员筹办屯积传输之事。户部以军需浩繁，请开捐例，中有一新名目，谓之“捐免保举”。照成例，捐州县保举，须有督抚班子，方得补缺。陆陇其以为保举可以捐免，则捐纳与正途无异，且保举者保举清廉，可由捐而免，则是清廉亦可捐纳而得，因上疏反对，且进一步建议：捐官而三年无保举者，休致。上谕交九卿会议具奏，结果认为三年休致之议太刻，果然如此，求保者奔杂更甚。陆陇其复又上言：
    捐纳一途，实系贤愚错杂，惟恃保举，以防其弊。虽不敢谓督抚之保举尽公，然犹愈于竟不保举也。今若并此去之，何以服天下之心？即贪污之辈，自有督抚纠劾，而其侥幸获免者，遂与正途一体升转。虽有次年三月停止之期，而此辈无不先期捐纳，即无不一体升转未可云无碍也。至于到任三年，无保举者令休致，谓恐近于刻，不知此辈由白丁捐纳得官，其心惟思偿其本钱，何知有皇上之百姓。踞于民上者三年，亦已甚矣，又可久乎？况休致在家，仍得俨然列于缙绅，曲荣名矣。若谓将届三年，辄营求保举，此在督抚不贤，则诚有之，若督抚贤，何处营求？且即使督抚不贤，亦必不能尽捐纳之员而保举之，此休致之议亦从吏治民生起见。未有吏治不清，而民生可安者！未有仕途庞杂，而吏治能清者。
    其时捐免保举者极多，因陆陇其一疏，事在未定，以致多持观望。户部大为不满，策动九卿，做成一项决议，以陆陇其“不计缓急轻重，浮词粉饰”，捐生“犹豫观望，紧要军需，因此延误”，奏请将陆陇其革职，发往奉天安插。
    所谓“发往奉天安插”，即是编入汉军，成为旗人。这是当时对有民族意识的汉人最恶毒的精神侮辱。幸而圣祖之为圣，知道陆陇其极得民心，畿辅百姓，多以陆会充军担心，因而降旨宽免。不久，复命巡视北城。巡城御史犹如地方官，北城又为内务府及太监聚居之处，想来陆陇其必有一番裁抑豪强的举措，可惜史无可征。
    陆陇其和平笃厚，涵养功深。《三鱼堂日记》有一条云：
    辛未六月十四日在阙右门会议捐纳保举一事，忽起大风波，至二十二日始得宽免之旨。方颠沛时，最承相爱者，满人则钟申保，汉人则同衙门各道长。外如谭祖豫之计划盘费，张长史之殷勤执贽，崔平山之踌躇前路，皆有古风，而沈乐存之慷慨愿救，尤同衙门之杰出也。
    后人就此条日记，评论陆陇其的为人，颇为公允，其言如此：
    清献官声学派，冠冕昭代，世无异辞。观此二事，于参劾不公之上司绝无怨望，而于同朝故旧偶有一言之申救、一事之图维，耿耿不忘，一若真受再生之德者，非圣贤中人，哪得如此和平？如此笃厚？
    “三鱼堂”为陆陇其的祖父所筑，得名由来有一段故事。《清朝野史大观》记：
    陆稼书曾祖溥为丰城县丞，尝督运夜过采石。舟漏，跪祝曰：“舟中一钱非法，愿葬鱼腹。”漏忽止。且视之，则水荇裹三鱼塞其罅，人称为圣德之祐。溥子东迁居泖上，筑堂名三鱼堂，今稼书文集称《三鱼堂》。
    他书亦有此记载，所督运者为公款，倘或出事，责任不轻。三鱼塞漏，嘉其不欺。汤、陆之为真理学，即以表里一致，而言行亦自有曲体人情、循枉求直之处。清人笔记中记其轶事，可见其人：
    公将去京师，相国那拉公明珠欲接纳公，昆山徐尚书乾学为订期往谒，公诺之而先期就道。入或咎公失言，公曰：“告以不往见，则无以拒有力者，必不免于见矣。”又公居乡时，值高学士士奇亲丧讣闻，不欲显然往吊，乃乘小舟赍香楮，杂众宾入拜，拜已径出。学士知，亟款留之，而棹已返矣。
    又闻先生作宰时，尝作劝盗文，遣吏往狱中诵读。大略谓一念之差，不安生理，遂做出此等事来，受尽苦楚。然人心无定，只将这心改正，痛悔向日的不是。如今若得出头，重新做个好人，依旧可以成家立业等语。一时狱中痛哭失声。
    此皆深得孔子拜阳货之教者。汤、陆之可敬，即在不腐不迂、不托空言，讲求事功，内心极方正，但手段出以圆通。汤陆讲理学，皆深恶袖手谈心性，但陆遵程陆之微逊于汤者，以某观之在此。
    陆陇其殁于康熙三十一年，正徐乾学受佛伦所攻之时。康熙曾欲用陆为江南学政，闻其已卒，乃用与陆同时行取为御史的邵嗣尧。死后授官，不过陆陇其的哀荣之一，生平定价，犹在数十年以后。《清史列传》本传：
    雍正二年，临雍释奠，论九卿议增文庙从祀贤儒，因议曰：“陇其自幼以斯道为己任，精研程朱之学，两任邑令，务以德化民，平生孝友端方，言笑不苟。其所著述，实能发前人所未发，弗诡于正，允称纯儒，宜配享俎豆。”得旨俞允。今上乾隆元年，诏九卿核议，应予追谥诸臣，因议曰：“宋儒胡瑗、吕祖谦诸儒，皆未居显职而有谥。陇其虽官止五品，已从祀文庙，应予追谥。”上特赐谥曰“清献”。
    寻礼部以会典未载五品官予谥立碑给价之例，请上裁定。得旨：“陆陇其着加赠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照例给予碑价。”
    同时赐谥者有汤斌。汤卒于康熙二十六年，官工部尚书，但为降七级留任。殁后虽得旨照尚书例祭葬，却未予谥。乾隆元年，特谥“文正”。清朝得谥文正者共八人，除曾国藩以事功差可企及外，其他视汤斌皆不能不深惭。

 彭鹏

    彭鹏
    附记 李光地
    汤、陆皆为康熙九年庚戌科进士。这一榜得人甚盛，但同年之间，恩怨纠纷甚多，充分反映了康熙初期仕途上的复杂。徐乾学以外，李光地的是非亦很多，与陈梦雷的纠纷亘数十年无定论，直至傅增湘印《榕村语录》，方知李光地与陈梦雷合作投机，李光地确有“卖友”之实。
    此外“夺情”及“外妇之子”，合而为李光地三惭德，尤以“夺情”一事，将李光地的假道学面孔剥露无遗。这是一桩有名的柏台故事，发难者为莆田彭鹏。彭鹏其人，我以前亦曾说过，但语焉不详，于此愿做一比较完整的介绍。
    《清史稿》本传：
    彭鹏，字奋斯，福建莆田人。幼慧，有与其父仇，欲杀鹏，走匿得免。顺治十七年，举乡试。耿精忠叛，迫就伪职，鹏佯狂示疾，椎齿出血，坚拒不从，事平谒选。
    康熙二十三年，授三河知县。三河当冲要，旗民杂居，号难治。鹏拊循惩劝，不畏强御，有妄称御前放鹰者，至县索饩牵，鹏察其诈，絷而鞭之。治狱擿发如神，邻县有疑狱，檄鹏往鞫，辄白其冤。
    二十七年，圣祖巡畿甸，召问鹏居官及拒精忠伪命状，赐帑金三百。谕曰：“知尔清正，不受民钱，以此养尔廉，胜民间数万多矣。”
    寻顺天府尹许三礼，劾鹏匿报控案，命巡抚于成龙察之，成龙奏：“鹏讯无左验，方缉凶，非不报也。”吏议夺官，诏镌级留任，嗣以缉盗不获，累被议，积至降十三级，俱从宽留任。
    按：耿精忠在福建作乱，命官缙绅被迫受伪命者甚多。彭鹏坚卧不出，达三年之久。乱定后，撰有《千日大梦记》。李光地家居上游安溪，本可自免，但竟至福州观望风色。赖陈梦雷力劝，始定合作投机之谋，即由陈梦雷受伪命，而由李光地输诚朝廷。如果耿精忠事成，陈梦雷自不愁富贵；耿精忠失败，则由李光地出面证明陈梦雷“身在曹营心在汉”，即陈梦雷与李光地“绝交书”中所谓“我之功成，则白尔之节；尔之节显，则述我之功”。
    后来李光地的“节”倒是“显”了，却未“述”其“功”，甚至有落井下石的行径。此即“安溪卖友”的真相。彭鹏必深知内幕，心薄其人，因借“夺情”一事，褫其假道学面目。
    彭鹏初授三河知县。此地旗汉杂处，有名难治，又多盗，京剧中的窦尔敦，实有其人。《清稗类钞》记：
    窦开山，乳名尔敦，一曰二东，兄大东，皆献县剧盗。能舞枪，使人对面放镖，十镖齐发，尔敦能枪锋抵镖锋，俱使反射，十不失一。舞双刀，尤压倒侪辈。尝劫一巨室，官捕之急，侦得其所在，往迹之。尔敦持双刀闪舞而前，捕卒未见其人，但若有白练一尺，旋行而过，遥望之，隐隐然犹在目，不知其已远飏数十里外矣。捕卒等视所骑马二十五匹，其尾尖俱截去尺许，始恍然叹其艺之精，非所敌也。
    彭鹏因“缉盗不获，累被议”，即因缉捕窦尔敦，不能得手。但窦亦为之敛迹，民间仍受彭鹏之惠。相传康熙巡视近畿时，彭鹏有调动的消息，三河县民叩辇陈情，欲留彭鹏。康熙表示：“另外给你们一个好官。”有少女抗声而答：“把那个好官给别处地方好了。”康熙为之冁然。升平盛世，君圣官贤，乃有此佳话，不能不令人向往。
    彭鹏于康熙二十九年行取为御史，劾李光地“贪位忌亲”，事在三十三年。《清史稿》本传：
    三十三年，顺天学政，侍郎李光地遭母丧。上命在任守制，光地乞假九月。鹏劾光地贪恋禄位，不请终制，应将光地解任，留京守制，上从之。
    按：李光地自康熙十九年八月至京，由编修超擢为二品的内阁学士，即因陈梦雷的讦告，徐乾学等人的杯葛，不安于位。二十一年五月乞假送母归里。至二十五年七月始再赴京，授翰林院掌院。
    翌年三月，复又乞假归省，至二十七年四月，奔孝庄太后之丧回京，尤为礼部以“在途迁延”所劾。一官如寄，来去不定，可知处境极苦。及至三十三年正月，放顺天学政，四月即丁忧，得旨：“提督顺天学政，关系紧要，李光地特行简用，着在任守制。”
    父母之丧三年，是名教中最看重的事。康熙此旨，实在是要试一试李光地究竟真道学，还是假道学。真道学则必奏请解任，回籍守制，甚至拜折即行，不问允准与否，亦不算忤旨。
    哪知李光地因为自复起后，居官之日少，在里之日多。如今再回乡守制三年，与朝廷脱节，将来服阕回京，人事全非，再想如现时之帝眷之隆，将不可得。因而上疏乞假九月，回里治丧。这一来滋人口实，群起而攻。《清史列传》本传：
    光地疏言：“苫块余生，重荷圣恩之厚，圣知之深，敢不以残喘自效？顾虫蚁微情，乞给假治丧，往返九月。于本年十二月抵任，并日夜之力，岁、科两试，可以看阅周详，报竣无误。”
    御史沈恺曾、杨敬儒交章论劾，一言：“光地诚以君命为重，当于三年考毕之后，回籍终制。乃闻其请假九月，即使星夜奔驰，将来岁、科两试，势必潦草塞责。况九月以后，亲丧未远，遂忍绛帐锦衣、谈笑论文乎？”一言：“皇上作人念殷，故暂为行权计。然在皇上不妨行权，在大臣必当守经。为光地者哀吁再三，圣意未有不俯允者，乃竟以治丧九月为请。方今王道荡平，属在武臣，尚许回籍守制，况敦《诗》说《礼》之大臣，岂可?颜充位？”
    当日奉旨，仍如初命。于是彭鹏发难，一开头就说：“以三年之通丧，请为九月之给假，于礼则悖，于情则乖，于词则不顺。”接下来说李光地有“可留者一，不可留者十”。可留者无非“报亲之心切，而哀痛之情微”。此已讥其功名之念重于报亲之心。不可留者十，前面五条，与沈恺曾、杨敬儒所言，大致相同。后面五条，咄咄逼人，词锋极利：
    六，光地疏称荷圣知之深，残喘自效，请假九个月，不误学差。佥谓“九月大功服”，谈言微刺。
    七，定例：生童匿丧应试，褫革严处。万一犯者起而诘曰：“侍郎缞绖何至此？”光地何辞以对？
    八，学校所以致天下之为臣思忠，为子思孝，故登其堂曰“明伦”。光地以不祥之身，俨然而登，奈桥门环视何？
    九，本年正月，皇上面议诸臣于礼义廉耻，难进易退，三申意焉。试问光地今日礼乎？进退难易之谓何？悖圣训而失本心。
    十，度光地之心，必曰：“君命也，谊何敢辞？”臣闻宋臣富弼母丧，五起之固辞，且曰：“起复金革之变礼，不可施于平世。”仁宗许之，《纲目》大书，以垂训后世。又宋孝宗起复刘珙，六疏固辞，发明曰：“《纲目》书固辞，予之也。”我皇上尧舜比隆，教孝教忠，必无有辞之而弗允者矣。
    康熙得奏，一面将原疏交九卿会议，一面传旨询问彭鹏。据李光地之子钟伦家书，旨问：
    尔与李光地同乡，意欲何为？适所以害之。我留他在任，自有深意，不然，朕岂不晓得三年之丧，古今通礼？我所以留李光地之意，恐一说便难以保全。九卿如要我说，我便说；不要我说，我便包容。彭鹏，尔参某欲令其回籍，此正合着他意思。尔此言，岂不是奉承他？
    所谓“自有深意”，即言欲借此以试李光地。所谓“包容”，即言不说破已试出李光地为假道学。最后两句话，是以为彭鹏欲为李光地补救，仍旧得以回籍服三年之丧，稍得保全道学面目。彭鹏因而有第二疏。古今诛心之论，未有深刻若此者。兹分段录引如下：
    皇上令光地在任守制，或以此试光地耳。光地深文厚貌，道仁道义，言忠言孝，一试诸此，而生平心术品行，若犀燃镜照而无遁形。
    皇上所以留之之意，臣鹏愚戆不能知。使光地而亦不知，贪恋苟且而姑为此给假九月之请，外以欺人，则为丧心。使光地而早已自知，诡随狡诈而姑为此给假九月之请，内以欺己，则为挟术。
    夫为人子而甘于丧心，为人臣而敢于挟术，两者均罪，光地必居一焉。以此赴任不可，以此回籍尤不可。盖回籍则母死有知，恨其不诚，当必阴厄；而赴任则士生至性，愤其衔血，谁甘面从？
    嗟乎，光地当闻命而绝不一辞，则忍于留矣，皇上即罚其忍，使之在京守制，以动其市朝若挞之羞。光地忘通丧而假易以暂，则安于久矣，皇上即罚其安，使之离任终丧，以为道学败露之耻。
    臣与光地，家居各郡，然皆闽产也，今若此，人人切齿，桑梓汗颜。伏乞皇上察光地患得患失之情，破光地若去若就之局，不许赴任，不许回籍，《春秋》诛心，如臣所请。
    万一光地依然督学，则光地得信其术，故哀其辞曰：“九月且不获命，况三年乎。”而蚩蚩者亦曰：“是欲终之而不可得也。”下售其术，上受其名，臣鹏实拊膺疾首。
    前疏光地“十不可留”，如稍有涉私，是责光地以不孝，而先自蹈于不忠，所以跪听传旨，一一沥鸣，以头抢地呜咽而不能自已也。
    此奏一上，竟如所请，命“李光地解任，不准回籍，在京守制”。一个多月以后，康熙召试翰林官，以“理学真伪论”命题，自然是因此事而发。康熙有意试李光地的人品，亦获得证实。而李光地之狼狈，可于其子李钟伦家书中见之：
    今旨已下，便只得在京行三月哭奠，朝夕鸣号，以暂泄哀情，杜门省罪，罅隙渐消，乃可相时乞归营葬。在今且当浮游随分，小抗之则大创在睫，所关非特平常也。阿爹此番撄此大故，惨折之余，加以震动，晦冥不测，气体大为衰羸，脾胃不能消纳，腹多痛。楚侄在此真百身难分。翘首南望，心肝如焚。
    李光地在京守制，服满起复，仍授顺天学政。彭鹏亦外放为贵州臬司，升广西巡抚，调广东，四十三年正月殁于任上。在康熙四十年左右，圣祖以为督抚中最清廉干练的，共得四人：湖广总督郭琇、河道总督张鹏翮、直隶巡抚李光地、广东巡抚彭鹏，每举以并称。除彭鹏外，另三人皆康熙九年庚戌两榜出身，李光地二甲二名，张鹏翮与郭琇皆在三甲，名次几相连，一为一百二十二，一为一百二十四。

 任宏嘉·陈紫芝·高层云·钱沣

    任宏嘉·陈紫芝·高层云·钱沣
    附记 管世铭 洪亮吉 和珅 王亶望 吴卿怜 毕沅 国泰 于易简 王杰 董诰 福长安
    康熙中叶，御史中风裁最峻整者，是任宏嘉。《清史稿》本传：
    任宏嘉，字葵尊，江南宜兴人。初以举人官行人。康熙十五年成进士，十八年，考选江南道御史，巡南城，疏言：“各州县宜有讲堂书院，庶人知向学。”又言：“学道不惟受制藩司，抑且受制知府。盖府道阶级不甚悬，无以资表率，部郎声望不甚重，又无由达封章。求其公明，实不可得，乞重其选。”
    改巡北城，疏陈五城应行事。谓：“盗风未靖，由保甲不行，稽察未清，由旗、民杂处，司坊未洁，由劝惩不当。”
    又言：“州县昏夜比较，乡民托宿无地，饥寒受杖，往往殒命。又或因分厘火耗之轻，受佥役横索之累。”又言：“朝廷清丈，所以为民，而藩府驳册，上下动费累百；津梁有关，所以御暴，今水港皆设巡拦，旱路亦行堵截，检索至负担，税课遍鸡豚。”所言皆痛切。
    宏嘉一日巡城，有锦衣骏马突其前，呵叱之，隶卒白曰：“此王府优也。”宏嘉趋王府，孛优出，仗之四十。上闻，直定嘉。由是贵戚敛迹，毋敢玩法。
    ……宏嘉素慎，疏上言过直，辄战栗。或曰：“子葸若此，何如不言？”曰：“宏嘉之战栗，气不足也。然知其当言，不敢欺吾心，尤不敢负吾君耳。”
    此与色厉内荏者，适得其反。大致士气发舒，言路宏开，而确为讲求真是非的时代，始有此等人可见。
    清人笔记中又记其风节云：
    《池北偶谈》记同时御史敢言，惟荆元实、任葵尊二人。葵尊名宏嘉，钓台宗丞族兄也。钓台《清芬楼稿》称：康熙中叶，御史噤不言，人诮为“廌解角”，自公入台垣而言路始振，章数十上，咸有益国计民生。
    巡视北城，亲王诸府、公侯第宅，多在辖下，骄悍尤难治。公偶出，有锦衣骏马突其前，公叱呵之，众不敢，曰此某王所嬖千金旦也。公大怒，身逐之，隶走卒奔，抵王府，坐其门，必得旦乃已。王曰：“是申申者何也，即出敢若何？”旦出，公叱缚之，予杖四十。王大恚入奏。天子曰：“非凌汝，行者吾法，汝庇优，亏吾法。”王觳觫稽颡出。
    马三爷者，戚畹某弟，登城私，公执而鞭之，告其兄，兄面谢过。已而谋齮齕公，公廷发其奸，某狡辩，天子命掌其颊三十，又声九门提督罪，诏立斥罢。公尝慨然流涕曰：“宏嘉之得保首领，天子赐也。”盖信而后谏，其遇不可及云。
    按：“钓台”为任启运，雍正十一年癸丑翰林，官至宗人府府丞，深于经学。“廌”即“豸”，兽名，似牛而一角，专触不直者。汉有豸冠，御史专用。豸而无角，何能触不直也？故御史噤而不言，讥之为“廌解角”。
    稍后于任宏嘉者，有陈紫芝，传闻以劾张汧为明珠所害。清人笔记载：
    康熙间前辈有声台垣者二人，一则理少，一则兆园先生紫芝也。先生初官词曹，即不受外僚书帖之敬，入台尤持风纪。尝疏请裁屯卫、颁礼书、除南城大猾邓二，皆允行。时疆臣多由阁部保举，湖广巡抚张汧，大学士明珠所私也。恃势贪暴，廷臣不敢纠，先生具疏劾汧，且请罪其保举之人。奏入，上语之曰：“满朝为所贿属，尔小御史乃尔敢言。”翌日面谕九卿，即与内升四品卿，先生益感激思报称。
    一日于朝房值明珠延坐，进茗饮之，归寓暴卒。在明相黩货揽权、势居骑虎，固不避妨贤害正之丑声，惜济济盈廷，无一人为之举发者，而先生之方刚见惮，峭直寡援益见矣。
    按：此记开头“有声台垣者二人，一则理少，一则兆园先生”云云。“理少”为“常少”之误，实指高层云。前曾叙及，言官称“台”者指御史，称“垣”者指给事中，台垣合称则兼指御史、给事中。高层云字二鲍，江苏松江人，康熙十五年进士，授大理寺评事，二十五年授吏科给事中，官至太常寺少卿。高层云在谏垣之时不久，但所论一事，关系甚巨。《清史稿》本传：
    二十六年，太皇太后崩，诏王大臣集永康左门外议丧礼。大学士王熙等向诸王白所议，跪移时，李之芳年老，起而踣，层云曰：“是非国体也。”即日疏言，谓：“天潢贵胄，大臣礼当致敬，独集议国政，无弗列坐，所以重君命，尊朝廷也。况永康左门，乃禁门重地，太皇太后在殡，至尊居庐，天威咫尺，非大臣临敬诸王之地。大学士为辅弼之臣，固当自重。诸王亦宜加以礼节，不可骄恣倨慢，坐受其跪。”疏入，上曰：“朕召大臣议事，如时久，每赐垫坐语；今大臣为诸王跪，于礼不合，下宗人府吏礼二部议，嗣后大臣与诸王会议，不得引身长跪，着为令。”
    此事遽看，不过争礼节而已，其实是争地位、争权力，而又不止是为汉大臣争，实是为皇帝而争。此话怎讲，容某细言之。
    我常说，一部二十四史，欲观其兴衰绝续之迹，只看当时的中心势力为何，即可预测其结果。每一时代，皆有支配政治的中心势力，而此中心势力，不外乎四类：外戚、宦官、藩镇及知识分子。大致宦官干政最糟糕，而宦官又每与外戚相勾结，皇室常受其荼毒。如藩镇为中心势力，则必形成割据之局，杀伐相寻，亘数十年至数百年不止。唯有知识分子为中心势力，出现文治的局面，则必为盛世。汉朝文景，唐朝贞观、开元，北宋中期，南宋初期，明朝宣德、弘治乃至嘉靖，清朝康熙中叶至同光之初，皆是如此。
    清惩明失，最为彻底。清初对明朝宦官之祸，洞见其症结，宫闱使令不能无宦官，则口衔天宪、揽权舞弊之事即不可免，唯在力加裁抑。顺治之初，以内务府代替明朝宫内四司八局，于是“上三旗包衣”纷据利薮，尤以正白旗为最。因此旗属于多尔衮，一片石之役，李自成大败而遁，正白旗首先从龙入关，机会最好，犹之乎抗战胜利，接收东南，“五子登科”者，咸以近水楼台之利。
    多尔衮一死，正白旗收归天子自将，与“两黄”正式成为上三旗。但正白旗包衣，名义上为太后的家奴，此所以为皇子选奶口，以及织造差使，均出于正白旗包衣，犹之乎民间主妇，主持中馈之意。《红楼梦》中写贾母的权威特重，不知原有政治上的意义，背景中有一孝庄太后在。此意不为研“红学”所知，以不了解八旗渊源之故。
    顺治末年，世祖惑于佛事，于是吴良辅得以乘时“复辟”，恢复“十三衙门”。此为前明宦官与新兴的宫闱势力非常尖锐的冲突。顺治以出痘而崩，孝庄太后得汤若望之助，定策以已经出痘的玄烨继统，并领导上三旗包衣，革除“复辟”的宦官势力，裁撤十三衙门，而以遗诏罪己的方式出之。
    当此时间，主少国疑，雄藩环伺。孝庄决大疑、定大计，作为非凡，惜细节不传于世，但观张宸《青蜩集》，所记顺治崩后的情形，犹可想象。而康熙敬爱祖母的至情，更非纯粹出于孝思，而别有使康熙不得不衷心感佩者在。
    裁撤十三衙门，恢复内务府职权，宦官已不足为患。至于康熙朝的外戚，最盛者两家：一为孝庄太后母家，蒙古博尔济吉特氏，本为科尔沁外藩，每年定期朝觐，恩礼甚至，但防范亦严，不足为患；一即康熙生母娘家佟氏，本为从龙勋臣，子弟以军功起家者甚多，当时有“佟半朝”之称，但佟氏虽贵，并无兵权，故亦无足忧虑。
    可忧者是八旗亲藩，尤其是所谓“旗王”。爵秩既尊，复有部伍，天然具备了造反的条件，自须加以有效的裁抑。自顺治以来，常用的手段是使亲藩之间相互监视；其次是用隔离的办法，大臣与亲藩不通吊问。故《礼志·宾礼》，只有“内外王公相见礼”及“京官相见礼”，无品官见王公礼，即所以防范亲藩笼络大臣，以及大臣煽动亲藩，谋为不轨。
    但除朝会以外，国有大政，每交王公大臣集议。既云集议，则发言的权力相等，只问意见好坏，不问爵秩高低，如引身长跪，则非会议，而是受命。不独长亲藩骄恣之心，而且削弱了大臣据理力争的地位。因此康熙，对言官肯以此为言，自然加以支持。
    事实上，诱发及鼓励在下者建言，据以裁抑在上者，为康熙惯用的政治手腕。此本不足为奇，所高明者，收发由心，能够控制住怨怨相报，不至于出现明末东林与阉党相争之祸；同时，最要紧的是伸张士气，逐渐由亲藩议政转移为文人主政的局面，方为可大可久之道。
    前记陈紫芝在朝房为明珠延坐，进茗饮，归寓暴卒，言为明珠所鸩，与此事相类者，后有管世铭。《清史稿》本传：
    管世铭，字缄若，与亮吉同里。乾隆四十三年进士，授户部主事，累迁郎中，充军机章京。深通律令，凡谳牍多世铭主奏。屡从大臣赴浙江、湖北、吉林、山东按事。大学士阿桂尤善之，倚如左右手。
    时和珅用事，世铭忧愤，与同官论前代辅臣贤否，语讥切无所避。会迁御史，则大喜，夜起彷徨草疏，将劾之，诏仍留军机处。故事，御史留直者，仪注仍视郎官，不得专达封事。世铭自言愧负此官，阿桂慰之曰：“报称有日，何必急以言自见。”盖留直阿桂所请，隐全之，使有待。嘉庆三年，卒。
    按：亮吉为洪亮吉，常州人，乾隆五十五年榜眼，与孙渊如齐名。高宗崩后，奉旨与修实录。第一次稿本成，备悉乾隆在位六十四年间事，抚今思昔，感憾至深，上书军机王大臣，谓“励精图治，尚未尽法”，而“风俗日趋卑下”“赏罚仍不严明”“言路似通未通”“吏治欲肃未肃”，以为和珅虽已伏诛，但和珅当权之日的风气犹在。《清史稿》本传，备载原文，洋洋四千言之多，语特激烈。所以成亲王将原件奏上后，获严谴。《清史稿》本传：
    上怒其语戆，落职，下廷臣会鞫，面谕勿加刑，亮吉感泣引罪。拟大辟，免死，遣戍伊犁。
    明年，京师旱，上祷雨未应，命清狱囚，释久戍。未及期，诏曰：“罪亮吉后，言事者日少，即有，亦论官吏常事，于君德民隐，休戚相关之实，绝无言者，岂非因亮吉获罪，钳口不复敢言？朕不闻过，下情复壅，为害甚巨。亮吉所论，实足启沃朕心，故铭诸座右，时常观览，勤政远佞，警省朕躬。今特宣示亮吉原书，使内外诸臣，知朕非拒谏饰非之主，实为可与言之君。诸臣遇可与言之君而不与言，负朕求治苦心。”
    即传谕伊犁将军，释亮吉回籍。诏下而雨，御制诗纪事，注谓：“本日亲书谕旨，夜子时甘霖大沛，天鉴捷于呼吸，益可感畏。”亮吉至戍，甫百日而赦还，自号更生居士。后十年，卒于家，所著书多行世。
    《清史稿》管世铭传附于洪传后，以同为对和珅遗毒深恶痛绝之故。管世铭初为户部主事，乾隆五十一年随阿桂赴浙江勘仓库亏蚀案，大蒙赏识，引入军机章京，成为裁抑和珅的得力助手。洪亮吉《更生斋文集》记阿桂与管世铭事云：
    乾隆末年，阿文成公与和珅不相能，凡朝夕同直军机，必离立十数步外，和珅亦知公意，故就公面，公亦泛答之，然未尝移立一步。
    公尝卧庐，军机章京管世铭入省之，公素所厚也，忽呼语曰：“我年八十，可死；位将相，恩遇无比，可死；子孙皆已佐部务，无所不起，可死；所忍死以待者，实欲俟犬马之意，得一上达，死乃不恨。”然竟不果。
    所谓“实欲俟犬马之意，得一上达，死乃不恨。然竟不果”，此言阿桂欲逐去和珅，而终“不果”者，因乾隆年高，恐伤其心。和珅以正红旗满洲官学生在銮仪卫当差，偶尔受知于乾隆，擢为总管，不数年入阁拜相，监揽大权。清人笔记谓之为“入相奇缘”，而实为孽缘。乾隆之于和珅，犹之乎隋文帝之于邓通，哀帝之于董贤，有断袖之好。因为有此一段孽缘，所以阿桂终不忍言。
    清朝《御史题名录》记，管世铭于乾隆五十九年，“由户部郎中考选浙江道御史”。按：军机章京为差使，管世铭底缺原为户部山东司主事，积资升为郎中，考选为御史后，应归本班，方能行使言职。
    管世铭原意到台第一疏，即严劾和珅。阿桂不愿他因建言得祸，所以“奏留”为军机章京。但此时阿桂亦将八十，一旦物化，管世铭自必遂其初志。和珅为除隐患，先发制人，下了毒手，亦是很可能的事。按：赵翼受知于傅恒，管世铭受知于阿桂，都是有名的军机故事。管世铭文名不及赵翼，但为八股名家。清朝以制艺出名者不多，路闰生以外，大概就数管世铭了。
    与管世铭境遇相仿佛者，还有钱沣，即是刘石庵以后，翁同龢以前，颜字大名家钱南园。姚永朴《旧闻随笔》记：
    昆明钱南园副沣，以劾大学士和珅，直声震天下，其内行尤笃。有弟三，季早世，恤其妇，惟恐不得。所得俸与诸弟共之，终身无一钱之私。
    公督学湖南，每按临各郡县试毕，必进诸生告以经义及诗文佳劣，有字体谬误及音韵失谐者，辄面斥或亲责其掌，然奖励亦至。尝一见武陵赵文恪公，叹为人英，见安化陶文毅公亦然。故兴起者众，士皆畏而爱之。公在湖南，吴江陆朗夫中丞耀以祷雨得热疾卒，代者至，值生日将举觞，阍者请馈，公曰：“前巡抚方以死勤事，今遽称庆邪？”今馈烛二梃、藕数厅，代者惧而止。公诗文苍古，书法肖颜鲁公，善画马，风鬃雾鬣，筋骨显露，望而知为严凝之气所特钟云。
    钱南园生平多懿行，但为劾和珅的直声所掩，世多不知。而后世又只知钱南园的颜字，不知其自入柏台，即以“打老虎”自期，亘十余年不少屈，最后竟为和珅所鸩（见《清史稿》本传）。此犹之乎伊秉绶，只知其书法有名，甚至只知其家所制鹅蛋面名为“伊府面”，不知伊为循吏，同是可悲之事。
    按：钱南园系乾隆四十六年，由检讨考选为江南道御史，到台之时，恰逢甘肃冒赈事发。甘肃藩司王亶望，其时已升任浙江巡抚，按治得实，王亶望抄家处死。王亶望山西临汾人，其父王师曾任江苏巡抚，有治行。亶望以举人捐知县，走了和珅的路子，仕途一帆风顺，以贪黩出名，亦以豪奢出名。《清代述异》载：
    王亶望喜食驴肉丝，厨中有专饲驴者，蓄数驴，肥而健。中丞食时，若传言炒驴肉丝，则视驴之腴处，刲取一脔烹以献。驴刲处血淋漓，则以烧铁烙之，血即止。鸭必食填鸭，有饲鸭者，与郡中填鸭略同，但不能使鸭动耳。蓄之之法，以绍酒坛凿去其底，令鸭入其中，以泥封之，使鸭头颈伸于口外，用脂和饭饲之，坛后仍留一窟，俾能遗粪，六七日即肥大可食，肉之嫩如豆腐。若中丞偶欲食豆腐，则杀两鸭煎汤，以汤煮豆腐献之。豪侈如此，宜其不能令终也。
    又有一妾，名吴卿怜，苏州人。王亶望事败，归于和珅，而和珅又败，吴卿怜作绝诗八章自伤，诗云：
    晓妆惊落玉搔头（正月初八日晓起理鬟，惊闻籍没），宛在湖边十二楼（王中丞抚浙时，起楼阁，饰以宝玉，传谓“迷楼”，和相池馆，皆仿王苑）。魂定暗伤楼外景，湖边无水不东流。（其一）
    香稻入唇惊吐日（和处查封有方餐者，因惊吐哺），海珍列鼎厌尝时（王处查封，庖人方进燕窝汤，列屋皆然，食厌多陈几上，兵役见之，纷纷大嚼，谓之洋粉云）。蛾眉屈指年多少，到处沧桑知不知。（其二）
    缓歌慢舞画难圆，月下楼台冷绣襦。终夜相公看不足，朝天懒去倩人扶。（其三）
    莲开并蒂岂前因，虚掷莺梭廿九春。回首可怜歌舞地，两番俱是个中人。（其四）
    最不分明月夜魂，何曾芳草怨王孙。梁间燕子来还去，害杀儿家是戟门。（其五）
    白云深处老亲存，十五年前笑语温。梦里轻舟无远近，一声欸乃到吴门。（其六）
    村姬欢笑不知贫，长袖轻裾带翠颦。三十六年秦女恨，卿怜犹是浅尝人。（其七）
    冷夜痴儿掩泪题，他年应变杜鹃啼。啼时休向漳河畔，铜雀春深燕子栖。（其八）
    所谓“害杀儿家是戟门”者，据说吴卿怜之归和珅，为蒋戟门所献。戟门名赐棨，江苏常熟人，文渊阁大学士蒋廷锡之孙。蒋廷锡、蒋溥父子，雍正、乾隆两朝，先后任户部尚书，蒋赐棨于乾隆五十二年授户部右侍郎，至嘉庆四年始降调，三世官户部，蒋赐棨复以和珅的奥援，在部十二年之久，家资巨万，起居豪奢，实为和珅的心腹，但和珅党羽中，蒋赐棨之名不显，信乎有术。
    此绝句八章，哀婉动人，而吴卿怜实无其人，不过好事者假托而已。据诗，知和珅之败，卿怜二十九，而王亶望伏诛于乾隆四十六年，下距嘉庆四年已十八载，计卿怜之年，不过十一，安得王亶望的宠妾？
    以王亶望为主的甘肃冒赈案，为乾隆朝大狱之一，陕甘总督勒尔谨及诸府县官吏死者数十人。独陕西巡抚曾两署总督的毕秋帆（沅）无事。钱南园为此不平，上疏举劾，结果降为三品顶戴，仍属陕西巡抚。此是乾隆从宽处置，因为毕秋帆当军机章京应殿试时，书法较劣，本无鼎甲之望，以对策论西北屯田特详，为乾隆亲自拔置一甲一名，是道道地地的“天子门生”，不免卫护。
    毕秋帆爱才下士，但操守不佳，且屡误戎机，而由陕抚调河南，旋擢鄂督，至嘉庆二年殁于仕上，始终无严谴。直至仁宗亲政，始于嘉庆四年追论川楚教匪案失察贻误，滥用军需，夺其二等轻车都尉世职并抄家。
    乾隆四十七年，钱南园严劾山东巡抚国泰、藩司于易简，吏治废弛，贪婪无厌，各州县库款皆有短少。朝命大学士和珅、左都御史刘墉，带钱南园到山东查办。乾隆晚年，念及身后之名，恐后人不承认其为英主，故于整饰吏治特严，此案为其一。
    国泰，姓富察氏，以纨绔而早贵，行事荒谬绝伦。《清朝野史大观》记其笑史云：
    乾隆末，国泰为山东巡抚，年才逾弱冠，风姿姣好，酷嗜演剧。在东日与藩司于某在署中演《长生殿》，国扮玉环，于扮明皇，每演至定情、窥浴诸出，于以为上官也，不敢过为媟亵，关目科诨，草草而已。
    演既毕，国正色责于曰：“君何迂阔乃尔？此处非山东巡抚官厅，奈何执堂属仪节，以误正事？做此官行此礼之谓何？君何明于彼而暗于此耶？”于唯唯，自此遂极妍尽态，唐突西施矣。国乃大快曰：“论理原当如是。”
    此“藩司于某”即于易简，江苏金坛人。其兄于敏中，为乾隆早年的宠臣。《清史稿》以于敏中与和珅卒为一卷，表示乾隆吏治之坏，即坏于此二人之手，殊为有识。于易简在红氍毹上与国泰演对手戏，私底下则长跪白事。监司见督抚，即令是“庭参”亦“扶而免”，三揖就座，于易简竟至长跪，无耻之极！
    当和珅一行到达济南时，据说抚署正在演戏。国泰闻报，匆匆卸妆，赶到接官亭见钦差时，粉墨之痕，犹存于面。他自恃有和珅的奥援，了无所惧。和珅亦很想袒护国泰，无奈既有钱南园，又有刘石庵（墉），结果尽得真相。
    原来国泰早得和珅密函，事先嘱咐各县向商家借银充数。所以钦差一到，先盘查首县历城县库，抽查了几封银子，又点了总数，和珅认为没有毛病，起身要回行馆。钱南园却看出了毛病，要求封库，第二天再盘。由于有刘石庵的支持，和珅虽怏怏不快，却不能不勉强同意。
    历城县库的毛病，在库银的形式不符。入库之银，都是五十两一个的大元宝，通称“官宝”。杂色银两，皆须经藩司衙门指定的炉房回铸成“官宝”，方能入库。
    钱南园看历城县库的存银，轻重不一，式样各异，便知是市面上借来的。他的处置办法很绝：第二天到了历城县，立即出一张告示，凡商家借银与历城县者，即持借据来领回，逾期不领，视作放弃，没入官库。这一下，领主无不持借据来呈验。钱南园按数发放，等借据全部收回，历城县库也就几乎空无所有了。
    于是国泰下狱，赐自裁。刘石庵调工尚。钱南园升通参，转常少，擢通副，出督湖南学政。以荆州大水，钱在邻省竟不上闻，为乾隆所责。湖南巡抚浦霖复摭拾他事，上疏攻钱，竟因而降调为六部主事，未及补缺，丁忧回籍。五十八年服阕，授户部主事，旋升员外郎，复授为湖广道监察御史，距其初任江南道监察御史，已十二年了。
    乾隆五十九年，钱南园奉派为军机章京。阿桂以下皆称“南园先生”而不名，为军机章京前所未有的尊遇。钱南园在未到差以前，以御史身份上疏云：
    臣伏见近日惟大学士阿桂一人入直军机，大学士和珅则入止内右门内旧直庐，或入止隆宗门外近造办处，大学士王杰、尚书董诰，入止南书房，尚书福长安入止造办处。每召见时，联行而入，退即各还所处，属僚白事，趋走多歧，以皇上乾行之健，离照之明，大小臣工，感德怀刑，决不至启朋党之渐。然行之万世而无弊，实莫如率由旧章。
    而世宗以来，及皇上极御之久，军机大臣萃止无涣，由前律后，不应轻于变更。况内右门切近禁内，大臣入止，司员随之，为日既久，不能不与内监狎熟，万一有无知如前之高云从者，虽立正国典，而所缝已多，杜渐宜早。若隆宗门外及造办处，则应差人众窥探于外，大臣于中办事亦属过亵，请申饬诸臣，仍照旧例。
    疏入，有旨饬责，由是有稽查军机处之命。
    时和相擅权，朝中自立私寓，不与诸公共坐，公劾之，谓国家所以设立衙署，盖欲诸臣共集一堂，互相商榷。佞者即明目共视，难以挟私，贤者亦集思广益，以济其事。今和珅妄立私寓，不与诸大臣同堂办事，而命诸司员传语其间，即有私弊，诸臣不能共知，虽欲参议，无由而得，恐为揽权之渐。
    钱南园所列举的军机大臣共五人，依序应为阿桂、和珅、王杰、福长安、董诰。除阿桂外，王杰、董诰，皆非和党，王杰尤恶和珅。《清史稿》本传：
    杰在枢廷十余年，事有可否，未尝不委曲陈奏。和珅势力赫赫，事多擅决，同列隐忍不言，杰遇有不可，辄力争，上知之深，和珅虽厌之而不能去。杰每议政毕，默然独坐。一日，和珅执其手戏曰：“何柔荑乃尔？”杰正色曰：“王杰手虽好，但不能要钱耳。”和珅赧然。
    王杰对和珅的态度，虽出于本性，而实以耿直报乾隆之知。原来王杰的状元，本来应该是赵翼的，适以平定西域，为示偃武修文之意，将殿试前十本第三的王杰，拔置第一。乾隆对和珅，徒以有一段断袖余桃的孽缘，乃恶恶而不能去。但对阿桂、王杰、董诰，皆善善而能用，且与和珅同列，以收裁抑之功。英主之所以为英主，看乾隆的作为，思过半矣。
    董诰浙江富阳人，其父邦达，以丹青受知乾隆。董诰亦一直是文学侍从之臣，虽在军机，直南书房时较多，生平以调护乾隆、嘉庆父子感情一事最可称。《清史稿》本传：
    嘉庆元年，授受礼成，诏朱珪来京，将畀以阁务。仁宗贺以诗，属稿未竟，和珅取自高宗曰：“嗣皇帝欲市恩于师傅。”高宗色动，顾诰曰：“汝在军机刑部久，是于律意云何？”诰叩头曰：“圣主无过言。”高宗默然良久曰：“汝大臣也，善为朕辅导之。”乃以他事罢珪之召。时大学士悬缺久，难其人，高宗谓刘墉、纪昀、彭元瑞三人皆资深，墉遇事模棱，元瑞以不检获悉，昀读书多而不明理，惟诰在直勤勉，超拜东阁学士。明诏宣示，俾三人加愧励焉。
    乾隆之择皇十五子颙琰继统，是经过慎重考虑的。第一个因素是，乾隆晚年自知游幸、土木、用武，古来帝皇花钱的三个毛病都犯了，民力凋敝，亟须休养生息。而皇十五子本性仁厚，可望达成他的期待。第二个因素是年龄，国赖长君，固然不错，但一人中年，难望有所作为，更恐年寿不永，如明朝泰昌的故事，足以动摇国本。皇十五子生于乾隆二十五年，六十年内禅时，年三十六，应该还有二三十年的天下，年力正强，亦很有一番事业可做。乾隆的打算是不错的，尤其是他实现了他的祖父的想法，不负康熙对他的钟爱，确是很值得恭维的一件事。
    但是，大权所在，即令父子，亦不免猜疑。乾隆熟读《纲鉴》，深知大权脱手的太上皇如唐太祖、唐玄宗、宋高宗等，味道缺缺。所以虽已内禅，权力并不放松。如果嘉庆笼络大臣，在乾隆看，即有布置羽翼、谋夺大权的嫌疑。但乾隆毕竟是英主，故能体会董诰的本意，欣然嘉纳。
    福长安为孝贤纯皇后内侄，傅恒幼子。傅恒四子，福灵安、福隆安、福康安、福长安。福康安为乾隆的私生子，其蛛丝马迹，较之孝庄太后与多尔衮的一段情，以及慈禧太后因小产血崩，转成痨病，更为明确。此在乾隆的诗文集中，有情不自禁的流露，更耐人寻味的是，福灵安、福隆安皆为额驸，而福康安“身被十三异数”，死封贝子，独独生前未成为乾隆的乘龙快婿，其故安在，岂不可思！大概在乾隆末年，福康安实为皇子，口耳相传，是个公开的秘密。所谓“嘉庆君游台湾”，殆由福康安平林爽文的附会而来。此是闲话，表过不提。
    福长安以其父其兄的关系，本可不必依附和珅，而竟亦成为和党，大概因此而为嘉庆所卑视，所以嘉庆四年以后的境遇坎坷。《清史稿·傅恒传》附《福长安传》：
    （嘉庆）四年，高宗崩，大学士和珅得罪。仁宗以福长安阿附，逮下狱，夺爵，籍其家。诸大臣议用朋党律，坐立斩，上命改监候，而赐和珅死，使监福长安诣和珅死所跪视，旋遣往裕陵，充供茶拜唐阿，就迁员外郎。
    六年，以请还京夺职，发盛京披甲，旋自骁骑校屡迁，再为围场总管，一为马兰镇总兵，再署古北口提督，屡坐事谴谪。二十一年，授正黄旗满洲副都统，二十二年卒。
    钱南园之入直军机，身份特殊：一方面是军机章京；一方面又以上述一奏为乾隆嘉纳，即命司稽查之职，犹是御史的本分。和珅对他自然恨之刺骨，而无奈其何，于是故意加重他的工作负荷。钱南园当然咬着牙忍受，年老力衰，兼以平时清廉自持，生活刻苦，因而劳瘁成疾，竟致下世。奸佞摧残正人，无所不至。姚惜抱挽诗有云：“孤危仍不恤，溘死又谁论？”致慨甚深。

 谢振定·曹锡宝·广兴·戴璐

    谢振定·曹锡宝·广兴·戴璐
    附记 刘统勋 海兰察 讷亲 张廷玉 汪由敦 史贻直高恒父子 和珅门下
    与钱南园同时，又有“烧车御史”。《十朝诗乘》载：
    和珅盛时，其家奴势焰张甚，横行京外，莫敢究诘。其折之以法者，独谢芗泉侍御与武虚谷大令。芗泉以御史巡城，遇珅仆于途，控怒马，引朱轩，扬扬自得。芗泉捽之下，责其僭妄，即道旁笞之，并火其车，世称“烧车御史”。陈散原尝见其遗墨，以片楮书“光明正大，通天达地”八字，其子兴垣旁注，称为“临终之笔”。
    散原题诗云：“烧车御史不再得，百余年间诵孤直。当时为国护制度，九衢煌煌贯白日。胸中有道匪袭取，死生一条见遗墨。至今传玩起嗟叹，此是孤儿眼中笔。”
    当焚车事闻，有诏令指实其僭，以车已焚，无左验，坐罢官。珅败，以主事起用，官至员外郎。嘉庆中，其子兴峣，以固始令卓荐入觐。上曰：“此烧车御史子也。”询前事嗟惜，特擢成都守，芗泉为不朽矣。
    按：谢芗泉名振定，湖南湘乡人，乾隆四十五年翰林。五十九年考授御史，第二年奉命巡视东城。违制乘车者，是和珅妾弟。谢兴峣引见，时在道光，非嘉庆。宣宗因谢兴峣背履历时，京语琅琅，问起来才知他从小生长京城，为谢振定之子。又兴峣引见时官河南裕州知府，特擢四川叙州知府。《十朝诗乘》所记微有不符。
    与谢芗泉遭遇相仿者，复有曹剑亭，名锡宝，浦东南汇人，乾隆三十一年翰林，五十年特授陕西道御史。《清史稿》本传：
    时协办大学士和珅执政，其奴刘全恃势营私，衣服车马居室皆逾制，锡宝将论劾。侍郎南汇吴省钦，与锡宝同乡里，闻其事，和珅方从上热河行在，驰以告和珅，令全毁其室，衣服车马有逾制，皆匿无迹。
    锡宝疏至，上诘和珅，和珅言平时戒约严，或扈从日久渐生事，乞严察重惩。乃命留京办事王大臣召锡宝问状，又令步军统领遣官从锡宝至全家察视，无迹。锡宝自承冒昧。上召锡宝诣行在面诘，锡宝奏全倚势营私，未有实迹，第为和珅杜渐防微，乃有此奏。复谕军机大臣大学士梁国治等覆询，锡宝又承“杜渐防微”语失当，请治罪，下部议，当左迁。
    上手诏，略言：“平时用人行政，不肯存逆诈亿不信之见，若委用臣工，不能推诚布公，而猜疑防范，据一时无根之谈，遽入人以罪，使天下重足而立，侧目而视，断无此政体。锡宝未察虚实，以书生拘迂之见，托为正言陈奏，姑宽其罚，改革职留任。”五十七年卒。
    当时朝士，皆轻和珅，即或因利害关系，不能不往还，亦不过虚与委蛇。唯有吴省钦、吴省兰兄弟公然依附。省钦乾隆二十八年进士，朝考第一，点庶吉士，时年最少。省钦有纪恩诗并注云：
    尧廷列跽姓名通，诏傍阶墀览下风（引见官跽处，距阶例二丈许。是日命移近至阶下），誉忝朝元珠错落（新进士试保和殿，第一者谓之“朝元”，时省钦忝此选），迹联馆少玉玲珑（馆选齿最少者，谓之“馆少”。省钦与海宁祝德麟、寿光李铎司列一等，其年皆只二十）。丹毫结体天旋左（名折既下，丹圈者庶吉士，尖者分部额外主事，连点者知县候选。御笔圈处，皆由左而右，丹迹宛然），黄闼凝晖日正中。好与元和征故事，喜欢三十二人同。
    又大考擢侍读云：
    天门詄荡曳青緺，甲第联衔候试差。月旦待题名士重，风仪难信病坊谐（朔日引见，应出试差人员，坊缺中有年老者，遂命大考）。六年大比宜循典，三日常雩适致斋。馆吏一时喧走语，笔床砚匣细安排（自壬戌后，届六年即举大考于西苑，时值雩典）。
    文囿宏开曙色霋，羽林双引翰詹齐。抱从佛脚灵当乞，仰过天颜候渐稽。荐寝拜沾嘉果赐，留田策罢远粮赍。茂先王佐臣何有？惭愧枋榆斥鷃低（试拟张华《鹪鹩赋》、新疆屯田议、紫禁朱樱出上阑诗）。
    白华朱实捧宸赓，草屋标题兆豫成（省钦自号白华，伏闻御制朱樱诗，首联有“白华细语三冬月，朱实纷垂首夏天”之句），新进无资还压卷，故人有分辄连名（省钦列一等第一，褚侍讲廷璋一等第二，自召试朝考，省钦名皆在褚上）。寸心得失终难问，鼎甲回翔暂比荣（一等例止三人），今后好修衷倍矢，敕头何易副亲旌（历奉谕旨，观其文，复观其人，亲定等第）。
    按：壬戌者乾隆七年。翰詹大考，始于雍正十一年，至壬戌定制为六年一举行，此即吴省钦诗所谓“六年大比宜循典”。照此计算乾隆十三年、十九年、二十五年、三十一年、三十七年各有大考。兹以诗中叙事考证，吴省钦乃乾隆三十一年应大考。《高宗本纪》乾隆三十一年：“五月甲戌，上诣黑龙潭祈雨。”此即“雩典”。
    膺馆选者，三年散馆，分别去留，散馆试例在四月下旬。吴省钦三十一年散馆授职编修，五月初一引见，旋应大考，以一等第一擢侍读。升迁如此之速，且年未三十，何必依附和珅？至于其弟省兰，至乾隆四十三年，始成进士、点翰林。省兰为和珅家西席。至嘉庆三年，吴省钦授左都御史。和珅一败，省钦亦革职，而其同乡曹锡宝则追赠副都御史。《清史稿·曹锡宝传》云：
    仁宗亲政，诛和珅，并籍（刘）全家。乃追思锡宝直言，谕曰：“故御史曹锡宝，尝劾和珅奴刘全倚势营私，家赀丰厚。彼时和珅声势薰灼，举朝无一人敢于纠劾，而锡宝独能抗辞执奏，不愧诤臣。今和珅治罪后，并籍全家，赀产至二十余万，是锡宝所劾不虚。宜加优奖，以旌直言。锡宝赠副都御史……”
    嘉庆之初，下诏求直言。此为历代天子即位后例行的故事。但嘉庆亲政求言，则有特殊的目的，即希望言官对和珅群起而攻。《清朝野史大观》载一文，题曰《嘉庆初年谏臣》，其中有可资为谈助者，引录注释如下：
    广公泰，满洲人，下诏时，泰与广兴首先应诏，参劾和珅奸慝诸款，即时伏法。
    广泰隶镶蓝旗，姓氏不详。约乾隆五十年前后由户部员外补授江西道御史。广兴，号晴溪，字赓虞，姓高佳氏，隶镶黄旗，乾隆五十六七年由礼部郎中补授江南道御史。广兴当是高朴之子。高朴及其父高恒，皆以贪黩被诛。而高恒为皇贵妃高氏胞兄，当获罪时，傅恒为之缓颊，请推皇贵妃恩代死。乾隆反问：贵妃兄弟犯法，可不死，皇后兄弟犯法又如何？傅恒战栗失色。因为这话正就是指傅恒而言。
    乾隆裁抑外戚，手段狠辣，甚至连太后的面子都不顾。高贵妃一兄一弟皆伏法，此为前朝所无之事。但高恒父子不幸是生为汉人，乾隆借此以儆满洲、蒙古的贵戚。俗云“借人头”，正此之谓。
    按：嘉庆亲政，首劾和珅者，为高邮王念孙，时官吏部给事中。劾和珅为陈奏剿川楚教匪六事之首。《清史稿》本传谓“援据经义，大契圣心”。此必对诛和珅如何不悖孝道有所发挥，立言得体，故合帝意。其子引之，即于是年中探花。
    嘉庆于颁遗诏日，宣布和珅罪状，大罪二十款。《春冰室野乘》作者李岳瑞，曾亲见当时奏陈和珅供词原件，其中颇有异闻，试摘数条如下：
    又珍珠手串有福康安、海兰察、李侍尧给的，珠帽顶一个，也是海兰察给的。此外，珍珠手串原有二百余串之多，其馈送之人，一时记不清楚。宝石顶子，奴才将小些的，给了丰绅殷德几个（丰绅殷德为和珅子，即尚和孝公主者）。其大些的，有福康安给的，至大珠顶是奴才用四千余两银子给佛宁额尔登布代买的，亦有福康安、海兰察给的。镶珠带头是穆腾额给的，蓝宝石带头系富纲给的。
    又太上皇帝所批谕旨，奴才因字迹不甚认识，将折尾裁下，另拟进呈，也是有的。又因出宫女子爱喜貌美，纳取作妾，也是有的。
    又苏凌阿年逾八旬，两耳重听，数年之间由仓场侍郎用至大学士，兼理刑部尚书。伊系和琳儿女姻亲，这是奴才糊涂（琳，珅弟也）。
    福康安受乾隆之眷爱特深，别自有故，已如前述，而竟亦不得不行贿于和珅。海兰察为乾隆朝名将，黑龙江索伦人，一言为“鱼皮鞑子”，即肃慎系的赫哲人，世居伯力东北的松花江两岸，夏日以鱼皮为衣。鱼皮取之于鲑鱼，用特殊技巧剥皮，以木槌击落其鳞，使之柔软，制以为衣。
    海兰察生有异禀，骁勇善战，复多智计。为阿桂所识拔后，乾隆用之以佐福康安。可以说福康安的仗，大部分是他在打。以功封一等公，殁于乾隆五十八年，谥武壮。病殁者本不得入昭忠祠，乾隆以海兰察受伤多次，特许入祀。他是乾隆的爱将，又有福康安的倚重、阿桂的回护，而亦不能不对和珅厚馈，可以想见和珅当时的权势。
    继公善满洲人，虽为和相所引，无所依傍。时翻译科场皆近臣子弟藉以进身，顶冒传递之弊，繁不胜言。善首论之，场务始肃，迁太仆寺卿。八旗士卒蓄养马匹，多有冒领干饷，饲者十不二三。出牧时啖番使以金帛，为蒙古所哂。善复犯众怒言之，弊遂清，满洲人恨入骨。至验马日，众误以戴菔塘（璐）为善，殴之几毙。
    按：《清朝野史大观》所收《嘉庆初年谏臣》，采自《啸亭杂录》。书为礼亲王昭梿所著，生前未梓行。至光绪初年，始由醇亲王奕譞就其府邸搜集原稿，请人修订增删以付梓，事过境迁，所记间失真相。如“继善虽为和相所引”云云，语气失实。
    和珅将六部满洲、蒙古司员庸弱无能者调补御史，并非援引而有投闲置散之意。其间自不免有意排挤，俾便位置私人。如继善，本为吏部员外，嘉庆二年补授福建道御史。满洲部员，俸满多能外放，而满洲御史俸满则多授给事中，冷衙闲官，默然无声，为李慈铭讥为“仗马”，不过点缀朝仪而已。继善后亦由福建道御史转刑科给事中。观其陈奏，实为满员中佼佼者，而任太仆寺卿，整肃马政一事，实为难得。《清史稿·兵志十二》：
    清初沿明制设御马监，康熙间改为上驷院，掌御马，以备上乘。畜以备御者曰内马，供仪仗者曰仗马。御马选入，以印烙之，设蒙古马医官疗马病。上巡幸及行围，扈从官弁各给官马，以副都统或侍卫为放马大臣主其事。
    上谒祖陵需马二万三千余匹，东西陵需马四千三百余匹，悉取察哈尔牧场马应之。迨乾隆时，每扈从用马匹辄二万余。嘉庆中，物力渐耗，停木兰秋狝。十二年，减额马之半。道光九年，如盛京谒陵，额马视乾隆时约略相等，计取给场马暨各盟长所进，盖二万六千余匹云。
    嘉庆朝“减额马之半”，犹须一万余匹，而此只是供御厩之用，此外京中八旗及各驻防营马，总计约十一万匹，马干岁费四十四万两。易言之，每匹马每年的草料，仅费银四两，当然是不够的，因而有“出青”之制，即继善奏中之所谓“出牧”。《清史稿·兵志十二》又云：
    天聪时，征服察哈尔，其地宜牧马蕃息。顺治初，大库口外设种马场，隶兵部。康熙九年，改牧场属太仆寺，分左翼右翼二厂，均在口外。……置牧长、牧副、牧丁任其事，辖以协领、翼长、总管，官兵皆察哈尔、蒙古人充之。饲秣所需木槽、镞、镢、镩、杓，每群各二，五年一给之。总管三年番代。二十四年，定牧群牲畜岁终汇报增减数目，视其赢绌，以第赏罚。二十六年，令八旗豢马，春夏驱赴察哈尔牧放，曰出青；秋冬回圈，曰回青。四十四年，将军杨福，请市马给兵丁，上不许。谕曰：“朝廷屡以太仆寺厂马并茶马给各兵丁，故无赔马之苦。历观宋明议马政，皆无善策，牧马惟口外最善，水草肥美，不糜饷而孳生甚多。如驱入内地牧之，即日费万金不足矣。”
    清朝以武功得天下，在道光以前历帝皆重骑射，木兰秋狝，无异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又《清史稿·皇子世表序》“清初封爵之制”：“顺治六年复定为亲郡王至奉恩将军，凡十二等，有功封、有恩封、有考封”。“非国有大庆，不得恩封；非娴习骑射，不得考封”。既然如此，马匹喂养，自为要务。而继善长太仆寺，毅然揭发数十年积渐而成的盗卖马匹、侵蚀马干的弊端，勇于任事，殊可称道。
    至误以“戴菔塘为善”的戴菔塘，名璐，浙江乌程人，乾隆二十八年进士，由工部郎中考授湖广道御史。他著有一部《藤荫杂记》，谈乾嘉京师的人物、时事，极有趣味。内多柏台故事，选记如下：
    明重御史巡方，权倾督抚，统辖文武，士人释褐即得，人艳称之。昔有一富人二婿，一为守备，一为秀才，富翁轻生重备。后备历副将，生成进士。以御史巡方阅兵，副将披执郊迎，报名入谒，五更禀请开操。生于枕上赋一绝云：“黄草坡前万甲兵，碧纱帐里一书生；而今始信文章贵，卧听元戎报五更。”康熙初停止。雍正初，直隶三府设一巡察，二年报满。台湾巡察如之。今惟满科道巡察东三省，闻犹是巡方体制。
    按：所谓“巡察东三省”，实即“查旗”。照《会典》载：八旗、满洲、蒙古、汉军骁骑营，每营以御史一人；前锋营、护军营，每翼各以御史一人；火器营以御史一人，凡御史二十九人，于满洲、蒙古、汉军御史内点派。八旗各营有驻关外者，查旗亦自必出关；盛京将军为旗营长官，则亦在被查之列，自然便具巡方的体制了。
    诸城刘文正公，乾隆六年甫任总宪，即以桐城张、姚二姓官多，奏请裁抑。尚书纳亲，管理事务太多。任事多锐，一时风采凛然。纳亲果于金川偾事，桐城未久去位。
    钦定台规，乾隆初告竣，其时未分十二道，迄今五十余年，更定典礼若干，亟应续纂而未有议及者。不若六部卿寺，频见有纂修则例之举。向日御史到任，京畿道吏送台规一册，内载仪注甚详，此历久不废者，近闻久不呈送，并饩羊而去之。
    “刘文正”为刘统勋，与子刘墉（石庵）为乾隆倚重，眷顾不衰，主要者即因刘统勋以此一事，上结主知。
    刘统勋字延清，雍正二年甲辰翰林。乾隆六年丁忧服阕，授左都御史，到台即上两疏，一疏论张、姚两家子弟做官太多，大意是：
    大学士张廷玉，历事三朝，遭逢极盛，然晚节当慎，责备恒多。窃闻舆论动云，张、姚二姓占半部《缙绅》。张氏登仕版者，有张廷璐等十九人。姚氏与张氏世婚，仕官者姚氏孔鋹等十人。
    二姓本桐城巨族，其得官或自科目荐举，或起袭荫议叙，日增月益，今未能遽议裁汰，惟稍抑其迁除之路，使之戒满引谦，即所以保全而造就之也。请自今三年内，非特旨擢用，概停升转。
    又一疏论讷亲云：
    尚书公讷亲，年未强仕，综理吏、户两部，典宿卫，赞中枢，兼以出纳王言，时蒙召对。属官奔走恐后，同僚亦争避其锋。部中议覆事件，或辗转驳诘，或过目不留，出一言而势在必行，定一稿而限逾积日，殆非怀谦集益之道。请加训示，俾知省改，其所司事，或量行裁减，免旷废之虞。
    刘统勋这两道奏疏，对乾隆一生的帮助极大。其作用在破朋党之局，犹为其次，最主要的是解乾隆尾大不掉的窘迫，并使他能够完成弥补雍正种种过恶的心愿。
    这话要从雍正夺位说起。雍正能够得位，内靠隆科多，外靠年羹尧。及至脚步站稳，则非杀隆、年不可。平心而论，这倒也不尽是为了怕丑事败露，杀之以灭口，主要的是雍正对整饬吏治，确有办法，更有信心。但制人要先想到勿为人所制。今有把柄在隆、年二人手中，好比打拳的人，身受暗伤，如果用劲稍大，暗伤牵掣，何能制人？因此，去隆、年即所以治疗本身的暗伤，以便能充分发挥本身的力量。
    隆、年二人中，去隆易，去年难。因为年羹尧的关系很多，换句话说，他可以动用的帮手，远超过隆科多。在年羹尧的诸般关系中，有一种形迹不太显，但影响很深很远，即是“年谊”。
    年羹尧是康熙三十九年庚辰三甲第二百十八名进士，居然亦点了庶吉士，同榜有励廷仪、沈近思、史贻直、张廷玉，皆为世宗所重用，此即笼络庚辰一榜的汉人、分化年羹尧的手法，其中特受眷遇者，是张廷玉。
    张廷玉，大学士张英次子。当雍正即位时，官吏部左侍郎。《清史列传》本传：
    六十一年十二月，世宗宪皇帝御极，命廷玉协同翰林学士阿克敦、励廷仪等办事，赐一品荫生。十二月擢礼部尚书，恭纂圣祖仁皇帝实录，充副总裁。
    雍正元年正月，入直南书房……八月，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御制诗一章赐之，诗曰：“峻望三台近，崇班八座尊。栋梁材不忝，葵藿志常存。大政资经画，吁谟待讨论。还期作霖雨，为国沛殊恩。”
    励廷仪庚辰二甲，点翰林，其时官内阁学士，被恩命后，充翰林院掌院，调兵部侍郎。
    阿克敦康熙四十八年己丑翰林，时官兵右，世宗命之充翰林院掌院，为圣祖实录副总裁。阿克敦即阿桂之父，出身满洲正蓝旗，姓章佳氏，此即为被雍正重用的缘故。
    雍正在康熙朝夺嫡的纠纷中，伙同皇长子直郡王胤禔，谋害太子胤礽，后为皇三子诚亲王胤祉举发，胤禔被圈禁，而雍正即其时的雍亲王胤禛，以皇十三子胤祥顶罪，故终圣祖在世之日，胤祥未封，而圣祖崩于畅春园时，胤祥亦犹在圈禁之中。
    雍正夺位后，第一个行动即是释放胤祥，并封之为怡亲王。此段秘史我曾发其覆，今以阿克敦于雍正夺位后，即被重用，更得一佐证。怡亲王之母敏妃，即出身于章佳氏；又乾隆朝四督两江、为袁子才恩师的尹继善亦出身于章佳氏，后为怡亲王胤祥记室，雍正与章佳氏有特殊亲密的关系，是非常明白的一件事。只以雍、乾两朝，怡亲王胤祥与雍正之间的秘密删改殆尽，故不能明其究竟。但只看章佳氏之后，阿桂与尹继善在乾隆朝宠信不衰，则其先世必曾建殊勋，亦可想而知。
    张廷玉等三人，受命所谓“办事”，即是在“内廷行走”，做雍正的“特别助理”，主要的工作，即控制在京的高级知识分子，所以三人皆受命为翰林院的堂官。
    又，三人皆充圣祖实录副总裁，则于康熙“末命”一节，及皇十四子胤祯受命为“抚远大将军”，准用正黄旗纛旗，无异亲征，明示大位有归等等迹象，自能承志巧为掩没改饰，厥功亦殊不细。而张廷玉入直南书房，则更为雍正心腹中的心腹，此于当时政治体制，及后来乾隆杯葛张廷玉齮齕备至的过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得出来。
    按：清朝中央政制，在雍正七年军机处未设置以前，内阁的权力已大为削减，所处理者，大多为例行公文的“题本”。其重要而具机密性的事件，用封奏直达御前，有汉文、有清字，由皇帝亲自处理。其方式有三：一种是交有关衙门议奏，再作裁定；一种是就原折批示发回；一种是命侍卫或奏事太监口传谕旨。康熙又规定疆臣之外，某些人得以专折奏事，必须亲笔书写。目的除了增强效率以外，更有了解民隐、相互稽查的功用。
    此法至雍正更加扩大，并规定朱批谕旨，必须缴回。在雍正初即位时，派定总理事务大臣，略似以后的军机大臣。但雍正自“承末命”之时起，便面临着一场无比严重的政治斗争，此即如何得以保持及稳固篡夺的政权？为了要证明“天心默许”“大位早定”，他不是夺了他的同母弟皇十四子胤祯的皇位，曾连篇累牍地颁发朱谕。其时雍正的工作负荷，非常沉重，照例的仪注，如大丧的各种祭祀、母后宫中晨昏定省，已占去不少时间。而处理政务，仅接见总理大臣、看奏折，以及召见部院大臣暨三品以上文武官员赴外任前的“陛辞”“引见”，询问履历，慰勉指示，一天的时间已深感不足，更何来工夫，洋洋洒洒地写自辩的文章。
    因此，雍正必须找几个了解他意图，而文笔畅达快速的助手，置诸南书房，以文学侍从之臣的身份，为他代笔。其中最得力的就是张廷玉。
    张廷玉奉旨协同阿克敦、励廷仪“办事”，所办者即是此事。他在雍正元年正月入直南书房，中间且一度充顺天乡试副主考，入闱一月之久。到八月间即蒙御制诗之赐，所谓“大政资经画，吁谟待讨论”，可知其必参与雍正最高的机密。雍正许之为“栋梁材”，而“还期作霖雨”，又许之为宰相之器，可以造福苍生，即默许其不久即可入阁。果然，雍正七年“署理大学士事”，上距其初授侍郎只五年，初升尚书只两年，升腾不可谓之不速。
    雍正元年元旦，“颁诏训饬督抚提镇，文吏至于守令，武将至于参游，凡十一道”。此十一道上谕，备载实录，各就其职司所在，详细指示如何尽分供职，做一个好官。从来帝皇整饬吏治，未有如此明确具体者。这十一道上谕，我相信即出于张廷玉的手笔，其证据在后面要谈到，此不赘。
    有清自太祖天命元年丙辰至宣统三年辛亥，享祚两百九十五年，汉大臣所受的恩遇，恐无过于张廷玉。世宗大渐，张廷玉与鄂尔泰同受顾命，遗命他日配享太庙。按：佐命之臣，方得配享太庙，雍正十三年中，只怡亲王胤祥配享。我前面说过，胤祥曾替雍正顶罪，雍正酬庸之厚，亦所罕见，如特命世袭罔替，清初定制八“铁帽子王”，至此增而为九。张廷玉以汉大臣，不过供文字之役，非有出生入死的殊勋，亦未有舍身护主的大功，乃竟与怡亲王胤祥等量齐观，可知当夺位初起时，张廷玉参与最高机密，划策决疑，有助雍正定天下的大功劳。
    及至乾隆即位，张廷玉与鄂尔泰同封伯爵，加号“勤宣”。十一年，廷玉长子内阁学士张若蔼病殁，乾隆以张廷玉年逾七十，在内廷行走，需人扶掖，特命其次子庶吉士张若澄在南书房行走，以便照料。至十三年正月，张廷玉上疏乞休，以“年近八旬，请得荣归故乡”。此亦人情之常，但乾隆不准，纠葛由此而起，至死未罢。《清史列传·张廷玉传》，载其经过极详细，但未能搔着痒处，后世亦无言其事者，我今发两百三十年之覆。乾隆不准张廷玉回桐城，即因雍正如何夺位，如何弑兄屠弟，如何杀年羹尧、隆科多灭口，全本《西厢记》都在张廷玉肚子里，甚至他本人亦串演了类似红娘的角色。
    张廷玉乞休之疏既上，乾隆谕以“卿受两朝厚恩，且奉皇考遗命，将来配享太庙，岂有从祀元臣，归田终老之理？”从祀元臣，何以不可归田终老？乾隆是怕他一回文风极盛的桐城，必有人向他请教往事，作成记录，留下一段不知何时才会出现的秘史。所以一定要留他在京，以便监视。张廷玉不明此理，哓哓争辩，结果变成自取其辱。
    张廷玉留是留下了，但不免常有乡思，容貌消减。乾隆十四年正月，乃复颁上谕，以为张廷玉“生长京邸，子孙绕膝”，“原不必以林泉为乐”，准他“四五日一入内廷，以备顾问”。又说他在“城内郊外，皆有赐第，可随意安居，从容几杖，颐养天和”，并御制诗一章以赐。诗曰：
    职曰天职位天位，君臣同是任劳人。休哉元老勤宣久，允矣予心体恤频。潞国十朝事堪例，汾阳廿四考非伦。勖兹百尔应知劝，莫羡东门祖道轮。
    诗是标准的“乾隆体”，所谓“潞国十朝”，指文彦博十日一至都堂议事；“汾阳廿四考非伦”，用郭子仪二十四考中书令的典故，而“非伦”费解。但看“勖兹百尔应知劝”之句，可知乾隆平时不知劝慰过他多少次。张廷玉就因为不知劝，以致搞得灰头土脸。
    到了这年十一月，乾隆看他归心极炽，觉得“强留转似不情，而‘去’之一字实又不忍出诸口”，因为“座右鼎彝古器，尚缺久陈几席，何况庙堂元老，谊切股肱”？因此，特为派人去看张廷玉，将乾隆的意思告诉他，听他自行抉择。
    这是试探，而且乾隆已料到，张廷玉求去的成分较多，所以在上谕中埋伏着机关：第一，“座右鼎彝古器”云云，是将张廷玉比作一件老古董，此为以后贬低张廷玉贡献的张本；第二，“‘去’之一字实不忍出诸口”，见得皇帝对臣子依依不舍，如果张廷玉求去，则是臣子薄情。
    张廷玉得遂初衷，计不及此，只觉喜出望外。其时已定十六年初次南巡，所以他表示：“请得暂辞阙廷，于后年江宁迎驾。”事已如此，乾隆亦优诏褒答，准以“原官致仕，伯爵非职任官可比，仍着带于本身，俟来春冰泮舟行旋里，当另颁恩谕”。并期待十年以后“朕五十正寿，大学士亦将九十，轻舟北来，扶鸠入觐”。又御制七律三章以赐。诗曰：
    早怀高义慕悬车，异数优留为弼予。近觉筇鸠难步履，得教琴鹤返林闾。银毫无奈吟轻别，赤芾还看赋遂初。拟问兰陵二疏传，可曾廿四考中书。（其一）
    两朝纶阁谨无过，况复芸窗借琢磨，此日兰舟归意定，一时翰苑怅思多。善娱乡党销闲书，稳趁帆风送去波。南国诗人应面晤，为询食履近如何？（其二）
    坐谕朝夕久勤宣，间别何能独恝然。同事当年今几在？得余硕果又言旋。江湖卿乐真饶后，廊庙吾忧讵忘先。指日翠华临幸处，欢颜前席问农田。（其三）
    归田之愿，虽可得遂，但张廷玉另有一大顾虑，即是配享问题。由于乾隆曾说过：“岂有从祀元臣，归田终老之理？”则归田终老即难作从祀元臣。因此，张廷玉进宫面谒，免冠磕头，“请上一辞以为券”。这件事是做得冒昧了一点，乾隆除了勉从所请以外，又赋诗一首：
    造膝陈情乞一辞，动予矜恻动予悲。先皇遗诏惟钦此，去国余思或过之。可例青田原侑庙，漫愁郑国竟摧碑。吾非尧舜谁皋契？汗简评论且听伊。
    过去有人作打油诗，有“等因奉此”字样，自是游戏文章，但“钦此”入诗，则确有其事。“钦此钦遵”为“上谕”中习见之语，“惟钦此”者，唯有谨遵之意，下接“去国余思或过之”，意谓将来别有恩典，或者犹过于配享之荣。上半首的语气很好，但下半首大不对劲了。
    “可例青田原侑庙”，是用刘伯温的典故。刘伯温以休致之臣，而得从祀，有此前例，故可从张廷玉之请。“漫愁郑国竟摧碑”，征魏征之典，充分表现了乾隆的不满。魏征封郑国公，“摧碑”一事见《新唐书》本传：
    征亡，帝思不已，登凌烟阁观画像，赋诗悼痛。闻者媢之，毁短百为。征尝荐杜正伦、侯君集才任宰相，及正伦以罪黜，君集坐逆诛，孅人遂指为阿党。又言征尝录前后谏争语示史官褚遂良。帝滋不悦，乃停叔玉昏，而仆所为碑，顾其家衰矣。
    这已经很露骨地表明，他可以像唐太宗那样，给魏征写了碑文，复又取消。则此日所许配享的诺言，并非不可更改者，甚至已入太庙从祀，亦不妨撤出。
    最后两句则是负气之语，误会张廷玉有轻视他之意。反正诗中所透露的消息，非常不好，是谁都看得出来的。可能张廷玉真有倚老卖老的模样，竟不理会此一警告，当时就做错了一件事，谢恩竟不亲诣宫门，而令其子代奏。乾隆着军机处传旨，令张廷玉明白回奏。其时军机承旨者为傅恒及汪由敦。汪为张廷玉门生，自然将乾隆大为不满的情形，禀报师门。张廷玉第二天特为起个大早赶进宫去。不料这一来反而授人以柄，乾隆有一篇诘责的上谕，相当精彩，足以反映乾隆御下的手段。全录如下：
    朕许大学士张廷玉原官致仕，且允配享太庙之请。乃张廷玉具折谢恩，词称“泥首阙廷”，并不亲至，第令伊子张若澄代奏。因命军机大臣传写谕旨，令其明白回奏。而今日黎明，张廷玉即来内廷，此必军机处泄露消息之故。不然今日既可来，何以昨日不来？此不待问而可知者矣。夫配享太庙，乃张廷玉毕世之恩，岂寻常锡赍、加一官、晋一秩可比，不特张廷玉殁身衔恩，其子孙皆当世世衔恩。伊近在京邸，即使衰病不堪，亦当匍匐申谢。乃陈情则奏请面见，而谢恩则竟不亲赴阙廷，视此莫大之恩，一若伊分所应得，有此理乎？
    朕作赋诗，命翰林和韵，献谀者或拟以皋夔，比以伊周。夫皋夔尚可也，伊周则不可也。朕诗自有分寸，谓“两朝纶阁谨无过”，不为溢美之词，亦尚其实长也。若因此而称心满意，则并其夙所具之谨且忘之，而不谨矣。夫“可例青田原侑庙”者，刘基以休致之臣，而得配享，曾有此例，故事在可许。伊试自思，果能仰企刘基乎？张廷玉立朝数十年，身居极品，受三朝厚恩，而当此桑榆晚景，辗转图维，惟知自便。未得归则求归自逸，既得归则求配享叨荣，及两愿俱遂，则又视若固有。意谓朕言既出，自无反汗，已足满其夙愿，而此后更无可觊之恩，亦无复加之罪，遂可恝然置君臣大义于不问耳。朕前旨原谓，配享大臣不当归田终老，今朕怜其老而赐之归，是乃特恩也。既赐归而又曲从伊请，许其配享，是特恩外之特恩也。乃在朕则有请必从，而彼则恬不知感，则朕又何为屡加此格外之恩，且又何以示在朝之群臣也。试问其愿归老乎？愿承受配享乎？令其明白回奏。
    昨朕命写谕旨时，大学士傅恒及汪由敦免冠叩首，奏称张廷玉蒙圣恩曲加体恤，终始矜全。若明发谕旨，则张廷玉罪将无可逭，此已见师生舍身相为之私情。及观今日张廷玉之早来，则其情显然。朕为天下主，而今在廷大臣因师生而成门户，在朝则倚恃眷注，事事要被恩典，及去位而又有得意门生留星替月，此可姑容乎？
    夫君子绝交不出恶声。朕昨令写谕旨，意尚迟回，不欲遽发。及观张廷玉今日之来，且来较向日独早，谓非先得信息，其将谁欺？若将二人革职交王大臣等质讯，未有不明者。但朕既曲成其终，张廷玉纵忍负朕，朕不忍负张廷玉。然军机重地，乃顾师生而不顾公义，身为大臣，岂应出此？
    朕尝谓大臣承受恩典，非可滥邀，若居心稍有不实，则得罪于天地鬼神，必致败露。张廷玉一生蒙被异数，即使诈伪亦可谓始终能保。乃至将去之时，加恩愈重，而其所行有出于情理之外，虽欲曲为包容，于理有所不可，岂非居心不实之明效大验耶？天道之显著如此，为人臣者，其可不知所儆惕乎？可不知所改悔乎？
    按：乾隆朝军机处在鄂尔泰于十年四月病殁后，张廷玉因早奉旨，“不必向早入朝”，所以每天都由讷亲一人面对承旨，而汪由敦、蒋溥虽为军机大臣，实际工作如后来的军机章京。汉大臣如汪由敦之得以当面承旨，有一段故事。赵翼《檐曝杂记》载：
    军机大臣同进见，自傅文忠公始。高宗初年惟讷公亲一人承旨，讷公能强记，而不甚通文义。每传一旨，令汪文端撰拟，讷公惟恐不得当，辄令再撰，有屡易而仍用初稿者。一稿甫定，又传一旨，改易亦如之。文端颇苦之，然不敢较也。
    时傅文忠在旁，窃不平。迨平金川归，首揆席，则自陈不能多识，恐有遗忘，乞令军机诸大臣同进见，于是遂为例。诸臣既感和衷之雅，而文忠实亦稍释独记之劳。然上眷倚有加，每日晚膳后，阅内阁本章毕，有所商榷，又独召文忠进见，时谓之晚面云。
    当时军机大臣连张廷玉共为七人，而每日进见亦只傅恒、汪由敦二人。汪为雍正二年翰林，是科会试只朱轼与张廷玉两总裁。汪为张廷玉得意门生。雍正、乾隆皆深恶师弟援引、结成朋党，所以汪由敦维护师门，引起乾隆的误会，竟因而革去协办，留刑部尚书任，次年复降为兵部侍郎。
    至于张廷玉，当然不承认得到任何信息。于是又洋洋大篇地下一道上谕，这一次将史贻直拉了出来。上谕中说：
    张廷玉与史贻直素不相合，史贻直久曾于朕前奏张廷玉将来不应配享太庙。在史贻直本不应如此陈奏，而彼时朕即不听其言也。张廷玉奏请见面时，称外人亦有议将来不得配享者，朕问谓谁？即明指史贻直所言。及问以大学士员缺，即奏称汪由敦现在暂署，将来即可办理。其意谓在朝既与史贻直夙有嫌隙，今经休致，则史贻直独在阁中，恐于伊未便，故援引一素日相好之门生，则身虽去而与在朝无异。此等伎俩，可施之朕前乎？试思大学士何官，而可徇私援引乎？更思朕何如主，而容大臣等植党树私乎？史贻直即与张廷玉不协，又何能在朕前加以倾陷？若因张廷玉既去，即自矜得意，是亦自取罪戾耳。大臣等分门别户，衣钵相传，此岂盛世所有之事？
    乾隆上谕中，最可注意的是，史贻直与张廷玉“素不相合”，以及“曾于朕前奏张廷玉将来不应配享太庙”两语。史贻直与张廷玉同年，亦皆为年羹尧的同年，年羹尧一向尊重史贻直。有一次雍正问史：“你是否年羹尧所荐？”史贻直答说：“荐臣者年羹尧，用臣者皇上。”以奏对得体，为雍正颇所欣赏，直南书房。雍正三年四月，山西巡抚伊都望参年羹尧兼管河东盐务时，将其子年富、年斌“伪编商民，隐占盐窝”，派史贻直往查，据实奏复，证明他并非年党，所以亦为雍正朝始终信任不减的汉大臣之一。
    史贻直与张廷玉同年同直南书房，而素不相合，或许为雍正操纵的手段，但造成不合之故，当是因为对年羹尧的态度不同。年固有取死之道，但他本人的责任，只有三分之一；雍正纵容年羹尧骄恣不法，形如陷阱占三分之一；误会又占三分之一。在史贻直看，张廷玉应该奏谏疏导，不该推波助澜逢君之恶。这个看法跟乾隆是一致的。乾隆对雍正初年由夺位而引起的一连串纠纷，痛心疾首，力为斡旋，而对在雍正朝逢迎帝意的内外臣工，恶感颇深。孟心史先生著《清世宗入承大统考实》云：
    世宗承统一案，年羹尧、隆科多之关系既明，世宗与年、隆之决裂，自在国史及故宫已刊各档，毋庸悉数。惟此事真相，希世宗之指而推鞫成谳者，实为广西巡抚金鉷。有此成谳，而后有《大义觉迷录》之颁行，天下乃窥见其秘。在世宗自谓得此宣传可以移夺人意；及高宗则深恨宣传之功，适得其反。一嗣位即不恤世宗有子孙永不许翻案之谕，首诛曾静、张熙，毁禁《大义觉迷录》，又怒金鉷之多事，不若王国栋辈之模棱，反而掩此家丑。于是故挑金鉷过失，又出情理之外。
    金鉷为能员，亦为廉吏。乾隆找他的麻烦而无所得，只有不用。对于张廷玉，乾隆的态度，多少跟对金鉷是一样的。孟先生又说：
    考世宗于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己丑崩，高宗于柩前即位，至十月初八癸酉，即将阿其纳塞思黑子孙摒除宗牒一事，谓缘诸王大臣再三固请，非皇考本意，着廷臣议奏。同日翻曾静案谕云：“曾静大逆不道，虽置之极典，不足蔽其辜，乃我皇考，圣度如天，曲加宥宽。夫曾静之罪，不减于吕留良，而我皇考，于吕留良则明正典刑，于曾静则摒弃于法外，亦以吕留良谤议及于皇祖，而曾静止及于圣躬也。今朕绍承大统，当遵皇考办理吕留良案之例，明正曾静之罪，诛叛逆之渠魁，泄臣民之公愤。着湖广督抚，将曾静张熙即行锁拿，遴选干员解京候审，毋得疏纵泄露。其嫡属交地方官严行看守候旨。”
    十九日甲申谕：“《大义觉迷录》着照徐本所请，停其讲解。其颁发原书，着该督抚汇送礼部，候朕再降谕旨。”
    十二月十九日甲申：“曾静张熙伏法。”乃结《大义觉迷录》一案。此书遂更成禁毁之物，今所见者又成较罕见之秘籍矣。其间屡赦宥康熙诸皇子之在者，或其子孙，颇为世宗补过。
    曾静遣徒张熙投书岳钟琪，劝岳反清一案，为有清著名的文字狱。会谳王大臣议奏，曾静、张熙凌迟，嫡系亲属男子十五岁以上皆斩，而奉旨特赦曾静、张熙。反而是同案中被牵连的吕留良弟子严鸿达、沈在宽等，本身剉尸或凌迟，子孙遣戍，妇女入宫，处置极悖情理。而据雍正自言，所以赦曾静的唯一原因是，曾静所投“逆书”，指雍正“谋父”“逼母”“弑兄”“屠弟”四大款罪状，恰好给了他一个辩白的机会。在雍正六年十一月以后，迭有上谕，反复自辩。后来勒为《大义觉迷录》一书，奉旨通饬各省各县，每逢朔望在学宫与《圣谕广训》同为士子讲解。《大义觉迷录》中的上谕，动辄数千言，相信亦为张廷玉承旨而作。雍正御制文有云：
    朕侍皇考圣祖仁皇帝数十年，时时只聆圣训，今观臣工记载者舛错疏漏之处甚多。朕嗣统以来，元年二年内阁面奉之旨，书写时动辄讹舛。自张廷玉为大学士，听朕谕旨悉能记忆，缮录呈览与朕言相符。盖记载一事，良非易易，毫厘千里之差，不可不惧，是以诸臣欲记朕论者，朕皆令缮写进呈之后方许存稿，恐其失实以传讹也。
    这段话说得很清楚了，凡是雍正主动要发布的上谕，尤其是情节曲折，要在幽微之处能说服人的文章，自然非具有第一等驾驭文字能力者不办。但“吉人之词寡”，雍正夺位，以及其对兄弟的残酷，伤天害理，一望而知。独对曾静如此丑诋，反赦其罪，且特别宣示：“曾静等是朕特旨赦宥之人，彼本地之人若以其贻羞桑梓，有嫉恶暗伤者，其治罪亦然。即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之。”两相对照，何厚于狱囚，而薄于骨肉？所以越是写得详细，自以为滔滔雄辩，越令人齿冷。真所谓越描越黑。在乾隆想：“君子爱人以德，小人爱人以姑息。”张廷玉的忠爱，不免姑息，唯命是从一奴才而已。既非犯颜直谏的骨鲠之士，亦非正色立朝的大臣，从心底轻视其人。这一层，是张廷玉所想不到的，以致行事动乖上意。在下一年皇长子定亲王丧，初祭甫过，便欲动身，因此又碰了个大钉子。上谕责备他说：
    上年朕许伊休致回籍，伊即请面见，奏请恐身后不获蒙配享之典，要朕一言为券。朕以皇考遗诏已定，伊又无大过，何忍反汗？故特允其请，并赐诗为券。夫其汲汲如此者，直由于信朕不及，即此居心，已不可以对天地鬼神矣。又何可冒膺侑食之大典乎？及其谢恩，并不躬亲，经廷臣议处，朕仍加恩，宽留原职，并仍准其配享，且于陛辞之日，赐赍优渥，并令于其动身时，仍派大臣侍卫往送。伊遂心满意足，急思旋里。适遇定亲王皇长子之丧，甫过初祭，即奏请南还。试思伊曾侍朕讲读又曾为定亲王师傅，而乃漠然无情，一至于此，是为尚有人心者乎？
    张廷玉教乾隆读过书，此即诗中所谓“况复芸窗借琢磨”，而上谕则谓“曾侍朕讲读”，不承认张廷玉是师傅。乾隆自视天资超绝，一向不大尊重业师。至于张廷玉为“定亲王师傅”，传中无考。皇子读书在“上书房”，与“南书房”一东一西，皆在乾清宫对面，差使有“上书房行走”，即充皇子师傅之意。张廷玉一直是在南书房行走，不知何时曾授定亲王读。
    按：定亲王永璜，高宗第一子。乾隆十三年，高宗南巡回跸，孝贤纯皇后崩于德州，永璜迎丧，礼节多疏，为高宗痛责。张廷玉既为定王师傅，则其“不知礼”，自然师傅亦有过失。此亦很可能是乾隆对张廷玉不满的原因之一。
    永璜薨于十五年三月，乾隆对长子之殁，一改十三年切责的态度，仪典甚优，礼部奏请辍朝三日，改五日，初祭亲临奠酒。初祭在成服之后，丧服未除，亟亟告归，无怪乾隆大为不满，借此切责，提到不准他回籍的缘故，别有言外之意。上谕中说：
    朕从前不即令其回籍者，实朕之以股肱心膂视之，逾于常格之恩，而伊转以此怏怏。及至许其原官致仕，许其配享，则此外更无可希冀，无可留恋，惟以归田为得计矣。前于养心殿召对，奏称太庙配享一节，臣即赴汤蹈火，亦所甘心。夫以一己之事，则甘于赴蹈，而君父之深恩厚谊，则一切置之不顾，有是情理乎？
    乾隆在前面几次上谕中，一再表示，不过将张廷玉视作“鼎彝古器”而已。此谕忽又言“以股肱心膂视之，逾于常格之恩”，似乎前言不符后语，而实为暗示。因为此谕前面提到，世宗对张廷玉“不独任以股肱，亦且寄以心膂”，明言张廷玉曾参与最高机密，助世宗剪除异己，稳定政权。乾隆并不需要张廷玉这些帮助，但仍以“股肱心膂视之”，而“不即令其回籍者”，无异明告张廷玉，不放心他怀着一个极大的秘密归籍。
    又上谕中一再指责张廷玉“信朕不及”，亦等于在说：“你信不过我，我也信不过你。”此暗寓深意，张廷玉应该心照不宣，而一再忽略，使得乾隆疑心他有所挟持，恶感愈深，终于作了极犀利的诘责。
    他说，刘伯温当年是明太祖的从龙之臣，配享太庙尚不免訾议。问张廷玉扪心自问，较刘伯温如何？至于魏征仆碑是他身后之事，张廷玉则不必身后，此刻便当有自知之明，折中定论。乾隆自道：“朕岂肯为唐太宗所为？”意思即是不必等他将来将张廷玉撤出配享，此刻自己见机为妙。
    最后发下一张配享太庙各臣的名单，让张廷玉自己回奏，他应不应该配享？又说：“回奏到日，令大学士九卿等定议具奏。”
    这一下张廷玉大梦方醒，知道大糟特糟，求荣反辱，已不可免。倘不见机，则不仅受辱，且有家门之祸，于是具疏请罪：
    臣老耄神昏，不自度量，于太庙配享大典，妄行陈奏。皇上详加训示，如梦方觉，惶惧难安。复蒙示配享诸臣名单，臣捧诵再三，惭悚无地。念臣既无开疆汗马之力，又无经国赞襄之益，纵身后忝邀俎豆，死而有知，益当增愧。况臣年衰识瞀，愆咎日滋，世宗宪皇帝在天之灵，鉴臣如此负恩，必加严谴，岂容更侍庙廷？
    敢恳明示廷臣，罢臣配享，并治臣罪，庶大典不致滥邀，臣亦得安愚分。
    廷臣集议，不应配享，又以张廷玉种种负恩，应革去大学士。上谕宽免，张廷玉乃得于乾隆十五年以大学士致仕，回桐城养老。

 储麟趾

    储麟趾
    附记 朱荃
    张廷玉回籍，在乾隆十五年三月。家居未及半年，又出了一件祸事。四川学政朱荃，“匿丧赶考”，为御史储麟趾所参。八月间有上谕，兹分段引注如下：
    朱荃在四川学政任内，匿丧赶考，贿赏生员，并勒索新生规礼，赃私累累，实近年来学政所未有。
    按：“童试”两考，本县为初试，学政“按临”为院试，分两场，一正试、一复试，取中即是生员，俗称秀才。学政按临以府为单位，其间程序甚为繁复。朱荃大概当时已得丁忧的信息，本应立即卸任奔丧。为了贪图新秀才的贽敬，故意隐匿亲丧的噩耗，逐府赶考，并有贿卖情事，厥罪甚重。
    伊乃大学士张廷玉儿女亲家，其敢于如此狼藉婪赃，明是倚恃张廷玉为之庇护。且查朱荃为大逆吕留良、严鸿达案内之人，悻邀宽典，后复夤缘荐举，冒玷清华，本属衣冠败类。
    朱荃年辈，后于张廷玉甚多，当为晚一辈的姻亲。所谓“大逆吕留良、严鸿达案内”，即曾静一案，上谕有意讳言。兹检得雍正十年十二月上谕，曾静一案株连各人，最后定谳，有“朱霞山、朱芷年，从学严鸿达时，年尚幼小”，又“朱霞山、朱芷年着释放”。此朱芷年即朱荃。
    所谓“夤缘荐举，冒玷清华”，指朱荃应制科而言。雍正末年诏举博学鸿词，未及举行而世宗崩，乾隆遵遗志于元年丙辰九月举行，取中十五人，分别授职编修、检讨。次年七月，补试后到者，取中四人，授检讨及庶吉士各二，朱荃即为庶吉士。据《清代馆选分韵汇编》，朱荃字子年，号香南，浙江桐乡人，生员，乾隆二年丁巳补试鸿博，取列二等，授庶常，改编修。此朱子年即朱芷年，兰芷芬芳，由其号香南，可为改芷年为子年的确证。
    大学士张廷玉以两朝元老，严鸿达之案，缮写谕旨，皆出其手，岂不知其人，乃公然与为姻亲，是诚何心？
    严鸿达之案，即曾静之案。《大义觉迷录》所收多篇数千言的上谕，我断定为张廷玉承旨所作，今由乾隆此谕中，获得确证。朱芷年之被开脱，或者亦由于张廷玉的缓颊。果然如此，则不独述旨，即曾静一案，株连多人，定罪甚酷，恐亦不无张廷玉的意见在。
    在雍正年间，伊必不敢如此，即在伊平日谨守远祸之道，亦不当出此，而肆无忌惮至于如此，其负皇考圣恩为何如？其藐视朕躬为何如？张廷玉若尚在任，朕必将伊革去大学士，交刑部严审治罪。今既经准其回籍，着交两江总督黄廷桂，于司道大员内派员前往，传旨询问，令其速行明白回奏，再降谕旨。
    张廷玉深负三朝眷注之恩，即其不得行私而欲归之一念，已得罪天地鬼神，朕尚欲全其晚节。今乃种种败露，岂容冒叨宠赍，所有历来承受恩赐御笔、书籍，及寻常赍赏物件，俱着追缴。
    说雍正在日，张廷玉绝不敢与朱荃结亲，此确为诛心之论。乾隆对张廷玉的猜疑，至此又一变。最初是怕他回里之后，会泄露他所知道的先朝的秘密；再是疑心他“旋进旋退”，不愿实心辅佐；至此，认为他根本就没有把自己放在眼里。任何英主最不能忍受的就是这一点，乾隆自然要震怒了。
    在命黄廷桂派司道大员赴桐城面询张廷玉时，乾隆又特派内务府大臣德保，去追缴赏赍各件，哪知德保到了桐城，竟是抄张廷玉的家。后来上谕中说，是德保弄错了，将张廷玉的家产发还。这是“有意弄错”的，目的是借此抄一抄张廷玉私人收藏的文件，有无关于雍正夺位的任何秘密记录。否则抄家是何等大事，德保何能不弄清楚，贸然行事？就算德保是真的糊涂弄错了，乾隆必加严谴，何能不追究责任？
    张廷玉到此地步，除了服罪，更复何说？奏上交议，吏部议奏：“革去职衔，交刑部定议，以为负恩玩法者戒！”上谕宽免，但痛斥一顿：
    张廷玉身荷三朝厚恩，罕有伦比，且膺配享太庙之旷典，宜何如感激报效，以尽匪懈之谊。即年已衰惫，亦当依恋阙廷，鞠躬尽瘁，不忍言去。乃伊平时则容默保位，及其既耄，不得复行己私，但思归荣乡里，于君臣大义，遂恝然置之不问。以如此存心，不惟得罪于朕，并得罪于皇考。是以天地鬼神，显夺其魄，俾一生居心行事，至此尽行败露，情罪实属重大，即褫其官爵，加以严谴，亦不为过。
    至党援门生，及与吕留良案内之朱荃联为儿女姻亲之罪，在伊反为其小焉者矣。既经罚锾，且令追缴恩诺物件，已足示惩。若又如该部所议，革职治罪，在张廷玉忍于负朕，自所应得，而朕心仍有所不忍，着从宽免其革职治罪，以示朕始终矜宥之意。
    乾隆之为君也，英察有余、仁厚不足。对张廷玉的处置，迹近精神虐待。张廷玉想荣归故里，欢度余年，而求荣反辱，里居则不测之祸迭起。乾隆是有意报复，要让张廷玉觉悟，早知如此，不如留在京里，安富尊荣为得计。乾隆一生行事，类此刻薄之处，不一而足。
    张廷玉里居五年而卒。乾隆仍遵遗诏，配享太庙，恤典如常，谥文和。四十四年御制怀旧诗，列张廷玉于“五阁臣”中。诗曰：
    风度如九龄，禄位兼韦平，承家有厚德，际主为名卿。不茹还不吐，既哲亦既明，述旨信无二，万言顷刻成。缮皇祖实录，记注能尽诚，以此蒙恩眷，顾命配享行。及予之莅政，倚任原非轻，时时有赞襄，休哉国之桢。悬车回故里，乞言定后荣，斯乃不信吾，此念讵宜萌。臧武仲以防，要君圣所评，薄惩理固当，以示臣道贞。后原与配食，遗训敢或更，求享彼过昭，仍享吾意精。斯人而有知，犹应感九京。
    这首诗中，乾隆将他对张廷玉的看法，以及何以对廷玉不满，说得相当明白，其中最要紧的是：“述旨信无二，万言顷刻成。缮皇祖实录，记注能尽诚”四语，其中包含了许多故事。而张廷玉之终能配享太庙，则得力于“不茹还不吐，既哲亦既明”，言其始终能保持世宗的秘密之故。
    桐城张氏，在清初即为世家，至“廷”字辈而大昌，门第甚盛。张氏后裔今在台者想亦不少，恐不知其先德在有清三百年中，唯一以汉大臣配享太庙的内幕。至于乾隆之与张廷玉，恐尚有一段秘密瓜葛，与乾隆四年的一重疑案有关。这重疑案，治清史者从未有人说道，于今文献难稽，我亦只能一谈疑案之所以为疑而已。
    《清史稿·高宗本纪》，乾隆四年十月：
    己丑，庄亲王允禄、理亲王弘皙等，缘事宗人府议，削爵圈禁。上曰：“庄亲王宽免，理亲王弘皙、贝勒弘昌、贝子弘普，俱削爵。弘昇永远圈禁，弘晈王爵，是奉皇考特旨，从宽留王号，停俸。”
    壬寅……封弘?为郡王，袭理亲王爵。
    戊寅，弘皙坐问安泰，准噶尔能否找到京？上寿算如何？拟立绞，谕免死，永远圈禁，安泰论绞。
    如上摘录，显然又是一桩谋夺皇位的大案。但令人惊异者，除弘昇以外，获罪者都是为雍正所善视者。《清史稿·诸王列传》：
    胤禄精数学，通乐律，承圣祖指授，与修《数理精蕴》。乾隆元年，命总理事务，兼掌工部，食亲王双俸，二年，叙总理劳，加封镇国公，胤禄请以硕塞孙宁赫袭。寻坐事夺爵，仍厚分与田宅，时论称之。四年，坐与胤礽子弘皙往来诡秘，停双俸，罢都统。
    按：胤禄为圣祖第十六子，密妃王氏所出，精数学，通乐理，尤谙火器，乾隆的“武艺”大致皆为胤禄所授。雍正即位后，与胤祥同被重用，并以其继承庄亲王为嗣，袭爵并受遗产，当时颇遭非议，谓雍正有私心。竟卷入此一大案中，岂不可怪？
    理亲王弘皙，为废太子胤礽第二子。雍正夺位后，为修前嫌，封弘皙为理郡王，六年晋亲王。弘皙对雍正自然亦是感恩的。
    贝勒弘昌为怡亲王胤祥第一子，弘晈则为胤祥第四子，雍正八年特封宁郡王。弘普则为胤禄第二子。胤祥与雍正的关系，以前谈过，密切异常。其中唯一属于“异己”者是“永远圈禁”的弘昇，他是恒亲王胤祺之子。胤祺为人很老实，但他的生母及一弟，是雍正的眼中钉。胤祺的生母为宜妃，宜妃生两子，一个行五即胤祺，一个行九，便是遭遇最惨，为雍正改名塞思黑的胤禟。
    胤禄父子，及胤祥诸子，皆受雍正深恩。废太子胤礽虽亦为雍正所深嫉，但弘皙得封为亲王，则在雍正诸侄中，所遇独厚。乾隆自从做王子时，便得雍正的欢心，即位后几于明示将传位“宝亲王弘历”。这样一个为雍正所珍爱之子，则凡在受雍正深恩者，皆当翊诚拥戴，而居然图谋不轨，问及寿算，唯恐其不远死，岂不可怪？
    此为事理所绝不可解者。同时乾隆对此案的处理，务从宽大，仿佛亦不愿多事追究，更知其中必有不足为外人道的隐情。汉大臣中知道雍正骨肉之间隐私最多的张廷玉，是否牵涉在内，致为乾隆所深恶，亦是无从解答的一个谜。世传乾隆本为汉裔，出于“海宁陈家”，孟心史先生曾为文辟其妄。但乾隆为汉裔，大致可信，吾友庄练曾考证乾隆生母为热河避暑山庄一李姓宫女，旁证极多，假设应可成立。或者此即“不足为外人道的隐情”，为导致乾隆四年十月庄亲王胤禄获罪的由来。

 眭朝栋·孟传金

    眭朝栋·孟传金
    附记 于敏中 柏葰 陈孚恩 王鼎父子
    清朝本不杀言官，有之自眭朝栋始。朝栋字树人，号晓章，江苏山阳人，两榜出身。乾隆二十五年由刑部郎中考选陕西道御史。未充御史以前，已入直军机。凡御史充军机章京者，不得行使建言之权，此为军机处规制。所以管世铭预备劾和珅时，先要请求免直。但在乾隆二十六年以前，并无此禁例，其事即由眭朝栋而起。郭则沄《南屋述闻》记：
    枢直御史昔不禁言事，其有禁者，惩于眭朝栋之狱也。乾隆辛巳会试期前，朝栋奏请援先朝故事，别试回避卷。上疑其子弟有应会试者，虑已入分校，故预为会奏，乃特点朝栋充同考官，而令试官于入闱时，各自书应回避之亲族，及列单进呈。则朝栋别无子弟，而总裁刘文正、于文襄，应回避者甚多。
    是时二公皆居枢府，朝栋以御史留直，当上南巡启跸，曾密谕刘、于二公主会试，意必语泄，而眭为二公地也，竟下刑部治罪，坐结交内侍例，罹大辟。二公知其冤，而已亦冒嫌，不敢营救，自是枢垣遂为时论指摘之薮，而留直御史，无复抗章者矣。
    按：乾隆二十六年正月，奉皇太后巡五台，谒世宗泰陵，并将赴山西平阳行围，预计四月初方能回京，于是预先点派刘统勋、于敏中为会试总裁。刘、于其时皆为军机大臣，刘统勋序次在傅恒、来保之后，于敏中则甫入军机一年。乾隆因眭朝栋一奏，疑心他有子弟赴会试，而本身又可能点同考官，则子弟应加回避，故有别试之请。及至眭朝栋点了同考，书写应回避的亲族，发觉刘、于两家的子弟甚多，于是大为怀疑。
    表面上看来，仿佛眭朝栋讨好刘统勋、于敏中，实际上是疑心刘统勋、于敏中授意眭朝栋作此尝试。杀眭朝栋，正所以警惕刘、于。此亦乾隆驭下的巧妙手段之一。
    乾隆自是英主，但帝皇的大毛病，除祠祷外，游观、土木、黩武三事皆犯，以致大损国力，当其极盛，亦即为爱新觉罗皇朝衰落的开始。但道光以后，犹得有短暂的“同光中兴”，则以历朝皆注重培养人才。而乾隆特重科举，寒士而为真才，必能扬眉吐气，此为培养人才最要之着。及至道光年间，曹振镛、穆彰阿先后用事，政风不振，科场风气亦坏。于是乃有咸丰八年戊午的大狱，大学士柏葰斩于西市。其事发端于监察御史孟传金一疏，亦一有名的柏台故事，撮叙其始末如次：
    咸丰八年戊午，顺天乡试派出考官大学士柏葰、户部尚书朱凤标、吏部侍郎程庭桂。发榜以后，流言四起，第七名举人旗人平龄，当入闱之时，竟在某处串戏，可知必有枪替。但闱中有弊，竟由副主考证实，于是案子一发不可收拾。《清朝野史大观》记：
    天津焦佑瀛，时以五品京卿充军机领班章京，为其太夫人称寿于湖广会馆。大僚半在座，程楞香庭桂，是科副主考也，谈次，述闱中正主考柏葰，有改换试卷取中事。于是载垣、端华、肃顺，均不满于柏，思中伤之。适御史孟传金，奏第七名举人平龄，素狎优伶，请推治（平后瘐死狱中）。文宗大怒，饬侍卫至礼部，立提本科中式朱墨卷，派大臣复勘，牵出诗文悖谬之卷甚多。载垣与端、肃，乘间耸动，下柏家人靳祥狱，褫柏职，特派载垣、端华、全庆、陈孚恩会讯。
    焦佑瀛为辛酉政变主角之一，虽为“达拉密”，但以所谓“三凶”的支持，势焰张甚，京中提起“焦大麻子”，几于无人不知。
    孟传金字胪卿，号小圃，直隶高阳人，道光三十年进士，由礼部郎中转江南道御史。因劾奏此案，兴起大狱，多责其多事，竟至蹭蹬一生。言官闻风言事，实无足责，但因适为肃顺所利用，故为人所恶。
    又于案外访出同考官郎中浦安，与新中式之主事罗鸿绎通关节。罗对浦吐供不讳，居间为罗乡人兵部主事李鹤龄，并逮李。时罗识颇严，都中人无敢谈是事者。
    未几，查出程庭桂子炳采，收受熊元培、李旦华、潘敦俨赂，代谢森墀关说。程氏父子亦入狱。讯程时，程面诘孚恩曰：“君子即曾交关节在我手，君知之乎？”孚恩嗒然。次日急具折自行检举，得旨逮孚恩子，孚恩毋庸回避，孚恩终以儿子事不乐。
    潘父为侍郎，孚恩稔知其与程交密，乃以危事挟侍郎自首，侍郎恐，如其教，而子亦入狱矣。李清风，告病在籍侍郎也，因子旦华事，忧惧病加剧，竟死。余牵累者，惟彭祖彝查无实据。
    按：陈孚恩，江西新城人，拔贡出身，为“穆门十子”之一；穆彰阿败，改投肃顺。此人善于逢迎，一向不惮助人为恶。《十朝诗乘》记一事云：
    琦善丧权辱国，而穆鹤舫相国柄政，与相朋比，阴袒之。王文恪自河工还朝，屡进言不得，愤甚，一日召对，力荐数人，邓嶰筠与焉。上顾而言他，既而曰：“尔疾未愈，盍少休，何亟亟为？”文恪犹有言，上拂衣起。文恪挽裾大言曰：“皇上不杀琦善，无以对天下；老臣知而不言，无以对先帝。”益干上怒。
    次日，怀封事诣直庐，欲俟枢臣退直，面致之。是日下直特晏，觅文恪，已缢于别院，怀中封事尚在。急令舁归救治，已不及。文恪子小厓，受人恫吓，竟灭其疏，以疾卒上闻。
    相传文恪之薨，陈子鹤尚书时为枢僚，承穆相意，奔问，谓公子小厓：“遗疏上，圣怒且不测，不若隐之，可全恩礼。”小厓怵于利害，勉从之。于是文恪饰终得优恤，而子鹤骤贵。杨性农太史彝珍为赋《东郭有嗥狗》云：“东郭有嗥狗，旦暮啮我缎。欲语不敢吐，坐恐贫无家。青天照明月，罗幕翻重遮。低徊就别室，百忧稠如麻。空床甘独守，但感恩无涯。匣中所赐珠，夜静犹光华。深堂鸣锦瑟，列坐多新娃。不察孤衷苦，笑语纷欢哗。起叹倚庭柱，深厌年华赊。一死明寸心，妾土生铜花。铸作双秦镜，贻君长避邪。”诗旨隐约，哀文恪也。
    其事在道光二十二年二月。王文恪即乾隆特点为状元的王鼎，穆鹤舫即穆彰阿，文忠者林则徐。小厓为王鼎之子王沆，道光二十年庚子进士，点庶吉士，其时犹未散馆。陕甘同乡以其不能成父之志，多加轻视，王沆以编修郁郁而终。
    回头再谈戊午科场案，柏葰、浦安、罗鸿绎、李鹤龄皆大辟。《清人笔记》述柏葰事云：
    行刑之日，各犯官皆赴菜市口，候驾帖一到即行刑。
    是日柏葰照例冠摘缨冠，衣元色外褂，同赴菜市口。先向阙谢恩，静候驾帖，时谓其子曰：“皇上必有恩典，我一下来即赴夕照寺候部文起解，尔回家速将长途应用之物赶紧送来。”
    盖向来一二品大员临刑时或有格外恩典。柏意谓非新疆即军台，故云至夕照寺候起解也。言甫毕，见刑部尚书赵光一路痛哭而至。尚书盖在内廷候驾帖者，柏一见云：“完了，完了。皇上断不肯如此，必肃六从中作祟。我死不足惜，肃六他日亦必同我一样。”云云。刽子即屈左膝半跪送中堂升天矣。
    闻是日赵光候驾帖时，宣宗持朱笔颇迟疑，并云：“罪无可逭，情有可原。”肃顺在旁曰：“虽属情有可原，究竟罪无可逭。”上意犹未决，肃顺即夺朱笔代书之，赵光一见即痛哭出宣武门矣。
    柏死后有人挽以联云：“其生也荣，其死也哀，雨露雷霆皆主德。臣门如市，臣心如水，皇天后土鉴孤忠。”盖此等挽联最难着笔，此联颇能得体也。
    此案处置诚然过苛，且肃顺出于私意，借此打击政敌。而陈孚恩在其间翻云覆雨，持法不得其平，凡此均大有可议。但是，对于整饬科场风气，不能说是没有帮助。当时有人论此案云：
    咸丰戊午顺天乡试大狱，伏法者正考官大学士柏葰、同考浦安、士子平龄等，又场外传递之程某，而遣戍革职者不知凡几。原参御史孟传金，初固不料如是之严惩也。
    自道光以来，凡士子来京应试，遇同乡京官之考差者，必向之索关节，谓之“条子”。不必一定为利，亦有为收门生计者，亦有博延揽人才名者。若不向之索条子，则其人必见怪，以为此士“瞧不起我”，因而存芥蒂者有之。故热中之士，亦乐得乞条子也。此风已久，昌言无忌，恬不为怪。
    观此可知程庭桂于焦佑瀛母寿应酬席者，公然谈论此事，原为当时习见的风情。孟传金可论其事，作为建议，遽以入白简，未免过分，因而不能见谅于人。
    及戊午事起，而此风遂绝。事后执政诸大老，皆觉杀人太多，追咎孟御史多事，摭他事发回原衙门。自是科场严肃者十年，己未会试，奉特旨加倍严搜，片纸只字皆不敢挟入。
    按：己未为咸丰九年，是科会试四总裁为大学士贾桢、刑部尚书赵光、户部侍郎沈兆霖、工部侍郎成琦。
    至同治改元，慈禧秉政，博宽大之名，凡派搜检之王大臣请训时，必论之曰：“勤惯当差，莫要多事。”即隐示以勿搜也。而士子之怀挟，直可设一绝大书肆矣。
    至同治庚午科，江宁有刘汝霖者，时文高手也，为人代作而中。嗣是每科富贵子弟，皆刘之生计矣，刘成进士始已。
    按：同治九年为庚午，江南主考为赞善铭安、编修林天龄。刘汝霖中光绪六年庚辰科三甲八十五名进士，其上一名，即庚子草宣战诏的连文冲。庚辰科为名榜，翁同龢所主持，李慈铭、梁鼎芬、于式枚、王懿荣、安维峻、郭曾炘、徐琪，皆为此科出身。
    又按：同治庚午至光绪庚辰，历癸酉、乙亥、丙子、己卯五种乡试。刘汝霖如其所言为乡试枪手，则已造就五名举人了。
    继起者为陈光宇，为周钺，皆江宁枪手之卓卓者，所代中不知凡几？陈入翰林后，竟因此永不准考差。
    按：陈光宇字玉三，光绪十六年庚寅翰林。是科会元，即夏元瑜兄尊人夏别士曾佑先生。
    周后亦分发河南知府。继陈、周而起者无数矣，直至停科之日止。盖江南一闱，行贿于考官者尚无其人，惟代作者实系有徒。
    按：光绪进士题名录中，无周钺；嘉庆六年二甲八十九名周钺，则河南商城人。
    北闱自光绪改元后，此风亦盛。初犹乡试为之，继乃会试亦公然为之。戊戌会试，有宝应刘某者，以一人而中三进士，且得一会元，执政知之，廷试时会元与刘皆抑至三甲。会元用中书，刘用主事，二人书法皆佳，皆可得翰林者也。当道不敢兴大狱，聊示薄惩而已。
    按：光绪戊戌会试四总裁为孙家鼐、徐树铭、徐会沣、文治，声望皆平庸。会元则为太仓陆曾炜，翁同龢谓其为“星农之堂弟”。星农为陆增祥，道光三十年庚戌状元，官至湖南辰沅道。陆曾炜殿试名次为二甲五十四名，非三甲。所云“宝应刘某”，查题名录是科姓刘者共十人，无江苏宝应人。但此十刘，无一点为庶吉士，则所言或者不虚，故意讳其籍贯而已。
    至湖南主考杨泰亨，陕西主考周锡恩，浙江主考费念慈，大张旗鼓，出卖举人，更卑不足道矣。此科场气运之所以终，而国之所以亡也。
    按：周锡恩早在十九年放浙江主考后，即为李慈铭所纠参。此人为光绪九年癸未翰林，湖北罗田人，字伯晋。翁同龢日记，光绪十九年六月十三日，亦即周锡恩放浙江副主考的第二天记：
    未正周伯晋（锡恩）来长谈。此人于小学、易理（讲象数）、骈文、诗、古文皆通，于楚北情形犹熟，通才也（香涛之高弟子）。
    鲁迅的祖父周福清，以为人经手贿过关节为常业。此科原是向周锡恩期约贿赂，不意在苏州投信时，误遣一不知轻重的蠢仆，通贿之信落入正主考殷汝璋手中，以致败露。周福清定罪斩监候，系狱数年，至庚子之乱，始得释出。鲁迅之遭家难，即指此事，对于他们兄弟性格之形成，有极大的影响。我曾作《鲁迅心头的烙痕》一文，刊于《中华日报》副刊，考出周福清所行贿的对象，非同年的殷汝璋，而为同姓的周锡恩。今观此记，谓周锡恩于光绪廿八年放陕西主考，“大张旗鼓，出卖举人”，适足为我的考据，得一有力的考证。

 沈淮·游百川·德泰·陈彝

    沈淮·游百川·德泰·陈彝
    附记 恭亲王 醇亲王 王庆祺
    在同光之交，柏台故事中有两大事件，皆与宫廷有关，一为修园庭，一为争立嗣。
    当同治七年，洪杨、“捻匪”先后平定，穆宗亦将亲政。慈禧太后自觉辛苦数年，金瓯无缺，对爱新觉罗皇朝来说，是一大功臣，应该享享清福了。内务府窥承意旨，乃有修圆明园之议。想不到的是，此议发端于御史。其人叫德泰，正黄旗满洲人，由刑部员外，补授山东道御史。听了内务府一个库守贵祥，贸然上奏，按亩收捐，修复园庭。大乱甫平，正当与民休息之时，而竟有此荒谬的建议。恭王大怒，集王大臣议，亦无不以为应该痛斥。于是而有八月初一的上谕：
    前日据御史德泰奏请修理园庭，以复旧制，并称内务府贵祥有拟就章程五条，既不动用库款，又可代济民生，条理得宜，安置有法度等语。当谕军机大臣将德泰代递贵祥所拟章程呈览，详加披阅，荒谬离奇，实出情理之外。当此军务未平，民生困苦流离，朝廷方欲加意抚恤，以副视民如伤之际，乃该库守则请于京外各地，按户按亩按村，鳞次收捐，如此扰害闾阎，尚复成何政体？前明加饷派饷，以致民怨沸腾，国事不可复问。我列祖列宗屡次引为殷鉴，中外大小臣工，讵不深知。况御史为言事之官，其于国计民生有碍者，正当力陈其弊，藉资补救，不意德泰所陈，欲违列圣之遗训，反欲朝廷剥削小民，动摇邦本，至以贵祥所拟章程为可取。且云于国计民生两有裨益，丧心病狂，莫此为甚。德泰着即革职，库守贵祥以微末之员，辄敢妄有条陈，希图渔利，着即革去库守，发往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以为莠言乱政者戒。
    德泰为清议所讥，亦不见容于同列，上吊自杀。但民间舆论，自然欢迎这一道上谕。翁同龢其时正请假回籍葬亲，途次日记：
    御史有据内务府微员之请，疏乞修复淀园者。集王大臣议，议上，谕旨切责妄言之罪，御史落职，内务府官发黑龙江为奴。德音涣然，中外相贺。
    到了同治十二年春天，此议又起，主其事者，是内务府堂郎中文锡。其时“亲政”“大婚”两大典相继告成，下一年又是慈禧四十万寿，便拿奉太后颐养天年为名，着手筹备。经过半年的筹备，到了九月下旬，慈禧太后万寿将近时，穆宗下了一道朱谕：
    朕念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十一年来，朝乾夕惕，备极勤劳，励精以综万机，虚怀以纳舆论，圣德聪明，光被四表，遂致海宇升平之盛世。自本年正月二十六日，朕亲理朝政以来，无日不以感戴慈恩为念。朕尝观养心殿书籍之中，有世宗宪皇御制圆明园四十景诗集一部，因念及圆明园本为列祖列宗临幸驻跸听政之地。自御极以来，未奉两宫皇太后在园居住，于心实有未安，日以复回旧制为念。但现当库款支绌之时，若遽照旧修理，动用部储之款，诚恐不敷。朕再三思维，惟有将安佑宫供奉列圣圣容之所，及两宫皇太后所居之殿，并朕驻跸听政之处，择要兴修，其余游观之所，概不复修。即着王公以下京外大小官员量力报考捐修，若总管内务府大臣于收捐后，随时请奖。并着该大臣等核实办理，庶可上娱两宫皇太后之圣心，下可尽朕之微忱也。特谕。
    于是陕西道御史沈淮，上疏谏阻，穆宗震怒，特地召见。陈康祺《郎潜纪闻》记其事云：
    当园神工议兴，中外错愕，台谏中惟沈桐甫侍御淮，首上书力争。上震怒，立召见，谕以大孝养志之义，沈素讷讷，青蒲独对，慑于天威，但连称兴作非时，恐累圣德而已。
    沈退朝过予，予曰：上圣明，丈宜补草一疏，剀切和平，必回天听，大略谓天子以天下养，凡可以博亲欢者，何敢顾惜帑项。然淀园之毁，非由天灾。今时事艰难，仇人在国，即库藏充溢，亦不当遽议兴修。皇上之意原为两宫颐养起见，但臣恐园工落成，两太后入居其中，反觉愀然不乐，顾皇上自强不息，时时以继志述事为念，则所以仰慰文宗及两宫皇太后者，于孝道尤为光大云云。如此立言，上必感悟。沈丈深韪予言，拟次日削稿，又次日封上。
    事实上沈淮未再上疏，另一福建道御史游百川起而响应。沈淮字东川，浙江宁波人。游百川则是山东滨州人，字汇东，他是翰林出身，奏折写得很婉转，但仍旧惹得穆宗大为光火。上谕多负气之语，大为失态。
    由于游百川革职，而上谕似乎不可理喻，台谏认为犯颜直谏，除了招祸以外，而且情势会越说越僵，于公于私，都无好处，因而相率不言。
    至于中外大臣、翰林讲官，倒不断有奏谏，只是穆宗之后有慈禧太后在，所以奏折类皆留中不发。而自同治十二年秋天至第二年夏天，穆宗复有借视察园工而微服冶游的情形，因而爆发了同治十三年七月十六日的大风波。由恭王领衔，列名者御前大臣惇王、醇王、僧格林沁之子袭王爵的伯彦讷谟祜、额驸景寿、贝子奕劻，军机大臣文祥、宝鋆，师傅李鸿藻、翁同龢等共十人，共上“敬陈先烈，请皇上及时定志用济艰危折”，计陈六事：畏天命、遵祖制、慎言动、纳谏章、重库款、勤学问。并声明：“至其中不能尽达之意，臣等详细面陈。”
    奏上，穆宗置之不理，恭王坚请召见，乃于十八日召御前及军机。李鸿藻以军机资格随班入见，翁同龢不与，共九人入见于养心殿。《吴汝纶日记》“时政类”载其事极详，足为信史：
    见都下某官与某中丞书，言停罢园工之事云：七月十八日，政府亲臣闻大内将于二十日园中演戏，十余人联衔陈疏，复虑阅之不尽，乃先请召见，不许，再三而后可。
    疏上，阅未数行，便云：“我停工何如，尔等尚可哓舌？”恭王云：“臣某所奏尚多，不止停工一事，请容臣宣诵。”遂将折中所陈，遂条读讲，反覆指陈。上大怒，曰：“此位让尔如何？”文相伏地一恸，喘急几绝，乃命先行扶出。
    醇王继复泣谏，至微行一条，坚问何从传闻？醇王指实时地，乃怫然语塞。传旨停工。
    至二十七日召见醇王，适赴南苑验炮，遂召恭王，复询微行一事，闻自何人？恭王以臣子载澂对，故迁怒恭王，并罪澂也。又某枢直言：二十七日原旨中，有“跋扈弄权，欺朕年幼，着革去一切差使，降为庶人，交宗人府严行管束”等语。文祥接旨，即陈片奏，将朱谕缴回，奉旨着不准行。复奏请暂搁一日，明日臣等有面奏要件。比入，犯颜力争，故谕中有“加恩改为”字样。
    逾日复草革醇王谕，不知何人驰诉，忽传旨召见王大臣，不及阁学。时已过午，九卿皆已退直，惟御前及翁傅直入弘德殿，见两宫垂涕于上，皇上长跪于下，谓十年以来，无恭王何以有今日，皇上少未更事，昨谕着即撤销云云。
    以上所记，于七月二十七日以前的情形，非外间所能知，尤详于八月十八日召见的经过，殊为可贵。但第二次召见御前、军机及翁同龢，以及降旨革去恭王爵衔等，稍有未逮，自应以翁同龢亲历所记为可信。翁记：
    七月廿九日：晴热。辰入至昭仁殿庐，闻有御前军机合起已下矣。仍上，午初一刻忽传旨，添臣龢起，随至月华门，见诸公成在，略坐，问上意如何，缘何事召对及小子？则云大抵因园工责诸臣何以不早言，并责臣龢此次到京何以无一语入告。午初三刻随诸公入对，上首责臣因何不言。对曰，此月中到书房才七日，而六日作诗论，无暇言及，今蒙询及，即将江南民间所传一一详述，并以人心涣散为言，语甚多，上颔之。其余大略诟责言官，及与恭、醇两王复辩难，且有“离间母子、把持政事”之言，两王叩头申辩不已。
    臣徘徊进曰，今日事须有归宿，请圣旨先定，诸臣始得承旨。上曰待十年或二十年四海平定库项充裕时，园工可许再举乎？则皆曰如天之福，彼时必当兴修，遂定停园工修三海而退。凡五刻，同至军机处拟旨，复同阅斟酌毕，坐内务府朝房，递后留饭。
    申初朱谕一道封下，交文祥等四人，余等即退出，微闻数公邸之失，革去亲王世袭及伊子载澂贝勒也。文祥等请见不许，递奏片请改不许，最后递奏片，云今日俱散直，明日再定。申正二刻停园工一件述旨下，无更改，遂出。访兰孙谈朱谕诸事，有“跋扈、离间母子”，又有“欺朕之幼，奸弊百出，目无君上，天良何在”等语，皆传闻未的也。
    七月三十日：晴。辰入，见枢廷御前皆在殿庐，盖同一起，犹未下也，二刻许即下，无书房，余等亦退。是日奉朱谕，自朕亲政后，恭亲王对召时，言语诸多失仪，加恩革去亲王世袭罔替，降为郡王，伊子载澂革去郡王衔贝勒。
    八月初一日：晴，清晨拜祠堂。出门谒客，送李若农，谈钟鼎古文奇字，不觉久坐，巳正归家，则苏拉送信被召，急驰而入，已散门矣。至内务府朝房，请兰孙出，告以故，并问须请处分否，即出。是日本四起，一军机，一钱宝廉，一宝珣，一六部官及阁学，俄顷，撤钱宝廉及六部起，添召军机御前及臣龢，龢既未至，待良久，比入则两宫皇太后御宏德殿宣谕诸臣，念恭亲王有任事之勤，一切实还。上侍立，亦时时跪而起奏。三刻毕，并谕李鸿藻传谕臣龢请书当切实明白，务期有益。明发一道，复恭亲王亲王世袭罔替及伊子贝勒。夜访兰孙。
    君臣冲突，最严重的是八月初一那天，穆宗曾欲尽革上疏十人之职。翁同龢日记未载此事，独见于《越缦堂日记》：
    其疏草（按指陈六事之疏）出于贝勒奕劻，润色之者李（鸿藻）尚书也。上大怒，醇王三进见，以死要上下停园工诏。上益怒。今日有朱谕，尽革惇王、恭王、醇王、伯王、景寿、奕劻、文祥、宝鋆、沈桂芬、李鸿藻十人职，谓其朋比，谋为不轨，故遍召六部尚书、侍郎、左都御史、内阁学士，即将宣谕。两宫闻之，亟止上勿下，因出见军机大臣、御前大臣，慰谕恭王，还其爵秩云。
    园工虽停，但有修西苑与南、中、北三海的工程，所以穆宗仍有微服冶游的机会。见于翁同龢日记，可考者如下：
    八月十八日：此两日上连幸南北海，晚膳后始还，故无书房。
    按：宫中晚膳为下午四时（申正），至六时（酉正）则宫门下钥。通常驾出，必在申正之前还宫。
    九月初十：午初三刻上至，讲书毕，读古文，余等先退。已而中官传旨，独召王某入，写诗一首而退。
    “王某”即王庆祺，为穆宗冶游的罪魁祸首。所谓“写诗一首而退”，乃王庆祺自言奉召的缘故，其实非进春方，即进春册。
    八月十二日：午初三刻上至，臣与王庆祺偕入，而令臣下取诗本。
    此为借故遣开翁同龢，以便密语。
    九月廿二日：昨日有马车惊逸入神武门，至景运门而止，护军参奏该班官兵矣，然同坐车者中官（上乘轿）小李，照旧当差莫问也。
    十月廿三日：访兰孙，知数日内事，有旨掌院保南斋翰林，口敕宝鋆与王公庆祺商酌，次日特召王公见于乾清宫。
    “南斋”为南书房；“掌院”则翰林院掌院，此时由宝鋆兼领。保南书房翰林，特命宝鋆与王庆祺商酌，其红可知，但好景不长，至十月底，大清朝开始遭遇了极严重的危机。
    十月三十日：连日圣体违和。
    十一月初一日：知圣体发疹。
    十一月初二日：五更起，辰初到东华门，闻传蟒袍补褂，圣躬有天花之喜……出城访兰孙，甚彷徨，仍入城。是日同僚王君未约而至。
    此王君即庆祺，“不约而至”亦以心怀不安，而来打听消息。而穆宗天花虽出，却以引起梅毒并发症，延至十二月初五“六脉俱脱，酉刻崩逝”。
    王庆祺如何送穆宗一条命，《清朝野史大观》有一条记载，颇为详实：
    清穆宗御极时，春秋鼎盛，好微服冶游。然微行时从者仅一二内臣，若无便给之士为其狎邪侣，未能曲尽游兴。
    京师著名之饭庄，曰宣德楼。一日王景琦太史偕某部郎小酌楼中，王擅二簧，某部郎长昆曲，乃以红牙檀板各献所长。一曲既终，隔座一客欣然至前，询太史等姓名官阶，曰：“所奏曲良佳，盍为我再奏一曲。”
    视其人气度高华，口吻名贵，太史心知其异，乃如命为之再歌。歌未竟，蓦有二少年被玄服立帘外探望，见客则拱立肃然。俄而车马喧阗，人传恭王至，行马数十，奉一朱轮车停楼下，恭王从容下车，入与客耳语，久之客始微颔，怏怏从之去。
    客登车，恭王为之跨辕，游龙流水，顷刻已渺。太史与某部郎皆心惊不已，知遇上也。不数日上谕下，二人皆不次晋秩，某部郎以枉道为耻，辞不拜。太史则数迁至侍郎、宏德殿行走，所以蛊惑上者无所不至，上竟以此得痼疾不起。
    所谓出痘者，医官饰词也。及薨，人有撰挽联讽其事者云：“宏德殿、宣德楼，德业无疆，且喜词人工词曲。进春方、献春策，春光有限，可怜天子出天花。”王后为陈六舟弹劾革职，永不叙用。陈疏如神禹之鼎，而措词又含蓄得体，惜不记忆云。
    穆宗一崩，杀了好几个太监，但对罪魁祸首的王庆祺，却无奈其何。因为如果说他导帝冶游，彰先帝之丑，岂非有伤国体？是故朝中上下切齿，而欲加之罪，适患无辞。后来是湖广道御史陈彝，即陈六舟，打听到王庆祺好些劣迹，才有了参劾的材料。
    王庆祺是京东宝坻人，他的父亲叫王祖培，道光二十年两榜出身，当了一辈子的穷翰林，直到同治九年才放了广东主考。广东因为有独一无二的赌博“闱姓票”的缘故，凡放学政、主考，都是第一等的肥差。哪知王祖培走到江西，一命呜呼。江西巡抚刘坤一，为他料理后事，也替他凑到一笔颇为丰厚的奠仪，等王庆祺去盘灵。
    哪知王庆祺竟不回宝坻原籍，南走广东去打秋风。两广总督瑞麟与慈禧太后同族，而且与慈禧母家有很深的渊源，颟顸无能而官运亨通，得力在生性慷慨。所以除本人厚馈之外，又授意这年承办“闱姓”的南海伍家，送了一大笔钱给王庆祺。
    同治十一年秋天，王庆祺服阕赴都，仍授原检讨，这年冬天，便有非凡的奇遇。第二年正月，奉旨在弘德殿行走，这年癸酉乡试，王庆祺放了河南副主考。撤棘以后，流连大梁风月，招呼过哪些姑娘，言者举证历历，不像是冤枉他的话。
    于是陈彝上了个奏折，措辞含蓄得体：
    侍讲王庆祺，素非立品自爱之人，行止之间，颇多物议。同治九年，其父王祖培典试广东，病故于江西途次。该员闻丧之后，忘哀嗜利，复至广东告助。去年王庆祺为河南考官，撤棘后公然微服冶游。举此二端，可见大概。至于街谈巷议，无据之词，未敢渎陈，要亦其素行不孚之明验。
    当王庆祺入直时，编修张英麟亦同被恩命，很见机地看出将来会有大麻烦，乞终养而归。《十朝诗乘》载：
    王庆祺之入直讲幄，张振卿都宪师，以编修同被恩命，在直未久，不善庆祺所为，即乞养归。庆祺膺眷日隆，华秩崇衔，舆论薄之。
    穆宗升退后，坐典试匿丧为台谏劾罢，实借辞也。孙琴西太仆《读吴柳堂遗疏感赋》有云：“王陛金铺散晓光，钓天一醉梦难长，谁知十部龟兹外，别有人间万宝常。”即刺庆祺而作。
    穆宗好乘马，宫车晚出，有御马名乌之珠者，悲鸣于景山林树间，不食以毙。黄公度诗云：“多时不见宫车驾，一马悲嘶夜复夜，自蒙拂拭众人惊，奚啻黄金长声价。青丝络头伏道旁，反因受宠丛讥骂，何如死殉侍昭陵，风雨灵旗驰石马。”言外亦寓讽刺。
    万宝常隋人，坐父罪而成乐户，因而妙解音律。开皇初，沛国公郑译定乐成，召问万宝常，指其为“亡国之音，哀怨浮散，非正雅之声”。孙琴西引万宝常以喻王庆祺，为反面的讥刺。黄公度则直欲王庆祺死殉谢罪，可见士林恶之之深。王庆祺晚年潦倒不堪，几亦同万宝常之饿死，孙诗竟成语谶。
    穆宗无子，所以随着大丧以来的大问题，便是皇位由何人继承？皇位的递嬗，以父死子继为正格，兄终弟及为变格。但若非同胞兄弟，以叔伯之子入继，则为变格的变格，最容易出麻烦。如明朝的“大礼议”，扰攘多年，搞得乌烟瘴气，正人去位，小人幸进，影响颇为深远。因此迎立外藩，实以为穆宗立嗣为上策。易言之，即应在近支溥字辈中择一而立。
    但慈禧有私心，根本不愿为穆宗立嗣。因溥字辈继嗣入承大统，则穆宗皇后成为皇太后，慈禧便是太皇太后，垂帘毕竟隔了一层。同时意中有一胞妹之子在，乃宣示立醇王之子载湉。罗惇曧《德宗继统私记》载：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穆宗大渐。两宫皇太后御养心殿西暖阁，召惇亲王奕誴、恭亲王奕訢、醇亲王奕譞、孚郡王奕譓、惠郡王奕详等入，孝钦后泣语诸王曰：“帝疾不可为，继统未定，谁其可者？”或言溥伦长当立。惇亲王言溥伦疏属不可。后曰：“溥字辈无当立者，奕譞长子今四岁，且至亲，予欲使之继统。”
    盖醇亲王嫡福晋，孝钦后妹也，孝钦立幼君可专政，倘为穆宗立后，则已为太皇太后，虽尊而疏，故欲以内亲立德宗也。诸王皆愕，不知所对，醇亲王大惊，哭失声，伏地晕厥，恭亲王奕訢叱之，令内侍扶出。诸王不敢抗后旨，议遂定。
    又，翁同龢日记，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八：
    午奠毕，再诣内阁议醇亲王辞免使折。恭王曰：“宜开去差使，请予亲王，世袭罔替。”万礼部曰：“醇亲王之称如何？”恭王曰：“但愿千百年永远是此名号。”余参酌数语，唯唯否否，良久始罢。再入，哺奠后退。与荣仲华、潘伯寅论此事，余曰礼隆于缵绪则义绝于所生，与伯寅合。又曰他缺皆开，惟神机营重镇，与仲华合。与陈六舟论此事，六舟有议数条，稍迂缓，惟谓称谓一节此时缓议最为允洽，余意此等勿着痕迹为妙。
    “万礼部”为万青藜，问醇亲王称号，已有张璁、桂萼的居心。恭王答以“但愿永远是此称号”，亦即明白表示，勿蹈前明议礼的覆辙，兴献王竟成为兴宗献皇帝。翁同龢以为“礼隆于缵绪则义绝于所生”，此自司马光以来，久成正论。所以对醇王虚礼尊崇，防止嗣君亲政后，会以太上皇视生父，致启干政之渐的工作，做得很切实。
    翁同龢又记：
    十二月初十：议醇亲王折，已具稿矣。略言该王公忠体国，宜允所请，一切差使，概行开去，以节劳勋。又每年派往东、西陵一次，又朝会无庸入班，又大政事则备顾问，有应奏者准其陈奏，皆空语也。余具疏责以大义，并请留神机营差使以资弹压。同人中知之者徐荫轩、殷谱、黄恕皆皆愿联衔。
    翁同龢请留神机营差使，为结纳醇亲王的一种手段。徐荫轩（桐）、殷谱（兆镛）、黄恕皆（钰）皆请列名，黄、徐旋又退出，别自有故：
    十二月十一日：黄恕皆告余不列衔。
    十二月十二日：荫轩告余不列名矣，未喻其故……晚崇文山来长谈，因言神机营章程之谬，人才之杂，劝余不必请醇王，然耶，否耶。夜未寐。
    据崇绮所谈，则徐桐等不愿列名的原因是很明显的，此举虽可讨好醇王，却得罪了恭王与伯王。神机营当时确已为醇王纵容得不成样子，伯彦讷谟祜久有整顿之意，很想借此机会，不让醇王管事，但醇王是不愿放手的。
    醇王资质驽下，不过生性好武。辛酉政变以后，恭王当权，而醇王又颇思有所作为，于是便让他管旗务，管“禁军”。《溥仪自传》首叙“醇贤亲王的一生”，对他的祖父有一段很生动的描写：
    我祖父……除了他十岁时因咸丰登极而按例封为醇郡王之外，没有得到过什么“恩典”，可是在咸丰帝死后那半年间，也就是慈禧太后的尊号刚出现的那几个月间，他忽然接二连三地得到了一大堆头衔：正黄旗汉军都统，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管理善扑营事务，署理奉宸苑事务，管理正黄旗新旧营房事务，管理火枪营事务，管理神机营事务……这一年，他只有二十一岁。
    一个二十一岁的青年，能出这样的大风头，当然是由于妻子的姐姐当上了皇太后，但事情也并非完全如此。我很小的时候就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王府里演戏，演到“铡美案”最后一场，年幼的六叔载洵看见陈世美被包龙图铡得鲜血淋漓，吓得坐地大哭，我祖父立即声色俱厉地当众喝道：“太不像话！想我二十一岁时就亲手拿过肃顺，像你这样，将来还能担当起国家大事吗？”原来，拿肃顺这件事才是他飞黄腾达的真正起点。
    醇王以武略自命，不过辛酉政变，于热河回京途次，捉拿肃顺一事而已。至于翁同龢单衔奏请留神机营差使一折，不论邀准与否，醇王均有知己之感。十二月十四日，奉懿旨，命醇王、魁龄、荣禄、翁同龢于“东西两陵旁近，相度山陵吉壤”为穆宗营葬，自是出于醇王的保荐。翁同龢由此得与醇王及荣禄深相结纳，而终于又膺帝师之命，开启了他个人后半生的一番事业。以后二十四年中，与国同其休戚，推原论始，皆由此一奏折而来。
    穆宗葬东陵，陵名惠陵，奉安之期在光绪五年三月。未几京师忽传吴可读为穆宗立嗣事尸谏。吴可读为前任河南道监察御史，降调吏部稽勋司主事，但自来谈此事者皆书为“吴侍御可读”，疏中亦自言：“罪臣曾任御史，故敢昧死具折。”因此，亦应算是“柏台故事”之一。

 吴可读

    吴可读
    附记 成禄 胜保 王家璧 张之洞 宝廷 宋初君臣 光绪后妃
    吴可读字柳堂，甘肃兰州人，初以举人入仕。照例本省人可做本省学官，吴可读曾官羌山训导，后中道光三十三年进士，授刑部主事。清人笔记中言，吴可读少时倜傥，好狎冶游。某科入京会试被摈，留京候再试，而实为眷恋一妓，不忍言别。数月后，资斧渐罄，有人劝他移居九天庙。此庙在广宁门外，为关中会馆公产，陕甘一体，吴可读移居九天庙是省费之一法，不意甫居三日，入城仍住某妓下处。
    迨至床头金尽，壮士无颜，他的同乡自不能不加接济，但以还居九天庙为条件。此下如此记载：
    侍御不得已，乃怏怏去，都下人皆呼侍御为“吴大嫖”。初，京师菊部向推三庆、四喜。咸丰中叶，四喜渐不振，诸伶谋散去，余三胜自江南归，乃悉囊中金重兴之。都人撰联曰：“余三胜重兴四喜班”，而颇难其对，至是曰：“或得之矣！吴大嫖再住九天庙。”当其时，闻者为之绝倒。
    按：吴可读是否有此雅号，不得而知，既非以道学自命，则走马章台，原无损于忠义直节。但此言会试被摈后事在咸丰中叶，则于吴可读经历不符。吴为道光三十年两榜出身，咸丰中叶，已升刑部员外，接眷在京，其母死于咸丰十年七月，正英法联军内犯之时。则所谓“再住九天庙”之语，并无着落。
    吴可读于同治十一年由吏部郎中补授河南道御史，到台第一疏为“请令各国使臣进见不必跪拜”。其时各国公使要求觐见，为礼节大费周章。顽固派咸以夷狄目洋人，自居为天朝大国，夷狄得见天子，已属无比之荣，岂能不行跪拜之礼？唯独吴可读敢以“不必跪拜”为请，足见思想明达，理路清楚，则其尸谏，绝非愚忠，亦就可想而知。
    到台第二疏严劾乌鲁木齐提督成禄。此人行伍出身，本隶胜保部下。胜保被诛，成禄改隶雷正绾军，积功升至乌鲁木齐提督，但久驻肃州高台县，为人贪残懦怯，为左宗棠所劾，奉旨交宁夏将军穆图善查办。吴可读看穆图善的作风，将为徇军轻纵，乃上一疏，以为“成禄有可斩之罪十，有不可缓之势五”，笔挟风霜，严于斧钺。体裁是骈散兼行，虽欠渊雅，但质胜于文，仍为柏台文献中有数文字。撮叙其“十可斩”如下：
    成禄初到甘肃时，雷正绾新正贺年，见帐门绑缚一人，查问之下，方知是厨役煮面不熟而获罪。雷正绾命人释放，进帐力戒成禄不可如此。岂意成禄恼羞成怒，等雷正绾一走，立斩厨子。“宰夫腼熊蹯，以秋毫细过而受戮；尚方斩马剑，于春首吉日而行刑！虽军行不忌往亡，誓师不拘月吉，而事非军机之重，情涉口腹之私，元夜迢迢，未见昆仑之夺；威风凛凛，惟严刀匕是供。蔑视统帅，草菅人命，可斩一。”（作者按：十可斩之罪，由轻而重，此为最轻者。）
    成禄部下有名马天祥者，刚直奋勇，成禄一军，始尚能小胜，得力于此人。不意成禄听信谗言，并中敌反间，竟杀马天祥。“长城自坏，帐下儿无不心寒；猛士已亡，寨中贼闻之额庆。”成禄知众情不服，因于保案内，窜入马天祥名字，说他力竭捐躯，奏准旌表。“男儿要当边野死，竟以无罪而诛；将军本非阵前亡，猥以无功而恤。假借朝典，掩饰己非，是成禄妄杀营员之罪轻，而欺瞒皇上之罪重！可斩二。”
    前任甘凉道黎献，颇得人心，为成禄排挤以去。自此西路军务，败坏于成禄一人之手。“暗箭阴施，忍于进明之坐视；含沙射影，甚于庄贾之后期。妒功忌能，失误军机，可斩三。”
    原任安肃道窦型，在胜保营中时，窦型为巡捕官，而成禄为一马弁，因拜之为师。及至得志西来，留窦型襄办营务，捏报战功，将窦型荐为府道。窦型在官，曾有通贼情事，百姓啧有烦言，谓成禄乃通贼主谋。成禄为求洗刷本身，竟将窦型所带来的“回目”二十余人，全行诛戮，以致窦型气忿而亡。“小人无毒不丈夫，大臣有罪不首实，破败成局，杀戮降人，可斩四。”
    成禄自奉旨授为乌鲁木齐提督，迄今八九年，一直在高台，从未过酒泉一步。“汉廷屡下出关之诏，骠骑绝无度幕之期；遂今万里夷洋，西邻有责；坐使九重明诏，北鄙无灵。抗违延玩，贻误至斯，脐纵能燃，肉岂足食？可斩五。”
    西军皆言，成禄富逾百万，拥兵既久，剥民日甚。闻其兵勇，聚溃无常，聚则一军坐食，溃则数月不能成队。“夫养猫所以捕鼠，畜犬所以吠盗；当此鼠盗纵横之秋，又安用养此不捕之猫，畜此不吠之犬为哉？徒竭民膏，虚糜国帑，可斩六。”
    成禄拥兵养寇，坐令贼势日大。“初来张掖，不开李广之弓；继驻高台，永税贰师之驾。今岁不战，明年不征，高克御狄之师，逍遥河上；卫人平陈之旅，居处林下，致令锐气消亡，寇氛张炽。逗留观望，老我师徒，可斩七。”
    “然或兵威不扬于境外，而将令克肃于军中，将一邑之鸡犬不惊，即四境之烽烟暂息，乃复滋扰不堪，纵容特甚。”其部下种种不法情形，甚于贼匪，关内外人民，不敢明言，群相隐语，以为遭“回禄之惨”。回者回乱，禄则成禄，“纵军掳掠，到处骚然，可斩八”。
    成禄到甘，从未闻立一实效，奏一实绩，所报胜仗，半属“以亡为有，以败为功”。部下自将领至士卒，无不携带眷口。“闻其广有姬妾，由京至甘五千余里，数数送往迎来，络绎不绝。逐日在营，张筵演戏，贼匪幸其如是，惟恐成禄败奔，另易他将，故纵之不复来攻，来亦佯败而去。成禄不自知其可耻，乃反以为得计，安坐帐中，日事淫乐。成禄前在胜保军营，事事效法，无胜保之胆略，而有胜保之昏淫。夫以胜保之功，一朝有罪，尚立置之重典；而以成禄之罪，九载无功，反幸免于严诛。有罪无功，可斩九。”
    成禄驻军高台多年，亦苦高台百姓多年。嗣以捐派逼迫，村民公恳缓免，“并声言‘俟大军出关时，再行应付军营裹带’。成禄恶闻‘出关’二字，适触其怒”，诬合村士民为谋逆，发兵包围，不分男女老幼，诛杀二百余人。办捐输的绅士被指为首逆，他村寄居的生童，亦难幸免。“以箪食壶浆之众，罹刀剑锋镝之加。当斯时也，值此际也，妇孺之号呼尽绝，老羸之血肉皆飞，天地为之震惊，鬼神为之饮泣，风云变色，日月无光。渺渺天颜，无缘上诉；茫茫地狱，有恨难申。生受覆盆之冤，死加叛逆之号，悉怛谋之被戮塞上，酷未至斯：王温舒之流血境中，惨不如是。诬枉良善，屠害生灵！可斩十。”
    按：成禄事事效法胜保，洵非虚语。胜保以举人考授顺天府教授，不知如何转为翰林。因有一印：“十五入泮宫、二十入词林、三十为大将”。又有一印：“我战则克”，则以字“克斋”之故。但胜保长技则在招抚，打仗不胜时多，所以有一外号叫“败保”。胜保在军中，不但豪侈，且多僭妄：食前方丈，一肴必同样的两份，常撤馔“赐文案某”，仿上方玉食之例。一次军次同州，跟文案们说：“今天中午吃韭黄，绝妙，晚餐与诸位共尝。”及至就座，并无韭黄，找厨子来问，则中午食余，已弃于临潼。胜保大怒，立斩厨子。此成禄行事之所本。
    至于吴可读之上此疏，最主要的原因是，成禄在高台村，诬良为盗，“剿洗净尽”，伤天害理，前所未见。而上疏之前，亦颇慎重，自叙经过如此：
    臣于去年上半年，即闻其事。彼时臣尚未补御史，迨七月初补授今职，又以事体重大，未敢冒昧举发。臣屡向来京之甘省绅宦、商民询问故乡之军务，一及此事，辄皆错愕顾而他言。自是臣现居言职，恐因臣言而受累。然始终总未有慨然言成禄于此案绝非妄杀，而该士民等实有谋逆情事之说。臣探访再三，正欲具折上陈，适闻左宗棠查询明切，已据实入告。其一切起衅根由，暨残忍凶戾情状，自必详于折内。
    成禄为满洲人，虽以左宗棠劾奏于前，吴可读严参于后，因宫中有奥援，所以虽逮交廷议，已定斩立决，而竟得改斩监候。陈宝琛题张佩纶所藏《围炉话别图》为送吴可读谪归所作，诗中注云：
    廷议成禄罪名，疏稿已具，醇贤亲王后至，袖一稿，以牵合天时，刺听朝政，请谴言者。众愕然。某君奋笔署奏，曰：“王爷大，中堂小，我从王爷。”遂以上。于通政凌辰、王理少家璧，疏争不得。
    “奋笔某君”为刑部尚书桑春荣；“中堂”则指左宗棠，其时正得协办。桑春荣字仙根，号白斋，京师土著。在刑部尚书任内，以平反杨乃武一案知名，其实此案为翁同龢所一手主持，其间数度龃龉。桑春荣、贺寿慈之流，媕娿取容，宜其有“王爷大、中堂小”之语。
    按：当成禄定罪之疏即上而未奉旨时，吴可读得知其事，大愤，复上“请诛已革提督成禄”一疏，精辟异常：
    自来戡定祸乱者，未有无诛而能有济者也。是故青麟诛而后湖北之军威振，胜保诛而后陕西之回务平，何桂清诛而后金陵之贼氛息。前事不远，此即明效大验也。
    昨闻廷臣会奏审定成禄一案，既以例应斩决声其罪，复以请改监候缓其死。在廷臣之意以为官犯有情实无缓决，成禄是大员，斟酌双请，略示以朝廷宽厚，将来朝审时，皇上亦必予勾，不过迟半年十数月之期耳。
    然此半年十数月中，或在监瘐毙，或因他故身亡，使穷凶极恶之辈，与寻常监候斩犯，同邀此法外之仁，获保首领以死，国法之谓何？而姑息若是！
    按：奏议中以模棱两可之语，请旨定夺，谓之“双请”，此为有意开脱成禄的一种手法。吴可读首言成禄应死，次言依律当死。当死而不死于明正典刑，犹为无国法之姑息，则贷其一死，自更不可。下文乃有进一层的反面说法。
    况成禄鬼蜮百端，将来生死用舍，事正有不可知者。臣愚以为等此一斩，与其宽以死期，使狡猾者得复施其伎俩，何若速加显戮，使观听者咸共凛夫雷霆。窃今廷臣以双请之故，欲令成禄幸邀恩命。臣欲有言，则恐无以厌议者之心；臣欲无言，则又恐无以塞言事之责。仰屋窃叹，无所控告。每读宋臣张咏劾丁谓奏语，辄不胜流连慨慕。想见古人忠君爱国、奋不顾身家之义，臣亦愿效此愚忱，奏请皇上先斩成禄之头，悬之藁街，以谢甘肃百姓。然后再斩臣头，悬之成氏之门，以谢成禄。
    据《花随人圣庵摭忆》记：
    柳堂疏上，穆宗大怒，谓吴可读欺负我，大哭。醇王遂排众议，罪柳堂……王家璧虽疏争不得，而当时穆宗年幼暴怒，非要吴脑袋不可，原旨斩立决，刑部、大理寺、都察院十三堂官皆画诺，独家璧不肯，柳堂因此改疏。
    按：“穆宗大哭，谓吴可读欺负我”，而细绎原疏，除出语太直以外，并无不敬之语。此则另涉一案，即其时正议修园工，慈禧母子方兴致勃勃之际。吴可读此疏上于同治十二年十一月初六，恰为游百川谏停园工，穆宗申饬不得复言之后一月。穆宗所谓“欺侮”，乃在“每读宋臣张咏劾丁谓奏语”之三数语。
    按：张咏为宋真宗朝名臣。《宋史》卷二百九十三本传：
    抗论言：“近年虚国帑藏，竭生民膏血，以奉无用之土木，皆贼臣丁谓、王钦若启上侈心之为也。不诛死，无以谢天下。”
    又，张咏卒后，遗表上书：
    不当造宫观，竭天下之财，伤万民之命，此皆贼臣丁谓，诳惑陛下，乞斩谓头置国门，以谢天下；然后斩咏头置丁氏之门，以谢谓。
    套用张咏遗表的句法，实暗寓谏停园工之意，不明言则迹近讥刺，所以穆宗谓“吴可读欺负我”，意谐欺其不懂，而又如北方谚语所谓“骂人不带脏字”。这都是穆宗的想法，少年初解文字，偶有所得，遂尔张皇撒娇，乃醇王意在迎合，欲借此以慑言官，并笼络旗下兵将，竟排众议，欲枉法置吴可读于死地。则张咏之所谓“贼臣”，在此时实以醇王为首。“昆明湖换渤海”之语虽哀，度清朝列祖列宗，不能以其有此悔恨语而恕此不肖子孙！
    至于“原旨斩立决，刑部”云云，所叙稍欠清晰。《清史稿·穆宗本纪》，同治十二年十一月：
    壬申（十四），成禄论斩，吴可读坐刺听朝政降调。
    可知，成禄定罪与吴可读获罪，为同日之事。此即陈宝琛诗注中所记“醇贤亲王后至，袖一稿”云云。既云“坐”，则必经审问。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谓之“三法司”。定制三法司会审，非“全堂画诺”，不得定死罪，与欧美陪审制度相同。
    六部九卿正副首长皆谓之“堂官”，刑部尚书、侍郎，满汉六堂，都察院左都御史，左副都御史，大理寺正卿、少卿，满汉各四堂，三法司堂官总计十四。“十三堂官皆画诺，独家璧不肯”，吴可读乃得不死。
    王家璧字孝凤，湖北武昌人，道光二十四年甲辰二甲十八名进士，正色立朝，不阿流俗，以非翰林，竟不得大用，是很可惜的事。
    至云“改流”则所记亦有误，所得处分为“降三级调用”，一时无官可补，因应左宗棠之聘，归主兰山书院。启行有期，而穆宗上宾。彼时即欲有所奏谏，为“契友”劝阻而止。吴可读致其子遗书云：
    我家谱自前明始迁祖以来，三百载椒房之亲，二百年耕读之家，十八代忠厚之泽，七十岁清白之身。我少好游荡，作狎冶游，然从无疑我大节之有亏者，故同乡及两书院及门诸子，至今犹愿吾主讲席。
    我以先皇帝奉安有期，故昨年左爵相聘书两来不就者，原以待今日也。
    我自廿四岁乡荐以后，即束修自爱，及入宫后，更不敢妄为。每览史书内忠孝节义，辄不禁感叹羡慕，对友朋言时事，合以古人情形时，或歌哭欲起舞，至不能已。故于先皇宾天时，即拟就一折，欲由都察院呈进。彼时已以此身置之度外，嗣因一契友见之，劝其不必以被罪之臣，又复冒昧，且擢中援引近时事情，未尽确实，故留以有待，今不及待矣！
    据张佩纶说：此一“契友”闻是“粤中陈君”。今按：集中有“挽老友陈荔秋（兰彬）之德配诰封李淑人”一长联，交非泛泛，是则张佩纶所说的“粤中陈君”，必为陈兰彬无疑。
    吴可读之补缺，在光绪元年。新君继统，例有一番更新气象，废员起复，亦为其一。当时吏部开呈废员名单，总计六百余人，吴可读首蒙超用，补吏部主事。其时已决定在穆宗奉安时死谏，故而辞左宗棠续聘主讲兰山书院之约。
    穆宗奉安在光绪五年六月，故事：除特派王大臣及内廷行走人员以外，其他在京各衙门，按人数多寡，派出若干员随扈行礼，亦可自请，例有车马费可领。当吴可读自请行礼时，同事多以为吴可读穷，贪图几十两银子的车马费而已。知者则以为吴可读向来对大典礼不疏忽，如冬至南郊等，虽大风雪从来不避，所以上陵行礼，在他是必然之事，了无足异。
    到了蓟州住在一座三义庙内，山陵事毕，从容死谏。原来是预备自缢而死，以白绫书联一副，文曰：“九重懿德双慈圣，千古忠魂一惠陵”，用以结环。但三义庙破败简陋，梁木已坏，恐怕不堪承受他的体重，改了服毒自尽。后来他的儿子之桓割联中“懿德”“忠魂”四字，连同吴可读的照相及遗书八通，装裱成册，题者甚众。
    除对联以外，并有绝命诗一首，题作“柳堂氏感遇感怀，赋此俚言七律一首”。诗云：
    回头六十八年中，往事空谈爱与忠！抔土已成黄帝鼎，前星预祝紫微宫。相逢老辈聊聊甚，到处先生好好同。欲问孤臣恋恩所，五更风雨蓟门东。
    诗中预祝光绪生子，殊不知前星不耀，竟尔绝嗣！此则吴可读地下亦必有余憾了。
    现在要谈到吴可读那篇有名的奏疏了。写到这里，想到一段题外之话，学生书店影印了一部《吴可读文集》，广告中谓“高阳说过，此文集应为监察委员所必读”（大意如此），其实我并未说过这话。有天有位“监委”先生去买此部书，提出质问：“何以高阳说监察委员一定要读此书？”学生书店的老板告诉我，希望我介绍吴可读的文集。我未责其鲁莽，而他反要我替他做广告，殊出事理之外。叨在老友，不便计较。
    事后细想，古来言官，或则犯颜直谏，或则背人焚草，嘉言懿行，不一而足。但论言行一致，蓄志不改，以及草疏时唯求事理得当，归于至善，而不杂半毫名心于其中者，则如吴可读此疏，实所罕见。即论其文字委婉、说理精微，监委诸公亦当细读。因不烦词费，为之笺说。
    按：吴可读此疏，主旨即在防止帝系之转入醇亲王，立言甚难，因稍有不妥，即起两宫猜疑醇王之心。亲贵之间而有心病，庙堂之上将从此多事，这不是太负死谏的本意？所以此疏不知几经锻炼，字字妥帖，我相信谏草定必历数年经营，方始定稿，是绝无仅有之事。就从这一点来说，监委诸公又岂可不一细读？
    罪臣前因言事忿激，自甘或斩或囚。经王大臣会议，奏请传臣质讯，乃蒙我先皇帝曲赐矜全，既免臣于以斩而死，复免臣于以囚而死，又复免臣于以传讯而触忌、触怒而死。犯三死而未死，不求生而再生，则今日罪臣未尽之余年，皆我先皇帝数年前所赐也。
    观此可知吴可读参成禄时，“请斩臣头，以谢成禄”，亦非徒效张咏劾丁谓的句法，而实不惜招杀身之祸。如王大臣果然奉准传吴质讯，吴可读必有罔识忌讳，极其激烈的言辞，以致“触忌、触怒”而获极严重如“大不敬”等罪名，甚至吴可读自己愤激过度，折槛触柱，亦在意中。
    穆宗其实并不欣赏吴可读，且欲死之而后快。但吴可读竟以死为争嗣，恩怨不侔。故陈宝琛题“话别图”诗，有“宁期再出殉龙驭”之语。“宁期”二字的来历如此。
    乃天崩地坼，忽遭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之变，即日钦奉两宫皇太后懿旨：“大行皇帝龙驭上宾，未有储贰，不得已以醇亲王之子，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入承大统为嗣皇帝。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特谕。”
    罪臣涕泣跪诵，反复思维，以为两宫皇太后一误再误，为文宗显皇帝立子，不为我大行皇帝立嗣。既不为我大行皇帝立嗣，则今日嗣皇帝所承大统，乃奉我两宫皇太后之命，受之于文宗显皇帝，非受之于我大行皇帝也。而将来大统之承，亦未奉有明文，必归之承继之子，即谓懿旨内，既有“承继为嗣”一语，则大统之仍归继子，自不待言。罪臣窃以为未然。
    吴可读之意，当时不择近支“溥”字辈为穆宗立子，继承大统为一误；既为文宗立子，入承大统为嗣皇帝，嗣皇帝生子，承继大行皇帝为嗣，而竟不明言此大行皇帝嗣子即为将来大统所归，又为一误。“即谓懿旨内”云云，就目前而言，固然皆有此了解，嗣皇帝之子为穆宗继嗣，亦即继统。但时移势变，未奉明文，终觉不妥。于是而有下文：
    自古拥戴之际，为臣子所难言，我朝二百余年，祖宗家法，子以传子，骨肉之间，万世应无间然。况醇亲王公忠体国，中外翕然，称为贤王。观王当时一奏，令人忠义奋发之气，勃然而生。言为心声，岂容伪为？罪臣读之至于歌哭不能已已！倘王闻臣有此奏，未必不怒臣之妄，而怜臣之愚，必不以臣言为开离间之端。
    所谓“观王当时一奏”，当时因谕令王公大臣会议，醇王原奏曾经发抄：
    臣侍从大行皇帝十有三年，时值天下多故，尝以整军经武，期睹中兴盛事，虽肝脑坠地，亦所甘心。何图昊天不吊，龙驭上宾，臣前日瞻仰遗容，五内崩裂，已觉气体难支，犹思力济艰难，尽事听命。忽蒙懿旨下降，择定嗣皇帝，仓猝间昏迷，罔知所措。迨舁回家，身战心摇，如痴如梦，致触犯旧有肝疾等病，委顿成废。惟有哀恳皇太后恩施格外，洞照无遗，曲赐矜全，讦乞骸骨，为天地容一虚糜爵位之人，为宣宗成皇帝留一庸钝无才之子。使臣受饼檬于此日，正丘首于他年。则生生世世，感戴高厚鸿施于无既矣。
    “仓猝间昏迷”，并非虚语，见于翁同龢日记。震动如此，有两个原因。一个是醇王本身的，一听慈禧的宣布，突然发觉他成了“太上皇”，不知是祸是福，即所谓“罔知所措”。
    另一个是为了爱子。溥仪自传中有一段分析慈禧性格的话，相当深刻：
    慈禧是个权势欲非常强烈的人，绝不愿丢开到手的任何权力。对她来说，所谓三纲五常、祖宗法制只能用来适应自己，决不能让它束缚自己。为了保持住自己的权威和尊严，什么至亲骨肉、外戚内臣，一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同治帝后之死，可以说是慈禧面目的进一步暴露。我祖父如果不是看得很清楚，他决不会一听说叫儿子去当皇帝就吓得魂不附体。参加了那次御前会议的翁同龢在日记里写过，当慈禧宣布立载湉为嗣的话一出口，我祖父立即“磕头痛哭，昏迷伏地，掖之不能起”。
    话虽如此，子孙得以世世为帝皇，毕竟是无上的诱惑，所以拥立往往成为取富贵的捷径。吴可读所说“自古拥立推戴之际，为臣子所难言”，征诸史册，确为实情。是故醇王此日虽传“为天地容一虚糜爵位之人，为宣宗成皇帝留一庸钝无才之子”的警句，但又安知他日不受人蛊惑，受“太上皇”的尊号，为太庙中不祧之祖？所以吴可读要以死争“懿旨数行”。以下即谈“为臣子所难言”的故实：
    而我皇上仁孝性成，承我两宫皇太后授以宝位，将来千秋万岁时，均能以我两宫皇太后今日之心为心，而在廷之忠佞不齐，即众论之异同不一。以宋初宰相赵普之贤，犹有首背杜太后之事，以前明大学士王直之为国家旧人，犹以黄立景帝太子一疏，出于蛮夷而不出于我辈为愧。贤者如此，遑问不肖？旧人如此，奚责新进？名位已定者如此，况在未定。
    赵普“背杜太后之事”，在《宋史纪事本末》中，有专章论述——卷十“金匮之盟”。杜太后疾革，遗命以国赖长君，特为定下将来大位递嬗的顺序。赵家五兄弟，长幼二人早亡，匡胤是老二。一传老三光义；再传老四光美；三传匡胤之子德昭。谓赵普：“尔同记吾言，不可违也！”赵普于榻前设誓，并记遗命，藏之金匮。赵普此时的身份“同记吾言”为遗嘱的见证人，“不可违也”，则是遗嘱的执行人。但最后是赵普出卖了杜太后及宋太祖赵匡胤。
    这是宋太祖建隆元年二月间的话。同年七月，以光义为开封尹。五代至宋初，凡都汴梁者，皆以开封尹为储贰之位，匡胤不违母命。十三年后的开宝六年，赵普为卢多逊排挤而罢相，出为河阳三镇节度使，上表自诉云：“外人谓臣轻议皇弟，开封尹皇弟，忠孝全德，岂有间然？矧昭宪皇太后大渐之际，臣实与闻顾命，知臣者君，愿赐昭鉴。”太祖“手封其表，藏之金匮”。
    唐宋明清在开国以后，皆有皇位递嬗系统发生变化的情形，而以宋朝为最微妙。如赵普上表自诉，所谓“轻议皇弟”光义者何事？又何以要上表自诉？太祖对赵并无答复，又为何要“手封其表，藏之金匮”？细细想去，都是疑问。王夫之《宋论》卷二，对此有所论列，差得真相，但犹欠精确。兹先引录《宋论》：
    普在河阳上表自诉（云云），然太祖得表手封而藏之宫中，夫所谓轻议者，议于太祖之前也。议与不议，太祖自知，普何庸表诉？苟无影迹，太祖抑可宣诸中外，奚必密缄以俟他日？然则欲盖弥彰之心见矣。（一）
    传弟者非太祖之本志，受太后之命而不敢违耳。迨及暮年，太宗威望隆而羽翼成，太祖且患其逼，而知德昭之不保，普探志以献谋，其事甚秘。（二）
    卢多逊窥见以摘发之，太祖不忍于弟，以遵母志；弗获已而出普于河阳，交相覆蔽，以消他日之衅隙。（三）
    这段议论，我把它分成三小节，以便于分析。第一节最精彩，谓轻议者“议于太祖之前”，是仍遵杜太后的遗命，还是父业子继，将来传位于德昭。此事既为君臣二人，不传六耳的密议，赵普又何必作此表白？若以为“外人”（指卢多逊）所传，赵普会在太祖面前进谗，谓光义如何如何，以致影响了政局的安定，而进谗之说，本无其事，则太祖即应宣示赵普的“自诉”，平息流言，安定人心。不此之图，而又手封密藏。可知原有“轻议”之事，而留此文件备异日之用。是何用处，见第三节。
    第二节分析太祖兄弟间的矛盾，以及何以有“轻议”光义的原因，“其事甚秘”，则王夫之所论，亦为想当然耳。但根据当时情势，此“想当然”实为必然之事。不过太祖未接纳赵普的“献谋”，亦不尽由于不敢违太后之命。其说详下。
    第三节中王夫之的看法，比较可议。谓太祖“不忍于弟，以遵母志，弗获已而出普于河阳”，强调母子兄弟间的情感，并未搔着痒处。事实是，陈桥兵变，本出于光义一手策划，以太祖仁厚得军心，故以拥戴，其情事与武昌起义推黎元洪为都督，仿佛相似。张溥论“金匮之盟”，有一段话精警非凡：
    太祖宠隆周宝，窃器孤雏，有子不享，或云天道；然太宗虎视大物，不韪之名，推兄居之，除取纳怀，并忘久假，哲人世济，南渡始绝。获天过厚，为涂典午，死不服也！
    “复社二张”——张溥、张采知人论世，持论皆不免于苛。此论杂以感情，诸如“死不服也”之类，尤非史论正体。但论太宗（光义）“虎视大物”及篡夺“孤儿寡妇”的天下，“推兄居之”实为卓识。只是“推兄”居“不韪之名”，则又未必。
    如果光义自忖能取天下，又何惜乎居功篡夺天下？无奈其势不可：第一，威望不足；第二，此时光义官衔不过“供奉官都使”，如自取黄袍加身，则“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将何以处此非常之变？若谓公不顾私，则帝位未登，先有阋墙之祸，倘或将顺行事，莫非伏地向光义称万岁？凡此皆情势至为不顺之事。是故光义“虎视大物”必先“推兄居之”，以为过渡。
    我在想，“金匮之盟”，言之成理。杜太后未必有此见识，极可能是光义自己所设计。宋太祖照他的设计实行，则在建隆五年七月，即杜太后崩后一个月，光义便已心照。因为以光义为开封尹，光美为开元尹，即是一个很显明的信号。
    但杜太后的遗命，由赵普做成记录，藏之金匮，则为光义始料所不及，说得明白些，光义只知道杜太后临终前有遗言，不知还有书面遗嘱。
    因此，在光义久任开封尹时，无异太子之在青宫，储位早定。如果解除光义开封尹的职务，即无异于废太子，是件动摇国本的事，此所以即令太祖有不遵遗命、传位于子的意念，亦不敢轻发。
    但事虽未行，形迹应已显露。光义如果证实了太祖一度有背母而传子的打算，当然会生嫌隙，则将来大权在握，可能会对德昭不利，因此必须设法弥补此一可能已存在的裂痕。
    分析到这里，读者当可明了，赵普自河阳上表，是为他们君臣掩盖曾作“轻议”的痕迹。表面看是赵普声辩，根本不曾“轻议”皇弟，实际上是要表示太祖根本不曾与赵普有何“轻议”。
    为了一清眉目，我将赵家兄弟篡周及“享国”的分配计划与演变过程，条列并作必要的补充如下：
    一，周，显德六年十一月，赵光义主谋，发动“陈桥兵变”，赵普亦与谋，推戴赵匡胤为天子，为宋太祖。太祖仁厚简率，不喜繁文缛节，居常饮酒自适。领袖欲、权力欲，皆远淡于其弟光义。
    二，由于形禁势格，赵光义不得不推戴其兄，以为过渡。但父死子继的宗法观念，因以“主少国疑，国赖长君”，以柴氏失国的现实教训为鉴，说动杜太后定下皇位嬗递的顺序，以兄终弟及的原则，使赵家三兄弟相继为帝，最后再传回太祖之子德昭。
    三，杜太后崩后一月，以皇弟光义为开封尹、光美为开元尹（按：开封为东京；开元即洛阳为西京，与唐朝相反。唐朝建都长安，洛阳在东，故称东都）。五代以来，以京尹为储位，如郭威篡汉而为周，以养子柴荣为开封尹，继位而为周世宗；以后太宗以寿王为太子，兼判开封府，皆其明证。所以太祖以光义为开封尹，即明示将传位于弟。又，“开元”为“西京”，则其地位仅亚于东京开封。以光美为开元尹，等于宣示其为第二储位。俟光义接位，则光美必由开元尹调开封尹。凡此安排，均显示杜太后已有遗命，而太祖遵遗命行事。但光义并不知杜太后的遗命，已成书面的盟约，藏诸金匮。
    四，太祖开宝六年，光义任开封尹已十二年，赵普献议背弃金匮之盟。按：赵普的建议，如果见用，则必立太子。但以前既未立太子，且以光义为开封尹，明示储位已定，较之清朝康熙以皇十四子胤祯为抚远大将军，用天子自将的正黄旗纛，以暗示继承有人，尤为明确。但其时光义羽翼已成，一旦建立东宫，形同废立，后果不测，所以太祖虽欲背盟传子，其势不可。
    五，但“轻议皇弟”之事，已有风传。卢多逊乘机排挤赵普，因而罢相，出镇河阳，为对光义的一种安抚手段。
    六，太祖犹恐有“轻议”之事，致光义猜疑，将来不利于德昭，所以务欲洗去此痕迹，能有力地证明他始终遵守“金匮之盟”。既然如此，光义自亦不能违母背盟，而皇位终得传于德昭。因有赵普河阳所上一表，太祖手封藏诸金匮，乃是预先制造一个坚强的证据。同时，封光义为晋王，班在宰相之上，暗示将坚守遗命。
    以上是开宝六年的情况。七年曹彬下江南，八年李后主“仓皇辞庙”，九年吴越王钱俶朝宋。是年十一月，太祖崩，有所谓“斧声烛影”之疑，此实妄人误会，因一“斧”字，以为晋王光义有弑兄之嫌。殊不知此斧名“柱斧”，以玉雕成斧形，长约尺许，为太祖随手所携，作指点之用，亦似议会主席所用木槌。当廷议时，有维持秩序的功效，岂能用以杀人？
    光义即位，是为后之太宗，年号“太平兴国”。《宋史纪事本末·金匮之盟》记载：
    冬十月，帝有疾。壬午夜，大雪，帝召晋王光义，嘱以后事。左右不得闻，但遥见烛影下，晋王时或离席，若有逊避之状，既而上引柱斧戳地，大声谓晋王曰：“好为之！”俄而帝崩，时漏下四鼓矣。宋皇后见晋王，愕然遽呼曰：“吾母子之命，皆托于官家。”晋王泣曰：“共保富贵，无忧也。”甲寅，晋王光义即皇帝位，改名炅。号宋后为开宝皇后，迁之西宫。以弟廷美为开封尹，封齐王；兄子德昭为永兴军节度使，兼侍中，封武功郡王；德芳为山西南道节度使同平章事兴元尹。廷美即光美也。寻诏太祖、廷美子女并称皇子、皇女，以示一体。
    这一段记事非常清楚，赵家兄弟均照金匮之盟行事，以廷美为开封尹，取三兄弟之子女并称“皇子、皇女”，含意尤为明显，大宋的下一位皇帝是齐王廷美。而德昭继廷美而“兼侍中”，以及具有“皇子”身份，亦暗示着若干年后可能继廷美为帝。至于太祖临终所嘱，当是将杜太后的遗命复述一遍，显然，他亦不曾明说有书面的金匮之盟。
    至太平兴国四年，骨肉之祸萌生，而先死者竟为德昭。《金匮之盟》记：
    八月，皇子武功王德昭自杀。初，德昭从帝征幽州，军中尝夜惊，不知帝所在，有谋立德昭者。帝闻，不悦。及还，以征北未利，久不行太原之赏，德昭以为言，帝大怒曰：“待汝自为之，赏未晚也。”德昭退而自刎，帝闻之，惊悔，往抱其尸，大哭曰：“痴儿何至此邪？”赠中书令，追封魏王，谥曰懿。
    太宗征契丹，事在其年五月。时当平北汉之后，思量乘胜取幽蓟，诸将多以为师疲饷匮，又值盛夏，不宜远征，唯有一将相赞，太宗意决，自太原发兵。起初势如破竹，眼看破燕在即，不道契丹遣名将耶律休哥救燕，高梁河一役，宋军大败，死者万余人，战场上混乱不堪，契丹追太宗至涿州，太宗臀部中箭，几于不免，后来终因箭创复发而崩。
    至于“军中尝夜惊，不知帝所在”，其事离奇之至！既谓“有谋立德昭者”，可知其时为行军途中，非接战之际，否则环境不容许议此大事。而行军扎营，御幄为中军大帐，刁斗森严，警跸重重，岂有不知御驾所在之理？细细想去，有一个可能的原因：太宗亲征，载宫眷于后车，大概半夜微行，不知宿在哪个爱姬帐中，一时无处寻觅，又当新败之后，以致大起恐慌。如果推测属实，则军中携妇人不祥的说法，信而有征了。
    德昭之自刎，到底是一时愤激轻生，还是太祖旧人，借机拥立，德昭惧祸自杀，已无可考。但德昭既死，其弟兴元尹德芳于两年后又卒，使得廷美失去承先启后的关键地位，对他非常不利，是件很明显的事。《金匮之盟》载：
    时（太平兴国六年春夏间）卢多逊专政，赵普奉朝请累年，多逊益毁之，谓普初无立上意，普郁郁不得志。会晋邸旧僚柴禹锡、赵镕、杨守一告秦王廷美骄恣，将有阴谋窃发。帝疑以问普，普因言愿备枢轴，以察奸变，且自陈曰：“臣忝旧臣，为权俸所沮。”遂备道预闻昭宪太后顾命，及前朝上表自诉等事。帝发金匮，得誓书，及览普前表，因诏见，谓曰：“人谁无过？朕不待五十，已知四十九年非矣！”九月，拜普司徒，兼侍中，封梁国公。
    “帝疑以问普”，便有不信卢多逊之意，赵普至此始具道“金匮之盟”始末，是掌握了最适当的时机。否则，便有斧凿之痕，反坐实了他当年“轻议”之事。即或太宗虑不及此，亦自有卢多逊会提醒他。此为高度的政治技巧，但关键在于能守得住，所以这种高度的政治技巧，非可言于轻冒躁进之徒。
    凡为英主，都善于操纵矛盾。是以赵普的复起，即意味着卢多逊已失势了。他的内心自然不安，赵普亦屡次暗示，上表引退，而卢多逊“贪图权位，不能决”。于是赵普就不能不动手了。
    卢多逊并非纯臣，要捉他的短处多得很，但赵普“一石两鸟”，侦得卢多逊曾遣人交通秦王。所遣之人名赵白，身份是所谓“堂吏”，堂者宰相的“都堂”，堂吏即在都堂管杂务的事务人员，但往往是宰相的心腹。所以这一状一告，太宗大怒，先解除卢多逊宰相的职务，只留兵部尚书的本职，两天以后下御史狱，接着逮捕赵白及秦王廷美的另外两名侍从，派大员审问，据说卢多逊承认：
    累遣赵白以中书机密事，密告廷美，且曰：“愿宫车晏驾，尽力事大王。”廷美亦遣小吏樊德明告多逊云：“承旨言正合我意。”因遗之弓矢，多逊受之。
    这段记载是有问题的。以卢多逊的智计，绝不可能说出“愿宫车晏驾”的话，秦王亦绝不可能答以“正合我意”。因为照上述所记载的问答，语气是本无皇位之分，妄存野心，尤其“愿宫车晏驾”之语，意味着将谋弑太宗，使廷美接位，更是如梦呓般的空话。事实上储位既定，只要安分供职，迟早会接皇位，何用轻举妄动？所以卢多逊果真说过这话，也是诬服。
    按：卢多逊之狱，命“翰林承旨李昉、学士扈蒙、卫尉卿崔仁冀、御史滕中正等杂治之”。所谓“杂治”，即非专就一事而鞫问，钦派的审判官，皆得就本身职权有关者，单独提审。“杂治”一词，常见于史籍，最早见于《史记》列传五十八，《淮南衡山王传》：
    公卿请遣宗正、大行，与沛郡杂治王（衡山王）。
    宗正管理皇室的亲属，大行（令）掌接待藩国。以淮南王刘赐的身份，与此两官员必曾打过交道，此两官亦必明了其过失，淮南王已难诿罪。乃“沛郡”亦参加“杂治”，则淮南王在藩封之地种种不法情事，地方官即有资格审问。相对地，淮南王为地方官所提审，自为削爵以后的庶民身份，既为庶民，不妨用刑。因此“王闻即自刭杀”，缘已知非死不可，且将受刑受辱，不如自杀为妙。
    奉旨“杂治”卢多逊的，一共四人，其中最可注意的是扈蒙及滕中正。扈蒙为知制诰的翰林院学士，其人与《聊斋志异》中的婴宁一样，有“笑疾”，虽“御前不免”，为人亦很宽和。他早年与卢多逊同事，而卢多逊做过一件对不起他的事：开宝九年元旦，太祖御乾元殿受贺，十国降王，大多在朝班中。扈蒙作了一篇《圣功颂》，太祖颇为欣赏，因而招了卢多逊的忌，将他放去知江陵府。有此一段嫌隙，扈蒙自是以直报怨。
    再有一个就是御史滕中正。此时他的官衔是“膳部郎中兼侍御史知杂事”。侍御史的职掌有四：“推、弹、公廨、杂事”。推是推问，弹是弹劾，公廨谓稽查各衙门府务，杂事则是管御史台内部事务。“御史狱”正由滕中正主管，当然亦就是主要的“推问”官。《宋史》本传谓其“性峻刻，连鞫大狱，时议以为深文”。则卢多逊在滕中正深文周内、步步逼紧的严鞫之下，不得已而诬服，亦是情理中事。
    狱具，交廷议，太子太师王潦等七十四人会奏：“多逊及廷美顾望诅咒，大逆不道，宜行诛戮，以正典章。”所谓“诅咒”，即指“愿宫车晏驾，早日事大王”一语而言。
    奏上，卢多逊流崖州，家属期亲（丧服一年的亲属，如孙之于祖）徙边远之地。廷美原已罢开封尹，为西京留守，这年三月西行时，褒赐甚厚。此时“勒归私第，其男女等复正名称”，即不再称皇子、皇女。廷美的官属，除牵涉案中如赵白等处斩以外，复多贬斥，罪名是“辅导无状”。
    解决了卢多逊，接下来便轮到廷美了。《金匮之盟》载：
    赵普又以廷美居西京非便，讽知开封府李符上言，廷美不悔过，怨望，乞徙远郡，以防他变。诏降封廷美为涪陵县公，房州安置，妻楚国夫人张氏削国封。以阎彦进知房州，袁廓通判州事，以伺察之。普又恐符言泄，乃坐符他事。流之春州，岁余卒。
    按：房州在湖北郧阳府。武则天夺唐中宗之位，封庐陵王，安置房州，则天晚年从狄仁杰的劝谏，密召庐陵王入京，复立为太子，乃得于武则天死后，二度为天子。依此一段史实来看，实不知将廷美安置房州，用意何在？这当然不是太宗自拟于得位不正的武则天，也不像是暗示廷美如唐中宗那样，将来会恢复储位。
    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就只好说是偶然的巧合了。赵普以“半部论语治天下”，肚子里墨水有限，相传有这么一个笑话：宋太祖即位后，年号初为“建隆”，后改“乾德”，即出于赵普所拟。及至已经颁朔，天下咸知，有人上奏，说“乾德”的年号，以前有过，是犯重了。宋太祖叫人一查，果然，前蜀王衍的年号为乾德。
    前蜀王建、王衍父子两代，享国三十五年，乾德是亡国之君的年号。宋太祖大为恼怒，拿毛笔在赵普脸上抹了一道杠子，骂道：“你怎么及得上卢多逊？”一说揭赵普之短者，就是卢多逊，为赵普与他结怨之始。照此看来，安置房州，或者即为赵普的决定，他根本就不知道唐朝庐陵王的故事，以致在地点上有此很不得当的选择。
    秦王廷美到了房州，忧悸成疾，下一年——雍熙元年正月，殁于房州。这是必然的结果，太宗应早预知，而不惜骨肉相残者，由于赵普的一句话。《金匮之盟》载：
    他日帝以传国意访之赵普，普对曰：“太祖已误，陛下岂容再误？”廷美遂得罪。
    所谓“太祖已误”者，即不应传位于弟。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以赵普胸中城府之深，竟也露了马脚。以君臣关系而论，太祖之与赵普，远比太宗之与赵普来得密切，今日既有“岂容再误”之谏，则当日必有“轻议皇弟”之事。太宗恍然大悟，于是在廷美刚到房州时，就解除了赵普的相权，出为武胜军节度使，检校太尉，兼侍中。侍中为宰相之职，太尉则武将最高的官职。赵普文武皆臻极品，但只是虚衔。《宋史》本传记赵普二次出征时云：
    帝作诗以饯之，普奉而泣曰：“陛下赐臣诗，当刻石，与臣朽骨同葬泉下。”帝为之动容，翌日谓宰相曰：“普有功国家，朕昔与游，今齿发衰矣，不容烦以枢务，择善地处之，因诗以导意。普感激泣下，朕亦为之坠泪。”宋琪对曰：“昨日普至中书，执御诗涕泣，谓臣曰：‘此生余年，无阶上答，庶希来世，得效犬马力。’臣闻普言，今复闻宣谕，君臣始终之分，可谓两全。”
    赵普死后，太宗曾有手诏说：
    普事先帝，与朕故旧，能断大事；向与朕尝有不足，众所知也。
    两相参看，可知“金匮之盟”的真相，已为太宗识破，“作诗以饯”的诗，虽不知原文如何，但亦可以想象得之。
    就情理上推测，太宗的诗中，定有很深刻的暗示，对于赵普当年的“轻议”以及投机取巧的用心及手法，完全了解。但顾念当年在太祖麾下同事的情分，不咎既往，尽管安心度其余年。
    这种情形，与乾隆赐诗于张英，仿佛相似。只惜张英亦少读书，若能以赵普为鉴，见机而作，则声名俱泰，何至于有后来的自取咎辱？
    至于赵普，虽因机变而得保富贵，但“一误再误”之语，既负太后，亦负太祖，自不免内疚神明。《宋史》本传：
    淳化三年……七月卒，年七十一。卒之先一岁，普生日，上遣其子承宗赍器币鞍马就赐之。承宗复命未几卒。次岁，普已罢中书令，故无生辰之赐，特遣普侄婿左正言直昭文馆张秉赐之礼物。普闻之因追悼承宗，秉未至而普疾笃。先是，普遣亲吏甄潜，诣上清太平宫致祷，神为降语曰：“赵普宋朝忠臣，久被病，亦有冤累耳！”潜还，普力疾冠带出中庭，受神言，涕泗感咽，是夕卒。上闻之震悼。
    赵普的恤典甚厚，“赠尚书令，追封谥忠献；上撰神道碑铭，亲八分书以赐之”，备极哀荣。但身后其家属中有一不近人情之事。《宋史》本传又载：
    二女皆笄，普妻和氏言愿为尼。太宗再三谕之，不能夺，赐长女名志愿，号智果大师；次女名志英，号智圆大师。
    赵普古稀而卒，及笄之女，自是庶出。元勋娇女，家门正盛，何愁不得贵婿？岂意厌弃红尘，天子亦不能夺其志，世间人事变幻不可测者，岂能复逾于此？则知二女必欲遁入空门，实在是为父忏悔之故。
    赵普虽负太祖，但未负太宗。或者由于太宗英武，赵普不敢再耍什么手腕，勉尽臣道。因此，吴可读许以一“贤”字，谓“以宋初宰相赵普之贤，犹有首背杜太后之事”，则不贤者，又将如何？立论固当如此，但引前明景泰年间王直的故事，不知何以发生极大的错误，实在有点不可思议了。
    吴可读的原奏，已如前引：“以前明大学士王直之为国家旧人，犹以黄请立景帝太子一疏，出于蛮夷而不出于我辈为愧。贤者如此，遑问不肖”云云。意思是储位有关国本，凡此大事，不论建储废立，都是大臣的职责，不意“请立景帝太子一疏”竟出于西南土司，则是大臣失职，应引以为愧。但史籍记载却恰相反。《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十五“南宫复辟附易储”云：
    （景泰）三年五月甲戌，废上皇长子皇太子见深为沂王，出就沂邸，立皇子见济为皇太子。先是，上欲易储，语太监金英曰：“七月初二日，东宫生日也。”英顿首对曰：“东宫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上默然。至是，上意既定，恐文武大臣不从，乃分赐内阁诸学士金五十两，银倍之，陈循、王文等，遂以为太子可易。
    时有广西浔州守备都指挥黄者，思明土知府庶兄也，老，子均袭知府。欲夺之，与其子……夜驰入家，支解父子……仆诉父子杀父子状……惧，乃谋为逃死计，遣千户袁洪走京师，上疏请易太子。上大喜曰：“万里外有此忠臣！”亟下廷臣集议，且令释罪，予官都督。
    尚书胡濙……会廷议，王直、于谦相顾眙愕。久之，司礼太监兴安厉声曰：“此事不可已！即以为不可，勿署名，无得首鼠持两端。”群臣皆唯唯署议。于是礼部尚书胡濙等上言：“陛下膺明命，中兴邦家，统绪之传，宜归圣子。黄奏是。”诏从之。王直得所赐金，叩案顿足曰：“此何等事？吾辈愧死矣！”
    皇太子见深即后来的宪宗。按：见深生于正统十二年十一月初二。景帝谓“东宫七月初二生日”，是一种试探，司礼监金英假作不知，据实回奏，所以景帝默然，迟至景泰三年始下决心。廷议中“王直、于谦相顾眙愕”，而“王直得所赐金，叩案顿足曰：‘此何等事，吾辈愧死矣！’”是由于自觉出卖了上皇（英宗）长子见深而内疚外惭，生由于易储之请，出于蛮夷，自问失职而内愧。《明史》本传中，叙得更清楚：
    帝欲易太子未发，会思明土知府黄以为请，帝喜下礼部议。胡濙唯唯，文武诸臣议者九十一人当署名，直有难色，陈循濡笔强之，乃署，竟易皇太子。直进兼太子太师，赐金币加等。顿足叹曰：“此何等大事，乃为一蛮酋所坏，吾辈愧死矣！”景帝疾亟，直、濙等会诸大臣台谏，请复位沂王为皇太子，推大学士商辂草疏。未上而石亨、徐有贞等夺门，迎上皇复位。
    按：王直不肯做秦桧，当时主迎英宗回国最力。当时唯恐景帝学宋高宗，领衔上疏。末云：
    陛下天位已定，太上皇还，不复莅天下事，陛下第崇奉之，则天伦厚，而天眷益隆，诚古今盛事也。
    王直与诸臣的意思是，让景帝做皇帝做到及身而止，将来大位复归“皇太子见深”，乃是顺理成章的事，所以忠诚如金英也者，故作不解，让景帝始终开不出易储的口。谁知“如此大事，乃为一蛮酋所坏”，此所以应该“愧死”。只看署名时，王直有难色，强而后可；景帝病危时，王直领头请复立沂王为皇太子，可知是反对易储的。吴可读征此典竟适得其反。其故何在，亦就不能亦不必去研究了。
    总之，“贤者如此，遑问不肖？旧人如此，奚责新进？名位已定者如此，况在未定？”目前既不为穆宗立嗣，将来欲求皇位仍归于穆宗的嗣子，在太庙中仍处于承先启后，血食不绝的地位，是件非常渺茫的事。因此，吴可读以为：
    不得已于一误再误中，而求一归于不误之策，惟仰祈我两宫皇太后再行明白降一谕旨，将来大统仍归承继大行皇帝嗣子。嗣皇帝虽百斯男，中外及左右臣，均不得以异言进，正名定分，预绝纷纭。如此则犹是本朝祖宗以来，子以传子之家法，而我大行皇帝未有子而有子，即我两宫太后未有孙而有孙。异日绳绳揖揖，相引于万代者，皆我两宫皇太后所自出而不可移易者也。罪臣所谓一误再误，而终归于不误者，此也。
    按：这一建议中，最要紧的话是“子以传子之家法”一语，用意在彻底防止醇王将来以皇帝本生父的身份，嗾使德宗归宗，同时亦含有保护两宫皇太后的深意在内。当然，慈禧在日，能彻底控制醇王，不需要任何人保护，是另一回事。但就理论上说，远引明孝宗的张皇后，近看穆宗的嘉顺皇后，其遭遇之惨，足资警惕，确是需要有成宪来保护的。
    明武宗暴崩无子，太后张氏与杨廷和定策迎外藩入继大统，纯依宗法，不存私心：“以皇考孝宗敬皇帝亲弟，与献王长子厚熜……伦序当立。”因即日遣官迎取来京，是即世宗。
    世宗时方十五岁，但处事之老练，罕与其匹。《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大礼议”记：
    （四月）丁卯，礼部员外郎杨应魁上礼仪状，请由东安门入居文华殿。翌日，百官三上笺劝进，俟令皆俞允，择日即位，大学士杨廷和命仪部郎中余才所拟也。
    壬寅，车驾至良乡，帝览礼部状，谓长吏袁宗皋曰：“遗诏以吾嗣皇帝位，此状云何？”
    癸卯，至京师，止城外，廷和因请如礼部所具状，帝不许。乃御行殿受笺，由大明门入，日中即位，以明年为嘉靖元年。凡正德间冒滥军功、将校夤缘、监织、榷税诸币政尽行厘革，赦死，杂犯以下未减有差。
    丙午，遣官往迎帝母与献妃。
    戊申，命礼官集议崇祀兴献王典礼。
    按：“三上笺劝进”，非禅代，即篡位，非正常帝位嬗递之道。杨廷和既以为世宗伦序当之，何又“三上笺劝进”？在世宗看，已奉遗诏嗣位，则又何烦劝进？而遗诏又有“伦序当立”之语，则天生该他当皇帝，任何人不得居功，他亦不必见任何人的情。因此，张后亦不在他眼中了。此后议礼，张璁驳朝议“皇上入嗣大宗，宜称孝宗为皇考，改称本生父母兴献王及妃为皇叔、皇叔母”一疏，提出三点论据：
    一，汉哀、宋英皆预立为皇嗣，养于宫中，明为人后。而迎立“今上”时，直曰“兴献王长子伦序当立”，未尝明言为孝宗之后，情形不同。
    二，如本生母称皇叔母，则迎母来京，当以君臣礼见，子无臣母之仪。
    三，长子不得为人后，且兴献王为独子，嗣孝宗则自绝其亲。
    这都是驳不倒的议论，而毛病出在杨廷和处如此大事，不能从各个角度去一一考察，预设可能会有的纷争。张后当时的处境，与后来慈禧相同。以我的看法，当时斟酌亲贤，为武宗立嗣，尽心教导，使成明君为上策；迎取兴献王子继统，明定为孝宗嗣子，张后仍能保持太后的身份为中策；而贸然以“伦序当立”，迎取来京嗣皇帝位，对孝宗、张后，乃至武宗，均无交代，根本不成其为“策”。
    慈禧在穆宗崩后，由于私心，打算二度垂帘，所以既不愿当太皇太后，亦不愿立长君，而是择数岁的载湉嗣为文宗之子，此为我上面所说的中策。此策是否有隐忧呢？有的。
    按：明世宗及清德宗入承大统，关于尊隆所生的问题，皆引“濮议”为言。“濮”者宋英宗的本生父，江宁节度使宗室允让，于仁宗宝祐四年卒后，追封濮王。英宗于四岁时，抱入宫中，由皇后抚养。至二十八岁始立为皇子，翌年继位。尊隆所生，而有所谓“濮议”。结果仍只称王，非如明世宗尊兴献王之为“皇帝”。光绪继统，醇王的身份略同于濮王，不同的是，濮王在英宗接位前即已下世，而醇王不但健在，且值英年，自然是有隐忧的。
    说得明白些，“濮议”只不过议礼节，醇王的身份如果不明确规定，将会发生“太上皇”的问题。因为光绪虽嗣为文宗之后，本生父醇王变成叔父，但两宫太后驾崩以后，光绪引“大礼议”尊亲，固为一大反复。而将来以一子嗣穆宗，另以一子继位，则此嗣皇帝尊隆所生，溯及醇王，对文宗及慈禧的尊称都会改变。因此，吴可读建议“两宫皇太后再行明白降一谕旨，将来大统仍归承继大行皇帝嗣子”，将大统与穆宗嗣子合而为一，则在光绪，上则醇王，下则诸子，皆为旁支。帝系自文宗以下，仍旧保持“子以传子”的家法，在宗庙中才能保持始终如一的地位。此即所谓“大行皇帝未有子而有子，即我两宫皇太后未有孙而有孙”，而异日相引万代，“皆我两宫皇太后所自出，而不可移易者也”，语重心长，但不经解释，不知吴可读谋虑周至，确为清朝的社稷之臣。
    当然，主旨是在预杜醇王生异心。事实上，醇王亦确是不甘寂寞的，观其后来的作为，可以想见。至于慈禧，对吴可读的深意，当然彻底了解，所以对醇王的防范，非常周密。在醇王生前几次相试，死后亦仍留意种种不寻常的迹象，唯恐醇王会为兴献王第二。
    生前相试之事，至少有两次。一次是特赐醇王坐杏黄轿，醇王亦忧谗畏讥，始终小心，从未坐过一次。
    醇王殁于光绪十六年，谥贤，饰终之典，以乾隆御制“濮议辨”为法，定称号为“皇帝本生考”，建庙称“醇贤亲王庙”，正殿七楹，祀仪视天子礼。葬西山，与皇贵妃、皇太子坟墓同称为“园寝”。《十朝诗乘》记一事云：
    醇贤亲王园寝，有银杏树甚古，或云有龙气，遂为慈圣所伐。叶伯高记诗云：“五陵王气古来钟，松柏交枝欲化龙。郁郁佳城天子拜，丸丸寝庙大夫封。藩垣迫处无滋蔓，堂密相惊有美枞。莫问葛藟先纵斧，有如此树翦强宗。”
    王小航《方家园杂咏》有云：“甘棠余荫犹知爱，柳下遗丘尚禁樵，濮国贤王天子父，南山莫保一株桥。”自注谓：“有英年者，以少府兼步军总兵，习堪舆，尝为慈圣选定万年吉地，即今定东陵也。忽乘间言于太后，谓醇贤王园寝古银杏树，高十余丈，荫数亩，形如翠盖。按地理，非帝陵不能当。况俗名白果，以白加王上，是‘皇’字也！当伐。”
    太后即命英伐之，诫勿告上。内府密陈于帝，帝坚持不可。诸臣复诣太后劝阻，太后亦坚持。一日帝退朝，闻内侍言：“太后黎明率内府诸臣往伐树矣！”上亟命驾出，经红山口，伏舆中大哭。盖往时幢幢如盖者，至此即睹之，今不存矣。抵园寝，太后已去，树身倒卧，数百人方斫其根，周遭十余丈掘为池，以石灰沃水遍灌之，虑滋蘖也。上无语，绕行数周，顿足拭泪而返。
    此丙申年事，后数年拳乱作，英年以袒拳伏诛。小航尝过园寝，闻村人言，其树七人合抱不交，掘根时出大小蛇千百。或谓拳匪即蛇之附身报复，则齐东野语也。
    此即唯恐醇王后人接承大统。按：丙申为光绪廿二年，这年春天，慈禧杀太监闻德兴，逐文廷式，母子感情，已成水火。慈禧忖度如崩在帝先，则无子的德宗，可再援兄终弟及之例，传位于胞弟，亦可选胞侄辈为嗣继统，而另为穆宗立嗣。两者有一于此，帝系即转入醇王一支，对慈禧本身的尊号祀典，及其世居京城东北隅方家园的娘家，皆将不利。因而迷信英年之说，有此非常的举动。
    吴可读为穆宗争立嗣，蓄意已久。原疏中自叙云：
    彼时罪臣即以此意拟成一折，呈由都察院转递。继思罪臣业经降调，不得越职言事，且此何等事，此何等言？出之大臣、重臣、亲臣，则为深谋远虑；出之小臣、疏臣、远臣，则为轻议妄言。又思在廷诸臣，忠直最著者，未必即以此事为可缓，言亦无益而置之，故罪臣且留以有待。
    洎罪臣以查办废员内，蒙恩出引见，奉旨以主事特用，仍复选授吏部，迩来又已五六年矣。此五六年中，环顾在廷诸臣，仍未有念及于此者。今逢我大行皇帝，永远奉安山陵，恐遂渐久渐忘，则罪臣昔日所留以有待者，今则迫不及待矣。
    仰鼎湖之仙驾，瞻恋九重；望弓箭于桥山，魂依尺帛。谨以我先皇帝所赐余年，为我先皇帝上乞懿旨数行，于我两宫皇太后之前。
    但何以不惜死谏，又何以必须死谏？这是意中不能无疑于慈禧之故。以常理来说，穆宗为慈禧所出，母子骨肉之情，非比寻常，如痛爱子之早夭，对于穆宗的后事，自必顾虑周详，妥帖安排，庶几可慰泉下。而事实上不然，当穆宗初崩，慈禧不为其立嗣，而以光绪入嗣文宗，并承大统，固由私心，得仍以太后的身份垂帘。但既遂所愿，即应为穆宗着想，而历时多年，始终未有明文。
    其间慈禧、穆宗、嘉顺皇后，宫闱事秘的母子婆媳之间矛盾冲突，逐渐为外廷所知。传说议论，始终不绝，以致吴可读有一想法：慈禧是有慊于子媳，对将来大统之必归于穆宗的嗣子，有意不作明确的宣布，是隐然含着报复之意的。如果慈禧的存心真是如此，则泛泛一疏，未必能回慈听，故而必须以死力争。
    以我的看法，慈禧当穆宗初崩，不为立嗣，除了不愿当太皇太后以外，多少亦含有虐待嘉顺皇后，不使有子之意。凡后妃当居孀时皆母以子贵，后来隆裕的处境，最能说明这一点。光绪初崩时，慈禧的处置，为高度政治技巧的运用，与嘉顺皇后当年的遭遇，成一极其无情的对比。
    对吴可读形成讽刺的，或者也是吴可读死而有知最伤心的是，光绪竟亦绝嗣，他所顾虑的“将来大统之承”，未必归于穆宗“承继之子”的问题，根本没有发生的可能。但吴可读一疏，仍有其深远的影响，此可分两个问题来谈。
    第一个是“大阿哥”的问题。光绪未老先衰，由于先天不足，神经过敏，从小畏闻雷声。而自幼至长，长期在慈禧严厉控制之下，神经极度衰弱，稍一受惊，就会遗泄，所以他之不能得子，是早就有了明显的征象的。但臣下从无人言及，应该像仁宗那样，选宗子中资质优秀者，育于宫中，以备储位。这因为清朝自康熙晚年，即无形废除立储之制，至雍正朝，更见诸明文，臣下不敢言其事；再则外廷不知光绪有此衰象，总以为春秋正当，不患无嗣，不忍言其事。
    及至戊戌政变后，以载漪之子溥儁育于宫中，为称“大阿哥”，仿佛建储，而实为废立之计。当时除载漪一党及徐桐、崇绮以外，连慈禧的心腹荣禄都不赞成。士大夫更无有以此举为然者，终于因刘坤一那两句“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难防”的警句，保全了光绪。而舆论之反对此举，一方面固然是同情光绪；另一方面亦由于吴可读死谏之疏中，强调“子以传子”的“家法”，对于不明不白的溥儁继位，将来载漪以“太上皇帝”的身份出现，后患无穷，有所警惕之故。
    第二个是溥仪的兼祧问题。光绪三十四年秋天，慈禧痢疾，久而不愈，老年人有此征象，皆知不吉，而光绪则为慢性疾病，一时无可死之理。我研究过所有当时名医为光绪“请脉”的记载，确信他是被毒死的，但下手的绝非李莲英。
    皇帝崩后，大臣应瞻视遗容。但被鸩必有毒瘢，岂可落入大臣眼中？尤其慈禧本人朝不保暮，而近支亲贵中如肃王善耆等，久有保护光绪之计，所以光绪非命而死，如果处置不善，可以引起极其严重的后果。这时就显得慈禧老谋深算、手段厉害了！她的办法是，命隆裕守护在瀛台。有皇后在，大臣岂可迫近注视？加以殿廷深远，光线不足，遥遥观望，能看得出什么来？事实上据说光绪崩后，脸是黑的，不知是何毒物，会产生这种现象。
    那么，隆裕以夫妇之情，膺此难堪之任，所得到的“奖品”是什么呢？是让溥仪兼祧德宗。
    按：两宫先后升遐，汉大臣中身经其事者，为大军机张之洞、鹿传霖、袁世凯。唯张之洞年谱有记载。张谱有两本，一为许同莘编，一为胡钧重编，两本记此事相同：
    （十月）十九日上谕：奉皇太后懿旨，授醇亲王载沣为摄政王，命王子溥仪在宫内教养。二十一日酉刻，宫车晏驾，皇太后命摄政王监国，以王子入承大统，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兼承大行皇帝之祧。
    二十一日，嗣皇帝尊祖母皇太后为太皇太后，兼祧母后为皇太后。太皇太后谕：嗣后军国政事，均由摄政王裁定，遇有重大事件，必须请皇太后懿旨者，由摄政王面请施行。是日未刻，太皇太后崩，距景庙上宾仅一日，人情疑惧，只以仓卒之间，措施悉当，旋即帖然。
    此数日中，公入宫议事，无间昼夜。受遗定策，其详不得闻，第闻景庙崩后，军机大臣入临，皇后自内出，卒然问曰：“嗣皇帝所嗣者何人也？”诸臣未及答，公对曰：“承嗣穆宗毅皇帝，兼祧大行皇帝。”又问曰：“何以处我？”曰：“尊为皇太后。”曰：“既如是，我心慰矣！”遂哭而入。
    由此可知，慈禧咽气时，隆裕并不在病榻之前。历史上恐曾无太后病危，皇后不在寝宫照料之理。隆裕与光绪在末年彼此望影而避，而光绪崩后，隆裕忽而守灵不去，况又当慈禧危在旦夕之际，此为情理上极不适之事，其故何在，岂不可思？
    至于溥仪入宫，慈禧当然记得吴可读的死谏，故为穆宗立嗣。此时隆裕的身份不明。如果溥仪不是兼祧，隆裕的处境，便有如明世宗朝的张太后，溥仪将称之为“皇叔母”。慈禧手握决定隆裕未来的绝对权柄，驱遣隆裕去掩护毒杀她丈夫的形迹。慈禧玩弄权术的手法，真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至于慈禧的末命，以溥仪兼祧，并尊隆裕为太后，对于隆裕的关系之重要，只看溥仪自传中，记“母子之间”的情形便可明了：
    我入宫过继给同治和光绪为子，同治和光绪的妻子都成了我的母亲。我继承同治兼祧光绪，按说正统是在同治这边，但是光绪的皇后——隆裕太后不管这一套。她使用太后权威，把敢于和她争论这个问题的同治的瑜、珣、晋三妃，打入了冷宫，根本不把她们算做我的母亲之数。
    光绪的瑾妃也得不到庶母的待遇。遇到一家人同桌吃饭的时候，隆裕和我都坐着，她却要站着。直到隆裕去世那天，同治的三个妃和瑾妃联合起来找王公们说理，这才给她们明确了太妃的身份。从那天起，我才管她们一律叫“皇额娘”。
    以上是吴可读死谏之疏内容中主要部分的分析，以下叙个人拳拳忠爱之忱，以及深恐由于他的非常举动，使吏部堂官受累，特别加以解释。吴可读在蓟州三义庙饮药以后的情形，知者亦多，皆不必赘述。以下谈死谏之疏上达后的反应。
    按：吴可读复起于废籍，为吏部主事。各部司员无封奏之权，有所陈述以达宸听，例由堂官代奏。吏部出奏后，朝野震动，两宫太后因吴可读“以死建言，孤忠可悯”，除优恤外，将原折交“王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会同妥议具奏”。此即所谓“廷议”，而会议地点，实际在内阁。廷议的规模，有大有小，像这一次在规模上是第一级，非有关国家大计，而须博咨周访者，不举行此种规模的廷议。以前曾有读者来函，嘱对清朝廷议参与人员作一解释，现在借此机会作一答复：
    一、王大臣——顾名思义，为亲王、郡王而兼大臣衔称者，始得谓之“王大臣”。如仅为亲王、郡王，即无资格。事实上，亲郡王必有大臣衔称，因为“大臣”的名目极多，最重要、地位亦最高的是御前大臣，此外有后扈大臣、专操大臣等等，最普通的是散秩大臣。
    二、大学士——内阁大学士、协办大学士。清朝中叶以后，定制大学士四员、协办大学士两员。各衙门堂官大致皆有满汉两缺，唯独大学士专殿阁，一衔只一缺，不分满汉。如文华殿大学士，非满即汉，非汉即满，同时不会有两个文华殿大学士。
    三、六部——指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堂官，每部满汉两尚书、四侍郎共六员，合称“六堂”。又理藩院亦归入六部。
    四、九卿——明朝以六部加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为九卿；清朝则以都察院、大理寺、太常寺、鸿胪寺、太仆寺、通政司、宗人府、銮仪卫为九卿，此为“大九卿”。又有“小九卿”，则钦天监、太医院堂官之类，但“小九卿”之称，并不为朝廷承认，不赘。
    五、翰、詹、科、道——此为清贵之职，翰者翰林院，詹者詹事府，科为六科给事，道为各道监察御史。
    凡廷议，中坚分子必为翰詹科道。这一次议吴可读原疏，亦无例外。上谕谓：“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降旨，嗣后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此次吴可读所奏，前降旨时，即是此意。”所谓“即是此意”，究竟是何含义？这含混笼统的四个字，即成为廷议的重点。
    按：“前降旨时，即是此意”八字，接于“此次吴可读所奏”之下，意思很明白，谓穆宗初崩，所颁懿旨：“俟嗣皇帝生有皇嗣，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即是吴可读所奏“将来大统仍归承继大行皇帝嗣子”之意。命王大臣等“妥议具奏”，无非将“即是此意”，订成具体可行的办法。但复奏的结论，竟是以吴可读所奏“毋庸置疑”。其理由是，吴可读所请预定大统之归，有类乎建储，而建储为本朝家法所不许。而将来如何继统，早包含于前降懿旨之中，何待臣下奏请？至于“神器所归”，嗣皇帝在将来“必能斟酌尽善，守列圣之成宪，奉天下以无私”。
    对于内阁集议的结果，由“妥议”一变而为“毋庸置议”，不满者甚多。廷议不合，例许单衔或联衔陈奏。于是先有毓庆宫行走的“师傅”徐桐、翁同龢，及南书房翰林潘祖荫合疏，继有声名极盛的清流宝廷、黄体芳、李瑞棻，以及一定少不了的张之洞，纷纷建言。
    对问题了解得最透彻的是宝廷。他在附片中说：
    廷议谓穆宗毅皇帝继统之议，已早赅于皇太后前降懿旨之中，将来神器所归，皇上自能斟酌尽善，固也。然懿旨意深词简，意存言外，苟泥于其词，难免害意，不及此时引申明晰，异日皇上生有皇子，将即承继穆宗为嗣乎？抑不即承继乎？不即承继，则以违懿旨；若即承继，又嫌迹近建储。就令仅言继嗣，不标继统之名，而天下臣民，亦隐然以储贰视之，是不建之建也。
    而此皇子贤也，固宗社之福；如其不贤，将来仍传继统乎？抑舍而别传乎？别传之皇子，仍继穆宗为嗣乎？抑不继乎？就命仍继穆宗，是亦不废立之废立也，岂太平盛事乎？至此时即欲皇上斟酌尽善，不亦难乎？
    廷议之意，或以皇上亲政，皇子应尚未生，不难预酌一尽善之规。然国君十五而生子，设皇子诞育，如在撤帘之前，又何以处之乎？与其留此两难之局，以待皇上，何如及今斟酌尽善乎？
    宝廷分析问题，相当深入。但不述于原奏，而用“附片”，则有深意在内。因为原奏预为成年后的光绪设教，有保存的价值，而附片则谈一时之事，可以抽出另作处置。章奏之法，固应如此。
    至于宝廷的原奏，在起草时，就已想到将来让嗣皇帝亲自阅看，有所感动，所以又是一种立言之体。颂圣是必然的，而最精彩的一段议论是引乾隆《御批通鉴辑览》，说宋太宗背杜太后、明景帝废太子见深，是因为先有私天下之心，所以佞臣才进邪说。最后的结论是：
    我朝圣圣相承，迥迈前代，纵有赵普黄之辈，皇上仰遵祖宗遗训，远鉴宋明，不惟其言不能入，且必重加之罪，况两宫懿旨，悬之于上，孤臣遗疏，存之于下，传之九州，载之国史，皇上若竟信佞臣谄媚之语，违背慈训，弃置忠言，何以对天下后世。背义自私之事，乡党自好者不为，而谓圣人为之乎？此固可读之忠心，而实过虑也。
    此次廷臣议上，皇太后降旨时，但请将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懿旨之意，详为引申，俾天下臣民，永无疑义。我皇上孝悌仁让，必能以皇太后之心为心，无须谆谆申命，并请将前后懿旨，与广安吴可读及此次兴议诸臣奏议，存之毓庆官，俟皇上亲政日，由毓庆宫诸臣，会同军机大臣，恭呈御览，自必明降朱谕，宣示中外，将来传统之皇子，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俾天下后世，咸知我朝家法，远越宋明，皇太后至慈，皇上至孝至悌至仁至让，且以见穆宗至圣至明，托得人也，岂不懿欤？
    宝廷提到的广安，是首先谈到继统问题的，穆宗崩时官内阁学士，于光绪元年正月上疏，主张颁立铁券，以期确定皇位必传于穆宗之嗣，结果是“传旨申饬”。
    张之洞一疏，可想而知的，必是旁征博引，惟恐言不尽意。论吴可读的原奏，有“不必虑者三”“未及虑者三”“不足辨者三”，洋洋洒洒，两千余言，但传诵人口的，只是哀穆宗无出，充满了感情的一小段话：
    惠陵永闭，帝后同归，既无委裘遗腹之男，复无慰情胜无之女，伤心千古，夫复何言？
    其实，诸疏中言简意赅，最中肯的，还是翁同龢起草，邀徐桐、潘祖荫联名合上的一疏：
    诚宜申明列圣不建储之彝训，将来皇嗣繁昌，默定大计，以祖宗之法为法，即以祖宗之心为心。总之，绍膺大宝之元良，即为承继穆宗毅皇帝之圣子，揆诸前谕则合，准诸家法则符。
    “总之”以下二语，亦如铸铁券，万不可移。后来结束此重公案的一道懿旨，大致即采其意：首先申明，因本朝不建储，所以“未将继统一节宣示”，吴可读所请颁定大统之归，与本朝家法不合。接下来说：
    皇帝受穆宗毅皇帝付托之重，将来诞生皇子，自能慎选元良，缵承统绪，其继大统者为穆宗毅皇帝嗣子，守祖宗之成宪，示天下以无私，皇帝亦必能善体此意也。所有吴可读原奏，及王大臣等会议折，徐桐、翁同龢、潘祖荫联衔折，宝廷、张之洞合一折，并闰三月十七日及本日谕旨，均着另录一份，存毓庆宫。

 安维峻

    安维峻
    附记 王五
    吴可读是甘肃人，后十余年，甘肃又出一个名御史安维峻。他是甘肃秦安人，字晓峰，光绪六年的翰林，早先是拔贡出身。拔贡逢酉年始举，十二年一回，有人说比状元还名贵，自是言之过当，但拔贡真才实学，绝无侥幸，则是事实。进士看不起举人的很多，却绝不敢看不起拔贡。事实上，朝廷对拔贡亦远比对举人来得看重，举人三赴春闱不第，得就大挑，挑上了不过县令，拔贡则一经朝考，得以七品小京官任用。县令亦为七品，但身份比不上京官。安维峻未点翰林以前就是七品小京官。
    《清史稿》本传，说他光绪十九年转御史，“未一年，先后上六十余疏”。这大概是牢骚使然。十余年翰林，不兼讲官，即不得专折言事，所以一为言官，畅所欲言。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初二，以劾李鸿章获罪。翁同龢是日日记：
    封奏七件……惟安维峻一件未下，比至小屋始发看，则请杀李鸿章，劾枢臣无状，而最悖谬者，谓和议皇太后旨意，李莲英左右之，并有皇太后归政久，若遇事牵制，何以对祖宗天下之语。入见，上震怒，饬拿交刑部议罪，诸臣亦力言宜加惩办。臣从容论说，以为究是言官，且彼亦称市井之言不足信。良久，乃命革职发军台。
    观此则知安维峻初为翁同龢所救。此亦必然之事，因为安维峻是翁同龢主会试所取中的门生。
    安既获罪，直声震天下，发解之日，争相祖饯。但得大名而去，实为侥幸。且看他奏折中所言：
    倭贼与邵友濂有隙，竟敢令索派李鸿章之子李经方为全权大臣，尚复成何国体？李经方为倭贼之婿，以张邦昌自命，臣前劾之。若令此等悖逆之人前往，适中倭贼之计。
    说李经方为“倭贼之婿”，已觉可笑，却还有更可笑的话：
    初不知李鸿章有不臣之心，非不敢反，实不能反。彼之淮军将领，皆贪利小人，无大伎俩，其士卒横被克扣，则皆离心离德。曹克忠天津新募之卒，制伏李鸿章有余。此其不能反之实在情形，若能反则早反耳。
    谓曹克忠新募之卒，制李有余，其言直同梦呓。安维峻既昧于外势，复暗于内情，此折文字亦卑琐无足取，无怪恭王当日请假，次日入直，得知其事，大怪同僚，说“此等奏折，何必理他？诸公莫非欲成安之名？”
    使得安维峻声名传遍遐迩的原因，一言以蔽之，机遇而已。第一，李鸿章一生运气，以光绪十八年七十赐寿为顶点，过此则日就下坡。曾国藩虽有信运气之说，实际上是谦抑为怀，表示不敢贪天之功。李鸿章则自负少年词林、中年戎马、晚年洋务，都靠本事，并无侥幸，以致日就骄矜，尤以任用乡人，至于牛溲马勃，视如上药。相传刘六麻子（铭传）偶至北洋，发现其乡略识之无者，居然捧檄出为民牧，不觉大骇。曾向私交极深的乡亲表示，北洋将有大祸，诸公宦囊已丰，不如急流勇退，否则将玉石俱焚。以后龚照玙、卫汝贵等，果然身败名裂。
    因为李鸿章骄矜，淮军腐败，所以舆论无不深恶痛绝，而安维峻请杀李鸿章，自然大快人心。至于奏疏中的纰缪，却很少人知道。因为彼时的宫门钞，毕竟不是现在的报纸，能寓目者无多几人，安维峻之直声震天下，几全由口头而来。
    其次，是大刀王五的义举，助成安维峻故事的传奇化。因王五名王正谊，据说本是绿林出身，改邪归正，以走镖为业，而慷慨任侠。安维峻充军，凡车马川资，皆由王五一身任之，且亲自护送出塞。《十朝诗乘》记：
    合肥相国，久领北洋，屡主和议，京朝官几以汉奸目之。安晓峰侍御维峻，抗章劾其通倭，谓于海外潜营金穴，其子且为日本国驸马。所言皆讏，坐夺职遣戍，而直声大震。都市大侠王五，念其贫，出金助之，且护送出塞。柯凤孙学士《送晓峰出塞》诗云：“昔年胡忠简，抗论绍兴初。四裔知名字，千金购谏书。先生真不忝，世事竟何如？感慨都亭别，犹多长者车。”
    按：“讆”即“伪”，《十朝诗乘》作者，不愿显斥其非，故用伪字的古体。柯凤孙即柯劭忞，又字凤荪，以安维峻之劾李鸿章，比之于南宋胡铨之劾秦桧，自是溢美。
    安维峻亦能诗，遣戍时集句云：
    一封朝奏九重天，万事伤心在眼前。
    好脱儒冠从校尉，征途行色惨风烟。
    后五年释还，入关时复有集句：
    马首东来知是谁？乡书无雁到家迟。
    陇头流水关山月，准拟人看似旧时。
    又有和人七律一首：
    兀自伤秋计已痴，百年世事一枰棋。只应梅福称仙尉，谁道王敦是可儿。梦里获言犹草疏，春来转瞬即瓜时。天涯亦有濠梁客，活到忘机两不知。
    “梅福”当指张佩纶，“王敦”自是李鸿章。拟李为王敦，跋扈略似，其他事迹，迥不相侔。
    安维峻的结局，据《清史稿》本传如此记载：
    维峻以言获罪，直声震中外，人多荣之。访问者萃于门，饯送者塞于道，或赠以言，或资以赆，车马饮食，众皆为供应。抵戍所，都统以下皆敬以客礼，聘主讲伦才书院，二十五年释还，遂归里。三十四年，起授内阁侍读，充京师大学总教习，宣统三年，复辞归，越十有五年卒。维峻崇朴实，尚践履，不喜为博辩，尤严义利之分。归后，退隐柏崖，杜门著书，隐然以名教纲常为己任，每谈及世变，辄忧形于色，卒抑郁以终。著有《四书讲义》《诗文集》。
    据曾在京师大学堂肄业、亲承其教的前辈言，安维峻人颇谨慁，似少刚劲之气，不知何以有此干冒宸严的白简。

 刘恩溥·邓承修

    刘恩溥·邓承修
    附记 李鸿章 刘锡鸿
    自安维峻以后，名御史有所谓“台谏三霖”，我在《庸庵尚书》《同光大老》两作中，曾经谈过，不再赘词。不过，同光之际，言路大开，柏台人物，还有两位可谈。一是刘恩溥，一是邓承修。刘恩溥号博泉，直隶吴桥人，同治四年乙丑翰林，光绪三年补授浙江道御史，善于谲谏，妙语甚多。
    光绪八九年间，刘恩溥奉派查旗。其时奉天将军为承恩公崇绮，刘恩溥并府尹松林一起参劾，措辞匪夷所思：
    将军崇绮，除不贪贿外，别无所长；
    府尹松林，除贪贿外，亦别无所长。
    《清稗类钞》亦载其一事云：
    时宗室某甲设赌局于皇城内，有旗人某乙者，亦世家子，以饮博倾其家，贫无立锥。一日，博偶赢，往索博逋，竟被殴死。其尸暴露城隅者二十余日，无为收殓者，官亦畏某甲势，不敢过问。
    刘乃上疏言其事，略谓：“某甲托体天家，势焰熏灼，某乙何人？而敢贸然往犯重威，攒殴致死，固由自取。某甲以天皇贵胄，区区杀一平人，理势应尔，臣亦不敢干预。惟念圣朝怙冒之仁，草木鸟兽，咸沾恩泽。而某乙尸骸暴露，日饱乌鸢，揆以先王泽及枯骨之义，似非盛世所宜。合宜饬下地方，自检视掩埋，似亦仁政之一端也。”
    邓承修的出身与李慈铭相仿，以举人纳赀为郎，分刑部，同治末年考授浙江道御史，旋以丁忧回籍。他是广东的客家人，所以成名后，都称之“邓镇平”，字铁香，而外号则为“铁汉”，光绪初年的清流中，与张佩纶的锋芒相侔。《清史稿》本传：
    先后疏论闱姓赌捐，大乖政体；关税侵蚀，阴害库帑；以考场积弊，陈七事纠正之；吏治积弊，陈八事肃澄之。又劾总督李鸿章失政，左副都御史崇勋无行，侍郎长叙等违制；学政吴宝恕、叶大焯，布政使方大湜、龚易图，监运使周星誉，诸不职状。会边警，纠弹举朝慢弛，请召还左宗棠柄国政。逾岁彗星见，则又言宗棠莅事数月，未见设施，而因推及宝鋆、王文韶之昏眊，请罢斥，回天意。是时文韶方向用，权任转重，会云南报销案起，又严劾之，仍不允。久之，迁给事中。
    光绪甲申以后，全枢皆罢，以醇王为“太上军机”。军机处有重要上谕、廷寄，先送太平湖醇王府阅定，谓之“过府”。醇王涵养远不及恭王，对言路锋利，颇感不耐，于是而有明捧暗损之谋，清流皆畀以重任，结果“三江会办，只落得侯官革职，丰润充军”。邓承修亦被命担当实务。《清史稿》本传：
    时朝鲜乱平，琉球案未结，上言简知兵大臣驻烟台，厚集南北洋战舰番巡，留吴长庆军戍朝鲜，互犄角。越南乱作，法人袭顺化，复请诏百官廷议，定国是，皆不报；十年，越事益坏，首劾徐延旭、唐炯失地丧师，赵沃、黄桂兰拥兵偾事，宜肃国宪。
    其夏，法人愿媾和，承修联合台谏上书，极书和议难恃，旋与司业潘衍桐密上间敌五策，并劾李鸿章定和之疏，嫉刘永福敢战，言之愤绝。
    亡何，法果败盟，侵台湾基隆，枢臣议和战未决，于是承修再陈三策：法所恃为援者西贡、东京，我若师分三路，亟攻越南，彼将自救不暇，策之上也。分兵为守，敌至则战，敌退不追，老师糜饷，利害共之，策之中也。若虑饷绌运阻，不敢言战，则其祸不胜言矣，是谓无策。补鸿胪寺卿，充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自此陈说兵事，章凡十三上，多见采纳。
    邓承修入总署在光绪十年九月。总署办事，自恭王以来，建立传统，有事会商决定，除非意见上重大歧异，不另上奏。邓承修“陈说兵事，章凡十三上”，可知在战略战术方面，常持异议，自难为当政者所容，亦使在北洋遥执外交枢纽的李鸿章，大伤脑筋。于是第二年奉派议和及勘界。《清史稿》本传：
    明年（光绪十一年），赴天津佐鸿章与法使巴特纳商和约，定新约十款。还，乞归省。未出都，命赴广西与法使会勘中、越分界。至则单骑出关，会法使浦理燮。浦理燮欲先勘原界，承修据约，先欲改正界限，不相下。乃阳以文渊、保乐、海宁归我，而阴电其驻京使臣，诋承修违约争执，谓非先勘原界，势将罢议。
    按：《中法新约》十条中，第三条规定，“六个月内勘界，北圻界处，或稍改正”；又第五条，“保胜以西，谅山以北通商，华设关，法设领事”，则很明显地，勘界的中心点为镇南关外的谅山。《清史稿·邦交志三》记：
    粤东粤西界务，邓承修与张之洞、李秉衡等会商，其与法使浦里燮在关门文渊会议，承修执约内“北圻边界必要更正，以期两国有益”之语，欲以谅山迤西，自艽葑、高平省至保乐州，东自禄平、那阳、先妥州至海宁府，划归中界，浦使以据约，不过于两边界址略微更改，不能及谅山及西地，旋允请示本国，卒不行。
    十二年，复议界，会浦里燮病，仅由镇南起勘至平关而止，东西不过三百余里，余未履勘。浦里燮旋回国，法改派狄隆，由滇赴粤，与邓承修等议界。
    翻开地图，邓承修要求的国界线，以谅山为中心，顺着自然地理的北江到广西龙州，向西沿着高平河到高平、保禄，东则沿着现在越南的琪穷河，由禄平、那良至芒街，大致为现在越南的福安公路以北之地，都应划归中国，结果以未获朝廷及北洋的支持，邓承修为国保疆土的雄心，未能实现。
    当时在李鸿章主持之下，总署迭次训饬邓承修，不得固执成见，速行勘定为宜。其原因有二。第一是，李鸿章在议界之后，要进行谈判商约，以为西陲瓯脱之地，得失无关大局，两害之间权其轻，不如弃无用之地，争有用之商约为上策。
    第二是，李鸿章此时方为慈禧立一大功。原来慈禧自甲申四十万寿以后，以归政为名，求颐养之实，正议修西苑之海，而蚕池口有座天主教堂，为康熙年间所敕建，钟楼极高，俯瞰西苑，一览无余，慈禧非常讨厌，责成李鸿章，非交涉拆除此教堂不可。
    其时的天主教在法国人手里，法国主教樊国梁一口拒绝，毫无商量的余地。后来有高人献议，说普天下天主教都归罗马管辖，如果到教廷活动，获得同意，不怕法国人不就范。李鸿章因于光绪十一年十月初，派天津海关税税务司英国人敦约翰为代表，往罗马向教廷交涉迁移蚕池口教堂及通使事宜。
    结果颇为圆满，教廷同意中国另行拨地、拨款迁移蚕池口教堂。但实际上还须跟法国打交道，而法国对中国直接向教廷展开关系，颇为不快，曾特别向教廷申明，在华有“保教权”。为了打开僵局，李鸿章觉得在议界方面，不妨让步。以后蚕池口教堂毕竟迁移了，即是现在北平的西什库教堂，天主教徒称为“北堂”者是。
    勘界是个苦差事，既须披荆斩棘，又须跟洋人打交道，而稍有出入，则有失地的大罪，朝廷当初派他此差，原为“请君入瓮”的惩罚。邓承修历经艰辛，而所争者竟不获朝廷支持，灰心丧志，锐气尽消。光绪十三年勉强毕事后，旋即谢病，主讲丰湖书院，十七年郁郁病殁惠州。光绪十年甲申，恭王罢政，清流尽没，清朝气运可知。明朝亡于甲申，谓清朝亦亡于甲申，未始不可。
    邓承修与李慈铭出身相侔，气类相近，交谊极深。李慈铭论人极苛，笔下几无一不骂之人，唯于邓承修为例外，则以彼此有特殊渊源。有人以为邓所上封奏，多出李手，信而有征。或者李慈铭是借他人杯酒，浇自己块垒。其为邓所代草章奏，以其日记考之，不一而足。如李慈铭日记记光绪六年：
    十一月十三日：侍郎长叙嫁女，是日圣祖忌辰也。
    十一月二十三日：为邓铁香拟一文字。
    十一月二十七日：上谕：邓承修奏参大臣婚嫁违制一折，十月十四日系属忌辰，户部右侍郎长叙之女，出嫁山西布政使葆亨之子，实属有干功令。均着交部严议（旋议革职）。
    又光绪八年：
    正月十四日：为人拟条陈税厘之弊、洋使之费两奏片。
    正月十八日：邓承修请饬查关税侵蚀，谕严查。
    十一月二十五日：拟条陈科场积弊疏。
    十二月二十日：邸钞：给事中邓承修条陈科场事宜，谕严查整顿。
    至于邓承修劾李鸿章之疏，不但非出于李慈铭之手，且曾为李鸿章向邓有所解说。
    光绪十年五月二十一日记：
    铁香深恶洋务，又以其乡人刘云生言外挟屡欲推奉合肥，合肥挟以自重，遂不满之。及云生以劾合肥罢官，尤致愤憾，屡疏攻击，今和议成，更严劾合肥，言之愤绝。然刘之说极无稽，余屡为铁香言之，以此颇与龃龉；而能深知二张之奸，列数诸人之佞，是则雅合吾心，无惭君子矣。
    按：云生即刘锡鸿。光绪元年因云南教案马嘉理事件，遣正副使各一员赴英，郭嵩焘为正使，刘锡鸿为刑部员外，夙与郭嵩焘交好，谋得副使，至英则处处掣正使之肘。刘籍隶广东南海，所以李慈铭称他为邓承修的乡人。此人为妄人，做外交官而不以外交为然。王湘绮日记：“云生云英人欲兴兵端，又言养兵无益，及洋炮轮船不足学造。”无怪乎与李鸿章意见相左。彼时言洋炮不足学造及养兵无益者，为顽固派的论调，不意曾使英者亦有此言。《清史稿》卷四四七为外交官列传，计自郭嵩焘至杨儒，凡十一人，独无刘锡鸿，取裁殊有识。
    李慈铭此段日记，可注意者，乃为李鸿章说话，不惜与邓“颇龃龉”，则其来有由。
    李慈铭光绪十年三月十三日记：
    赴天津，主讲学海堂。自辛未入都，匆匆十四年，未出国门一步，朝夕之景，近视阶庭；行坐之踪，不离咫尺，履屐皆得所安，匕箸亦授以节；至寝食之早晚，书策之纵横，尤有常度，勿容少变。今虽进出，且定归期，而抚景慨然，不能自已。
    同日又记：
    谒合肥督相，坐谈一时许。合肥受北洋之寄，极使相之尊，其深信夷人，劝效夷法，广做机器，久糜巨资，又委任非人，诚亦无解人议。然身处危疑，事嚣责备，力侭势掣，财匮兵骄，局外之言，不中事会。近法夷和约五事，不偿兵费，不增难端，越南之朝贡如常，滇桂之边防如故，无伤国体，速定盟言，自来款议，此举差优，平情论之，功不可没。
    原来李慈铭已受李鸿章的笼络，所以论调一变。但李慈铭对邓承修，除此一事外，交谊弥笃。《十朝诗乘》记邓承修事特详，颇致推许，其去官实为厄于孙毓汶：
    邓铁香京卿承修，初居台谏，著称敢言，屡抨劾贵要。梁文忠贺其擢内阁侍读学士云：“近侍丝纶美，新颁雨露温。直从百僚底，上动九重尊。盛世无朋党，端居念主恩。此身应许国，不独在忠言。”勖勉甚至。
    后迁鸿胪卿，出为桂边划界大臣，侃直争持，狡谋为戢，事竣还朝，慈圣慰谕之曰：“汝此行辛苦。”铁香益感奋，寻拜命直译署，与同列孙文恪、徐小云论事多忤，尝过梁栖凤楼宅，语梁曰：“吾时与少云争论，不胜愤激，奈何？”梁曰：“君不能和一徐侍郎，更何能制异族耶？”既又忤文恪，乃决引疾。朝旨犹予假慰留，盖慈眷尚渥，而铁香迄不安于位。假满复乞休，遂归，在乡创设崇雅书院。又于丰湖上辟尚志堂，以启迪后进，凡五年而卒。
    文忠有《哭邓鸿胪》诗五首，其第二首云：“孤特标一概，不谐者徐孙。公廷有夔龙，敷奏将何言？涕辞文石陛，身老梅花村。俄充割地使，遂出南关门。冲林截猛虎，啼木矜故猿。无惧神乃静，有耻命益尊。能使狡暴折，不恤瘴疠屯。辛苦称深宫，硕果迄不存。孰谓山木寿，五载焚其根。”述其事也。相传铁香疏皆李越缦代草，故过从特密。其乞归，越缦尝为文送之，时尚官户部。
    邓承修虽不得志而归，但仍有可羡之处。李慈铭光绪十四年四月初一日记：
    铁香来辞行，为之黯然。铁香自越边界划界即不得行其志，回京复命，东朝颇慰勉之，遂乞归。朝士得如铁香之归者，有几人哉？知难知止，洁身而退，年甫强壮，归奉老亲，朝廷眷留，天下想望风采。如余者，汩没冗郎，头童齿豁，孑然一身，鸡栖不归，真是非人类矣。
    “冗郎”为李慈铭自称，其时犹为户部郎中，一年以后，考取御史。既列名柏台，亦不妨一谈其生平。

 李慈铭·褚成溥

    李慈铭·褚成溥
    附记 周氏兄弟 林绍年 王先谦 潘祖荫 赵之谦 戴望 谭献 王闿运 高心夔 王懿荣 翁同龢 周福清 周锡恩 殷汝璋 鲁迅 樊增祥 孙毓汶 刘铨福 黄辅辰父子
    李慈铭初名模，字式侯，后更名慈铭，字廷伯，号莼客，绍兴人。平步青撰《李慈铭墓志》，叙其履历云：
    道光庚戌，吴晴舫侍郎督浙学，补县学生员。应南北试凡十一，屡荐屡报罢。咸丰己未北游，将入赀为部郎，而为人所绐，落魄京师，倪恭人亟鬻田成之。同治乙丑，请急归，奉母讳。庚午，始举浙闱，五上春官。光绪庚辰，始通籍，以原官久次，补户部江南司。君才望倾朝右，独键户读书，非其人不与通，经年不一诣署。
    所谓“为人所绐”指周星誉而言。李慈铭生平有两个不解的怨家，都是他的小同乡，一为赵之谦，一即周星誉。
    周星誉虽为绍兴人，但籍隶河南祥符，祖父皆由正途官至知府。周星誉与其弟星诒年轻时，以世家子弟，在绍兴的风头很健，李慈铭与之订交。其时周星誉已中道光三十年庚戌进士，点庶吉士；散馆授职编修，请假回籍省亲，因洪杨势炽，道路修阻，直至咸丰八年方进京供职。李慈铭筹了一笔钱，托他代捐郎中。哪知周星誉拿他的钱，自己捐了外官赴任去了。及至李慈铭到京，方知此事。举目无亲，烽火连天，欲留不可，欲归不得，境况之狼狈，非言可喻。因成终身切齿之仇。后来，周星誉官至广东盐运使，光绪十年为邓承修所参而落职，等于为李慈铭报了仇。
    李慈铭在日记中，称周星誉为“周蜮”。同治十二年六月十三日记（据金梁所辑）：
    孙子九书，言周蜮允还金，欺人而已。又：子九汀州书，言周小蜮被控撤任。此中自有天理。
    “周小蜮”即指周星诒，久官福建，风雅好古，为有名的藏书家之一。他所收藏的碑帖及书籍，多由谭复堂经手，据《复堂日记》记载，人品似比浙江另一宦游福建的藏书家陆心源要高明些。李慈铭知人论世，每有褊狭之论，尤其是谈周氏兄弟，其言不可尽信。
    李慈铭屡试不第，至光绪六年庚辰始成进士。据徐一士《庚辰谈往》记：
    李慈铭久困场屋，虽屡言不便应试，而仍锲而不舍，冀望弥切。庚辰成进士，始为其举业之归宿。光绪十二年丙戌请人为刻“道光庚戌秀才、咸丰庚申明经、同治庚午举人、光绪庚辰进士”印章，见是年十一月初六日记，有自娱之意，难得四朝逢庚也（所谓咸丰庚申明经，指是年以廪生捐贡）。自秀才至进士，凡三十年，盖治举业四十年矣。
    其庚辰五月七日引见养心殿时，起联云：“名扬卌载号庞眉，身是宣皇老秀才。”又《纱袍一领是庚戌游泮宫时所制，服之三十年矣，引觐被雨，题诗志之》云：“蓝纱一领制中单，恰称青衿弟子员。千缕每循慈线迹，卅龄还惹御炉烟。芹香袭久痕犹在，柳汁弹来色不鲜。五十孤儿今释褐，官袍欲换倍潸然。”悲喜交集，情见乎词。
    李慈铭于同治二年到京捐官郎中，分发户部，同时在大学士周祖培家教读。前后九赴乡试不售，同治四年南归；五年丁忧；六年为浙江巡抚马新贻聘为浙江官书局总校勘；九年庚午乡试，得中第二十四名举人；十年春进京会试，虽三上春官不第，但已名满都下。庚辰会试及第，日记如下：
    会试中第一百名。敦夫出闱，知余卷在林编修绍年房，初不知所谓，其乡人陈编修琇莹力赞之，始请陈君代拟评语，呈荐于翁尚书，尚书大喜。本中高魁，佷以景尚书取本房一卷，乃置十九名；既翁尚书欲以余卷束榜，始置一百名，而仍以三艺刻入闱墨，意别有在也。即请归本班，得旨以户部郎中原资叙用。
    李慈铭于光绪二年丙子恩科会试，因房考荐卷过迟，为主考刑部尚书桑春荣批示“额溢见遗”后，本已绝意进取，所以未赴三年丁丑正科会试，并“自述门七例”，即杜。杜门七例如下：
    一、不答外官；二、不交翰林；三、不礼名士；四、不齿富人；五、不认天下同年；六、不拜房荐科举之师；七、不与婚寿庆贺。
    所谓杜门七例，即言不为此七事而出门。至于看花看山、友朋吊问，固非杜门不出。自道此乃“矫世俗之枉，救末流之失”。其实愤世嫉俗，不认同年、不拜师两例，尤可想见其牢骚所在。
    至及六年庚辰，改变初衷，亦缘家人督促。是年二月二十九日记：
    得三妹正月廿四日书，寄来食物两篓及番银元，大妹附寄龙眼肉一盒，俱由陈氏昆季携至。天涯骨肉，家事单寒，致此殷勤，祝如餐饭，冀科名之一得，庶团聚之有期，同气相关，俗情难晓；夫岂知黄口登第，贱比鼌虫，白首蹋门，酷窬牢户哉？今年本决计不入试，兹以家人属望之切，当又勉为一行耳。
    入闱后的情形，据徐一士《庚辰述往》记：
    庚辰会试，户部尚书景廉为正考官，工部尚书翁同龢、吏部左侍郎麟书、兵部左侍郎许应骙副之，同考官则内阁侍读学士胡聘之，右庶子王先谦，左中允裕德，修选陆润庠，编修钱桂森、陈启泰、王祖光、龚履中、廖寿丰、袁善韩、文钩、鲍临、林绍年、谢祖源、陈翥、李桂林、陈琇莹，宗人府主事龚镇湘。
    头场四书文题为“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一章”“柔远人则四方归之二句”“又尚论古人之人五句”，诗题为“静对琴书百虑清，得清字”。
    会元为吴树棻（山东历城人）。殿试，户部尚书董恂、礼部尚书徐桐、吏部右侍郎乌拉喜崇阿、户部左侍郎王文韶、兵部左侍郎许应骙、刑部右侍郎锡珍、工部左侍郎孙诒经、内阁学士桂昂充读卷官，状元为黄思永（江苏江宁人），榜眼为曹诒孙（湖南茶陵人），探花为谭鑫振（湖南衡山人），传胪为戴彬元（顺天宁河人）。
    林绍年分校会试，房运称最佳，状元传胪会元均出其房也。李慈铭自负老宿，亦出林房，以其年少望轻，虽不敢废门生之体，而颇鄙夷之，日记中时有不满之语气。闻后来林官御史，李见其謇直敢言，乃示推重云。
    按：林绍年无法欣赏李慈铭，经陈琇莹指点力赞，林始呈荐，已见前引日记。此自是过当之言。浙江多狂士，前有龚定庵，后有李莼客，多慢师的举动，风习使然，固非林绍年如何之不足为人师。
    以李慈铭的学养，只要中了进士，不愁不入翰林，但李慈铭格于现实环境，不能不请归本班，即仍就原职。不能入词林之故有二。第一，点了庶吉士，三年以后方始散馆，犹须有一番准备，方能留馆授职编修。翰林固然前程远大，但编检“开坊”，俗有“九转丹成”之喻，自七品至五品，历俸需十余年之久，李成名之年，已五十有二，当穷翰林熬资格，到得出头之日，已是就木之年，何苦来哉！
    第二，翰林院规矩甚重；而庶吉士基本上犹是在学，如今之研究所学生，不能不受约束，要李慈铭认后生为前辈，固所不甘；而后生奉派为“分教”（俗称小教习），拜之为师，更所不可。而况如徐桐辈“掌院”要李慈铭北面以事，是死也办不到的一件事。因此不如请归本班。但“赀郎回就，流品既分；金榜一题，玉堂永隔”，为李慈铭想想，实在难堪，真是“后人所深喟者也”。
    李慈铭自同治二年捐了户部郎中，至此已历十七年，平时从不到部，安能留其补缺？不过每月倒有收入，一种是养廉银，六部唯户部有此好处；一为“印结银”，是他的主要财源。
    “结”为旧时个人与公家机关打交道常须用到的一种私文书，有保证、证明、承诺等各种用法。请人作保或证明，须送谢礼，如生员入学，须请廪生作保，称为“廪保”，为廪生定期收入之一。进京赴考或捐官，则须请同乡京官具结作保。保结盖用本衙门大印，证明该衙门确有此官，称为“印结”，当然亦有酬金。为利益均沾起见，六部皆有类似福利机构的“印结局”，每月均分。李慈铭日记中，每有部中书办送到印结银的记载，多寡不等，为每月的主要收入。
    以上为李慈铭喜自称“赀郎”时代的情形，两榜及第，请归本班，已非“赀郎”，而是朝廷的命官，待遇亦就不同了。《庚辰述往》记：
    故事，部曹捐班，补缺前无俸，若考试得官者，则到部后即有半俸。李于同治二年癸亥以赀郎到户部，至是成进士，以郎中即用，始如考班之例而支半俸。其八月十二日日记云：“户部送来秋季俸银十六两。五品半俸四十两，秋季应得二十两，而书吏又侵扣其四。行年五十余，今日始得此两流之秩耳。”
    十一月初二日云：“巡仓李御史送来奉（俗作俸）米七石八斗，每石约一百二十斤，尚洁白可食。行年六十，得此升斗，而举家色喜，可叹也。”
    光绪十三年丁亥补郎中缺，乃支全俸。其以赀郎在部，已先有养廉银，户部之特例也。癸亥十二月二十七日作诗，有“冗散初叨禄”之句，自注云：“定制，部曹学习诸员皆无俸，惟户部给养廉银。”养廉银非俸，姑以禄论耳。
    除此以外，李慈铭还有两种收入：一是润笔，二是友朋馈赠。润笔中亦有大老笼络之意在内，如光绪七年八月十四日记：
    （王益吾）属撰左湘阴七十寿文，浙抚陈俊卿所托，润笔百金。此荇丈及祭酒言之中丞，故得此馈。可感也。
    王益吾即王先谦。同治十三年会试，李慈铭卷落王益吾房，荐于主考，李鸿藻已取第四，及至填榜时，发现五言八韵的试帖诗，多作了两韵，因而易去。科举时代，房师的恩谊最切，荐而不售，亦拜门称师。王先谦得此名士为门生，殊足增重，与李慈铭平辈论交，有所作必与商榷，亦常有馈遗。
    “荇丈”指周寿昌，字荇农，为李鸿章一辈的名士。周为道光二十五年翰林，与潘祖荫的叔父潘遵祁同年，李慈铭视潘祖荫父叔为丈人行，所以称周寿昌为“荇丈”。“浙抚陈俊卿”即陈士俊，时膺新命，进京陛见。王、周与陈为湖南同乡，因得为李慈铭谋此优厚的文字之役。
    至于经常有馈赠者，首推潘祖荫。逢年过节，照例有赠，自不待言；潘祖荫久直南书房，凡有应制文字，常请李代作，亦必致润，前后十余年，馈李总数当不下万金。李在窘乡时，亦每求贷无所讳，潘实为李慈铭的第一知己。但李对潘不能无微词，则以潘祖荫广延名士，亦甚重赵之谦，而李、赵如水火之故。
    京中名士，固无不重李慈铭，但交谊不终者，往往有之，如与张之洞之凶终隙末。同治年间，张之洞放河北学差，曾邀李“襄校文字”，在京亦常有往还。如同治十二年三月八日李记：
    偕孝达诸子集饮松筠庵，谈谐甚乐，都中向有熊伯龙、狮子狗、林凤羽、草鸡毛之对，皆取达官名人以对俗语，或成句。近日以朱凤标对青龙棍，桑春乐对丽秋至，遂以孝达名“张之洞”对陶然亭；肯夫名“朱逌然”对赤奋若；漱兰名“黄体芳”对乌须药，又对赤心木；琴西名“孙衣言”对公冠礼。皆坐中宾主也。
    又：前一年四月六日记：
    香涛言：近日称诗家，楚南王壬秋之幽奥，与予之明秀，一时殆无伦比。明秀二字足尽予诗乎？
    李张结怨，原因不一。文字不能真赏，亦其一端，基本上则为气味不投。李慈铭率真而褊狭，生平最轻视者两种人：一是不学而浪得虚名，二是热中而不由正道。张之洞的性情亦属于褊狭一路，且往往有口是心非之处。王壬秋谓其“口舌为官，平日好爱文章，而不重气节”，洵为确评。李慈铭光绪八年五月八日记：
    闻张香涛近日疏荐中外官五十九员，居首者张佩纶、李若农师、吴大澂、陈宝琛、朱肯夫五人。又有侍郎游百川、巡抚卞宝第、布政使唐炯及总兵方耀等数人，余皆乳臭翰林。其考语皆百余字，于张佩纶谓有一无二之才，于唐炯谓封疆第一人物，内举不避亲（唐炯，其妻兄也）。又并举黄彭年、黄国瑾父子。近日北人二张一李，内外唱和，张则挟李以为重，李则饵张以为用，窥探朝旨，广结党援，八关后裔，捷径骤进，不学无术，丧心病狂，恨不得居言路以白简痛治鼠辈也。
    “二张一李”谓李鸿藻、张之洞、张佩纶，正当时北派的一祖二宗；所谓“八关后人”，正是以李鸿藻拟唐朝的李逢吉。逢吉之党，号称“八关十六子”，而恰有张又新、张权舆与之二张可相比拟。姓氏巧合，涉笔成趣。
    至于李慈铭既与潘祖荫、翁同龢、王先谦等交亲，则在政治路线上，必倾向于南派，而于北派“广结党援”，当然看不入眼，故有此过当之言。
    又张之洞外放晋抚时，李慈铭曾作诗相送，事在前一年腊月。而半年以后，忽以恶言相向，或者张之洞冰炭两敬，竟忘故人，为李慈铭所不满，因于日记中痛斥泄恨，亦是很可能的事。
    又光绪九年正月七日记：
    有朝鲜位臣某欲见余，辞之。近来彼邦人物陋甚，张香涛、吴清卿辈明知其陋，而视为奇货，延接恐后，冀增光价，余尝微讽之，深中诸君之忌，后之绝交，亦以此也。
    观此则似张之洞先绝李慈铭。至于对吴大澂，除了张之洞的关系连累而及以外，另有私怨。吴大澂为潘祖荫门下士，为潘整理碑版，因而与赵之谦比较接近，为李所忌。又张之洞与赵之谦交往颇密，亦为李对张不满之一因。李于光绪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记赵之谦一事云：
    有妄人赵者，亡赖险诈，素不知书，以从戴望、胡澍等游，略知一二目录，谓汉学可以腐鼠也，时窃购奇零小品，以自夸炫。尝得钱竹汀《庸言录》写本，不知其已刻也，深秘之，改造书名，冒为己作，以示人。又尝窃邹叔绩《读书偶识》残稿，此稿本余得之厂肆，周荇农言与叔绩故交，谋刻其遗书，属张香涛求以付梓，遂以付香涛。
    一日，妄人诣香涛，见为写本，以世人多未见也，直纂以去。香涛固索之，不肯还，余亦颇怒香涛之好怪召侮，致此书遭堕溷之污，屡责还于香涛。香涛窘甚，然卒无如何也，后为龙汝霖汇刻之。龙跋言与叔绩故相知，禄得其副，近遇赵某，言尝得残册于周荇农阁学云云。盖妄人得此书既不能句读，又知龙君有副本，不得据为己作，其技遂穷，而犹诡言得之于荇农，以自夸其与二品往还，是鬼蜮之面，而狗彘之心矣。此等委肖，本不足冤楮颖，以世之愚而售于欺也，聊附记之。
    但赵之谦其人，并不如李慈铭所说的那么恶劣，在中国艺术史上，自有他独树一帜、巍然不可拔的地位。《中华艺林丛论》中说，他在同光年间是：
    一位异军突起的艺术大师。金石书画、考据目录，无不精通，尤其在书画篆刻方面，创立了自己的流派，后来的吴昌硕、齐白石等，都曾直接间接受到他的影响。
    拿他的书法，既能开宗立派，必然有他的独到之处，何况任何一个大家的作品，都不会十全十美、一无缺点，要从大醇小疵的角度上来评价，方不失之偏激。一般对他的毁誉，大都从个人爱憎出发，那是不足以服人的。
    他本来是学颜字的，后来读到包世臣“钩捺抵送，万毫齐力”的理论，因包是推崇北碑的，所以改学北碑，再参以邓石如的篆分笔法，就建立了自己的“颜底魏面”的书派。
    他的分书里有篆书笔意，真书里有分书笔意，四体书能打成一片，分不出彼此。
    说赵之谦“四体书能打成一片”，确是眼光独到的看法。又说：
    北碑多方笔，他既学北碑，自然也多用方笔，但他起笔全用搭锋（顺着下笔），不用折锋（逆着下笔），因此他的字尽管笔笔中锋，而看去仿佛都是偏锋横扫。
    这话恐有商榷的余地。笔者有一友遂安章君，学赵之谦的魏碑，可以乱真，但观其起笔，每用游锋，方得成为方笔。
    赵之谦的印存，名为“二金蝶堂印谱”。明清之有印派，始于文彭，号称“长州派”，其入室弟子何震，徽州人，昌大其学于其乡，因号“徽派”，亦称“皖派”。
    入清于康熙年间，吾杭龙泓山人丁敬创立“浙派”，至嘉道间有“西泠八家”，而继“浙派”异军突起者为邓完白，汲两派之长，弃两派之短，而参以新意，即所谓“书从印入，印从书出”，书刻合一，才真可称为“铁笔”。
    继邓而起者，即赵之谦。他初学邓完白，又与邓派传人吴让之交好。但既入能出，兼采皖派之拙与浙派之巧，且正值大量文物出土之时，所以除汉印以外，举凡帛布、权量、诏版、镜铭各体独特的面貌风格，皆能融会于胸中，奔赴于腕底，创造了仪态万方的绝世丰神。
    近人述评明清印派，于赵之谦推崇备至，其言如此：
    之谦的印，朱文有宛转（如“悲庵”），有劲利（如“无闷”），有厚拙（如“赵之谦”），白文有朴茂（如“竟山画记”），有放逸（如“胡澍等四人同时审定”印），有整饰（如“小脉望馆”），面貌之多，变化之奋，明清印人中一人而已。
    赵之谦又精于目录学，刻有《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七记：
    赵先生名之谦，字益甫，又字撝叔，自号悲庵，或日思悲翁，浙之会稽人，与李伯侍御为中表，各以文章邀游公卿间，颇以名相轧。尝闻潘文勘师言，撝叔藏秘册甚富，先后付梓，今丛书仅四集三十一种，知其未刻者尚多也。所辑《补寰宇访碑录》，乃其少作，后深悔之。书画篆刻，妙绝古今，下至饮馔服御游艺之属，探源溯委，穷析微奥。同治甲子，高平祁季闻在都门，举鼻烟论难，著《勇卢闲诘》一编。吾友程蒲生太史序之云，闲诘者，淮南之佚文也；勇卢者，何龙鱼河图云鼻神之号也。屡试春官不第，以江西一县令终。
    《勇卢闲诘》是部谈鼻烟及鼻烟壶的书。“勇卢”为“鼻神”之号；“闲诘”取“书缺有闲，闲则诘之”之意。搜罗有关鼻烟的记闻，辑而成书，名为《勇卢闲诘》。书名甚怪，与其夏日仰卧帐中，见有无数蚊子飞舞，因别署“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皆足以见其好奇的性格。
    叶昌炽谓赵之谦与李慈铭为中表，此说不见他书。叶昌炽非妄言者，此说自有所本，但衡情度理，如为亲戚，李慈铭不至于訾之为“妄人”，这是件无法究诘的事。不过李慈铬与赵之谦结怨，则确因在潘祖荫处利害冲突而起。赵之谦之得为潘祖荫门客，亦由周星誉的引进。《花随人圣庵摭忆》记云：
    莼客既困于京，乃居畇叔寓中，畇叔为之游扬于翁潘……及会稽赵撝叔入京，畇叔亦以荐于潘伯寅。潘嗜金石而厌词章，撝叔大得意，莼客嫉且怒，斥之为“天水妄子”，而与畇叔日劣。
    李慈铭平生短处，在蹈文人相轻的陋习，至不可救药的程度，如记戴望：
    戴望，湖州府学生，游乞江湖，夤缘入曾湘乡偏裨之幕，尝冒军功，诡称为增广生，改其故名，求保训导。又窃军符，径下湖州学官，为其出弟子籍，学官以无其人申报，湘乡大怒，将穷治之，叩头哀乃免。
    此记日期为同治十一年五月十六日，而所记必非近时之事，因曾国藩已殁于是年二月。按：如仅以李此记，必以为戴望为一无赖小人。其实，戴望即戴子高，为《清史稿·儒林传》中人物，著《论语注》二十卷、《管子校注》二十四卷、《颜氏学记》十卷、《谪麟堂遗集》四卷。既通经学，亦善词章，与吾杭谭献交好。《复堂日记》中屡见其人，录数则如下：
    阅戴子高《论语注》，大段完善，尚鲜精诣……绝无迂曲穿凿，可传也。（同治元·九·九）
    为子高作文集序一篇。（十·十九）
    得子高书，为予选定诗九十一篇，甚精审也。（同三·九·二九）
    重定《七友传》……出游后，取友则中白为首，当并子高、汀鹭、稼孙、子缜、泖生；朱廉卿亦总角交，死稍后，亦入焉，为“后七友”可也。
    谭复堂为章太炎之师。钱基博跋《复堂日记》谓：“余杭章炳麟太炎，汉学称大师，治经尤长疏证，得高邮王氏法，自命其学出德清俞樾曲园，然文章之称晋宋，问学之究流别，其意则本谭复堂为多。”钱基博复藏有章太炎上复堂一函，为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十九日自浙寄鄂，其时谭复堂方为抱冰堂座上客。函中首称“夫子大人函丈”，自称“受业章炳麟敬上”。函末谓“鄂中地大物博，求友稍易，有何寄寓，俛求引导为幸”。则章太炎不特为谭复堂及门高弟，而且师弟交亲，非同寻常。
    由章太炎的敬仰，可以想见谭复堂道德学问，而谭复堂刊戴子高为后七友，序次在庄中白之后。谭复堂晚年作遗嘱谓：
    至于性命骨肉之交，则丹徒庄中白为最挚。
    又谓：
    是年（咸丰十年庚申）偶游厦门，交复清戴子高，陈硕父征君弟子也；学有渊源，于颠沛中商量旧学焉。
    所谓“陈硕父征君”，即《清史稿·儒林传》中的陈奂，字实甫。甫与父通。陈奂苏州人，咸丰五年举孝廉方正。清朝的制科，皆如康熙、乾隆两举博学鸿词，以及光绪末年一举经济特科，其实尚有孝廉方正，起于康熙六十一年，以后历代嗣君继位，皆举此科。制科皆征辟而起，因谓之为“征君”。
    陈奂之学出于段玉裁，于子书中尤好《管子》。家居授徒，从游者数十人，戴子高为其入室弟子，所著《管子校注》，自是承“陈征君”之学。
    戴子高又为宋翔凤弟子。宋氏之学，出于常州庄氏。常州学派源自江永，分今文、古文两派。今文学派开自庄氏一家，自庄存与、庄述祖以下，通经术者凡十一人。但庄氏之学光大于刘逢禄。刘为庄述祖的外甥，精于公羊及三礼，遇疑难常以经义得决。官礼部主事时，恰逢仁宗崩于热河，大丧典礼为刘逢禄一手所订，自“摘缨子”到奉安，细节毕备。又有一事，尤足见其为学以致用的通人。
    这件事是如此：越南贡使为其国王之母妃乞赏人参，得旨赏给，诏谕中“外夷”字样，越南贡使请求改为“外藩”。部议诏书不可更易，拒绝其请。由刘逢禄草牒答复，越南贡使大为悦服。他在复牒中说：
    《周礼》职方氏，王畿之外分九服，夷服去王国七千里，藩服去王国九千里，是夷近而藩远；《说文》羌苗蛮貊字皆从物旁，惟夷字从大从弓，东方大人之国；夷俗仁，仁者寿，故东方有不死之国，而孔子欲居之。且乾隆中尝奉上谕，申斥四库馆臣，不得改书籍中“夷”字作“彝”“裔”字，孟子谓舜东夷之人，女王西夷主人。我朝六合一家，尽去汉唐以来拘忌嫌疑之陋，使者无得以此为疑。
    宋翔凤与刘逢禄为中表，都是庄述祖的外甥，庄有“刘甥可师，宋甥可友”之语。宋翔凤通训诂名物，微言大义，得其舅真传。戴子高的公羊春秋，学自宋翔凤，谭复堂说他“学有渊源”，确非虚语。
    至于戴子高的人品，亦可于《复堂日记》中窥见一二。如为友于流离中访寻老母；作书劝谭，不可以子之“聪明不如我而弃之”，可知为重义谨悫之人。以其人品学问而论，何至于冒充为“增广生”？且本人以为“附生、增广生皆是生员，资格上不过一间之差，又何必藉军功冒充？李慈铭所记葛藤支离，语不可解，自是道听途说，而又怀有成见之故”。
    李慈铭好名而量狭，虚荣心极重，大抵对名公巨卿，可出以“傲”之一字，自以为得；翰苑清流则平辈论交，亦尚能虚心相处；唯有布衣或末秩微官而名重公卿，又不甚重视李慈铭者，则耿耿于怀，时思报复，对戴子高如此，对谭复堂、王壬秋亦复如此。如同治十二年五月十日记：
    谭仲修质敏好学，近人中极难得。而心粗气浮，不能研讨。自剽袭阳湖庄氏、武进刘氏、邵阳魏氏一二之书，遂以大言自欺欺人。予尝谓仲修累于杭人习气也。
    按：谭复堂本不以经学名家，所长在词章；论人而没其所长，即显失公平。《复堂词》与庄中白的《蒿庵词》，在行家眼中，评价极高。如吴梅著《词学通论》论庄、谭词云：
    中白与谭复堂并称，其词穷极高妙，为道咸间第一作手。平生论词宗旨，见于复堂词序，其言云：“夫义可相附，义即不深；喻可专指，喻即不广。托志房帷，眷怀身世，温韦以下，有迹可寻；然而自宋及今，凡九百载，少游、美成而外，合者鲜矣！……或用意太深，义为辞掩，虽多比兴之旨，未发缥缈之音，近世作者，竹垞撷其华，而未芟其芜；茗柯溯其源，而未觅其委……
    “自古词章，皆关比兴，斯义不明，体制遂舛；狂呼叫嚣，以为慷慨，矫其弊者，流为平庸，风诗之义，亦云渺矣。”先生此论，实具冠古之识，非大言欺人也，其词深得比兴之致……天长地久之情，海枯石烂之恨，不难得其缠绵沉著，而难得温厚和平耳，胡先生之词，确自皋文、保绪中出，而更发挥光大之也。
    常州词派创于张惠言（皋文），光大于周济（保绪），张崇比兴，周重寄托，庄中白两得之，而常州词派遂益为世所重。
    复堂之词，论词者亦归于常州词派，如朱彊邨题庄、谭二集云：“皋文说，沆瀣得庄、谭。”汪中著《清词金荃》直谓“两人者，皆常州之美者也”。唯吴梅别具慧眼，谓复堂词为浙派之变。其论如此：
    仲修词取径甚高，源委深达，窥其胸中眼中，非独不屑为陈、朱，抑且上溯唐五代，此浙词之变也，仲修之言曰：“南宋词敝，琐屑饾饤，朱、厉二家，学之者流为寒乞；枚庵高朗，频伽清疏，浙词为之一变。”
    余谓吴、郭二子，不足当此语，变浙词者，复堂也！其《蝶恋花》六章，美人香草，寓意甚远。余最爱“玉枕醒来追梦语，中门便是长亭路”。又“惨绿衣裳年几许，争禁风日争禁雨”。又“语在修眉成在目，无端红泪双双落”。又“一握鬟云梳复裹，半庭残日匆匆过”。又“连理枝头侬与汝，千花百草从渠许”。又“遮断行人西去道，轻躯愿化车前草”。此等词直是温、韦，绝非专学南宋者可拟，而又非迦陵、西堂辈轻率伎俩也。所录《箧中词》二集，搜罗富有，议论正大，其论浙词之病，尤为中肯。余故谓变浙词者复堂也。
    “非独不屑为陈、朱，抑且上溯唐五代，此浙词之变也”之语，推崇至极。我以为谈清词必以陈、朱居首。因为作手虽多，且亦不乏千秋不摇的名家如纳兰容若，但质量俱胜，蔚然而成大家，足为宗师者，非陈其年、朱竹垞莫属。尤其是朱竹垞，为浙派开山之祖，源远流长。竹垞自道其领承源流：“不师秦七，不师黄九，倚新声玉田差近”。玉田（张炎）词，浏亮之音、空灵之思、婉丽之态，在竹垞无不毕备，但独标南宋，托体不高；末流而敝，则如谭复堂所云，“琐屑饾饤，流为寒乞”。乾嘉间，吴枚庵（翌凤）、郭频伽（麟），或以高朗，或以清疏，论者视为浙派之变。但频伽根基甚薄，枚庵稍胜，亦不出南宋牢笼。浙派以穷而变，变亦不通，于是有常州词派之兴。
    嘉道间词人辈出，张皋文（惠言）开常州一派，其弟翰风（琦）为佐；张氏之甥董晋卿（士锡）继起；至晋卿之友周保绪（济），由二张之崇比兴，而重寄托，自言词学进境，“问途碧山（王沂孙）、历梦窗（吴文英）、稼轩（辛弃疾），以还清真（周邦彦）之浑化，则仍以北宋为宗”。至于《茗柯词》，吴梅论其精神面目云：
    皋文《水调歌》五章，既沉郁，又疏快，最是高境。论者辄以为疏于律度，洵然。然不得以此少之。如首章云：“难道春花开落，又是春风来去，便了却韶华。花外春来路，芳草不曾遮。”次首云：“招手海边鸥鸟，看我胸中云梦，蒂芥近如何？楚越等闲耳，肝胆有风波。”三章云：“珠帘卷春晓，蝴蝶忽飞来。游丝飞絮无绪，乱点碧云钗。肠断江南春思，黏着天涯残梦，剩有首重回，银蒜且深押，疏影任徘徊。”
    又《清词金荃》评此五章词云：
    皋文为词家建意内言外之境，此五阕亦间有不合律处（“便了却韶华”“又断送流年”，应作上二下三句），然其洋洋大篇，珠玉满纸，遂不为疵。复堂评此词曰：“胸襟学问，酝酿喷薄而出，赋手文心，开倚声家未有之境。”白雨斋亦谓其既沉郁又疏快，最是高境。而“热肠郁思，若断若连，全自风骚变出也”。
    谓“开倚声家未有之境”，亦不尽然；若就此五章水调歌头而言，宛然苏辛。东坡词多不谐音律，晁无咎云：“自是曲子内缚不住者。”《茗柯词》正亦如此。
    总之，不论浙派、常州派，皆不能脱两宋的笼罩，谭复堂“上溯唐五代”，则“非独不屑为陈、朱”，且格调亦非常州派诸子所及，更非吴枚庵、郭频伽所可并驾。
    吴梅谓“仲修词取径甚高，源委悉达”，据自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但廷焯于复堂词，未为真赏。而吴梅所爱《蝶恋花》六章，谓“直是温韦”，殊见卓识。我以为复堂词之高妙，即在王静安所说的不隔。试复举吴梅所拈之例，玩味自知：
    玉枕醒来追梦语，中门便是长亭路！
    惨绿衣裳年几许，争禁风日争禁雨？
    语在修眉成在目，无端红泪双双落！
    一握鬟云梳复裹，半庭残日匆匆过。
    连理枝头侬与汝，千花百草从渠许。
    遮断行人西去道，轻躯愿化车前草！
    “不隔”之说，为王静安所发明，颇自珍矜。尝闻周弃子先生之教，以为韵语不隔最难，因为非可以藻饰假借。上举诸例，造语类皆平淡，而上下相看，境界自出，如“一握鬟云梳复裹，半庭残日匆匆过”，写闺中百无聊赖，如见如画。较之浙派末流，“琐屑饾饤”“流为寒乞”，不知高出几许？譬如郭频伽《望湘人》过片：“数尽更更点点，把孤衾断梦，一宵寻遍，只文鸳绣枕，记得旧时曾荐。”五句词只写得“忆旧不寐”四字而已；而“玉枕醒来追梦语，中门便是长亭路”，较之门外天涯，更进一层，不过十四字，写尽离愁。两两相看，方知“会者不难，难者不会”，洵非虚语。
    谭复堂自同治六年中举后，数上春官不第。观其日记，似于功名不甚措意，公车北上，求碑搜书，访友看花，颇多闲情。同治十年有《群芳小集》之作，是年日记：
    三月廿四日 予辈将为群芳小集，今夕先贻诸伶，各一绝句。
    四月十一日 揭晓，被放。
    四月廿一日 杨村舟次，补撰群芳小集绝句，稿别具。于是群芳小集定为上品三人；丽品，先声四人，继起六人；能品，先声四人，继起四人；妙品，先声四人，继起二人；逸品，先声二人，继起一人。凡三十人。
    《群芳小集》以外，还有《群芳续集》，作于同治十三年会试榜期间，是年复堂日记：
    四月初八日为群芳续集，会者二十六人，诸伶赴选者十六人，监察者六人，以觉轩与予为选人，色艺姿性，都非诸故人之耦，约略录遗珠二人，续十人，又续得二人，稿草别具。
    按：《群芳小集》及续集，由张次溪收入《清代燕都梨园史料》，更名为《增补菊部群英》及《群英续集》，系据周作人收藏的本子所排印，复堂用别署“麋月楼主”，但书名何以更易，莫知其故。
    平章风月，名士常事，而李慈铭遽訾之为“不自爱”，未免苛责。而况谭复堂不过借此寄托牢骚，其续集有“书后三绝句”，明系作续集后的第五天，发榜不第所作：
    肠断西楼一曲歌，倪家阁子闷烟萝。
    刻华小玉浑难见，奈此茫茫古恨何？
    月骨花魂皆第一，平生任育误多情！
    春明门外天涯路，酒未寒时侬出城。
    客里寻春复送春，等闲落溷与沾茵；
    神仙三堕罡风劫，花月平章待后人。
    谭复堂赴京会试，名落孙山，往往榜发即启程南下，此即“春明门外天涯路，酒未寒时侬出城”的感慨。
    第三首寄意尤为明显。“寻春”“送春”以喻入闱、出闱，试事之始终，同一发榜，几人欢喜几人愁，犹如落花，或“沾茵”，或“落溷”。谭之赴春闱三被黜，故云“神仙三堕罡风劫”，但“场中莫论文”，被黜与得意，亦偶然之事，“等闲”有之，至于文章好坏，尽不妨供后世公评，因谓之“花月平章待后人”。
    若以为选歌征色，咏赞伶官为“不自爱”，则李慈铭自己的行径，又不知作何解释？张辑《梨园史料》中，纂有《越缦堂菊话》一篇，浪掷笔墨，较之谭复堂逢场作戏，偶一为之，岂不太过？而自作多情，令人肉麻之处，亦时复有之。如《花部三珠赞》，记时小福云：
    时琴香者，名小福，吴人。所居室曰“绮春”。色善事人，艺能倾俗；引喉一歌，广场百诺。余与琴香甚疏也，顾甚眷余，今年其三十生日，百镒之金，十日之馔，豪客接坐，华毂塞门，琴香独乞余书一横幛，以为光宠，至数十请不厌。
    此已不无谬托知己，而更有肉麻者，则为记钱秋菱：
    钱秋菱者名桂蟾，父故吴人，侨于京师，遂为燕人。所居室曰“熙春”。色秀可餐，清神善照；瞳鲜秋水，颊艳晨葩。每当裹首登场，转喉按曲，伯龙为之失步，玉茗因以添豪。滇人高某者，奴隶之材，驵侩之行，始以进士官吏部，狭邪无行，几伍转尸。后内其女于总戎之子，胁取其赀万数，遂市裘马，逐轻薄。慕秋菱之色，岁耗其金数千，秋菱鄙之，不一挂齿颊。
    余以同人媒介，偶一招从，三年之中，庶无十接，囊金未解，花叶都虚，而秋菱偏昵就余，往往衣香熨褒，荑玉温祛，脉脉相看，依依不舍，尝曰：“闻君招而不至者，盖非人也。”
    说“闻君招而不至者，盖非人也”，无非加料的米汤，李慈铭信以为真，已觉可笑。极口恶訾高某，无非视之为“情敌”，尤令人齿冷。高某之外，复有汤某得无妄之灾，亦因汤某为李最眷恋之朱霞芬的“阔老斗”。《花部三珠赞》序云：
    朱霞芬者名爱云，父吴也伶，以善歌名。霞芬事景龢梅蕙仙为弟子，今年十五矣。琼枝擢苑，玉山映人，骨俊亭妍，肤清内朗。乐部故事，每届三年，胪传榜发，则亦翘其尤异，目为状元，恩榜偶开，亦同斯例。
    丙子之岁，遂属霞芬：冠珠树之三英，足称极选；附杏园之双宴，特宠名花。黄绢同评，非冬烘之假手；阜纱一裹，何汗颜之让人？繇是百琲投珠，千环斲玉。金钱入市，争看西家，珥果盈车，共萦卫玠。彯缨多于星流，曳裾疑其云集。
    同郡汤某者，貌同獠犵，文昧偏旁，新由翰林改官知县，敢为债帅，日拥淫倡。偶见霞芬，亦以大悦，遂朝夕从之饮酒，百计奉之，冀得欢心。而霞芬益自远，背辄唾骂之。
    丙子为光绪二年，“新由翰林改官知县”，乃是年散馆试未获前列。则此汤某，必是同治十三年的庶常，检《清代征献类编》，有“汤鼎烜，浙江萧山人，金钊孙，同治十三年甲戌进士，选庶常，改丰城知县”，是必其人；“同郡”即同府，萧山县属绍兴府。
    汤金钊为嘉道间理学名臣，谥文端。《清史稿》谓其有一子修，官至通政副使，即翁同龢的岳父。汤鼎烜如为汤修之子，翁同龢日记中必有记载，而竟无有，当是汤金钊的族孙。
    翰林改官知县，虽可举债赴任，但数目绝不会多，且必有债主催着赴任。同时地方官领凭到任，定有限期，谓之“凭押”，逾限处分。因此，所谓“敢为债帅，日拥淫倡”，及“朝夕从之饮酒，百计奉之”云云，既悖情理，亦非事实。只以“囊金未解”，故而“花叶都虚”，既妒且恨，口不择言，纸诛笔伐，聊且泄愤。
    至谓“霞芬益自远，背辄唾骂”，更足见此公胸中了无黑白。如果“百计奉之，冀得欢心”而竟“背辄唾骂”，岂非真如俗语所谓“戏子无义”！则又何取于朱霞芬？果尔如此，则可想象朱霞芬唾骂李于高某之前，必更甚于唾骂高某于李之前。如李也者，正是杭州俗语中所说的“老墓库”。
    我曾细想，《越缦堂菊话》所载捧角的诗文，如：“倩颜上酒春红重，纤手藏钩软玉交”“明灯婉娈，似偏照深红羞晕”“自从系定红丝”“看素手暗启风帘，正眉翠含颦，脸红低晕，万种温存旖旎”之类，将男作女，写得忒嫌过分，但又何以责谭复堂作花榜为“不自爱”？此无他，只是榜中漏了钱秋菱而已。
    在《续集》中，谭复堂首刊“沧海遗珠四人”，自道：“艾而张罗，时有逸翮；以志吾过，采此珠璧。”下有七绝四首：
    雏凤丹山去不还，梧桐华下掩珠关，
    平生爱作空中语，人在虚无缥缈间。
    江左风流不易逢，神清卫玠最雍容，
    人间乍听湘灵瑟，数遍青青江上峰。
    争许情移海上琴，又从弦外得余音，
    花潭千尺盈盈水，共此青莲一片心。
    婉娈檀林护好春，分明镜槛洗纤尘，
    照侬如燕身材后，莫照寻常第二人。
    第一首无注，不知为谁；第二首下注：“熙春主人钱桂蟾字秋菱”。谓“遗珠”，谓“以志吾过”，皆对李慈铭而言。相形之下，谭复堂的风度比李慈铭好得太多了。
    李慈铭的另一文字冤家，即为王壬秋，别号湘绮的王闿运。王壬秋诗文非六朝以上不读，时人以之与李慈铭相提并论，称李为明秀，称王为幽奥；虽各具境界，但以功力而言，明秀较之幽奥，自有一间。因此，李慈铭述同时人之言，以自抒其心声，说“以李某与王某相比，终不服”。因为不服，即时时起齮龁。但此为李慈铭这方面的情形，王壬秋的态度，比他的对手要好得多。
    李慈铭论王壬秋的诗文云：
    张孝达招饮，言共王壬秋论学，辞以病。壬秋之诗，粗有腔拍，古人糟粕，尚未尽得。其人喜妄言，盖一江湖唇吻之士。（同·十·六·二五）
    王闿运所作《邹叔绩传》，意求奇崛，而事迹全不分明，支离芜塞，且多费解。此人盛窃时誉，妄肆激扬，好持长短。虽较赵之谦稍知读书，诗文亦较通顺，而大言诡行，轻险自炫，亦近日人海佹客一辈中物也。
    孝达即张之洞，诗家幽奥、明秀之说，即出自张。李又论名士云：
    道光以后名士，动拟杜韩，槎牙率硬而诗日坏。咸丰以后名士，动拟汉魏，肤浮填砌而诗益坏。道光名士苦于不读书而务虚名，咸丰名士病在读杂书而喜妄言。
    所谓“咸丰名士”，即指王壬秋而言。相反地，王壬秋评李慈铭，却非一笔抹杀。《湘绮楼日记》光绪十八年五月二日条云：
    看李老友撰潘伯寅墓志，虽不得体，亦尚不俗。
    按：王之称李为“老友”，因交情已在二十年以上。王壬秋于咸丰九年，在京会试报罢，因同乡“湘中五子”李榕等的介绍，得识肃顺。相谈之下，肃顺惊为异才，激赏不已，愿约为异姓兄弟，王壬秋辞谢未许。第二年，亦即咸丰十年十月回长沙；又十年，复行进京会试，其时为同治十年，三月至京，七月回湘，此即张之洞邀李与王壬秋论学，而李辞不赴的一次。
    李慈铭自言，与王壬秋曾晤两次，其初见当在咸丰年间。李慈铭致潘祖荫一函，谈为周氏兄弟出卖，中有一段：
    弟上负老亲，下惭乡里，进退无据，出处都非。至庚申之冬，老母知慈尚阻吏铨（下略）。
    据此可知咸丰十年（庚申）冬天以前，李慈铭即已到京。而王壬秋是时方居法源寺，王代功所编述《湘绮府君年谱》，咸丰十年记云：
    三月，复还京师，居法源寺。其时同入居京者，蔡舅与循，郭丈筠仙，龙丈皞臣，邓丈弥之，黔蜀则莫丈子偲，赵丈元卿，李丈眉生，云南则刘丈景韩兄弟，江南则尹丈杏农，江西则高丈伯足，许丈仙屏，迭为文酒之会。其后失意四散，子促丈述杏农语为诗云：“吾军久摧颓，不尔非全倾。诙哉杏公语，沉痛不忍听。”盖胜游文会，未久而风流云散矣。
    郭筠仙为郭嵩焘，龙皞臣为龙湛霖，邓弥之为王壬秋亲家，皆湖南人，莫子偲为莫友芝，赵元卿为赵树吉，李眉生为李鸿裔，高伯足为高心夔，许仙屏为许振祎。此数人皆咸同之交的名士，李慈铭于此诸人，或无交往，或虽交而不深，故日记中不多记，其记而特详者，为肃顺门下的上客高心夔。光绪八年十月二十六日记：
    高心夔，字伯足，号碧湄，湖口人；咸丰庚申进士，朝考以诗出韵，置四等归班。先以己未会试中式，复试诗亦出韵，置四等，停殿试一科。其出韵皆在十三元，湖南人王闿运嘲以诗云：“平生双四等，该死十三元。”京师人以为口实。久馆故尚书肃顺家，肃待之厚，庚申殿试，肃方筦权张甚，必欲为得状元，询之曰：“子书素捷，何时可完？”高曰：“申酉间可。”至日，肃属监试王大臣，于五点钟悉收卷，以工书者必迟，未讫则违例，而高可必置第一矣。然高卷竟未完，于是不满卷者至百余人，概置三甲，而仁和钟雨人素不能书，自分必三甲者，竟捷状元，说者以为有天道焉。
    然高实名士，文学为江右之冠，己未、庚申两榜中人，罕能及之者。后为令于江苏，两署吴县，无政声，当断一富人买妾事，误信市魁，诬为他姓逃妾，致妾及其母皆缢死，富人伤之，亦自缢，高遂病失心，一年卒。吴中为其刻《陶堂遗集》。
    高心夔为肃门湖南六子之首，其文学冠一时，固李慈铭所不能轻诋，特记其吴县任无政声及误断富人买妾事，仿佛纯然书生，不谙政事，此则有意相贬。高心夔之于肃顺，时人拟之为郗超之于桓温。而肃顺极似桓温，都是为后世误解极深的人物。肃顺极识人，极有魄力，虽不学而能礼士，足补其短。文宗才识过于其父，而信任肃顺，始终不改，则肃顺之确有可资依畀之处，自亦无疑。王壬秋谓“军书旁午中，庙谟广运，皆肃顺一人之力”；而佐肃顺者为高心夔。翁同龢日记，咸丰十七年七月初七记：
    饯高碧湄、莫子偲于湖广馆；碧湄在园商略要事，未到。
    所谓“在园”之“园”，即圆明园，御前、军机等大臣，在圆明园附近皆有直庐，可供住宿。是日正恒福自大沽退天津后，僧王自天津退杨村，英军进占大沽南岸炮台，肃顺在圆明园参与和战大计，而携高心夔以往，则庙谟中，固亦有高心夔的意见在内。按：次日有上谕，桂良授为钦差大臣，会同恒福“办理事件”，实为议和专使。桂良为恭王岳父，用桂良为起用恭王主持和议的先声。就当时局势而言，是年春夏间，江南大营崩溃，张国梁战死；钦差大臣和春退无锡；江督何桂清自常州遁至苏州，旋走上海；常州绅民攀辕，何令亲兵开枪，为其后来大辟不解之因。此后李秀成占无锡，占苏州，占青浦，占松江，进围上海，不特外患严重，内忧亦至顶点。但肃顺建议重用曾国藩、胡林翼，以曾代何督两江。六月二十四日上谕：“实授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并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所有大江南北水陆各军，皆归节制。”其时各地官军练勇，不相统属。如安徽为多隆阿、李续宜，淮上为袁甲三，上海为薛焕，皖南为张芾，杭州为张玉良，皆如专阃之寄，彼此不相通联，有此一旨，曾国藩方能统一指挥。
    揆肃顺之意，洪杨军事完全托付曾国藩，亦即是完全托付汉人，英法联军内犯，则由旗人应付，能战则战，不能战则以议和为缓兵之计，乘舆幸热河以避城下之盟，兼为遥控之便。果然非和不可，受谤者为恭王；若有可乘之机，则有僧格林沁的马队，及胜保的军纪极坏但可一拼的步兵可用。进退和战之间，保有斟酌控制的余地。方今好言战略，就咸丰庚申，内忧外患交逼，眼看国祚将绝的情况下，终能转危为安，我必须指出，当时的“战略指导方针”之正确，为成功的基本原因。
    而此基本原因中，肃顺的知人及设谋，功岂可没？肃顺既有功，则其幕府人才，可想而知。辛酉政变后，肃顺虽诛，而恭王能充分理解并尊重其政敌肃顺所执行的政策，终于戡定大乱。恭王之为贤王，实亦当拜肃顺之惠。至于咸丰十年庚申试事，由于有两年前的科场大狱，文宗格外慎重。翰林散馆的卷子，御笔亲判甲乙，而命肃顺监视，拆阅弥封。至殿试时，例派王公大臣搜检监试，类皆敷衍故事，而肃顺以欲畀高心夔状头，处置特苛。向例，殿试一日，以不给烛为度，有怜士者，则于天暮而犹有人未完卷时，每为之设法供给灯火。常用的一法，即是用抽水烟的纸媒照明。乃肃顺提前“抢卷”，翁同龢亲历其事，曾有日记：
    殿试监试者有尚书肃公，传旨某时撤卷，甫届时，即纷纷掣取，有誊一行者，数字者，均不得免。发出寿字圆印，完卷者钤于卷尾，不完者就所止钤之。肃公颐指气使，视士人若奴隶，掣卷毕，日犹未落也。
    是科杭州钟骏声（字雨辰，又作雨人）之得中状元，据《清朝野史大观》记：
    庚申，高中式。迨殿试，适肃奉命为收卷大臣，虑有优于高者，欲困之，遂下令曰：“下午四时不交者，撤卷。”乃未晡即有交者，视其名，钟骏声也，通篇七页半，无一补缀。肃不觉大愠，即受而置之靴中。既毕事，亦忘之矣。
    归邸，脱靴始见之，大骇。即遣骑驰送阅卷处。阅卷大臣，以为必肃所注意者，遂以一甲一名进呈御览，而钟竟得大魁矣。及遍觅高卷，乃知亦在撤卷中。盖高作字甚缓，日将没，犹未毕，遂一例被撤，而肃不知也。及朝考，又以出询置末等，以知县发江苏，补吴县知县，有强项声。肃之爱才，多此类。
    按：高心夔殿试二甲十五名，其不得翰林，由于朝考试帖诗出韵。十三元的韵，本来最不合理，极易出韵；前既已有此失，此次自当加意，而竟蹈覆辙，所以王壬秋有“平生双四等，该死十三元”的巧对相嘲。但如肃顺所期，能得状元，则胪唱之日，即授职修撰；朝考等第，已无大关系。
    我在想，由于肃顺的提前撤卷，必有好些人应得庶吉士而未得；相对地，即有好些人不应入翰林而竟入翰林，可能导穆宗冶游的王庆祺，即为不应得翰林的翰林。如王非翰林，绝无在弘德殿行走之理，则穆宗亦不致早死。不想肃顺爱才之一念，竟导致皇嗣之绝，真是件不可思议之事。
    李慈铭自天津讲学回京，于光绪十三年五月补实缺。亦因此得与考差。光绪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记：
    考差卷为福珍廷相国取置第一，都下人人传说矣。及简放学政既毕，外论纷然，无不为余不平者。余一生偃蹇，当轴皆以简傲目之，济宁尤衔余甚。此中得失，何足置怀，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福珍廷应作福箴庭，即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福锟，与翁同龢同官交往。李慈铭被取为第一，不知有翁同龢的人情在内与否？但放考差，军机有很大的建议权。“济宁”即孙毓汶，讨厌李慈铭，必以其人怪诞偏激，取士以己意可否，所取恐非醇士为言。故虽第一，仍旧摈落。
    光绪十五年己丑恩科，李慈铭应试差，复又向隅。自记：
    简放试差毕，余又不得命。两试两取第一，而皆付沉沦，此自来所无，非政府力沮之，不至此也。弢夫来言：黄漱丈仲弢乔梓，与可庄敦夫，谋为余捐试俸为考御史也。诸君不以告余，先自集赀，俟试差放竣，即具呈户部，其意甚盛。坚嘱止之，已代呈部矣。
    其前又有记：
    黄仲弢邀一善相者闽人赵冲甫来为余谈相，言余神清骨秀，世所仅见，聪明正直，一望可知。然非功名富贵中人，故一生偃蹇，亦无子息。眉采太重，故三十岁外尤为困厄。其言皆中，然亦老生之常谈耳。
    虽为老生常谈，但“两试两取第一”而“皆付沉沦”，不能不归诸命该如此，同时其牢骚亦可想而知。因此，直至好友为之“集赀捐试俸”。捐纳有各种花样；实缺郎中应御史考试，何以亦须斥资上捐？此则须看《清史稿·选举志》，方知究竟：
    六十一年，帝以捐纳部员，补主事未久，即升员郎，外官道府亦然，饬议试俸之法，寻议郎中道府以下、小京官佐杂以上，于现任内试俸三年，题咨实授，方许升转，从之。乾隆间，试俸复得捐免。
    原来李慈铭所捐的是“年资”。他在光绪十三年五月始补郎中，试俸三年，则应于十六年五月，方始俸满，具备升转的资格。
    光绪十五年考差，行于四月十五日。翁同龢是日记：
    是日翰詹考差，考者二百二十六人，斌孙与焉。
    按：“翰詹考差”四字为翁同龢率意落笔，事实上凡两榜出身的京官，皆得与考。如考差非翰詹不能应试，则李慈铭根本便无资格。如前一年戊子乡试，贵州考官即为非翰林的工部主事赵亮熙。在雍正以后，进士出身的“中、行、评、博”，台谏及六部司官放乡试主考者甚多；乾隆以后，益重清班，如乾隆七年壬戌会试，十八房官皆为翰林。不过每科总有非翰林的京官一两人，放小省主考，藉资点缀，而又非有关系，或特殊原因者不能得。如赵亮熙，咸丰十年二甲第九名进士，自释褐至光绪十一年，始终为工部主事，沉沦下僚，已历时二十四年，其同榜内则有尚书如祁世章，外则有总督如刘秉璋，相形之下，荣枯悬绝。故赵于光绪十一年，放陕西副主考，至是又放贵州副主考，因怜其既贫且老，特加“调剂”。
    李慈铭久官京曹，当然明白其中的道理，而发为怨讪之语，归咎孙毓汶，是不太公平的。
    关于李慈铭之不得考差，更有一层道理可说。李慈铭本可点翰林，而自请归本班，仍为户部郎中者，固以翰林前辈多问学的友生，如执贽称弟子的樊增祥、翁斌孙，早于李一科成翰林，鲍临则更早在同治十三年点的庶吉士。翰林院规矩甚重，不能为后生小子折腰，则唯有避而不入。
    但李慈铭不入翰林，虽似委屈，实际上不到衙门，不应差使，每月有俸米、俸银及印结银可得，等于一个很优厚的“挂名差使”，比当翰林常应文字之役，以及遇有各种典礼，须常到班，是舒服得太多了。权利义务应该是相对的，如平日既无供职翰林院之劳，而应考差时，望与翰林等例同观，岂非不平之甚？
    当时如翁同龢、潘祖荫亦看出李慈铭想得考差，忧忧乎其难，因此为他谋一出路，转入柏台。前记的“弢夫”即翁斌孙，为翁同龢的侄孙，其父即是有羊角风的状元翁曾源；“黄漱丈仲弢乔梓”指黄体芳、黄绍箕父子；“与可庄敦夫”，“可庄”则王仁堪，“敦夫”即鲍临。
    李慈铭应考御史，事在光绪十五年十一月初四。翁同龢是日记：
    晨入，知派阅御史卷（麟书、翁同龢、许庚身、徐郙），即到南书房，每人十六本（两人十五本），共六十二本，又一本倒写未完，未入名次（陈墀荪）。天明毕，星叔归总；余所取在第二，粘签递。递下内侍传旨，问第二卷内“扩被四表”扩字误否？臣对云无误。
    “星叔”即先恭慎公，时官军机大臣、兵部尚书，在四考官中虽位居第三，而实主持此次考试。题目为一论、一策问，翁有记载：“居敬行简论”“同律度量衡策”。翁同龢并记有前列名次，他所取的第二名即为李慈铭；第一名是当时声光过于李慈铭的名士王懿荣，李慈铭对他前倨而后恭。光绪十年二月十一日记：
    齐人王懿荣者，素附南皮，窃浮誉，后以妹妻南皮，益翕热。其父以龙州僻小郡守骤擢成都道，致富巨万。懿荣既入翰林，侈然自满，挥斥万金，买古董书画，昨忽上书争京官津贴，又请复古本尚书与今本并行，言甚诡诞，人皆传笑。
    王懿荣字廉生，籍隶山东福山，因谓之为“齐人”。“素附南皮”云云，乃是张之洞既贵后追叙，故如是云云。今按张之洞年谱，娶王懿荣之妹在光绪二年任四川学政时；年谱于是年“八月、在夫人来归”条下，有张谱作者许同莘附记，所叙“王文敏”即王懿荣。王于庚子殉难，特谥文敏：
    公丧偶久，王文敏有妹才而贤；及试龙安，文敏之父莲塘先生祖源方知府事，吴勤惠为之作伐，因定聘焉。是岁秋，王夫人来归，赠奁有文待诏渔家乐书卷。成婚之三夕，出长卷共赏，慨然有偕隐志。按公与文敏在京时比舍而居，夫人待字之年，具幽闲之德，夙有所闻；近人李审言记此事，谓公按试龙安，知府例为提调，供张一切。帐额画折技甚工，询之知为太守之女所画，到省请制府为媒云云，乃传闻之误。文敏之子汉章尝为同莘言，夫人不习绘事，更未为人作画也。
    王懿荣祖名兆琛，嘉庆二十二年进士，官至山西巡抚；父名祖源，拔贡出身。张之洞之得鼎甲，相传系由慈禧拔置为探花；晚年调和宫禁，以范纯仁自拟，及至入军机，慈禧亦已高年，张之洞比之为有“女中尧舜”之称的宋宣仁太后，而自居为苏东坡。张在同光之交，由湖北学政回京，旋放四川主考，复主四川学政，为翰林中得意的第一人。学政亦得专折奏事，但如谓力足以使王祖源由龙安府升为成都道，则张之洞尚无此法力。至于张娶于王，如许同莘所记，已甚明白，为四川总督吴棠（谥勤惠）所作伐，其事当在光绪元年；谓王懿荣“以妹妻南皮”殊非事实。
    李慈铭与王懿荣极熟，日记中如：
    王廉生（懿荣）以李香君小景画扇乞题。（同治十三年五月十四日）
    王廉生获隽，出缪小山房。（光绪五年九月十五日）
    得王廉生书，以蜀汉三阙拓本为赠。（光绪十年二月十一日）
    王廉生乞撰其元配黄宜人志铭，此已有成议五六年矣，同居京师，而音问阔绝，今日始寻息壤，思之惘然。（光绪十三年六月廿九日）
    所谓“今日始寻息壤”，意谓王懿荣至今始践成约。李慈铭何以有光绪十年“齐人”云云的一段丑诋，情形是如此清楚的，大概在光绪七八年，王懿荣丧妻，约定请李慈铭为之作墓志铭。以后即未见提起此事，李慈铭便因此而与王不往来，有五六年之久。光绪十年正在这五六年中。
    不请李慈铭撰文，何以竟能演变几到绝交的程度？答案很简单，李慈铭撰文是有润格的：“墓志铭、墓表、散文百廿金，知好减四十金，骈文百六十金，知好减六十金。”王懿荣请他为妻撰墓志铭，应送八十两银子，大概一时不下葬，则志铭暂缓亦不妨，而李慈铭因此大恚，只看他将此事比作“秦武王与甘茂盟于息壤”，可见他对这八十两银子的重视。我最看不起李慈铭的是，有人送钱给他用，明知钱不清白，亦谓之“廉俸”；否则，凡致富者皆视作非法所得。犹如捧相公，在他人是“下流”，在他就是“风流”，言之令人齿冷。
    第二年，亦即光绪十六年，李慈铭补授山西道御史，他是“道光庚戌秀才，咸丰庚申明经，同治庚午举人，光绪庚辰进士”；是年庚寅，擢为言官，逢庚而利；自青一衿，至此已四十年了。
    李慈铭喜发议论：平时讥刺尸位的御史，辄谓之“仗马”；仗者仪仗，六朝仪中摆队的天厩之马，养于紫禁城内，以不鸣为贵，一鸣即逐出宫门。是则李慈铭既居言路，必然大鸣特鸣，而其实不然。不知是锐气已消，还是老来疏懒，抑或世故已深，总之虽为言官，未尽言责。但私底下则“有怨报怨，有仇报仇”的本性，由于得以“白简痛治鼠辈”，颇有人大倒其霉。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即为其中之一。
    关于这重公案，我曾作《鲁迅心头的烙痕》，载于一九七八年九月一日《中华日报》副刊。在此，可以稍作补充。
    周氏在绍兴是世家，周福清有个堂房伯父名周以均，举人出身，官至内阁中书；洪杨以后，成为地方上很有势力的绅士，以一举人，居然作了阳明之学昌大之地的蕺山书院院长。当然还有其他把持公务、盗名射利之事，因而李慈铭大骂。房兆楹所作的《关于周福清的史料》一文中说：
    周以均在绍兴做绅士时，还有修海塘一件工程。那是同治四年，钱塘湾一带地方闹水灾，须修理海塘河闸。于是地方上有势力的绅士们便出来设法筹款。李慈铭这年正在家，他在日记里说绍兴府的小地主们希望能报灾免粮，得政府赈济，由政府出修理海塘的工费。但是大绅士们认为这样办理便不能从中取利，于是决定的是不只不报荒，而且连修理费也向省政府暂借，以后由本地按亩加捐分年摊还。
    这样一来，省政府方面自然高兴，绅士们也可以分肥，苦的只是老百姓，水灾的时候不但不得赈恤，还不得免税或是减税，不止如此，反要加税作修理海塘的费用。所以李慈铭在六月十四日的日记里大骂这些绅士，说：“故辰州知府沈△△，故御史章△△，举人周△△，三人者固助官虐民稔恶于乡，乡人所不齿者也。”周某便是周以均（据绍兴县志资料第十二册里收有六篇关于这次塘工的文件。提到的办事的绅士有沈元泰、章嗣衡和周以均）。骂虽然骂，到了分赃的时候李慈铭也是少不了的，在塘工上他给他兄弟办到分修一段工程的事。同时周以均也请他给蕺山书院阅学生试卷，送他“一百千”钱。于是在同治四年后半年里他不再骂周以均，而且两人颇有些交往酬酢的事。
    房兆楹也谈到李慈铭之于周福清：
    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里对鲁迅的祖父周福清更是不客气。同治十年会试，李慈铭下第，周福清却中了，《越缦堂日记》里说，“山会两邑只一人，曰周福庆”，庆字又点去，改为清。以下三行字都涂去了，不知他是骂人还是自悼？不过过了几天，李慈铭又拿这一榜进士的名字来批评，说“即以姓名言之，有足供捧腹者”。他举的例子里有后来做到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的湖南瞿鸿禨，和曾任出使美国大臣的安徽崔国因，但是也有郑声锵、许虎变一类奇怪的名字。
    光绪元年正月二十二日《越缦堂日记》说：“乡人周福清以庶常散馆选得金溪知县，来辞行，言金溪刻书甚贱，可任剞劂之事。此人能为此言，盖窥予好好也。予因嘱其购王氏谟所著书。”
    王谟是江西金溪人，乾隆四十三年进士，经史小学都有著述可称。但是只做到教官，官小无名，著述流传很少。何以李慈铭托周福清去搜求购买？
    这件事并无下文。大约周福清是为了做官去的，上任以后就忘了买书的事了。李慈铭的话好像很刻薄，却也不是无的放矢。因为在这事不久以前，即同治十三年四月二十七日，李慈铭还有关于章学诚《章氏遗书》的一段，原文如下：“仲修（谭献，仁和人）来，为仆辈辞去。以《章氏遗书》一部为赠，凡《文史通义》内篇五卷外篇三卷，《校雠通义》三卷，共五册。道光壬辰其子华绂所刻，不知何时版归于郡绅周以均，故印行绝少。近年以均死后其子某及其从子福清，谋铲去章氏之文更刻以均所著制艺。仲修、子缜（陶方琦）等知之，力向福清阻止，遂以闻当事，购浙江书局为之补刻印行。此即实斋之厚幸也。”按：此事亦见于谭氏《复堂日记》卷三，所记并不如是之苛。大约绍兴名士好骂人，李越缦如是，周介孚又何尝不如是？章实斋又何尝不如是？
    按：同治十年辛未一榜，颇不理想。会试四总裁为毛昶熙、朱凤标、皂保、常恩，皆无衡鉴之名；十八房官，除边宝泉外，皆碌碌之辈。殿试榜发，颇致讥评。翁同龢四月廿六日记：
    此次前十卷原定四川李君第一，交军机复阅，看出“温卷”误“温养”，且有讹字两处，因改置第九；延树南与恭邸辩，颇费辞，今殿撰梁君卷甚空疏，多策头语填入策对中；第三郁君有讹字，第十乾健讹建有黄签；吴子俊卷语切直，季口有三抬，庞宝生皆尖圈之，故未列前十。
    是科状元为梁耀枢，广东顺德人；“四川李君”为李泯琛，二甲第六名；“第三郁君”为郁昆，浙江萧山人；“第十”即二甲第七名，为刘韫良，贵州普定人。吴子俊即吴观礼，杭州人，文名甚盛，久参左宗棠戎幕，应会试时，已在四十外。
    延树南为延煦，宗室、官户部左侍郎；庞宝生名钟璐，左都御史。延、庞皆读卷大臣。军机本不预殿试之事，但因穆宗冲幼，尚不能亲定左右，所以交“军机复阅”，而恭王得以手定鼎甲。但梁耀枢“卷甚空疏，多策头语填入策对中”，则连列入“前十名”亦似侥幸，何以竟得状头？颇疑与内务府有连；粤督、粤抚及粤海关监督，每由与内务府有密切关系的下人充任，其时粤督兼署粤抚为瑞麟，为慈禧同族，为人长厚而庸碌，贿赂贪得，起居豪奢，但不甚聚私财。
    梁耀枢之得以大魁天下，疑由内务府进言于恭王，其原因不外乎：一、笼络广东人，因为其时同治大婚、慈禧四旬万寿，将接踵而至，需广东报效，及向广东采办之件甚多，以一状头媚粤，便于需索；二、与“闱姓票”有关；三、梁耀枢通过内务府活动而得。最可能的原因是第一种。
    因此，这榜之必为李慈铭讥讪，是可想而知的事。“庆字又点去，改为清。以下三行字都涂去了，不知他是骂人，还是自悼？”其实亦可想而知，既非“骂人”，亦非“自悼”，必言人才如此，祸清有余，岂能为“清”之“福”？李慈铭的日记，常有人借了去看，似此谤讪朝廷之语，可兴大狱，所以不能不涂去。
    金溪隶江西抚州府，宋朝理学家陆九龄、九韶、九渊即金溪人。其地出纸名为“清江纸”，又多刻工，刻书甚贱，所以周福清向李慈铭自告奋勇。
    当时京师的各行各业，大致皆以地域分帮口，书贾分为两种，旧书以苏州、湖州为主，新书则是金溪人的天下，其集中地除琉璃厂以外，复有打磨厂。新旧书坊以多朝士光顾之故，因亦为走门路的媒介；琉璃厂的旧书店，常有大老的踪迹，门路甚广，如工部尚书贺寿慈与琉璃厂一书坊老板李钟铭结为姻亲，于光绪五年为张佩纶所纠参，曾引起轩然大波。李慈铭是年六月三十日记：
    上谕，都察院刑部将李钟铭讯明具奏，着照所拟杖六十，徒一年，年满解回原籍，严加管束。李钟铭即李炳勋，自惇邸以下，大学士宝鋆、载龄，尚书毛昶熙、万青藜、李鸿藻等皆与之亲昵，而鸿藻尤狎之，不止贺寿慈一人也。其造宅也，仗诸贵之势，逼死其邻人，无不知之。凡奏参查办之巨案，多为之夤缘消弭，居间取贿，外省大吏入京，无不以重金委之。张佩纶之疏下，朝士过慰之者车数百辆，厂市为之道塞，今之定谳，投鼠忌器，避重就轻而已。
    至于新书店所刻售者，无非普通实用之书，以及乡会试闱墨，供士子揣摩之用；集中于打磨厂，亦以此为中等客栈汇集之处，便于各省士子就近访购。又凡放主考、学差，须购历科闱墨供出题参考，亦多光顾此类书坊。由于有此两重关系，所以士子买关节、朝士活动乡试主考，多托金溪书坊主人。而周福清从光绪四年开始，即以做此类“经纪人”为生财之道。
    周福清于光绪四年，因案被议，由县官改教职。教职者，府县的教谕、训导之类的学官，通称“学老师”，多由举人充任；缺分清苦，且翰林做学老师，亦忒嫌委屈，因此，周福清加捐了一个内阁中书。此职在京官等级中，在“小九卿”之次，与各部司官相等。“中”为中书；“行”为行人司行人、持节的使者；“评”为大理寺评事，相等于最高法院法官；“博”为国子监博士，约同于今之大学教授；而内阁中书在明朝等于清朝的军机章京。此四类京官，或以身份，或以地位，或以实权，均不同泛泛，故归为一类。中书称为“中翰”，居“中行评博”之首，翰林当中书，面子上不算难看。
    清朝科场风气，以乾隆朝代最为严肃，因为高宗在这方面极其重视，而且兴趣特浓，经常亲自干预试务，对于防弊，无微不至。至道光以后，“条子”之风大盛。所谓“条子”者，即是关节，以两字或四字，嵌入首场诗文中，作为暗号。此又分两种：一种是由考官授予；一种是由贿买的士子自己所指定。及至咸丰戊午科场案起，闱中复又整肃，如是者约十余年，至光绪年间复又不振。周福清乃得通过金溪书贾的关系，以介绍贿买关节为常业。
    光绪十九年癸巳乡试，浙江主考放的是殷汝璋、周锡恩。其时周福清丁忧在籍，得信赶至苏州，遣仆送信到主考船上，贿通关节，事败系狱，于是年十一月审结出奏。据浙江巡抚崧骏奏报案情如此：
    缘周福清籍隶会稽县，由附生中式同治丁卯并补行甲子科举人，辛未科进士。十三年由庶吉士散馆选授江西金溪县知县，光绪四年因案被议改教，五年遵例捐升内阁中书，是年九月到阁当差。十九年三月丁忧回籍守制。
    马家坛系会稽县学廪生，为翰林院编修马传煦之子。周用吉系附生，即周福清之子。七月二十日周福清携仆陶阿顺由绍郡启程进京探亲。二十三日路过上海，探闻浙江正考官殷汝璋与伊有年谊。周福清一时糊涂，起意为子求通关节，并欲为亲友中马顾陈孙章五姓有子弟应考者嘱托，希图中式。俟主考允诺再向亲友告知，择其文理清通诸生列名。周福清素知各亲友家道殷实，不患无人承应，事后必有酬谢之资。即由上海雇船开驶，二十五日晚至苏州停泊。
    周福清独自拟写关节一纸，内开五人，马官卷，顾、陈、孙、章，又小儿，均用“宸衷茂育”字样，并写洋银一万元空票一纸，加具名片装入信封。二十七日正考官船抵苏州阊门码头，周福清嘱令陶阿顺先去投帖拜会，如不见再投信函。陶阿顺将名帖信函，一并呈送正考官船上。当经正考官扣留押交联州府收审，转解到浙，饬府讯供，将官卷马家坛及周用吉一并扣考，并经奏请将周福清革职查拿。
    周福清先避往上海患病，随后回籍，闻拿畏罪，自行赴县投首，并饬查提马家坛、周用吉到案，由县先后解省发委审办。
    周福清之子周用吉，即鲁迅之父，本名凤仪。崧骏此奏，为周福清多所开脱，所叙颇多隐饰，事实并非如此。最重要的两点是：
    第一，周福清并非“一时糊涂，起意为子求通关节，并欲为亲友中有子弟应考者嘱托，希图中式……事后必有酬谢之资”，而是有计划地贿买关节。
    第二，所谓“探闻浙江正考官殷汝璋与伊有年谊”云云，亦是假话，周福清要活动的对象，根本就不是殷汝璋。
    然则事实真相如何？先谈第一点，殷汝璋、周锡恩放浙江正副主考，在是年六月十二日。乡试主考按路途远近，分批简放。最早是云南、贵州，通常五月初一就有上谕；最迟是顺天，到入闱当天，方始传宣。江西、湖北、浙江是属于第四批；但交通情况，已非昔比，由京城到浙江省会杭州，除了沿运河南下以外，亦可从天津乘海轮到上海，转杭州，为时不足十日。周福清以为殷、周会取捷径，所以在七月廿三日赶到上海迎候；到上海一打听，才知考官仍沿往例，循运河南行，于是转往殷、周必经且必逗留之地的苏州坐等。
    浙江主考的官船，于七月廿七抵达苏州，泊于金阊码头；周福清派了“家丁陶阿顺”去投帖、送信。这个陶阿顺是周福清在绍兴向一个叫陈顺泉的人借来的听差；其实呢，陈顺泉即“五姓”之一，亦就是周福清的“主顾”之一，为了取信于“银主”，要求派一个随同办事，即由此蠢材陶阿顺承之。
    原奏中说“周福清嘱令陶阿顺先去投帖拜会，如不见再投信函，陶阿顺将名帖信函，一并呈送正考官船上”云云，是因为前文指出，周福清活动的对象为有年谊的殷汝璋，所以此处不能不如此说；事实是投帖管投帖，投函管投函。
    主考入闱之前，关防特严，沿途地方官除外，往往不见他客；周福清当然知道这一惯例，根本不会期望殷汝璋能够接见，而且贿买关节是秘密交易，更不会自暴行迹，所以“先去投帖拜会，如不见再投信函”的话，根本是欺人之谈。投帖不过礼貌上的拜会，兼有打招呼的作用，意思是我无所干求，不让你为难，但亦望你眼开眼闭，莫找麻烦。
    主考只得两位，非杨即墨，周福清的对象既非正主考殷汝璋，必是副主考周锡恩。此复乃我所发，如无证据则厚诬古人；周锡恩为湖北罗田名士，张之洞的高足，通小学、易理、骈文、诗、古文，翁同龢誉之为通才，如无证据，亦不忍相诬。
    证据可分两方面看：一方面是事实本身所显示的真相，一方面是当时的文献对周锡恩的攻击。首先谈周福清交给陶阿顺的东西，一共两件，一件是“年愚弟”的名帖，一件是封套上并未写明收信人的信，信中有：
    一、周福清名片一张。
    二、“凭票洋银一万元”的“空票”一张。
    三、写有“马官卷，顾、陈、孙、章，又小儿，均用‘宸衷茂育’字样”的纸条一张。
    “宸衷茂育”即为关节，四字当然不能连用，但一看即知须分为两组：因为用到“宸衷”字样，照例双抬，一望而知；然后再在上下文中，找到“茂育”字样，便知是关节到了。周福清老于此道，设计得很妥当了。
    这三样东西，稍一推究，疑问重重：
    第一，如崧骏原奏所云：投帖不见再投信，则信中何必又附名片？
    第二，只有空票，及关节字样，其他一无交代，显然是早有默契；而事实上，周福清在六月间放浙江正副主考后，始终没有跟殷汝璋、周锡恩通过信，此从周连主考是走海道，还是走运河亦无所知，便可证明。然则默契从何而来？
    因此，就此情况下一判断，周福清与此两主考之一，至少曾合作过一次，故而连价钱都不必讲的，“洋银一万元”以“五姓”均分，每名两千元，这大概是当时的“公价”，至于“小儿”周用吉，当然叨光了。
    这是就事实推演，自然而然产生的结论。然则从何得知会与周福清合作过的，是周锡恩而非殷汝璋？这只要一翻“清朝贡举年表”即可了然。殷汝璋自当翰林以来，还是第一次放出去当主考。而周锡恩则是第二次，第一次为光绪十四年当陕西的副主考。《清朝野史大观》有“科场舞弊”一条，末云：
    湖南主考杨泰亨，陕西主考周锡恩，浙江主考费念慈，大张旗鼓，出卖举人，更卑卑不足道矣。此科场气运之所以终，而国之所以亡也。
    杨泰亨，浙江慈溪人，同治四年翰林，放湖南主考在同治十二年。费念慈，江苏常州人，徐郙之婿。《孽海花》中对他们夫妇有很生动的描写。他是光绪十五年的翰林，放浙江主考在光绪十七年。
    翁同龢对周锡恩，本来是很欣赏的，但以后就不往来了。光绪二十年五月十六日翁记：
    若农谈陈伯育、周伯晋居官居家状，颇骇听闻。
    周伯晋即周锡恩，居官贪污、居家豪奢，故骇听闻。可知周锡恩前一年在浙江满载而归。再看前一年十二月二十日，李慈铭所奏：
    翰林储才之地，近年编检多至数百员，人品不齐，如陈鼎、费念慈、周锡恩、盛炳纬、饶士腾、陈光宇、魏时钜，此数人素行诐邪，不知自爱，京察宜加惩罚。
    陈鼎即前翁同龢所记的陈伯育，湖南衡山人，光绪六年翰林，翁同龢的门生，亦即李慈铭的同年。光绪十五年放浙江副主考；正主考即李若农（文田），见闻自确。陈光宇即南闱有名的枪手，光绪十六年翰林，但从未得到过考差；饶士腾为江西金溪人，他有个族弟叫饶丹诏，是琉璃厂书场中、在明朝就有的老招牌“二酉堂”的东主。饶士腾介绍他的同年丁惟活动四川主考；饶丹诏转托一个出卖风云雷雨的御膳房太监张秀林，结果未曾成功。但后来丁惟又放了陕西主考，张秀林借机需索，闹出纠纷，为李慈铭的房师林绍年纠参，结果饶士腾竟因此自杀。
    现在要谈机关败露的经过。崧骏原奏中有一句：“陶阿顺将名帖信函，一并呈送正考官船上。”这“一并”二字，是史学中的“隐笔”；隐藏着的事实是，名帖、信函应该分投正副主考。“一并呈送”则送给周锡恩的信，亦由殷汝璋拆开；若不检举，便成受贿。
    一说，当陶阿顺送信到殷汝璋船上时，周锡恩及苏州知府、状元出身的王仁堪都在他船上。
    在这样的情况下，毫无斡旋的余地，殷汝璋明知误投，亦无法帮老同年周福清的忙。但苏州府，还算是留情的，开了一面之网，且看崧骏奏报案发经过：
    浙江会稽县在籍丁忧内阁中书周福清，在苏遣仆陶阿顺赴浙江正考官殷汝璋舟次投递信函，经殷汝璋扣留押交苏州府收审，知系嘱托关节。由苏臬司委员管解陶阿顺并移案到浙。前据臬司赵舒翘禀报，时奴才业已入闱。即饬臬司会同藩司督饬杭州府讯取陶阿顺供词，并臬司钞呈原信，有“马官卷，顾、陈、孙、章，又小儿”字样。
    当查马姓官卷马家坛一名，及周福清之子周用吉，一并扣考。其顾、陈、孙、章各姓俱无考名，无凭查扣。奴才出闱后当经恭折具奏，请旨将丁忧内阁中书周福清即行革职归案审讯，一面饬司委员前往查拿。即据周福清自行赴县投首，并饬查提马家坛、周用吉到案，由会稽县知县俞凤冈先后解省，发委杭州府讯办。
    其时周福清亦在苏州，他是由上海雇船到苏，事毕原船回绍兴，当然住在船上。苏州府讯出主名，倘或依法办理，可以禀明大府，先将周福清软禁，而结果没有这样做，让周福清得以避到上海。至于以后“闻拿畏罪，自行赴县投首”之前，当然先已有了一番活动。房兆楹在《关于周福清的史料》一文中说：
    清代文官考试制度，到了光绪以后就渐渐败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了。这是因为不经考试也可以做官的缘故。这正是西太后当权时代，贿赂公行。有钱的人可以买官来做，而举人、进士若不出钱往往就得不到实职。做官的要想升官也可以用钱来买。考官受贿大约是不算稀奇。就连一个穷翰林想得一次考官的差使也得出钱。光绪十九年十一月就有这样的案子，考官由贿买太监得到优差，而过付的人一个是书店老板，一个是裁缝。同月里有一位御史上奏，论到周福清案和当日考场舞弊的情形。
    他说：“风闻浙江一案周福清所供交通关节者已不止一科。京闱乡会试舞弊幸中者更指不胜屈。”所以周福清图贿考官，毫不足怪，反而是破案而且重罚才可怪。大家似乎同意说都是他的这位家丁陶阿顺不懂事给闹翻了的。因此崧骏和刑部都竭力要给周福清减刑，这正反映了当时人对这种事的态度。
    这位御史就是参丁惟禔的林绍年。周福清“交通关节”已“不止一科”，足见他是以此为常业，与周锡恩早有往来；而科场风气之坏，亦由来已久。因为如此，虽有赵舒翘这种精干有魄力的臬司，浙江处理周福清一案，仍从宽减，不愿兴起大狱；当然，其中还需要一个人的合作，这个人就是殷汝璋。
    对于整个内幕，殷汝璋在事后是非常了解的。案发之时，他扣留陶阿顺送苏州府讯办，整个处置，干净利落，无可置疑。但如扩大来看，周福清那种心照不宣的做法，很容易令人疑心他跟殷汝璋由于同年的关系，对于贿买关节一事，早有联络，不但已获殷汝璋首肯，而且价钱都谈好了。至于扣送来人法办，只由于关节送到时，恰好有副主考在座，事成僵局，不得不采取必要的手段，以求自保。
    这是合理的猜测，舆论将会如此评估殷汝璋，言官闻风言事，亦可奏请在殷汝璋浙江试差竣事后，候命听勘。此案如在乾隆期，必兴大狱，殷汝璋为了免祸及不为清议所讥，必须主动要求彻查，洗刷嫌疑。那一来，周福清以交通关节为常业的历史，将被泄露；而周锡恩亦必不易脱却干系。所以浙江当道即令有意将此案化大为小，如果殷汝璋不愿默尔而息，上奏陈明如本文前述既为同年，复有名帖，则信中又附名片为不合理，指出周福清行贿的对象并非自己，事情仍旧难以摆平。
    是故，此案化大为小，所必须取得殷汝璋的合作，即为“不作为”。不管崧骏如何出奏，只要不说他有受贿之嫌，他都能容忍。这样，周福清的捏供，“探闻浙江正考官殷汝璋，与伊有年谊；一时糊涂，起意为子求通关节，并欲为亲友中”云云，才能成立，作为判刑时，“量从末减”的根据。
    殷汝璋的合作，自然是愿念年谊之故；合作所生的效果，可从崧骏奏报结案的处置中看出来：
    此案革员周福清，在苏探知浙江正考官殷汝璋与有年谊，起意为其子及亲友求通关节取中，自写洋票，并拟就关节字样，遣仆往投，即经扣留解讯。该草员亦闻拿自首。遍查律例，并无作何治罪专条。
    惟查该革员中途求通关节，较之交通关节已成未中者，情节似有区别。其所开洋票，系属自写虚赃，与议单文券不同。且财未予人，未便计赃科罪。揆其事后闻拿投首，尚有畏法之心。应否比例量予酌减科断之处，恭候钦定。廪生马家坛，生员周用吉，讯非知情，业已分别斥革，应与讯不知情之家丁陶阿顺均无毋议。
    函内所开顾、陈、孙、章四姓并无主名，该革员既供事先未与各家商谋，应免查提，以省株累。票洋系属自重虚赃，该革员又供家计贫寒，应免着追。关节信函等件案结附卷。
    浙江的奏折于十二月十二日上达御前，照例“下刑部议奏”。由于下一年为慈禧六十正寿，有恩赦、停刑、恤囚等恩典，所以重大案件，都要在年内赶办，出奏定案。周福清一案，刑部在十三天之内议竣，复奏这天是十二月廿五日。引《大清律例》吏律职制下的“贡举非其人”一条说：
    细绎例义，必考官与士子彼此商说允准，或书明银数，或给予字样，一予一受，方可以交通贿买论。若仅向考官函许贿嘱，当被举发破案，即与此例稍有不符。
    恭查咸丰九年钦奉谕旨“不得以曾否取中分别已成未成”，其一经嘱托，无论考官应许与否，似不得以已成论。自应核其所犯之轻重。悉心安拟，庶无枉纵。此案……该前抚以例无作何治罪专条，未敢率行定拟。惟既声明“该革员中途求通关节未成，较之交通关节已成未中者情节似有区别，其所开洋票系属自写虚赃，亦与议单文券不同”，所议似尚平允。
    臣等详加查核，该革员虽有交通贿买之情，究未遂其交通贿买之计，其事尚属未成，若竟照交通赂买关节例，拟以斩决，未免过严。衡情酌断，似应量予末减。应如该前抚所奏，已革内阁中书周福清，应请于斩罪上量减一等，拟杖一百，流三千里。据称事后闻拿投首，第以职居清要人员，明知科场例禁綦严，辄敢以身试法，甘冒不韪，应不准再行核减，以昭炯戒。是否仍恭候钦定。如蒙俞允，臣部行文该省，将该员减为满流，照章发往新疆，效力赎罪。
    按：所议完全支持浙江的建议。依律，科场贿弊为斩罪，未成减一等，改为杖一百流三千里；自首原应再减一等，因周福清为翰林，明知科场禁例极严，仍旧以身试法，则是“故犯”与“自首”相抵销，不准再减，所议维持原议。但周福清运气不佳，复奏一上，结果是下了这样一道上谕：
    刑部奏，遵议革员周福清罪名一折，据称“革员周福清于考官中途遣递信函求通关节，当即举发破案，较之已成未中者，情节稍有区别，应于斩罪上量予末减，拟以杖一百、流三千里、恭候钦定等语”。科场舞弊例禁綦严，该革员辄敢遣递信函求通关节，虽与交通贿买已成者有间，未便递予减等。周福清着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以肃法纪，而儆效尤。
    旨下，无不大感意外。历来凡遇钦定刑案，总是部议从严，候朱笔减等，以示恩出自上。周福清一案竟一反惯例，分析其原因有二：
    一、借此整饬科场风气。
    二、光绪因为内务府筹办慈禧太后六旬万寿庆典，多方需索，靡费特甚，到年底还要跟户部要六十万两银子，情绪很坏。
    尤其不巧的是，此案赶在十二月廿五日呈上，以便年内结案，而每年这一天，是皇帝一年治公的最后一日，要裁决的奏折，总在一百件以上，事务特繁，更易动怒，只要批一个“斩决”，军机自会承旨去找理由、拟上谕。
    周福清的罪名是“斩监候”。照清朝的司法制度，每年秋天，由各省造册报部；刑部有个特设的机构，名为“秋审处”，就各犯案情及家庭状况，逐一审查，分为“情实、缓决、矜拟、留养、承祀”五类，造册送请皇帝裁定，名为“勾决”。如遇国家庆典或有其他重大事故则“停勾”，凡是斩监候的犯人，这年皆可不死。
    周福清从光绪二十年“监候”，直到拳匪之乱，方始释出，前后在狱七年，除甲午叨太后六旬万寿之光“停勾”以外，每年秋冬皆须经历一次死亡的威胁；而事先进京到刑部活动，希望列入“缓决”，得以不死，又须筹措一笔相当的费用，是故狱中的周福清固有度日如年之感，鲁迅的父亲用吉的日子亦不好过。
    上谕到达浙江，已在光绪二十年。虽说“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但须经过秋审勾决，方始行刑。这年慈禧六十万寿，一律“停勾”，凡是斩监候的人犯，都可无条件多活一年；以后廿一到廿五年这五年，年年须到刑部活动，列入缓决，多活一年。刑部书办，绍兴人很多，路子是有，但须上下打点，加上盘缠应酬费用，对鲁迅的父亲周用吉来说，是个非常沉重的负担。同时，用吉是胃溃疡患者，这个病需要保持乐观的心情、充分休息以及饮食调养，而周用吉不具备这一条件，死于光绪廿二年丙申，得年三十七岁。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
    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回家之后，又须忙别的事了，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多是不容易办到的东西。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地亡故了。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拳匪乱起，周福清得以出狱。曹聚仁在《鲁迅评传》记周福清遭祸事说：
    （周福清）将出钱人所开一万两银子的期票封在信里，交跟班送到主考的船上去。那跟班名徐福，因为学会打千请安，口说大人小的，以当“二爷”为职业，被雇带到苏州去办事。据说那时副主考正在主考船上谈天，主人收到了信，不即拆开，先搁下了打发送信的回去，那二爷嚷了起来，说里边有钱，怎么不给收条，这事便发觉了，送到江苏巡抚那里，交苏州府办理。周福清知道不能躲藏，不久就去自首。移到杭州，住在司狱司里，一直监候了七年。
    到辛丑（一九〇一年，光绪二十七年）一月，依照庚子年（一九〇〇年）刑部在狱人犯悉予宽免的例，准许释放，才得出狱回家。当他入狱时，周建人说：“本家们因同族中的事情立了一个议单，这时父亲避难未回，本家就带着专制的态度，叫十三岁的鲁迅签字，鲁迅觉得这些言语及举动对他是很大的压迫和侮辱。”
    可想而知的，李慈铭亦必在被骂之列，结怨已非一日。至于此案之初次上达天听，并非由于崧骏的奏报，而是由于江西道监察御史褚成溥所发难。褚成溥字伯约，浙江余杭人，光绪六年成进士，与李慈铭同年。我很疑心，褚成溥上疏论此案，出于李慈铭的嗾使。褚疏上于九月初二，即日奉上论：“科场舞弊，例禁綦严；若如所奏各情，殊堪诧异。着崧骏严切根究，务得确情，按律定拟具奏。”隔了两天，浙江的奏折才到。
    按：光绪十九年秋闱，弊案迭起，上疏抨击者，除了褚成溥以外，还有江南道御史联、山东道御史庞鸿书、福建道御史安维峻，以及浙江道御史林绍年等。林绍年所劾的丁惟禔，以及由丁案所牵涉的饶士腾，还有投信仆人姓名，奏折中称为陶阿顺。此处名为徐福，可能陶阿顺为顶名。因徐福到案，如供出实情，则殊多未便。所开为一万两银子期票，此说可信；兑现日期，自然是在发榜以后。奏折中说是“空票”，无非照应“虚赃”二字，以便改轻罪名。
    鲁迅生于民前三十一年，亦即光绪七年，至十九年正为十三岁；据此记，可知周用吉当事发时一度逃避。周氏族人趁火打劫，处分了周家的财产。可见，周福清在亲族中，人缘不佳。鲁迅记其祖父性情云：
    介孚公爱骂人，自然是家里的人最感痛苦，虽然一般人听了不愉快，因为不但骂的话没有什么好听，有时话里也会有刺，听的人疑心是在指桑骂槐，那就更有难受了。他的骂人是自昏太后呆皇帝直至不成材的子侄辈……
    他的骂法又颇是奇特，一种说是有人梦见什么坏人反穿皮马褂来告别，意思是说死后变猪羊，还被害人的债，这还是平常的旧想头，别的是说这人后来孤独穷困，老了在那里追悔。后者的说法更是深刻，古代文人在“冥土旅行”中说判定极恶的霸王的刑罚是不给孟婆汤，让他坐在地狱里，老在回忆那过去的荣华与威力，比火力与狗咬更要厉害，可以说有的用意了。
    后来为李慈铭斥为“素行诐邪”，当主考贪贿有名的费念慈，也是光绪十五年己丑的翰林。此榜与嘉庆四年己未科，都号称得人最盛：饶士腾二甲第三名，丁惟禔第五名，费念慈第六名，则皆在进呈的前十本以内，有鼎甲之望者，而品行如此！又冒鹤亭《续孽海花人物琐谈》一文中说：
    木斋神经极敏，岁辛卯，馆荫轩相国家，知荫轩最恶鸦片烟，故于榻上置烟具，荫轩见之，问是谁的，对云：门生因病，是以近来抽两口。荫轩正色斥之，谓鸦片烟上瘾后，将不能戒也。木斋遽起，摔烟灯，断烟枪，誓云：门生宁因病死，断不再吃此洋鬼子害人的东西。荫轩反安慰之，谓何必如此亟亟，退而逢人辄赞其勇。是年即得江南试差，荫轩之力也。
    木斋即李盛铎，江西德化人，是科榜眼。所记之事亦见于《官场现形记》，初不知主名，阅此文方知为清末民初负重名的李盛铎。鼎甲的品行，亦复如此；士风不竞，清朝的气运将终，固不待甲午、庚子以后而始知。
    冒鹤亭为冒辟疆之后，周星诒的外孙，曾撰《孽海花闲话》，对李、周之怨，记之綦详，下笔亦尚公允，特为补记，以应读者之嘱。据冒鹤亭记：
    李治民为李慈铭，号莼客。道光末，余七外祖周畇叔先生以翰林家居，创立言社。李与王平子咸隶社籍，七外祖名星誉，五外祖名星鉴，外祖名星诒，于是平子名星诚，李名星暮，号“言社五星”。继以唐人已有李谟，乃改李模，又改李慈铭。其后周、李凶终隙末事，徐仲可尝询余，余详告之，仲可载入所刊日记。
    李以赀郎，从田间来，七外祖为适馆授餐，为游扬于翁、潘之间，又荐其馆于商城周芝台相国家，莼客始知名。外祖尝语，彼以怨我故，怨及七兄，七兄无丝毫负莼客也。其后七外祖官广东运司时，莼客乃具疏稿，嗾邓承修参之，为忘本矣。
    按：此当是咸丰初年之事。冒鹤亭谓“道光末，周畇叔先生以翰林家居”，所记微失真。周星誉为道光三十年翰林，而宣宗崩于是年正月。周星誉以庶吉士家居不过两年，因至咸丰三年必须进京应散馆试。李慈铭托周星誉捐官，而周以一部分款子移为其弟星诒（字季贶）捐外官用，即在此时。
    徐仲可名珂，杭州人，辑有《清稗类钞》；其兄名琪，字花农，为曲园入室弟子。西湖“俞楼”，即徐花农为师所建。
    咸丰六年丙辰，李慈铭在三月二十七日的日记上，作一眉批云：
    此处涂抹之字，乃某人姓名也。此人十年来为予挚友，常以道义性命之交自命，而含沙下石，极力挤予，致予流离困苦，屡濒于死，又向老母绐卖田金三百以去。呜呼，古来交道之不终者有矣，或势利相轧，或意见乖舛，若予于此人，骨肉倚之，惟命是听，而计陷之若是，真禽兽不食其肉者矣！予见其姓名，辄痛愤欲绝，而年来踪迹甚严，日记中无一二页不其见名者，不能尽去，随见随抹而已。呜呼，以予之深于友朋，惟恐伤交道者，而至于如此；天下后世，可以想见其人矣。李生而终贫贱则已，如其否也，以直报怨，岂无时乎？特志于此。
    所涂去的姓名，即为周星诒。观其“终贫贱则已，如其否也，以直报怨，岂无其时”之语，可知传闻后之假邓承修之手，痛劾周星誉，确非虚语。
    周星诒移用李慈铭的一部分捐官款项，损人利己，自是恶行；以后在福建因亏空公款去官，则操守当然亦有问题。但其人实为风雅好古之士。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咏周星诒云：
    第一杨风癸巳人，韭花帖里证前身；鸥波生日儿初度，更锡嘉名是甲寅。
    又自注云：
    周季贶别驾，名星诒，河南祥符县人……季贶少藉华朊，收藏甚高，精于目录之学，四部甲乙，如别黑白，筮仕闽垣，获谴亏公帑，无以偿，亡友蒋香生太守，出三千金资之，遂以藏书尽归蒋氏心矩斋。余未识季贶，尝从香生闻其绪论。
    同官中尚有大兴傅节子太守，名以礼，工文能诗，尝见其所刊宋傅崧卿《夏小正》，校勘精核，一字不苟。仁和魏稼孙尹，名锡曾，嗜碑版之学，辑有《绩语堂碑录》，此三君。香生皆严事之，故晚年颇窥学问疏略，非复吴下阿蒙矣。
    季贶书数十椟，余在心矩斋尽见之，虽无宋元旧椠，甄择甚精，皆秘册也，尤多前贤手录之本，及名家校本，朱黄烂然，各有题跋，今散为云烟矣！季贶生于道光癸巳，仿杨少师之例，镌“癸巳人”一印，藏书精本，用以押尾，其子亦仿赵鸥波，有“甲寅人”一印，详见前冯定远诗注。
    按：蒋香生名凤藻，苏州人，先世经商致富。蒋凤藻是捐班知府，分发福建后，竟得补福宁府，后为陈宝琛所劾去职。在福建时从周星诒，尽传其目录之学。
    “杨少师”指五代杨凝式，自称“癸巳人”；明末藏书家冯舒，生于万历二十一年癸巳，因亦号“癸巳人”；周星诒生于道光癸巳，则为十三年，较李慈铭小四岁。
    叶昌炽所提到的魏锡曾，与周星诒、谭复堂及赵之谦都是至交，以好金石碑版之故，与赵之谦过从更密。凡此在李慈铭看，都是同恶相济，李慈铭因周星诒而更恶赵之谦，亦因赵之谦而更恶周星诒。
    李慈铭著有一部《萝庵游赏小志》，送给潘祖荫，志中大骂二周，潘祖荫劝他删去，李慈铭作一函复潘，自道为二周所卖经过。前曾引叙其中一段，为详始末，特引全文如下：
    承示志中宜删一节，具承风义，勉我古贤，刻状虺豺，诚污简牍，当如来旨，即事芟除。但弟与二周，憾深创巨，迹其射影，直可灭宗，固交道之必无，亦士林所仅见，远近同愤，道俗羞称。
    弟初以家难频仍，屡试被放，不自揣量，思效明时，二竖遂因之生心，卖人设计，甘言苦口，变乱是非，致违亲弃家，入资自污。二竖乘其便利，为季得官，乃得包藏祸谋，从臾北上，攘肥弃瘠，中道背言。弟上负老亲，下惭乡里，进退无据，出处都非。
    至庚申之冬，老母知慈尚阻吏铨，时寇氛逼江，越中危甚，衰亲弱弟，犹于苍黄之中鬻田数十，得四百金，将谋寄都，而季尪公肆无良，劫敚以去。
    老母痛恨逆竖，兼念远人，积忧成疾，京师识与不识，无不駴叹，而叔云洋洋自得，若为不闻，弟犹强与周旋，未遽弃绝。迨今夏五月，叔云忽得重赀，俨然安富，弟适缠灾疾，宛转箦床，连函呼救，深拒不应，延至秋初，乃始投书告绝。此弟与二周之始末也。
    呜呼，铜臭司徒，名士所耻，赀郎微末，尤不足言。然弟既已破产为之，便不得不视为性命，而二周鬼蜮百变，毕力挤排，使之生为愍隶，殁为转尸，书生之魂，羞归旧壤，穷人之影，难见天日。
    近得家书，病亲崎岖兵火之中，犹谆谆以不肖官事为念，弟所以痛心疾首，思食二竖之肉者。弟虽无似，幼承义方，一行一言，伤人是戒，乃至朋友，尤冀保全。若此所为，自绝人理，仇关家世，非仅一身。自恨力强手孱，不能白刃相报，聊因执事垂教，故略及一二而已。
    潘祖荫咸丰二年探花，榜发即授职编修；周星誉早一科，这年散馆，庶吉士留馆，三甲授职检讨，二甲授职编修。周、潘有同官之谊；李慈铭之得识潘祖荫，出于周星誉的引见，李慈铭骂周星誉，潘祖荫自然看不过去，所以作函规劝；李慈铭虽说“即事芟除”，而犹龂龂争辩，几同不共戴天之仇，则周季贶“卖人设计”的真相，不能不稍作探索。
    据《花随人圣庵摭忆》记载：
    畇叔见莼客之局促乡里，劝其入赀为员外郎，莼客从之，斥金托季贶为之上兑。时季贶方捐同知，知闽之丞缺，有一小花样者可补，赀不足，乃移莼客金以足之，仅为莼客捐双月之候选员外，莼客不知也，贸然入京。欲到部，格于例，不可，乃大困，怨季贶甚。书中所云“中道背言，出处都非”云云，皆指此事。
    按：咸丰末年，因军需浩繁，大开捐例，花样繁多，周星诒加捐的“小花样”应该有两个：一是“尽遇缺选补”；二是“指省”，即指明分发福建。所谓“双月之候选员外”，为最普通的捐班。吏部选官掣签，双月为“大选”，单月为“急选”。所谓“大选”，数百人争一缺，渺茫之至。李慈铭“来自田间”，对官场一窍不通，只以为花了钱就有官做，以致贸然入京，进退失据。
    于此可知，负李慈铭者是周星诒；而周星誉为弟补过，纵不必邀得李慈铭的感激，至少亦不应挨骂。其后周星诒得补汀州府同知，托同官傅以礼将挪用李慈铭的款子带至京师，傅以礼说：“他已经在‘行路难’的诗中骂了你，钱可以不还。”据说：周星诒“但笑而已”。照李慈铭的日记中看，此事大概不假；但李亦确未收到此款，或者中间为人干没，也是可能的。总之其详不得而知了。
    李慈铭与周星誉另一结怨的原因是，周将赵之谦亦引入潘门。据冒鹤亭记：
    李慈铭善骂。初由七外祖介绍，得交潘祖荫，继而赵?叔公车入京，外祖又为潘言，潘有一室，榜书曰，非读五千卷者不得入，室中所储，皆金石碑版之属。赵得入，李不得入也，乃衔赵，兼衔及介绍之人。其日记所称曰天水妄子，指赵；所称曰蜮，指余七外祖也。此长笺满纸之妄人，即张之洞，以之洞所寄金未到也。
    《清史稿》中，李慈铭有传，赵之谦无传，是件不公平的事。《艺术传》为夏孙桐所撰，于书画非外行，即有私意。《艺术传二》，专论书家，以一杨亮为殿，谓“世为将家，袭骑都尉世职，笃学敦行，江淮士大夫多称之，书亚于熙过（按：指吴让之）”云云。也许我是孤陋寡闻，杨亮这个名字，还是第一次看到。
    兹据《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引叙赵之谦小传如下：
    赵之谦字?叔，号益甫，又号梅庵，更号悲庵，晚号无闷，浙江会稽人。生于清宣宗道光九年，卒于德宗光绪十年，年五十六岁。咸丰举人。性狂放，游京师，盛夏辄裸衣坐海王村书画肆，挥扇纵谈，人目为狂士。与姚瑜伯善。官南城知县。之谦工书画刻石，卓绝一时。诗文皆新奇骇愕，著有《悲庵居士诗胜》《梅庵集》《缉雅堂诗话》《勇庐闲话》《二金蝶堂印存》，辑有《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并行于世。
    悲庵的别署，起于三十二岁时，因洪杨乱起，继以疫疠，家破人亡，故有此号。艺事不论，以赵之谦的为人而论，自有胜于李慈铭处。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叙其对书籍的态度云：
    （赵先生）《书严剩稿·跋》：“魏鹾尹锡曾，尝言为前人搜拾残剩文字，比掩骼埋胔，余谓欲人弗见，令万马蹴平，世多有矣，异时当节缩衣食刊行，庶有封树置防护。”昌炽按：痛哉斯言！为书续命，先哲有灵，实共鉴之。撮录于此，以告世之能爱惜古人者。
    反观李慈铭，狎优争风，穷訾毒骂，浪费了好些笔墨。平时又亟亟乎纳妾生子。如光绪四年四月十五日记：
    纳席姬，字曰贞。为此婢价，驰书乞贷，平生风节扫地。同人怜其贫老，祝其生男，皆谊等倾囊，谋如在己。
    光绪十三年二月三十日又记：
    遣席姬去，事我十年矣，伤哉！无德畜此痴獠，闭户自挝，悔之何及。
    但不久“又置妾王氏”，名之曰兰娘，字以纕男，而终无子。
    赵之谦亦无子，以侄为嗣。他在江西任知县，初宰南城。后调奉新，接印前一晚，嗣子与仆妇大吵，仆妇自缢而死，闹出轩然大波。其致友书云：
    第初十日接印，愤恨兼以怨苦，实无心恋此，现惟照常处置，俟廿七日观风后到任。排扬已了，再看下面。……然弟之现成谣传尚可防乎，故至今日仍静候撤任而已。若在中秋节后，则官亏可得千金。私亏有兴隆票做主，官亏则不可，并不能行。拟先斥卖衣服器具，不足，而后以募化完之，拂衣归去，做一品百姓如何。儿子若亲生，则今日已杀之矣，此时只能待案了而后遣去。杏林得高安，楼上重楼，弟水底加以水底，有子而遭横祸，不如无子而发大财也。署中朋友，皆面面觑，此场笑话，以弟成之，真千古妙文，岂所谓前生注定耶。
    赵之谦颇有豪士气格，其子所作传状，说他“身体魁梧，饮撰兼人，虽严冬不戴帽，头上蒸气如汗流”。这样的人，脾气坏的居多。叶叶舟序赵氏《二金蝶堂印谱》云：
    晚年孤愤，好嬉笑怒骂，诗文皆务为新奇，以訾议当代作者为能事，坐是与世不谐。
    这就可想而知，李慈铭骂他，他亦在骂李慈铭。不过他骂过就算了，不像李慈铭形诸楮墨。又张鸣珂《寒松阁谈艺琐录》云：
    人言?叔盛气难近，其实遇名实相负者，亦虚怀相接。
    此是能服善的性格。狂上而不能服善，动辄以为无人能及，真成妄人，必无成就。
    以此种性情之人牧民，自是“强项令”；据赵之谦自述，宰南城时，似乎严刑峻法，疾恶如仇；至奉新后，由于一到任即遭遇意外之祸，挫了锐气，处事审慎得多了。其致友书云：
    来此日对案牍，不曾开书箱，兼以终日忿恨；然有一好事，遇事不操切。前日一起贼案，若胆壮肯操切，黑夜前往，必无漏网，因其寓主乃妇人也。昨日天明始往，贼不及半矣！在鄱阳责人万板，亦不介意，今则数百板即须察看矣。
    县官有捕盗之责，勇于捕盗，必为好官；然有时不免草菅人命，“责人万板”而“不介意”，则立毙杖下者，不知凡几？故不肯操切，则“数百板即须察看”，唯恐其死。
    赵之谦与李慈铭皆深受龚定庵的影响。不过李得龚之狂，如轻视前辈，及于师门；赵则得龚之奇，而嫌浅露。序吴让之印存自叙其个性云：
    少日师赤荪沈先生，同学者有何自芸，力学诗，始学明七子，既而宋元，既而唐，进而晋，又进而汉魏。其言以三百篇为准，穷年累月，为之不已，得句自珍重，遇人必长吟。
    余时不喜为诗，数年不一作，偶有作，信手涂抹，成数十百言，若庄若谑，若儒若佛，若典重，若里鄙，若古经，若小儿语。自芸大恶之，目为癫痫，余亦侮自芸为蠢愚。争不下，质之师。师告自芸：汝诗譬窭人子，勤谨操作，铢积寸累，以事生产。初获十百，久而千万，历知艰难，深自护惜，不自暇逸。彼诗譬膏粱子弟，生长豪华，日用饮食，宫室妻妾，奴婢狗马，为所欲为，纵恣狼藉，朝慕游侠，夕逐荡子，兹歌未终，叱咤数起，幸货财多，非年齿与尽，酣豢挥霍，无虑中落，然其乐也，人忧之矣。自芸犹欲争，而余駴汗竟日。余生平所为，岂惟印与诗？皆此类也。
    赵之谦的诗文，当然不及李慈铭，但赵之谦的书法、篆刻都为第一流，画亦有名。李慈铭多才，赵之谦多艺复多才，欲为轩轾其高下，颇为不易。
    赵之谦喜藏书刻书，李慈铭的书亦不少，日记中记购书、易书之事甚多。不分时日撮录数条如下：
    偕节子（即大兴傅以礼，著《华延年室题跋》）至清风弄口书坊，购得吕东莱《读诗记》一部，严氏《诗辑》一部，吕东莱《大事记》一部，朱竹垞《明诗综》一部，《范文正忠宣恭献父子集》一部，惠定宇《后汉书补注》一部，《清白士集》一部，计直四番金。莲士尝规予曰：买书虽似雅事，实人生嗜欲之一端，其无裨于俯仰则一也。节子亦谓以急需之钱，易缓读之书，去挥霍浪费者仅一间，皆足称药石之言，从而不改，吾未如何。同人中犯此病者，惟予与季贶两人，往往相悔相戒，而卒相营且相竞。
    日来贫甚，今晨命奴子卷絮被质钱十五千，适问月携武进臧玉林《经义杂志》一书来，遂以购之。昔吾家元忠令婢卷褥质酒，时人叹其率素，若仆者，可谓不坠家风矣。书此一笑。
    以《秦淮海全集》六册，张清恪刻《司马温公集》六册，《谢叠山全集》两册，邹行士文一册，与莲士易孙渊如《平津馆丛书甲集》六册，汤文正拟《明史》分修稿八册，大吃亏。而出此者，司马非传家集，秦谢两集，纸椠不佳故也。然所易者，皆系全部中之一集，终让他便宜，真大吃亏。颇喜用印记，每念此物流转不常，日后不知落谁手，雪泥鸿爪，少留因缘，亦使后世知我姓名。且寒士得此数卷，大非易事，今日留此记识，不特一时拈为己有，即传之他人，抑或不即灭去，此亦结习难忘者也。呜呼，措大作此生活，不觉沾沾自喜，长安贵游，日夜奔走牛马间者，焉知世界中有此事耶。
    李慈铭颇以其藏书自矜，春联中两榜大门，一联是：“户部郎中，补缺五千年；保安寺街，藏书十万卷。”一联为：“藏书差足五千卷，来岁便为六十人。”下联为五十九岁所作。十万与五千，相差过巨，必有一误。按：李慈铭于同治十三年七月，由骡马市大街西的铁门，移寓丞相胡同的保安寺街。这条胡同在“宣南”很有名，王渔洋、施愚山、邵青门、翁方纲，都在那里住过。李慈铭寓保安寺街东首，与米市胡同潘祖荫寓、承相胡同李文田寓，相去极近，常有过从。李慈铭慢师，独于李文田不敢无礼，据冒鹤亭所记，似另有一段渊源。其言如此：
    李文田庚午典试浙江，以关节授慈铭，慈铭遂由京回浙乡试。又以关节授其同乡胡毓麒，胡亦中式，故其日记，于入京会试盘川一层，不着张罗一字。盖名利双收也。
    至于藏书，自以“十万卷”为是；“五千卷”一联出于孙雄《壬辰诗存》，孙、翁同龢同乡门生，素喜标榜，其言不可尽信。五千卷藏书，好读书者，每每有之。一部《资治通鉴》，即已二百九十四卷，加上徐乾学的《资治通鉴后编》一百八十四卷，毕沅的《续资治通鉴》三百二十卷，不必再数其他拾补校勘之类，即已达八百卷。加《十朝东录》四百二十五卷，只两部参考书，便是五千卷的四分之一。故可肯定其藏书接近十万卷。
    李慈铭书虽多，但并无珍贵版本，所以不能列入书家之林，但其附于书中的眉批笺注，珍贵又过于宋椠。所以民国初年，浙江当道，决定议购李氏藏书，乃竟遭议会否决。曾见有陶承杏所作《关于越缦堂藏书》，记其事云：
    民国七年，其子承侯故后，全部遗书，经其友人徐维则、族人李钟骏为之整理检点，抄目封藏，计二十八箱，九千一百余册，内中手批手校之书共二百余种，约二千七百余册，考证经史，殊可珍奇。其家属拟得价出售，而踵门请价者络绎，且有外人亦来询问。
    当时浙江省当局闻悉，即派委员沈镜蓉，会同绍兴县教育会长茹秉铨，至李宅开箱查看，并与商酌估价。家属因系公家收购，允以一万元出让，省公署据覆没，以是项书籍，攸关地方文化，应由公家购置，发交图书馆，庶保全文献与嘉惠后学，一举两全，所需书价，即据在八年度特别预备金项下支拨，抄附书目（坊间所售《越缦堂书目》，即由此传抄）。咨请省议会议决施行。讵竟遭议会否决，不果购。
    其后，李氏藏书曾由人介绍金梁（字息侯，满洲瓜尔佳氏；与三六树皆为杭州驻防旗人中有文采者），议价未成。至民国十三年，杭州书坊中，已有李氏遗书散出；至民国十七年，经由北大图书馆收购，这当然与蔡元培有关。
    李氏藏书得归北大图书馆，实为大幸，馆员王重民就其批校书中，辑出著作多种。据陶承杏记：
    由馆员王重民君整理，就其批校书中，迻录纂辑，成《越缦堂读史札记》三十卷，文集三十卷，均由该馆刊行。又《读书记》二卷，散见馆刊第一卷各期。该馆并广告征求李氏遗著，拟辑为李氏全书，以成一家之学。
    民国二十二年，该馆又经顾颉刚先生之介，购入越缦手稿，计《丧服传经节要》一册，《越缦经说上》一册，《复社绍兴姓氏录》一册，《萝庵游赏小志》一册，《柯山漫录》一册，《困学楼丛抄》一册，《越缦山房丛稿》一册，《知服堂读书学略》二册，《越缦笔记》一册，《萝庵日抄》一册，《越缦堂日记》一册，《越缦堂集》二册，《湖塘林馆骈体文钞初集》一册。《越缦堂外集》一册。《庚寅病榻小草一册》，《越缦笺牍》一册，共十六种，十八册，其已有刊本者只三种（见二十二年十月十二日大公报）。故李氏之书，该馆可谓集大成矣。
    关于李慈铭的日记，陶承杏亦有记述：
    李氏日记原稿六十四册，亦于前年由杭州书贾分批卖出，余均见之，因索价巨万，实非穷书生如余者，得能问津。平步青日记，余亦见之，内容不及越缦远甚，然有关掌故之事亦甚多。该书闻售与知堂老人，愿老人于著述之余，将该日记中有价值之作，札刊以供同好。
    按：李慈铭殁于光绪二十年甲午十一月，而今所传李氏日记印本，止于光绪十五年；最后五年日记原稿，为樊增祥所借阅，因其中有骂樊的话，所以借故藏匿。樊为李的得意弟子，光绪初年，师弟绸缪，观李所记，实所欣羡。其情谊不终，则因樊增祥与张之洞接近之故。李慈铭光绪十年五月二十三日记：
    云门来夜谈。近日南皮丰润两竖，以朋党要结，报复恩怨，恶余之力持清议，深折奸萌，二憾相寻，欲致死力于我，遂广引孅子，诱以美官。南皮俭腹高谈，怪文丑札，冀以炫惑一时聋瞽，尤恶余之触其隐也，故日寻干戈。以云门盛气负才，益笼络之，诱以随往粤东，甘言重币，煽惑百端，幸其叛我，多树敌仇。云门既恶所选宜川荒瘠，闲言不能无动，遂欲从之过岭。余谓之曰：“仕宦惟州县可为，舍自有之官，而入他人之幕，已为非计。且君以有母呈请近地，今远适岭外，必致人言，即吏部亦必格之。”云门虽不然余言，虽亦因此自阻。余与云门本无素分，既欲割宁之席，不妨弯羿之弓，我岂容心，彼何过计。
    按：樊增祥于光绪六年散馆，改为知县，在京候选时，其父病故，奔丧回里。十年初冬，服阕进京；呈文户部，以养老母为词，请选于近地，以便照料；结果选为陕西延安府宜川知县。他是湖北宜昌人，陕西与湖北接壤，所以算是近地；其实宜川距宜昌，何止千里？而且地瘠民贫，是个苦缺。樊增祥大失所望，迁延不肯赴任，意在观望。
    其时正好粤督张树声疾殁，张之洞由晋抚调粤督，想罗致樊增祥入幕。李慈铭这段日记中，所谈的樊增祥的背景如此，但最后樊增祥还是听从劝告，赴陕到任。当时的陕西巡抚是张佩纶的老丈人边宝泉，当然会有张佩纶的“八行”带去。下一年，边宝泉与河南巡抚鹿传霖对调；鹿为张之洞的姊丈，亦有渊源可叙。这样到了光绪十三年冬天，樊增祥又以母殁丁忧，致书李慈铭，谓“止余宦囊二千金，拟暂寄孥秦中，过百日后，复须橐笔依人矣”。
    光绪十五年九月十三日，樊增祥有一函致新由两广移湖广的张之洞，足以察见樊、李之间关系的变化。其中亦颇多珍贵史料，兹据《花随人圣庵摭忆全编》所载，分段转引，并略作笺注如次：
    受业樊增祥谨禀夫子大人钧座，敬禀者：抵京后，三肃禀函，度可次第上达。顷由折弁赍示手谕，欣悉福躬康复，惟脾湿未除，尚望随时节宜，辅以上药，去病犹平贼，要当铲除净尽耳。
    受业抵京，因有两月耽搁，赁居北半截巷（三迁然后定居），幼樵故居之间壁，事定甫投文。据部友云，凡告近有底缺者，先以起复引见，近来朝命，均系毋庸坐补原缺，则以知县归起复班候铨，不准呈请仍归原省。此时指捐陕西，便可省却捐离直隶一款，惟指分后，又须昼接，则是两次引觐矣。此月廿四日，吏部验到，两觐均在十月，出都总在仲冬。
    伏蒙垂念捐项，挚爱逾恒，受业苟有缺乏，亦惟有向函丈呼吁。所幸此次虽多引见一番，却省却捐离一款，受业所携赀用，尽可敷衍出都。惟到陕后，恐定兴中丞以幕府见縻，恳祈函丈贻一纸书，属其予一地方，缺无论肥瘠，但求免首剧，不胜幸甚。
    按：张之洞于同治六年浙江试差告竣后，放湖北学政，樊增祥即在此时进学，自为受业。九年，生员岁科两试毕业后，张之洞择其诗文雅驯者，编为《江汉炳灵集》。胡钧《重编张之洞年谱》附记：“以门人樊增祥操选政。”则樊原为张门高弟，渊源深于李慈铭。张于光绪十五年七月调补鄂督，樊增祥适于是时服满赴京，至吏部报到起复。
    首言定居“北半截巷”，即北半截胡同，在菜市口之南，亦即同光时人盛称的“宣南”；“谓幼樵故居之间壁”，可能即为吴可读的旧居。次言起复仍拟回陕西，则因鹿传霖尚在陕抚任内（鹿为河北定兴人，故称“定兴中丞”），以张之洞的情面，樊一至西安禀到后，即可补缺。
    受业前过天津，与丰润倾谈两日，渠虽居甥馆，迹近幽囚。据云，合肥始以津通之故，意不能无望，自函丈节次电信，深相推挹，渠已涣然冰释。至三厂交伊接替，则自云无出山理，且云不婚犹可望合肥援手，今在避亲之列，则合肥之路断矣。
    又云在甥馆本不与公事，惟函丈三厂事，若有稍近琐屑，不欲径达合肥者，可电致渠处，渠当代达云云。
    又云，合肥此次得书甚喜，渠在旁云，事事皆可助，惟钱不能助。合肥云，钱亦能助，如部拨山东修河之六十万金，若推延不解，我亦可代催。又如钢轨既出，我少买洋轨，多以轨价付鄂，俾资周转，是亦相助之道也。受业窥此两人，均已为函丈所用，丰润尤有结托之意，但使时时假以书问，必效臂指无疑。
    渠又云，密电可不用，缘电报房密迩合肥，若渠致鄂电，密不能繙，必使合肥生疑，此亦实情。在津时，渠云，合肥三日内必复书，渠俟见合肥信后，再作复函，此时想均达签室矣。总之，幼樵识见之明决，议论之透快，其可爱如故，吾师何妨招其游鄂？纵不能久留，暂往亦复甚佳。渠在津窘迫已极，郎舅又不对（小合肥欲手刃之），绝可怜也。
    丰润即指张佩纶。“津通”者津通铁路，当时李鸿章支持粤商陈承德请接造天津至通州铁路，已如所请，而翁同龢等交章谏阻。张之洞则请缓造津通，改建腹省干路，所以李与张不和。据樊函，知张之洞曾多次向李解释，“深相推挹”，李对张的态度，已趋缓和。
    “三厂”云云，黄秋岳谓“指湖北纺纱、织布、缫丝等三厂”，大误。当樊作此函时，张方以广东“恩科乡试，入闱监临”。按：张之洞年谱有两本，向所据者为许同莘所编，颇病芜杂，近由周弃子先生赠胡钧所编一谱，取裁较有法。两谱皆商务出版，既印许作，复以胡作列为王岫老所主编《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第三辑》，可知商务亦认为后胜于前。唯“监临”（据许作），至是十一月二十五日始到武昌，翌日接篆；湖北其时亦并无此纺织三厂。故知“三厂”也者，指张之洞督粤所办的三厂。
    张在广东办了三个有关国防、金融的厂：黄埔造船厂、枪炮厂、铸钱厂。此三厂创设的经费，既请部款，复开“闱姓”，由广东殷商报效，此即当时嘲张之洞的谐联下句：“八表经营，也不过山西禁烟、广东开赌”的来历。
    清朝自洪杨之后，对于督抚生财用财，有一原则，如取之于地方，只要你是在办事，言官既不讲话，地方亦无讦告，朝廷眼开眼闭，不加过问，然而“京饷”须解，亦不能请部款。
    张之洞督粤，既处膏腴，地方上有办法，又以各种名目请部款，而在慈禧与土木，以及内务府借“亲政”“大婚”，各自敛财等事，则报效不遗余力。这是张之洞的最大的术，内邀慈眷，外张羽翼，牵丝扳藤，去之不可，此所以能在湖北二十年之久。
    对国家财政来说，张之洞的作风犹如双斧伐柯，最不能使人容忍的是，等于帮助慈禧太后挥霍；在亲政后，想劝励图治，有一番作为的光绪及“帝党”，自然深恶痛绝，只以他慈眷优隆，动之不得，就只能抑制他“屠财”。
    张之洞托名《抱冰堂弟子记》的自述中说：“己丑庚寅间（光绪十五六年），大枢某、大司农某立意为难，事事诘责，不问事理，大抵粤省政事无不翻驳者；奏咨字句，无不吹求者。”大枢指孙毓汶，大司农指翁同龢。
    又，张之洞送翁氏书遣戍诗自注，言“与翁氏交情极洽，而叔平必欲置我于地为不可解”云云，即指张之洞请部款，动遭驳斥而言。
    张之洞调督湖广，在粤三厂正值草创，钱花下去了，效用未见，将来报销恐成问题，因而希望由张佩纶“接替”。接张之洞督粤者为张佩纶的伯岳李瀚章；如果张佩纶愿意去办这三个厂，毫无问题，但张佩纶不愿去接烂摊子。事实上李瀚章亦不愿多事，除了造船厂因为有船坞的关系，无法移动，铁厂、制械厂以及张之洞正在兴办的织布厂，皆移湖北。
    此事大概在李瀚章赴任前即已决定，所以张佩纶表示“三厂事若有琐屑，不欲径达合肥，可电致渠处，渠当代达”，即言关于三厂移交接收事，如果需要海军衙门照应，张佩纶可从旁相协助。
    苏鄂对调，由于高密自危，求救于济宁。高密之弟（现已物故），是济宁门生，前此高密在京，亦夤缘以弟子礼见济宁，绝爱怜之。其必调苏藩者，闻博泉前辈述北池语云，军机处得星下书云，醴陵尽闹脾气，此次鄂藩需才，遂有此调，枢意以为寿丈与函丈必不相下，欲使同室操戈，以快渠辈之意。
    受业与再同早见及此，再同谓祥云：我写信，老人必不听，而最信君言。祥于五日前，已详致寿丈一书，备言夫子艰巨孤立之状，及欲得寿丈共事之心，恳其勿信浮言，彼此匡助。（传说函丈令庄道开湘中富人名单，庄道不肯，湘人以是怨函丈，不审有此事否？）
    缘湘人近来颇与函丈树敌，寿丈得湘人书，意不能无惑。总之，函丈与寿丈，同一为国为民之心，其本原无少异，所稍歧者，外著之规模耳。此次寿丈到鄂，惟求函丈优加礼貌，倾心委任，如于次公之在粤，不惟吾党之幸，亦天下之幸矣。祥若早知此事，必不遽行，若使增祥奔走其间，似不无少裨也。
    黄秋岳释此段所隐人名云：
    高密即荣禄；济宁者孙毓汶；醴陵、寿丈，皆指黄子寿彭年；博泉者刘恩溥；北池者，张子青之万也，时住北池子，故云北池。再同者黄国瑾，彭年之子。
    按：云台二十八将之一的邓禹，字仲华，封高密侯。荣禄亦字仲华，故称以“高密”。但此处“高密”绝非指荣禄，则可断言。
    荣禄时任西安将军，且亦绝无“夤缘以弟子礼见济宁之理”。且明言“苏鄂对调”，即湖北藩司与江苏藩司对调。黄彭年其时方以江苏藩司署理巡抚，此人父子三代，都值得一谈，因附记于此。
    黄彭年之父名辅辰，字琴坞，贵州贵阳人，原籍湖南醴陵，官至陕西凤邠道，殁于任内，入祀名宦祠。黄辅辰道光十五年成进士后，以部员用，由吏部主事累迁至郎中，有“硬黄”之称。《十朝诗乘》载：
    贵筑黄琴坞观察，道光中官吏部，与同僚遍稽旧案，分别存销。存者分类入簿，又手抄小册，随检即得，吏不能欺。且屡与堂上官抗争，因有“硬黄”之目。自纪诗云：“蹉跎十九年中事，赢得人呼作硬黄。”
    黄彭年字子寿，饶有父风。他是道光二十七年的翰林。先随父在籍办团练，后入骆秉章幕；同治初又主关中书院；又为其同年李鸿章聘修《畿辅通志》，兼志莲池书院。虽为告假的编修，但颇负时望；光绪八年特旨授为湖北襄郧荆道，欣然奉诏，以此为他的儿女亲家王湘绮所讥。
    其实，黄彭年是有用世之志的。入仕应该有个迁转进身之阶，他不能在同年早就当到督抚，还回翰林院去当编修，等到“开坊”转侍讲、侍读学士，升京堂，再补内阁学士，方能内转侍郎，外放巡抚，得有发抒抱负的机会，但那一来非二十年不为功，因而屈就道员，等一擢监司，便得展长才。
    果然，黄彭年的路子是走对了，不久即升湖北臬司，《清史稿》说他此时“屏馈遗，禁胥吏需索。年余结京控案四十余起，平反大狱十数”。
    但在湖北不能久于任，这也是可想而知的。臬司如此出色，足见巡抚尸位，自然排之而后快。黄彭年一调陕西，署理藩司，旋于光绪十一年调补江苏藩司。《清史稿》本传：
    连岁水旱，米踊贵，属县请加漕折，巡抚欲许之。彭年谓：“定例漕粮一石，随征水脚钱一千，所费仅数百，独不可以有余补不足耶？今增漕折，民间多出二十万缗，与国计无关，尽归中饱。”持不可。
    光绪十四年十月，疆吏有一大调动，皖抚陈彝内召，以桂抚沈秉成调补；江苏崧骏，山西刚毅，浙江卫荣光三巡抚大扳位，即崧骏移浙，卫荣光移晋，而刚毅移苏。崧骏交卸后，由黄彭年署理江苏巡抚；刚毅卸任后，却迟迟不赴新任，原因甚多。其时江南大旱，方议赈济；而大婚及颐和园工程，皆需巨款；乃流民数千，强占荒田，江苏的情形极糟。刚毅虽称能员，去了亦未必有办法；而最主要的是，以刚毅的个性，与强项的黄彭年永不能相合；所以一直在京中观望。枢府亦以为此时的江苏，既由黄彭年主政，不宜掣肘，所以亦并不催刚毅赴任。
    到了这年七月间，张之洞调湖广。此公居官，喜欢揽权用威是有名的，初到广东时，即与粤抚倪文蔚大起龃龉。胡思敬《国闻备乘》记云：
    张之洞督两广时，潮州府出缺，私拟一人授藩司游百川，而游百川已许巡抚，遂压置勿用。之洞大怒，即日传见百川，厉声责曰：“尔藐视我而媚抚院，亦有所恃乎？”百川曰：“职司何恃之有？旧制兵事归总督，吏事归巡抚。职司居两姑之间，难乎为妇，不得不按制办理。”之洞益怒曰：“巡抚归总督节制，天下莫不知之，汝安从得此言？其速示我，我当据汝言入告，以便脱卸吏事不问也。”
    百川惧，归检会典，仓卒无所得，忧之至呕血。之洞持之急，遂谢病归。自是广东政权尽督署，而巡抚成虚设矣。
    此记中的巡抚，即为倪文蔚；但藩司非游百川，而为游智开（见《一士类稿》）。及倪文蔚不堪张之洞的压制，光绪十二年四月活动入觐，旋调河南；粤抚初由湖北巡抚谭钧培调任，亦深以为苦，至冬天云南巡抚出缺，谭钧培宁愿就滇，于是广东巡抚虽为好缺，竟无人逐鹿，副都御史吴大澂，乃得脱颖而出。
    胡钧所作《张之洞年谱》“后序”云：
    公督粤时，内简吴大澂为粤抚。电致吴云：“吾其为官文恭矣！”嗟乎，欲为官文而不可得，其哀鸣求友，抑可伤已（原注：吴承倪文蔚之后，倪与公大龃龉）。
    胡钧此论，为护师门，颠倒黑白。致吴大澂一电，是有意要改变一个公认的看法，即张之洞过于揽权。究其实际，他固从未想到自己会成为官文，亦从未期望任何巡抚为胡林翼。
    现在要谈樊增祥函中的所谓“高密”了。高密既指高密侯邓禹，而又非“仲华”，则所隐指之人，必姓邓，或名中有一禹字。细看当时缙绅，实指邓华熙。
    邓华熙字小赤，广东顺德人，咸丰元年举人，光绪十五年由云南臬司于六月初调升湖北藩司。未几，张之洞由粤移鄂，见于上谕。邓华熙深知张之洞难侍候，复以出身乙榜，不能期望张之洞以其为科目前辈而稍加礼遇，所以“自危”，求援孙毓汶。其弟不知何名，但孙毓汶任考官之时不多，或不难索解。
    孙毓汶于咸丰六年，与翁同龢同膺鼎甲后，以为恭王所恶，一直不得意，只同治六年，以编修一主四川乡试；既未放过广东考官，亦未与北闱乡试，则邓华熙之弟，当非孙毓汶的乡举门生。
    自光绪十年，恭王以下全班出枢，孙毓汶入政府后，于光绪十二年以工部侍郎为会试四总裁之一，以“正大光明”排列，位居“光”字。吏部尚书蒙古锡珍居首，拱手受成而已。其次左都御史山西寿阳祁世长，既为后辈，又无衡文之名，且为人老实。孙毓汶之下为户部侍郎满洲嵩申，更无足与数，所以此科完全由孙毓汶一手主持。
    查题名录，光绪十二年会试，三甲第十七名邓士芬，广东英德人，殆即其人。顺德属广州府，英德则在韶州，当系远宗，或者“认本家”，此在科举时代亦为常有之事。
    所谓“夤缘以弟子礼见济宁”，即是硬拉关系。如邓华熙为邓士芬胞兄或近支从兄，则以通家子弟礼见孙，可以公然磕头，不必“夤缘”。邓为咸丰元年举人，孙为咸丰六年进士，年齿及乡榜，邓皆高于孙，而“以弟子礼见济宁”，且“绝爱怜之”，此是樊增祥下笔轻薄；但亦足见邓华熙畏张之洞，不惜卑躬屈节，务求去鄂。而苏鄂两藩司，亦即黄彭年与邓华熙对调，则别有缘故在。说得明白些，是政府制督抚的一种手法。
    军机对张之洞头痛，对黄彭年亦未必不伤脑筋。江苏京官而在原籍有田产者，对于黄彭年动辄想减租，帮佃农讲话的作风，颇有戒心。“星下”不知何指，疑初印本有误字，以情理而论，除非江督曾国荃致书军机，言“醴陵尽闹脾气”，才会考虑调动黄彭年，而借口“鄂藩需才”，自是不通的说法；鄂藩需才，莫非苏藩即不需才？
    可想而知的，张之洞不会不干预湖北的钱粮、民政，而黄彭年亦绝不会唯命是从。互不相下就必然演变成互相攻讦；在樊增祥看，这是“同室操戈”，徒使亲痛仇快，因与黄彭年之子国瑾（字再同）相商，谋调和之计。
    以下谈京中大老近况，接叙得自许景澄的消息谓：
    竹筼昨日谈及，大圣近来于函丈亦不甚为难。常熟虽不合，然渠亦自命清流，夫子负天下重望，渠不肯显然树敌。户部自子开物故，实为函丈之福，往日挑剔皆此一人之鬼蜮，今则广东报销，无复他虑矣。
    竹筼又云，凡兵部有所驳斥，函丈初疑洨长为之，实则不然。兵部现由香山当家，渠以治吏部者治兵部，以故事多扞格，由其不在行也。
    邸病初甚危笃，（七月底已愈，八月初又犯，既而反复多次）。传说身如枯木，山东林令来声言无碍，人初以为妄，近日居然大愈，禀赋可谓极厚，亦国家之福也。
    竹筼即许景澄，出使德国因丁忧回国，此时方起复在京，任翰林院侍讲，“大圣”即孙毓汶。“洨”指先恭慎公，《后汉书·许慎传》：“许慎为郡功曹，举孝廉再选除洨长。”洨者，洨县之长；切许姓。先恭慎其时为兵部尚书军机大臣，在枢桓之时为多，所以兵部“由香山当家”。庄练兄谓“香山”指兵部右侍郎白桓，以香山切白姓；良是。按：白桓字建侯，直隶通州人，同治二年进士，用为部员，分吏部，积资升至文选司掌印郎中，掌文官除授，为京官中有名的好缺；李慈铭称他“清强有声，吏不敢为私”。光绪六年升内阁侍读学士。其任兵部右侍郎在十五年二月；所谓“以治吏部者治兵部，以故事多扞格”，因吏、兵两部，文武不同之故。
    “邸病”指醇王之病。黄秋岳谓函中以醇王病愈“亦国家之福”，因“醇王为德宗之父，故曰国家之福”，此一解释，未免浅露。其实乃指翁同龢而言，翁为帝师，德宗信任方专；但有醇王在，多少可以裁抑翁同龢。樊增祥的意思是，如醇王不起，翁将益发难制，故醇王病愈为国家之福。
    按：醇王因“昆明（湖）易渤海，（万）寿山换滦阳”，平生雄心壮志，都成虚话。清议与神明交责，衾影自惭，抑郁寡欢，因致沉疴。自光绪十三年冬天起，即长在休养之中。至光绪十六年七月，复又中风。据翁同龢是年日记：
    七月初九：是日上回宫，行礼毕后出后门诣醇邸府，皇太后辰刻前往也。归小憩，入署遇孙、徐二君。午刻问醇邸疾，晤福相于左近公所，见昨日脉案，始悉昨午正抽风，口眼歪斜，遗溺，神识不清，视物不见等症。酉刻子刻两方云稍愈，痰得下，夜进糕干两块，脉见代象，危险云云，药则人参黄芪而已。因诣府亲问，云今日方未下，似稍转机。戈什爱班等在内，不便往谈，遂归。日暮着人问，则云进粥半碗，神渐清（昨厥五刻始苏，雷雨时适渐清，其门上言如是）。上申刻还宫，太后中正还官，明日未定再诣与否。
    七月初十：辰初上至书房，语甚是，退时早。诣醇邸问疾，见昨今案方，方大致同，案称今日辰刻得大解，脉代象退，惟目视不明，手仍掣动，饮人乳数口，进粥半碗。
    七月十一日：两次遣人问醇邸病，昨日大便二次，今日案云自酉至卯大便四次，目视物仍不清，药用参芪等补中益气。自余观之，恐元阳已陷矣。
    七月十二日：上诣建福宫行礼后即诣醇邸看视，皇太后于辰刻前往（申正回）。
    奇怪的是，自此以后，翁记中并无此君臣二人视疾的记载，直至七月廿八日，始有“问醇邸疾仍如前”一语。殆慈禧不喜人与醇王过亲近之故。至八月初二日又有记：
    八月初二日：寅正二刻引见吏部，内阁堂未到齐，即往醇王府看视。到朝房坐良久，退诣邸，闻云昨日已正厥四刻，夜亥正复厥四刻，胸胀神不清，小水数，大便不下，医云攻补两难。时上已到，太后尚未到也。
    出城拜客，过厂，入署事繁（复奏顺直赈务，徐小需云原折专指顺天，不以直隶阑入，因改请福相酌之）。未初归寓，检书，周生霖来辞行，后日起焉。
    遣人问邸状，案云脉兼代，神虽清目直，指凉胸胀，言语气怯神倦，症未见减，药用人参胆星白芥等，此寅初方也。其家人云午后仍如前，神识不清，饮水辄吐，未进食，见上至无言也。司官来云上于申正二刻还苑。
    第二次病危，但很快即转危为安，直至十一月中旬第三次病危，终于不治。此期间，曾国荃、潘祖荫、孙诒经、宝廷相继下世，病危之时，自然家人、亲友探望，死者享受了最后的人世温情。如翁同龢记潘祖荫死前情状：
    十月三十日：李兰荪信来，云伯寅疾笃喘汗，急驰赴，则凌初平在彼开方，已云不治矣，余以参一枝入剂。入视，则伯寅执余手曰：“痰涌，恐难治矣！”尚手执眼镜看凌方，汗汪然也。李若农至，曰：“参附断不可用，舌焦阴烁，须梨汁或可治。”余曰：“梨汁救命欤？”再入视，益汗。余往横街，甫入门而追者告绝矣！徒步往哭。
    以下接叙为潘祖荫主持后事。潘祖荫天阉无子，为之择嗣子成服。但醇王病殁之前，是相当凄凉的，因为慈禧不知为何，在醇王病危时，采取杯葛的态度，托词头晕，不加临视；且又驻圆明园，使得光绪只能抽空到醇王府，匆匆一面，无法与家人谈醇王身后之事。
    至于八旗贵族、文武大臣，因为前一年吴大澂奏请延议尊崇醇亲王典礼，奉懿旨将醇王于光绪元年所奏“预杜邪论一疏宣示”。现在醇王病危，而光绪对生父颇有孝心，将来万一发生追尊所生，如明世宗追尊生父兴献王为皇帝的故事，一定为慈禧所痛恨，暗中查究何人作醇邸的谋主，则踪迹较密者，皆不免蒙嫌，所以探病都不敢。排印本《翁同龢日记》中，先说“门如水也”，或以为“臣门如市，臣心如水”，以醇王的身份地位，自然是“门如市也”，水字为误排；再看下一天所记“门庭悄悄”，才知“门如水也”确为原文。
    樊函末段述“京师故人”云：
    京师故人，廉生气体颇壮实；再同病甚，头童齿豁矣。黄漱丈不动不变，老辈风流。李莼翁得御史后，牢骚渐平（欲有所陈，尚未封上，但谈时政，不事搏击）。函丈之意，祥已转达，渠甚感幸也。黄楼、百泉，谨饬可喜。玉叔稍不羁，致有盐大使之讼。博泉前辈，想已函告，不复赘陈。然博翁亦有过听者，如云玉叔烟瘾甚大，玉叔实无此癖也。
    廉生即王懿荣，为张之洞的内兄，与盛昱同为国子监祭酒。谓李慈铭自得御史，牢骚渐平，封奏“但谈时政，不事搏击”，则殊不然。黄秋岳于此有所辩证，语颇精审。
    黄秋岳说：
    樊函中有李莼翁得御史后牢骚渐平，欲有所陈尚未封上，但谈时政，不事搏击云云。以樊山与莼客之亲密，此数语，宜可信。然莼客得御史后，实不如此。
    考莼客以户部郎中考御史，资浅不及格，于是黄漱兰盛伯希代捐俸满。考取后，自期言人所不敢言，一补御史，即参顺天府府尹孙楫“辱詈属员，威逼自裁”。属员者，东路同知郝联徽，为兰臬先生之孙，实有此事。而折交潘文勤查复，文勤徇情面，强取郝氏家人切结了案，莼客因深鄙潘郑庵。樊函殆尚未知莼客劾楫时所发，而所谓“但谈时政不事搏击”八字，即南皮居谏垣时之秘诀也。
    按：顺天府府尹孙楫，号驾航，其父为道光二十四年状元孙毓溎，堂叔即孙毓汶。孙楫本人是咸丰二年的翰林，科名犹早于其叔。
    孙楫自然是仗了他叔叔的势力，敢于辱骂属员东路厅同知郝近垣（联徽）。李慈铭参孙楫，亦可谓不负其“言人所不敢言”的自期。折交潘祖荫查复，即是军机照应孙楫；因为孙楫被参，固应交部院大臣查复，则名正言顺应为左都御史的差使。若以为左都为台长，恐有庇护原参御史的可能，则应交吏部尚书或兵部尚书。潘祖荫以二部尚书而膺此差，明是军机处知道潘李交厚，可以化解。
    如交他人，倘或包庇孙楫，则李慈铭到台第一疏就碰了壁，必不肯善罢甘休，会第二次、第三次上疏争辩，案情固结不解，越闹越大，孙楫非去职不可。至黄秋岳谓“莼客因深鄙潘郑庵”，则未必尽然。类此事情，官场常有，李慈铭亦不免借他人之白简，泄一己之私憾，并非背人焚谏草，对事不对人的真御史。老实说，军机以此折交潘查办，即等于表示承认李所参不误，希望和解。而潘之取郝氏家人切结了案，是否用“强”，亦难率尔断言。以潘祖荫的个性来说，应该对李、郝两方面情商而非硬压的。
    除李慈铭、王懿荣外，樊函中其余所提到的人，黄楼、百泉、玉叔，都是张之洞的侄子。黄漱丈为黄漱兰（体芳）。“再同病甚”四字最可注意。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六：
    潘文勤师图书金石之富，甲于吴下，其藏书印曰八求精舍，曰龙威洞天，曰分廛百宋迻架千元，癸未奉讳归吴，延昌炽馆于滂喜斋，尽窥帐秘。宋刻《金石录》十卷，即《敏求记》所称冯研祥家本、宋刻《白氏文集》残本、《后村先生集》残本、《葛归愚集》、《淮海居士长短句》，皆士礼旧藏，北宋本《广韵》，则泽存张氏所刊祖本也。
    其他高编大册，断璧零缣，皆世间希有之秘，每睹一书，辄为解题，成《滂喜斋读书记》二卷，赏析之乐，宛如昨日。
    客冬十月，遽构龙蛇之厄，越月而又闻贵筑黄子寿师殁于鄂渚。师开藩吾吴，将掖寒畯惟恐不及，昌炽拨受知最深。戊子之冬，公子再同编修相约至京，馆于其邸，得尽见所藏书。再同孤介违俗，顾独与余有水乳之契，病肺误服温剂，致失音，骤罹大故，一恸几绝。正月南旋，朋辈往送别，皆忧其不起，乃未几而讣至矣。余此稿再同曾录副，而文勤师欲为付梓，不意数月之间，师友沦丧，泚笔赋此，不胜梁木之感云。辛卯二月晦日。
    辛卯为光绪十七年，所记皆前一年事。据胡纂《张之洞年谱》载：“二月，湖北布政使黄彭年卒。”则其卒期与叶昌炽所记不同。按：叶昌炽《缘督庐日记》，光绪十六年十二月六日记：“闻子寿师薨于鄂。海内知己，凋零尽矣。再同病躯，何以堪此？”则黄彭年殁于光绪十六年冬天，应无可疑。
    又翁同龢日记十六年十二月初八日记：
    饭后吊孙子授（诒经），唁黄再同（原注：其尊人子寿卒于鄂藩任），再同病甚，未能见也。
    此更为确证。胡钧以许同莘所编张谱欠精确，故加重编，不意亦未详审；则后胜于前之说，亦未必尽然。
    黄国瑾于十七年正月南旋，未几病殁。黄氏父子，得在藏书家之列，别有渊源。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六：
    河间君子馆砖馆，厂肆孙公园后园；月老新书紫云韵，长歌聊为续梅屯。
    此为大兴刘位坦、铨福父子而咏。厂肆指琉璃厂。原注云：
    何绍基怀都中友人诗：退翁余韵在檐楹，天咫宦中面百城，妙有儿郎能好古，动收翠墨撰先生。自注：刘宽夫所居，即孙退谷遗址，乃郎子重，亦好古。昌炽按：宽夫先生，名位坦；子重，名铨福。大兴人，收藏极富，贵筑黄子寿师，其女夫也。
    余客岁馆子寿师次君再同前辈京邸，见宋刊《婚礼备要》《月老新书》，紫云增修校正《礼部韵略》，皆先生旧藏，《月老新书》尤为奇秘，余仿梅村祭酒体作长歌一首纪之。
    同云，先生叠书龛在城中广济寺，因仿河间献王君子馆砖，名其居曰君子馆砖馆，又曰砖祖斋，所居在后孙公园，其门帖云：“君子馆砖馆，孙公园后园。”今其孙尚守旧宅，而藏书星散矣。
    刘铨福字子重，藏书中有一部残本，在红学界极其有名，即胡适之先生所藏的“甲戌本”。刘位坦两婿，名字中皆有一“年”字。黄彭年之外，另一“年”为乔松年。李慈铭光绪元年二月二十日记：
    河道总督乔松年，字鹤侪，山西徐沟人，故御史大兴刘位坦之婿也。御史精于金石之学，收藏甚富，松年得其指授，亦喜书画，能为诗。而性不能人，卒无子。
    “性不能人”，则又是一个天阉。其时大老名流而天阉者，所知有翁同龢、潘祖荫、文廷式、梁鼎芬（或谓志锐亦天阉），如今又添一个乔松年，何天阉之多？亦事之不可解者。
    现在再回到李慈铭的藏书上来。民国三十二年《古今半月刊》三十一期载周炎虎一文云：
    关于越缦堂藏书的出售，颇多轶闻，自越缦嗣子承侯患心疾殉后，家道日替，遂拟出售藏书。先浙江图书馆议价万金，派人查勘，据复称：“校勘称绝，而二十四史已大多丹黄竣事，尤堪珍视。”卒为省议会所梗，事遂中辍。
    其后有钱僧胡某者所得，欲售诸日人，而日人所重者在宋元精椠，顾越缦贫，平生所聚书籍无善本，乃作罢论，已而胡某之钱肆闭歇，乃押之陆姓。陆姓亦俗物，不好古，旋乃售于北平图书馆，越缦遗书至此始得其所。当遗书捆载北运时，其每叶签注纸条，途中被人抽去，汇订成帙，另去获利。
    其中也谈到李慈铭的日记：
    先后所刊两次影印日记，都六十四册。惟最后一函日记原稿，被樊山攫去，因其中多责樊山之语，故日记付印时，坚持不出，或云已遭毁弃，今则樊亦下世，益无可踪迹了，环宝不传，有识同慨。闻樊山之盗稿必有所据，愿世之洞悉兹事者，为之缕述颠末也。
    按：目录学专家陈乃乾，著有《越缦堂日记》一文，以日记原稿与“石印本勘对一过，凡涂抹之字，悉为校补”。这是很有意义也很有趣的工作；昔年曾见过此文，惜已忘其出处，无从复按。

 台规

    台规
    《柏台故事》大部分谈的是“人”。在结束以前，要谈谈都察院的“事”，诸如衙门、职掌之类。
    按：六部加都察院、大理寺、通使司，合称“九卿”，为“大九卿”。衙门均在大清门外，东西各有南北通衢，东面为户部街，入民国后，改称公安局街。自北而南的衙门均西向，首为宗人府，次为吏、户、礼三部。西面为刑部街，入民国后改称司法部街。衙门均东向，有大理院、刑部、都察院、太常寺、銮仪卫诸衙门。至于兵部、工部等衙门，则在户部街的后身兵部街，光绪庚子以后并入东交民巷使馆，作为俄国兵营的操场，遗迹不复可寻。
    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合称“三法司”。凡钦命案件，本刑常为大辟，往往交三法司会审，以昭郑重。但如判处死刑，必须“全堂画诺”，亦即三法司的所有“堂官”意见一致，有如现在西方的陪审制度，必须所有陪审人员都认为被告有罪，法官始考虑判处死刑。三法司都在宫门之西，所以称“西曹”，虽指刑部而言，事实不妨泛指为三法司主管审判的大员。
    都察院衙门，在明朝为通使司署。清末改行新法制，以大理院为最高审判机关，因就都察院改建，崇楼伟然。以后一改为高等审判厅，二改为北平地方法院。至于都察院以下十八道，因职掌的不同，间或有独立的衙门；刑部之南有条“京畿道胡同”，即为原京畿道衙门所在地。
    按：给事中分科，御史分道，合称“科道”。科分为六，六者吏、户、礼、兵、刑、工。自唐朝以来，天下政事，由中枢至地方，皆可归纳为此六类。是故在朝则有六部，在州县则有六房，给事中亦分为六科。稽查查核，如有特定的对象，即会典所谓“科各分其职”。举例而言：
    一、文凭：文凭在现在的解释是学校毕业证书，在明清则为京外文武官员到任的凭据。当未有电信以前，文凭的关系，尤为重要。到任定有限期，视路途远近而定。限期注说于文凭，称为“凭根”。注此限期的职权，文官属于吏科，武官属于兵科。
    二、批回：各省解缴钱粮物料，皆有联单，最后一联名为“批回”，为照数收到的凭证。批回虽由户部或工部制发，但须经户科或工科“磨对”，即逐项检查，以防有多报少收、品类不符等虚冒情事。
    三、磨勘：各省生员岁科试以及乡试、会试卷，皆应解送礼部，会同礼科奏请派员磨勘。所谓“磨勘”者，即事后检查试卷中有无错误，每由礼科给事中充任。过去之事，即有小小错误，已为既成事实，无足深究，所以磨勘每每有名无实。但亦有好事之人，刻意吹求，考官、监试及举子皆不免有麻烦，所以像这些人被称为“魔头”。
    四、爰书：秋审及朝审，皆由刑科复审奏陈。立决人犯奉旨后，先交刑科发钞，密封下刑部执行，名为“正钞”。倘关涉他处，譬如须步军统领衙门及顺天府协助，则须另作钞本送兵科及吏科转发，名为“外钞”。“正外钞”犹如现行文书之“正副本”。至于朝审决囚，向例由刑部右侍郎监斩，而由刑科给事中监视行刑。在京处死的执行命令，名为“驾帖”，须朱笔亲勾，亦由刑科给事中赍赴刑场，方始开刀。
    以上为都察院中关于六科给事中，以事分职的大概。至于御史分道，则以省区分，犹之乎户部、刑部分十八司，一司掌一省的钱粮、刑名。各道御史除分核各省刑名之外，稽查在京各衙门政事，则会典中另有特别规定，如工部承办工程，完工复勘，规定由陕西道御史担任。
    各道御史，以江南道事务最繁，定制为满汉各四人。因为户部及所属各衙门，如京通十三仓等，归江南道御史稽查。但各道御史的地位，原来以河南道最尊；至乾隆年间，始改以京畿道为首。所以如此，我曾考察过原因。
    按：各道御史在会典中以京畿道居首，稽查内阁、顺天府、大兴县、宛平县之政事；河南道居次，所稽查的衙门有吏部、詹事府、步军统领衙门、五城。所谓“五城”的御史，以前我曾谈过，巡城御史，实即京师的地方官，其职务相当于现在的县辖市长，但在权威上则大兴、宛平两县令都不能比，尤其是裁抑权门豪奴，更能发挥独特的作用。王公大臣的御者争道，相持不下，只要巡城御史出巡的“净鞭”一响，无不驾车各散，不敢片刻逗留。
    巡城御史的威风如此，而受河南道御史稽查，则河南道即为“御史之御史”，地位高于同僚。当初以河南道御史居各道之首，即以此故。《顺天府志》：
    旧制各道以河南为首，乾隆二十年改制，首京畿道，与河南道互易其署。今京畿道署之在大堂右者，即故河南道也。河南道署则在刑部之南，本京畿道署，俗犹呼京畿道胡同。
    至于江南道事务之繁，除了在京稽查户部及所属各衙门、银钱出入，弊窦特多，查核费事以外，复因江苏、安徽两省刑名，皆归江南道稽核。此沿明制而未改。明朝的江苏、安徽皆隶属于“南京”，或称南直隶，通称则为江南；凡称“上江”或“江上”者，即指安徽而言。
    又，陕西道掌陕西、甘肃两省刑名，则以明朝的陕西疆域，西至肃州，此外为“边地”之故。同样的道理，两湖统称“湖广”，至清犹然。在康熙以前，两湖乡试不分闱，至雍正元年奉上谕：“湖南赴湖北，必由洞庭；六七月间风浪尤险，着分两闱。”这是雍正笼络读书人的一种手段，但不能不说是非常明智的措施。不过两湖一直认大同乡，所以湖南人会试中式，在湖广会馆题名；曾侯平洪杨后进京，到内阁就大学士任，两湖同乡宴之于湖广会馆。会馆在宣外丞相胡同，明朝称为“全楚会馆”。本严嵩故居，后归张居正，张败后归京师巨富徐性善，亦以罪抄家。三十年间三遭抄没，成为凶宅，因而改作会馆，不过“分宜旧第”的四分之一。湖广会馆迄今犹北平四大凶宅之一。
    此外，监察御史尚有好些特定的差使，如大朝会纠仪、考试监试等等，但这些都不是重要的。御史唯一重要的责任，即是言责，发言要不避权贵，要犯颜直谏，当然是需要勇气的。汉朝之所谓“绣衣直指”，最能说明言官的特性即可贵之处。而这些特性，当然是与年龄的增长成反比例的。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柏台森森，铁面白发，以为御史都应该是老年，实在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即就进身而言，明朝新进士授巡按御史为常事。“三堂会审”的王金龙，是极可能有此人的。在清朝进士如为部曹，到当御史计资约需十年；廿几岁中进士，则为御史时，正及中年，锐气未消。因此，将来增额中央民意代表选举，关于监察委员部分，应以有年龄上的限制为宜。

 出版后记

    出版后记
    高阳的《柏台故事》，于1979年6月24日开始在台北《大华晚报》连载，至1980年1月16日结束。一年后，台北南京出版公司出版了单行本（1981年1月）。后来版权转归皇冠出版社，1983年12月推出新版。
    本书专述有清一代科道人物的逸闻轶事。柏台，本是汉代御史府的别称。历朝历代，于朝廷行政部门之外，都有一套相对独立的监察体系的设置，虽然名称和职权范围不尽相同，但“柏台”这一称谓却一直沿用下来。清代所谓“科道”，即对应朝廷六部的六科给事中和对应地方的分道御史，名义上仍有纠察百官的职能，但与前朝相比，实际权力已大受遏制，主要职责是可以“专折奏事”，即通过奏折的形式，直接向皇帝报告吏情，对朝政发表议论，任何官员不得阻拦；即使言辞过激，也轻易不会受惩罚。科道与讲官，统称“言路”，是清朝皇帝听取官员不同意见的特殊通道。一般来说，言路开通，是政治清明的表现，但如议论不加节制，或所用之人良莠不齐，往往也会有适得其反、甚至难以收拾的后果。

 烛影斧声

    烛影斧声
    “家天下”的制度，起自夏禹传位于子。从那时开始到五代告终，约计三千一百五十年，帝位的递嬗，始终以父死子继为天经地义。“陈桥兵变”，宋太祖代周而兴，做了十六年皇帝，临死之前，不传大位于子而传弟光义，是为太宗。在传统中，这是罕见的变格。
    太宗的继统，太祖不召重臣顾命，亦无亲侍在侧，于烛影摇红、斧声戳地中，举天下以私相授受，似乎帝位的更移过程，没有比这更不可思议的了。因此，太宗的得位，在当时就被认为一大疑案。宋人笔记中，虽不敢公然质疑，可是旁敲侧击地，在许多地方表现了对太宗的讥刺。至于正面记述其事的，据我所知，有《湘山野录》《涑水记闻》，而所记的事实不同，所持的态度亦不同，前者存疑，后者意在“辩诬”。
    先谈《湘山野录》。这部笔记的作者是杭州的一个和尚，法名“文莹”，与苏东坡是同时代的人。他在书中记述了一段“神话”，说太祖早年曾与一异人为友。在即位第十六年，也就是开宝九年的春天，复遇于洛阳，太祖问他：“我寿还得几年？”那异人告诉他，这年的十月二十夜里，如果是个晴天，则可延寿一纪，否则“当速措置”。
    到了那一天晚上，太祖驾幸太清湖“望气”。其时星斗灿然，是个极好的晴天。正在他庆幸可以延寿之际，“天地陡变，雪雹骤降”。太祖记起“当速措置”的警告，立即传旨召“开封王”光义进宫，延入内寝，把太监宫妾都撵了出去，酌酒对饮。
    在远处的近侍眼中，但遥见烛影下，太宗时或避席，有不胜之状。饮讫，禁漏三鼓，殿雪已数寸，帝引柱斧，戳雪顾太宗曰：“好做，好做！”遂解带就寝，鼻息如雷霆。是夕太宗留宿禁内，将五鼓，周庐者寂无所闻，帝已崩矣。
    这里有两个名词，必须先作一解释。那时的赵光义，封号是“晋王”，领“开封尹”，所以文莹称他为“开封王”，实际上并无此爵称。其次是所谓“柱斧”，只是一把水晶小斧头，为北宋皇帝时刻不去手的一样仪物，好比老年人的手杖那样，用处甚多，可用以撑持，可用以叩门，亦可在发脾气的时候，用来打人。柱斧亦是如此，如仁宗幸张贵妃阁，见王拱宸所献定州红瓷器，以张贵妃不守“不得通臣僚馈遗”之戒，一怒用柱斧把那些瓷器打碎，即为一例。倘以为柱斧可以杀人，那就大错特错了！
    在前引的一段文章中，“是夕太宗留宿禁内，将五鼓，周庐者寂无所闻，帝已崩矣”，字里行间，显然对太祖的死因存有疑问。因此，司马光为太宗“辩诬”，便着眼在说明太祖崩时，太宗不在禁内，他在《涑水记闻》中是这样说的：
    太祖初晏驾，时已四鼓，孝章宋后使内侍都知王继隆，召秦王德芳。继隆以太祖传位晋王之志素定，乃不召德芳，径趋开封府召晋王；见医官贾德玄坐于府门，问其故，曰：“夜二鼓，有呼我门者，曰晋王召，出视则无人；如此者三。吾恐晋王有疾，故来。”继隆异之，乃告以故，叩门与之俱入见王，且召之。王大惊，犹豫不敢行，曰：“吾当与家人议之。”入久不出。继隆促之曰：“事久，将为他人有。”遂与王雪下步行至宫门，呼而入。继隆使王且止直庐，德玄曰：“须应直前，何待之有？”遂与俱进至寝殿。宋后闻继隆至，曰：“德芳来耶？”继隆曰：“晋王至矣！”后见王愕然，遽呼“官家”曰：“吾母子之命，皆托官家。”王泣曰：“共保富贵，无忧也！”
    司马温公以真儒而为名臣，平生不作妄语，这段“纪闻”，自非捏造。温公自道“不诚之事，不可为之”，则“闻”其事而作“纪”，自然是深信太宗得位，绝无“斧声烛影”之疑；闻召而徘徊瞻顾，更可见无觊觎神器之意，所以得位，不过是王、贾拥立，宋后“遽呼”，一场傥来的富贵而已。
    这就是“君子可欺以其方”了！司马温公拳拳忠爱，大概只想到这些话可为先帝辩诬，便忽略了这些话中的错误和矛盾。错误也者：第一，“内侍都知”应为王继恩，不是什么王继隆。第二，即使有宋后命王继恩招皇子其事，所召者应为太祖的长子德昭，而不是次子德芳，因为德昭为贺后所出，德芳生母不详，但宋后只比德芳大七岁。可知他绝非宋后的儿子。然则何以偏爱而不召长子德昭？第三，太祖崩时，德昭和德芳都不在开封，德昭以“兴元尹山南西道节度使”镇南郑，德芳以“贵州团练使”驻广西贵县，用意是在防备降服不久的“复蜀”和“南汉”。这两个人都不在开封，何由而召？
    矛盾也者，说“太祖传位晋王之志素定”，这话不错；而且晋王也早有接管政权的准备，然则到了该他接位的时候，何以“犹豫不敢行”？这不但不合光义的性格，更不合乎当时的事实。
    当时的事实是什么？细考史实及后人的评论，我认为赵家得天下的真相如下所述：
    第一，“陈桥兵变”，出于太宗和赵普的密谋，太祖本人并无欺负柴氏孤儿寡妇的意思。
    第二，太宗在策划“陈桥兵变”，推戴太祖做天子时，就已有了“兄终弟及”的打算，但他自己不便表示，所以由杜太后以母命做成“金匮之盟”——太宗“陈桥兵变”的密谋，杜太后和太祖的姑母大概都知道，只瞒着太祖一个人。
    第三，太祖不愧孝悌，忠实地执行了“金匮之盟”。
    第四，太宗即位后，有悔盟之意，赵普看出端倪，设计迎合，借以复登相位。
    第五，德昭、德芳的死因可疑，而廷美获罪而死，则完全是赵普的阴谋。
    第六，至此，“金匮之盟”中所约定的传位顺序，自然中断，太宗达到了传子的目的，而欺母、负兄、杀弟、逼侄的罪名，也就难逃于天地之间了。
    由此更下一断语，烛影斧声，并无可疑，太宗所可訾议者，在后不在前。“金匮之盟”见于《宋史》“杜太后”、“赵普”等传。元修《宋史》，又修多本宋朝国史，则“金匮之盟”的始末，宋国史原已有记。既然国史有记载，知道的人自然不少，但宋人笔记中，几乎从未提到过有此盟约，而且也绝少谈到廷美、德昭、德芳的遗闻轶事，可知“金匮之盟”在当时是一大忌讳。
    这个忌讳，易代以后，当然消失。哪知到了清朝乾隆年间，复成忌讳。《宋史》具在，真相大白，关于太宗得位的记载，明明《湘山野录》可信的成分多于《涑水记闻》，而毕沅著《续通鉴》，偏偏全采后者，只修正了一个小错误，把王继隆改为王继恩，因为有雍正夺嫡这一重公案，怕触犯时忌，引起文字狱，有灭门之祸。
    如以为我这个说法武断，请再看一看赵翼的《廿二史札记》，这部书对正史的疑义阙失，以及历朝史事中的特点，无不表而出之，独独于宋朝开国事迹，以及太祖一变传统，传位于弟而不传子这等大事，略而不记，这又是为了什么？
    以司马温公的方正、毕秋帆的渊雅，所记或不可信，真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本此体念，我要从史书的夹缝里，找出一些真相来帮助读者了解这一件宫闱疑案的始末。
    这话要从“陈桥兵变”谈起。五代十国这五六十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一个时期。篡弑相寻，兵连祸结，军人骄横跋扈，往往以拥立主帅作为一种取富贵、得庇护的捷径。当周世宗柴荣崩后，七岁的幼主即位，是为恭帝。这年十一月，据报北汉勾结契丹兵，将从山西渡黄河南侵，于是遣“殿前都点检检校太尉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领兵御敌。当时就有流言，说出兵之日，要拥立赵匡胤为天子。这在五代是不足为奇的事，但每逢这改朝换代的一天，士兵照例可以放抢，被称为“靖市”，所以稍微好一点的人家，也照例要逃一次难。
    到了第二年，也就是恭帝宗训元年的正月初三，大军出发，当夜宿开封以北的陈桥驿。那时的赵光义还未改名，叫赵匡义，是他哥哥手下的“供奉官都知”，相当于现代一个兵团的后勤主管；赵学究赵普是“归德军掌书记”，相当于参谋长了。这两个人“部分诸将，环列待旦”，星夜派人联络禁军指挥官石守信和王审琦。天亮时，赵匡义和赵普进帐报告，说将士们认为幼主根本不懂事，出死力破敌亦没有人知道，“不如先册点检为天子”，然后北征，亦未为晚。
    其时赵匡胤因为头一天夜里喝多了酒，残醉犹在，一时弄不清是怎么回事，起来一看，“将校已露刃列庭”，齐声说道：“诸将无主，愿册太尉为皇帝。”正在踌躇考虑时，一件黄袍已披到他身上，将校拜呼：“万岁！”接着，把他扶上了马，向南回城。
    事出无奈，赵匡胤只好这样说：“你们贪富贵，立我为皇帝，如果听我的话，我接受，否则，我不干！”全体将校下马表示听命，于是相约：不得惊犯周太后和恭帝；不得欺凌大臣；不得抢掠扰民。遵命重赏，违命重罚。然后整队进城，接收了后周的政权。因为“归德军”驻宋州，于是定国号为“宋”，改元为建隆。
    据《宋史》记载，“兵变”的起因是军次陈桥驿，部队里有个懂天文的人，名叫苗训，“引门吏楚昭辅视，日下复有一日，黑光摩荡者久之”，是天命有归，因而起意，去报告赵匡义和赵普，然后如何如何。
    这是有意用曲笔为赵匡义和赵普开脱，因为既是临时起意，一夕之间何来御用的黄袍？同时，所谓“北汉会契丹入寇”，根本就是一个假情报。清人查初白有诗：“千里疑案陈桥驿，一著黄袍便罢兵。”隐隐然指责赵匡胤居心不良，其实是冤枉了他。赵匡胤不但不知有其事，而且亦不乐为天子——后面将有说明，这里暂且不谈。
    根据各种迹象来研判，我确信“陈桥兵变”出于赵普的策划，赵匡义的导演，甚至我还相信，杜太后和太祖的姑母，事先都是知道的。《宋史·后妃传》说：“太祖自陈桥还京师，人走报太后曰：‘点检已作天子。’太后曰：‘吾儿素有大志，今果然。’”杜太后的态度，实在令人奇怪！照常情来推测，做父母的一旦听说儿子做了皇帝，绝不可能有如此从容镇静的反应。我的家乡有个真人实事的笑话：父子二人同赴春闱，榜发之夕，同榻不寐。先来了个报喜的，说是“少爷中了”，做儿子的慌忙下床，连鞋子都顾不得穿，光着脚就奔了出去。做父亲的心里觉得不是味道，便骂儿子：“得失小事，何用如此！”到了后半夜，又来了一个报喜的，说是“老爷中了”，这位老爷正下床方便，一听报喜的声音，顺手把溺壶往桌上一放，奔了出去打听消息。于是做儿子的反唇相讥，一面移去溺壶，一面笑着说道：“得失小事，何用如此！”
    想想看，功名得失，尚且如此萦怀，何况傥来的一场大富贵。
    《五代史》记梁太祖朱温破黄巢，为“宣武军节度使”，派人到萧县去奉迎他的母亲时，其母“惊喜泣下”；或者如清末醇亲王听说他的儿子载湉被指定继承皇位时，“碰头痛哭，昏迷伏地，掖之不能起”（翁同龢亲述所见），倒也是正常的反应。总之，无论为喜为忧，当此时也，情绪绝不可能不激动。于此可知，杜太后对“点检作天子”在心理上早有准备，为了要给人一个事所必至、无足为奇的印象，来冲淡大局剧变的严重性，所以才出此矫情镇物的态度。
    其次，“吾儿素有大志”的话，是杜太后故意这样说的，其实不然。《涑水记闻》记载：
    周恭帝幼冲。太祖英主有度量，将士归心。将北征，京师宣言：出军之日，当立点检为天子。富室或挈家逃匿，独宫内不知。太祖惧，密以告家人曰：“外间汹汹若此，将如何？”太姐姊面如铁色，方在厨，引面杖逐太祖击之曰：“大丈夫临大事，可否当自决，乃来家内恐怖妇女何为耶！”太祖默然出。
    按：《邵氏闻见录》亦有此记载，以姊为姑。据《宋史·公主传》，太祖有两个妹妹，没有姐姐，应以“姑”为是。这位老姑太太的态度说话，固然大可玩味，而太祖的并无大志，于此更可得一明证，否则应喜不应“惧”。此一“惧”也，与醇亲王骤闻做帝父，“痛哭伏地”，是一样的道理。
    正因为有此一“惧”，赵匡义和赵普不得不假借北征的名义，发动“兵变”，并以将校环列露刃相胁迫，皇帝是不做不行了！但实违反太祖的本心。他不嗜杀，而做皇帝，尤其是开国之君，非杀人不可；他不喜欢处在一个危险的位置上，而做皇帝，尤其是在五代，随时有被弑的可能；他不喜欢拘束，更讨厌繁文缛节，而做皇帝必须受各种礼制的束缚；他喜欢行动自由，而做皇帝最不自由。太祖是一个忠厚、率真、安闲、朴实、讲情感义气的人，凡此都不像一个三代以下做皇帝的性格。《宋史·本纪》记他五十岁那年还“步至晋王邸”，玉辇大驾，非所爱慕，真正是“富贵于我如浮云”了！
    谈到这里，问题就来了。既然哥哥不乐为天子，为何做弟弟的非推戴他不可，甚至不惜出以露刃胁迫的手段？这个问题，我想我不说，读者也知道，是太宗——赵匡义自己想要做皇帝，但以资望不够，所以撮弄“将士归心”的太祖出来做一个过渡。
    于是就有了“金匮之盟”。这重公案的前半段是这样的：建隆二年，也就是太祖做了皇帝的第二年夏天，杜太后得病，太祖亲侍汤药，不离左右。太后临终以前，把赵普召来受顾命。她先问太祖：“你知道不知道，你是如何得天下的？”
    “自然是爷爷、爹爹和太后的余庆。”
    “不然，”杜太后说，“是柴家让七岁的孩子做皇帝的缘故。主少则国疑，启人觊觎之心。如果后周不是孤儿寡母当家，立一个长君，你哪里会有今天？所以，你百年以后，要传位给光义，光义传光美，光美再传给你的儿子德昭。四海甚广，国事烦剧，要立长君，才是社稷之福。”
    “是。”太祖流着眼泪说，“儿子一定照娘的意思做。”
    于是杜太后转脸对赵普说：“你也一起记着我的话，不可违背。”
    赵普做事讲究手续，当时就在杜太后的病榻前，把他们母子的对白，以及吩咐他的话，做了一个“笔录”，成为誓约，最后又注了三个字：“臣普记”，表示自己是这个誓约的见证人。然后把它“藏之金匮，命谨密宫人掌之”。
    以上是“金匮之盟”的由来。杜太后的话说得入情入理，但仔细研究，却有个绝大的漏洞。按：当时太祖三十五岁，德昭以乾德二年出阁，乾德三年娶妻，则在当时至少已有十二岁，杜太后没有理由不相信她的儿子不能活到六十，到那时候德昭已经三十七岁，这还不算“长君”吗？
    我们再算一笔账，光义与太祖都属猪，前者小十二岁，当时二十三；光美在雍熙元年死于房州，算起来当时是十五岁，只比德昭大三岁。假定他们都活六十岁，则照杜太后的计划，列一个表来看看他们即位的年龄：
    在那个时候，五十已成老翁，光美五十二岁即位、德昭五十七岁即位，精力衰颓，又岂是“社稷之福”？所以杜太后遗命中，最要紧的只有一句话：“汝百岁后，当传位光义”；而又可断言，这一番话是光义所说，只是出自杜太后之口而已。同时，必召赵普为顾命之臣，又可知必出于赵普的策划，成拥立之功——这在他以后设计陷害廷美（即光美——编者注）时，居心何在就明白了。
    这以后，太祖很忠实地遵从遗命，执行誓约，在杜太后崩逝后不久，诏令以光义领开封尹。依五代的制度，预定的皇位继承人常担任这个职务。而且太祖常对近臣称赞光义，说他“龙行虎步，生时有异，他日必为太平天子，福德吾所不及”。到了开宝六年，更封光义为晋王，朝班在宰相之上；而对他的长子德昭，却只给了“贵州团练使同平章事”的职称，同于相位，却无相权。
    现在我要谈谈这件宫闱疑案中最重要的一个角色，即那位号称“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赵普。赵普字则平，原籍幽州蓟县，他父亲因为避兵祸辗转迁至洛阳，就在那里落籍。他比太祖大五岁，两人在滁州相识。那时周世宗用兵淮南，太祖与他父亲——追尊为宣祖的赵弘殷，分典禁兵，太祖拔滁州，宣祖却在滁州病了。其时赵普是个军法官——“军事判官”，侍奉宣祖的汤药，极其殷勤，宣祖便拿他当同族的子弟看待，太祖也跟他交成了很好的朋友。
    淮南一平，赵普调补为渭州军事判官，太祖调升为同州节度使，以他为推官。不久太祖移镇宋州，就是现在的河南归德，他把赵普带了去，保荐为“掌书记”。赵普一跃而为太祖的幕僚长。
    陈桥兵变，太祖即位，赵普以佐命元勋，授“右谏议大夫充枢密直学士”，这是个直接参与最高军事机密的职位。到了建隆三年，拜“枢密使检校太保”，枢密使掌管军政，在五代及宋初，是个极重要的职位，称为“使相”。
    在这个阶段中，赵普遇到了一个对头，名叫卢多逊，是名父之子。他的父亲卢亿，德行甚高，是五代的好官之一。卢多逊学识渊博，颇得太祖赏识，以翰林学士“知制诰”，是清高华贵的天子近臣，常在太祖面前说赵普的短处。偏偏赵普不争气，有一次在太祖面前出了洋相。叶梦得的《石林燕语》记其事甚趣：
    卢相多逊素与赵韩王（普）不协。韩王为枢密使，卢为翰林学士，一日同奏事，上初改元乾德，因言此号从古未有，韩王从旁称美。卢曰：“此伪蜀时号也。”帝大惊，遽令检史视之，信然。遂怒，以笔抹韩王面曰：“汝争（怎）得如他？”王经宿不敢洗面，明日奉对，帝方命涤去。自此隙益深，以及于祸。
    就算马屁拍在马腿上，太祖似不必如此动怒，而赵普亦不必如此惶惧，由此可见，“乾德”的年号，即使不是出于赵普的献议，亦必为他所赞成。按：前蜀王衍的年号为“乾德”，相去才五十年，便已茫然，赵普不学如此，无怪乎太祖要劝他多读书了。
    但话虽如此，太祖对赵普的宠信未衰。乾德二年赵普拜相，于是伐蜀、伐南汉，都由太祖、太宗与赵普密定大计，而且往往是在赵普家中。
    做了七八年宰相，赵普的钱捞了不少，在开封和洛阳大起第宅，“外门皆紫荆，后苑亭榭制作雄丽”。为了盖新宅，派人到陕西、甘肃去采办大木，而所派的人又打着宰相的旗号，公然走私。事发以后，太祖大怒，准备“下制逐普”。按：宋朝的册立后妃、拜相罢相，都要“下制”，制敕以白麻书写，所以又称“宣麻”。写“宣麻”是件极郑重的事，因为天下公论，褒贬皆以“宣麻”为断。
    “制敕”出于“知制诰”的翰林学士之手，起稿称为“草制”或“作麻”，例有丰厚的润笔，当事人为求美言一二，常有厚赠，甚至后妃亦不例外。
    其时“知制诰”是卢多逊，冤家对头，如果宣麻，绝不留丝毫情面，所以赵普极为紧张。幸而太祖的儿女亲家王溥，帮他求情，赵普总算留了下来。
    不久，又出了个大乱子，在杭州的钱王送了十坛海产给赵普，放在走廊上还未收起，太祖来了，一见便问是何物，说是海产，太祖叫打开来吃。哪知打开一看，全是“瓜子金”，赵普大为惶恐，说实在不知情。太祖叹口气叫他收下，但对他印象已经太坏，加以卢多逊专门揭发他的不法行为，太祖决定不要他当宰相了。
    宋朝的制度，大臣有罪，如非谋逆或大不敬，不会下狱，处置的方法是调为地方官。如果圣眷未衰，或有人帮忙，便派到好地方去，否则就给一个“边远小州”。赵普罢相，出任“河阳三城节度使”，所管的地方，就是现在河南的孟县（孟县，今河南孟州市——编者注）。
    到孟县接了事，赵普出了个花样，上表太祖，说：“外人谓臣轻议皇弟。开封尹皇弟，忠孝全德，岂有间然？矧昭宪皇太后大渐之际，臣实与闻顾命。知臣者君，愿赐昭鉴。”这里的所谓外人，自是指卢多逊，所以上表的用意，是为了卢多逊说他轻议皇弟，有所分辩。但是，这是表面文章。
    以我的看法，此是赵普另求富贵的敲门砖，这道表的最大作用，是在试探太祖的意向。“金匮之盟”到此已经十二年，虽然光义一直担任着被作为储位看待的开封尹，但到底不同于正式的立储，名分早定，谁也争不走。在这十二年中，太祖可能改了主意，将来传子不传弟。金匮誓约在宫中，随时可毁。赵普的目的，就是希望借此一表，测出太祖的反应。倘有改变主意的迹象，赵普就要去巴结皇长子德昭了。如果主意不变，则此一表留存宫中，将来亦可作为向光义邀拥立之功的根据。反正左右逢源，无往不宜。赵普的政治艺术，真可说是“已臻化境”。
    果然，太祖做出了正确的反应，封光义为晋王，朝会班次在宰相之上，这是进一步支持光义的鲜明表示。赵普心知太祖未改素志，依然遵守金匮之盟的约束。后来又知道，太祖甚至“手封其表”，藏入金匮，为赵普拥立太宗，添一强有力的证据。这真是“君子可欺以其方”，同时也越见得赵普以后的行事，负太祖太深，无怪乎他晚年内疚神明到了疑神疑鬼的程度。此是后话，暂且不提。
    太宗封晋王在太祖开宝六年九月，三年以后，太祖驾崩，晋王接位，是为太宗。以光美——此时已改名廷美——为开封尹，封齐王；德昭为永兴军节度使，兼侍中，封武功郡王；德芳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同平章事，兼领兴元尹。不久又下诏，太祖与廷美的子女，并称皇子皇女，以示一体。
    在这时候，我们不妨认定，太宗是有遵守杜太后遗命的打算的。他让廷美接替了他原来的位子，在开封尹为储位的传统以外，廷美的子女并称皇子皇女，尤为廷美将承大统的明确暗示。而猜忌之心，也就萌于此了。
    整个的大变化，始于太平兴国四年。这年正月，太宗亲征北汉，准备以廷美留守京城，开封府判官吕端向廷美进言：“上栉风沐雨，以申吊伐，王地处亲贤，当表率扈从，若掌留务，非所宜也。”于是廷美奏请扈从——太宗准备命廷美留守，原是不得已的举动，因为天子巡幸亲征在外时，照例由储君监国。如果不这么做，即表示他对廷美有猜忌，而实际上确实是有猜忌的。由于吕端那一番冠冕堂皇的辞令，解除了太宗一个绝大的疑难，也消除了他的一个后顾之忧。无怪乎吕端以后获得重用，而太宗说他“大事不糊涂”，亦正就指此而言。
    在当时，北汉是五代十国中唯一未为宋朝并吞的一国，地处山西北部，国主姓刘，一向与雁门关外的契丹有勾结。太宗为统一宇内，伐北汉自有必要，但大臣多以为不可，只有平蜀、下江南，武德高超、勋业彪炳的曹彬赞成。太宗便做了最后的裁决，以潘美——就是京剧《杨家将》中的潘仁美为“北路都招讨使”，领兵渡河，直薄太原，分四面攻城。
    北汉为宋所攻，有上十次之多，每次兵临城下，总是不战自退。因为宋初的国策，采取赵普的献议，独留北汉，屏障边患，而雄才大略的太宗，决心进取，所以从潘美出师后，自将大军，亲临征讨。
    这一次战役就专家的观点，严格评论，是失败的，而且将帅不和，冲突的双方，一个上吊，一个中风，虽瞒着太宗，而军中无不知其事，大为影响士气。
    太原总算在五月里打了下来，汉主刘继元奉表投降。此时太宗要移师征契丹，乘胜取幽蓟。诸将皆以师疲粮缺为由，不赞成的多，太宗都不听。六月间由易州、涿州进拔幽州；七月间，蓟州也投降了，打得似乎很顺利。
    契丹的国号就是“辽”，《四郎探母》中的萧太后，那时还是王后，芳名“燕燕”。萧燕燕是个很能干的女人，辽主有病，由她专决国政，此时派名将耶律休哥救燕，星夜急驰，到了北平城外高粱河的地方。恰好辽将耶律沙将要败退，耶律休哥及时赶到，回师反攻，反败为胜，宋军战死了一万多人。
    这时是八月间，秋风已起，凡是西征北伐与异族交锋，一到秋天，往往要班师，因为塞外秋高马肥，正是胡骑活跃的时候。转眼秋深冬至，中原士兵则不耐苦寒了，两相对照，胜败不卜可知，于是太宗引师南还。
    耶律休哥乘胜进击，穷追不舍，太宗狼狈不堪，追到涿州，竟至轻骑脱逃，所有辎重以及随携的宫嫔，都为耶律休哥所俘获。这还不算，太宗屁股上还吃了两箭，弄成个“箭疮”，年年都要复发。据后来神宗告诉大臣，太宗之崩，就是箭疮复发的缘故。
    在混乱之中，还几乎造成一个动摇国本的大错误。有一天晚上，忽然群情惶惶，奔走相告，说皇帝失踪了！国不可一日无君，于是有人提议立德昭继位。幸好大家很快地发觉这是一场误会的虚惊，才把这个提议打消，否则出现了两位大宋天子，后果不堪设想。
    伐辽的这一役，为宋朝开国以来，遭遇的首次挫折，损兵折将，大伤天威，太宗心里的不快，可想而知。偏偏少不更事的德昭，不识眉高眼低，只为了一句话，导致了一场绝大的悲剧。
    宋初待武将极厚，命将出师以前，征伐作战之中，班师凯旋以后，迭有赏赐。这一年伐辽虽然不利，可是征北汉总算三军用命，克敌致果，应该赏功。但太宗因为征辽大败而归，心境不佳，“久不行太原之赏”。德昭可能听到了将领们在私底下有怨言，便特意提醒太宗，这件事不能再耽搁，应早早处理为佳。
    这一下触发了太宗的郁怒，厉声答道：“等你自己做了皇帝，再赏也不晚！”
    德昭当时不敢申辩，回到私邸，引剑自刎。到底是一时羞愤，遽尔轻生，还是因为他认为他叔叔的话中，隐含着军中误传天子失踪，准备拥立德昭这个误会，此时表露了猜忌之心，因而一死以明志，那就是永远无法究诘了。
    这是太平兴国四年秋冬间的事，到了太平兴国六年三月，太祖的小儿子德芳也死了。德芳的死因，照史书上看，无可怀疑，是因病而死。太祖四子，老大、老三早夭，老二德昭自杀，老四德芳再一死，太祖就只有孙子在世。这一下，皇位继承的顺序，便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照原来的顺序，太祖传太宗，太宗传廷美，廷美传德昭，德昭既死，自然传德芳，神器依旧归入太祖的子孙，不违杜太后的遗命，亦不负太祖“手挈天下以与弟”的盛德。可是照现在的情况看，大位落入廷美手中，则廷美将来一定传子，帝系如此不明不白地转移，太宗自然不能甘心。
    所以德芳的死，把廷美推入一个异常危险的位置，也就是说，他失去了德芳的屏障，成了太宗寝食难安的一个隐忧。如果此时吕端还在他幕府中，也许会劝他上表，解除开封尹的职位，以示不欲居储位；或者索性说得更明白些，请立太子，示天下以神器有归，则必可以“秦王”的身份，长保富贵。
    无奈那时秦王廷美的手下，不是饭桶，就是小人，计不及此。相反地，太宗在藩邸的旧人，却把这些因果以及太宗的心理，看得很清楚。一年以后，有个叫柴禹锡的，终于发难！
    柴禹锡是晋王府的旧人，素为太宗的耳目。太平兴国七年三月，他密告秦王廷美骄恣，将有阴谋。这一大半是诬告，太宗无法追究其事，只把廷美由开封尹调为“西京留守”，同时把柴禹锡升了官，奖励他的告密。
    这是一个强烈的暗示：太宗的本意，已成司马昭之心。既然攻秦王可得富贵，于是告密者不一而足。太宗疑心生暗鬼，颇感困惑，想起赵普是开国老臣，阅历甚深，便召见赵普，征询他的意见。
    赵普等了多年，终于等到了机会。他自出镇河阳之城，一直郁郁不得志。太宗即位，入朝申贺，本以为金匮之盟一发，忠忱立见，必得大用，哪知太宗根本不知有此同盟——皇帝继承的顺序，可能只是烛影斧声之夕，太祖临崩的密嘱。赵普看到太宗没有表示，也不敢说破，因为像这样有关帝位递嬗的大秘密，必不能轻道一字；否则不但一文不值，反而会引起太宗的猜疑，以为他有挟制之心，则性命或且不保。太祖忠厚，赵普可以玩弄；太宗是雄才之主，赵普绝不敢造次。
    另一方面，赵普的政敌卢多逊，多年来全力阻抗他再起。在朝的宰相，处处方便，赵普被他压得抬不起头来。当此之时，赵普的儿子承宗，娶了太祖的妹妹燕国长公主的女儿。承宗原来是泽州知州，受诏进京成婚，与皇家结成亲戚，应该可以留京供职，而卢多逊以宰相的权威，不等赵承宗新婚满月，就下令叫他回任。赵普觉得他欺人太甚，愤不可遏，恰好太宗召问，赵普便下了辣手，准备把卢多逊牵涉进这件大案子里。
    首先赵普表示：“愿备枢轴，以察奸变。”这句话便很厉害，表面看是他请求内调，复登相位，其实是针对卢多逊的一支冷箭，暗示卢多逊身为宰相，不能防察奸变，再进一步看，何以不能防察奸变？以下就有大文章可作了。
    大概召见的结果，太宗颇假以辞色，增强了赵普的信心，因而退后上书，把当初受杜太后顾命，以及出镇河阳时，如何自陈未“轻议皇弟”的经过，原原本本，奏陈御前。太宗至此方知有所谓“金匮之约”，打开来一看，证实了赵普的话，只字不虚。
    太宗这时才知道，赵普对自己是如何忠心！一向太薄待了他。感悟之下，亲书手诏召见。他对赵普说：“人孰无过？我不必等到五十岁，方知四十九年之非！”这年太宗四十四岁，特引孔子“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的话以自责，表示对赵普的歉意。
    于是赵普复又拜相，与冤家对头的卢多逊，一堂治公。重新得势的赵普，这时有两件大事要办：为太宗，要“察奸变”；为他自己，要驱逐卢多逊。
    这两件事，本来可以没有关联，之所以拴合在一起，也要怪卢多逊自己不智。一山不能容二虎，赵普复相，且以资望甚深，班次在王侯百僚之上，如果卢多逊见机，便当乞退，找个繁华的富庶地方坐镇，安享清福；但他贪恋权位，对于赵普的一再让他引退的暗示，踌躇不决，因而半年之后，招来一场大祸。
    这场大祸起于太宗和赵普的一个默契。当赵普复起未几，太宗曾以皇位传弟还是传子这个大问题向赵普垂询。赵普答道：“太祖已误，陛下岂容再误？”这话说得十分率直，也十分深刻，意思是：“太祖当初将皇位传给你，就是一个错误，你如何可以再犯同样的错误？”
    就是这句话，注定了廷美非死不可的命运。照现存的史料来研究，剧变发生于太平兴国七年三月下旬到四月中旬这不足一个月的时间内。三月初三乙未，廷美罢开封尹为西京（安）留守，此是柴禹锡告变一事的结果。到了三月二十壬子，太宗赐廷美通犀带，钱一千万贯，绢、彩各一万匹，西京甲第一区，并命枢密使曹彬在琼林苑为廷美饯行，凡此皆可以看出，太宗知道柴禹锡的密告并无根据，所以善遣廷美，赏赐极厚。
    及至廷美离京，不过半个月的工夫，便有“卢多逊与廷美交通事”一案的发作，是为赵普的一石两鸟之计。一个是宰相，一个是领开封尹的亲王，互遣小吏，有所关白，其事不足为奇，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太宗下令，组织“特别法庭”审问其事，“审判官”一共四个人，“翰林承旨”李昉和“翰林学士”扈蒙，都是谨身奉上的老好人，所以审判的实权落在“卫尉卿”崔仁冀和“侍御史”滕中正手中。滕尤严酷，因而审出许多“罪状”，此案成为大狱。
    卢多逊被解除了相职，“下御史狱”。同时被捕的还有中书省堂吏赵白，秦王府孔目官阎密，小吏王继勋、樊德明、赵怀禄、阎怀忠等。中国的监狱，我们可以这样说，至宋还有秦代的阴影未消。汉宣帝时，廷尉使路温舒的奏疏中，就曾坦白指出：“臣闻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宋朝的天子算是宽厚的，屡有恤狱的诏令，而狱中的黑暗如故，狱吏的权威如故，而处理牵涉叛逆或宫闱的案件，尤其惨无人道。卢多逊到了这个地步，唯有“具伏”，否则将来的结局不可知，眼前的亏吃定了。
    卢多逊的供词为：“累遣赵白以中书机密事告廷美，且曰：‘愿宫车晏驾，尽力事大王。’廷美亦遣小吏樊德明报多逊云：‘承旨言，正会我意。’因遗之弓箭，多逊受之。”这是所谓“交通”的实迹，而实不成其为罪状。论地位，如果秦王还不能与闻国家机密，则还有什么人够资格？而且太祖在日，太宗以“皇弟”的身份，不止于参与机密，发言且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则卢多逊以宰相而将机密告知兼领开封尹的秦王，以取得政策执行上的协调，正是分内应做之事。至于馈赠弓箭，越发是小事，以此为罪，抑何可笑。
    唯一可以作为罪证的，只是“愿宫车晏驾，尽力事大王”这句话。但论情理不通，卢多逊已经位极人臣，且一直受到太宗的信任，有何理由希望“宫车晏驾”，秦王接位为天子？由此可知，卢多逊的“诬服”，也许只是为了先脱缧绁之厄，与屈打成招的道理是一样的。
    这一案的结果是，奏陈御前，太宗下诏，命文武群臣集议朝堂。当时少骨鲠敢言之士，而且叛逆大案，人人怕惹牵连，所以由资历最深的重臣，太子太师王溥领衔复奏：“请依有司所断治罪。”而所认定的罪状，不过卢多逊自供中“愿宫车晏驾”那句话的发挥，他说：“身处宰司，心怀愿望，密遣堂吏，交结亲王，通达语言，咒诅君父。”宰相“交结亲王”何需“密遣堂吏”？而“咒诅君父”的“语言”，又何可遣堂吏“通达”？其为冤狱，即此更可断言。
    而太宗仍旧做了最后的裁判。赵白、王继勋等一干人，自然是杀头。对卢多逊，宽免他的死罪，配流崖州，即现在海南岛的南端，在宋朝人们认为一旦充军到了那里，是很难生还的。
    至于廷美，“西京留守”的职位虽未被夺，但“勒归私第”，形同软禁；他的儿子，原为“一体并称皇子”的，此时仍旧改称为“皇侄”；他的女儿原来被封为“云阳公主”，下嫁韩崇业，此时被褫夺公主的封号，韩崇业亦不再是“驸马都尉”，而且不准她住在京城，发遣西京，依廷美而居。这无异布告天下，太祖创下的“兄终弟及”的成例，已经废止，大宋的皇位，从此父子相传。
    目的是达到了，但这件事做得实在不够漂亮，所以太宗在廷美死后，对大臣有番表白。据《宋史·宗室列传》记载其言如下：
    “廷美母，陈国夫人耿氏，朕乳母也。后出嫁赵氏，生廷俊。朕以廷美故，令廷俊属鞬左右，而廷俊泄禁中事于廷美。迩者，凿西池，水心殿成，桥梁未备，朕将泛舟往焉。廷美与左右谋，欲以此时窃发，不果，即诈称疾于邸，俟朕临省，因而为变。有告其事者，若命有司穷究，则廷美罪不容诛。朕不欲扬暴其丑，及卢多逊交通事发，止令居守西洛，而廷美不悔过，益怨望，出不逊语，始命迁房陵，以全宥之。至于廷俊，亦不加深罪，但从贬宥。朕于廷美盖无负矣！”言未讫，为之恻然。李昉对曰：“涪陵悖逆，天下共闻，西池禁中事，若非陛下委曲宣示，臣等何由知之。”
    按：李昉是主审卢多逊交通秦王一案的“首席审判官”，奉旨“杂治”，杂治者，不限于“交通”一事。所传的“被告”甚多，廷美的同母弟，军器库副使赵廷俊也在案内。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果然有准备在太宗西池泛舟时，暗加谋害的逆谋，自然会在那么多人的口供中泄露，而作为“首席审判官”的李昉，竟毫无所知，岂非怪事。
    由这一点，就可以判断太宗说这一番谎话，完全是为了要表示他“无负廷美”。因为话中的漏洞很多，譬如说，“不欲扬暴”廷美之丑，固为顾念廷美是异母弟，同气连枝，有所不忍，但赵廷俊与太宗并无血缘关系，有此“逆谋”，何以“不加深罪”？卢多逊为有功于国的宰相，不过因“愿宫车晏驾”一语，便流配崖州，而直接参与危害君上密谋的人，“但从贬宥”，世上没有这种道理，更不像英武雄才之主的所为。
    至于说廷美在西京长安“不悔过，益怨望，出不逊语，始命迁房陵”，这也是虚言。究其实际，是赵普推廷美落井而又下石的狠着。
    因为，廷美虽“勒归私第”，仍保有“秦王”的封号，如果有意谋反，或效五代的割据，他有三个有利的因素：第一，天下者太祖的天下，而太宗“久假不归”的企图，路人皆知，“逼死”德昭这重公案，尤为天下所不谅，廷美以此作为反太宗的理由，乃至在德昭的五子、德芳的三子中，择贤立而为帝，是有相当号召力的。
    其次，关中外有山河环绕，内有泾渭交流，沃野千里，四塞险固，以之自守，则崤函之险，足拒强敌。以之用兵，则关洛地形，势同高屋，尤其是山西的北汉，新降不久，存有反覆之心，一旦有机可乘，渡河南下，则以汴梁四战之地，很不容易守得住。
    第三，廷美获封为“秦王”，关中正是他的封邑。宋朝虽无就藩之例，但无论如何可以扯得上关系，在理论上取得一个恃潼关之险而王的根据。
    果真有一天，势必追究责任，赵普的“察奸变”实为“制造奸变”，难逃刑诛；倘或秦王廷美采取比较和缓的办法，声言奸臣陷害亲贤，要入清君侧，则指名请诛的奸臣，第一个就是赵普。正因为这样，他对在西京的廷美，寝食难安，因而指使一个人出来诬告廷美。
    这个人名叫李符，官居开封知府。他受了赵普的教唆，上书太宗，说廷美“不悔过、怨望，乞徙远郡，以防他变”。于是太宗下诏：“降廷美为涪陵县公，房州安置；妻楚国夫人张氏削国封。”宋初的叙封之制，公爵分为三等：国公、郡公、县公。县公的夫人封为郡夫人。房州即今湖北武当山西南的房县，秦代名为房陵，王翦灭赵，徙赵王于房陵；吕不韦获罪，全家亦徙于此。汉朝宗室大臣有罪的，亦往往徙房陵安置。房陵城极小，周围只有四里，但城墙高且厚，绕城的护城河宽而且深，完全是为了监禁重要罪犯，防逃逸或内外交通而设计的。
    卢多逊与秦王交通，多少还有事实；说廷美在西京怨望，百分之百是诬告。赵普做了这件事，心又不安，所以又下辣手，这一次倒霉的是“猫脚爪”李符。
    为了杀李符灭口，赵普找了李符的一个过错，把他贬官。当卢多逊发配时，李符曾向赵普建议，说崖州虽在海外，水土并不甚恶，不如改配春州，虽在内地，而向来发配到那里的，从未生还。这时赵普想到了他的话，正好“请君入瓮”，把李符贬到春州去当知州。春州者，今广东阳春市，在当时是有名的蛮瘴之区，为猺人所聚居。李符到了那里不久，果然一命呜呼！
    与此同时，先后又死了两个人，一个是廷美的生母，也就是太宗的乳母，陈国夫人耿氏；一个是廷美，他死在雍熙元年正月，大概是移房州安置一年半以后的事，死因是“忧悸成疾”——说得明白些，是不知还有什么不测之祸在后面，活活吓死的，死时得年三十八岁。
    赵普为太宗立此大功，所得到的是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得到。他的“备位枢轴”，原是来办“察奸变”这件大事，“奸变”既已“察”出，廷美移置形同“牢城”的房州，大事已毕，没有理由再留在相位。太宗有他自己的一副班底，又怕赵普恃功揽权，形成挟制，搞出凶终隙末的结局，所以赵普在太平兴国八年十月罢相，拜为武胜军节度使，出镇邓州，即今河南南阳、邓州一带。自此往西南，由老河口渡汉水，不远就是房州，太宗把他派到这个地方去坐镇，不知是否有叫他继续“察奸变”的意思。但无疑，对廷美是益发加重了威胁和刺激，因而不出三个月就因“忧悸成疾”而死！说起来，廷美的一条命，不折不扣送在赵普手里。
    当赵普罢相出镇，太宗还作了一首诗为他赠行。赵普老泪纵横，表示御赐的诗篇，将来要刻石与朽骨同葬。太宗为之动容，第二天对宰相李琪说：“赵普有功国家，而且是我的布衣之交，现在他精力衰迈，不宜再烦枢务，所以挑个好地方让他去安度余年。这番意思，我写在诗里面，他看了感极而泣，我亦好不心酸。”
    李琪也说了赵普的反应：“昨天赵普到内阁，恭读御笔，向臣涕泣而言，说此生余年，无由报告天恩，只望来世，再效犬马之劳。此刻又蒙陛下如此宣谕，君臣始终之分，可谓两全。”由这番答语中看，太宗诗里的意思，不难想象。
    太宗诗中的意思，我以为不出“矜全”两字。照这样说，岂非有功不赏，反有责备之意？不是！设计陷廷美于死，算为太宗立了大功，是旁人的看法。在太宗的感觉，是吃了个有苦难言的哑巴亏。
    不错，太宗自德昭、德芳一死，确有不惜违母兄遗命，以皇位传子的打算。但是，他同时也希望政局稳定，如果他的藩邸旧人如柴禹锡之流，与秦王府的僚属，各为其主，展开党同伐异的冲突，绝非国家之福。所以他的用赵普来“察奸变”，是用他的资望、经验，主要的是老到的政治手腕，来消弭隐患于无形。要教廷美自甘退让，可以有圆满解决的办法，吕端劝他上书随扈亲征，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再往远些看，面对跋扈的开国功臣，太祖尚且可以杯酒释他们的兵权，何况一个秦王廷美，既不典重兵，亦不摄国政，要解除他的储位，不必亦不可出之以急切的手段。
    谁知赵普竟比躁进的功名之士还要鲁莽！一下子兴起大狱，干掉一个亲王、一个宰相。在当时，太宗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事后一定会失悔。他是个极精明的人，而且也来自民间，朝野之间，对于这一案会如何批评，他自然可以想象得到，这笔账，大家会记在他头上，变成“万方有罪，罪在朕躬”。而事实上呢，赵普是非如此不足以伸积怨于卢多逊，连太宗都成了他报私仇的工具。像赵普这种行径，如果遇见乾隆这样的皇帝，非把老命送掉不可。
    于此可知，太宗完全是顾念他的开国功勋和布衣之交的情分，才赦免了他这个大过失，贬官出镇。而诗里有一点暗示也是可以确定的，就是从此不许他回京城。复按前文所叙，太宗与李琪的谈话，赵普向太宗和李琪的表示，自可明白，不必多谈。
    这年赵普已六十二岁，在外面住了几年，适逢太宗行“亲耕耜田”的大典，赵普苦求入觐，太宗不念旧恶，答应了他。既到京城，又活动太宗的次子，已定储位的许王元僖为他进言，准他留在京城。适逢太宗要重用吕蒙正，顾虑他资望太浅，想找个重臣来虚领首相的衔名，于是赵普又得拜相。其后又派他镇西京，因为老病侵寻，缠绵病榻，数次上表方得回京，而他的病殁，相传是廷美索冤讨命所致。
    赵普死前的异闻，宋人笔记中载有两事，都说他病重时，找道士为他设坛打醮，作禳解之计。打醮要拜表，上达“天”听，表文用朱笔写在青藤纸上，所以称为“青词”。道士去请问赵普，青词上写些什么。他有口难言，只好自己动笔。
    写好以后，赵普亲手封好，嘱咐道士，不得打开，向空焚化。刚刚点燃，忽来一阵大风，把他的青词吹到了半空里，后来有人在汴京朱雀门外捡到。据说赵普是向天帝如此陈诉的：
    情关母子，弟及自出于人谋；计协臣民，子贤难违乎天意。乃凭幽祟，遽逞强梁；瞰臣血气之衰，肆彼魇呵之厉。信周祝霾魂于鸠塑，何晋巫雪魄于难经。倘合帝心，诛既不诬管蔡；幸原臣死，事堪永谢朱均。
    玩味语气，他是把责任推在太宗身上。另有一说，同见于《乐善录》和《湘山野录》的作者文莹的另一部笔记《玉壶清话》中：
    赵韩王久疾无生意，解所宝双鱼犀带，遣亲吏甄潜诣上清太平宫醮谢。道士姜道元为公叩幽都乞神，语神曰：“赵某开国勋臣，奈何冤累不可避？”姜又叩曰：“冤者为谁？”神以淡墨一巨牌示之，浓烟罩其上，但识牌末一“火”字而已。道元以告公，公曰：“我知之矣！必秦王廷美也。当时，自是渠与卢多逊遣堂吏赵白交通，事露速祸，咎岂在吾？”呜呼！一闻“火”字，即知必是秦王……
    按：“美”字下半部作“火”，赵普一听便知，正见得心虚。但这两条记载，可信的成分不多。倒是《宋史》本传的最后一段，值得注意：赵普既死，他的夫人上奏太宗，说两个未嫁的女儿，愿意出家为尼。太宗再三相劝，赵普的那两个一名志愿、一名志英的女儿，志不可夺，太宗只好准许，并赐法名，志愿号为“智果大师”，志英号为“智圆大师”。
    见于正史的记载，当然确有其事。问题在这里，堂堂相国千金，况当妙龄未嫁，何以忽有出世之想？这不用说，是为她们的父亲忏悔宿孽。于此可见，廷美确是毁在赵普手里，不但当时的舆论是如此认定，而且连他的家人亦持这样的看法。孔孟之道是王道，赵普以“半部《论语》治天下”，行的却是霸道，事不可解者有如此！

 华阳教主



 明宫大喋血发秘

    明宫大喋血发秘
    《明史·后妃传》太祖的这一部分，列后一、妃三。马皇后崩于洪武十五年，其时太祖已五十五岁，自无册立继后之理，因于马皇后除服后，以李淑妃摄六宫事；李淑妃薨，以郭宁妃摄六宫事。郭宁妃两兄，一名郭子兴，封巩昌侯；一名郭英，封武定侯。武定侯郭，是明朝外戚第一家。
    当马皇后在日，妃嫔中地位最高的是孙贵妃，薨于洪武七年。《后妃传》中，太祖部分的后一、妃三，即此而已。但由《诸王传》中可知太祖的妃嫔，至少还有胡充妃、达定妃、郭惠妃、胡顺妃、韩妃、余妃、杨妃、周妃、赵贵妃、李贤妃、刘惠妃、葛丽妃、郜氏等，独无碽妃之名。其实，照母以子贵为例，碽妃应被追尊为皇后，只以成祖贪位，竟至灭母。此亦明朝一大疑案，至清初修明史时，犹未有定论，直到清末由于一部禁书的刊行，方能祛五百年之惑。
    明成祖《永乐实录》记：“高皇后生五子，长懿文太子标、次秦愍王樉、次晋恭王棡、次上（按：指成祖，初封燕王）、次周定王橚。”藏于内府，叙天潢贵胄的“玉牒”，亦是如此记载，所以《明史稿例议》否定了潘柽章的《国史考异》之说。
    潘柽章，吴江人，生于明思宗崇祯元年，殁于康熙二年，得年三十六岁。明亡时他只有十七岁，而以遗民自居，所以称明朝的史实为“国史”。其中有一条说：“南京太常寺所载孝陵神位，左一位淑妃李氏，生懿文太子、秦愍王、晋恭王；右一位碽妃，生成祖文皇帝。”但潘柽章未亲见神主，同时实录、玉牒及其他官书，均记成祖为马皇后所出，因而《明史稿例议》中，力辟潘柽章之说为妄，而其实不妄。
    孟森先生《明史讲义》：
    明初名教，嫡长之分甚尊，懿文太子以长子得立，既死则应立嫡孙，故建文之嗣，为一定之理。燕王既篡，无以表示应得国之道，乃自称己为马皇后所生，与太子及秦、晋二王为同母。时太子及秦、晋皆已故，则己为嫡长，伦序无以易之矣。
    这段话对成祖所以冒称嫡出的理由，已说得很明白。因此，永乐中将建文朝所修的《太祖实录》改修了两次，就是为了要删除成祖庶出的一切有关文字。而有趣的是，清初根据前朝公私记载修明史，经过爬剔整理，找到两个漏洞，叙入列传之中，殊足耐人寻味。一个漏洞在《成穆孙贵妃传》中，一个漏洞在《黄子澄传》中，都是由周王庶出，间接证明成祖庶出。
    先引《明史·黄子澄传》：
    （建文帝）命子澄兼翰林学士，与齐泰同参国政，谓曰：“先生忆昔东角门之言乎？”子澄顿首曰：“不敢忘！”退而与泰（按：兵部尚书齐泰）谋。泰欲先图燕，子澄曰：“不然，周、齐、湘、代、岷诸王，在先帝时，尚多不法，削之有名。今欲问罪，宜先周。周王，燕之母弟，削周，是剪燕手足也。”
    照三段论法，此第一段证明燕王与周王同母。第二段见于《成穆孙贵妃传》：
    洪武七年九月薨，年三十有二。帝以妃无子，命周王橚行慈母服三年，东宫诸王皆期（按：期服一年），敕儒臣作《孝慈录》。庶子为生母服三年，众子为庶母期，自妃始。
    于此可知周王为庶子。那就很明白了，燕王与周王同母，周王庶出，所以燕王亦是庶出。
    不但燕王为庶出，明太祖似乎根本无嫡出之子，这一点，历来史家似均不曾谈过，我亦不敢轻率考定，只能请读者注意潘柽章的《国史考异》，即前引一条：“左一位淑妃李氏，生懿文太子、秦愍王、晋恭王；右一位碽妃，生成祖文皇帝。”已说得很清楚。按：“孝陵神位”，设于建文朝，如照太祖生前后妃的位分，则“左一位”应该是成穆孙贵妃，而竟为李淑妃，此自是建文帝追尊祖母的孝心，既按此原则，则右一位便不能不尊碽妃。
    于此可以作一大胆的假设，马皇后终身无出，懿文太子、秦王、晋王号为嫡出者，不过马后抚以为子而已。当太祖起兵时，将士眷属皆为集体生活，由马后主持。而李淑妃当是卒伍之女，年轻生子，不善抚育，以马后之贤，一定会毅然代尽母职，而李淑妃常侍前方帐中，携子而往，亦非所宜，所以所生之子，一直在马后膝下。及至太祖得天下，一方面为将来着想，有嫡出之子嗣承大统，在名义上比较堂皇；一方面为眼前着想，不忍道破真相，显示马后无子。
    太祖在称王以前，生子女甚多，男子之母，尚可稽考；女儿之母，则竟不知所详。试以《公主传》参证，太祖十六女，序次为：
    临安公主，不载母名。
    宁国公主，记为“孝慈皇后生”。
    崇宁公主，不载母名。
    安庆公主，记为“宁国主母妹”。如是，则安庆公主亦为马皇后所出，何不直书孝慈皇后生？
    疑问不仅于此，就宁国公主而论，至少还有这些含糊不清或不太可能的疑义：
    一，《明史·公主传》说宁国公主薨于宣德九年，得年七十一岁，依此推算，则应生于洪武七年。
    二，马皇后崩于洪武十一年，享年五十一岁。如宁国公主果为马皇后所出，则应在四十七岁分娩。更年期的皇后生子，在历史上未之前闻。而在宁国公主之后，复生安庆公主，就更不可能了。
    三，《公主传》说宁国公主于洪武十一年下嫁驸马梅殷。其时公主仅五岁，如何嫁法？若非订婚的记载之误，则公主的生年必有误。
    我引录上文，并略作推论，是要说明一点：当明太祖未得天下以前，子女的出生年月以及名分，固看得甚轻。但既得天下，又未可随意更正，将错就错，无人敢于深问。所以成祖自以为嫡出，可以骗得天下人，因为本来就是一本糊涂账。
    孟森先生《明代史》：
    清末乃有李清之《三垣笔记》刊版，盖以前谓为禁书，只有李氏子孙所藏钞本；后禁网渐松，然仍删节印行，至近年则更有足本出矣。《三垣笔记》中言北都破后，弘光复都南京，乃发旧太庙，碽妃神主具在，均如《南太常志》所云。
    按：“《南太常志》所云”，即前引潘柽章的《国史考异》所叙。《明代史》又云：
    由此始悟明北京太庙，一帝止有一后，继后及列帝生母皆不配享，殆即成祖迁都定此制，以便抹杀生母，不留痕迹。夫因欲冒应嗣之名，而至没其所生之母，皆成祖之贪位而忍心害理者。
    《三垣笔记》自为有力的证据，其实不待清末的足本出，已有强有力的证据在。明末张岱的《陶庵梦忆》，有“钟山”一则，记其瞻仰明太祖孝陵的飨堂的经过，记配享妃嫔共四十六位，右一位即是碽妃，此为张岱亲见，绝不致误，可惜孟先生未能注意及此。
    碽妃死于何时已不可考，所堪论定者，当成祖在藩时，碽妃已死，并且早已下葬。《鸿猷录》卷七，记“颠士”其人：
    尝启成祖曰：“城西某所有地，贵不可言！殿下岂有可葬者乎？”成祖怪其言不祥，曰：“无之。”颠士曰：“殿下乳母何在？”曰：“死藁葬矣！”颠士曰：“亟改葬是。是当有征。”成祖从之，今所称“圣夫人墓”是也。
    碽妃死于哪一年，已不可考。当成祖即位后，不闻有尊礼先朝妃嫔之说，但明太祖陵寝享堂，显然在永乐年间做过一番安排，重定位分。《陶庵梦忆》所记，很值得参考：
    壬午（按崇祯十五年）七月，朱兆宣簿太常，中元祭期，岱观之。飨殿深穆，暖阁去殿三尺，黄龙幔幔之。列二交椅，褥以黄锦孔雀翎，织正面龙，甚华重。席地以毡，走其上必去舄轻趾，稍咳，内侍叱曰：“莫惊驾！”近阁下一座，稍前为碽妃，是成祖生母。成祖生，孝慈皇后妊为己子，事甚秘。再下，东西列四十六席……
    于此可知，太祖妃嫔共四十七人，而碽妃近阁独设一座，此为成祖追尊所生的唯一表示。
    碽是姓，此字《辞海》不收，《大汉和辞典》有此字，姑红切，则仍音如贡，注释有二。《集韵》：“碽，击石声。”又《字汇补》：“碽，姓也。”但除却碽妃，别无姓碽的人可考。碽妃的一切，后世几无所悉，只知道她是朝鲜人。元朝的达官，多用朝鲜女侍，以意测度，当是太祖部将夺自元朝大官而进献的。按：成祖生于元帝至正二十年，则合理的猜测，碽妃当是至正十九年归于太祖帐下。
    这年在太祖创业的过程中，是很重要的一年，方国珍投降就在这一年。因方之投降，太祖乃遣千户王时往方国珍处，附海舟至元都，侦察元朝的政情，以及察罕帖木儿所部军马的情形，为准备北伐中原的先声。
    陈友谅称“汉王”亦在这一年，因其势力强，而且地盘在湖广江西一带，太祖亦无暇计及。此时明朝的开国名将胡大海、常遇春、李文忠等人，都集中在江、浙一带，主要的敌人是张士诚。
    张士诚是江苏泰州人，盐场的经纪人出身，至正十三年五月，以十八人起兵，五六年之间，北有淮海，南据浙西，由盛而衰，即在这一年。《明史纪事本末》“太祖平吴”篇：
    （至正）十九年二月，张士诚兵寇江阴，艨艟蔽江，伪将苏日佥者，建牙君山，指画为进攻状。守将吴良下令曰：“彼众我寡，当以计破之。勿轻动。”有顷，敌阵于江壖，命弟桢，整兵北门，当其西北面，以十余骑蹂之，擒其卒数人，贼党莫敢前。贼分兵欲攻东门，良遣元帅王子明驰击之，擒其将士五百人，杀溺死者甚众，贼大败。
    江阴为江防要塞，张士诚的水师从此受到限制，为平吴的一个关键。傅斯年在《明成祖生母记疑》一文中说：
    太祖席郭氏之业，转战江淮，所夷剪元代之官吏必多，则虏其妻女以为姬妾，本起兵草泽者，必有之事。
    我认为这说法虽近乎“想当然耳”，而实与事实相近。
    韩国在当时自称“朝鲜”，中国则称之为“高丽”，有部记元朝末年风尚的书，名为《庚申外史》。记高丽女子谓：
    祁宫（庚申帝次后祁氏，高丽人），亦多蓄高丽美人。大臣有权者，辄以此女送之。京师达官贵人，必得高丽女，然后为名家。高丽婉媚，善事人，至则多夺宠。自至正以来，宫中给事使令，大半为高丽女，以故四方衣服靴帽器物皆依高丽样子。此关系一时风气，岂偶然哉！
    碽妃是高丽人，确凿无疑，亦有说她是色目人或蒙古人的，皆非事实。而说她是蒙古人，且为元顺帝之妃，尤为荒诞不经，但此说在燕京自明初流传到清初，与建文出亡的传说相始终，可知此说在贬斥成祖，其来有自。
    清初有部很有名的笔记，叫作《广阳杂记》，作者刘献廷，入清朝国史的《文苑传》，所记明末清初的史实，翔实生动。清修明史，多采其说，但记成祖的生母，可信的成分不多，引录如下：
    明成祖非马后子也，其母瓮氏，蒙古人。以其为元顺帝之妃，故隐其事。宫中别有庙，藏神主，世世祀之，不关宗伯，有司礼太监为彭恭庵言之。余少每闻燕之故老为此说，今始信焉。
    在蒙古，亦有同样的传说，说元顺帝的“第三福晋”，怀孕七月，为“洪武汗”所纳，越三岁生一子，是岁戊申（按：洪武元年戊申）。“朱洪武降旨曰：‘从前我汗曾有大恩于我，此乃伊子也！其恩应报，可为我子，尔等勿以为非。’遂养为己子，与洪福晋所生之子朱代，共二子。”又说，朱洪武在位三十年，崩后由朱代嗣位，在位四个月十八天即崩，无子，“其蒙古福晋所生子，于己卯年（按：惠帝建文元年己卯）三十二岁即位，在位二十二年卒，年五十岁。
    这段出于《蒙古源流》的记载，前言不符后语，如说“蒙古福晋所生子”三十二岁即位，在位二十二年，则享年应为五十四，何以说是五十？即此一端，可知不值一驳。所当研究的，倒是这个荒唐传说的起因。
    成祖为庚申帝——元顺帝亲子的传说，是庚申帝为宋德祐帝亲子这个传说的翻版。但两个传说的真假大不相同，后者可信的程度，至少有百分之五十，前者则是可笑的。
    宋恭帝名赵，度宗之子，在位一年，年号德祐，降元后封瀛国公，他是庚申帝真父的传说，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庚申外史》：
    国初，宋江南归附时，瀛国公，幼君也。入都，自愿为僧白塔寺中，已而奉诏居甘州山寺。有赵王者，因嬉游至其寺，怜国公年老且孤，留一回回女子与之。延祐七年，女子有娠，四月十六日夜，生一男子。明宗适自北方来，早行，见其寺上有龙文王采气，即物色得之，乃瀛国公所居室也。因问：“子之所居，得无有重宝乎？”瀛国公曰：“无有。”固问之，则曰：“今早五更后，舍下生一男子耳。”明宗大喜，因求为子，并其母载以归。
    又一说见谈迁《国榷》：
    宋帝降元，封瀛国公，俾尚公主。后因侍宴有奇怪之征，忌之，遣学佛法于帝师，遂居漠北。其后明宗逃居沙漠行帐，适与瀛国公相近，缔好甚密。一夕，明宗方寝，闻瀛国公帐中有笙镛声，问其故，乃婴儿始生而啼也。知其非常人，遂乞归，养为子，妥懽帖睦尔是也。闽人余应有诗纪之，见何乔新、郑晓所载。又瀛国公薙发号“合尊大师”。终嫌死。
    按：元朝的世系，明宗在位一年，弟文宗得位，在位五年，无子；传明宗次子，是为宁宗，在位一年，七岁崩；兄终弟及，即为顺帝。是则明宗求瀛国公子为子时，原已有子。
    又《庚申外史》记：
    尚书高保歌奏言：“昔文宗制治天下，有曰：‘我明宗在北之时，谓陛下素非其子。’”帝闻之大怒，立命撤去文宗神主于太庙，并问当时草诏者为何人？
    是则，元朝宫廷，固有此说，非民间好事的谰言可比。因此元顺帝为宋德裕帝亲子的传说，在元末明初，流传甚盛。宫闱事秘，莫可详证，但事在有无之间，传说不能成立，亦不能推翻。
    至于成祖为元朝后裔一说，只要举几个旁证，就可攻破。傅斯年先生有一段分析，极为精辟。
    傅斯年提出这样四点理由，决其为“无稽之谈无疑”：
    以明太祖之雄才阴狠，如燕王所出来历不明，独肯封于最大之藩、最重之都，胜国之旧京，假以重兵乎？一也。
    成祖妻，中山女也（按：徐达封中山王）。中山为明太祖第一功臣，其女所配，宜不及乎螟蛉贱种，二也。
    终洪武之世，北边未靖，故北边诸藩，皆节制军权。洪武末年，燕王所膺尤重，及帝不豫时，犹以燕、谷、辽、宁诸护卫归燕王节制，三也。
    且明人传说：高皇帝尝以燕王善战似己，欲废皇太孙而立之，率以人心归附太孙而罢。此言纵不实，然终洪武之世，不闻太祖与燕王间有破绽，且屡命之出塞讨虏，继徐达以镇北平，宿将如傅友德等，皆归其节制，四也。
    至此，我们必须研究两个传说所产生的心理背景。蒙古入主中原，色目番僧，任意荼毒，人心思汉，因此说元顺帝为宋帝之后，正表示百姓不忍宋祚之终。至于说成祖为元帝之后，则为丑化成祖，傅斯年对此所做的解释，极为合理。
    明太祖自洪武十三年胡惟庸谋反一案以后，严刑峻法，杀戮甚多。世人唯有寄望于皇太孙，即以后的建文帝，他浸淫儒术，天下归心。虽误于齐泰、黄子澄而失位，而民间追思不忘，更以同情弱者的心理，自然而然不满于成祖。
    如果能够采取宽大的手段，自然可以修正百姓对他的印象，谁知成祖善战似父，好杀亦似父，靖难之变，至灭方孝孺的十族，草菅人命到如此，几无人性。因此，终明之世，在士大夫心目中，皆以建文为正，成祖为篡，“则士人凭感情之驱率，画依样之葫芦”，不足为奇。
    当然，传说之产生，以及传说虽无稽而偏为人所相信，主要的原因，亦在成祖之母，本非汉姓。官史忽略成祖的生母，是讳；野史说他为元孽，则是诬。史学家有这样一个定论：“官史失之讳，野史失之诬。”关于成祖生母的传说，正好为这个定论作了铁板注脚。
    由于成祖有一半高丽血统，所以他对高丽及高丽女子的感情特殊，不足为奇。高丽亦或许因为有外甥当大明天子之故，所以终明之世，忠顺不二。
    成祖喜爱高丽女子，还有一个极重要的原因。成祖从小随母而居，习于高丽的生活方式，特别是饮食方面。譬如泡菜，是每餐必不可少之物，而他人仿制，总不如高丽人自制来得道地。此后权妃的得宠，以及巡幸必从，主要就因为唯有她照料成祖的饮食起居，能“惟意所适”之故。
    明成祖朝鲜选妃，第一次是在永乐六年四月，特派太监黄俨等到汉城，宣谕圣旨：“恁去朝鲜国和国王说：有生得好的女子，选拣几名将来。”其时李朝的皇帝名叫李芳远，磕头答复：“敢不尽心承命。”于是在汉城及各道府州郡县，选拣文武并军民家女子，一共选中了五名，年龄最大的十八岁，最小的十四岁，与以后宫廷大喋血有关的是这两个人：
    权氏：嘉善大夫工曹典书权执中女，十八岁。
    吕氏：宣略将军忠佐侍卫司中领护军吕贵真女，十六岁。
    选美之事，到十一月完成。当时的安排是，各女的父或兄，随同到中国，另带从者女使十六人，火者十二人。所谓“火者”，就是厨子。为了遮人耳目，李芳远是以进纸为名，高丽笺是有名的，这一次进了“纯白厚纸六千张”，以“艺文馆大提学”李文和为“进献使”，文和的侄女儿，就是所进五美之一。
    名为“美人”，其实不美的居多，因为万里迢迢，远适异邦，而此去与家人亲友，可说永无相见之日，所以真正德容并茂的大家闺秀，多设法规避，只好降格以求。《朝鲜太宗李芳远实录》有记：
    是行也，其父母亲戚哭声载路，吉昌君权近为赋诗云：“九重思窈窕，万里选娉婷，翟茀行迢处，鲲岑渐杳冥；辞亲语难决，忍泪拭还零，惆怅相离处，群山入梦青。”
    这“五美”，后来据成祖自己说：“胖的胖，麻的麻，矮的矮，都不甚好，只是看在你国王敬重的上头，封妃的封妃，封美人的封美人，封昭容的封昭容，都封了也！”按：《明成祖实录》永乐七年二月己卯记：
    册立张氏为贵妃，权氏为贤妃，任氏为顺妃；命王氏为昭容，李氏为昭仪，吕氏为婕妤，崔氏为美人。
    其中除张、王以外，其余五人，正是上年选自高丽的女子。同时伴同到京的五美的父兄，亦各授官职，官位最高的是权妃的哥哥权永均（《明史》作权妃之父，误），当了光禄寺正卿，因为权妃是“胖、麻、矮”中的鸡群之鹤。
    关于权妃的资料，并不算少，但各家所记，或有参差，兹排比疏注如下：
    （永乐七年）四月甲申，谢恩使李良佑、副使闵汝翼回自京师，良佑等言：“二月初九日，帝幸北京，本国所进处女权氏，被召先入，封显仁妃。其兄永均除光禄寺卿，秩三品，赐彩缎六十四、彩绢三百匹、锦十匹、黄金二锭、白银十锭、马五匹、鞍二面、衣二袭、钞三千张。”（《李芳远实录》）
    按：永乐即位，诏改北平为北京。国都仍在南京，称为京师，但其时成祖已决定迁都。第一步移各省富民实北京，发流罪以下囚垦北京田；第二步自永乐四年开始营建北京宫殿及城垣。当高丽女子到北京时，成祖仍在南京，第二年二月壬午发京师北巡，三月壬戌至北京，是年四月朔为癸丑，以次上推，则二月壬午，恰为初九，三月壬戌约为三月十九，故知前记“二月初九帝幸北京”，系指启驾日期而言。
    权妃的封号为贤妃，册封日期在二月初六，当成祖在南京启驾以前。所以，在北京的朝鲜使臣，因为消息阻隔，不知其正式封号，此云封“显仁妃”。显仁当系原燕王府中一处宫殿的名称，移贤妃住此，因误会为封作“显仁妃”。
    除权永均外，任、李、吕、崔四女的父兄，均授为四品官，赏赐亦相同。推测当时的情况是，高丽五女到北京，立即奏报在南京的成祖，只说权氏如何出色，其余四人的容貌，不过品评次第，比较而言。所以成祖特封权氏为贤妃，其余虽封等有差，而推恩亲族及赏赐则相同，不过一律以庸脂俗粉视之。倘或早就发现“胖的胖，麻的麻，矮的矮”，便可能不会有这样的恩赏。
    《明史·权妃传》：
    恭献贤妃权氏，朝鲜人，永乐时期朝鲜贡女充掖庭，妃与焉。资质秾粹，善吹玉箫，帝爱怜之。
    此记信而有征，宁献王朱权的《宫词》中有两首，即记其事：
    忽闻天外玉箫声，花下听来独自行，三十六宫秋一色，不知何处月偏明？
    魫鱼窗冷夜迢迢，海峤云飞月色遥，宫漏已沉参倒影，美人犹自学吹箫。
    按：宁王此时早已自大宁徙封南昌，因为有人告他“巫蛊诽谤”，事虽无验，颇自韬晦。“构精庐一区，鼓琴读书其间”，前引《宫词》，当系根据听闻而作，他本人并未到过北京。“花下听来独自行”不是指他自己，否则，即凭这二首诗，便可兴起大狱。
    宣德年间有个女官王司彩，她所写的《宫词》中，有一首亦记此事：
    琼花移入大明宫，旎旎浓香韵晚风，赢得君王留步辇，玉箫嘹亮月明中。
    以这首词参证宁王的《宫词》，则知“花下听来独自行”，正指成祖。“三十六宫秋一色”，何以权妃独承恩宠，正缘玉箫指引；在权妃或者对月思乡，寄情箫管，不承望发生了“羊车”的作用。当然，被宠亦自有故。成祖在临死那年，犹不忘权妃，曾对朝鲜使臣说：
    老王（按：指李芳远）以至诚事我，至于干鱼，无不进献；今小王（按：指李祹）不以至诚事我，前日，求老王所使火者，乃别求他宦以送。朕老矣！食饮无味，若苏鱼、紫蟹、醢文鱼须将来进。权妃生时，凡进膳之物，惟意所适；死后，凡进膳、造酒，若浣衣等事，皆不适意。
    由这一段记载，可知成祖的私生活是彻底高丽化了的：
    第一，要求“老王”的御厨（火者）替他掌膳。
    第二，非韩国的土产，食不甘味。
    第三，“若浣衣等事”亦非如权妃者不能适意。
    成祖待权妃的家属甚厚，而且爱屋及乌，对其余的“陪臣”亦有优渥的待遇，照当时的情意稠叠来看，谁也想不到会有以后暴虐的大残杀。据《李芳远实录》：
    （永乐七年）闰四月乙丑，进献使者李文和及权永均等回自京师。帝待永均特厚，引入内殿，谓曰：“除汝崇班，欲令近侍，然尔妹在此，尔亦不还，老母当有不豫事情矣。命尔还国，往谨乃心，恭事国王。尔不闻古事欤？毋以怠荒，累及朕躬。”及永均朝辞，帝谓之曰：“你再来时，休从海上过，你那里来的使臣，教他旱路上来。”
    一则虑及权家老母，倚闾之望；再则又虑及海上风涛之险，成祖在这些小地方用心，足以看出对权妃的深情。
    就在这年五月，成祖仍派太监黄俨到高丽再次选妃，除丰厚的赏赐以外，口敕是上年选的女子“都不甚好”，“王如今有寻下的女子，多便两个，少只一个，更将来！”结果李芳远进了两名女子，一个姓郑，十八岁；一个姓宋，十三岁。由于黄俨又传成祖的意思：“若得绝色，即必托他事以奏。”所以这一次李芳远的托词是，已退位的亲兄，“旧患风病，日益加重”，遣使“赴京”购药。于八月间启程，由于走旱路的缘故，历时甚久。
    当时成祖正亲征漠北。按：元顺帝于洪武三年死于应昌，即今察哈尔多伦县东地方，谥为惠宗。太子即位，改元宣光，史家称此一时期为北元。终洪武之世，对北元征抚兼施，不能彻底解决。洪武十二年宣光帝死，谥为昭宗，子脱古思帖木儿立。以后的情况就乱了，“五传至坤帖木儿，咸被弑，不复知帝号。有鬼力赤者篡立，称可汗，去国号，遂称鞑靼”。此为蒙古的旧称，而元朝入主中华后所濡染的中土文明，亦逐渐剥除，复返游牧民族的本色，至此，元朝才算全亡，而明朝也等于出现了新的外患。
    永乐四年，鬼力赤为其臣阿鲁台所杀，迎立元裔本雅失里。七年夏四月，成祖北巡至北京后，遣使以彩币赍书安抚本雅失里及阿鲁台等，结果竟至使臣被杀。于是，成祖一面封为鬼力赤、阿鲁台所败的瓦剌部（今天山北路、宁夏、青海及外蒙科多一带）马哈木为顺宁王，作为“统战”的手法；一面以淇国公丘福为大将军，率师北征，八月出塞，然丘福不听成祖持重的告诫，贪功轻进，遇伏大败，全军皆没。
    成祖得报震怒，是年十月议北征，户部尚书夏原吉主军粮调发，以“武刚车”三万辆，运粮二十万石，沿途筑土城贮粮，以供军用。
    八年春正月，以皇长孙（即以后的宣宗）留守北京，以夏原吉辅助，然后车驾发北京亲征，权妃在后帐随侍。
    这是成祖五次北征的第一次，在鄂伦河畔，击败鞑靼，本雅失里西走依瓦剌，阿鲁台北走，为马哈木击破，势竭降明，成祖于七月班师回京。
    论功行赏已毕，成祖在九月间临幸昌平州天寿山，巡视所营山陵，十月间启驾回南京。
    此时的权妃，奉旨统摄六宫，地位等于皇后（按：成祖后崩于永乐五年七月），到了十月二十四，得病而死。《李芳远实录》记：
    （永乐九年）三月己丑：光禄寺卿权永均回自京师，启曰：“去庚寅年十月二十四日，显仁妃权氏以病卒于济南路，仍殡于其地，令济南民蠲役守护，将欲迁之合葬于老皇后也。永均曾拜光禄职，未受诰命，至是锡之，其待遇之厚倍于前日。帝赐言之时，含泪伤叹，至不能言。”
    此一死也，实为成祖精神上最惨重的打击，因为自此饮食起居，皆不适意，贵为天子，竟至不能享受正常的生活，内心的抑郁，可想而知。于是到了三年以后，爆发了宫廷大惨案。
    事情的起因，只能从成祖向李朝的通事元闵生所说的话中略知梗概。据说在永乐十三年，原属权妃的奴婢与吕美人的奴婢吵架，前者骂后者“你家主子使毒药杀我的主子”。语为成祖所闻，下令究治，据供内幕是如此：
    吕美人和权氏对面说道：“有子孙的皇后也死了，你管得几个月？这般无礼！我这里内官二个，和你高丽内官金得、金良，他这四个做实弟兄。”一个银匠家里借砒霜与这吕家，永乐八年间回南京去时，到良乡，把那砒霜，研造末子，胡桃茶里头下了，与权氏吃杀了。
    以上所引是成祖向元闵生所说的话。内官、银匠自然被诛，吕美人是用“烙铁烙一个月杀了”。成祖并告知元闵生，转启其国王，吕美人家属，以后不必再来。李芳远因而下令，拘捕吕美人的母亲及家属。
    其后成祖又亲口告诉权永均：“吕氏不义，与内史金得谋，买砒霜和药饮之，再下面茶致死了，朕尽杀吕氏宫中之人。”但细释前经过，实多可疑，权妃如何对吕美人“无礼”？何至于致以死命？如谓夺宠，则吕美人本来无宠，话中牵涉早已崩逝的皇后，更为支离。果然以后才知道是一大冤狱，“诛吕氏及宫人宦官数百余人”之多。
    这个秘密的泄露，在仁宗登极以后。由此秘密的泄露，证明当时成祖对元闵生所说的亦不尽是实话。兹转引王崇武《明成祖朝鲜选妃考》一文所引，《李祹实录》七年十月记载，分段注释如下：
    （一）使臣言：前后选韩氏等女皆殉大行皇帝。
    按：使臣为明朝礼部郎中李琦等，出使目的在颁仁宗登极诏。朝鲜老王李芳远崩于永乐十六年，十七年为今王李祹元年，李祹七年则为仁宗洪熙元年。
    韩氏为权妃以后最得成祖宠爱的高丽女子，永乐十五年，为高丽选进。同时被选者，还有黄氏，容貌犹在韩氏之上，但黄氏非处女，且上道时，已有身孕。此尴尬情事，《李祹实录》有颇为生动的记载：
    初黄氏之未赴京也，姐夫金德章坐于所在房窗外，黄俨（明朝遣来迎接两女的太监）见之大怒，责之。及其入朝，在道得腹痛之疾，医用诸药皆无效，思食汁。俨问元闵生曰：“此何物耶？”闵生备言沉造之方。俨变色曰：“欲食人肉，吾可割股而进，如此草地，何得此物？”（按：汁不知何物。以意度之，当是高丽的一种特殊羹汤，须由很特别的材料，旅途无可得，所以黄俨有那些“气话”。）
    结果发现黄氏的腹痛，是由于怀孕之故，在旅途中，每夜由侍婢用按摩的手法，达到了强迫流产的目的，而阴私亦因此外泄。成祖得报，诘责黄氏。她承认曾与她姐夫金德章的邻人，一名皂隶私通，而实为姐夫与小姨偷情，因为金德章曾赠一木梳为表记，是为征验。成祖大怒，预备责备李芳远，敕书都已制成，后为韩氏谏阻，始寝其议，而黄氏虽貌艳于韩，却自此无宠。至于韩氏殉葬，留待以后详谈。
    （二）先是，贾人子吕氏入皇帝宫中，与本国吕氏以同姓欲结好，吕氏不从，贾吕蓄憾，及权妃卒，诬告吕氏点毒药于茶进之。帝怒，诛吕氏及宫人宦官数百余人。
    按：成祖选妃，第一次为权妃等五人，第二次为韩氏等二人，历历可考。此贾吕未与其选，而蓄憾在权妃未死之前，可知其人即第一次随权妃等人入京的“女使一十六名”之一，偶承恩眷，“入皇帝宫中”。是枕上进谗，还是如成祖所说“两家奴婢肆骂”，贾吕即为责吕氏“杀我的主子”的人，已不可考。
    （三）后贾吕与宫人鱼氏私宦者，帝颇觉，然宠二人不发，二人自惧缢死。帝怒事起贾吕，鞫贾吕侍婢，皆诬服，云欲行弑逆，连坐者二千八百人，皆亲临剐之。或有面诟帝曰：“自家阳衰，故私年少寺人，何咎之有？”
    按：此段记载中，包括三个问题：第一，事在何时？第二，贾吕与鱼氏私宦者的“私”字作何解释？第三，成祖的穷诘，出于怎样一种心理？
    要解答这些问题，首先要考查成祖晚年的一场灾难，这场灾难影响了成祖的性情，论定成祖的一生，是必须注意的一个关键。
    这场灾难是，成祖在永乐十五年初已经中风。《三朝圣论录》记：
    宣德三年十月，刘观有罪下狱。先是六月间，一日早朝罢，召杨荣及臣士奇至文华门，命光禄赐食既，上曰：“吾三人商量一事，京师端本澄源之地，祖宗时朝臣无贪者，年来贪浊之风满朝，何也？”对曰：“贪风永乐之末已作，但至今甚耳。”上问：“永乐何如？”对曰：“十五六年以后，太宗皇帝有疾多不出，扈从之臣放肆无顾藉，请托贿赂，公行无忌。”
    这段记载，对于成祖因疾不能视朝而产生的恶劣影响，已很扼要地叙明。所谓有疾，据《李祹实录》记其通事林密所言，实为“风痹”，痹者麻痹，由脑溢血而引起的局部生理障碍，宫婢面诟“自家阳衰”，其直接诱因，自是中风之故。
    成祖中风的时间，当在十五年春，或者即由南京北巡，于途次得疾，亦未可知。因为其时方建灵济宫于北京，祷祠服药，颇有效验。是年御制灵济宫碑谓：
    乃者，朕躬弗豫，用药百计，罔底于效，神默运精灵，翊卫朕躬，顷刻弗违，随叩随应，屡显明征，施以灵符，天医妙药，使殆而复安、仆而复起，有回生之功，恩惠博矣盛矣。
    又御制《二真成仙传》（按：指福建所信奉的南唐徐知证、徐知谔）：
    比者，朕躬遘疾，默运化机，大阐灵贶，翊卫左右，顷刻不离，施以灵符，济以天医妙药，随言随效，感应如响，使困敝之体既危而即安，沉痼之疾尽脱而复旧。斡旋之力，同于更生，感神之惠，铭刻不忘。
    “殆而复安、仆而复起，有回生之功”“斡旋之力，同于更生”，凡此措辞，都见得成祖得疾不轻，于中风之说相合。
    成祖生于元至正二十年庚子，至是已五十八岁，老年人高血压，固为通病，而发作为中风，则往往由于暴怒狂喜，情绪受重大刺激所致。于此有一事可以参考，此即成祖次子高煦的谋为不法。《明史纪事本末》：
    十五年三月，汉王高煦有罪，居之山东安乐州。高煦所为不法，上颇闻之，还南京，以问蹇义，义不敢对，固辞不知，又问杨士奇，对曰：“汉王始封国云南，不肯行，复改青州，又坚不行。今知朝廷将徙都北京，惟欲留守南京，此其心路人知之，惟陛下早善处置，使有定所，用全父子之恩，以贻永世之利。”上默然，后数日，上复得高煦私造兵器，阴养死士，招纳亡命，及漆皮为船，教习水战等事。上大怒，召至面诘之，褫其衣冠，絷之西华门内，皇太子力为营救乃免。上厉声曰：“吾为尔计大事，不得不割，汝欲养虎自贻患耶？今削两护卫，处之山东乐安州，去北京甚迩，即闻变，朝发，夕就擒矣！”比至乐安，怨望异谋益炽。太子数以书戒之，竟不悛。
    这段记载中，可注意的是高煦至乐安，“怨望异谋愈炽”，而成祖竟无处置。以意度之，此时成祖已经中风，太子纯孝，不忍以其事上闻，致病中忧愤。同时我还怀疑，成祖中风，即为高煦有异谋，情绪受了重大刺激所致。
    经此一病，成祖的性情，变得相当暴戾，喜怒无常，而性机能的丧失，当亦在此时。由性机能的丧失，更导致了虐待狂的性变态心理，命“画工图贾吕与小宦相抱之状”以及后来的兴起大狱，“亲临剐之”，都是由于这种虐待狂的变态心理使然。
    （四）乱之初起，本国任氏郑氏自经而死，黄氏李氏被鞫处斩，黄氏援引他人甚多，李氏曰：“等死耳，何引他人为？我当独死。”终不诬一人而死。于是本国诸女皆被诛，独崔氏曾在南京，帝召宫女之在南京者，崔氏以病未至。及乱作，杀宫人殆尽，以后至获免。韩氏当乱，幽闭空室，不给饮食者累日，守门宦者哀之，或时置食于门内，故得不死，然其从婢皆逮死。乳媪金黑亦系狱，事定，乃特赦之。
    按：“乱之初起”不知在何时，推测当在永乐十八年，因为以后所记，有“鱼吕之乱方殷，雷震奉天、华盖、谨身，三殿俱烬”的话，此三大殿的被灾，在永乐十九年四月。其前又有自南京召宫女至北京对质者，迁延时日，总当在一年左右，所以定乱起为永乐十八年。
    韩氏、崔氏之后终不免一死，为成祖殉葬。明初宫眷殉葬，及廷杖朝官，为秦始皇以来最大的人性反动。明太祖行事学汉高祖，而缺乏汉高祖的恢宏大度，有些只讲形式不问底蕴的史学家动辄喜称朱元璋为“平民革命”。出身平民不错，掌了政权，何尝想着平民？明太祖的封建思想，与秦始皇并没有什么两样。洪秀全亦是如此，说什么“铁桶江山自有人扶”，当其在“天京”梦呓之时，何尝想到后世有些史学家，会找出许多民族大义的理由，来强调他是革命先进？
    以上是闲话，说过就算。再扯回成祖崩逝以后，宫眷的情形，当时殉葬者共三十余人，包括来自高丽的韩氏和崔氏：
    （五）及帝之崩，宫人殉葬者三十余人，当死之日，皆饷之于廷，饷辍，俱引升堂，哭声震殿阁，堂上置木小床，使立其上，挂绳于其上，以头纳其中，遂去其床，皆雉经而死。
    这一段记载，惨无人道的情景，已如目见，真是谋杀而已！
    先朝妃嫔殉葬，嗣后应加礼遇，故以下有记：
    （六）韩氏临死，顾谓金黑曰：“娘吾去，娘吾去！”语未竟，旁有宦者去床，乃与崔氏俱死。诸死者之初升堂也，仁宗亲入辞诀，韩氏泣谓仁宗曰：“吾母金黑年老，愿归本国。”仁宗许之丁宁。及韩氏既死，仁宗欲送还金黑，宫中诸女秀才曰：“近日鱼吕之乱，旷古所无，朝鲜国大君贤，中国亚匹也。且古书有之，初佛之排布诸国也，朝鲜几为中华，以一小，故不得为中华，又辽东以东，前世属朝鲜，今若得之，中国不得抗衡必矣。如此之乱，不可使知之。”仁宗召尹凤问曰：“欲还金黑，恐泄迎日事也，如何？”凤曰：“人各有心，奴何敢知之。”遂不送金黑，特封为恭人。
    按：尹凤为高丽籍的太监。此一明宫血案，先由尹凤泄露于李朝。至金黑回国，乃有更进一步的详情透露。
    金黑回国，时在李祹十七年四月，亦即宣德十年四月。宣宗崩于是年正月，所以金黑之归，是在英宗即位以后。《李祹实录》十七年四月：
    使臣李忠金角金福等奉敕率处女从婢九名，唱歌婢七名，执馔婢三十七名来，上迎至景福宫，受敕如仪，敕曰：妇女金黑等五十三名，久留京师，朕悯其有乡土之思，亦有父母兄弟之望，今遣内官李忠内定金角金福送回，王可悉访其家归之，勿令失所。李忠等就令展省毕即回京，故敕。李忠永乐六年随权氏入朝，金角玉果人，金福平壤人，并永乐元年入朝。
    以下记金黑自道得以回国的经过：
    金黑言：韩氏卒后，日侍太皇太后，待遇甚厚，赐与无数。一日，白太皇太后曰：“年老蒙恩甚厚，但欲还乡。”太后许诺，命还。仍请并还执馔唱歌婢，后曰：初不知来在也，仍命并还。拜辞日，后执金黑手泣别。金黑所受诰命之辞曰：“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惟帝王致孝于亲者，必受恩于其所爱，若于所爱尝有保育之勤者，亦推恩及之，仁之至，义之隆也。咨尔金氏，故康惠庄淑丽妃（韩氏封谥）之乳母也，丽妃恭事先帝，允称贤淑，及六御升遐，陨员以从，既加封谥，以旌贤行，念尔昔有保育之勤，今特封为恭人，服此光荣，钦哉无歝。”洪熙皇帝之命也。
    送还的五十三人中，除了高丽妃嫔的“从婢”以外，另有歌婢七名，执馔婢三十七名，而张太皇太后即仁宗张皇后竟“初不知来在也”，可知纯为成祖个人所服役，此更为成祖的生活趣味倾向于高丽化的明证。
    又李祹六年即永乐二十二年，高丽的由通事升任为“奏闻使”的元闵生，在京曾受成祖诘责，谓“小王不以至诚事我”，索苏鱼紫蟹等物以后。据《李祹实录》所记当时的结果是如此：
    内官海寿立于帝旁，谓闵生曰：“将两个好处女进献——”帝欣然大笑曰：“并将二十以上，三十以下，工于造膳造酒侍婢五六选来！”……上（指李祹）曰：“前日火者事，余非不知皇帝之怒也。然今此言，欲得处女而发欤？”即召政府六曹共议，命禁中外婚嫁，置进献色。
    按：这年成祖已六十五岁，犹好色如此。李祹所谓“火者之事”，即指成祖欲求老王李芳远御厨，未能如愿一事。照李祹的看法，此无非“欲得处女”的借口，是则成祖的好色之名，早远传异邦了。
    成祖于永乐二十二年四月北征蒙古，无功班师，七月至榆木川而崩。《明史·本纪》：
    太监马云密与大学士杨荣、金幼孜谋，以六军在外，秘不发丧，熔锡为椑，载以龙辇，所至朝夕上膳如常仪。
    按：此是师秦始皇崩于沙丘，秘不发丧的故智。秦始皇崩于旅途，亦为七月，不发丧则不殓，尸身腐烂，气味难闻，当时是弄了好些腥臭的盐鱼载于一车，乱其气味。成祖之崩，秘不发丧，自不能公然备办“梓宫”，所以“熔锡为椑”以殓。椑者，椭圆形的盒子，用锡盒盛殓密封，尸臭不致外溢，马云比赵高来得高明。
    但同一秘不发丧，原因不同，一个对内，一个对外，成祖最末一次北征，损兵折将，等同败绩，而《明史》有所讳，仍须看《李祹实录》，始能得其真相。七年（洪熙元年）二月记：
    （使臣）尹凤谓总制元闵生曰：“总制年前赴行在，艰难而还。”闵生答曰：“皇帝特赐羊酒与料而送，何艰难之有？”凤曰：“其时事不可说，不可说。北京距榆木川不迩，自榆木川以北，奚止八九倍，銮舆入幸，逐中山王阿禄，大王使人曰：‘予自昔受赏与爵，不可以拒大军，自东逐我，则我乃西走，自西逐我，则我乃东走，终不与战。’不幸皇帝病亟，还至榆木川而崩，崩后，大军与三卫兀良哈再战，我军被虏，不知其几千人也。”
    阿禄即是阿鲁台，所采的战术极其狡猾——我以前曾一再谈过，自来中土北征，必受天候的限制，春去夏还，能收功即在此两三个月内。金风一起，便当班师，因为秋高马肥，霜雪踵至，有利于敌而不利于王师，在塞外过冬，是件极危险的事。阿鲁台的战术，就是先避大军的锐气，拖到夏去秋来，成祖收军南返，则蹑其后俟机而击，所以成祖无功而还，即当于失败。其时危机潜伏，须当加倍警戒。所以秘不发丧的缘故，就是怕动摇军心，同时也怕阿鲁台得知真相，趁六军无主，大举进击。
    又《李祹实录》六年（永乐二十二年）九月，记明朝太监王贤述成祖之死云：
    皇帝（成祖）与鞑靼相遇交兵，阿禄（阿鲁台）大战，死头目李英云。忠勇王（金忠）自请招安鞑靼，扈驾而行，未知去向。皇帝行在所雨冰如瓦，军人或折臂，或碎头而死，马亦多折项而死，皇帝以此劳心而崩。
    以此与前引之文参看，可知成祖之崩，实由师行不利，情绪遭受刺激，因而触发旧疾。《明史纪事本末》“亲征漠北”篇：
    七月丁亥次翠微冈，上御幄殿，凭几而坐，大学士杨荣、金幼孜侍，上顾内侍海寿问曰：“计程何日至北京？”对曰：“其八月中矣！”上颔之。既而谕杨荣曰：“东宫涉历年久，政务已熟，还京后，军国事悉付之，朕惟优游暮年，享安和之福。”戊子，上次双流泺，遣礼部尚书吕震齐书谕皇太子，并诏告天下。己丑，次苍崖，上不豫，下令大营五军将士严部伍，谨哨瞭。庚寅，次榆木川，上大渐，召英国公张辅受遗命，传位皇太子。辛卯上崩。
    按：榆木川即在察哈尔多伦（即今内蒙古多伦县——编者注）地方，西北为苍崖山，又西北为双流泺，又西北为翠微冈，成祖自此而至榆木川凡四日，由从容召对而不豫、而大渐、而崩，显为暴疾，自是再次中风。崩后虽秘不发丧，而消息可能外泄，因而阿鲁台乘机进攻，明军被俘者达数千人之多。这一场大败仗，由于明朝官书讳言，其详已不可知了。
    成祖的第一次中风，情况并不严重，但误于“仙方”，至死不悟。此类仙方，多为金石药，据王崇武《明成祖与方士》一文中考证，其中有一味“小涵丹”，内有麝香、附子等熟猛之药，服后易于暴怒使气。所以明宫大喋血数年之中死二千八百人之多，一半是那些讲服食修炼的道士作的孽。
    成祖误于方士的金石之药，此现实的教训，固应记取，所可嗟异者，仁宗竟甘蹈覆辙。仁宗于永乐二十二年八月即位，洪熙元年五月崩，在位仅九个月。《明史·仁宗纪》：“侍读李时勉，侍讲罗汝敬以言事改御史，寻下狱。”为仁宗临崩前两日的事，所言之“事”，即为谏劝仁宗节欲及摒拒金石药。《明史·罗复仁传》：
    宣德初，（翰林院侍读罗汝敬）上书大学士杨士奇，曰：“先皇帝（仁宗）嗣统未及期月，奄弃群臣，揆厥所由，皆憸壬小夫献金石之方以致疾也。”
    至于李时勉所上一疏，《明史》不载，考之《明臣奏议》，原文相当率直，指仁宗于“斩焉衰绖之中，而遣内使远自建宁选取侍女，旭日已旦始朝群臣”。仁宗本性宽和，乐受诤言，独于李时勉积憾不释，“召而便殿，命武士扑以金爪，胁折者三，曳出几死”。大渐之际，犹谓夏原吉：“时勉廷辱我！”《明史·李时勉传》至此说：“言已，勃然怒，原吉慰劝之，其夕帝崩。”又《本纪》于李时勉言事“下狱”后，接书“帝不豫”，照此看来，仁宗竟是因李时勉上书，情绪受了重大刺激而致疾，而暴崩。
    按：仁宗体肥，且有足疾。《明史纪事本末》载：
    上（指成祖）命太子及汉王高煦、赵王高燧、皇太孙同谒孝陵，太子体肥重，且足疾，两中使掖之行，恒失足。
    此是仁宗四十岁以前的事，甫入中年，已是如此，所以他的暴崩，应当亦是死于中风或心脏病。但致死的直接诱因，则起于情绪激动。以仁宗的秉性，不致如是，所以然者，因多服热猛的金石药，脾气会变得暴躁，仁宗之死，与成祖的大杀妃嫔、宫女、太监，起因正自相同。
    于此可以列出一个因果关系的公式：纵欲、性机能衰退，服壮阳的兴奋剂，因兴奋剂的副作用而致性情暴戾，最后复以兴奋剂的副作用造成高血压或心脏病而致死。
    明朝的方士及所谓“宫方”，实在害人不浅。光宗的“红丸案”，不过其彰明较著者，此外细按史实，都可以看出列帝误于金石药的蛛丝马迹。仁宗以后，好的皇帝皆不永年，宣宗、英宗皆三十八岁崩，孝宗三十六岁崩，而照史书记载，往往得疾以前，毫无异状。“不豫”未几，旋即“大渐”，到底得何疾而死？真所谓“宫闱事秘，莫知其详”了！
    附带我要谈一谈明朝与高丽的关系。在本篇中，我一直称韩国为高丽，是尊重友邦，用其英文译名。以下为行文便利计，或称韩国，或称高丽，或称朝鲜不一，特先作声明。
    《明史·外国传》首列朝鲜，从高丽改称朝鲜的过程，正也就包含了高丽臣服于明朝的主要原因。《朝鲜传》开宗明义就说：“朝鲜箕子所封国也。”所以中韩一家，是毫无疑问的事。在清朝，朝鲜亦就因为箕子之后，多少有些藐视女真，所以朝鲜与清朝的关系，较之与明朝的关系，不可同日而语。
    高丽之名，起于汉末，而古名为朝鲜。改朝鲜为高丽者，其人姓高。高氏由汉末统治至后唐，为王氏所代，一直到明太祖得天下，还是王氏，其王叫王颛。太祖即位元年，遣使赐玺书；二年又送还许多高丽侨民，因而王颛对明朝有好感，进贡请封，被封为“高丽国王”。以后遣使不绝。大致说来，颇称友好。
    到了洪武二十年，发生了纠纷。《朝鲜传》：
    先是，元末辽沈兵起，民避乱转徙高丽，至是因市焉，帝令就索之，遂以辽沈流民三百余口来归。十二月命户部咨高丽王：“铁岭北、东、西三地，旧属开元地，辽东统之；铁岭之南，旧属高丽者，本国统之。各正疆境，毋侵越！”二十一年四月，禑（按：老王王颛嗣子；王颛为权相李仁人所弑，王禑为李仁人所立）表言：铁岭之地，实其世守，乞仍旧便。帝曰：“高丽旧以鸭绿江为界，今饰辞铁岭，诈伪昭然。其以朕言谕之，俾安分，毋生衅端。”
    当王禑上表乞地时，已有侵犯辽东的打算，派出两名大将，一名崔莹，一名李成桂，以平壤为前进指挥所。李成桂的部将陈景，因粮食不继，退回后方。王禑大概是听了崔莹的谗言，迁怒李成桂，杀了他的儿子。于是李成桂一怒回师，攻破王城，把王禑及崔莹监禁起来，立王禑的儿子王昌为王。
    王昌在一年以后又被废，据说是“国人弗顺”，启请王颛的元妃安氏，在王氏族中另择王瑶“权国事”。洪武二十四年十二月，王瑶遣子王奭入京，朝贺正旦。王奭未归，李成桂已篡位自立，是为李朝的始祖。
    王氏自后唐传国至此而亡，李成桂对国内的局势能够控制，但王瑶父子与明朝的关系不坏，怕太祖出兵干预，所以特派一个名叫赵胖的使臣，进京向太祖解释，说王瑶“昏戾信谗，残害勋旧”，王奭“痴騃不慧”，皆“不足以主社稷”，而李成桂则为众望所归，由耆老共推主国事，请“圣主俞允”。
    明太祖的态度是如此：
    帝以高丽处东隅，非中国所治，令礼部移谕：“果能顺天道、合人心，不启边衅，使命往来，实尔国之福，我又何诛？”
    明太祖作此宽大的表示，原因有三：
    一，已入暮年，性情较为平和，不愿轻易用兵；
    二，劳师远征，未见得有必胜的把握；
    三，有比耀武扬威更大的兴趣在。
    洪武二十五年以后的数年，是明朝开国以来最好的年代，当时是太祖锐意“经济建设”之时，有一项财经的伟业，较之萧何入咸阳，保存天下国籍，不致毁于西楚霸王的“怒火”，有过之无不及，此即是丈量海内土地。孟森《明代史》：
    （洪武）二十年，命国子监生武淳等，分行天下州县，随粮定区，区设粮长四人，量度地亩方圆，次以字号，悉书主名及田之丈册，编类为册，状如鱼鳞，号白“鱼鳞图册”。先是“黄册”之制，以户为主，详具旧管、新收、开除、实在之数，为四柱式，而“鱼鳞图册”以土田为主……于是以鱼鳞册为经，凡土田之讼质焉，黄册为纬，凡赋役之法治焉。……于是始无产去税存之患。
    孟森评此事有言：“‘鱼鳞区图’之制，为田土之最要底册，明祖创之，清代沿用……今全国之所谓土地台账，即此法也。明于开国之初，即遍遣士人（按：指国子监生），周行天下，大举为之，魄力之伟大，无过于此。经界由此正，产权由此定，奸巧无所用其影射之术。”
    同时工勤课桑麻，兴修水利。在洪武二十六年时，全国已垦的田地，计有八百五十万七千余顷，海内几无弃土。而太祖深谋远虑，曾有提示：
    二十七年三月，谕工部：“人之常情，饱则忘饥，暖则忘寒，设有不虞，将何以备？比年以来，时岁颇丰，然预防之计，不可不早，其广谕民间，如有隙地，种植桑枣，益以木棉，并授以种法，而蠲其税。岁终具数以闻。”
    种桑免税，直至清末，犹是如此，虽有豪强侵占，但大致春蚕人家是受惠的，此对江浙丝业的发展，甚有关系。
    洪武二十七年八月，太祖仍遣国子监生，周行天下，兴修水利。到洪武二十八年冬天，凡开塘堰四万余处，河道四千余处，筑陂渠堤岸五千余处。办事效率，相当惊人。
    就为了这胜于耀武扬威的、锐意经济建设的兴趣，太祖才承认了李成桂的政权。其时适值皇太子朱标薨，李成桂遣使上表，慰劝太祖，同时请更改国号。太祖命复古号“朝鲜”，随后更请求李成桂更改他本人的名字，由李成桂改为李旦。
    《明史·朝鲜传》：
    二十六年二月，遣使进马九千八百余匹……是月辽东都指挥使司奏：“朝鲜国招引女真五百余人，潜渡鸭绿江欲入寇。”乃遣使敕谕，示以祸福，旦得敕惶惧，陈谢上贡。
    李旦敢于挑衅，以及太祖不愿出兵讨伐，可能都由于蓝玉谋反一案。一方面认为有可乘之机；另一方面因为内部有了麻烦无意远征。蓝玉谋反，为明初四大狱之一。蓝玉是开平王常遇春的妻弟，与胡惟庸同乡，都是安徽定远人。初隶常遇春帐下，征元立功，太祖比之卫青、李靖。《明史》本传：
    玉长身赤面，饶勇略，有大将才。中山（徐达）、开平（常遇春）既殁，数总大军，多立功，太祖遇之厚，寖骄蹇自恣，多蓄庄奴假子，乘势暴横……怒逐御史，北征还，扣喜峰关，关吏不时纳，纵兵毁关入，帝闻之不乐。又人言其私元主妃，妃惭，自经死。帝切责玉。初帝欲封王梁国公，以过改为“凉”，仍镌其过于券。玉犹不悛，侍宴语傲慢，在军擅黜陟将校，禁止自专，帝数谯让。西征还，命为太子太傅，玉不乐居宋、颍两公下（按：宋国公冯胜、颍国公傅友德，“官衔”皆高于蓝），曰：“我不堪太师耶？”比奏事多不听，益怏怏。二十六年二月，锦衣卫指挥蒋璞告玉谋反，下吏鞫讯，狱辞云……将伺帝出藉田举事。狱具，族诛之；列侯以下坐党夷灭者不可胜数。手诏布告天下，条列爰书，为《逆臣录》。
    到九月间，逆案平定，太祖自谓胡惟庸、蓝玉为乱，“族诛者万五千人”。严刑峻法，慑服中外。李旦于建文即位后，自陈年老，传位于子，就是李芳远。
    李芳远对成祖极其恭顺，更因成祖有一半朝鲜血统，所以彼此交好。直到明末，满清兴起，有传朝鲜与清讲和者，朝鲜国王李珲犹上疏声辩，说：“二百年忠诚事大，死生一节。”崇祯十年，清太宗以“渝盟助明”之罪，亲征朝鲜，不久皮岛为清所夺，道路阻隔，关系自此而绝，而明祚亦覆。但朝鲜以助明之故，对清军将帅反感甚深，比较受欢迎的只有一个多尔衮。多尔衮之后亦有朝鲜选妃之举，此是另一重公案，将来有机会再谈了。

 朱三太子

    朱三太子
    “朱三太子”这个名词，从理论上讲是不通的。太子只有一个，通常是皇帝的嫡长子，经正式册立，备位东宫，始取得太子的称号。但嫡长子在皇子的排行中，也许不是第一，是行次、行三，而既经册立，便仅称为太子，不得称为二太子或三太子。唯有皇子才冠以排行，如皇长子、皇二子之类。民间对太子和皇子的区别不明，所以才有“三太子”的称呼。“三太子”且姓“朱”，知是明朝的皇子，说得明白些，就是明思宗的第三子。
    明思宗七子，这一辈命名的第一字，照规定为“慈”；第二字依五行“木、火、土、金、水”五字的偏旁依序取名，周而复始，思宗名由检，下一辈即应取火旁，所以七子名为慈烺、慈烜、慈炯、慈炤、慈焕，六、七两子名俱无考。次子及三幼子都早殇，皇长子慈烺立为太子，皇三子慈炯封为定王，皇四子慈炤封为永王。
    思宗的女儿有六，长成的只有两个，长平公主和昭仁公主。《明史·公主传》：长平公主年十六，帝选周显尚主，将婚，以寇惊暂停。城陷，帝入寿宁宫，主牵帝衣哭，帝曰：“汝何故生我家？”以剑挥砍之，断左臂。又砍昭仁公主于昭仁殿，越五日，长平公主复苏。
    此即吴梅村《萧史青门曲》中所写：苦忆先皇涕泪涟，长平娇小最堪怜，青萍血碧它生果，紫玉魂归异代缘。尽叹周郎曾入选，俄惊秦女遽登仙。
    清顺治二年，长平公主上书：“九死臣妾，跼蹐高天，愿髡缁空王，稍申罔极。”摄政王多尔衮不许她做尼姑，觅着周显令其复尚故主，赏赐了田地、邸宅、金钱、车马，但如此“皇恩”，自难消受。长平公主终日以泪洗面，郁郁成病，一年以后就死了。
    为了不使后妃受辱于流寇，思宗在决心殉国以前，传旨后宫，皆令自裁。所御宫嫔有贪生的，思宗手砍数人。袁贵妃自缢，绝而复苏，思宗拔剑砍其肩，终于生殉。但他对太子及永、定两王，则另有处置，而《明史》记思宗三子，都说“不知所终”，实为隐笔。
    未谈朱三太子以前，先要谈真假太子慈烺与王之明。而朱三太子又非皇三子，名字亦不叫慈炯。前引思宗诸子的名字，根据《明史》而来，但《明史》在这一点上是错了，后文将有说明，姑作搁置。
    按：明思宗周皇后生太子及皇四子，田皇贵妃生皇三子。甲申三月十九日，李闯破京，思宗命太子避往成国公府。成国公朱纯臣，此时统率京营，思宗的意思自是希望他能保护太子。皇三子定王及皇四子永王，则分投外祖父家。永王的外祖父为嘉定伯周奎；定王的外祖父为左都督田弘遇，住铁狮子胡同，梅村歌行中的《田家铁狮歌》，以及《圆圆曲》中的所谓“相见初经田窦家”，都指此处。
    其时京城已经大乱，太子及两王，一出宫就被冲散。但定、永两王最终还是到了周家，却为周奎献于李闯，而太子不知所往。
    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李闯挟两王及其在山西所俘虏的晋王出京。“一片石”一仗，吴三桂与多尔衮夹击李闯，李闯大败。晋王找到个机会投往吴三桂军中，定、永两王则下落不明。
    到了这年——明崇祯十七年，也就是清顺治元年的冬天，忽然有个青年男子，投往周奎家，由周奎的侄子周绎接见，此人自言：“我就是太子，出了宫无法到成国公府，躲在东厂门。到半夜里才敢出来，找到一家豆腐店，店主人给我换了一身旧衣服，送到崇文门外的尼姑庵暂住。以后又转到太监常进节家。最近听说公主在这里，我特为来看她。”这个公主就是被她父亲砍断了左臂的长平公主，救治以后，送到周奎家住。
    周绎不认识太子，但长平公主可以相认，太子与长平公主同岁，照月份算是兄妹，两人一见，相向大哭。周奎留太子吃饭，并以君臣礼相见。到了天黑，太子告辞，长平公主给了他一件棉袍，而且叮嘱他以后不要再来。这可能是长平公主已看出她身受国恩的外祖父不是个玩意儿，怕生危险之故。
    而太子不能领会他妹妹的告诫，过了几天又来了。周绎留他住下，但告诉他说：“你不要说你是太子。只说姓刘，以说书为生，可以免祸。”太子不愿依从，周绎便把他赶出门外，事先周奎已向地方官去出首，说：“有一个男子自称太子，不知真伪，现在我家，不敢隐匿。”所以太子一出门便被捕了。
    又有一说：周奎留太子住了两天，方始自首，并非被逐而为逻卒所捕。不管如何，总之，太子是被捕送到刑部审问了。
    因为周奎有不知真伪之言，所以第一步就是“验明正身”。这一案被传讯的人极多，包括常进节及其他曾执役东宫的太监。常进节和另一太监王化澄都说不假；再审周奎家的奴仆，供出周绎接待太子，以及太子与公主兄妹相见的情形。这就很显然了，周家明知是真，而故意说不知真伪，则其意何居，不问可知！
    当时主审的是刑部尚书吴达海——顺治初年，六部尚书尚无“满汉两堂”的制度，只有一个满尚书吴达海，他不懂汉语，根本不知堂下所供的是什么。有个陪审的刑部主事钱凤览却忍不住了，怒气冲冲下得堂来，对准周绎就是一拳。钱凤览为什么揍他，吴达海也是莫名其妙，只知真伪难决，下令暂且收监。
    第二天，周奎又上了一本，其中有“即以真为伪，亦为国家除患”的话，可知是劝满清杀太子。因而又举行“廷勘”，仍旧以辨真伪为先，特召随吴三桂降清的晋王及旧时东宫太监十人辨认。十个太监一见太子，立即跪倒，指称为真，唯独晋王不以为然。这时头一天说了真话的王化澄也改口说假了。
    于是太子慨然说道：“我来看公主，并无其他企图。现在为周奎叔侄所出卖，真也是死，假也是死，何必还要辨别？”
    这话说到了多尔衮他们心里，然则何以要辨呢？其中另有说法。满清原为明朝的臣属，为了消除汉人的反抗心理，经过洪承畴之流的“高人”指点，不承认他们是夺了朱明的天下。他们说，朱明亡于流寇，清兵入关，赶走李闯，乃是为明报仇，所以对于明朝殉节的帝后妃嫔，以礼安葬；对于长平公主，仍旧要替她找“驸马”。既然如此，发现了真太子，却又如何处置？因此，满清绝不能承认有真的明太子出现，一个绝不可更移的原则是：假也是假，真也是假！
    这当然是他们心里的意思，而有些天真的人识不透，以为满清说得这样仁义道德，则如发现了真太子，即使不能推位让国，起码也会像宋太祖对柴家子孙那样，有个好好的位置，所以极力想办法要证明太子为真。
    钱凤览就是这样一个天真得可敬的人，他根据周奎所说“即以真为伪，亦为国家除患”的话，认为“此语真情已露，请复讯”。满清不得已，只能再召晋王及前明的侍讲谢升来求证。
    不提根本没有心肝的晋王，且说谢升。他是山东人，万历三十五年进士，官至建极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加少保，受恩不为不厚，而“廷质”时居然“方证其非”。于是太子喊他：“谢先生！”说某时某日，在某殿讲某书、谈某事，还记得不？谢升语塞，一揖而退。
    这下又恼了钱凤览，当时就大骂谢升和晋王。一场真伪之辨无结果而散。消息传了出去，士庶百姓自然更不会明了满清贵人的用心，他们的想法比钱凤览还要单纯，纷纷上书，为太子声辩，同时无不痛责谢升。满清一看情势不妙，初度展开了高压的手段，凡有上书助太子的，无不收捕下狱，而民不畏死，言者不已。
    最后迫使摄政王多尔衮不得不亲自出面，他御殿亲询群臣，太子究竟是真是假？别人沉默，只有钱凤览与赵开心，侃侃而言，表示“人各为主”，多尔衮大怒，表示：“真假且不必争，朝廷自有处分。但晋王为前明王子，谢升亦是大臣，钱凤览对晋王不逊，百姓辱骂大臣，便是犯上。”因而传谕，钱凤览、赵开心以及其他因本案而下狱的人，一概处决。群臣为赵开心求情，赵开心得以免死；钱凤览改为绞刑，于顺治二年正月处决。
    就在这时候，南明也发生了真假太子的大风波。事情的起因是这样，南明的鸿胪寺少卿高梦箕有个家人叫穆虎，从北方回南边，船过山东时忽然有个少年请求附搭便船，穆虎答应了。到晚来，少年解衣入寝，里面穿的衣服上绣着一条龙。穆虎大惊，问他的姓名，他说他就是太子，吴三桂把他从李闯那里救了出来，叫他逃走。提到思宗和皇后时，少年便放声大哭，哀痛不胜。
    “那么，”穆虎问他，“李闯称你什么？”
    少年又是涕泗交流，惨然答道：“他把我当儿子。”
    看这样子还有何疑，穆虎便把他带到金陵，一望见明太祖的孝陵，少年便伏地痛哭，一切的一切，都是末路王孙的模样。但是高梦箕到底不比穆虎，而且也听说北方在闹真假太子，所以起初还不肯相信。
    于是此少年为他描述数年前始行“冠礼”那天的情形。当时高梦箕是鸿胪寺的“序班”，这个职位与“鸣赞”同为大典礼的司仪，对于当时的经过大致还记得，一听不错，便信以为真了。
    但高梦箕很清楚，这个“太子”如果一露面，十有八九小命不保，所以秘密把他送到杭州，藏在他侄子高成家。住了有个把月，此少年不安分了，渐渐露出颐指气使的“东宫”派头，这样下去，定会引人疑心，给高成带来灾难。忧惧之下，高成写信给他叔叔。高梦箕回信叫高成把“太子”送到金华。揣测他的企图，是要把“太子”送到福建巡抚张肯堂那里，另建“正统”。按：郑芝龙与张肯堂拥立唐王是之后的事。
    可惜，事机不密，将肇大祸。高梦箕不得已密报马士英，自然，福王也立刻就知道了，派了两个太监去追，在浙江汤溪追到人，护送至南京，暂住兴福寺，半夜里秘密移入大内。
    这时的福王，与宋高宗的心情一样——在王国城的宋钦宗倘若回来，高宗便不知何以自处。此刻太子出现，福王的皇位便将不保，所以极其焦灼。
    于是有人上言，说驸马王昺的侄子王之明，相貌很像太子。这就可能发生了假冒的问题，所以立刻把此少年收捕下狱。
    三月初六在大明门会审太子真伪。事先福王于内殿召见翰林刘正宗和李景濂，说道：“倘是真的太子，我怎么办？你们从前都是讲官，应该去仔细认个明白。”刘、李二人听出弦外之音，福王是要学多尔衮的样子，反正这个“太子”真也是假，假也是假，此刻就把他认定了！
    但是，要把此“太子”公开认定为假，也不容易。刘、李二人虽曾当过讲官，其实不曾在东宫进讲过，所以根本不知此“太子”的真伪。那就只有用陷真于假的办法。
    在会审的那间屋子里，“太子”东向而坐，神态倨傲，而应对极其敏捷，随问随答，十分厉害。刘正宗便想了许多方法来套他的话，只望他言多必失，捉住一个漏洞，就可以说他冒充。
    问来问去，把“太子”问得冒火了，板起脸来说：“你们以为我是王昺的侄子，就算王昺的侄子好了！你们不想想曾做过皇考的臣子，何以一旦翻脸竟不认人到如此地步！”
    这一骂，在场的臣子，有的羞惭，有的愤怒，但亦无可如何。审了半天，真假依旧无法分明，大家商量后，认为非要把最早收容“太子”上船的穆虎抓来，归案质讯不可。“太子”只好仍送监狱。
    那时在别殿有许多官员正翘首盼望消息，宫门外亦有百姓在等候结果，照他们的想法，认一认太子的真假，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何以会有困难，令人不解。再往深一层去想，倘是假冒太子，便该严究其罪。照现在的情形看，明明是要以真为假，这搞的什么鬼！
    于是内外臣工纷纷上书，有的以大义责南明的“首辅”马士英，应该保全“太子”；有的大骂杨维垣——首先上疏说“太子”像王之明的就是他，他也是所谓“魏忠贤干儿”的“阉党”之一，现在再干了这件“大逆不道”之事，越发被骂得狗血喷头。
    民间如此，宫里的反应则完全不同，诸臣回奏以后，福王召见，对大家表示：“先帝身殉社稷，这一案我不能不关心，在宫里只等你们的消息，如果是真的，我仍旧叫他做太子。哪知道又不是！”听他的语气，真是“其词若有憾焉，其实乃深喜之”。
    但案子总要有个归结，倘或有个有力的人证来说一句：“这不是太子！”便可塞中外之口。刘正宗之流，想来想去想到了一个人：方拱乾。
    方拱乾的子孙，从清初直至乾隆朝，都是有名人物，这一家的遭遇，升沉荣辱，多彩多姿，而终清之世，为海内有名的世家，“桐城方家”，说起来几乎无人不知。
    方拱乾，号坦庵，在明朝官至左谕德兼侍读，照料东宫读书。所以他对太子最熟悉不过，也就是最有资格来鉴定太子真假的一个人，但他此刻被关在监狱里。
    李闯入京，有许多明臣被捕投降，变成“附逆”。及至清兵入关，他们乘机逃出京城，投奔南明，结果又被捕，这个附逆的案子，称为“顺案”，这是阮大铖发明的名词。崇祯初年大治“阉党”，称为“逆案”。此时阉党余孽的阮大铖，便对东林展开报复，他说：“你们从前搞‘逆案’，我现在就搞个‘顺案’给你们看。”“顺案”之“顺”，由李闯的“年号”“大顺”而来。
    方拱乾亦是“顺案”中人，正被关在监狱里，此时先把他放了，然后由刘正宗等人拿名帖把他请来。等方一到，刘正宗兜头一揖，为他道贺，说道：“先生恭喜！审真假太子一案，全在先生一句话，不但可以免罪，而且还要高升。”
    方拱乾是出狱以后才知道有这么件案子，现在一听刘正宗他们的话，知道了福王及其左右的意思，便“嗯、嗯”地敷衍着。那时“太子”又被提出来审问，依然倨傲高坐。审到一半，好些人拥着方拱乾到了，“太子”一见就喊道：“方先生，别来无恙？”
    听他这一喊，足见认识方拱乾，但方拱乾不敢答应，悄悄退到后面，别人问他太子真假，他亦不答。这是种非常奇怪的态度，越发启人疑窦。大家都这样在想，太子一定是真的，只是方拱乾受了压力，不敢相认——就因为他这一暧昧微妙的态度，刘正宗跟他结了冤家，十年以后，报复得他好惨。
    由于方拱乾不肯“验明正身”，只好另想办法。有的人说，太子口中有虎牙，有的说足底有两颗痣，一一相验，都不符合。审问的官员便要加刑。就在这紧要关头，传来了黄得功的一道奏折，为真假太子一案，有所主张。黄得功是南明“江淮四镇”之一，其人与高杰大不相同，《明史》将他与周遇吉列为一传，评价在左良玉以上。《明史》本传：
    黄得功号虎山，开原卫人，其先自合肥徙。早孤，与母徐氏居。少负奇气，胆略过人，年十二，母酿酒熟，窃饮至尽，母责之，笑曰：“偿易耳。”时辽事急，得功持刀杂行伍中，出斩首二级，中赏率，得白金五十两，归奉母曰：“儿以偿酒也。”由是隶军略为亲军，略功至游击。崇祯九年迁副总兵……十七年封靖南伯，福王立江南，进封侯，旋命与刘良佐、刘泽清、高杰为四镇。……得功粗猛不识文义，江南初立，王诏当指挥，多出群小。得功得诏纸，或对使骂裂之。然忠义出天性，闻以国事相规诫者，辄屈己，改不旋踵。北来太子之狱，得功抗疏争。
    黄得功驻仪真，与金陵一江之隔，那些审问真假太子的官员，心存顾忌，不敢再用刑讯，所以这二次审问，依然不得要领。
    第二次的审问，虽以黄得功一奏而暂时中止，但刘正宗等人却打算就此糊里糊涂定案，联名具奏，说“假冒是实”，并请方拱乾具名，方不肯，于是有三月十五日的第三次开审。这时把高梦箕、高成叔侄和穆虎亦都提到，决心办个“水落石出”。
    主审的官员点名，首先就叫：“王之明！”那“太子”的词锋极犀利，他说：“何不叫‘明之王’？”问官大怒，喝令动刑，把“太子”拉了下来，要上夹棍，“太子”狂喊：“太祖！”“皇考皇帝！”声彻内外。
    夹了太子又夹高梦箕等人，因为在穆虎衣袋中搜出高成给他叔叔的信，内中有“或往楚或往闽”的话，“往闽”是投郑芝龙，“往楚”则是到武昌投宁南侯左良玉，而左拥重兵正扬言“清君侧”，更触犯了马士英、阮大铖的大忌，此时就必欲追究，到底往楚往闽，何人主使。
    虽在刑讯之下，高梦箕等人并无确实的供词，再加严刑，非立毙堂下不可，于是陪审的大理寺官员葛亮，悄悄对刘正宗等人说：“诸公自度朝廷的兵力，能不能声讨左良玉、郑芝龙的罪名，制江淮四镇的死命？如果不能，这样搞法，会激出变故！”这下提醒了刘正宗，急令松刑，仍旧送入狱中。
    以上所记，大致据吴梅村《鹿樵记闻》的“两太子”篇。太子不可能有两个，有一真，便必有一假，所以能找出真的来，就可知另一个为假冒。孟心史先生在《明烈皇殉国后记》中下一断语：
    今为较其踪迹，则北太子不能不信为真，即南太子自显其伪。夫欲以太子之名投南，犹为以明投明，可冀获福；若以投北，何所希望？且所投者为外祖之家，岂有不识太子，而贸然跪献酒食之理？长平公主又在周奎之家，公主与太子同岁，均为十六岁，非幼少无知，而相见哭泣，认识必确。此等情节，又出《东华录》，非故明遗老之传闻。后来周奎之出首，自缘求媚于新朝，忍负帝后。晋王由李自成自晋携来，本非生长宫中，虽属宗藩，未必能辨太子面貌，其不以不能辨为辞者，亦愿为新朝效“除患”之力耳。
    这段话可以说是定论。至于“南太子”确为假冒，而其人则如杨维垣所说，果然是王之明。
    诚如杨维垣所指，假冒为“南太子”的是王之明。《弘光实录钞》载有问官所上的“审词”。可知其来历：
    审得王之明供称：年十八岁，三月十六日生，保定高阳县人。伯祖王昺，尚延庆公主。祖王晟，父王元纯，嫡母刘氏，生母徐氏，父母皆故。止有一妹，嫁与举人张廷录子问成。齐驸马之叔行四者，同陈洪范自南而北，故住之明之屋，语以南方乐土。之明买驴一头，随一仆王元出走，行至山东，王元逃失，邂逅穆虎及长班张应达，生员刘承裕，遂结伴同行。穆虎、张应达胁之明冒称皇太子。至南京，留梦箕家四日，随送汤溪潜住。
    又供：武公名下一小内监教之明：皇后是周，东宫是田，西宫是袁。又与一单，细注历代祖宗，各省藩府，令之明牢记。又讯：“方讲官汝何故识之？”之明供：“有人语我，多髯而方冠者，方拱乾也。”臣等会看得王之明，即汉史所云夏阳男子假冒卫太子之故智也。
    这篇“审词”，曾加刊刻，颁行天下，而天下臣民，见而愈疑。按：“卫太子”即汉武帝太子刘据，卫后所出，所以一称“卫太子”，获罪亡命，死后谥为“戾太子”。昭帝始元五年，有张延年其人假冒卫太子，形貌酷似，群臣震骇，独有隽不疑喝令拿捕，他认为即是真的太子，收捕了也不要紧。引春秋卫国蒯聩出奔，灵公崩后，太子辄即位，蒯聩想回国，太子辄不纳的典故，说卫太子得罪先帝，亡命出走，果真不死回来，亦是国家罪人。现在断王之明之狱，引用这个典故，无异表示，即令是真的太子，不能随先帝同殉社稷，亦是国家罪人。这可以看出刘正宗之流，根本就有“假也是假、真也是假”这个成见横亘在胸中。
    我认为整个案子中，最可玩味的一点是，方拱乾的态度。他明明已看出“太子”是假冒，何以保持沉默？深入研究，可能出于两个原因。
    第一，福王即位后的表现，令人异常失望；对阮大铖的复起，更是痛心疾首。方拱乾的沉默，乃是一种沉默的抗议，等于表示希望真太子出现，代替福王继承大统。
    第二，可能是为了暗中支援左良玉。其时湖广总督何腾蛟、江楚总督袁从咸等，多不满南明处置“北来太子”的经过，纷纷上疏抗议，宁南侯一军的态度，尤其强硬，“传檄讨马士英”，南明诸臣，惶惶不安。而左良玉的“清君侧”，又与东林有关，所以方拱乾暗援左良玉，实在是站在东林一面，对抗阉党。
    于此，我们不能不先谈一谈福王被立的经过及背景，其事相当复杂，而简洁扼要的列叙，莫如孟心史先生的《明代史》，引录如次：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贼陷北都，帝后殉国。四月十二日凶闻至南京。时参赞机务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督师勤王在浦口。诸大臣会议立君，仓猝未定。亲藩中，福王、潞王避兵在淮上，前侍郎钱谦益（等），入说兵部侍郎吕大器，言福王立，虑修衅“三案”，大器遂与都御史张慎言、詹事姜曰广，移牒可法，言福王伦序当立，而有七不可：曰贪、曰淫、曰酗酒、曰不孝、曰虐下、曰不读书、曰干预有司，潞王贤明当立。可法亦以为然。凤阳总督马士英潜与阮大铖计，议立福王，咨可法。可法以“七不可”告之。而士英已与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高杰，发兵送福王至仪真。于是可法等迎王，王名由崧，父常洵，以神宗爱子始封“福王”。
    所谓“三案”，即“梃击”“红丸”“移宫”，皆与福王由崧的祖母即神宗宠妃郑贵妃有关。此三案造成东林与阉党的绝大冲突，在此三案中，郑贵妃扮演了反面的角色，而有阉党的援助。崇祯初办“逆案”，大捕阉党，此时如福王得立，则为她祖母“报仇”，一定要翻“三案”，于东林不利，所以钱谦益等人，不主张立福王。
    不过，东林的动机虽不无私意，议论却颇为正大，福王的“七不可”，皆有实据。以“淫”而言，当福王被立，宫内日日演传奇，召秦淮妓女侍酒。明朝宫中的规矩，凡宫女被幸的，赐金凤钗一支，作为表记。有一天福王召集群臣看阮大铖所编的《燕子笺》，一剧未终，座中妓女已有五六个头上插了金凤钗，搔首弄姿，自鸣得意。福王的好色，于此可想。
    福王在位一年，几乎可说无一善政。当时的人心士气，因崇祯的殉国而复有所激励，大事非不可为。但马、阮窃政，正人被残，诸忠尽斥，到底把明朝送了终。史阁部虽然精忠耿耿，但才具不过太平宰相，当危疑震撼之际，不能以非常的见识与魄力，应付非常的局面。当其时也，长江上游有左良玉，下游则史可法为重镇，如果他能联络左良玉，足以遏制马士英与高杰、刘泽清之流的野心。并且立福王之谋虽出于马、阮，成其事者实为史可法。《明史》本传：
    士英与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高杰发兵送福王至仪真，于是可法等迎王。五月朔，王谒孝陵奉先殿，出居内守备府。群臣入朝，王色赧欲避，可法曰：“王毋避，宜正受。”既朝议战守，可法曰：“王宜素服郊次，发师北征，示天下以必报仇之战。”王唯唯。明日再朝，出议监国事，张慎言曰：“国虚无人，可遂即大位。”可法曰：“太子存亡未卜，倘南来若何？”诚意伯刘孔昭曰：“今日既定，谁敢复更？”可法曰：“徐之。”乃退。又明日，王监国，廷推阁臣，众举可法。高弘图、姜曰广、孔昭，攘臂欲并列。众以本朝无勋臣入阁例，遏之。孔昭勃然曰：“即我不可，马士英何不可？”乃并推士英……士英旦夕冀入相，及（仍督师凤阳）命下，大怒，以可法“七不可书”奏之王，而拥兵入觐，拜表即行。可法遂请督师出镇淮扬。十五日，王即位，明日可法陛辞……士英即以是日入直。
    由这一段记载看，史可法是当时众望所归的第一重臣，但是他的主张，没有一项实现！黄子澄愚而好自用，史可法则正好相反，心知善恶而善善不能用，恶恶不能去。福王初时犹自知“不似人君”，而史可法劝进。马士英入相愿虚，虽愤怒而无之何，谁知史可法懦弱怕事，节节退让，把宝贵的半壁河山，硬生生送入昏主奸臣手中。尤以自请“督师出镇淮扬”一举，真不明白他的本意何在。如果扬州守得好，犹有可说，事实上“扬州十日”的浩劫，充分说明了史可法究有几许将才！当时以为“秦桧留之在朝，李纲驱之在外”，且不说是被驱还是自请，至少史可法不能与李纲相比！而三百余年四月梅花，克享大名，真事之不可解者。
    由于史可法的软弱无所作为，马、阮用事，一片败象，在上游的督抚，大为不满。尤以左良玉雄居武昌，军容甚盛，为马、阮所畏忌，防左军甚于防清兵，此又何得不反？《明史》二百七十三本传：
    李自成败于关门（按：指吴三桂引清兵入关，败李于“一片石”），良玉得以其间，稍复楚西境之荆州、德安、承天，而湖广巡抚何腾蛟，及总督袁继咸居江西，皆与良玉善，南都倚为屏障。良玉兵八十万，号百万，前五营为亲军，后五营为降军，每春秋走兵武昌诸山，一山帜一色，山谷为满。军法用两人夹马驰，曰“过对”，马足动地，殷如雷声，闻数里。诸镇兵惟高杰最强，不及良玉远甚。……良玉之起由侯恂，恂故东林也。马士英、阮大铖用事，虑东林倚良玉为难，谩语修好，而阴忌之，筑板矶城为西防，良玉叹曰：“今西何所防？殆防我耳！”会朝事日非，监军御史黄澍挟良玉势，而触马、阮。既返，遣缇骑逮澍，良玉留澍不遣。澍与诸将日以“清君侧”为请，良玉踌躇弗应。亡何，有“北来太子”事，澍借此激众，以报己怨，召三十六营大将与之盟，良玉反意乃决。
    按：侯恂就是侯方域的父亲，有恩于左良玉。据侯方域《宁南侯传》，左良玉在辽东任都司，曾犯盗劫，而错劫了锦州的军装，本来罪当斩首，幸有同犯丘磊独自承担，得以免死。后来他因为失了官职，到昌平投靠侯恂，侯恂很赏识他，不断提升，直至总兵官。（引自“文光”版《桃花扇》注）
    《桃花扇》第十出“修札”、第十一出“投辕”记左良玉内犯，马士英托杨文骢出面，求得侯方域以他父亲名义致左良玉的一封信，由柳敬亭赴武昌投递，希望退兵。《桃花扇》号称于南明史事，无不相符，而柳敬亭为宁南侯的上客，则有吴梅村的《楚两生行》可证，因此，在当时可能有此“修札”“投辕”的插曲。但柳敬亭一番游戏舌辩，而有第十三出“哭主”，以内犯之师，勤王北上，则与正史记载有所不同。
    按：善说书的柳敬亭为左良玉的清客。吴梅村《柳敬亭传》：
    良玉奉诏守楚，驻皖城待发，守皖者杜将军宏域……会两人用军，事不相中，念非生（按：指柳敬亭）莫能解者，乃檄生至，进之左。以为此天下辩士，欲以观其能，帐下用长刀遮客，引就席，坐客咸震慑失次。生拜讫索酒，诙谐调笑，旁若无人。左大惊，自以为得生晚也。
    据此可知柳敬亭善于排难解纷，为左良玉所重。但据《楚两生行》序，左良玉自武昌发兵时，柳敬亭已“先期东下”，并不在军中，自更无劝左勤王之事。
    “讨马”之役，左良玉全军尽出，自汉口至蕲川，火光接天，顺流东下到了九江，总督袁继咸到船上相见，忽然城内火起，他的侍从向左报告，说是袁继咸的部队烧杀反叛。事后左才知道是他的部将干的好事，自觉对不起袁继咸，大为悔恨。他原已老病侵寻，经此刺激，当夜呕血数升而死。《明史》本传：
    良玉死，诸将推其子梦庚为“留侯”，军东下。朝命黄得功渡江防剿。时大清兵已下泗州，逼仪真矣！梦庚遂以众降于九江。
    左梦庚的投降，为当时仁人志士所痛心疾首。吴梅村诗：
    忆昔将军正全盛，江楼高会夸名胜；生来索酒便长歌，中天明月军声静。将军听罢据胡床，抚髀百战今衰病；一朝身死竖降幡，貔貅散尽无横阵。
    此即叙左良玉开府武昌，以及柳敬亭初见左良玉的经过，而“一朝身死竖降幡，貔貅散尽无横阵”，乃深致慨于梦庚不能继父之志。
    研究当时东林诸君子的心理，马、阮猖狂，而史可法无用，此时寄望于左良玉者甚深。黄澍的力请“清君侧”，显然是得到东林支持的，照实际情形看，亦非改组整个朝局不能谈恢复中原。福王继位原为权宜之计，但要废掉他，只有期望真的太子到来，因而明知可疑，亦不能不借此作一番文章。方拱乾知而不言，是因为不能言，一旦说破“太子”是假，左良玉一军“兴晋阳之甲”便是师出无名了。
    南明这一幕闹剧，随清兵的南下结束。多尔衮于前一年的六月与诸王大臣定议建都，遣使到盛京也就是现在的沈阳，迎接世祖入关，九月十九日自正阳门入宫，即皇帝位。十月底命豫亲王多铎为定国大将军，进取江南；英亲王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西讨李自成。这两个人与多尔衮同母，阿济格是他的哥哥，多铎是他的弟弟。
    多铎的军事行动是先肃清大河南北的流寇，然后移师江南，一路势如破竹，于顺治二年四月十八到扬州，劝史可法投降，不从。于是从四月二十五直到端午，有“扬州十日”之惨，史可法殉难，但其过程有三种说法：一种如正史所说，“不屈见杀”；一种是“沉江”，出于《桃花扇》：
    【锦缠道】（外扮史可法，毡笠急上）（回头望介）望烽烟，杀气重，扬州沸喧，生灵尽席卷，这屠戮皆因我愚忠不转。兵和将，力竭气喘。（白）俺史可法率三千子弟，死守扬州，哪知力尽粮绝，外援不至。北兵今夜攻破北城，俺已满拼自尽，忽然想起明朝三百年社稷，只靠俺一身撑持，岂可效无益之死，舍孤立之君？故此缒下南城，直奔仪真，幸遇一只报船，渡过江来……
    等渡过江，才知福王和马、阮等人已经逃走，于是：
    【普天乐】撇下俺断篷船，丢下俺无家犬，叫天呼地千百遍，归无路，进又难前。那滚滚雪浪拍天，流不尽湘累怨。（白）有了，有了，那便是俺葬身之地……
    按：《桃花扇》叙事务求真实，则此“沉江”一说，自系记述当时的传闻，不可视作孔尚任个人的想象。
    再有一说是史可法自求“办一死”，见于王渔洋的笔记。顺治十四年丁酉科场案，刑部主审的官员叫安珠瑚，他曾随多铎下江南，知道史可法的下落。安珠瑚后来在宁古塔做副都统。丁酉科场案中受冤的吴汉槎，在被捕时颇得安珠瑚的照应，此时异地重逢，结成知己。当康熙二十年，由于纳兰的营救，吴汉槎得以赦还，此时安珠瑚已升任吉林将军，吴汉槎路过时，安珠瑚特为告知其事。
    王渔洋的《池北偶谈》是这样说的：
    康熙二十年，吴江吴汉槎自宁古塔归京师，驻防将军安某者，老将也，语之曰：“子归可语史馆诸君，昔王师下江南破扬州时，吾在行间，亲见城破时，一官人戴巾衣氅，骑一驴诣军营，自云：‘我史阁部也。’亲王引与坐，劝之降，以洪承畴为比。史但摇首云：‘我此来只办一死，但虑死不明白耳。’王百方劝谕，终不从，乃就死。此吾所目击者，史书不可屈却此人云。”
    按：此“驻防将军安某”即安珠瑚，看他郑重嘱咐吴汉槎的语气，可知当时民间对史可法之死，必有异闻。主要的原因是，史可法的尸首始终没有找到。当“扬州十日”时，清兵无纪律可言，而且语言不通，史可法被杀后，无人料理，黄梅天气的烈日大雨之下，尸首腐烂，事定已不可复办，所以扬州梅花岭的史墓，只是衣冠冢。
    清朝修明史，在康熙十八年特开“博学鸿词”以后，“史馆诸君”颇多吴汉槎的旧识，安珠瑚的话，他必已转告，而《明史·史可法传》并无自诣军营见豫王的话，此或者因为豫王既杀史可法，不能以礼葬，会受后人的批评；或者嫌史可法不能奋起杀敌，死得不够壮烈，所以隐去，亦未可知。总之，以安珠瑚的为人，可以断其必不妄言，只可惜这条史料经过两道手，不能认为百分之百可靠。
    在扬州的清兵，屠城以后于端午节前“封刀”。过节那天，清兵渡江，郑鸿逵的水师溃败，于是镇江沦陷，清兵由丹阳、句容直扑南京。
    福王是在五月初十逃掉的。第二天马士英也一走了之。其间有许多丑态，先看《桃花扇》描写马士英“逃难”：
    【香柳娘】报长江锁开，报长江锁开，石头将坏，高官贱卖没人买。（白）下官马士英，五更进朝，才知圣上潜逃，俺为臣的，也只得偷溜了。（接唱）快微服早渡，快微服早渡，走出鸡鹅街，提防仇人害。（倒指介）那一队娇娆，十车细软，便是俺的薄薄宦囊，不要叫仇家抢夺了去。（唱）要随身紧带，要随身紧带，殉棺货财，贴皮恩爱。
    马士英逃难的行列中除了细软、姬妾以外，还有福王的生母在内，由他的亲军四百贵州兵保护，走浙江，经安徽广德，知州赵景和恐其中有诈，闭城不纳。马士英攻破城门，杀了知州，然后放了一遍抢，往杭州而去。由于有福王母妃在内，杭州的地方官以总兵府为行宫，这样算是暂时安顿了下来。
    不多几天，阮大铖和兵部侍郎朱大典，以及马士英的同乡严州总兵方国安，也仓皇逃到杭州，这时才知道黄得功兵败，福王为清兵所擒——福王逃难之日，犹在演戏。《清史稿补编·南明纪》：
    （己酉五月）初十日，都门尽闭，大风猛雨，午后犹集梨园入内演戏，帝与群小杂坐酣饮。时日将晡，帝计无所出，召内臣韩赞周问策，赞周曰：“此番势既汹汹，我兵单力弱，战、守、和无一可者。不若御驾亲征，济则可以保社稷，不济亦可以全身。”帝然之。二鼓，乃与屈、张二阉，单骑从通济门出，奔黄得功营。得功方与左兵战，闻之即归营，向泣曰：“陛下死守京城，臣等犹可借势作事，奈何听奸人之言轻出，进退将何所据？此陛下自误，非臣等误陛下也。臣营薄弱如此，其何以处陛下哉？”
    福王在黄得功营中住了两天，阮大铖他们得信赶到了。前方危险，且黄得功已有无法保护的表示，于是“君臣”商议，改投太平府。刘孔昭以当时未能入阁，犹有余憾，飨以闭门羹；因而改投芜湖，总兵黄斌卿一看是“祸水”来了，逃之夭夭，这才决定转往浙江。
    其时江淮四镇，高杰为许定国所杀，刘泽清入海，刘良佐投降，只有黄得功孤军撑持。刘良佐投降后自请擒福王赎罪，追到了福王，又去招降黄得功。黄隔河大骂，刘良佐伏弩突发，正中黄得功咽喉，自知无能为矣，回营拔剑自刎。四镇中唯此人忠义激烈，但竟受马士英的命令，与左良玉为敌，此则史可法不善调护之过。
    福王于五月十五日回南京，以无幔小轿入城，头上包块布，身穿蓝布衣服，自知羞见百姓，以油纸扇遮面，但老百姓恨极了他，夹路唾骂，投以瓦砾。
    只逃了五天的难，福王依旧回到了南京，但身份已有云泥之判。当福王及马士英逃走的消息一传出，南京城内大乱，勋臣忻城伯赵之龙关闭城门，准备投清。老百姓大杀马士英的部下。到了午后，有个姓赵的监生领着一群人打开监狱，把“太子”放了出来，拥入宫中，登殿鸣钟，文武百官不知是怎么回事，都不敢出门。王之明就在百姓“拥立”之下，成为“明之王”。副都御史杨维垣是首先揭发王之明真姓名的人，怕他报复，吓得上了吊，两妾相殉。南明殉难诸臣的名单中，有杨维垣的名字，认为他虽出身阉党，但紧要关头，不亏大节，犹有可称，其实他的死因是如此。
    就在这天，豫王到南京，赵之龙挟王之明投降，福王亦到，降王的地位反在假太子之下。《南明纪》：
    （弘光帝即福王）见豫王叩头，豫王坐受之，命设酒于灵璧侯府，坐帝于“太子”下，赵之龙暨礼部八人侍宴，唤乐户二十八人欢唱饮酒。席中豫王问帝曰：“汝先帝自有子，汝不奉遗诏，擅自称尊，何为？”又曰：“汝既擅立，不遣一兵讨贼，于义何居？”又曰：“先帝遗体，止有太子，逃难远来，汝既不让位，又辗转磨灭，何为？”帝不答。……席散，拘于江宁县，帝嘻笑自若，但问马士英奸臣何在？豫王令帝旧臣一一往视，诸臣见故主，皆伏地流涕，王铎独直立，戟手数其罪恶，且曰：“余非尔臣，安所得拜？”遂攘臂呼叱而去。
    按：王铎是南明的东阁大学士，他曾为福王写了一副集句的对联，公然悬于殿廷：“万事不如杯在手，人生几见月当头。”可知虽为“宰相”，实同“帮闲”，而此时居然“攘臂呼叱”，倒不如“伏地痛哭不能起”的钱谦益，虽皆为贰臣，毕竟有所不同。
    不久清兵挟福王及王之明到杭州，潞王出降。其年九月，豫王班师，福、潞两王及王之明，相随北去。第二年五月福王为清所杀。在福建的隆武帝为福王遥上尊号，曰“圣安皇帝”；桂王永历十一年，上谥曰“简皇帝”，庙号“安宗”，但这些尊号不为史家所承认，多称为弘光帝或福王。
    当清兵将到杭州时，马士英先期开溜，渡江到绍兴投监国的鲁王。鲁王左右不欢迎他，如是辗转浙东各地，每为百姓所驱逐，最后到了他的同乡总兵方国安军营里，与阮大铖相遇。阮犹掀髯谈兵，马则以恶事多出于阮，而恶名多归于己，所以对阮颇见怨恨。及至清兵渡江进迫，马士英逃入天台山最终被杀，阮大铖则投降了清朝。
    阮在阉党中有个关系极密切的朋友冯铨，冯是河北涿州人，以阉党巨擘而为《贰臣传》中的重要人物。阮大铖靠他的力量，得为“军前内院”，从征立功。其时勒克德浑已代豫王多铎领兵，阮大铖在他军中以婢妾之道事清将的穷形极相，真是叹为观止。《藏山阁文存》卷六“阮髯事实”记：
    是时北兵所过，野无青草，诸内院及从征官，无从得食，大铖所至，必罗列肥鲜，邀诸公大畅其口腹，争讶曰：“此何处得来？”则应曰：“小小运筹耳。吾之用兵，不可测度，盖不齿此矣！”其中有黑内院者，满人，喜文墨，大铖教以声偶，令作诗，才得押韵协律，即拊掌击节，赞赏其佳。黑大悦，情好日笃。诸公因闻其有《春灯谜》《燕子笺》诸剧本，问能自度曲否？即起执板顿足高唱，以侑诸公酒。诸公此人，不省吴音，乃改唱弋阳腔，始点头称善，皆叹曰：“阮公真才子也。”每夜坐诸公就内谈，听者倦，既寐有鼾声，乃出。遍历诸帐皆如是。诘朝天未明，又已入坐帐中，聒而与之语，或诵其枕上诗。诸公劳顿之余，不堪其扰，皆劝曰：“公精神异人，盍少睡一休息。”大铖曰：“吾生平不知倦欲休。六十年犹一日也。”及诸公起，鼎烹悉除，复人人餍饫，盖须饬厨人以夜备矣。
    他这样一面刻意奉承，一面示人以既老益壮，目的是在福建巡抚一职。无奈年岁不饶人，兵次衢州，脸忽然肿了，其时虽还不了解这是心脏病的征象，但面肿必有病是知道的，于是大家好意劝他在衢州暂住，等过了仙霞岭攻下建宁，再来接他。
    哪知阮大铖一听这话，大惊失色，以为有人故意破坏，不让他随军入闽。
    阮大铖说：“我虽年已六十，还能骑劣马，挽强弓，从不知什么叫生病。这一定是东林和复社的人中伤我。我的仇人多，愿诸公勿听。”大家越劝他越疑心，最后逼出一问：“福建巡抚眼看已在我掌握之中，诸公必不许随军入闽建功，是不是不想教我当福建巡抚？”
    这一说，大家便都劝他“不必多心”，随他夹在先锋队伍中，由衢州南下渡仙霞岭，岭上有关隘，叫作枫岭关，大家下马休息，只有阮大铖不服老，左手牵马，右手指着大家说：“你们看我鼓勇先登！”说完，跃身上马，加上两鞭直奔关口。
    其余的人休息已足，策马缓缓上岭，到了关前只见阮大铖的马拖着缰绳在吃草。他自己坐在一块大石上喘气，等喘息已定，叫他不应。有个清将开玩笑，在马上用皮马鞭绕住他的小辫子往上拉，阮大铖身体仆倒，众人才发觉他已经断气。中国历史上臭名昭彰的一个有才无行的卑鄙小人，就此侥幸逃脱了刑戮，伏了天诛。
    现在再谈“北太子”的结局。南北两太子，初起之时，各以为真，在北者说北太子为真，在南者说南太子为真，但之后真相逐渐明了，而犹各言其真者，自是一种民心不忘故主的具体表现。在南方，首先知道北太子为真太子者，是史可法。他曾接到由南明遣派北上议和的使臣左懋第的报告，抄传摄政贴的告示一纸，说是“有妄人自称明朝太子”如何如何，最后武断地说：“实非真也！为此合行晓谕，若太子避迹民间，即来投见，以便恩养。”当然，左懋第另有详细叙述，密告北太子为真。随后又有北方来人告诉史可法：“摄政将认太子诸人皆杀死，百姓不平，集内院之前而噪。摄政又将谢升杀死，以谢百姓。”这一段话说谢升已死并不错，但不是为多尔衮所杀。
    据戴名世《南山集》，清朝以真太子为伪，其谋皆出于谢升。谢是山东德州人，崇祯中位至宰相，予告家居，弘光时授职为“上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傅礼部尚书”，但其时谢升已经往北投清，受职为“建极殿大学士管吏部”，“共理机务”，为取媚新朝，明知其真，方证为假，为钱凤览所斥。及至钱凤览被杀，谢升不久亦得病——不知是什么病，只是病状之一是“颈渐肿”。
    据吴梅村《鹿樵纪闻》的记载，钱凤览于顺治二年正月受绞刑而死。不久，谢升早朝出宫，在路上忽然遇到“钱凤览”，惊而得病，颈项日肿，临死之前只是喊：“钱先生饶我！”这段谢升见鬼的传说，散播得很广，足以看出当时的民心，对钱如何同情，对谢如何深恶痛绝。但也就因为有此传说，反而不得使北太子多活几日。当时各地小规模的反清复明运动此起彼落，层出不穷，大都奉一年轻男子为“明太子”，以资号召。多尔衮就在某一件“平乱”的案子中，把北太子与被捕的“乱民”一起杀掉了。
    南北“两太子”既死，始有“朱三太子”的名号。依照老百姓的想法，崇祯太子被杀，而次子早夭，则伦序以皇三子为长，加上“太子”的尊号，而又明标其姓为朱，正所以表示不忘故主，别有遵奉者在。于是仁人义士反清，亦就必奉“朱三太子”的名义，始能产生号召的力量。
    清朝自康熙十二年以后，屡屡破获“朱三太子案”，因为其时崇祯还有两子即皇三子定王慈炯、皇四子永王慈炤在民间。而顺治初年处理此案，湮没了许多事实，所以真相益加隐晦，情况益加复杂，清廷疑神疑鬼，处置务必从严，以期无所漏网。这样扰攘了数十年，必欲得积年传诸人口的三太子而甘心，于是而有“张先生案”，确确实实是皇四子永王慈炤，事发于康熙七年，距崇祯甲申已六十五年了。
    这重公案的发现，孟心史先生曾为长文考证其事。秘密的揭开，得力于辛亥革命起后，有位傅先生在吉林获得一个手抄本，题名“张先生传”，作者为清初李方远，他与“张先生”相交二十五年，到案发始知“张先生”的真面目。李方远因案牵连，充军到吉林，于戍所著成此篇，是从未发表过的“海内孤本”，且是第一手的从未为人所知的史料，就学术的观点来说，异常珍贵。
    傅先生有个朋友叫魏声龢，民国初年宦游吉林，写了一部笔记名叫《鸡林旧闻录》，将《张先生传》全文收入《录》内。孟先生即据此考证其事，底蕴尽出。《张先生传》即使在清朝刊行，亦必成禁书。当时人对当时事，有时反不比后人知道得清楚，即因有许多“时讳”之故。建文帝的真相，清人比明人知道得多；崇祯的真假太子及所谓“朱三太子”，我们比清人知道得多。这就是读史的最大趣味。
    据《鸡林旧闻录》所载《张先生传》，李方远大概是山东人，康熙二十二年春天，在一次应酬中，得遇张先生，看他仪表文雅，议论风生，颇有好感，因而私下向主人询问他的来历。
    主人姓路，告诉李方远说：“姓张，号潜斋，是浙江的名士。学问渊博，写作俱优，而且工音律，下得很好的一手围棋。现在在张家教书。”而张先生似乎跟李方远也有缘，在宾朋杂坐，觥筹交错中，独独跟李接近，情意殷殷，一见如故。
    过了两天，张先生便来拜访李方远，送了他一把自己题了诗的白绫团扇，正式订交。如是诗酒往来有半年多的工夫，一天，张先生忽然向李方远说：“我要搭船到南边去一趟，大概两个月就可以回来，特来辞行。舍间还有几口人，柴米出自东家，菜钱每个月要一千文钱，不能不为知己告。”
    这是告贷的意思，李方远一口答应，以后按月送一千文钱到张家。这样又过了有半年多，不见张先生回来，但李方远却要出远门了，他到山西办完了私事，随即转往京城，准备参加康熙二十四年乙丑科的会试。这一次会试大概不曾中进士，回到山东后，才听说张先生已举家回到南边去了。
    其间不通音问者十年。那时李方远想是中了进士，榜下即用，补了河北饶阳县知县，兼署平山县。其时为康熙三十五年，圣祖亲征噶尔丹，饶阳为大军所经，李方远备办两县军需，忙得不可开交，张先生却又到了饶阳来访故人。李方远没有工夫跟他叙旧，送了他一笔程仪，匆匆又别。
    这样又过了十年，在康熙四十五年冬天，李方远正辞官家居，而张先生忽然带了他的两个儿子登门造访。据他说：“江南连年水灾，米贵如金，不得已到山东来，在他门人张岱霖家吃口闲饭。长此以往，不是办法，请为荐一个‘馆’，聊以糊口。”
    教书先生都是隔年聘定，差不多的人家，西席都已定局。李方远考虑了一下答复他说：“我有几个孙子，都是蒙童，如果你不嫌屈就，那就住在我这里。”
    张先生欣然同意。住在李家时，有时也到张家去，大概总住个十天左右，便即归来。
    短期勾留，旋即归来的原因，据张先生表示，是“师弟间不便笑谈”，李方远也就深信不疑。
    康熙四十七年四月初三，张李二人正在书房里下围棋，忽然当地的张知县与一个姓高的同知率领兵丁差役，包围了李家，把张先生父子及李方远一起锁拿，星夜解到济南的山东巡抚衙门。
    先审李方远，在后堂会审，巡抚赵世显居中而坐，左右是藩、臬两司，此外再无任何人，关防极其严密。赵巡抚与李方远的问答如下：
    问：你是李方远，曾做过饶阳知县吗？
    答：是。
    问：你既读书做官，当然知道天理国法，为何窝藏朱慈炤，图谋不轨？
    答：我闭门读书，门外之事亦不与闻。不晓得什么人叫朱慈炤，也从不敢做犯法的事。
    问：你家的教书先生是什么人？
    答：教书先生叫张用观，是南方人，二十年前他在东平州张家坐馆，我跟他才认识。到了前年十二月，他们父子来看我，要我一定设法替他寻个馆好糊口。我有几个孙子，便请他教，至于朱慈炤不法之事，我并不晓得。
    问：他在南方姓王，山东姓张，你不知道吗？
    答：丝毫不知。
    这时把张先生父子提堂，赵巡抚问他：“你是什么人？”
    张先生答道：“我是先明朝皇子朱慈炤，原封永王，事到如今，不得不实说了。”
    赵巡抚又问：“你何以在浙江呢？”
    于是朱慈炤自陈流离经过，他说崇祯十七年流寇围困京城，崇祯帝把他交给一个姓王的太监，设法藏匿在民间。城一破，王太监把他献给了李闯，李闯把他交给了“杜将军”。不久，吴三桂同清兵击败流寇，因而各自逃散。李闯部下有个“毛将军”把他带到河南，置田买牛，种了一年多的地。因为清朝查捕流寇余孽，风声甚紧，“毛将军”便抛下他只管自己逃掉了。
    这时朱慈炤十三岁，一个人往南走，由河南往安徽，到了老家凤阳，遇见一个姓王的老乡绅，此人在崇祯朝做过御史，细问其根由，执手悲泣。朱慈炤便改姓王，留在了王家。
    在王家，朱慈炤与王乡绅的儿子一起读书，到了十八岁，王乡绅病故，他亦离开了王家。渡江而南，举目无亲，孤苦无告，一念心灰，削发为僧，云游到了浙江，在一座古刹挂单。
    在那里他遇见一个姓胡的余姚人，是官宦的后裔，偶尔跟他谈论诗文，大为诧异，说：“你有如此才学，为何流于空门？”于是把他带回余姚，劝他还俗，后来又把女儿嫁了他。这就是他姓王并成为浙江人的由来。
    听了他这番供词，赵巡抚告诉他：“现在江南有两处叛逆案，都说扶你为君，恢复明朝。你要到浙江去对质。”
    这天是四月初六，赵巡抚备齐供词公文，派出四员差官，统领马步兵丁数百人，将朱慈炤父子及李方远解送浙江。四月十四日到淮安，换车乘舟，沿运河南下，一路护送的战船水师比陆路又加了几倍。
    四月二十二日至杭州，在贡院开审。问官一共六个：钦差大臣礼部侍郎穆旦、杭州将军、两江总督邵穆布、闽浙总督梁鼐、江苏巡抚于准、浙江巡抚王然。堂上问朱慈炤：“朝廷待你不薄，你何故谋反？”
    “我数十年来，易名改姓，就是希望避祸。”又道，“今上有三大恩于前朝，我感戴不忘，何尝谋反？”
    “哪三大恩？”
    “第一，流贼乱我国家，今上诛灭流贼，与我家报仇。第二，凡我先朝子孙，从不杀害。第三，我家祖宗坟墓，今上躬行祭奠。况且我今年七十五岁，血气已衰，鬓眉皆白，在三藩之乱时不谋反，何以现在天下清宁之时倒来谋反？再说所谓谋反，一定要占据城池、积草屯粮、招军买马、打造盔甲，这些，哪一件我曾做过？我因为年荒米贵，在山东教书度日，那里是南北来往的车道，而且离京师甚近，在这种耳目昭彰之地，还敢有谋反的事吗？”
    “你强辩！现有大岚山的叛贼张某，说保你为主，这就是你谋反的证据。”
    于是把那个张某带上堂，指着朱、李两人问他，谁是朱慈炤？张某看了半天，说都不认识，根本也没有见过朱某，只不过借他的名义，以为号召而已。
    于是又问李方远：“他在你家两年，你岂有不知情的？从实说来！”
    李方远答道：“他在我家，不过是西宾朋友，我曾做过朝廷命官，先人受过诰封，朋友重呢，还是君父重？我虽不知轻重，也知利害。我如果知情，一定把他藏在深山幽谷，岂有仍旧让他住在我家，门临官道，而且与城市亲友饮酒作诗之理？人虽至愚，不至于此。”
    “你说饮酒作诗，都是些什么人？”
    李方远怕株连亲友，急忙说道：“我尚不知情，何况别人？在东平、汶上的读书人，求他写斗方、扇面的，不止一人，大人体皇上好生之心，想来不肯波及无辜之士。而况山东离浙江三千里，南方的事，如何知道？”
    杭州的审问到此暂时告一段落。钦差穆旦吩咐浙江臬司，说这两个人都不是强盗，应加善待，可以将狱神庙收拾干净让他们住，派官看守。
    朱、李二人住在浙江按察使监狱的狱神庙，颇受优待，看守的官员对他们相当尊敬，每天饮酒、作诗、下棋、看书，几乎忘却身在囹圄。
    这样过了一个多月，山东东平府的张某，也就是朱慈炤的学生被解到杭州，恢复审问。张某说李方远当知县时，朱在他任上当幕友。当庭对质，张某语塞。
    堂上便又问朱慈炤说：“你认得这个张某吗？”
    朱慈炤说：“他是我的学生，跟我读过好几年书，怎么不认得他？”
    受业的弟子告先生，堂上大怒，将张某严刑究讯。不久，又由江苏解到一个和尚，这和尚素行不端，曾铸印，伪造定王符札，散给乡愚，煽惑作乱。等提朱慈炤上堂对质，那和尚也说不认识他。
    照这样说，朱慈炤应可辩白无辜，只是他与贼党叶氏，义结金兰，并为亲戚，难免嫌疑，而且朱亦不是绝对谨密的人，有时藏头露尾，难免招祸，但当时江、浙两大叛乱案，跟他实在没有关系。
    朱在杭州又关了些日子，京里的公事下来了，这样判决：“朱某虽无谋反之事，未尝无谋反之心，应拟大辟，以息乱阶。细询李某，坚供不知情，正在伊家捉获，且住有年余，说不得不知情。合以知情而不自首之例，流徙三千里。”
    以上为李方远的自叙，时为康熙四十九年，为其充军到关外的两年之后。李的笔下极谨严，凡所叙及朱慈炤者，都为他的目睹，着墨虽不多，对朱慈炤的刻画，却颇能传神。
    关于李方远所叙不足的部分，孟心史先生找到了当时直隶巡抚赵弘燮的三个密折，可加以补充。这三个折子中。录有单独审问朱慈炤父子的供词。也就因为他自己在供词中所提到的情形，确非外间所能臆造，所以能证明他确是崇祯的“皇四子”。
    现在先说他的家属。朱慈炤在被捕的那一年，有一妻一妾，五个儿子，三个女儿，一个儿媳妇。他一共生了六个儿子，老三早夭，尚存五子，他们的名字是：和、和、和、和在、和堃。“”为古“尧”字；“”为古“封”字；“”非中画长、下画短的“壬”字，而是中画短、下画长，此字音“挺”，加上“在”和“堃”，可以看出他们弟兄的名字的下一字中，各有一个“土”字。
    我记得以前谈过明朝皇子取名的规矩，现在再录《明史·诸王表序》如下：
    太祖定诸王府子孙字辈，燕府后为帝系，曰：“高瞻祁见祐，厚载翊常由，慈和怡伯仲，简靖迪先猷。”
    第二字则以木、火、土、金、水五字偏旁递转，崇祯帝为“由”字辈，下一字用木旁，则下一代“慈”字辈，应用火旁，所以皇四子名慈炤。“慈”字辈下一代为“和”字辈，偏旁用“土”，由此可见朱慈炤为诸子取名犹依家法。此非任何人所能假冒，亦非任何人所能想到，是为“张先生”即“朱慈炤”的铁证。
    朱慈炤的书读得不坏，但读书人最大最好的出路是做官，其次是游幕，这两条路在他都不肯走，也不能走，那就只好以“坐馆”为生。而他教人读书，又不是教猎取功名的八股文——因为他不肯应试做清朝的官，可能他自己也没有读过八股文，这样就不可能有很阔的门生。同时他为了避祸，必须多方隐藏身世真相，所以亦没有办法定居一地，建立起广泛的人事关系。这种先天上的限制，使得他的谋生之道，狭小艰困，真所谓苟且偷生，实在可怜得很。
    因此朱慈炤的生活中，有个很特殊而近似“没出息”的情况，那就是在交游之中，极力争取他人的好感，随时注意忠厚、慷慨、比较富有的陌生人，殷勤结交，以期在必要时取得庇护或者经济上的助力，李方远就是这样受了无妄之灾的。古稀之年，荷戈万里，固为人间惨事，但古往今来，芸芸众生，今日的读者，独知有一小小知县李方远，曾有如此罕见的奇遇，衡诸“人死留名，豹死留皮”的俗语，则当时一番忠厚，实在也应该说是获得了很好的报酬。
    当朱慈炤在李方远家被捕时，曾由主管地区治安的济南府同知先作单独审问，所供的一切，大多为李方远自叙所未载，有择要摘录，并加解释的必要：
    问“张姓人”：今江南俞祥麟说你姓朱，改姓王，人都叫你王老先生，你将真名、真姓从实供来。（按：俞祥麟是安徽舒城人，只知与朱慈炤的关系很深，但不知是何关系，可能与慈炤长子为同窗。他先在安徽被捕，供出在东平府汶上县见过朱慈炤，知朱在李家处馆，于是由安徽移咨山东密拿。）
    据供：我原姓朱，是明朝后裔，排行第四，名叫慈炤。我二哥哥早死了。我与三哥哥同岁，自十岁上就离开。传闻说，我三哥哥是甲戌年死的。他有儿无儿，我不知道。（按：“我与三哥哥同岁，自十岁上就离开了”二语，恐录供有误，皇三子慈炯比慈炤大一岁，皇子照例于十岁受封，既封以后，自有师保教养，不得如同在母妃膝下时，朝夕相见，所谓“十岁上离开”，似应如此解释。又按：“甲戌”为康熙三十三年，据朱慈炤所供，则五十年间，弟兄尚通音问，而亦果有“朱三太子”流落民间。清圣祖既获朱慈炤，并不再追朱慈炯，因为民间只知有个“朱三太子”，处置了朱慈炤，便是打倒了一个偶像；倘或再追朱慈炯，则一朱三太子以外，又出一朱三太子，岂非庸人自扰？在这些地方，可以看出清圣祖的政治手腕的高明。）
    又问：你有几个儿子？家口如今都在何处？
    又供：有六个儿子……还有三个女儿，一妻、一妾、一个大儿媳，俱吊死了。（按：朱慈炤的眷属移住浙江长兴县避祸，逻者到门，女眷恐受辱而自尽。）
    接前供：大儿、四儿在先出来，原在舒城读过书。后来我到李朋来家，是四儿先来。后来大儿到来寻董载臣，因董先生死了，也不曾往曹县去。（按：朱慈炤谈此一节行踪，有简略之处，当与其长子及李方远的供词合看，始能清楚。当时的情况是如此，老大、老四在四十五年七月以前，先自浙江镇海到安徽舒城访俞祥麟，原意大概是由老大觅一个馆地糊口，顺便教十九岁的老四读书。七月间朱慈炤设法移家长兴后，北上山东，先住在他那姓张的学生家，及至老大在舒城所谋不遂，先遣老四到东平川依父，接着他自己也到了。父子三人恃张家为生，他那学生天性甚薄，当然不会有好脸色，不得已改投李方远。不久，老大又到河南仪封县访友人或同窗，捐纳中书周伯章，此行的目的，大致也是为了谋生。周家派人到山东曹县去请他的老师董载臣，董的儿子董琅回信说他父亲已经故世，于是老大又回东平。东平到曹州不远，而必先折往河南再派人到曹县去请董，其中的曲折，已无法明了。总而言之，身份特殊，便平费多少周折，此正见得常人所享的自由之可贵。）
    接前供：去年夏天，大儿曾往宣化府西宁县李宾阳家去过。到了冬天，又到李朋来家，才留他训蒙。别的相与的人，还有知道几分儿底里的，唯李朋来他并不知道底里，连我姓王他也不知道，我在嘉兴府称姓王，他们原先叫我是王老先生。到了山东，只说姓张。（按：“去年”是指康熙四十六年，这年五月，老大自李家动身到京城，至李宾阳家所开的三元当铺相访，李宾阳仍在原籍，于是再转往西宁，与李盘桓了十几天，再回李家，接替他父亲教李方远几个小孙子的书。李家既在京师开当铺，自系富户，则老大此行，可能亦是有所告贷。）
    接前供：那李宾阳、王云开、周伯章，都是我儿子的相与，我并不认得。（按：老大有好几个化名，最初叫王益，字孟发。到山东改为张益。老四名为张挺。四十五年大概拿捕的风声甚紧，董载臣嘱老大再改名王正，字子则。周伯章和李宾阳是老大的好朋友。王云开是商丘县的。此外还有山东曹县的石氏兄弟，与老大是同窗。交往比较密切的，不过此数人，都约略知道他姓朱，却也都不曾说破。）
    又问：外边这些人行不法的事，你有知道的吗？从实供来！（按：所谓“行不法的事”，自是指奉朱三太子的名义“谋反”。孟心史先生指出：“《东华录》自康熙十二年始，屡破获朱三太子干连犯案，多不胜载。”如所引《东华录》康熙十八年事：“十二月甲戌，定远平寇大将军、安亲王岳乐奏擒获伪太子朱慈炯，或在军前正法，或解送京师。上谕：‘朕以此事问之在内旧太监，据云：彼时朱慈炯年甚小，必不能逸出，大约是假。朕思历年已久，至今始出，自然近伪，但事迹未明，不便即在军前完结，今王不日回京，可将朱慈炯带来，俟到日请旨定夺。’”又《清宗室王公传》记岳乐受命平三藩之乱：“十九年三月凯旋，俘明伪太子朱慈炯以来。”下狱后“拟凌迟如律，诏并改为处斩”。由此可知“朱三太子”其名的由来。
    （复按：三藩之乱起于康熙十二年撤藩之议，据《清代记事年表》述其过程大要为，“三月，平南王尚可喜请老，许之。请以其子之信嗣封，镇粤，不许；令其撤藩还驻辽东。秋七月，平西王吴三桂，嗣靖南王耿精忠先后疏请撤藩，许之。”其内幕为：“尚可喜撤藩，三桂、精忠闻之，不自安，疏请撤藩，以探朝旨。廷臣皆主勿徙，惟尚书朱思翰、明珠、莫洛，力请徙藩。上念藩镇非利，特允之。时三桂冀朝廷慰留，如明沐氏世守云南故事。及命下，愕然，乃阴勒士马，禁遏邮传为反计。”吴三桂的反噬其新主在当年十一月，其子吴应熊在京师策动变乱，有人自称“朱三太子朱慈炯”，伪署广德元年，纠集京城内外党羽放火，在鼓楼西街及灯市口被擒。于此我们可以意会，朱三太子朱慈炯，在康熙十二年以前无所闻，十二年以后，屡有“干连犯案”，无非吴三桂既叛朱明，复又利用明朝太子的尊号，作为保护其个人利益以反清的一项工具。而朱三太子之号一出，各地都发生了影响力量，时已在清朝入关三十年以后，于此益可见当顺治初年，如果吴三桂能悔罪补过，奉明裔勤王，则大事犹有可为。然而这样的想法，对不忠不孝不义的吴三桂来说，期望未免太高了。）
    上引的一问，自是全案关键所在，所以朱慈炤对此的答供，格外值得重视，他是这样答复问官的：
    外边混账人要行不安分的事，我怎么敢说不知？也有些知道的。我从没有非分之想。遇见他们要妄为的人，我惟有躲避了。因劝不住他们，所以躲到山东，苟延岁月而已。若有别的心肠，难道不会走到别处去，反向这离京不远的地方来教书么？我不早出首他们，这是我的不是。我今年七十五岁了，别的话记不清，也不敢妄对。
    这段供词，相当坦率，至少有百分之九十是真话，从吴三桂反清开始，三十余年中，假奉朱三太子名号的案子极多，因为都是毫无影响的事，所以牵连不到身上，但大岚山一案，多少不同，朱慈炯虽未同谋，却不能说一无关系。
    据《东华录》康熙四十七年记载：正月庚午，浙江巡抚王然奏：大岚山贼众，于嵊县、慈溪、上虞等县行劫，随遣官兵往捕，前后斩杀贼人四名，擒获十五名。
    在擒获的十五名中，即有在杭州贡院提案指认朱慈炤、李方远而不知谁是朱三太子的张某。由于张某“假他名色，以鼓动人”，且有在朱慈炤的行踪上较为确切的说明，因而特派钦差穆旦到杭州会审。《东华录》同年又载：
    二月丁酉，奉差审大岚山贼一案，户部侍郎穆旦……请训，上谕穆旦曰：“此贼结队横行，已二三年，不比寻常小盗，情罪可恶，尔今速往，会同将军督抚会审，务须决断，毋得柔弱。一到即将贼首张念一（按：当是李方远所称之‘张某’）所供朱三太子及其子等，作速追拿，并将见获贼犯，速行审结。若俟罪犯拿获，则旷日持久。巡抚王然，卸过武官，委罪下属，身为封疆大臣，地方有盗，谓之不知可乎？况千总被杀，乃曰坠马身殒。下属欺蔽不报，上官隐匿不奏，酿成盗贼，大玷官方，尔其传旨严饬。”
    于此便有一问题，张某或即张念一，既然不认识朱慈炤，何以知道他父子的行踪？其中另有道理。
    因为李方远与贼首张念一虽不相识，而且亦未参与在案中，但他与“贼党叶氏”有渊源。李记末尾曾有补叙：
    （李氏）按：先生家在余姚，有一妻二子三女一媳。闻发捕捉，遂一家投缳，六命俱尽。叶氏兄弟长曰伯玉，有女名安庆者，佳丽人也，生而颖秀，幼学能文工诗，乃先生之二子妇也，年已二八，尚未于归。叶氏行刑后，家已解京，例应分旗，而安庆为一义气满所得，安庆恐被污辱，是晚书绝命词于壁，自缢殒命。
    这一段按语所记，微有错误。第一，李记慈炤的眷属，人数不符，此当为得之传闻；家在余姚亦不大对，朱家眷属被捕，是在浙江长兴。第二，“义气满”三字中，满是满洲人，“义气”二字不可解，恐传录有误。
    朱慈炤因为与叶氏有此一重关系，所以李方远感叹他“未免油污着手而不能无坚白之磷缁”。如无叶氏的关系，不会被大岚山盗贼所利用，亦不能确切指明其行踪，则阖家连同未过门的子妇一共十四口，何至于靡有孑遗？一念之误，后果如此残酷，可不警惕！
    谈到此案最后的结局，且先看清圣祖对此的了解。《东华录》康熙四十七年记：
    是年四月戊午，上谕大学士等：“山东巡抚赵世显，拿获朱三父子，解往浙江，交穆旦处。朱三者，乃明代宗室，今已七十六岁，伊父子游行教书，寄食人家，若尽拿容留伊等三人，恐株连太多，可传谕穆旦知之。”
    因为圣祖有这样开明的态度，所以此案不如后来雍正、乾隆年间的文字狱那样恐怖。而穆旦的对朱、李优容，亦以有此上谕之故。
    圣祖的作此表示，自然是根据赵世显的奏报，原奏中有朱、李的供词。朱慈炤行四，为皇子，而说他“朱三者，乃明代之宗室”，是圣祖有意如此措辞，以四为三，就是存心要借朱慈炤来了结喧腾人口的“朱三太子”，而又不能承认其为“太子”，俾作为以后诛死的伏笔。于此都可以看出，朱慈炤只要被捕，不管他是不是曾有“逆迹”，都非死不可，此是“借人头”，弭乱源，在政治上，迫不得已的措施。
    撇开这一层不谈，当时疆臣执行命令，有两点可以特别谈一谈，第一是搜捕的效率甚佳，案中主要人犯，无一漏网，而株连虽难保其必无，大致不算苛刻。第二，办案的态度甚佳，如朱慈炤、李方远均未受刑讯，且颇蒙优待。凡此都可以看出盛世的作为，毕竟不同。
    此案牵涉的人犯约两百人，地域广及山东、安徽、江苏、浙江、河北、青海等六省，全案不过半年工夫，即已办结，康熙四十七年六月间，九卿复议，大多为“凌迟处死”及“立斩”。上谕：“拟正法之人太多，但将首恶正法，其连坐人犯等，从宽改为流徙。至朱三父子不可宥。”及至再议定案，却未即处决，因为还有一个障眼法要做，即是“肯定”朱慈炤为假冒，如此方可与圣祖所常说的“本朝得天下最正”，清朝入关驱流寇，系为明朝报仇的话相符。
    《东华录》康熙四十七年载：
    十月丁未。先是奉差察审大岚山贼，吏部侍郎穆旦，押解贼犯朱三即王士元等父子六人至京，下九卿科道会审。九卿等复奏：“朱三供伊系崇祯第四子。查崇祯第四子，已于崇祯十四年身故。又遵旨传唤明代年老太监，但不认识。朱三明系假冒，朱三父子应凌迟处死。”得旨：“朱三即王士元，着凌迟处死，伊子……俱着立斩。”
    这明明是欲加之罪，且不说崇祯十三四年间，死的是皇五子而非皇四子，且时隔六十五年，即有当时见过皇四子的太监，又何能辨认正确？总之，朱慈炤的下场如此，正如俗语所说的，“情屈命不屈”“不幸生在帝王家”而已。
    喜欢读历史的人，对于亡国后妃、末路王孙的悲惨故事，知道得很多，但我以为其事之可哀，莫如朱慈炤的生平。他以六十五年的长时间，追求一个微小的愿望，做一名默默无闻、平凡无事的老百姓而不可得，世间境遇之厄之窘，宁有逾于此者？他的一生，可以说无时不在屈辱忧虑之中！一个人活在世上，第一个追求的是自由，倘或失去自由，则须有希望，仁人志士，慷慨赴义，或身在缧绁而甘之如饴，就因为存着希望，我死则国生，继起有人，志愿可达。而朱慈炤既无自由，亦无希望，我真不明白，是什么因素在支持着他的生命？
    朱慈炤的不自由，就是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以及“不虞匮乏的自由”，他虽须谋生，却不能置产，因为他的来历不明，务须隐秘，随时要弃家而遁，根本缺乏置产所必需的环境和心理上的安定。而其谋生之道又甚狭，靠人周济而活，除了挈子就食以外，赡家则常为力所不逮，其中苦况，可以想象得之，所以妻妾女媳，一闻缇骑到门，集体自尽，毫无瞻顾，虽为畏罪，其实亦是生趣索然，活亦无味之故。
    说到希望，恢复明室的希望早随南明三帝的覆灭而覆灭；成家立业，寄望于子孙上进，则既不能做清朝的官，又如何飞黄腾达？室家之乐、朋友之欢，在常人得之不难，而在朱慈炤便成奢愿，甚至在李家知道了妻女自尽，子孙被捕，竟不能放声一恸！做人做到这地步，而还能够“苟延岁月”，无非恶死之一念而已。“千古艰难唯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这两句哀赵孟頫的诗，正不妨用来叹朱慈炤。
    孟心史先生的《明烈皇殉国后纪》，第三篇名为“清世宗封延恩侯为明后”，其事尤成讽刺。按：康熙六次南巡，四次祭明孝陵。《东华录》载康熙三十八年上谕：
    谕大学士等：“朕今日往明太祖陵寝致奠，见其圮毁已甚，皆由专司无人。朕意欲访察明祚后裔，授以职衔，俾其世代守祀事。古者夏、殷之后，周封之于杞、宋。即今本朝四十八旗蒙古，亦皆元之子孙，朕仍沛恩施，依然抚育。明之后世，应酌授一官，俾司陵寝。俟回都日，尔等与九卿会议具奏。”
    孟先生认为这不过是一个罗网，等明朝后裔来自投。这年康熙南巡，至阙里谒至圣先师，并特开经筵，又祭明陵，就表面看，雍容恢宏，浑忘种族之念，而究不知内心如何？所以群臣都不敢冒失多事，五个月以后，始以“明亡已久，子孙湮没无闻”，建议各地官佐贰官一员，“专司祀典，以时致祭”的话复奏。及至抓到朱慈炤，正如所愿，可以“酌授一官，俾司陵寝”，岂知三十八年的“温谕”，只字不提，可见孟先生的罗网之说，确非厚诬古人。
    圣祖驾崩，皇四子胤祯即位，就是年号雍正的世宗，这位皇帝得位不正，但逆取而能顺守，处处表现出成父之志的孝子模样，一查档案，当初有此一段未了的公案，于是“特申前谕”。据《东华录》载：
    雍正二年二月丙辰，礼部等衙门奏：“圣祖仁皇帝以明太祖宗祀沦绝，访求支派一人，授之官爵，恪奉蒸尝。我皇上继志存恤，特申前谕。臣等谨按：明太祖之子，封藩者十二人，迄今三百余年，子姓虽繁，无从准证。查得镶白旗朱文元，系明太祖第十三子代简王之后，明崇祯时，简王后裔代王，为洪承畴监军于松山。我太宗文皇帝时，代王与伊侄文元，因被俘获，遂归我朝，曾蒙圣祖仁皇帝召见，亲询宗系。今原任内阁侍读学士朱锡海之子朱关保等，俱文元之孙也。文元于顺治年间，曾奏明德大同，取其宗族来京，今见任直隶正定府知府朱之琏一支是也。请于此一支内，查取谱牒，吏部拣选引见，择用一人，随饬礼部差官同伊祭告明太祖陵及昌平十三陵，以承祀事，仍令回京居住。嗣后每年春、秋二季，令其呈明前往。”从之。
    于是礼部赍旨，唤取正定府知府朱之琏等六人进京，“引见”以后，朱之琏封为一等侯世袭，族内人丁，俱入镶白旗。到乾隆年间，定名号为“延恩侯”。
    朱之琏封侯，实为傥来富贵，此人是否明太祖第十三子，封在山西大同的代王之后，大成疑问。孟心史先生提出“五可疑”：第一，代府子孙命名，行辈二十字为“游仕成聪俊，充庭鼐鼎彝，传贻连秀郁，炳耀壮洪基”，根本没有“文”字，且第二字应用五行偏旁，“元”字亦不合。第二，明朝派到各地“监军”的，多用太监，绝无用藩王的。第三，如果崇祯年间监军的代王特别英武，不同于其他各藩王的生长富贵、愚蠢纨绔，则《明史·代王传》，不应不叙。第四，洪承畴在松山兵败投降，是当时震动朝野的一件大事，如果再有一位藩王被俘，则不但《明史》，即许多私人笔记，亦一定会有记载，何以竟无一字提及？第五，洪承畴救锡州，守松山，为明清间的一大战役，清军诸将俘获明将，多详叙以纪武功，何以俘虏明朝一位藩王，为何亦不见一字提及？
    因为有此五可疑，朱之琏的身份成了谜，可能是代府的远支宗族，亦可能根本不是。但既称“镶白旗”，大概是“包衣”——旗籍的汉人分为两种：一为“包衣”，一为“乌真超哈”，即汉军。万历年间，满洲人常破“边墙”，自河北南下至山东掳掠子女玉帛，被掳汉人沦为奴仆，即名包衣。明清接战，明军投清而另行编组者称为汉军，就对满洲人的关系而言，包衣比汉军更见密切，亦更见信任。朱之琏可能是镶白旗的包衣，可以相信他虽奉明祀，绝不致成为另一个“朱三太子”，因而被选来作为傀儡。按：镶白旗的旗主为多铎，则朱之琏的祖父或曾祖，亦可能曾下江南，立过战功，果然如此，越发可以信任他必忠于清。
    话虽如此，仍旧要护他“回京居住”，而且每年春、秋两季，祭扫明陵，尚须“呈明前往”，可见猜忌防范的严密。
    延恩侯朱之琏，连他本人一共传了十二代，末代延恩侯为朱煜勋，入民国后，犹称“侯爷”。民国八年有人好奇，特为去访此“遗少”，所记令人感慨不置。此人名张相文，著有《南园丛稿》，内有“记朱侯”一篇，首先提到光绪三十四年，他游昌平“明十三陵”，有个樵夫跟他说：“是司祭扫者，固有朱侯。侯岁以春秋来，十三陵各以牲牢献焉。然草草将事，若儿戏然，疑非朱氏血胤也。”张相文当时就想见一见这位“朱侯”，当面考查一下，看他到底是不是明太祖的血胤。
    到了民国八年，他有个朋友林传甲编《京师地志》，因而得知延恩侯府第在东门内羊管胡同。此君一时有所感触，写了一篇文章：“中华共和，固以五族合成者。满、蒙王公世爵，载之优待条件；新疆各部回族，亦有王公，藏人政教一致，然世有达赖、班禅，亦犹之王公也，而我汉族何独无之？今宜崇朱侯之阶，而崇其禋享，则于体制合矣。”这篇文使张相文记起往事，便约了林传甲及另外一个朋友访谒侯门。
    侯邸与寻常百姓人家无异，既无门额，规制亦不宏，家人妇女，多旗下装束。等把名片投了进去，朱侯不即出见，来接待的是他家西席常某。
    据那位常先生谈朱侯的家世：两百年来，侯家的人丁不旺，现在的“延恩侯”朱煜勋，只有一叔一弟，弟弟年纪还轻，跟哥哥同住，他们的叔叔则住东门外，靠所谓“马甲俸”过活，没有儿子。
    朱煜勋仍有“岁俸”，由北洋政府财政部发放，每年约八百元。但其时的官员因为常常欠饷，被称为“灾官”，所以朱家的“岁俸”也常收不足。幸好另外有数十顷祭田，生活不致成问题。
    朱煜勋只有一个儿子，就是常先生的学生。至于朱煜勋本人肚子里有多少墨水，从他书桌上所摆的书，如详梦的《玉匣记》，以及《七侠五义》之类的小说，可以估量得出来。
    谈不多久，“侯爷”出见，其人三十多岁，是个粗浊的胖子，一脸的酒肉气，寒暄过后，客人向他请教，出自明太祖的哪一支系？哪一年受封为侯？传了多少代？朱煜勋茫然支吾，无以为答。
    不谈祖先，谈他自己的职司，客人们以为他既奉祀明陵，当然到过凤阳，祭扫过在南京的孝陵，谁知他连凤阳和孝陵的远近所在亦不明白。
    于是只好请他拿家谱出来看了。不知道他是根本没有家谱，还是另有别的顾忌，吞吞吐吐地表示改天再说——很可能是没有家谱。因为封侯的来历就不明，而看朱煜勋的家教，亦不像是慎终追远、重视谱系的人家。
    谈话至此，已无可与语，而来客中那位林传甲，居然还拿他的文章给朱煜勋看。张相文这样记述：
    林君出示以所具论草，乃瞠目相对久之，已复置之几上，亦不解其何说，而顾咻咻然以租垦陵地相筹质，且申言之曰：“昔岁曾谋之曹总长汝霖，许以抵质外债，拟辟为公园以偿之。”林君闻之微笑。余离座大言曰：“十三陵地处荒僻，何以能作公园？公休矣！且无听卖国之言，以卖而祖陵！”
    以布衣而奄有天下的明太祖，其子孙最后的消息是如此，坐食恩俸，蠢如彘豕。而如朱慈炤，少年流离，反倒教养成知书达礼、练达人情，若非身世所限，必是有用之人。帝制的最大罪恶，即在封建，制造了无数废物。因此，现在如还有恩荫承袭之制，政府的优待，不宜在教育上有所姑息，否则，真是爱之适足以害之了。

 雍正夺嫡的真相

    雍正夺嫡的真相
    清朝有部很奇特的书，名为《大义觉迷录》，内容分为两部分——雍正的上谕及曾静的供词。对清朝的文字狱略有了解的，都知曾静其人，他籍隶湖南郴州，因读吕留良遗书，慨然而有反清复明之志。其时康熙身后的骨肉伦常之变方告结束，曾静为皇八子允禩、皇九子允禟、年羹尧等人大抱不平，因遣弟子投书川陕总督岳钟琪，说清出于金，而钟琪为岳武穆后裔，与清应为世仇，今握重兵，居要地，曷不起而反清，为宋明复仇？书中列雍正罪状九款：弑父、逼母、杀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用佞。事发，拘提曾静到京审问，因而连及吕留良的子孙门徒。定谳之后，吕氏一门，被祸甚酷；而曾静师弟，反得无事。孟心史先生著《清世宗入承大统考实》，以为雍正心感曾静给了他这么一个自辩的机会，所以不杀以报。
    《大义觉迷录》就是雍正自辩其“雍”亲王得位甚“正”，所谓弑父、逼母、杀兄、屠弟，全为允禩、允禟门下获罪充军时沿路捏造谣言，故作诽谤。但事实胜于雄辩，而雄辩反透露了更多的事实。读完《大义觉迷录》我有一个感想：尽管雍正不失为一个好皇帝，但诚如《清史稿·世宗纪赞》：“孔怀之谊，实有未笃！”至于得承大统，似偶然而实不偶然，概括而言：巧取豪夺，兼而有之。心史先生的考证，精彩绝伦，可惜不是人人能读，因为不明八旗制度、清宫规例、康熙个性、后妃皇子的个人背景，以及清初政治派系纠纷者，即不能了解其真相及关键所在。
    康熙有子三十五，早殇不叙齿者十一，不及封爵而卒者四。清朝的家法，皇子乃子以母贵，所以康熙的太子是皇二子胤礽，而非皇长子胤禔（世宗即位后，依避讳之例，改胤为允，本文为书写方便计，以后胤皆作允），即因皇二子为嫡出。
    允礽生于康熙十三年五月，为育允礽，孝诚仁皇后赫舍里氏难产而崩。或者是为了安慰死者，允礽于第二年十二月即被立为太子。他的禀赋不坏，康熙在允礽将入中年时，有过这样的评论：“仪表、学问、才技俱有可观。”可惜，“不仁不孝”，以致两立而两废。
    允礽第一次被废在康熙四十七年，年三十五。被废的理由，也就是允礽的罪状是：“口不道忠信之言，身不履德义之行”“暴虐惂淫”“咎戾多端”。所以如此，则由于失教之故，而所以失教，则又由于康熙本人纵容之故。如允礽赋性奢侈，康熙特用其乳母之夫凌普为内务府总管，以便其征索。此见诸康熙自述，为最显著的例证。但康熙自己并不承认，认为纵容太子的是索额图。
    索额图是孝诚仁皇后的叔父，当削藩前后，与明珠并为权臣。由于血缘上的关系，索额图对太子有着类似外祖父对外孙的那种溺爱，则不仅纵容，且为过分的纵容，照康熙的说法：“昔允礽立为皇太子时，索额图怀私倡议，凡服御诸物，俱用黄色，所定一切仪制，几与朕相似。骄纵之渐，实由于此。索额图诚本朝第一罪人也！”这段话实在是有保留的，索额图之为“第一罪人”，还有助允礽“潜谋大事”——篡位的惊人逆谋在内。事在康熙四十一二年之间，索额图因此被拘禁于宗人府，不久秘密处死。
    到了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允礽大概是迫不及待地想做皇帝，竟有弑父的企图。康熙在塞外行围途中，召太子及诸王大臣宣谕，据王氏《东华录》所记如此：“谕曰：‘允礽不法祖德，不遵朕训，肆恶虐众，暴戾淫乱，朕包容二十年矣！乃其恶愈张，僇辱廷臣，专擅威权，鸠聚党羽，窥伺朕躬起居动作……皇十八子抱病，诸臣以朕年高，无不为允祄忧（按：皇十八子名允祄，其时八岁）。允礽乃亲兄，绝无友爱之意，朕加以责让，愤然发怒，每夜逼近布城，裂缝窃视，从前索额图欲谋大事，朕知而诛之；今允礽乃欲为复仇，朕不卜今日被鸩明日遇害？昼夜戒慎不宁！似此不孝不仁，太祖、太宗、世祖所缔造，朕所治平之天下，断不可付此人！’上且谕且泣，至于仆地。”又：“即日执允礽，命直郡王允禔监之。诛索额图二子及允礽左右（数人）；其罪稍减者，遣戍盛京。”又：“上既废太子，愤懑不已，六夕不安寝，召诸臣涕泣言之，诸臣皆呜咽。谓‘观允礽行事，与人大不同，类狂易之疾，似有鬼物凭之者’。”
    以康熙的英明及修养，如果不是允礽有密谋弑父的确实证据，不会引起他情感上如此激烈的大震动。而其处置逆子，则以严加防范为第一要义，故在旅次交皇长子允禔“监之”；而还京之后，“设毡帐上驷院侧，命允礽居焉；更命皇四子与允禔同守之”。不命皇三子允祉一起看守，而特命四皇子允祯，是因为允祉与允礽颇为亲爱，而允禔与允礽不睦，允祯则与允禔又较为接近，唯有派此两子看守允礽，才可以保证不会让允礽逸出，复逞逆谋。
    此外，康熙还有三项处置：一，以废太子诏，宣示天下。此为必有的手续。二，亲自撰文告天地、太庙、社稷，这是一个不平凡的举动。而最有关系的是：三，郑重宣谕：“诸皇子中，如有谋为皇太子者，即国之贼，法所不宥。”
    谋为太子就必须结党，党同则必伐异，朝政就会无可避免地陷于混乱。事实上，早有皇子结党图谋夺嫡，所以康熙的宣谕，是有为而发的。
    要了解康熙朝夺嫡的纠纷，先要认识几位皇子：
    一，皇长子允禔，实为康熙第五子，生于康熙十一年，较太子长两岁。庶妃那拉氏所出。按：清朝妃嫔的等级为皇贵妃、贵妃、嫔、贵人，得选八旗世家之女；贵人以下的宫女，有“常在”“答应”等名目，选自旗营小武官之女。所谓“庶妃”，无此名目，在“清皇室四谱”中，列于贵人之次，可知即为常在、答应的统称。
    允禔以庶妃所出，虽居长而不得被立为太子，且亦未封亲王；他的封号是直郡王，康熙三十七年封。
    二，皇三子允祉，生于康熙十六年，较太子小三岁。他的生母庶妃马佳氏，共育五子，康熙真正的长子承瑞，即马佳氏所出，但存者只有允祉，康熙三十七年封诚郡王。
    允祉颇得其父器重，是康熙做学问的助手。为李光地所出卖的陈梦雷，以及与李光地同受过耿精忠伪职的天文算学名家杨文言，皆为诚邸门客。以陈、杨之助，允祉主修过两部大书，一部叫作《历律渊源》，另一部就是《图书集成》。
    三，皇四子允祯，就是后来的雍正，生于康熙十七年，三十七年封多罗贝勒。他的生母乌雅氏，最初大概也是庶妃，直到生了允祯的第二年，方始册封为德嫔，又两年晋位为德妃，以迄于康熙六十一年成为皇太后。
    四，皇八子允禩，康熙二十年生，三十七年封贝勒。其母卫氏，出身于“辛者库”——旗人官员获重罪，本人大辟或流放以外，妻女没入“辛者库”罚做苦工。“辛者库”是满洲话，仿佛明朝的浣衣局，为执贱役的宫女集中之地。卫氏何由得幸，已不可考，但直至康熙三十九年，始封为良嫔，后晋为良妃。康熙诸子中，允禩“夙有才干”，是连雍正都承认的，他是此一时期夺嫡纠纷的主角。
    五，皇十四子允禵，雍正的同母弟，生于康熙二十七年，比雍正小十岁，是康熙所钟爱的皇子之一。
    在太子被废以后，谋为太子最力的是皇八子允禩。说得正确些，是有一班拥护允禩的人，认为机不可失，在积极活动。这班人衔名赫赫，声势莫道无一皇子可及，甚至废太子的集团，相形之下，亦大为逊色。提到这班人，请容我先谈一谈清初的外戚，因为诚如心史先生所指出：“圣祖昵于外戚，待外戚之子弟，宽于诸皇子。”又谓：“圣祖诸子多为私亲所昵比。”不明清初外戚，即无以了解康熙末年夺嫡纠纷及雍正得位的关键所在。
    清初外戚最盛者两家：一为蒙古科尔沁旗的博尔济吉特氏，为孝庄太后的母家。清朝的公主，多下嫁世族。王公无数，而知者只有僧格林沁，他的封号叫作“扎萨克博多勒噶台亲王”，称谓拗口，所以都称之为“僧王”。
    另一家佟氏，其盛犹过于博尔济吉特氏。康熙、雍正年间佟家红顶子无数，有“佟半朝”之称。佟氏籍隶抚顺，明朝万历末年，有堂兄弟二人：弟名养性，早投清太祖，并成为姻亲；兄名养正，官拜辽东总兵，天命初年亦投降了清朝。乾隆年间修《贰臣传》，实应以佟养正为首，因为是国戚，得免乾隆的笔诛。
    佟养正于天命六年为毛文龙所杀，所以清史称其忠义。佟养正有两个儿子，长子同时被害，次子名佟盛年，改名佟图赖，曾随多铎下江南，“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佟图赖都曾亲历，颇具战功。
    佟图赖有女为顺治之妃，亦即康熙的生母——母以子贵、崩于康熙二年的慈和皇太后。由此可知，康熙已有二分之一的汉人血统。清朝诸帝，有一半以上汉人血统者，除康熙外，乾隆占八分之五，嘉庆占十六分之十三。其由来容为文另述，此不赘。
    慈和皇太后，亦即孝康章皇后，一兄名佟国纲，一弟名佟国维。佟国维有女入宫，康熙十六年册为贵妃。按：康熙元后以育太子允礽难产而崩；次后钮祜禄氏于十六年八月册立，次年二月底即崩，谥为孝昭皇后。此后统摄六宫者，即为佟贵妃，二十年晋为皇贵妃，二十八年七月病笃，去世前一日立为皇后，是为康熙第三后孝懿仁皇后。
    自此三十余年之久，中宫缺位，而妃嫔中地位最尊，摄行后职者，为孝懿仁皇后之妹佟贵妃。因此，佟家，尤其是佟国维一支，与康熙关系之亲切，无人可比；而由于为帝内助，整肃宫闱的权责，始终掌握在佟氏姐妹手中，是故所有的皇子，皆不能不尊敬佟家，亦为可以理解之事。佟国维于帝，既为舅父，亦为岳父，康熙朝尊称其为“舅舅佟国维”，口头书面，皆是如此。而佟国维就是拥护允禩的首脑；其次是他的侄子，也就是佟国纲的长子鄂伦岱；再次是孝昭皇后之弟阿灵阿；又次是武英殿大学士，颇得宠信的马齐；复次是明珠之子、纳兰性德之弟，家赀巨万，交游素广的揆叙。此外，汉大臣中拥允禩者，亦颇不乏人，如王鸿绪等。
    允禩最不可及的一点是，弟兄中亦多倾心。彰明较著者有皇长子允禔、皇九子允禟、皇十子允、皇十四子允禵等。
    允禔为人极其糊涂，对允禩来说，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最荒唐的一件事是，当太子被幽时，允禔向康熙说：“允礽所行卑污，大失人心。术士张明德相允禩是大贵之相，如果要杀允礽，不必出父皇之手。”这意思是说，只要立允禩为太子，将来便可假手允禩杀太子。世上有这样不通人性、不明事理的妄人！康熙大怒，下诏痛斥允禔凶顽愚昧，并戒诸皇子勿得纵容属下生事。于是不久，又掀起了一场大风暴。
    原来康熙此时的心情很矛盾：一方面对太子竟有弑父的逆谋，震惊悲痛；一方面又不信太子的本性会变得这样子的禽兽不如，疑心他有“狂易之疾”。此时由于允禔的失言被责，更可证明康熙对太子的父子之情未断。因此，与允礽亲密的皇三子允祉，便出首告允禔指使喇嘛巴汉格隆以邪术镇魇太子。康熙命侍卫搜查允礽的住处，果然获得纸人纸马之类“魇胜物”十余件。
    所谓镇魇，自然是迷信，但当时的旗人，确信其事。《红楼梦》中，赵姨娘暗算王熙凤、贾宝玉，叙其事活龙活现，读者可以参考。但以我的判断，此是允祉救允礽的一计，镇魇物从允礽住处搜出，岂足为凭，但允禔已为康熙视作“凶顽愚昧”，有假手老八杀老二的想法，则镇魇允礽，自不足奇。而况，康熙本来就疑心允礽的行事，若有鬼物凭附，所以一获“真赃”，确信不疑，将允禔削爵，幽于私第。
    允禔一垮，连累了允禩。其时允禩署理内务府总管，太子允礽乳母之夫凌普得罪抄家，允禩为了收买人心，颇加庇护。康熙大怒，以“柔奸性成，妄蓄大志，党羽相结，谋害允礽”的罪名，降旨将允禩锁交议政处审问。
    事发之初，允禟想救允禩，但自顾在父亲面前，说话不够分量，所以找到为康熙所钟爱的允禵，去为允禩求情。康熙方在盛怒之际，拔佩刀要手刃允禵。正好皇五子允祺在旁边，跪下来抱住康熙的腿，方始救了允禵。结果，术士张明德被凌迟处死，而允禩则被削去贝勒的爵位，降为闲散宗室，腰中所系的不是“黄带子”而是“红带子”了。
    相对地，允礽的境况却大见好转，由上驷院侧的毡帐移居武英殿之西的咸安宫，并曾召见。据康熙自己向近臣表示：“朕召见允礽，询问前事，竟有全不知者，是其诸恶，皆被魇魅使然。果蒙天佑，狂疾顿除，改而为善，朕自有裁夺。”此已露复立之意，但有人请复立废太子，则康熙又认为是一种趋附允礽的投机行为，反加严谴，因而使得臣下误会，康熙实不愿复立允礽。于是允禩一党又活跃了。
    但是，允禩一党的势力虽强，而情势飘浮微妙，颇难着力。在康熙强有力的控制之下，既谈不上力夺，亦没有机会巧取。唯一可做的事，只是试探及制造纠纷。
    于是，已解职闲居纳福的佟国维，当康熙以朱谕宣示大臣，说明废太子近况时，上了一个简单的奏片：“皇上办事精明，天下人无不知晓，断无错误之处。此事于圣躬关系甚大，若日后易于措处，祈速赐睿断；或日后难于措处，亦祈赐睿断。总之将原定之意，熟虑施行为善。”这几句话的含意，颇为暧昧，何以谓之“易于措处”，何以谓之“难于措处”？所谓“速赐睿断”之决断，又是什么？
    但是，寻章摘句，固难有明确的解释，而通观全文，却不难了解佟国维的言外之意，废太子或者复位，或者终于废斥而另立，都要快！不管原定的主意是什么，总之要快！似废似不废，拖延着最不好！在废太子复立刚有转机之时，佟国维作此主张。第一，对允礽当然不利；第二，会引起臣下的不安，以为此一问题迁延不决，还会闹出什么大乱子来。因此，康熙大为恼怒，只是抱恙在身，没有精神来料理这个麻烦，所以将佟国维的奏片留中，只命：“诸大臣于诸皇子中，举可为太子者。”
    康熙的本意是想大家复举允礽。但佟国维的主张已流传在外，复由于阿灵阿等人的竭力活动，所以举出来的是皇八子允禩。
    此非康熙的本意，断然拒绝，理由有二：允禩有罪；其母微贱。不过，康熙究竟是英主，由于允禩有这么多人拥护，虽不愿立他为太子，却不能不复他的爵，以为对臣下的安慰。这是四十七年年底的话，到了四十八年正月，康熙病愈，一面诘责佟国维，作为对允禩一党的警告；一面决定复立允礽为太子。夺嫡的纠纷，到此本可告一段落，谁知允礽太不争气，以致至五十一年十月又废。朱谕中云：“前次废置，情实愤懑；此次毫不介意，谈笑处之而已。”由此可知，允礽在这复立的三年之中，做了许多坏事，使得康熙深恶痛绝，对他不存任何希望，故能有此豁达的表示。
    从此，康熙打定了主意，不立太子。因为立谁做太子，即是为谁树敌，皇位谁不觊觎？不争则已，一争必出死力，什么不测之祸都可发生。相反地，不立太子，临终以末命传位，则一方面默默观察，可以从容择贤；一方面严诫树党，则有志于皇位者，唯有进德修业，以期见赏，而绝不敢树党，否则便是自绝上进之路。
    康熙朝的夺嫡纠纷，至此告一段落。至于雍正的得位，乃是另一回事，只能说是窃位，不能谓之“夺嫡”。其时，康熙的用意，所有的皇子，无不了解，希望继位者，都在暗中下功夫，而最深沉的是雍正。在康熙驾崩以前，没有一个人认为雍亲王是一个皇位竞争者，他的保密功夫，真是做到家了。
    当时在无形中竞争皇位而有迹象可寻的，似乎只有一个皇三子诚亲王允祉，他的策略是兴文教以期康熙会视之为守成之主。他的对手，自然是皇八子允禩，但允禩又不是为他自己“竞选”，而是别有拥戴。
    原来允禩颇有自知之明，深知“出身微贱”是个致命伤，而康熙对他的印象又不佳，将来绝无得位之望。不如师法当年“四大贝勒”时代，皇二子代善拥立皇四子皇太极（太宗）的故事，所谋得遂，即能博得个“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则不但及身荣耀，而且亦可为子孙长保富贵。说起来确是异常明智的打算。
    允禩所拥立的对象，即是雍正的同母弟皇十四子允禵。选中允禵的原因有三：第一，当然是他具皇者气象；第二，颇得康熙宠爱；第三，可能也是最重要的，允禵笃于手足之情。如当康熙震怒时，敢进言以救允禩，即为明证。而允禩则一方面借此以报；一方面亦是确信允禵得位后，一定会对他作极优渥的报答。至于雍正为允禵同母兄这个因素，可能亦为允禩估计在内，照他的想法，拥立他人，皇四子或许会反对，拥立他的同母幼弟，岂有胳膊肘朝外弯之理。如果允禩果真有此想法，那就是对“四阿哥”全不了解，雍正城府之深，亦由此可见了。
    康熙五十七年，西藏不靖，康熙特命允禵为“抚远大将军”，领西北各军进剿。出师时，特御太和殿宣诏，准用正黄旗纛，此即默许其继位的强烈暗示。按：清初的“大将军”仪制异常尊贵，如康熙二十九年，亲征噶尔丹，康熙以其异母兄裕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皇长子允禔为副手，领左翼人马出古北口；异母弟恭亲王常宁为安北大将军，领右翼人马出喜峰口，可见“大将军”的职衔，绝不轻授。而允禵的称号虽与当年裕亲王福全相同，但准用正黄旗纛，即有“如朕亲临”的代帝亲征之意。此为允禩拥立，已收实效的证验。不意十年辛苦经营，为雍正在一举手之间，巧攫而去，岂能甘心。此所以雍正即位之初，尽管加意笼络允禩，而允禩仍不愿帖然听命，实在是一口气咽不下！
    雍正的久蓄异常之志，当时绝少人了解，后世则有铁证。《故宫文献丛编》收有雍邸门下载铎的书启十件，为载铎奉差湖广，服官福建时所作。第一启作于康熙五十二年，旅途中献议雍正如何收揽人心，以图大事，最后一段说：“奴才今奉差湖广，来往似需岁月，当此紧要之时，诚不容一刻放松，稍微懈怠。倘高才捷足者先主子而得之，我主子才智德学，素俱高人万倍。人之妒念一起，毒念即生，至势难中立之秋，悔无及矣！”
    此所谓“高才捷足者先主子得之”，即指皇位。雍正于此启的批示是：“语言虽则金石，与我分中无用。我若有此心，断不如此行履也。况亦大苦之事，避之不能，尚有希图之举乎？至于君臣利害之关，终身荣辱之际，全不在此，无祸无福，至终保任，故但为我放心。凡此等居心语言，切不可动，慎之，慎之！”惺惺之态，溢于言表，因为其时康熙方严禁诸皇子谋立太子，而载铎亦未取得极深的信任，为恐此启万一泄露，而有所追究，须留将来自辩无意于皇位的余地。
    第三启作于康熙五十五年：“奴才路过武彝山（按：清朝忌讳‘夷’字，凡能达于皇室的文字，“夷”皆作“彝”），见一道人，行踪甚怪，与之谈论，语论甚奇。俟奴才另行细细启知。”这是试探。如果雍正果然安安分分，只想做一个亲王，自然恶闻荒诞不经之言，载铎就到此为止，不必再往下说。而雍正的批示是：“所遇道人所说之话，你可细细写来，做闲中往来游戏。”此乃大为动心的明证，最后一句是俗语的所谓“假撇清”，为雍正用惯的伎俩。
    于是第四启：“所遇道人，奴才暗暗默祝，说将主子。他说乃是一个万字。奴才闻知，不胜欣悦。其余一切，另容回京见主子时再为细启知也。福建到京甚远，代字甚觉干系，所以奴才进土产微物数种，内有田石图书一匣，匣子是双层夹底，将启放于其内，以便主子拆看。”
    所谓“一个万字”，意指“万岁”。而“代字甚觉干系”，可知有许多万不能为康熙所知的话，用“双层夹底”秘密通讯，亦是件大干禁忌的事，而雍正竟是如此批示：“你如此做事方是，具见谨慎。所遇道人，所说之话，不妨细细写来。你得遇如此等人，你好造化。”
    以大干禁忌之事，嘉许其“谨慎”，雍正的本心可见。“你得遇如此等人，你好造化”，则为对载铎的暗示：倘能谋得皇位，必许以富贵。
    第七启作于康熙五十六年：“奴才数年受主子高厚之恩，惟有日夜焚祝，时为默祷，静听好音，不意近闻都门颇有传言。奴才查台湾一处，远处海洋之外，另各一方，沃野千里。台湾道一缺，兼管兵马钱粮，若将奴才调补彼处，替主子屯聚训练，亦可为将来之退计。即奴才受主子国士之知，亦誓不再事他人也。”
    按：所谓“传言”，指允禵受命为“抚远大将军”，康熙已默定储位。但载铎的说法，大非雍正的本意。争储第一回合的暗斗，看来好像已经失败，其实不然，雍正成竹在胸，认为允禵要想顺利取得继承权，并非易事。
    这就要谈到年羹尧了。他的后裔，改姓为“年”，颇有人知。但他的本姓为严，则连年羹尧自己，也许都不知道。《明史》卷一七七：“年富字大有，怀远人，本姓严，讹为年。”年为独一无二的姓，凡姓年，必为这位明朝天顺年间，当到户部尚书的年富之后，而年羹尧为雍正所深恶而被斩的长子，亦名年富。如果年羹尧知道他的姓氏之由来，就绝不会犯这样一个荒唐忘本的讳。
    年羹尧是汉军镶黄旗人，父名年遐龄，做过湖广巡抚，一兄名希尧，当到工部侍郎。年羹尧本人为康熙三十九年的翰林，放过四川、广东的主考，按部就班做到内阁学士。翰林熬到这个职位，就快出头了，只要没有过失，不是内用为侍郎，就是外放巡抚。年羹尧是外放，四十八年擢任四川巡抚。
    自点翰林至外放巡抚，历时仅仅九年，官符如火，殊不多见。所以然者，年羹尧有一奥援，即为雍正。
    清制，王子成年封爵分府，视爵位高下，分给多寡不等的“包衣”，称为“属人”。包衣者，奴才也，为清兵入关以前，被掳或自行投靠的汉人，与清朝降服明朝的官军编为“汉军”，仍为战斗兵者，身份与职司皆不同。但诸王府的包衣，亦名为汉军。年家其实为镶黄旗的包衣，当雍正分府时，拨归门下。在雍正未蓄意打散八旗、化私人武力为国家武力之前，旗人的主从之分极严，包衣称主人为“主人”，自称为“奴才”。如载铎即为雍邸的包衣，年羹尧亦然，所不同者，年羹尧是翰林，又其妹为雍正侧妃，论其人，值得提拔，论其情，应该提拔。
    年羹尧的四川巡抚干得很出色，康熙嘉许他“治事明敏”。年羹尧知兵，而巡抚无督兵之责，因而康熙五十七年特授四川总督兼管巡抚事。及至允禵受命为抚远大将军，康熙又派给他两个副手：一个是顺治的长兄肃亲王豪格的孙子延信，挂平逆将军印；另一个就是年羹尧，为平西将军。
    以年与雍正关系之深，自然了解雍正觊觎大位的本心，然则对允禵之处处钳制，是不必雍正嘱咐就必然会有的事。证之雍正三年上谕，有“太监阎进系允禩深信委用之人。雍正元年，年羹尧来京时，阎进在乾清门见年羹尧，指云：‘如圣祖仁皇帝宾天再迟半载，年羹尧首领断不能保。’”等语，可知允禵在康熙生前，必有密奏讦年羹尧钳制掣肘诸事，所以阎进有此判断。
    既有年羹尧在对付允禵，则皇位犹在未定之天，载铎的建议，便成隔靴搔痒，而想法又非常危险，所以雍正于此启严加申斥。
    载铎另有一启，透露的消息甚多，原文是：“奴才载铎谨启：主子万福万安。奴才素受隆恩，合家时时焚祷，日夜思维，愧无仰报。近因大学士李光地告假回闽，今又奉特旨，带病进京。关系为立储之事，诏彼密议。奴才闻知惊心，特于彼处相探。彼云：‘目下诸王，八王最贤’等语。奴才密向彼云：‘八王柔懦无为，不及我四王爷，聪明天纵，才德兼全，且恩威并济，大有作为。大人如肯相为，将来富贵共之。’彼亦首肯。但奴才看目下诸王，各各生心，前奴才路过江南时，曾为密访，闻常州府武进县一人，名杨道升者，此人颇有才学，兼通天文，此乃从前耿王之人也，被三王爷差人请去，养在府中，其意何为？又闻十四王爷，虚贤下士，颇有所图。即如李光地门人程万策者，闻十四王爷见彼，待以高坐，呼以先生。诸王如此，则奴才受恩之人，越觉代主子畏惧矣！求主子刻刻留心。此要紧之时，诚难容懈怠也。谨启。”
    按：《故宫文献丛编》所收载铎十启，将此启列为第九件，时间为康熙五十七年，恐有误。李光地于康熙五十二年奉旨准假两年，五十四年还朝，殁于五十七年。载铎此启，当作于五十四年李光地假满赴京之前。视函中语气，亦应为初到福建履任时作。
    雍正于此启有三批，察视文气，应为两条行间夹批，一条总批。夹批中有一条：“程万策之旁，我辈岂有把屁当香焚之理？”出语粗俗，却能充分表达出雍正看不起他的同母弟允禵，视之为浅薄，故如程万策之流，亦奉之为上客。
    一条总批是：“你在京时，如此等言语，我何曾向你说过一句？你在如此小任，骤敢如此大胆！你之死生，轻若鸿毛，我之名节，关乎千古。我做你的主子，正正是前世了！”
    所谓“前世”，乃是当时流行的一句俗语“前世一劫”的简称，意谓冤孽缠身，无可奈何。而此总批最要紧的一句话，即是开头的“如此等言语，我何曾向你说过一句？”作用仍是在一旦事发，留一自辩其从未嘱咐门下结纳朝士的证据。事实上倘非深知雍正的本心，载铎又何敢贸然向李光地进言，以共富贵相许。
    不过，雍正虽有大志，并不敢公然结党，皇位之能巧取豪夺，完全是善于利用机会之故。雍正有两个绝好的机会，都让他很有效地掌握住了。年羹尧的地位，恰好能钳制允禵，是一个机会；另一个机会更重要，即隆科多在康熙晚年之独蒙宠信，“一呼可聚二万兵”，力足以控制整个京城。
    隆科多为佟国维第三子。《清史稿》列传及外戚表、封爵表，不载隆科多有兄，仅有一弟名庆福。又，佟国维有一孙名舜安颜，尚雍正同母妹温宪公主，而隆科多于雍正五年得罪，王大臣共议得大罪四十一款（本为四十二款，其中有一款不成立，后文会谈到），其“大不敬”第五款：“皇上赏银三千两，令修理公主坟墓，隆科多迟至三年竟不修理”，则知温宪公主或即为隆科多的子妇。以此而论，康熙与隆科多有三重姻亲关系：第一，隆科多为康熙生母慈和皇太后的内侄，亦即为康熙的表弟；第二，隆科多为孝懿仁皇后的胞弟，亦即为康熙的内弟；第三，隆科多为额驸舜安颜的父亲，亦即为康熙的儿女亲家。
    因此，以康熙之昵于外戚，且在举皇八子允禩为太子一案中，佟氏一门包括“舅舅佟国维”在内，大多废斥。为了弥补愧对外家的内疚，对隆科多格外宠信亲密，亦为情理之常。
    隆科多本来与阿灵阿、揆叙相交好，亦为拥护允禩的一分子，只是形迹不显，所以未曾得罪。及至阿灵阿等获咎，隆科多见风使舵，退出党争，而如何为雍正所结纳，则事无可考，或者是舜安颜在其中穿针引线，亦未可知。
    从康熙五十年起，隆科多即受任为步军统领。这是个很显赫的职位，全衔叫作“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三营统领”（清中叶以后，编制更大，衔名中“三”应改为“五”），官文书中，简称为“步军统领”，而民间称为“九门提督”。照《清会典》所定的职掌是：“掌九门之管钥，统率八旗步军，京营马步兵；颁其禁令，以肃清辇毂。”实为京师最高治安长官。在汉朝即为光武早年所艳羡的“执金吾”，所以清人笔记中提到步军统领，多称之为“大金吾”。准以近代的官职，相当于首都的警备总司令，或者卫戍总司令。
    我说雍正的皇位是由巧取豪夺而来，即以内有隆科多为步军统领，诸王若有异议，隆科多可以武力镇压，取得绝对的优势；而允禵如果想起兵，略如明朝燕王之“靖难”，则年羹尧力足以钳制。因为有此豪夺的把握，雍正方能以秘计巧取，其经过在清并无足够的资料，亦不能公开讨论，所以只笼统而言“雍正夺嫡”，其真相不明。自心史先生的考证出，雍正巧取皇位的经过，十明八九，所存疑者，是康熙的死因。
    雍正巧取皇位的经过，清朝的实录与史馆的记载，并不相符。清朝历代的实录，每一朝皆有改饰，务求掩盖其不可以示天下，不足以昭后世的真相。《大义觉迷录》一书，真如俗语所谓“越描越黑”，因而在乾隆朝被列为禁书。心史先生据《大义觉迷录》而作《清世宗入承大统考实》，对康熙的死因，略而不论，固为心存厚道，但就事论事，不得不谓之大醇小疵。按诸实际，康熙何由而崩，大成疑问，后文将作一质疑，以为心史先生大作补充。
    康熙得病至上宾的经过，只有最后一刻的说法不一，在此以前并无异词。兹胪举如下：
    一，康熙六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幸南苑行围（打猎）。
    二，十一月初七，得病，回驻畅春园。
    三，十一月初九，以十五日南郊祭天，特命皇四子雍亲王恭代。皇四子以圣躬违和，恳求侍奉左右，康熙不许，于是入斋宫斋戒。
    四，十一月初十、十一、十二，雍亲王皆自斋宫遣护卫、太监至畅春园问安。
    五，十一月十三丑刻，亦即凌晨二时左右，康熙病情有变，命令皇四子速至畅春园，南郊大典另行派人恭代。
    六，同日寅刻，亦即凌晨四时左右，召皇三子诚亲王允祉、皇七子淳郡王允祐、皇八子贝勒允禩、皇九子贝子允禟、皇十子敦郡王允、皇十二子贝子允祹、皇十三子允祥、理藩院尚书兼步军统领隆科多至病榻前，皇十五子以下诸皇子则在寝宫外待命。
    七，同日巳刻，亦即上午十时左右，皇四子雍亲王奉召至畅春园进见，康熙告以症候日增之故。是日，皇四子三次进见问安。
    八，是日戌刻，亦即晚上八点钟左右，康熙上宾。
    至于皇位之授受，据实录及雍正六、七年之间的一道上谕。所记者是如此：
    一，康熙于十一月十三寅刻召诸王子及隆科多进见时，已经面谕：“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着继朕即皇帝位。”
    二，雍正三次进见，康熙始终未曾面告，他是未来的皇帝。
    三，康熙崩后，隆科多始述“遗诏”，以雍正继位。
    此中疑问甚多，为清眉目计，首先要提出的是：康熙以皇四子继位的宣布，究竟是口头，还是书面？皇帝临终以前的口头遗嘱，谓之“末命”；书面的遗嘱，方得谓之为“遗诏”。如前所述，则隆科多乃与皇三子等，共受末命，而雍正自道康熙崩后，“隆科多乃述皇考遗诏”，足见另有一朱谕。其后宫中太监所传，说“传位十四皇子”的朱谕，由隆科多及雍正，将“十”改为“于”，不为无因。
    其次，有大悖情理之两事：第一，康熙既于是日寅刻召诸皇子及隆科多，面授末命，以皇四子继统，则必有专程报喜之人。点了状元，尚且有“头报”“二报”“三报”；做了皇帝没有人去报喜，又何贵乎做皇帝？退一步言，即令无专程报喜的人，则皇四子至畅春园以后，至少皇十三子允祥会向他道贺，而并此无之，岂不可怪。
    再次，康熙既以决定传位皇四子，而且已面告其他诸皇子，何以独独未告本人？雍正进见时，康熙尚能以症候日增之故相告，而独不一致意于勉为令主。这不是更可怪的一件事？
    事实上可以断定，康熙在崩逝以前，根本没有什么末命。心史先生于此举一反证，极为有力，雍正八年五月，上谕中引叙隆科多所奏的一段话：“圣祖皇帝宾天之日，臣先回京城，果亲王在内侧班，闻大事出，与臣遇于西直门大街，告以圣上绍登大位之言，果亲王神色乖张，有类疯狂。闻其奔回邸第，并未在宫迎驾侍候。”心史先生于此论断：“父死不惊，惟四阿哥嗣位则惊而欲疯，是凶问到京而嗣主之问犹未到也；是阿其那（允禩）等并无一传讯于兄弟间，仍凭隆科多一语而始露出；是在京在园所得传位之末命，皆出于隆科多之口也！”确为不刊之论！以各种迹象来看，当日康熙的病势虽有变化，绝未到危在旦夕的程度，康熙自己亦不以为毕命就在此日，所以不仅没有传位皇四子的末命，而且根本就不曾提到皇位继承的问题。
    考察康熙的本意，已顾虑到行将不起，故事先有旨，令允禵进京。《大义觉迷录》引“曾静供称：伊在湖南，有人传说，先帝欲将大统传与允禵，圣躬不豫时，降旨召允禵来京，其旨为隆科多所隐”。此一传说，是非常可信的，因为康熙从五十六年特授允禵为抚远大将军时，就已为他做了接位的安排。这可以从当权大臣的调动上，很明显地看出来。兹略作分析如次：
    一，马齐于康熙四十八年因首举允禩为太子获罪，第二年复起，主办与俄国通商的交涉；至五十五年便已大拜，论资格犹在李光地之上，所以位居首辅。
    二，康熙五十六年，命文华殿大学士萧永藻在议政处行走。《清史列传》本传：“六十一年世宗宪皇帝御极，以永藻勤慎清廉，加太子太傅衔，命往马兰，总理陵寝事务。雍正五年十一月，宗人府奉：‘闲散宗室广善在陵寝居住，越分请安，永藻不行拦阻，应革职。’得旨：‘萧永藻向来操守甚好，每自恃其有操守，骄矜偏执……惟知阿谀允禵，以长其傲慢狂肆之罪。’”可知萧永藻为允禵的拥护者。
    按：清初在雍正七年未设军机处之前，平章军国大事，采取王大臣议政制度，满洲蒙古的大学士，自能参与；汉军、汉人大学士，则须特许。萧永藻汉军镶白旗人，早在康熙四十九年即已入阁，而至五十六年三月，始奉特旨在议政处行走；其年冬，允禵拜大将军之命。只看雍正所谓“惟知阿谀允禵”这句话，便可恍然，萧永藻之得与议政，乃是康熙为允禵培植辅佐之臣。而萧永藻与允禵关系之深，亦只看雍正一即位就将萧永藻撵到东陵，便可想而知。如果允禵如康熙所预定的得以继位，则萧永藻之必受顾命，殆在意中。
    如上所述，马齐之能复起，虽为允禩放弃大志，拥立允禵的一个明显表征，而萧永藻之获重用，更为大位将归允禵的一个强烈暗示。
    至于康熙的病势，并不见得严重到随时可以宾天，为更明显的事实。否则，所有的皇子应都在寝宫侍候，准备送终，同时亦必召马齐、萧永藻等人受顾命，而竟一无动静！然则因何而死，岂不可疑？
    历考各种有关文献，令人惊奇的是，找不出任何记载，说康熙咽气时，或者至少还能说话时，有一位皇子在他的病榻前面。这就是说，看到康熙离开人世的，只有一个隆科多。
    总之，康熙看来好像是病殁，其实是暴死。事先并无任何快要咽气的迹象，否则就会急召皇子，而允祯亦就不会第二天一早方始驰往畅春园。
    即以最保守的说法，如有皇子送终，亦仅仅送终而已，绝未承受末命。否则，康熙一定有几句话叮嘱，兄弟和睦，共辅新主之类。是则，大位授受之际，暧昧不明，固为铁样的事实。在情理的推测以外，我们更可以从文献中，找到铁样的证据。
    兹先从《雍正实录》开始。康熙六十一年十月十三，“戌刻，圣祖宾天，上哀痛号呼，擗踊不已。尚书隆科多进曰：‘大行皇帝，深惟大计，付授鸿基，宜先定大事，方可办理一切丧仪。’上恸哭仆地，良久，乃起，趋事御榻前，抚足大恸。”按：“擗踊不已”下紧接“尚书隆科多进曰”云云，文气中断，所谓“付授鸿基”是如何“付授”？口传末命，还是由隆科多宣诏，如此付托天下之大事，岂得无一言之叙述。于此可知，修《实录》时，实有难言之隐，其真相不妨看雍正的自述。
    雍正二年八月二十二日上谕：“朕向者不特无意于大位，心实苦之。前岁十一月十三日皇考始下旨意，朕竟不知，朕若知之，自别有道理。皇考宾天之后，方宣旨与朕。朕岂可明知而任国家之扰乱乎？不得已缵承大统。皇考圣明，凡事预定，所以大业授受之际，太平无事，以成国家之善庆。”而在修《实录》时，此上谕已删改为：“前岁十一月十三日，皇考宾天之后，朕缵承大业，授受之际，中外敉宁，以成国家之善庆。”依旧不言“授受”的实况，亦正因为既有难言之隐，则不言胜于多言。征诸实况，授受之际，岂得谓之为太平无事？
    据《永宪录》记，康熙驾崩后，“次日至庚子，九门皆未启”。这就是说，从十一月十四至十九，京城的九个城门，关了六天之久。此在当时意大利籍神父马国贤于1855年在伦敦出版的回忆录（memoirs of father ripe）中说，当天晚上听得畅春园中哭声震天，宫门随即紧闭，而全副武装的骑兵到处皆是。当时猜测，不是康熙驾崩，便是宫廷发生政变。后来证实是皇帝宾天，传位于皇四子。第二天早晨，他准备与另两位神父去吊丧时，竟“未得入城”。（按：“未得入城”系据王钟翰的译文，见《燕京学报》第三十六期，王著《清世宗夺嫡考实》。至于马国贤的原文是：the next morning i repaired to peking with father angelo and seipel，for the purpose of going to the palace，to show our concern for the death of kang-hy，but we were not admitted that day or the following.）
    像这样的情形，何得谓之为“太平无事”？在这闭城的六天之中，有何杀戮之事，因为《实录》经过历朝删改，真相不明。但自宫中至诸王府，风波迭起，则犹可稽考，后文将会谈到。这里先澄清末命及遗诏的问题。
    有部非常珍贵的孤本，名为《皇清通志纲要》，邓之诚藏有抄本。此书的作者弘旺即允禩的长子，曾为雍正逐出于玉牒之外，改名菩萨保，直至乾隆四十三年方始恢复原名，但《清史稿·皇子表》中，竟致漏列。弘旺既为允禩之子，为报父仇，自然秉笔直书，所以这部《皇清通志纲要》，在当时是秘本。如果在洪杨以前，有人抄藏这部书，可能会招来灭族之祸，因为这部书中，透露了一个绝大的秘密，证实了雍正夺嫡为如山的铁案！
    拙作前面提到雍正的名字，都写作允祯，这是依照当时的习惯。雍正的名字应作“胤禛”，登极以后，循避讳之例，他的弟兄“胤”改为“允”，而臣下写到御名，则“禛”改为同音的“祯”。绝大的秘密在此：皇十四子允禵，原名允祯。
    请看《皇清通志纲要》的记载：
    一、“康熙二十七年戊辰正月初九日，皇十四子祯生。”
    二、“四十八年己丑，三月初十日封……皇十四子讳祯贝子。”
    三、“五十七年戊戌三月中旬命皇十四子祯授王、抚远大将军。”
    四、“五十九年庚子，二月十六日命抚远大将军、王、祯以西宁进兵。”
    五、同书的《元功名臣录》载：“恂勤郡王讳允祯，圣祖皇十四子，改讳禵。”又：“多罗贝勒、固山贝子、抚远大将军、王，讳允祯，改讳禵。”
    据此可知，允禵不仅原名允祯，而且封抚远大将军时，既已封王。而《雍正实录》固隐其事，连《康熙实录》亦删改得毫无痕迹。封王一事之必须隐讳，因为由此可见康熙对皇十四子是如何器重，则与《大义觉迷录》中，雍正蔑视同母弟，自道“夫允禵平日素为圣祖皇考所轻贱，从未有一嘉予之语。曾有向皇太后闲论之旨‘汝之小儿子，即与汝之大儿当护卫使令，彼亦不要’”之语，完全不符，所以务必抹杀得干干净净。不意天壤间竟有此遗文，可发三百载之覆。仓颉造字，鬼为之哭，良有以也！
    有此秘密，则所谓改“十”为“于”之说，更为可信，因为“祯”“禛”声音相同，字形相似，“禛”改为“禎”（“祯”的繁体字）绝不可能，而“禎”改为“禛”，固甚易易。雍正即位以后，可循避音讳之例，为允祯改名。
    按：禵音齐，据《字汇补》的解释：“禵，福也。”而《艺文类聚》释“祯”字亦为：“祯，福也。”此亦可作为允禵原名允祯的一个旁证。雍正则又以“禛”字须改写之例，变名为“祯”，恰好张冠李戴。雍正夺弟之位，复夺弟之名，手段实在巧妙。
    话虽如此，汉文遗诏亦仍未宣布。《雍正实录》记宣读大行皇帝遗诏在十一月十六日，事后有御史杨保等“参奏鸿胪寺官宣读大行皇帝遗诏时，未宣汉文”，可知仅用“国语”宣诏。满文于姓名都用拼音，则“祯”“禛”之不同，更无从显示。因此，雍正不以杨保等人的参奏为是，谕以“宣读清字诏书，即与宣读汉字诏书”无异。
    雍正之得位如此不正，他的弟兄们当然不服，从大行皇帝未还大内以前，即有纠纷。而《实录》记载为一片中外敉宁之象。当时“恭议殡殓大礼”，以为“宜奉大行还宫”。于是“命淳郡王允祐守卫畅春园；固山贝子允禵至乾清宫敷设几筵；十六阿哥允禄、世子弘升，肃护宫禁；十三阿哥允祥、尚书隆科多备仪卫、清御道”。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出许多花样。
    按：其时除皇长子、废太子禁锢，皇五子允祺奉旨祭陵以外，在畅春园的皇三子允祉，等于长子，办理在丧，衡情度理，应由允祉总其成，而丧仪执事中，竟无职司。此外年长能办事的允禩、允禟、允等亦皆被摒，亦出常情之外。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此四人皆处于一种被软禁监视的状态中。
    至于被派到执事的诸人中，皇七子允祐，身有残疾，庸懦无用，故命之留守畅春园；皇十二子允祹、皇十六子允禄此时持中立态度，不妨一用；而皇五子允祺的世子弘升亦被派职司，更见得放心可用之人不多，此时的雍正，是相当孤立的。
    特别要值得一提的是皇十三子允祥。此人在康熙朝，似乎默默无闻，及至雍正一接位，立即出人头地，自此以至雍正八月五日下世，雍正誉不绝口，而所蒙恩宠，更为异数，举其荦荦大者如下：
    一，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封怡亲王。
    二，雍正元年十一月，赐钱粮二十三万两，辞之再三，仅受十三万两；因命换怡亲王例，一切用度，皆支官物。
    三，雍正三年二月，加封郡王，由怡亲王于诸子中指封。
    四，雍正三年八月，加俸银一万两。
    五，雍正四年七月，赐御书“忠敬诚直、勤慎廉明”榜。
    六，雍正六年，命怡亲王所兼管佐领，俱为王属。
    七，雍正七年十月，命增仪仗一倍。
    八，雍正八年五月，病殁，辍朝三日，上谕：“怡亲王薨逝，中心悲痛，饮食无味，寝卧不安。王事朕八年如一日，自古无此公忠体国之贤王，朕待王亦宜在常例之外，今朕素服一月，诸臣常服，宴会俱不必行。”又谕：“复其名上一字为‘胤’，配享太庙，谥‘贤’，并以‘忠敬诚直、勤慎廉明’八字，加于谥上。”
    至乾隆年间，复有恩命，最有关系的是，亲王“世袭罔替”。清初本有八个所谓“铁帽子王”，至此增而为九。辛酉政变为慈禧太后目为“三凶”之一的载垣，为允祥的玄孙。载垣虽被赐死，而爵位不撤，终清之世，仍有怡亲王的称号。
    读清史至雍正一朝之事，我总有一个难释的疑团，以雍正的忮刻残忍，何以独对允祥有此深厚的感情？而允祥又有何德何能，独蒙精明非凡的雍正之如此赏识？而以雍正对允祥的称许来看，品德无亏，是个君子。孰知大谬不然！
    兹先提出一个从未有人谈过的疑问，《清史稿》诸王列传、皇子世表，以及清皇室四谱的记载，都是康熙六十一年，雍正接位后封允祥为怡亲王，在此以前，是何爵位？按：康熙于四十八年三月，大封年过二十的皇子，已封者晋爵，未封者始封，雍正之为雍亲王，即在此时。允祥之一兄一弟允祹、允禵皆封贝子，则允祥又缘何未封？
    这个疑问，亦是在《皇清通志纲要》中可以求得解答，虽不完至，但却透露了一个极大的秘密。原来允祥在康熙四十七年废太子的纠纷中，亦是主角之一。王钟翰所引的《皇清通志纲要》，有这样一条：“四十七年九月，皇太子、皇长子、皇十三子圈禁……十一月上违和，皇三子同世宗皇帝、五皇子、八皇子、皇太子开释。”既云“开释”，当然曾被看管，可知第一次废太子的纠纷，闹得极大，允祉、允祺及雍正全都牵涉在内。至于后世官书，不及此三人，当然是雍、乾两朝，有意隐没。
    可注意的是，皇太子、皇长子、皇十三子同被圈禁，而开释的只有皇太子，于此可知，允祥是与皇长子同罪同科。康熙四十八年，大封成年皇子，允祥尚在圈禁之中，自然未封。据雍正元年十一月上谕“怡亲王于皇考时，敬谨廉洁、家计空乏，举国皆知。朕御极以来，一心翊戴，克尽臣弟之道。从前兄弟分封，各得钱粮二十三万两，朕援此例赐之”等语，换言之，允祥并未得过此二十三万两钱粮，更为在康熙朝未曾受封分府的明证。否则即无所谓“援例”，更不至于“家计空乏”。
    由此可以作进一步的推测，允祥之被圈禁，必与皇长子镇魇废太子一事有关，而且情况相当严重。我很疑心，这是允祥替人受过。前面谈过，康熙四十七年九月，第一次废太子时，允礽被监禁于上驷院侧的毡帐中，帝命皇长子允禔与雍正共同监守。镇魇之事，可能是雍正与允禔同谋，因为雍正本人亦很相信这一套，当他与年羹尧在“政治蜜月”期间，曾有一道朱谕：“你的真八字不可使众知之，着实缜密好。番僧中镇魇之事，实不能侵正人，虽属荒唐，然亦说不得全无。”可证。及至事发，雍正可能说动允祥，代为顶罪。如果我的猜测不误，则雍正对允祥之崇功报德，固亦宜然。
    总之，允祥有大功德于雍正，乃是一件确凿不疑的事。我还有一个想法，当康熙宾天以后，隆科多口衔天宪，硬说传位于皇四子，恐众不服，为杜人之口，可能举允祥为隆科多亲承大行末命的见证。是故，允祥与隆科多共同受命“备仪卫、清御道”，备仪卫者备皇帝的銮驾；清御道者防有不测。凡此任务，雍正非交与绝对肯定已承大统的人，不能放心。
    明乎此，可知雍正夺位时所引起的宫廷危机，远比后世所知者为严重。但尽管雍、乾两朝，删改《实录》，十分周密，如雍正本人及允祥牵涉及第一次废太子的纠纷，几于无迹可寻，但只要仔细搜索玩味，仍不难了解其真相。
    今按雍正所被指控的四款罪名：“谋父”则如前述，康熙实同暴崩。当时道路传言：“圣祖皇帝在畅春园病重，皇上就进一碗人参汤，不知如何，圣祖皇帝就崩了驾。”意谓雍正有弑父的嫌疑，此为莫可究诘之事，唯有存而不论。至于其余三款，则信而有征，不妨一谈。
    所谓“逼母”，传言是如此：“将允禵调回囚系，太后要见允禵，皇上大怒，太后于铁柱上撞死。”又：“据达色供：有阿其邦（允禩）之太监马起云向伊说：皇上令塞思黑去见活佛，太后说，何苦如此用心，皇上不理，跑出来，太后怒甚，就撞死了。”这里所说的太后，就是雍正与允禵的生母，德妃乌雅氏，雍正嗣位，拟上徽号为“仁寿皇太后”，未及与行册尊大典，太后即于雍正元年五月二十三日崩逝，是即母以子贵的孝恭仁皇后。
    孝恭仁皇后是否触柱自尽，留待后文再研究。我首先要向读者指出的是：从古以来，儿子做了皇帝，不但不高兴，反有无限悲伤委屈的，只有一位孝恭仁皇后；从古以来，在盛世而母以子贵的皇太后，居然有人敢对她无礼而犹不敢发作的，亦只有一位孝恭仁皇后；从古以来，原是真太后，突然一变而为假太后，更只有一位孝恭仁皇后。
    此话怎讲？须知允禵简在帝心，必继大位，已是众所默喻之事，允禵做了皇帝，德妃成为皇太后，是真太后。
    但此皇太后非由允禵而贵，乃由允禛而贵，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因为雍正这个皇位既是巧取豪夺而得，则皇太后的来路亦就不正。真太后变成假太后，所以宜妃郭络罗氏，当着大行皇帝的梓宫，给太后难堪。
    《清史稿·后妃传》：“（圣祖）宜妃，郭络罗氏，当圣祖崩时，妃方病，以四人舁软榻诣丧所，出太后前，世宗见之，又傲。世宗为诘责宫监。”此太后受气的情形，大庭广众间如此，深宫中冷嘲热讽，当更有甚者。因此，雍正登极，皇太后不肯受礼，说是：“皇帝诞膺大位，理应受贺；至于我行礼，有何关系？”此直为不认雍正为子之意。以后再请再辞，三请始允，而理由还是为了康熙即位时，诸王大臣亦曾向太后致贺，所以说：“诸王大臣等，既援引先帝所行大礼，恳切求请，我亦无可如何！”本意仍是不愿承认此一贺由雍正而来。其后又议上“仁寿皇太后”尊号，亦复“坚执不允”。雍正“叩请再三”，所奉的懿旨是：“诸王大臣援引旧典，恳切陈辞；皇帝屡次叩请，这所奏，知道了！”如此而已。
    更有一个太后始终不愿自居为太后的迹象是，她一直不肯由原住的永和宫移居皇太后颐养之地的宁寿宫。先还无所谓，到了大行皇帝奉安景陵以后，移宫之事，突形急迫，因为“仁寿皇太后”尊号的奏请，在奉懿旨“这所奏，知道了”之后，依旧言之不已，太后只好拿大行皇帝犹未奉安来作推辞的借口。如今旗人父母之丧，持服百日早满，山陵大事，亦已告一段落，太后如再推辞，则明明是不慊于帝，反映出嗣君得位不正，所以雍正很伤脑筋，而太后坚持如故。
    这当然会引起母子之间的争执，而真正伤了太后的心的，却还是为了允禵。《大义觉迷录》中，雍正自叙命允禵奔丧的经过是如此：
    一、“朕即位之初，召允禵来京者，彼时朕垂涕向近侍大臣云：‘痛值皇考升遐大故，允禵不得在京，何以无福至此？应降旨宣召，俾得来京，以尽子臣之心。’此实朕之本意，并非防范疑忌而召之来也。以允禵之庸劣狂愚，无才无识，威不足以服众，德不足以感人，而陕西地方，复有总督年羹尧在彼弹压，允禵所统者，不过兵丁数千人耳！又悉皆满洲世受国恩之辈，而父母妻子，俱在京师，岂肯听允禵之指使，而从为背逆之举乎？其以朕为防范允禵召之来京者，皆奸党高增允禵声价之论也！”按，雍正作此言时，允禟、允禩、允、隆科多、年羹尧，皆已死于非命；即知内幕者，亦皆被幽，噤若寒蝉，因而可以肆无忌惮地自说自话。衡诸实际，雍正之召允禵入京，绝非如他自己所说的那么冠冕堂皇！须知所统数千兵，已经不少，而大将军便宜行事，节制督抚，果然要反，是否年羹尧所能钳制，亦在未定之天。而况允禵早承默命，众所共喻，果真领兵“靖难”，师出有名，其号召力比明成祖不知要高多少倍。更何况，内有诸王的支持，而且允禩居“总理事务”四王大臣之首，亦握有相当权力。雍正对允禵岂能不作防范？
    二、“及允禵到京之时，先行文礼部，询问见朕仪注，举朝无不骇异。及到京见朕，其举动乖张，词气傲慢，狂悖之状，不可殚述。”按：“举动乖张，词气傲慢”，此在允禵为必然之事，而在雍正为自取之辱。昔日曾见有人登报警告其脱离关系的同胞之兄，谓为“姑念台端之令堂，亦乃敝人之家母”，叹为天下奇文。而允禵以臣以弟，行文礼部询问已登大宝之兄的仪注，亦为千古创闻。度允禵此举，无非要表示失位的真皇帝会见窃位的假皇帝而已，意在泄愤辱兄，并非真的希望有此仪注。可惜，允禵的原文与礼部的复文，不传于世，否则亦必是一段天下奇文。
    三、“朕曾奏请皇太后见允禵，太后谕云：‘我只知道是我亲子，允禵不过与众阿哥一般耳，未有与我分外更亲处也。’不允。朕又请可令允禵同诸兄弟入见否？太后方谕允。诸兄弟同允禵进见时，皇太后并未与允禵分外一语也，此现在诸王阿哥所共知者。后允禵于朕前肆其咆哮，种种不法，太后闻知，特降慈旨，命朕切实责允禵，严加训诲之，此亦宫中人所共知者。”按：太后果有如雍正所引述的话，则为大不可解之事。做了太后，连亲生之子都不能召见，此亦是千古创闻。即如雍正所说，太后以为“允禵不过与众阿哥一般耳”，则诸兄弟入见太后，允禵当然亦在其列，又何须请示？捏造之语，破绽毕露而不自知，诚所谓心劳日绌。今按雍正所叙，仿佛太后视允禵为忤逆之子，不愿一见，乌有是事？事实是：允禵到京后，雍正始终不准他见太后，不久，即遣往守陵。《大义觉迷录》中自道：“即允禵之命往守陵，亦奏闻太后，欣喜嘉许而遣之者。”以专阃之寄的大将军，贬谪到陵上闲住，而做母亲的居然“欣喜嘉许”。这种谎话，亦编得太离奇了！
    以现存的史料来看，允禵大概只在大行皇帝奉安时，随众见过太后一次。而太后之死，乃是愤于雍正虐待同母之弟的允禵。我前面曾据《皇清通志纲要》指出，允禵受任为抚远大将军时，即已封王，《雍正实录》中亦有证据。雍正元年二月庚甲（初十）为以允禄承袭庄亲王爵，外间“捏造谣言，妄生议论”，宣示诸王大臣的上谕中有一句：“大将军、王允禵到京后，未定应行回任与否。”是则允禵在二月初未到京前，仍是王爵，及至五月二十三日，太后崩逝之日，谕总理事务王大臣等：“贝子允禵，原属无知狂悖，气傲心高，朕屡加训谕，望其改悔，以便加恩。但恐伊终不知改，而朕必欲俟其自悔，则终身不得加恩矣！朕惟欲慰我皇妣皇太后之心，着晋封允禵为郡王。伊从此若知改悔，朕自叠沛恩泽；若怙终不悛，则国法具在，朕不得不治其罪。”允禵由王忽变为贝子，再变为王，其中隐没了许多事实，但亦颇易测度。
    首先容易了解的是，允禵之由王变为贝子，乃是因为他有“行文礼部询问见朕仪注”那个“举朝骇异”的举动，所以雍正将他由王降作贝子，借为报复。
    在雍正，当然不会承认是报复，而只是膺惩，目的在希望允禵“改悔”。上谕中的意思是很明白的，只要允禵能上奏自劾，即等于写一张“伏辩”，他就会“加恩”，仍封王爵。而这一原则在封了郡王以后，仍旧适用，“伊从此若知改悔，朕自叠沛恩泽”，等于暗示，只要驯服，则由郡王晋封亲王，甚至世袭罔替，都在意中，否则，不但爵位保不住，性命亦保不住。
    然则，允禵既未改悔，又何以降而复升，封为郡王？唯一的原因是，“欲慰我皇妣皇太后之心”。这不就明明指出，太后一直在为允禵争原有的王爵，是则所谓“太后谕云：‘我只知道是我亲子，允禵不过与众阿哥一般耳，未有与我分外更亲处。’”云云，其为雍正谎言，不攻自破。
    至于太后的死因，亦很可疑。试看雍正元年五月《实录》：
    一、己亥（二十一）：“上因天时少雨，减膳虔祷，甘霖立霈，大学士等恭请皇上照常减膳。”上曰：“上天暨皇考在天之灵，慈悯朕躬，即时昭应，朕心焉有不感荷欣庆之理？所奏知道了。”据此，则太后毫无有病的迹象。在此以前，雍正约三四天到永和宫问安一次，亦从无太后违和的记载。
    二、庚子（二十二）：“仁寿皇太后不豫，上诣永和宫亲视汤药，昼夜无间。”按：史家记帝后疾病，有特定的用语，“不豫”是起病或微恙；疾笃或病势突然恶化，称为“大渐”。既是起病或微恙，则“亲视汤药”又何须“昼夜无间”，可知其中必有文章。
    三、辛丑（二十三）：“丑刻，仁寿皇太后崩于永和宫。自圣祖仁皇帝升遐以来，皇太后哀痛深切，每致撤膳，上在哀毁之中，惟恐慈体违和，晨夕问视，孝养倍笃。皇太后积哀日久，疾遂大渐（下略）。”按：太后之疾是何疾？不明。如“积哀日久”而成疾，则是时发时愈，遂致大渐的慢性病，但在此以前，从无记载，而且明言雍正“惟恐慈体违和，晨夕问视”，则如太后违和，《实录》中为表现雍正的孝思，必有如何亲视汤药、忧急不安的“实录”，而竟无之，则可肯定，太后并无疾病。
    自“不豫”而“大渐”而“崩”，为时不过一昼夜，如为中风之类的急性病，自不妨秉笔直书，何必讳言。由此可知，太后自尽之说，未必子虚，“亲视汤药，昼夜无间”者，正在从事急救，看迹象似乎是服毒或吞金。
    导致太后自尽的原因，不一而足。总结而言：雍正自年前十一月十三日以来，半年中的所作所为，无不大怫太后之意，使她在宫中处于一种见不得人、说不响嘴的窘迫境地中。而尤其大伤慈怀的一事是，雍正对允禵既夺其位，复降其封，更褫其职，又禁其足（软禁于景陵）。太后为允禵争王封，如前述已可证明确有其事，此外，太后亦可能坚持让允禵回京居住。而雍正一方面不能仰体亲心；另一方面又为了自己的面子，逼太后由永和宫移居宁寿宫，以便在上尊位时，接受群臣朝贺。在这种彼此意愿相左的情况下，母子之间，可能发生冲突，于是“以天下养”的太后，便一无生趣了！
    以上推论，自信与事实相去不远。至于道路流言，“皇上把和妃及其他妃嫔，都留于宫中”等语，看来倒确是谣言。因为雍正虽有诸般恶德，却无好色的名声，并且他残忍而不昏庸，非东昏侯之流，烝父妾之事，可信其必无，更何况和妃其时已四十岁，非少艾之比。猜想谣言之起，是因为和妃首受尊封，不过，这在上谕中也说得很明白，是奉了太后的懿旨，是和妃侍奉先帝最为谨顺之故。
    “弑兄”一款，亦有实据。但“弑”之一字，似嫌稍重，如谓雍正“不弟”，则确凿无疑。雍正行四，当即位之初有亲兄三人俱在，而结果皆无好下场。兹先从皇三子诚亲王允祉谈起。
    允祉亦有继位的可能，已如前述。他之见忌于雍正，一半为追憾当日康熙以允祉为做学问的助手，一半则以允祉深知雍正夺位的真相，深恐发其隐私。因此，在即位以后，雍正首先驱逐陈梦雷，并否认允祉主修了《古今图书集成》之功，此是一个警告。及至曾静案发，《大义觉迷录》刊行，其中许多恬不知耻的谎言，由于当事者或则已死，或则被幽，无可指证其为颠倒黑白。唯独允祉，身在局中，名在局外，而又以皇兄的地位，议论有较大的自由，倘或道破真相，则数年来的苦心掩饰，尽皆败露。为此，雍正就有了“卿不死，孤不得安”的感觉了。
    于是雍正八年五月，授意庄亲王允禄参劾允祉，以“怡亲王之薨逝为庆幸”为名，宣布其罪状。所叙情事，猥屑不情，有如无知村妇的谩骂，《雍正实录》不载，想是乾隆亦看不顺眼之故。
    心史先生对雍正的这道上谕，逐段指摘，议论精微，做一次文抄公，转录数段如下：
    “雍正八年五月上谕：诚亲王允祉，自幼即为皇考之所厌贱，养育于外，年至六岁，尚不能言。每见皇考，辄惊怖啼哭。”心史先生评曰：“诚邸为世宗兄，其幼时事，岂世宗所能置议？且此事岂论罪所当牵涉？”按：雍正小允祉一岁，类此文气如长兄之责幼弟，即令六岁之兄责五岁之弟，亦觉不伦，何况以五岁之弟，责六岁之兄？雍正早年的谕旨，于作伪之处，下笔相当谨慎，八年下来，自我养成了一个坏习惯，撒谎而不自知其撒谎，诬人之语，摇笔即来，所以有此荒唐之语。
    “及年岁渐长，则性情乖张，行事残刻，于皇考之前则不义不孝；于其母妃则肆行忤逆。是以皇考屡降谕者，将其心术之处，宣示于众。此举朝所共知者。”心史先生评曰：“诚邸生母荣妃，忤逆之说无考。惟于怡邸母敏妃之丧，在康熙三十八年，不满百日薙发，为圣祖所责。允祉自怨自艾，作《责躬集》。陈梦雷集中，有《责躬集序》文。”按：“性情乖张、行事残刻、不义不孝、肆行忤逆”，皆为欲加之罪。康熙谕旨中，殊少责备允祉之语；相反地，自允禔、允礽被幽以后，康熙即视允祉为长子，嘉许其修文之志，岁一临幸或再幸诚亲王府以为常。就做学问而言，允祉无愧为康熙的令子，安得谓之为不孝？
    “其接待诸兄弟，皆刻薄寡恩。诸兄弟皆深知其人而鄙弃之。”心史先生评曰：“诚邸拥护废太子，明见圣祖谕旨褒美之。其他刻薄，惟见本谕旨中怡邸丧事。诚邸有二兄，大阿哥以镇魇太子为诚邸所发，二阿哥即太子，诸兄弟中惟诚邸救护之，为圣祖所赏。其余仇太子者自不慊于诚邸。若谓诚邸刻薄，诚邸无权，只有情谊之不浃，并无卷害之相加。诸弟若果鄙弃其兄，即诸弟亦负不恭之罪，与不友等耳。此亦非论罪所当及。”按：允祉接待诸弟兄，不仅非刻薄寡恩，且于雍正得位亦有助力，足征忠厚。其说见后。
    “从前二阿哥废黜之后，允祉居然以储君自命，私谓庄亲王曰：‘东宫一位，非我即尔。’其狂诞怪妄如此。”心史先生评曰：“在储位未定前，有此私话，但储位定后即不复觊觎，亦不当论罪。至独与庄亲王语此，则知世宗所深忌者杨文信代修《历律渊源》一书，当时必深契圣祖之意。庄邸亦诸皇子中习天算之学者，圣祖甚重此学，故有此揣度。当世宗发此谕之先，庄邸正弹劾诚邸，以引起种种罪状。则前此私语，亦庄邸媚帝而举发之耳。”按：庄亲王允禄为雍正除怡亲王允祥以外，另一早下了功夫，俾资为助手的弟弟。允禄的天算之学，为康熙所亲授，父子间接近的机会甚多。雍正窥探其父意旨，必有大得力于允禄者。故庄亲王博果铎一死，即以允禄承袭，作为酬庸，因而颇有流言。雍正于元年二月，在以允禄袭封庄亲王的第六天，即有一道上谕，说是“外间匪类，捏造流言，妄生议论，谓朕钟十六阿哥，令其承袭庄亲王王爵，承受其家产，朕为君上，多封诸弟数人为亲王，何所不可，而必借承袭庄亲王以加厚十六阿哥乎？”出词似乎振振，而于“承受其家产”一节，则仍未辩。博果铎之父硕塞，太宗第五子，原封承泽亲王，为八“铁帽子王”之一。硕塞曾从豫亲王多铎下江南，明末东南膏腴之地，未受流寇荼毒，益以北地避难南来者，多挟赀财，只看当时秦淮风月之盛，可以想见其繁华富庶，清将南下者，恣意掳掠，无不满载而归。允禄袭庄亲王爵，所得遗产，绝非受雍正封为亲王例得钱粮二十三万两银子可比，是故以允禄袭封庄亲王，谓非有意“加厚”，纯为自欺欺人之谈。
    “康熙六十一年，皇考龙驭上宾。方有大事之夜，朕命允祉管理内事，阿其那管理外务。乃允祉私自出外，与阿其那密语多时，不知所商何事。此天夺允祉之魄，自行陈奏于朕前者。及朕令阿其那总理事务，阿其那则在朕前保奏允祉可以大用。此阿其那欲引允祉为党助，共图扰乱国政之明验也。”心史先生评曰：“大事之夜，兄弟间何以竟不可通一语？既自行陈奏，可知原无避忌。阿其那方任为总理，何能禁其有所保奏？若以当时被保奏为罪，则当时任彼为总理者，罪名岂不更重？”按：允祉与允禩（阿其那）密语多时，必是对隆科多口传的末命大感怀疑，商议弟兄之间所应持的态度。证诸雍正在《大义觉迷录》发布前后所作的谕旨，“诚亲王等向朕叩首，劝朕节哀”等语，可以推想到，允祉主张隐忍持重。否则，以其在实质上居于皇长子的地位，而允禩、允禟、允又皆在愤懑之时，号召诸弟群起而攻，雍正的得位，就未必能够如此顺利。
    “举朝满汉文武大臣，皆受皇考教养深恩，而朕借以办理庶政者。允祉屡奏朕云：‘此辈皆欺罔之徒，无一人可信。’总之，凡为国家抒诚宣力之人，允祉则视之如仇敌；而憸邪不轨之流，则引之为腹心。如允当日与允祉仇怨最深，及允逆节显著，朕令允祉摇其笔札，检得塞思黑与允书，有‘机会已失，悔之无及’之语，允祉竟欲藏匿，马尔萨力持不可，始呈朕览。又如允禵强悍嚣凌，顾私党而忘大义，朕革伊郡王，并伊子弘春贝子之爵，以教导之，而允祉于乾清门之前，为之叹息流涕，其比溺匪类、肆无忌惮如此。”心史先生评曰：“据此段谕文，正见诚邸于外廷无交结，而于诸弟则有恩私，与刻薄之说相反。罪之曰，‘比溺匪类、肆无忌惮’，则亦所谓何患无辞者矣！”按：此评极其精当。允祉的态度，完全出于一种作为长子不忍见骨肉同室操戈的心情。马尔萨为满洲“八大家族”姓瓜尔佳氏的费英东之后，时任内大臣、正黄旗都统，而搜检书札，竟可不听允祉的命令，当然因为雍正有过交代，不必理会亲王之故。
    “又从前遣塞思黑往西大同时，朕将阿其那等党恶种种面谕，允祉奏以‘此等人能成何事’！后又密折奏称，‘阿其那、塞思黑等不忠不孝，罪恶滔天，若交与我，我即可以置之死地’等语。朕谕之：‘阿其那等罪恶当诛，自有国法。生死之柄，岂尔可操？尔此奏不知何心？’盖允祉之意，欲暗置阿其那等于死，而不明正其罪，使天下后世议朕之非。此时曾向廷臣言之。”心史先生评曰：“此在诚邸为希意太过，实非令举。但在世宗则亦无罪可论。”按：此评不甚得当。以允祉的性情而言，不可能说这样的话。果然如此，则允祉岂非与允禔为一丘之貉？雍正对弟兄诬赖侮蔑之诈，不一而足，此信亦不可信。
    “至于怡亲王，公忠体国，夙夜勤劳，朕每向允祉称道其善，冀以感悟之。而允祉置若罔闻，总未一答。今怡亲王仙逝，因允祉素与诸兄弟不睦，果亲王体素羸弱，不能耐暑，是以未令成服。而果亲王再三恳请，允祉则淡漠置之。且数日以来，并不请朕之安，朕心甚为疑讶。今据庄亲王等参奏，不料允祉之狂悸凶逆，至于此极。以怡亲王忠孝性成，谟猷显著，为皇考之令子，为列祖之功臣，今一旦仙逝，不但朕心悲痛感伤；中外臣工，同深凄怆；即草野小民，亦莫不以国家失此贤王，朕躬失此良佐，为之欷歔叹息。况允祉以兄弟手足之情，乃幸灾乐祸，以怡亲王之薨逝为庆幸，尚得谓有人心者乎？又朕将褒奖表扬怡亲王之谕旨，颁示在王府人等，众人宣读传示之际，允祉并不观览，傲然而去，尚得谓有君上者乎？”心史先生评曰：“谓兄临弟丧不哀，何得加以狂悖凶逆之目。且兄不哀此一弟之丧，本非他一弟所能参论。又其不令成服，乃由帝旨。不成服之弟两人，果亲王则以恳请成服为逆探言外之隐衷，诚邸则以遵令不成服为拘守言中之明示，逆探者或有逢迎之能，拘守者何来狂悖凶逆之咎？”按：此论最为公允。不过，于此亦可察觉，允祉虽于兄弟不薄，但爱憎之间，亦不免有所轩轾。允祥如果当年曾参与允禔镇魇废太子之谋，则其见憎于允祉，乃是必然的，而且亦是绝对可以谅解的。但在雍正，就恰好不能原谅了。
    以上所引，举其数端，此外，不近情理、不成体统的语言尚多，最后的结论是：“允祉从前作恶多端，不可枚举。但因其心胆尚小，未必敢为大奸大恶之事。从前陈梦雷之案败露，朕若据事根究，允祉之罪甚大。朕心不忍，姑令寝息。及后为诸王大臣等参劾，宗人府议复拘禁，朕仍复宽恩，将伊降为郡王，薄示惩儆，而伊毫不知畏惧。今年又特加恩，复伊亲王之爵，而伊毫不感激。兹当怡亲王仙逝，众心悲戚之时，而允祉丧心蔑理若此，是法不知畏，恩不知感，以下愚之人而又肆其狂诞，势必为国家之患。朕承列祖之洪基，受皇考之付托，不能再为隐忍姑息，贻患于将来也。其作何治罪之处，着宗人府诸王贝勒贝子公八旗大臣九卿詹事科道会同定议具奏。特谕。”既言其“心胆尚小，未必敢为大奸大恶之事”，为何又“势必为国家之患”？这就是一个绝大的矛盾！雍正不自知而乾隆知之，所以在《实录》中对诚亲王的罪名，已删削得只剩下八个字：“性情乖张，行事残刻。”但希旨定罪的复奏全文，则以出臣下，仍旧保留。
    廷议允祉的罪名为：不孝、妄乱、狂悖、党逆、欺罔不敬、奸邪、恶逆、怨怼不敬、贪黩负恩、背理蔑伦，凑足十款大罪。建议将允祉革爵正法，子孙逐出玉牒，家产交还内务府，即是变相的抄家。以皇兄之尊，只为亲属的丧礼中失态，而廷议竟视之为谋反大逆的重犯，此亦为罕见之事。于此可知，有残刻的皇帝，才有残刻的臣子！明思宗自谓：“朕非亡国之君，诸卿乃亡国之臣！”证以雍正君臣，殊不其然。怎么样的皇帝，出怎么样的臣子；唯其有亡国之君，才有亡国之臣。思宗昧于此理，此所以终为亡国之君也。
    当然，将允祉“正法”是绝不会有的事，但削爵禁锢于景山永安亭，亦等于致命的打击。雍正十年闰五月允祉去世，视郡王例殡葬。乾隆二年追谥为“隐”，无异暗示禁锢非罪，足证雍正的所作所为，连他的儿子都不以为然。
    至于大阿哥允禔、废太子允礽，则在世宗即位后，禁锢如故。其实允禔、允礽之被禁制，完全是因为怕他们恢复自由以后，又有争夺皇位的活动。现在改朝换代，夺位之事，不复存在，则禁锢原因，便已消失。雍正如果稍有手足之情，很可以将此余年无多的两亲兄释放，责成其家属小心奉养。然而雍正不愿。一死于雍正十二年，一死于雍正二年，皆不得谓之善终。
    “屠弟”之名，雍正自道“不辞亦不受”，实即等于承认。所屠之弟，即允禩、允禟、允。允禩初封“廉亲王”，为总理事务四王大臣之首领，看似重用，实为抚与监视。据说，允禩封王时，曾对贺客表示：“何喜可贺，不知死在何日？”此与隆科多自道：“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死期将至之时。”皆可以想见，雍正的狰狞面目，在他一接位时，便已为人看透。
    大致雍正对诸弟撕破伪面具，公然视之为深仇大敌，是在雍正三年初，年羹尧被诛之时。四年正月，雍正宣布允禩罪状，二月授为“民王”——清朝定制，亲贵封爵，第九等镇国公以上，皆入“八分”，表示为与皇帝最密切的亲属，“凡朝会燕飨，皆异其礼，赐赍必均及”。若是“民王”，则既非宗室，自不入八分。所以雍正之封允禩为“民王”，是不但不认其为手足，且是不认其为族类。以故，到了五月间，将允禩改名为“阿其那”，满洲话的猪；允禟改名为“塞思黑”，满洲话的狗。同胞之弟为猪狗，不知雍正自居为何物。世间有如此辱父之人！亦是千古奇闻。
    雍正“屠弟”的手法，大致不外乎这样几个步骤：隔离、监视、察看、幽禁、秘密处死。就文献信而有征者言，是允禟死得最惨。
    允禟被祸的经过如下：
    一，雍正元年，召禟回京，以允禟出驻西宁，屡请缓行，雍正责其太监。
    二，二年四月，宗人府劾允禟，小故谓之为“违法肆行”，请夺爵，雍正宽免。
    三，三年春，雍正以允禟在西宁纵容家人生事，命都统楚宗约束。允禟有牢骚，雍正手诏深责。按：是时年羹尧已死，隆科多去死不远，为雍正开始大举清算骨肉之时。
    四，三年七月，以山西巡抚伊都立之奏劾，夺允禟爵，撤所属佐领（按：此即“不入八分”矣），即西宁幽禁。
    五，四年正月，京城搜获允禟私书，“书迹类西洋字”，为允禟所造之字（按：允禟有一门客，为意大利籍天主教士穆经远，相知极深，其后亦牵连被捕，据穆经远口供透露，允禟用“类西洋字”所作的隐语家书，大致为用俄文或拉丁文拼音而成）。命革去黄带子，削宗籍，逮捕回京。
    六，四年五月，改允禟名为塞思黑。
    七，四年六月，诸王大臣复劾允禟罪状二十八款，请正法。时允禟行至保定，雍正命直隶总督李绂暂禁，观其行止。
    八，四年八月，允禟以腹病卒于幽所。
    在保定的两个月，允禟的遭遇，奇惨无比。为鹰犬、为狱卒者李绂，请先略谈其人，作为我的看法——“有残刻之君，方有残刻之臣”的证明之一。
    李绂是江西临川人，孤贫好学，经目成诵。康熙四十八年翰林；六十年以左副都御史充会试副考官，出榜之日，黄雾满天，康熙对大学士说：“此榜或者有乱臣贼子，否则抑或有读书积学之士不能中式，以致怨气冲天。”因而榜发以后，特命磨勘试卷，即是指派御史调取学子亲笔所书的墨卷，与誊录所书的朱卷对勘，如果墨卷有误而朱卷不误，当然是誊录的毛病；如果朱卷有误而取中，则考官视情罪轻重而有处分。此榜磨勘结果，好些取中的进士，不准参加殿试，作为惩罪。而落第的举人，则对李绂大表不满、上门诘责。李绂不敢出见，于是落第举人，投砖石砸门，大闹了一顿才散去。
    据《国朝贡举年表》，康熙六十年辛丑会试一栏下注：“副考官李巨来、绂。博采名誉，所取皆一时之俊，如宜兴储氏、金溪冯氏，均昆季联镳。落第者喧闹盈门，中式者无由入谒。事久，物议始定。”按：宜兴储氏弟兄五人，皆以“文”字命名；金溪冯氏弟兄一名咏、一名谦，并有文名，而会元即为储氏五文之一。李绂所取虽一时之俊，但卷子弥封，姓名何由而知？此中自有情弊。落第者闹门，不敢出见，犹可谓之为怕吃眼前亏，事后并不奏闻，请予闹事者以应得的惩戒，则明明为情虚之故。因此，言官一旦弹劾，李绂便即落职，发往永定河效力，是重于革职，轻于充军的一种处分。
    雍正元年，以藩邸属人汉军蔡珽之荐，李绂起复，署吏部右侍郎，外放广西巡抚，雍正三年秋天调任直隶总督。《清史稿》本传叙其品学：“绂伟岸自喜。其论学大指，谓朱子道问学，陆九渊尊德性，不可偏废。上韪之。”原来是位道学先生。
    康熙年间有真道学、假道学。真道学者，汤斌、陆陇其等；假道学者，熊赐履、李光地之流。但其时的假道学，总还维持一个假面目，尽管李光地“卖地卖友、夺情、晚年外妇之子来归”三事，为时流资为口实，总还不至于自告奋勇做皇帝的刽子手，而李绂居然就是！皇帝要杀胞弟，就是“道问学、尊德性”的“道学先生”磨刀霍霍，奋袂而起！有其君乃有其臣，岂不信然？
    以下请看李绂的“德性”：
    一、雍正四年五月，李绂奏：“五月十一日未刻，奏景侍卫纳苏图至保定，口传上谕：‘允禟奉旨回京，路过保定时，着总督李绂，即将允禟留住保定，钦此！’臣随飞檄密饬由陕至京，沿途直隶州县各官，如遇允禟入境，即差员役，密送至保定，仍先行报臣……现在于臣衙门预备小房三间，四面加砌墙垣，前门坚固，俟允禟至日，立即送入居住，前门加封，另设转桶，传进饮食，四面另有小房，派同知二员，守备二员，各带兵役轮班密守。再允禟系有大罪之人，一切饮食日用，俱照罪人之例给与。”按：其时允禟方由康亲王崇安在等议罪之中，而李绂已肯定其为“有大罪之人”，并对纳苏图表示：等允禟到后，将便宜行事。意谓下手谋害允禟。雍正岂能容他如此鲁莽，所以朱批：“万万使不得！岂有如此大事，令你悬揣而行之理？”李绂自告奋勇，不想碰了个钉子；复以另一事处置失当（见下一节），越发惶恐。但雍正要杀允禟的本意，是他确知不疑的，所以口中不言，出以行动，而为雍正所默许，屠弟之迹，殊为显然。
    二、六月二十七日，李绂奏：“窃查塞思黑圈留保定，一切俱照牢狱囚犯。惟伊家人四名，系奉旨酌量带来之人，故臣等令与塞思黑一同拘禁，但臣等细思，塞思黑罪恶深重，岂宜容其家人，同在一处？臣谨与都统楚宗商议，即于本月二十六日，将伊家人四名，俱行提出，交按察司司狱，另行拘禁。”雍正朱批：“此必是楚宗的疯主意。李绂，你乃大儒，封疆重臣，岂可听彼行为，不自立主见？此事大错了！”
    按：允禟虽于六月初三由王公大臣议罪奏闻，但雍正上谕：“阿其那、塞思黑治罪之处，朕不能即断，俟再加详细熟思，颁发谕旨。”此就法理而言，允禟仍为圈禁，未曾定罪。尽管实际上已视允禟为死囚，仍应容其随带家人，所以李绂原奏中，亦有“系奉旨酌量带来之人”等语。现在允禟未曾定罪，而绂已公然视之为罪犯；其家人未犯罪，竟送按察司拘禁，更为目无法纪。然而，违法还不算大错！
    大错是在李绂完全不了解雍正的手法。像这样的情形，雍正对允禟的这四名家人，必有一番处置，赐以利禄，胁以严刑，恩威并用，使其不敢透露任何有关的话。照李绂的处置，这四名家人岂有不在监狱之中大谈“新皇帝的新闻”之理？而雍正口中的所谓“大儒”，竟亦不过善于料理罪犯而已！
    三、李绂奏：“窃臣赋性迂愚，过于褊急，屡蒙天语，训以和平；而气质所偏，至今未能变化，嫉恶过严时时有之。（朱批：果如其恶，自然嫉也。）
    “若失之宽纵，臣自信不至于此，况塞思黑等，柔奸巨猾，众所共知。（朱批：众何由而知？众如果知，何劳朕数年心力也！）
    “臣于四月在海淀陛见之时，实与大学士张廷玉、尚书蔡珽、法海、都御史傅敏、总督高其倬诸臣，首先倡议公疏纠参。（朱批：正为此，恐朕前退后不一之谓。）
    “因奉旨，先期回署曾否列有臣名，臣未及知。至伊等罪状，岂复有丝毫之疑，敢有宽徇之意？故五月十一日，侍卫纳苏图传旨到保，因臣词气过激，至有便宜行事之奏，随钦奉御批，有‘万万使不得，岂有如此大事，令你悬揣而行’之谕。（朱批：今日仍是此旨，便宜行事则朕假手于大臣，如何使得？）
    “是皇上惟恐臣失之过严，岂至今日敢失之过宽乎？（朱批：恐非过则不及也。）
    “臣伏思古之圣人，待此等元恶之人，有二法焉。一为舜之待象，一为周公之待管叔。象之所谋，在舜未有天下之前，盖家庭之蠹，故以封为放，曲全之而无妨。管叔所谋，在周既有天下之后，则社稷之贼也，故破斧缺斫致辟焉而不赦。今塞思黑所犯，在皇上登极之后，自当以诛管叔之法待之，故臣于奉命圈住塞思黑之时，实深愤激。及钦奉皇上朱批，有‘万万使不得’之谕。因思圣人如天之仁，或出于常法之外，止欲严行圈住，锢其终身，俾与圣世之草木鸟兽，同尽天年，亦未可知。（朱批：即此，朕意尚未定。尔乃大臣何必悬揣。）
    “故于搜检行李之时，去其刀刃等物，既防其钻穴窜逸，亦不欲其速尽，以仰体皇上如天之仁。然臣于近日闻都统楚宗言，其与年羹尧私书往来之事，则断不可容于圣世。（朱批：此不过楚宗防汝之论而已，被塞思黑之愚矣。与阿其那、塞思黑对面数日，有能不被二人之奸诈所愚者，朕未见也。）
    “虽皇上更有宽大之恩，亦非臣民所愿，岂敢失于宽纵？（朱批：凡有形迹、有意之举，万万使不得，但严待听其自为，朕自有道理。至嘱，至嘱，必奉朕谕而行，干系甚巨。）
    “除楚宗告臣之言，臣谨专折纠参外，现在给与塞思黑饮食与牢狱重囚，丝毫无异，铁索在身，手足拘挛。（朱批：此又太过矣。不过粗常茶饭，不必加意供奉就是了。总以折中，乃朕之意。）
    “房小墙高，暑气酷烈，昨已报，中热晕死，因伊家人用冷水喷渍，逾时始苏。（朱批：此即汝被愚处，未闻死而复活者。）
    “大约难以久存，盖不善所致，即有皇恩，亦难逃于天殛也。（朱批：但从他一点，有为，万万使不得、使不得。）
    “至臣前折所奏，似觉恐惧，因奉旨将伊光景奉闻，故冒昧言及。（朱批：朕躬自省，实无愧于衷，自有天地神明、皇考圣灵在天鉴察。汝但遵旨而行。）”
    此奏未注年月，大致为七月间事。其间必有一奏，为雍正疑李绂还有后言，行为亟亟自辩。“铁索在身，手足拘挛，房小墙高，暑气酷烈”，何其酷也！而经此虐待，“中热晕死”，急救得苏，雍正犹不信真有其事！此人之残刻，不独帝皇，常人中亦少见。
    李绂关于处置允禟的奏折，不止这一个，就这一个奏折，亦不止如前引的数段，但已足够了解雍正之为人了。不过要作个结论，则又非引雍正对李绂此奏的“总批”不可。按：雍正朱批有两种，一种是行间夹批，如上所引，乃是为了排印方便，特以括弧缀于正文之下。以下所引的一段，乃是奏折全文阅毕以后的“总批”：
    “知道了！总以‘无为而严之’一句料理，则无过矣！朕自有道理，处分此事。将发来上谕、奏章、案卷，送入令其观之，不必一言；看毕送出时，亦不必听其一言。严饬看守人员奉行！”
    “无为而严之”五字，是雍正千万遍思量，锻炼又锻炼而成的一个对待不两立的异己的原则，允祉、允禟皆死于此一原则。
    至于如何谓之“无为而严”，则雍正已有非常具体的指示：“将发来上谕、奏章、案卷，送入令其观之，不必一言；看毕送出时，亦不必听其一言。”是即“无为”，而“严”逾有所言。所送允禟阅看文件，自然是对他极端不利的主张与“事实”；而送阅文件者，则又极端冷漠，套不出一言半语的口风。试想在此情况之下，当事者忧疑震撼，生死莫测，则日夜萦心者，无非患得患失地去设想个人的祸福而已。在这样高度的精神虐待之下，岂有不死之理？而在雍正，便可有残害手足之实，而无“弑兄”“屠弟”之实！
    四、“无为而严”，尚且不堪，何况李绂的“有为而严”，所以允禟到七月二十五，就支持不住了。李绂于八月二十六日奏报：“臣查塞思黑在于保定圈住从前，饮食如常，至二十五日，忽患泄泻，随即痊愈。至八月初九日以后，饮食所进甚少，形容亦日渐衰瘦。至二十二日早上，有鹗鸟在房檐上呼鸣，半日始去，塞思黑自后不入内室，坐卧小房门外看天。人役送饭至转桶，亦不来取，从旁窥听，觉其语言恍惚。至二十五早上，声息愈微，呼亦不应，至晚更觉危笃。看守之同知色尔特、守备陈明道，向臣告知，臣因小房内别无看守之人，随即差同知色尔特，告知都统楚宗，商同料理。楚宗因系奉旨交臣管理之事，当未即来，臣与布政使臣德明，及臣中军副将李逢春等，同至小房，揭开封锁，见塞思黑果卧于门外。
    “臣亲入室内，查看明白，因令随行员役，将伊衣服等物，俱搬入东一间炕上，另加封锁，仍将塞思黑移至中一间安置，塞思黑业已昏迷不知，不能转动，目暗语喑，惟鼻息有气，两手动摇，喉吻间有痰响而已。似此危笃，难以久延，除臣一面饬令该员弁严加看守，并衣衾棺木，现在一面料理外，所有塞思黑患病危笃情形，理合据实奏明。”
    至此，允禟已有死无活。雍正的朱批是：“朕不料其即如此，盖罪恶多端，难逃冥诛之所致。至今日，汝不曾被其欺，朕被其欺也。多设人密查，如有至塞思黑灵前门首哭泣叹息者，即便拿问，审究其来历，密以奏闻，着实留心，不可虚应故事！”开头一句，是雍正猫哭老鼠的标准语气，此中最堪注意的是这一句：“至今日，汝不曾被其欺，朕被其欺也！”此中含义深刻而曲折，明为自责，暗为抚慰，而又欲在“刽子手”面前，卸其“屠弟”之名。雍正之工于心计，真可说是叹为观止矣！

 清圣祖如何解决他的皇位继承问题 拙作《雍正夺嫡的真相》之补充

    清圣祖如何解决
    他的皇位继承问题
    拙作《雍正夺嫡的真相》之补充
    前年秋天我做了一个考据——《雍正夺嫡的真相》，在《中华日报》副刊发表。我的这篇考据，自信结论不误，而且有所创获。怡贤亲王胤祥，当康熙在世时始终未封这一点，研究清史者尚无人道过；发两百五十载之覆，且可证明雍正夺位早有预谋；解释雍正手足之间，独对胤祥恩出格外，到了不情的地步之原因何在，自觉是件值得自喜之事。但因副刊读者是一般性的，所以不能不顾文字的可读性、趣味性，以致体例不够谨严。恰逢得读金承艺教授的两篇论文，机缘凑泊，正好让我对《雍正夺嫡的真相》一文作一补充，以就教于高明。
    金承艺教授在逊清是天潢贵胄，为太祖长孙安平贝勒杜度之后，现在澳洲墨尔本大学东方系任教。前年秋天回国度假，住在“中研院”学人宿舍，去年春节以陈捷先兄的介绍，得以识荆。一说起来才知道他也正在做雍正夺位的专题研究，并已写成论文，将在“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中发表，答应送一份油印本让我先睹为快。但油印本寄至金门，未及阅读，即为友人久假不归，直至最近，方得快睹，且为两篇：第一篇题为“从‘胤禵’问题看清世宗夺位”；第二篇题为“胤祯：一个帝梦成空的皇子”，甫于今年六月发表。
    金教授这两篇论文中，关于雍正的夺位部分，所提出的看法、论据、结果，与我的研究，几乎完全相同。他看过了有关此问题的所有资料，比较其异同，确定其可信的程度，提出最确实的证据，肯定胤禵原名胤祯，是康熙选定并为众人所知的皇位继承人。
    这两篇论文对我有一极大的启发。关于康熙两次废太子之间，诸皇子明争暗斗的过程之间，我曾发现许多疑问，如今读了承艺的征引远比拙作为详尽的论文，大体都能获得圆满的解答，这些问题是：
    一、何以康熙四十七年第一次废太子时，“愤懑不已，六夕不安寝”，而五十一年第二次废太子时，“毫不介意，谈笑处之而已”？
    二、胤禩既为群臣所爱戴，则在太子既废，且别无皇子公开与胤禩竞争的情况下，何以康熙绝不考虑其为继承人，且痛责其妄蓄大志？
    三、康熙选择继承人的条件如何？
    四、十四阿哥胤祯何以能中选？
    五、十四阿哥胤祯既已膺选，康熙何以不立之为太子；既然如此，何以又作强烈的暗示？
    六、自大阿哥至十四阿哥之间的派系如何？
    七、胤祥未封的原因何在？
    第一问跟第四问有关。储位乃国本所寄，是故太子不肖，不能不出以废立之一途，而又别无可立之太子，则一旦身故，诸子争位，束甲相攻，犹如群雄并起，互相吞并，最后始定于一。骨肉之祸，何可胜言？而奸臣求机窃发，江山易姓，更不能不作深切的考虑。康熙“六夕不安寝”，实以此故。至于五十一年第二次废立，由于心目中已有可继位之人，而且筹思已熟，以则皇子之众，处置一个久已视之为弃材的不肖之子，自无所顾惜，故自道“毫不介意”。
    第二问则须从第三问中去求得解答，承艺在“从‘胤禵’问题看清世宗夺位”一文中说：
    皇八子胤禩小于清世宗三岁，在圣祖诸子中，才华和能力可能是最杰出的一个。如今看到的《圣祖实录》《世宗实录》，虽已经世宗和高宗的任意删改，但还可以看得出胤禩在长辈中受到伯父裕亲王福全——圣祖次兄的推许，也受到舅舅佟国维——圣祖孝懿仁皇后之父的称赞。兄弟中皇长子胤禔、皇九子胤禟、皇十子胤、皇十四子胤祯，都对他衷心拥戴。在圣祖第一次废皇太子胤礽之后，并曾为满朝文武大臣保举可为皇储之人。声望之高，一时无两。不过圣祖并不很喜欢他，直到胤礽第二次被废以后，终于也没有表示要立他为皇储的意思。（究竟是什么原因胤禩未被立为皇储？由于晚期《圣祖实录》被大量删改，我们已无法获知全貌了。）
    胤禩何以未被立为皇储这个问题，其实不难索解，一言以蔽之：不合康熙所定的条件。根据康熙所作的各种宣谕，并研究康熙的居心行事，相信他心目中的继承人应具备的条件是：
    一、德——为仁君。
    二、才——有治理天下的能力。
    三、多子——此为第三代着想，多子始可择贤而立。
    四、年龄——以三十岁为适当，最多不能超过三十五岁。
    五、友爱——能得兄弟的支持，期免骨肉相残。
    六、内助——至少有一个宽厚而明白事理的妻子，将来才能无忝于中宫之位。
    七、出身——清朝的规制，皇子乃子以母贵，如康熙四十八年第二次大封，皇九子胤禟封贝子，而皇十子胤封郡王，即因胤系孝昭仁皇后之妹温僖贵妃所出。
    以此七个条件来衡量胤禩，至少有三不合：
    一、艰于子嗣——胤禩于康熙四十七年始得一子，名弘旺，后为世宗勒令改名菩萨保，他所著的一部《皇清通志纲要》，承艺亦认为是一部研究雍正夺位问题最重要的著作。
    二、受制于妻——胤禩之妻为安郡王岳乐外甥女，康熙斥之为“嫉妒行恶”，自无母仪天下的资格。
    三、出身微贱——胤禩生母良如卫氏，本“辛者库罪籍”，第一次废太子后，康熙命诸大臣公举可为太子者，众举胤禩，康熙不许，“母微贱”即为理由之一。因为顾虑到其他皇子不服，将构成纠纷。
    至于十四阿哥胤祯等为父钟爱，过于兄弟，其德其才之为康熙所欣赏，自不许言，生母乌雅氏的行事，只看她在雍正即位后，辞尊号，不愿移居慈宁宫，可知是位讲原则的贤母，不愧其封号“德妃”之德。胤祯妻为蒙古公主；他本人年未三十，已有四子，七个条件中已备五个。特别值得一谈的是“年龄”与“友爱”，前者为康熙高瞻远瞩的考虑，后者是胤祯膺选的关键性问题。
    按：皇位递嬗之间，父子年龄的差异，是历来帝皇所最感困扰而无法解答的问题。国赖长君，固然不错，但长到什么程度，却很难控制。一个人事业的发达，总在中年，但有赖于年轻时打下基础，是故四十岁以后接位，至多做个太平盛世的守成之主。而且中国帝皇的平均年龄不大，四十岁已接近生命终结的边缘，如明光宗在位只得两月，以致不能不改万历四十八年为泰昌元年。康熙对明朝亡国之因，研究得很透彻，当然要考虑到继承人的年龄问题。
    康熙受过科学训练，是个很通达的人，他不会妄想自己会活得如何长。我想，他的目标是七十岁，到了七十岁还活着，他也很可能会内禅，这从他训练胤祯学习做皇帝这一点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假定他在七十岁时交出皇位。其时为康熙六十二年，则诸皇子的年龄为：
    皇长子胤禔：康熙十一年壬子生，五十二岁。
    皇二子胤礽：康熙十三年甲寅生，五十岁。
    皇三子胤祉：康熙十六年丁巳生，四十七岁。
    皇四子胤禛：康熙十七年戊午生，四十六岁。
    皇五子胤祺：康熙十八年己未生，四十五岁。
    皇六子胤祚：早殇。
    皇七子胤祐：康熙十九年庚申生，四十四岁。
    皇八子胤禩：康熙二十年辛酉生，四十三岁。
    皇九子胤禟：康熙二十二年癸亥生，四十一岁。
    皇十子胤：康熙二十二年癸亥生，四十一岁。
    皇十一子胤禌：早殇。
    皇十二子胤祹：康熙二十四年乙丑生，三十九岁。
    皇十三子胤祥：康熙二十五年丙寅生，三十八岁。
    皇十四子胤祯：康熙二十七年戊辰生，三十六岁。
    皇十五子胤禑，比胤祯小五岁，当四十八年二次大封时，尚未成年。自此以下，在当时属于幼子之列，根本不会被考虑。而在胤祯以上，超过四十岁者，亦根本不会被考虑，则在皇十二子以下三人中，即令胤祯无其他条件，论年龄亦会被选中；而况，由胤祯之受任大将军，劳师远征，深入边疆，亦可以意想得到，他的体魄精力，必有过人之处。
    最后，谈到关键性的问题，这与前面的第六问，即康熙诸子的派系，分析如下：
    一、太子与皇三子胤祉为一派。太子第一次被监禁，胤祉发喇嘛巴汉格隆魇胜太子之事可证。
    二、胤禩为一派，势力最大，胤禟、胤类皆倾心，皇长子胤禔与太子不睦，后亦归附胤禩。
    三、皇五子胤祺为人忠厚；皇七子胤祐有残疾，皆谨饬自守，未参加派系争斗。
    四、皇十二子胤祹品格不高，不为兄弟所重，参加派系与否，无关紧要。
    五、皇四子胤禛与太子不睦，与胤禩亦不睦，为人深刻，弟兄皆不乐与之亲近，唯一的例外，可能是皇十三子胤祥。
    六、皇十四子胤祯，与其同母兄的性格正好相反，对兄弟极其热诚友爱。这也可能是德妃鉴于其“长子”缺乏人缘，对胤祯在这方面格外加强教育之故。
    如上所述，到了第二次废太子以后，康熙考虑继承人时，以下之人首在排除之列：胤禔、胤礽、胤祥，即皇长子、皇二子、皇十三子。因为此三人皆已获罪被幽禁。
    此外，才具不胜，或无人君之度，被排除者有：胤祺、胤祐、胤、胤祹。即皇五子、皇七子、皇十子、皇十二子。
    剩下的只有皇三子胤祉、皇四子胤禛、皇八子胤禩、皇九子胤禟、皇十四子胤祯等五人。胤祉如中选，胤禛必反对。胤禛的为人，康熙深知，他要反对什么人，所用的手段一定很激烈；同样，他亦反对胤禩、胤禟。所以，只要有胤禛在，皇三、八、九子任何一人接位，都会引起骨肉之祸。
    然则胤禛如何？以他的不得人缘，恐怕一旦接位，除了胤祯以外，所有的兄弟都会反对他。
    这样，剩下来的就只有一个胤祯了，尤其是自胤禩自知帝位无望，倾全系势力支持胤祯，为康熙消除了极大的隐忧。当然，胤禛亦不会服气，但既系一母所生，情让幼弟，无论如何是可以讲得通的。
    我相信，康熙的这个想法，一定跟胤祉、胤禛、胤祺这三个封为亲王的儿子谈过，甚至胤禛曾力赞其成，此或为康熙重用年羹尧的一个原因。因为年为雍邸属下，照康熙想，胤禛既有此表示，自然会利用其影响力，要求年羹尧格外出力助大将军胤祯。谁知胤禛别有深心，借此机会取得父皇的信任，布置了他的心腹去钳制同母幼弟！
    有一个事实值得重视，雍正居藩时，在海淀及热河皆有赐园，在热河的赐园，位于避暑山庄以北的狮子山，名为“狮子园”。在海淀的即为圆明园。但文献中似不曾见诚亲王胤祉在海淀有赐园，果然只有胤禛受此恩遇，自是对他情让皇位的酬庸。
    总之，自胤祯受任抚远大将军，准用正黄旗纛，即为康熙对储位已定的强烈暗示。金文中说：
    圣祖晚年自废太子后，对于诸子的谋为皇储，以及朝中重臣的拥附邀功的举动，最为敏感。他不可能不顾虑到，若大将军是由皇子之中某人充任时，将给予当时政治上所发生的影响有多大，同时，也不可能不使他的臣民联想到这是白发高龄的皇帝已安排好了皇储的暗示。笔者认为这就是康熙反复考量、权衡再三、默察良久、迁延数载，迟迟没有派出大将军的原因。
    迁延久之，终于派出，实以康熙想借此训练胤祯如何统兵御将，如何培养人才，如何指挥大兵团作战。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这一次的青海之役，实兵演习的意义，大于克敌致果的要求。果然是为了克敌致果，一延信或一年羹尧，足以办之。
    照康熙的想法，当他退位之年，诸长子皆将半百之年，有子有孙，安富尊等，应该不至于以未得接承大统为憾；十五阿哥以下的诸幼子，有笃于手足之情的胤祯照顾，亦可放心。至于胤祯本人，做皇帝的条件固已具备，复有才干过人的胤禛及胤禩辅佐，必可长治久安。至于既经强烈暗示胤祯为储君，而又不立太子，甚至王掞在康熙六十年上疏诸建储，几遭不测之祸者，实以此举在皇子之间会破坏了原来美好的关系之故。
    如前所述，胤祯膺选的关键是康熙认为唯有他在兄弟之中没有冤家对头，所以唯有他做皇帝，才可以免除骨肉相残之祸。因而，他一方面希望诸皇子支持胤祯，另一方面亦必训诫胤祯尊敬兄长，爱护诸弟。诸皇子兄友弟恭，一团和气，是康熙晚年全力所追求之事。
    倘或立胤祯为太子，则皇太子位在诸王之上，譬如皇太子千秋节，御惇本殿受贺，诸班大臣行二跪六叩礼，此对其年长诸兄是一极大刺激。首先胤禛绝不会心甘情愿地为同母胞弟磕头。同时，皇太子行动皆受仪制约束，不能多亲近兄弟，则感情日疏，嫌隙渐起。加以东宫官属，难免仗势欺人，终于重蹈胤礽被废以前的覆辙。康熙何能不深引为戒？
    综观康熙的身后之谋，为国为家，较明太祖的设想更为高明。明太祖的计划是设大本堂，授太子以帝王之学，分封诸子以为屏障，内有圣君，外有强藩，打造一座“铁桶江山”。但他没有想到太子朱标会先他下世，而燕王会谋侄之位。康熙亦没有想到，骨肉之祸不起于他人，偏起于与胤祯同母的胤禛，死而有知，绝难瞑目。
    关于胤祥的问题，金文中所引一道上谕，可以充分支持我的发现：胤祥始终未受父封。兹转引如下：
    兹值复立皇太子大庆之日，胤祉、胤禛、胤祺，俱着封为亲王。胤祐、胤，俱着封为郡王。胤禟、胤祹、胤祯，俱着封为贝子。尔衙门即传御旨，察例议奏。将谕。康熙四十八年三月初十日。
    皇十二子封贝子，皇十四子亦封贝子，皇十三子胤祥何以不封？理由只有一个，即如这道上谕中不见胤禩的名字一样，是获罪已遭幽禁。至于获罪的原因，我曾推测是胤禔与胤禛同谋，在看管胤礽时，出以魇胜的密谋，事发以胤祥顶凶。这个猜测亦有旁证。《清史稿·胤祉传》：
    （雍正）八年二月，复进封亲王。五月，怡亲王之丧，胤祉后至，无戚容。庄亲王胤禄等劾，下宗人府议。奏称：胤祉乖张不孝，昵近陈梦雷、周昌言，祈禳镇魇，与阿其那、塞思黑、胤禵，交相党附。其子弘晟凶顽狂纵，助父为恶，仅予禁锢，而胤祉衔恨怨怼。怡亲王忠孝性成，胤祉心怀嫉忌，并不恳请持服，王府齐集，迟至早散，背理蔑伦，当削爵，与其子弘晟皆论死。上命夺爵，禁景山永安亭，听家属与偕。
    何以胤祥之死，胤祉“无戚容”，“并不恳请持服，班王府齐集，迟至早散”，就因为胤祉卑视胤祥之故。须知魇胜之事即为胤祉所检举，本意要对付胤禛，哪知胤祥出面顶凶，使得胤祉的打击落空，自然痛恨胤祥。而雍正由此触及旧恨，正好替胤祥报仇，所以胤祉得此严谴。更奇者，胤祉与皇五子恒亲王胤祺，同死于雍正十年闰五月十九日丑刻。何以有此巧合？实在不可思议，也许其中另有一段内幕，金教授能为我们作一解答否？

 出版后记

    出版后记
    本书初版名《高阳讲古》，1977年9月由台北求精出版社出版，仅收录5篇文章。1983年11月皇冠出版社推出新版时，补入《明宫大喋血发秘》一篇，书名也改为《宫闱搜秘》。
    和他的历史小说一样，高阳杂谈文史的文章，大多也是先在报刊上发表，然后结集成册的。本书中《清圣祖如何解决他的皇位继承问题》一文就提到，《雍正夺嫡的真相》一文首发在1975年某日的《中华日报》副刊上。可惜年代久远，已很难一一觅出原始出处了。
    高阳的文史杂著，有一特别的长处，就是他能一边讲故事，一边做考据，旁征博引，洋洋洒洒，热衷此道的人固然欣有所得，略识之无的大众读者，读来也觉津津有味，大开眼界。尤其他在本书中讲述的，多是数百年间里巷相传的野史疑案、宫闱秘辛，无疑更能引发读者的兴趣。

 从“刺王僚”说起

    从“刺王僚”说起
    有出京剧《刺王僚》，《史记·吴太伯世家》及《史记·刺客列传》皆载其本事：吴国公子光的门客专诸，“置匕首于炙鱼之中”，进食时抽匕首行刺，王僚被弑。
    又有个故事，不记得是否出于《越绝书》，说是吴王阖闾——就是弑王僚以自立的公子光，以蒸鱼犒劳凯旋的吴军；途中遇雨，班朝误期，蒸鱼都腐臭了。数量太多，一时无法备办；阖闾只好装作不知，照吃不误。吴王如此，吴军也没有什么怨气可发了。
    这两个故事，在古代的饮食之道上，说明了两点：第一，食物受地域的限制，不可强制，否则虽帝王之尊，亦不得享此口福。第二，烹调的方法很简单，蒸与炙是最习见的。
    再说个吃鲥鱼的故事。专制时代，天子富有四海，所以各地的名产，皆须进贡。鲥鱼至美，自然列为贡品。但尽管昼夜马不停蹄，由驿道急递，所经各县备冰冷冻，到得京里，鲥鱼还是早就应该丢在垃圾桶里了。
    然而不然。垃圾桶里的货色，照样荐诸宗庙，分赏大臣。御膳房将臭鲥鱼加上许多作料，烧好了供上方玉食，谁也不敢说破真相，以致从未到过江南的帝王、妃嫔、太监，都以为鲥鱼就是这个味道。
    有个太监，受命出镇南方，到任正在四月里，僚属欢宴，有一味用网油包起来蒸的鱼，食之甚美，问是何鱼。
    “鲥鱼。”
    “鲥鱼？”那太监说，“你们不要骗我！进贡的鲥鱼我吃得多了，这哪里是鲥鱼！”
    这是明朝的故事。数百年之后，在亚热带台湾，能吃到相当新鲜的冰岛鳕鱼，为前人所梦想不到。由此可知，饮食之道与交通的关系，至为密切。通都大邑，不仅兼具五方珍味，往往也带来了新的烹调技术。
    古代烹调技术，炙是最习见的，也是最主要的一种。
    《周书》：“黄帝始燔肉为炙。”大概在发明火的同时，即已“燔肉为炙”。以后技术进步，始分燔与炙为两事，直接置肉于火为燔，与火保持相当距离为炙，是故炙者烤也。
    凡禽兽鳞介皆可炙，其贵贱之分，以兽肉来说，大致牛为上，羊为次，豕、犬又次。犬为六畜之一。春秋战国屠狗为专业，此辈中且颇出名人，如聂政、高渐离、樊哙皆是。周朝则更以犬荐寝庙，身份与“太牢”——牛相等。狗肝亦与马肝一样，是美食。但至唐朝，已不公开斋犬。所以颜师古注《汉书》，在《樊哙传》“以屠狗为事”句下说：“时人食狗，亦与羊豕同，故哙专屠以卖。”如果唐朝亦有狗屠，此注就是多余的了。
    除此以外，炙食比较特殊的有：
    脍炙：《礼记》：“脍炙处外，醯酱处内。”脍乃细切之意，脍炙即是炙肉片，蘸酱而食。
    牛心炙：《晋书·王羲之传》：“羲之幼，讷于言，人未之奇。年十三，尝谒周顗，顗察而异之。时重牛心炙，坐客未啖，顗先割啖羲之，于是始知名。”在这段记载中，显示了宴客的礼节：行炙先奉主客，以主人亲自操刀为敬。
    獾獾炙：《吕氏春秋》：“肉之羹者，猩猩之唇，獾獾之炙。”猩唇为“八珍”之一；獾即野猪。
    貊炙：《释名》：“貊炙，全体炙之，各自以刀割，出于胡貊之为也。”此与脍炙，恰好相反，据王先谦考证，貊炙“即今之烧猪”。
    天脔炙：《岭表录异记》：“瓦屋子……壳中有肉，紫色而满腹，广人尤重之，多烧以荐酒，俗呼为天脔炙。”据《本草》的解释，瓦屋子即是血蚶。烫半熟，以葱姜酱油或红腐乳卤凉拌以外，血蚶似乎别无吃法；不过还可以烧炙。
    驼峰炙：驼峰亦为八珍之一。杜甫《丽人行》：“紫驼之峰出翠釜，水晶之盘行素鳞。”据《癸辛杂识》记载，“驼之壮者，两峰坚耸，其味甘脆”；倘如“驼之老者，两峰偏亸，其味淡韧，如嚼败絮”。这些都说明了八珍中的驼峰，确可食用，不比猩唇、象白等，徒有其名。但驼峰吃法不明，读《酉阳杂俎》：“将军曲良翰，能为驴鬃驼峰炙。”方知驼峰是炙来吃的。
    鹗炙：鹗即枭，食母的恶鸟。邢昺疏《尔雅》云：“鹗大如斑鸠，绿色恶声之鸟也。入人家凶，贾谊所谓鸟是也。其肉甚美，可为羹糜，又可为炙。汉供御物各随其时，唯鹗冬夏常施之，以其美故也。”鹗炙之名，始见于庄子《齐物论》；又孔平仲诗：“弯弓既有获，岂不愿鹗炙？”平仲与王安石同时，似乎宋朝犹有鹗炙。
    《事物异名录》云：“《杂俎》，猫头鸟即枭也，闽人最恶之，云是城隍魂使者。”
    按：此所谓猫头鸟，不知是否猫头鹰？鹗又作鸱鹗；猫头鹰的正式名称为鸱鸮，又名怪鸱，见《尔雅》。《三才图会》云：“猫头鹰即鹰猫，其头似猫，其肉甚肥。烧之则鬼至，术士以之收鬼。”
    如众所知，猫头鹰的叫声很难听，是即所谓“恶声”。看起来鸱鸮与鸱鸺，亦即猫头鸟与猫头鹰，纵非一物，亦为同族；猫头鹰“其肉甚肥”，当然亦可做羹、做炙。不知可有人吃过猫头鹰，能告诉我与我的读者以其味如何否？

 钟鸣鼎食

    钟鸣鼎食
    仕宦大族称之为“钟鸣鼎食之家”，语出王勃《滕王阁序》。以鼎为食器，至唐犹然；今之“一品锅”为其遗制。
    鼎镬并称，据《周礼·天官》注，以大锅煮鱼肉，既熟，分盛于鼎，“齐多少之量”，则鼎有量的功用。照我看，鼎实在就是一具保温锅。上有两耳，便于提挈；下有三足，一方面固可增加高度，使得席地而坐以就食时，不致俯仰为劳；一方面亦是为了三足之间可置炭火，使鼎中羹汤不致冷却。《史记·主父偃传》：“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足见鼎有镬之用。
    如果这个说法不错，则陈鼎之法，应该中足向内，左右两足朝外。要这样才便于侍从为鼎食者服务。
    古人分器而食，能独享五鼎者，官阶须在大夫以上。五鼎所盛为五样肉食，说法不一，但变化甚微，大致牛、羊、豕、鱼为必备之物。至于“鼎烹”的技巧，当然比燔炙要复杂得多。且谈一种“炮豕”的做法。
    《周礼》：“珍用八物。”与后世的所谓“八珍”不同。炮豕即为周朝的八珍。《礼记·内则》叙炮豕的制造法是：
    取豚若将，刲之刳之，实枣于其腹中，编萑以苴之；涂之以谨涂，炮之。
    涂皆干，擘之，濯手以摩之，去其皽。
    为稻粉，糔溲之以为酏，以付豚；煎诸膏，膏必灭之。
    钜镬汤，以小鼎芗脯于其中，使其汤毋灭鼎；三日三夜毋绝火。而后调之以醯醢。
    这段文章看起来像天书，若加笺注，可以写好几千字；前人释此文，亦多不可解或误解之处。其实，只要知道“叫化鸡”的做法，即不难懂。试为语释如下，仍分四段：
    取猪或公羊，刺喉剖腹；腹中塞满枣子，外用苇草包裹，苇外涂黏土，投入火中。
    等外涂之土烧干，剥落土块苇草，然后洗手，将猪毛或羊毛像一层膜似的，一大片一大片剥下来。
    用米粉调成干糊，涂在肉上，过油；油要多，多到能将肉浸没。
    以过油的肉，置于鼎中，入大镬隔水炖；水不能过鼎，用文火炖三日三夜。然后加醋、酱调味。
    这个过程相当繁复，但确是能保存原味的做法。我想，其要诀应该是：第一，既宰以后，始终不近水；当然，未宰以前要将猪或羊洗得极干净；剖腹以后，取去脏腑血污，亦只可用干布擦抹，不可水洗。第二，过油应该用温油，不宜炸得太老。第三，隔水文火炖，须慎防镬汤入鼎；甚至要封鼎盖，以免水汽侵入。砂锅炖物，有些厨子用脏抹布围封锅沿，看了倒胃口。记得儿时曾见寒家的歪嘴厨子，和面成条，用以封口，面熟且可食用。此法值得提倡。
    以枣实腹，肉味更香。现在的“叫化鸡”，多用盐渍，取其盐味入肉，不烦醯醢，是不是最理想的办法，有无改良的余地，实可存疑。
    像炮豕这种讲究的做法，是宴贵宾的盛馔；家常鼎食，以羹为主。羹字从羔、从美；如众所知，羔为小羊，而美为大羊，恐怕知者不多。我亦是写本文参考类书时，才得到这个有趣的发现。
    《说文》：“美，甘也。从羊、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美与善同意。”清朝治《说文》的权威段玉裁注“美”字，直截了当地说：“羊大则肥美。”
    六畜中独以“羊大”为美，足见羊有独特的地位；而以羔与美，亦即小羊与大羊合为一羹字，其含义有二：第一，羹必以肉类制成，故《尔雅》有“肉谓之羹”之说；第二，羔与美混而为一，则知羹在基本上是可用两种以上的肉类杂煮的。
    但是，在古书上看，只以主要材料标示，如羊羹、雉羹、脯羹、鸡羹、犬羹、兔羹等等。羹是汤菜，同时是调了味的，《字汇·羊部》中“羹，五味和羹”可证。这在烹调技术上是一大进步。
    由于羹是杂煮的汤菜，故可踵事增华，加上各种能调和的上等材料。《异物汇苑》：“陈思王制驼蹄为羹，一瓯值千金，号为七宝羹。”顾名思义，此羹为七种美味所制成，只以驼蹄非常见之物，所以特为标举。
    唐朝“牛李党争”的主角之一李德裕，每食一杯羹，费钱三万；所以如此之贵者，据说是因为用珠宝、雄黄、朱砂等煎汁调羹之故。唐人好服丹砂之药，于此又得一证。
    至于费钱三万，究值几何，非作比较不能获得明确的概念。元微之的《悼亡诗》：“今日俸钱过十万，为君营奠复营斋。”此是他既贵之后所作。“十万”为尚书这一阶层的俸钱，可是只够李德裕吃三杯多的羹，唐朝节度使的豪奢，亦就可想而知了。
    至于以蔬菜做羹，虽然韩非子有“尧之王天下也……粝粢之食，藜藿之羹”的话；但直到东晋开发江东后，以菜作羹，方始盛行。其时最著名的菜羹，即是莼羹。
    张翰的“莼鲈之思”，是个很通俗的典故。此外又有陆机所说的两句话：“千里莼羹，未下盐豉。”足以敌北方的羊酪。北魏有部很实用的书，叫作《齐民要术》，其中对莼羹的制法，有很详细的说明。
    书中说，四月间莼生茎而尚未长叶，名为“雉尾莼”，做羹最美。及至长了叶子，名为“丝莼”，五六月间可用；入七月至九十月间，莼不可食，因为中有蜗虫。十月以后，水冻虫死，又可以吃了；直到明年三月，称为“环莼”。
    这段话在没有见过莼菜的人，颇难索解。莼菜的形状，大致像荷叶，只是叶子从不完全舒张。四月初生之时，说它“生茎而未叶”，话也不大对；叶是有的，不过卷得极紧，尖削如雉尾，此为“雉尾莼”得名的由来。
    及至五六月间，叶片稍舒，产生一种黏液，淋漓下滴，光亮一线，其形如丝，因名之为“丝莼”。夏天有虫，近莼则卷入叶中，难以察见，故不宜食。深秋莼老，叶片微舒的两头弯起，乃谓之“环莼”。
    《齐民要术》又说：“凡丝莼……须别铛中热汤暂焯之，然后用；不焯则苦涩。丝莼、环莼悉长用，不切。鱼、莼等并冷水下。”至于用作料亦有禁忌：“下菜豉、盐悉不得搅，搅则鱼莼碎，令羹浊而不能好。”
    这两小段话，说得很清楚，不烦诠释。值得注意的是“鱼、莼”并称；张翰“秋风故里之思”，所向往的本就还有松江的四鳃鲈。大致古代的美食，以肥腻为尚；及至东晋开发江东，方始讲究清淡隽永之美，这一味以莼鲈所做的羹汤，在中国饮食史上，具有转变风气、开创新纪元的特殊地位。
    如果说从夏商至宣统，这有史可稽的四千六百年帝制时代，要划分为两期，我主张以东晋为界限。中国的经济重心，东晋以前在黄河，东晋以后转移至长江。最近读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更觉得我的见解持之有故。汉魏西晋的礼乐政刑、典章文物，虽由北魏、北齐所保存，但如无南朝后半期开发江东所导致文物制度的变迁发展，与北朝所保持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即不可能有“吾国中古极盛之世”（陈寅恪语）的“隋唐两朝”。
    谈古今之味，更当重视东晋，亦即南北朝的区别与变化。先说一个出于《洛阳伽蓝记》的故事。
    有个王羲之同族的后辈王肃，父名王奂，为齐武帝萧赜所杀；王肃渡江逃到洛阳，投奔北魏孝文帝。时为齐永明十一年。
    北魏出于五胡之一的鲜卑，据说即今西伯利亚一带。“五胡乱华”一百三十多年，终于统一于北魏太武帝，是为南北朝的开始。太武帝五传至孝文帝，深知汉文化的精深博大，决定以“用夏变夷”为立国之道。于是由山西大同迁都洛阳，改姓元氏；鼓励鲜卑人与汉人通婚，改用汉姓。在这样醉心于汉化的情况之下，熟谙秦汉魏晋以来典章文物制度的王肃，惠然肯来，自然待之以上宾之礼。
    但是，王肃的心情，与伍子胥自楚奔吴相似，投魏是希望灭宋，报杀父之仇，所以终身素服，不听音乐。刚到洛阳时，不食羊肉及乳酪，常吃鲫鱼汤，渴则喝茶，喝得很多，有人给他起个外号，叫作“漏卮”。
    如是数年，一次孝文帝宴群臣，发觉王肃吃羊肉，喝乳酪，健啖豪饮，大为惊异，因为王肃不惯北方的饮食是早就出了名的。
    于是君臣之间，有这样一段对话：
    孝文帝：“即中国之味也，羊肉何如？鱼羹何如？茗饮酪浆何如？”
    王肃：“羊者，是陆产之最；鱼者，乃水族之长。所好不同，并各称珍；以味言之，甚有优劣。羊比齐鲁大邦，鱼比邾莒小国；唯茗不中，与酪作奴。”
    这就是茶之别称“酪奴”的由来。由王肃的故事中，很清楚地表明了两点：第一，南方与北方的饮食，大不相同；主要的区分，即为水利之别。第二，饮食的习惯是可以改变的。东晋开发江东，丰富了饮食的内容；而南北朝文化的交流，丰富了烹调的方法。此所以说：谈古今之味，不能不重视东晋及南北朝。

 鱼米之乡

    鱼米之乡
    自江东开发后，乃有“鱼米之乡”这句成语。就饮食来说，意味着水产及蔬菜的品类大增。水产以鱼为主，而从历史的观点来谈鱼，必先及鲤。
    孔子的独子名鲤，字伯鱼。取名之由是，当孔子得子之时，鲁昭公恰好赐以鲤鱼，为纪君恩，所以命子之名为鲤。于此可知，鲤为珍物，非等闲可致。
    《毛诗》：“岂其食鱼，必河之鲤。”古书中“河”当专门名词来用，皆指黄河。凡初到开封，地主接风上馆子，必点黄河鲤鱼。跑堂持活鲤请示做法，清蒸还是红烧，为示礼貌，必缀以“你老”的尊称，结果变成“清蒸你老”“红烧你老”。等做法定夺，跑堂将活鱼使劲往地上摔死，还要来一句：“活杀你老！”跟河南朋友开玩笑，每举此以为调侃。
    黄河上游有龙门，地当陕西韩城县（今韩城市）北。好几部古书上说，鲤鱼到此，如能奋然一跃，跳过龙门，便能化龙，因此李白有“一登龙门则身价百倍”的话。如果跳不过，“点额而还”。据说有些黄河鲤鱼在额上有个红点，便是向龙门报过到的。
    科举时代的仕宦之家，不吃鲤鱼；原来“鲤鱼跳龙门”为“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的象征。清代殿试，中了状元那一省的会馆，照例贴一副黄纸对联：“禹门三级浪，平地一声雷。”相传龙门为大禹所开凿，所以别称禹门。至于考试不中，犹如鲤鱼未能跃过龙门，点额而还；白居易诗“五度龙门点额回”，即言五试而名落孙山。总之从唐朝开科取士以后，跳龙门这个典故，遂与科举的种种情形，可以比附。
    鲤鱼的典故甚多，但至少在台湾的鲤鱼并不好吃。就是跳过龙门的鲤鱼，亦远不如黄河中另一有名的鲂鱼来得味美。
    南北朝有句成语：“伊洛鲤鲂，贵于牛羊。”江东称鲂为鳊鱼，《正字通》：“鲂鱼，小头缩项，阔腹穹背，细鳞色青白，腹内肪甚腴。”脂者脂肪，此或即同音的鲂字之由来；犹之江东称鲂为鳊鱼，皆以其特性命名。
    鳊鱼形似比目鱼，自上下视与从侧面去看，小大不同。江南说评书的爱说荤笑话，以鱼来譬喻各种身份不同的女人，小姐是鲫鱼，肉嫩而鲜，但多刺，吃得不小心会卡喉咙；“私门头”是黄鱼，滋味不坏，只是有些腥气；姨太太是鳊鱼，“睡下来大”。语谑而虐，却有至理。
    鳊鱼所以生得“小头缩项，阔腹穹背”，完全是为了适应劲急的水流，减少阻力；黄鱼一名石首鱼，头上所以成网孔状，亦是为了减少水流的阻力。造物之妙，真不可思议。
    我常在想，同样为鱼，何以有的多刺，有的骨硬？同样为牛，何以某一部分肉嫩，有的部分肉老？有一天在牛排馆中看挂在墙上分割牛肉部位的彩图，忽然大有所悟。
    图上看得很清楚，最好的牛排在脊椎骨两旁即所谓t-bone，在猪就是里脊。牛肉越近四肢，越瘦越老，而且有筋。由此可以悟出一个道理：肌肉活动得最剧烈的部分最老，但亦不可完全不活动，否则不是长脂肪，就是成了《随园食单》中所说的“配肉”。最理想的是经常有轻微的活动的部分，其肉嫩而活；所谓轻微，以不感受到压力或刺激为度。据说神户牛排之闻名世界，除了牛喝啤酒、增加其营养以外，还须为牛按摩，就是要帮助它做轻微的活动。
    同样的道理，除了在寒带静止的海洋中那种一方面活动不剧烈、一方面必须增加脂肪来保持体温的像鳕鱼一样肥嫩的鱼以外，一般的海鱼，肉都比淡水鱼来得老；因为在大海的惊涛骇浪中，活动无法不剧烈。同时，海水的压力甚大，不能没有坚硬的骨骼撑持；而承受压力部分的肉，亦总比较强健，此所以任何鱼的肉，背脊上的总比其他部分来得老。
    江流舒缓，湖泊平静，水对鱼的压力与刺激皆不大，因此不需要较强的骨骼；同时由于不必做剧烈的活动来抵抗外在的阻力，所以肉亦比较细嫩，嫩到无法接受普通的压力，即须另有支持，此即为鲫鱼多刺的由来。
    我又发现，凡附骨之肉多嫩，因为外来的压力与刺激由骨头去承担了。不论牛羊鸡鱼，眼珠后面的一块肉最嫩最活，因为整个眼球是在眼眶的保护之中，丝毫不受外来的压力与刺激，而本身则一直不断地在做柔和的转变之故。
    是故鱼之味美与否，视体型便约略可知。鳊鱼生得小头缩项，体扁背狭，恰是最能减少水流阻力、悠游自在的体型。
    体型似鳊者，至少还有鲳鱼与比目鱼为席上珍品，但皆为海鱼。至于产于江湖的淡水鱼，在南北朝、隋唐之间，可得而言者，大致有下列数种：
    一、鳜鱼：张志和《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此鱼为捕鱼专家“渔父”所欣赏，可知其美。
    鳜鱼是见于诗歌的正式名称，亦是学名，俗称甚多，如吾乡杭州，称之为“季花鱼”。常见的名称是桂鱼；而在上海则呼作“?鱼”，其音略同“锯”，因为十里洋场，五方杂处，孕育出一种特殊的习尚，最重气息，若是人皆掩鼻而过之，则茫茫人海，必无立足之地，所以最忌讳“臭”字。反之则为香。香味浓郁莫如桂花，故“桂”字成为大忌，亦即与“臭”同义。物之劣者，一字之贬曰“桂”。人之劣者，如乏人领教的舞女，名之为“阿桂姐”。如是，则桂鱼岂非变了臭鱼，因而照吴音读乌龟之龟字之例，念为。
    鳜鱼与石斑鱼必是同族，体型类似，滋味相仿，所不同者是花纹的颜色。鳜鱼通身黄黑斑；石斑鱼则不止一种颜色，以灰为贵，称为“老鼠斑”。其味诚美，但是否能胜过鳜鱼，颇成疑问，只有留待他年重回江南，细作印证了。
    二、鱼：鳜鱼与石斑鱼相似，无独有偶的是鱼与鲈鱼。故鲈鱼又名鲈鲤，俗名土附鱼。这里市场上所出售的鲈鱼，非四腮鲈之鲈。《本草》：“鲈出吴中，浙江尤盛，四五月方出，长仅数寸，状微似鳜，而色白有黑点；巨口细鳞，有四腮。”这段介绍中，说它“状微似鳜”，我不以为然，它“长仅数寸”则无误。又，四腮鲈只出于松江，在松江亦只出于一座名为“秀野桥”的桥下。传说如此，姑且人云亦云。
    鱼与四腮鲈的分别，可能就在二腮与四腮上，亦未可知。总之，拿到餐桌上来，不易分别其为为鲈。鱼肉头极厚，鲜嫩少刺，踏青足倦，“借问酒家何处有”，或者亦是为了一味春笋炒鱼。
    三、鲩鱼：此鱼为淡水鱼中的中坚，其地位不下于肉类中的猪肉。鲩字在“苏小乡亲”念为“混”字。上海人称其为草鱼。大到七八斤的，名为青鱼，则各地皆然，并无例外。
    鲩鱼身圆鳞大，体型修长，外观颇为“英俊”。由于肉质细洁鲜嫩，吃法甚多。最有名的自然是“西湖醋鱼”。宋室南渡，来自汴京的厨娘宋嫂善制此味，所以在文人笔下每称之为“宋嫂鱼”。
    醋鱼的制法，没有什么太了不起的诀窍，最要紧的是新鲜。西湖上的大馆子如“楼外楼”“太和园”“杏花村”，都特选一斤多重的鲩鱼，盛以笔笼，浸入西湖；有客索吃，活杀入沸水烫熟，渣汁上桌；从湖中到席上，最多半小时，论鲜度之够，实无逾于西湖醋鱼。
    火候本是烹调中一大学问，西湖醋鱼烫熟到何等程度，更有讲究，不但水的温度、烫的时间要恰到好处，而且还要看席位与厨房的距离，以及气温高低，预做调剂，才不会有过老过嫩之失。
    鲩鱼肉亦可生吃。切成薄片，淋以上好麻油，随醋鱼上桌，名为“醋鱼带鬓”。鬓者，鱼片大小似鬓角，故以为名。
    青鱼为制熏鱼最好的材料。一般之所谓熏鱼，起大油锅猛炸，然后调味。加糖过多，甜腻涩口，上海人索性称之为爆鱼，倒也名实相符。当然，爆鱼绝不能与熏鱼相比。真正的熏鱼，只有苏州式的茶食店才好，讲究吃肥嫩的“肚档”。
    记得儿时，我家厨子常向一家大茶食店去买所谓“青鱼肚肠”，全家除先父外，没有人下箸。后来才知道，青鱼的内脏，即是上海称为“本帮馆子”中的“卷菜”；纯用鱼肺，称为“秃肺”，更为珍贵。
    熏鱼的各种制法皆好，唯独江苏馆子中定量分配的“下巴”，不敢领教。吃鱼头实非鲢鱼不可。
    四、鲢鱼：此鱼肉质不佳，且常有泥土气，略微讲究饮食的人家，无不摒拒，但鱼头却是珍品。
    鲢鱼亦有好几种，头部特大的一种叫作花鲢，杭州人称之为“包头鱼”或“胖头鱼”。鱼头豆腐为杭州馆中与“件儿肉”并称的名菜，但制法与如今的砂锅鱼头并不相同。紧汤勾芡，用豆瓣汤，或再加青蒜，味浓而腴，宜于狼吞虎咽，浅尝细嚼就不够味道了。
    最后要谈一谈河豚。此物我只见过标本，自然更没有吃过，但有关河豚的记载，看过许多，条记如下：
    名称：鯸鲐、鯸鮧、鰗鮧、?鱼、河鲀、嗔鱼、吹肚鱼、气包鱼。最后三名，纯从河豚的形状上着眼。“嗔”者生气，俗语说“气鼓鼓”，形容河豚浑圆膨胀的大腹最妙。
    产地：江、河、海皆有之。江海相交，亦即淡水与咸水相交处最盛、最好，所以江阴人善治河豚。
    上市：“春岸飞杨花”是盛产河豚之时，“鲥鱼入市河豚罢”，河豚的季节甚短。
    鯸鲐之名甚古，但奇怪的，似乎到了宋朝才懂得吃河豚，最早的正式记载，见于《宋史·张根传》。张根是孝子，他的母亲嗜河豚及蟹；母死以后，张根终身不食此二物。至于见诸歌咏，亦多宋人之作，如：
    春洲生荻芽，春岸飞杨花。河豚当是时，贵不数鱼虾。（梅圣俞）
    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苏东坡）
    荻芽抽笋河魨上，楝子开花石首来。（范成大）
    鲥鱼入市河豚罢，正破江南打麦天。（陈造）
    而且“拼死吃河豚”这句流行甚广的谚语，也是从宋朝就有了的。有部书叫《示儿编》，宋人孙奕所著，内有一则苏东坡吃河豚的故事，写得相当生动。说苏东坡谪居常州时，颇嗜河豚。有一士大夫家，烹制河豚有独到之处，想请苏东坡来吃一顿。“苏学士”之名，妇孺皆知，所以此士大夫的家人，大为兴奋，请苏东坡吃河豚时，都躲在屏风后面，要听“苏学士”如何品题。
    谁知苏东坡埋头大嚼，一句话不说。这并不表示客人对烹调不满意，因为河豚本身的味美，使人有不能不下箸之势。
    当这家人相顾失望时，只见已吃饱了停箸的苏东坡，忽又下箸，口中说道：“也值得一死！”屏风后面的人，无不大悦。
    由一“也”字去推敲，可知“拼死吃河豚”为当时通行的俗谚。
    明清人的笔记中，记食河豚而死以及河豚烹制之法者甚多。有一条是记明末常熟人吃河豚。常熟北面濒临长江出海之处，春来盛产河豚，但以有毒，食者不多；直到有个做“牙行”经纪人发了财、名叫李子宁的人，精研制法，吃河豚才成为“一年大事”。
    据说吃河豚须先制酱。前一年取上好黄豆数斗，凡发黑、酱色、紫晕、微有黑点者，皆拣去不用；豆已纯黄，犹须逐粒细拣；然后煮烂，用淮麦面拌作“酱黄”，加洁白细盐，覆纱罩在烈日中晒熟，收入瓷瓮，上覆瓷盖，用油灰封口，藏到第二年用，名之为“河豚酱”。据传，豆色不纯，做酱烧河豚，食之必死。
    治河豚之前，又须先载来极洁净的江水数缸，漂洗及入锅，皆用江水。剖河豚先割眼，再抉出腹中鱼子，自背脊下刀剁开，洗净血迹；肥厚之处有血丝，须用银簪细细挑剔净尽。
    接下来是剥皮，不可弃去，下沸水中一滚捞起，用镊子钳去芒刺，然后切成方块，连同肉与骨，一起用猪油爆炒，随即下“河豚酱”入锅烹煮。要揭锅盖，必得先张伞，否则热气上冲，有烟尘落入锅中，食之必死。
    红烧河豚，必须烧透。试验之法是用一根纸捻蘸汁，如能点燃便是透了，否则未熟。这就是说，要烧到水分皆已蒸发，只剩下一层油，能够点燃，才算够了火候。
    从李子宁发明此法以后，河豚“每烹必多、每食必尽，而卒无害，以是著名于时；年年二三月间，朋党辄醵钱聚会于其家，上下匆忙，竟似以河豚为一年大事”。河豚之令人垂涎如此！
    以这段记载参酌一般所谈的烹河豚之法，大致有两大要点是必须确实掌握的：第一，割烹须极洁净；第二，毒在河豚的内脏与血，处理必须谨慎。后者尤关紧要。
    日本亦盛行吃河豚，但烹调之法大不相同。河豚的吃法，在宋朝是和以荻芽做羹；到明朝末年，如前所述是加酱红烧；日本则以河豚做生鱼片，或入火锅。吃河豚的季节亦不相同，中国是春天，日本则在隆冬。久居日本的名记者乐恕人兄，数月前曾有一文发表，谈日本的吃河豚，令人向往不已。但有一点为恕人兄所未述而可以补充者，在日本处理河豚，须经通产省考试及格，取得执照，方能执业。此辈对河豚有彻底的了解，各种河豚哪种可食、哪种不可食，一河豚中哪部分可食、哪部分不可食，知之有素。凡取得执照的技师，可雇用若干助手，在其指导之下，为料理店料理河豚。其实所谓指导，亦只是挂名而已，因为所用的助手自然是熟悉河豚的，不过没有执照，不能独立执业，必须有执照的技师出面担当。此辈按月坐收指导费，所入甚丰；就怕出了乱子，在法律上须负全责。
    谈到生鱼片，并非日本菜中所独有。西湖醋鱼的“带鬓”，已如前述，广东的吃鱼生，则更为讲究。大致凡肉嫩无刺的淡水鱼，都可以做鱼生。广东的鱼生，还要加上许多作料，最主要的是萝卜丝，须榨得极干，自然不辣不苦；其次是薄脆或麻花、馓子等香脆之物，捏碎和入。调味品有盐、麻油、胡椒、红辣椒丝、芫荽、细丝切的橘树叶等，独不用酱油，食时中置大盘，倾入材料及调味品，大家一齐动手拌匀，雪白的鱼片及萝卜丝杂以鲜红的辣椒丝、碧绿的芫荽及橘树叶，颜色清新，更增食欲。
    半生半熟的鱼，亦即腌后可食的鱼，古时名为鲊。见诸记载的有两种做法：
    一种是用大鱼一斤，切薄片用布抹净，不得浸水。另外用矾化入开水，冷定后浸鱼片刻，捞起沥干，鱼肉就紧而脆了。
    下一步手续是腌。夏天用盐一两半，冬天用盐一两，腌一顿饭的工夫，沥干盐卤，用姜丝、橘叶丝、葱、胡椒拌匀；置入小口瓷罐压紧，上覆竹箬，加十字竹签将箬固定，然后倒过来让罐口朝下，等罐上的卤汁流净，即可食用。
    另外一种是两湖的做法。用大鲤鱼切成指大小块；老黄米炒过碾碎和鱼和匀；米粉的分量是每鱼块十斤，加米粉一升半；再用好酒两壶、盐一斤，拌好置入瓷坛，冬天半个月，春夏十天，即可取出，洗净，用布包起来榨，要榨得极干。
    于是第二次再腌。用川椒二两、砂仁二两、茴香五钱、红豆五钱、甘草少许，一齐研末；再用麻油一斤半、葱白一斤、炒熟米一升，连调味料一起拌鱼块，入坛用石块压紧。冬天半月、夏天七八日，即可开坛，临食时加胡椒、米醋，其味尤隽。
    与此相似的做法，还有种“酒发鱼”。腊月中以大鲫鱼去鳞、去眼、去内脏，勿亲生水，以酒洗净、用布抹干，里里外外，都要抹到。然后用神曲、红曲、胡椒、茴香、川椒、干姜各一两，拌炒盐二两，置入鱼腹，入坛。上下各加上作料一层，加盖泥封严固。过第二年灯节后开坛，将鱼翻个身；然后灌满好酒，再次泥封，至四月间才可以吃，据说此鱼可留两年不坏。
    谈到鲊，很容易使人联想到鲍。鲍者腐也；腐则臭，所以有“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这句很通行的成语。鲍鱼臭到什么程度？有个故事可供人想象。
    秦始皇在位第三十七年的七月，崩于沙丘，即今河北平乡县。照道理说，丞相李斯怕消息一传，内起诸公子夺位之争，外则引发各地变乱，秘不发丧。秦始皇所乘的御辇，名为辒凉车，极大。他未死之前就躲在车子里不露面的，所以所至之处，百官照常奏事，由太监传旨裁决，没有人知道他已不在人世了。
    由沙丘回咸阳，最近的一条路，是南下邯郸，渡黄河由阳武经博浪沙，入函谷关，也就是他为张良所刺时走的一条捷径。但这样匆匆赶回都城，仍恐引起天下怀疑，所以依照原定巡行天下的计划，由沙丘北上，从井陉抵达陕西极北之地的九原郡，然后再由蒙恬于两年前修好的驰道，往南直下咸阳。这个圈子兜下来，怕也有三四千里，尸体早就发臭了。李斯与赵高商议：“令车载一石鲍鱼，以乱其臭。”
    鲍鱼之臭如此！但不可与广东菜中的珍品，所谓几个“头”的鲍鱼，混而为一。现在的鲍鱼，在当时称为鳆鱼，早在汉朝即为美味，王莽颇嗜此物。
    腌而湿者谓之鲍，为免混淆，不妨从俗称为盐鱼。盐鱼加以干燥，就是鲞。古书中记载：鲞中最美者为石首鱼鲞，也就是黄鱼鲞。据说这个鲞字就是由黄鱼鲞而来的，其中有一段颇为有趣的小故事。
    有部出于唐朝的书，名为《吴地记》，其中说吴王阖闾入海，遇到大风浪，无法如期登陆，而行程已绝；阖闾拜祷天佑，居然有一大群“金色鱼”迎面逼来。吴军捞捕而食，度过了绝粮的危机。
    及至回国以后，大宴群臣，忽然想到海中所吃的“金色鱼”，问还有没有，主管官员回奏：“晒干了。”命取来一尝，其味甚美，因而在“美”字下写“鱼”字，合而便成鲞。
    按：鲞有两种，加盐晒干或焙干是一种；不加盐而在烈日下晒干，又是一种。鲞就怕盐，淡鲞自然可贵，但很难得，因为要捞捕不久、相当新鲜的鱼，遭遇三伏天的大太阳，很快地晒得极干，才能久藏不坏。马祖岛所出白鲤鱼，晒成鲞可充当白鱼，即有盐淡两种；淡者产量不多，故罕有人知。
    不用盐腌，纯以天然方法干燥者，还有绍兴的“茶油鱼干”。不称鲞而称鱼干，已可明其制法：取大青鱼自尾部下刀，沿背脊至头部剖开，取出内脏，抹净血迹，以篾片撑腹成一整片，悬于风口檐下吹干；切块置茶子油中，可久藏不坏。凡制鱼干、风鸡等，都要靠天气帮忙：不光是冷，还要干燥；不光是干燥，还要风大，否则干燥度不足，必然会发霉。但发霉亦是改变鲞的滋味的一种方法，广东的所谓“霉香盐鱼”，即为一例。但风干或晒干的淡味之鲞，必不可使之发霉，否则必变味而不可食。
    最好的鲞，不是如古书上所记载的黄鱼鲞，而是米鱼鲞与鲞；或谓米鱼，即比目鱼，盛产于浙东沿海。米鲞的吃法很多，红烧的有鲞烧肉；清炖的则有鲞鸡汤，置瓷钵中隔水炖透，其味鲜美无比。杭州人夏天常用米鱼鲞做汤，或只一味，或加鞭笋，味亦清隽。
    ?鲞与米鱼鲞在入口的感觉上恰好相反，后者多纤维，耐于咀嚼，非齿牙利者不能领略其好处；前者则软烂如泥，但多刺，而且由于鱼肉质细嫩，出水即死，易于腐败，应多用盐防腐，故而味重。由于这些特性的限制，鲞较宜闺阁中食用。有一种格外加工的“虾子鲞”，面上满铺虾子，沃陈酒蒸熟，切块用油纸包，可以远携，可以久藏，是最好的行粮，也是最好的粥菜。
    以我的看法，谈到鲞，不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实以日本的红鲞为第一。红鲞的名称，各地不一，如上海谓之“马鲛鱼”。当年日本对华经济侵略，红鲞亦为倾销的日本货之一。价贱不为人重，蓬门荜户，皆资以佐膳。一到有排日行动，首先绝路的就是红鲞。
    当然，那些整桶运用、粗盐未化的红鲞，并非上品。到了台湾，才吃到上品的红鲞，同时也是看了装红鲞的漂亮纸盒，才知道就是鲑鱼。
    红鲞最好的部分是鲞头，炖豆腐最妙。日本朋友告诉我，他们吃鱼，鱼头是丢掉的，唯有三种鱼例外，鳕鱼、鲷鱼，还有就是鲑鱼，都用来做汤。鱼类一刀切下来底部是平的，所以概括这三种鱼汤为“三平汁”。

 宋朝的厨娘

    宋朝的厨娘
    饮食至东晋一大变，至两宋——北宋、南宋又一大变。东晋之变，是由于开发了江东，鱼米之乡多而且美的食料，深刻地影响了饮食习惯；两宋之变，则由于日常起居的方式有一大改变所致。
    古人席地而坐，分案而食，此风至唐犹然，而保存在日本。所谓“案”，不是“孤离了龙书案”的案，更不是屠坊“肉案”的案，而是“孟光接了梁鸿案”的案。日本的大宴会，每人面前一只置杯盘的小几，即是中国古代的“食案”。所谓“举案齐眉”“相敬如宾”，意为夫妇同餐，亦是各有一具食案；食物既备，先各自高举食案，如今之敬酒状，然后置案而食；此为款宾作客的礼节，而夫妇日常居处，行之不懈，所以传为美谈。
    及至椅子流行，席地而坐的习惯乃告结束。椅子一名绳床，又名胡床，创于北地，在唐朝传入中国；以非古制，为士大夫所不屑。当时的椅子，形制略如现在影棚中导演所坐的椅子，不用时活脚交叠，故名交椅；椅面用绳子编结，故名绳床，取其轻便易于携取，适合游牧民族的作息需要，至于改用木质，并加雕漆，帝后所用有“金交椅”的名目，乃是宋朝的事。
    椅子之成为日常用具中不可或缺之一物，我相信是在南渡以后。南方潮湿，江乡尤甚，五月间最苦。周邦彦那首“夏日漂水”所作的《满庭芳》“地卑山近，衣润费炉烟”，说明潮气之重，以至衣服非熏干不能上身；在这种情况之下，席地而坐不但不舒服，而且非得风湿症不可，因此人人用椅子是必然之事。
    其次是缠足，相传为李后主所始，此无确证，但此风起于五代，大致不误。唐朝的美人，如张大千所摹的敦煌壁画，大致以长大白皙、丰容盛髻为美；而妇女乘马，贵人亦然，“虢国夫人承主恩，平明骑马入宫门”的诗句及杜甫的《丽人行》可为确证，则唐朝妇女不缠足，亦为确证，因为缠足必不便于骑马。
    及至缠足的风气盛行于南宋，小脚伶仃，席地则起坐为劳，必视椅子为恩物。但亦可能由于椅子流行，缠足不必愁席地起坐为劳，所以相率而为。此中因果，不甚分明；但说互为因果，想不大谬。
    席地而坐的习惯一改变，首先是食案被无情地淘汰了，因为与椅子相配合的，应该是高脚几。几有各种形式，大几装上高脚，便成桌子；桌子不必一人独用，家人父子，不妨共桌而食。由分食而会食，这是饮食方式上的一大革新，由此导致了烹调技术上突破性的发展。
    分食的制度，对烹调技术的进步，是一难以克服的阻碍。因为有许多菜如果迁就分食制度，是无法做得好吃的，至少，无法臻于至善。
    举个例子，拿宋嫂鱼来说，要分当然在未下锅以前便须准备，亦就是将整条鱼切成鱼块。这一下，在烫鱼的嫩度上就打了折扣，因为鱼块与整鱼在接受由水所传达的热度方面，多寡不同；鱼块像骰子那样，六面受热，而整鱼不然。
    其次，菜离锅即上桌，有一种很微妙而难以形容的香味，或者直截了当地说是滋味，广东人名之为“镬气”。如是醋熘鱼块，烫鱼浇汁，再分成一小碗、一小碗，送到各人面前，别说“镬气”，连应有的热度，都已无法保持。
    而况分食制度常会替当家人带来困扰，争多论少，嫌精挑肥。因此，由于家具的进步而出现的会食制度，很容易地便能全面建立。
    走笔至此，忽然想到，瓷器的发达，亦与普遍使用桌椅有关。陶瓷易碎，置于地上固所不妥，摆在矮几上亦难免为儿童所损，唯有供于高处，方能长保完整。宋瓷最有名的窑有五：柴、汝、官、哥、定。柴窑最古，创于周世宗。定有北定、南定，北定即北宋定州所造；南定亦即粉定，南宋时制于景德镇。此与桌椅开始流行于五代，至两宋而无家不用的发展过程，正相吻合。
    宋瓷除瓶尊以外，食器众多，尤其是大盘、大碗，为适应会食而创制的新型食器。当然，请客的方式亦变过了，由各具一食案而围桌共食；但陪客视主客意向而行动的礼俗犹在，因而产生了一种古今中外所无的奇异职业，名叫“白席人”。
    白者道白，席者筵席，白席人即是在筵前啰唆的人。陆游的《老学庵笔记》，说北方民间，有红白喜事会食时，专有人襄礼，谓之“白席”。襄礼即是司仪。饮食而须司仪指挥，自然是件极可笑的故事，陆游记韩魏公一次遭遇，真是令人喷饭。
    韩魏公就是韩琦，河南安阳人，曾在家乡偶尔赴亲戚家应酬。其时韩琦已经拜相，自然为主人奉为首座，白席人亦就以“韩资政”为“襄礼”的对象了。
    韩琦很讨厌这个白席人。当他取食荔枝时，那白席人又高唱一声：“资政吃荔枝，请众客同吃荔枝！”韩琦可真忍不住了，赌气不吃，将手中荔枝放回盘中。
    这下白席人应该知趣，不再喋喋不休了吧？谁知不然！白席人居然又唱了：“资政恶发也，请众客放下荔枝。”恶发犹言发脾气，韩琦拿他无可奈何，反而笑了。
    白席人还有一样职司，即是在喜庆宴客的场合中，提醒客人，送多少礼可以吃多少道菜。这种风俗听说在清朝犹保留在山西等处，譬如送制钱五百者，筵席中不得享受鸭子，则在上鸭子以前，便有人高唱：“送五百文者退！”礼送得薄的客人，腼然离席。这不但是陋俗，真是虐政。
    除白席人以外，宋朝的厨娘，亦可资为谈助。在宋朝以前，只有厨子、厨司、厨人、厨丁等名称，皆指男人；厨娘之名，始于宋朝。宋朝汴京的小户人家，不重生男重生女；生女异常爱惜，及其渐长，因材施教，训练出各类“专家”，供士大夫家雇聘，名目共有十种，第一种谓之“身边人”，面目姣好，灵慧善伺人意，富家翁非此身边人不欢，由此而成为妾侍，自是顺理成章之事。
    其中厨娘居末，但非极富贵之家不能用，因为用不起。宋人笔记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个出身寒素的太守，告老回乡，想享享清福，偶然想起在汴京时，有一次赴宴，肴馔异常可口，说是出于他家厨娘所制。于是写封信给在京中做官的朋友，托他物色一名厨娘送来。
    朋友回信，厨娘虽有，都惮于远行，无以报命，深感抱歉。太守正在怅惘之际，忽又收到朋友的第二封信，道是有了！其人年可二十许，新近从某大老的府中辞出来，能书会算，相貌漂亮，手段之高，更不在话下。当专人护送到府。
    这样过了一个月，厨娘才到，离城五里住了下来，遣人先送来一封禀启，是厨娘的亲笔，字画端正，一见便予人好感。
    信中先有一番“恭维”；次道得以“伏事左右为幸”；最后提出请求，希望主人派暖轿迎接，“庶成体面”。措辞委婉，并不觉得她的要求过分。
    及至接到家来，红衫翠裙，举止娴雅，先拜见主人、主母，然后依照尊卑次序，一一相见，曲尽礼节。最后侍立在主人、主母身旁，有问必答，极守规矩。太守大喜过望，亲友无不称羡，亦无不以“相贺”为名，想尝尝她做的菜是如何好法。
    厨娘当然亦要请示，先试一试她的手艺。太守欣然答道：“大筵有待，先备一桌五盘五碗的便饭。”
    于是厨娘又请点菜，太守亲笔写了个单子给她。厨娘便根据菜单开物料账，送到太守面前，教人吓一跳，先是一项羊头肉，要用羊头十个、葱五斤。不过头一次打交道，不便驳她；同时也要看看，一桌便饭，何以要用到这么许多材料。所以看完不作声，关照发银照购。
    材料办齐，厨房里的下手去通知厨娘，可以动手了。于是打开随带的箱笼，厨房里的用具，一应俱全，连砧板都是自己带来的，而且好些“家伙”如锅铲之类，是白银所制，璀璨耀目，将全家大小看得都愣住了。
    她自己也带着丫头，先遣丫头把这些用具送到厨房，一一安置妥当。然后她换了入厨的衣服，系上围裙，衣袖揎起，用根银链子吊在肩头，掉臂入厨，先坐在椅子上指挥下手，将材料先做初步的处理。该洗的洗，该剥的剥，等料理干净了，厨娘徐徐起身，一把厨刀到她手里，连转如风，切割批脔，片刻皆毕。但十分材料留用的不过一两分。
    像处理羊头，先在滚水中焯过，捞起来只剔出脸上两块肉，其余的往砧板外面一堆，都弃了在地上。问她缘故，道是“除此以外，皆非贵人所食”。有人心疼，将她抛弃的羊头捡了起来，她笑笑说道：“他们是在狗嘴里夺食。”
    白切羊肉，要用葱酱。葱在她手里可讲究了，先在热水中过一下，外面的叶子都不要，只留葱白；看碟子大小切段，再剥去葱白数层，只剩下像韭黄那样的嫩心；在加盐的淡酒中浸渍片刻，沥干备用。
    等菜上桌，自是无话可说，所得的考语是“馨香脆美”四字。座客都道口福不浅；主人脸上飞金，得意之状，难描难画。
    第二天上午，太守将厨娘召来，大为称赞。厨娘殷殷拜谢。主人的话完了，她还不走，原来她也有话。
    “昨天试厨，幸而贵宾还中意，请照例犒赏。”
    太守一听愣住了，随便请客吃个便饭，厨娘要支犒赏，这是哪里的规矩？
    正踌躇未答之际，那厨娘又从从容容地开口了：“想来是要知道成例？”她探手入怀，取出一叠花笺，捧向主人：“喏，这是未到府上以前，京中一位达官的犒赏单。”
    太守取来一看，上面写的是：“每大筵，支犒钱十千缗、绢二十匹；常食半之，数皆足，无虚者。”十千缗即一万钱，合十贯。宋朝的钱有虚数，官用以七十七作一百；市井中各行各业不同，一般是七十五作一百；金银七十四、鱼肉蔬菜七十二。书籍最贱，五十六即作一百。厨娘的犒赏，说明“数皆足，无虚者”，十贯就是十三贯。太守无可奈何，只能照例支给。过不了十天，找个借口，将这个厨娘打发走了。
    像这种“超级厨娘”，自然是不常见的特例。不过厨娘非富贵之家不能用，此言甚确，因为一般的厨娘分工极细，故非多用不可。曾有一穷书生，娶一厨娘为妻，私下庆幸，以后白菜豆腐，出于纤纤之手，滋味便不寻常。哪知三日入厨下，了无足异；一问才知道这个厨娘专管切葱。试想，切葱都须专人，这家的厨房中要用多少人？
    不过，宋朝的厨娘确有巧思，烹调之精益求精，多半因厨娘主治一艺，事简始精。有一达官给厨娘出个题目，肉包子须有葱味而不见葱，问厨娘办得到否。厨娘沉思有顷，给了主人满意的回答。
    及至端上肉包子来，一尝之下，果然有葱味而不见葱。问她何以至此。说穿了不稀奇，包子上笼以前，插一根葱在里面，蒸好了将葱拔去，便有葱味而不见葱了。
    不必豪富之家，亦能大宴宾客，此种风气，大致亦起于宋朝。在此以前，宴客多为家厨，或借用富家厨司。民间婚丧喜庆，无非大块肉、大碗酒，请略谙烹调的亲友来帮忙即可。应召外会的专业化厨子，称为“厨司”，即起于宋朝。
    当时婚丧喜庆，铺排场面，款待宾客，有“四司六局”代为料理。厨司即是四司之一。其余三司是帐设司，专管布置；茶酒司，顾名可知其义；台盘司，执掌伺候席面。杭州为南宋都城，犹留汴京遗俗。儿时家中有大规模的宴会，要用“茶箱”，烧开水的锅炉，是日常用具中的一件艺术品，形如茶壶，用紫铜所制，擦得极亮。火炉在壶身之中，烧开以后，自后面壶把之处加冷水，前后壶嘴即流出滚水，边烧边用，不虞匮乏，亦总是保持沸滚的状态，制作极其巧妙。江南茶馆都用这种锅炉；茶箱所用是小型的，但亦能容水一二石之多。
    酒家之盛，亦始于宋朝。虽然旗亭赌酒，屡见于唐人诗篇，但旗亭中的酒店，规模远不如宋朝的酒家。最有名的“樊楼”，徽宗宣和年间改名丰乐楼，据《东京梦华录》记：“三层相高，五楼相向，各用飞桥栏槛，明暗相通。珠帘绣额，灯烛晃耀。”宋人诗云：“梁园歌舞足风流，美酒如刀解断愁。忆得少年多乐事，夜深灯火上樊楼。”可以想见其盛况。
    见于《梦华录》者，还有一家会仙酒楼，可以筵开百桌。宋朝酒家之盛，与酒类公卖有关。王安石倡行新法，公然标示：设法卖酒。因而酒家兴起。并有“娼妓坐肆作乐”。到了南宋，遂成制度，中秋前后，新酒上市，送“酒样”给地方官品尝时，比赛会还热闹。户部共有十三座酒库，各库用整匹白布，大书库名，以长竹竿挑起，名为“布牌”，布牌之后是表演神怪戏文的台阁；然后是杂剧百戏；最后也是最具吸引力的，是各酒库的官妓，浓妆艳抹、珠翠满头，所骑的马亦是经过装饰的。少年狎客，往往拦住马头，持杯劝饮，官所不禁。
    酒库皆附设酒楼，为了“设法卖酒”，除了罗致色艺皆佳的官妓以外，当然也要从烹调上去讲求。烹调技术中最后发明的是炒，大致亦起于宋朝，炒栗子、炒银杏，现炒现卖，满街皆是；但“炒”字用在肴馔上，只有“炒羊”一样名目。话虽如此，只要有一样，便是发明。烹调技术，到宋朝大致已经完备；至明朝有长足的发展，确立了中国菜的型格。
    总结宋朝以前的饮食变迁轨迹，由于桌椅的发明，改变了起居习惯，因而使得饮食之道有一突破性的发展，这是读史的一得之愚。最初看尚秉和所著《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所得结论，可谓先获我心。此书卷二十三，有“卓子考”“椅子考”“兀子考”三篇，卓子即桌子，兀子即凳子。他的考证，言简而精，譬如说，凳子非宰相不能坐，引《宋史·丁谓传》说：丁谓已罢宰相之位，出知郓州。丁谓不愿赴任，经过一番活动，得以留京，仍居相位。第二天早朝赐坐，殿上侍从只拿一个绣墩来，丁谓告诉他们说：“已奉旨，仍旧平章国事。”于是换了凳子给他坐。此为宰相始得坐凳子的确证。
    此外又有一个证据，足以说明宋初关于桌子、椅子、凳子之物，尚不普遍。宋人笔记中有一段记载：宋太祖雪夜叩赵普门，设重茵于地，炽炭烧肉。赵普贵为宰相，亦无此之物，不能不席地而坐。
    另有一篇，题目是《桌椅凳至南宋遂大兴》。作者引陆游的《老学庵笔记》，往时士大夫家，妇女坐椅子、凳子，则人皆笑其无法度。足证南宋士庶家有椅子、凳子。尚秉和作一结论说：席地之风，经历夏、商、周三代，西汉、东汉至晋朝而一变；跪坐之容，历三代、两汉以至唐朝，亘数千年之久，但到宋朝，彻底革除。如今只有日本、高丽，仍席地跪坐，在中国是找不出来的了。
    座位升高了，几案须相应配合，亦都提高了，因此，读书、习字诸动作，亦随着起了变化。南北朝侯景在胡床上垂脚而坐，大家诧为怪现象，史官特地记上一笔。岂知以后何不如此！这是“中国起居史上之一大革命”，但从来没有一部书详细谈过，“岂不异哉”！
    我亦有同样的感慨，而今日所谈，正可补载籍之阙。不过，我以为读书的动作，影响不大，作字则往昔临空运笔，必须悬腕，自从有桌子以后，肘可着桌，当然方便得多。但最大的影响，还是在饮食方面。
    明末宋应星《天工开物》自序：“若为士而生东晋之初、南宋之季，其视燕、秦、晋、豫方物，已成夷产。”一隅之见，限制了烹调技术的进步，是故宋朝的饮食之道，虽有突破性的发展，但此新境界的景观，仍嫌单调贫乏，到得明朝就大不相同了。

 美食在明朝

    美食在明朝
    饮食之精洁，须有人提倡。提倡美食，殊非易事，要有钱、有闲、有地位、有兴趣。四“有”缺一，资格不备。
    有钱自不必说，还要肯花。舍得花钱，还要有闲工夫，因为有闲工夫才有此闲情逸致。只是治肴精洁，到底还是主观的，究不知知味者作何批评。所以必须延宾品尝。这就要讲地位了。第一流的主人，才能请到第一流的客人，尤其是名士的品评，形诸歌咏，自然传遍遐迩，“麻辣子鸡汤泡肚，令人长忆玉楼东”，若非王闿运，没有人知道长沙有这么一家馆子；“多谢石家鲃肺汤”，若非于右任，恐怕亦很少有人知道有“鲃肺汤”这么一样菜。
    有钱有闲有地位的达官贵人、林下大老，讲究饮馔，常常请客的也很多，但此亦不过富贵常态，未足以言提倡美食；所以最后的“有兴趣”，关系更为重要。有兴趣才会始终参与其事，才会不耻下问地跟庖人研讨，才会虚心地接受批评，然后才能精益求精，期于无憾。
    明朝多的是“四有”分子。其中又可分为四类：雄藩、大珰、权绅、豪商。
    先谈第一类。历史上野心最大、也就是私心最重的皇帝，一个是秦始皇，一个是明太祖。两人都有万世一系的想法，而做法不同。当然，后者的设计，要比前者高明得多。
    秦始皇的做法，多少受老子的影响；而明太祖则颇效法家。他的构想是有计划地训练出一位内圣外王的令主，设置“大本堂”延揽名儒、教导太子；外则分封诸子，特别着重在西北，以强藩捍卫边围，造成一座“铁桶江山”。在洪武年间，皇二子秦王镇西安、皇三子晋王镇太原、皇四子燕王镇北平，另外有尚未移封江西的宁王，原镇大宁；此数子各典雄兵，备边御侮，为国家柱石，但防范之道，亦无微不至。及至燕王内犯，号称“靖难”，实际上是夺了胞侄的皇位。将心比心，深恐他人效尤，对藩王的限制，更为严格。
    所有的限制都指向一个目标：无法谋反。所以第一，不奉旨不准进京；第二，不准出城；第三，两王不相见。最后一点最重要，因为仅仅一处生变，朝廷力足以制。正德年间宸濠造反，十年辛苦经营，为王阳明一仗打垮，就因为他独木不成林之故。
    因为如此，明朝的雄藩，坐拥巨额田产而无事可做，便因贤愚不肖，而有不同的生活方式，酗酒淫纵，不足为奇；但亦有雅好文事、音乐、戏剧而卓然有成者。至于讲究器玩、饮食，则为普遍的情况。《陶庵梦忆》的作者张岱，他的祖父是山东一王府的长史，在《梦忆》中记灯彩之盛、戏文之美、饮食之精，不一而足。王府发明的新样食谱，众口争传，不胫而走，自是可以理解之事。
    其次是巨珰——有政治地位的太监。这又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宫中的大太监，权势熏天，起居豪奢，过于王侯；一是镇守太监，雄踞一方，地位比清朝驻防的“将军”还高。此辈权柄极大，俸禄极厚，但职司朝廷耳目，只在监察地方大吏，平日无事可做，自奉则“食色”二字只占前者，讲究饮馔，理所当然。
    至于明朝宫中，太监与宫女配对，食宿相共，俨如夫妇，称为“对食”，又称“菜户”，整日无事，只在饮食上想花样，亦视饮宴为唯一乐事。他们对烹调术的进步，无疑有不可磨灭的贡献。明宫中有个太监叫刘若愚，写有一部《酌中志》，其中即有许多此方面的珍贵材料。记熹宗、魏忠贤、客氏的《天启宫词》，有好几首谈到禁中玉食，选录数首如下：
    珥笔追随侍起居，殿头无事职成虚。但看御酒供来旨，录得佳名百十余。（原注：御酒房所造，不过竹叶青数种，忠贤在外造办，转于御茶房进上，有金盘露、荷花蕊、佛手汤、君子汤、琼酥、天乳等名。）
    海镜江瑶百宝并，黄纱笼盖尚侯鲭。后宫私做“填仓会”，骨董家厨也学烹。（原注：上喜用炙蛤、鲜虾、燕菜、鲨翅诸海味十余种，共烩一处，食之。又注：京师正月二十五日进酒食，名曰“填仓”，贵贱皆然。）
    熹宗所喜的海味杂烩，类如今之所谓“佛跳墙”，不是一种精致的吃法。但另一首宫词颇可注意：
    秋深御宿禁梨霜，酒泛缥罂月转廊。纤玉剥啄双郭索，落花舞蝶唾生香。（原注：八月，宫中进蒸蟹，用指甲挑肉净尽，以胸骨八跪完整，或列为花，或缀为蝶，以示巧。）
    明末的宫词甚多，另有人所作一首，亦议此事：
    中秋紫蟹进鲜来，琥珀盈筐一尺堆。
    剔出比夸蝴蝶似，玉簪花畔劝金杯。
    前一首中的“八跪”，即是蟹之八足。看此两首诗的描写，可以想见，饮食之道不止于讲究味、讲究口腹之奉，还要讲究视觉上的美感。这要烹调技术进步到相当程度，才会有这种踵事增华的现象。
    再次是权绅。明朝的绅权特重，中叶以后尤甚。因此，罢官居乡，挟持官政，鱼肉乡民，是无足为奇之事。如董其昌，文采风流、武断乡曲，读明人笔记《民抄董宦事辑》一文，董家子侄之形同禽兽，无复人理，数百年以下，犹令人发指。
    清初顾公燮所著《消夏闲记摘钞》，有一篇的题目叫作“明季缙绅田园之盛”，说明朝的缙绅，即使居官素负清名的，无不大起园林，多置田产；大部为门生故吏代为经营，不尽出于一己的宦囊。至于豪奴悍仆，倚势横行；市井小民，无法安居，想想只有一个最好的办法，即是投身权绅门下，名为“投靠”，自己也变成豪奴悍仆，不但可以不受欺侮，且能欺侮别人，所以每个地方的户籍册上，列名为某家奴仆的男丁，占总数的十分之二三。又据顾亭林《日知录》自注：“今吴中仕宦之家，奴有至一二千人者。”
    试想，缙绅门下有奴仆一二千人，何得不富？如果不愿致富，早就拒绝他人“投靠”，根本亦不会有奴仆一二千人。
    按：汉朝亦盛行多蓄家奴，为主人经商、耕田；善用家奴，可致巨富，犹不失为正道。明朝江南缙绅之家的情形就不同了。
    当时有官奏劾钱牧斋纵奴为恶，列出的罪名有：假命图诈、逼夺人房屋、买卖人口，以及一语概括的“百计千万、诈人钱财”。
    最常见的是“说事讲银”，亦就是包揽是非或讼事，首先是“家爷”多少两。“家爷”即指权绅，不义之财积得多了，穷奢极侈，非一般人所能想象。
    我曾读过一本明人笔记的残卷，记江南缙绅家厨，有异于一般的饮馔谱录，值得格外介绍。
    羊腰或猪腰，连膜煮酥，剥去外膜切片。另用核桃去皮捣烂，拌腰片下锅用小火炒；至核桃油渗入腰子，加香料、陈酒、秋油炒干，说是“味之美，熊掌不足拟也”。
    吃鸭子，家鸭不足为贵，需用野鸭；野鸭又必须用罗网生擒者，宰杀去毛极净，用五香、甜酱、秋油、陈酒灌入鸭腹、缝好；外用新出锅的腐衣包裹，上笼蒸得极烂，去腐衣、施刀工——自颈至腿，节节开解，抽去骨头，鸭头鸭脚如旧，保持完整的形状。然后在蒸鸭所流出的原汁中，再加五香、甜酱、陈酒等作料，鸭肉用极小的火煨干上桌。凡是野味需要保留其脂肪者，皆不妨用腐衣包裹而蒸，则脂不漏而腴。
    老饕杀馋，好肥腻之物，最受人欢迎的是蒸鳗及无骨刀鱼。鳗要肥大肚白，名为“粉腹”；去肠及头尾，寸切为段，用盐略腌，排列瓷罐中，上加酒酿，隔水炖开，加好酱油再炖；看脊骨透出于肉，就罐中用镊子钳去其骨；然后用葱花撮拌洁白猪油，厚铺其上，以盖没鳗鱼为度，上笼蒸到猪油尽融，即可供客。
    无骨刀鱼的制法，与蒸鳗大同小异，取极大而新鲜的刀鱼，由背上剖开，全其头而连其腹；然后和酒酿隔水炖热，抽去脊骨，镊去细刺，合拢仍为一条整鱼。用葱、椒盐拌熟猪油厚盖其面，蒸熟原器上食，鲜而无骨，细润为酥。刀鱼的学名叫川鳍或鱼，味至美，独嫌多刺；所以此一制法最需讲究的是，刺要去得净。
    在我看来，最精彩的是所谓“杂品”，类皆匪夷所思。如许为“杂品中第一”的炒鸭舌，蒸熟一剖为二，去其嫩骨，和笋芽、香菇用麻油炒，淋以甜白酒。食者但觉其甘脆，每不辨为何物。
    更奇的是雄鸡冠亦可入馔。鸡冠洗净，用绢包置酒糟中，经宿取出，亦用麻油、甜白酒、笋芽、香菇同炒。此为“杂品第二”。
    再有一样杂品，极其难得。广收鲫鱼舌，先用甜酒腌，然后取泉水煮为汤，加细葱心一撮，是酒后所喝的汤，极为清贵，但可能不如“鱼尾羹”更能醒酒。
    “鱼尾羹”是我杜撰的名称。选大青鱼断尾，煮熟，取出劈作细丝，抽去尾骨，和笋丝、蕈丝、紫菜做羹；或用藕粉薄芡，加胡椒、米醋，略如醋椒鱼汤的做法，酒后一盂，神思爽然。
    此外有许多特殊的处理方法，可惜失传！譬如江苏常熟有个周四麻子，创制食蟹新法，名为“爆蟹”。将蟹蒸熟，置炭火上烤，一面烤，一面淋以甜酒、麻油。不一会儿，壳浮欲脱，只听“毕剥”数声，二螯八足、骨皆爆裂；蟹内脐胁，亦皆开解，用筷微拨，蟹肉应手而落，加姜醋快啖，虽百螯片刻可尽。世上快事，恐怕无逾于此了。
    但此法不传，学他的做法，蟹焦而骨壳如故。于是有个传说，姑记于此，以供研究。据说，爆蟹的秘密在所淋的油，名麻油，实非麻油。春夏之间捕蛇千百条，剥皮煮烂，舀取上面的一层“蛇油”，用以炙蟹，则无不爆。
    周四麻子一死，再无爆蟹，但“不劳而食”惯了，自然视剥蟹为一大苦事。于是有人创制了一套工具，共计三件：小锤、小刀、小钳。书中说：“始自漕书及运弁为之。”专收漕粮的书办，亦即杜甫诗中的“催租吏”，称为“漕书”，或称“户书”；因为州县衙门胥吏，分六房办事，漕粮归户房管，户房书办简称“户书”。“运弁”则为押运漕船的卫所官兵。此辈入息甚丰，常是阛阓中的豪客。
    食蟹之具，后来盛行于三吴闺阁之中，皆用银制，小巧玲珑，儿时曾经见过，样数甚多，但究有几件已不甚省忆了。
    最后谈到豪商。明朝开国时，亦如汉初之弛关禁，对商人有好些优惠的法令。大致大乱以后，要抚辑流亡，恢复生气，首重物资的流通，所以商人颇受重视。永乐以后，法令渐严；及至张居正当国，大征矿税，则几于无物无税。可是小商人生意难做，有办法的大商人的生意，则好做得很。譬如倚仗朝廷的势力，做生意就有很多的便利。当然，冰山一倒，受牵累的亦比比皆是。可是从制度上或社会习俗上自然而然演变的豪商，基础稳固，历明亘清，直至道光、咸丰以后，方始衰落。
    一种是盐商。盐在明清两朝，对于经济上的重要性，可比之于现在的石化工业。自唐宋以来，一直是国家岁入的大宗。如果说在若干年前，有些地方的百姓吃不起盐，只能淡食，可能有人以为是神话，而事实确是如此。
    卖盐之法，从宋朝创立一种盐引制度，一直沿用到清朝。所谓“引”者，即是准予在某一地区行销官盐的一种凭证。有引才能专卖，否则便是私盐。因此做盐生意所贵者是“引”，但公家盐引卖得多了，即等于无引。所以盐法需要不断整顿，不断改革。
    到了明朝推行“开中法”，边疆缺粮，招募商人运了粮去，以充军食；折算粮盐的价格，发给盐引，指定支盐的场所及行销的区域。盐商以粮易盐，既为常业；每年运粮输边，运费可观，索性在塞外招民开荒种田，收割以后，就近交到军用仓库，名为商屯。这本是殖边的妙法，但支盐的场所有远近，销盐的地区有富瘠，调配不均，流弊日起，又不能不改了。
    明朝万历四十五年，创行“纲法”。一引之盐，分量减轻，而定价提高，交换条件是凡在纲册中有名的，许他永远行销指定的地区——名为“引窝”；换句话说，即是取得了某一地区专卖的特权。卖盐本来是一项大生意，至此纲商坐收大利，积聚日富，所以我称之为豪商。
    另一豪商是开典当。质铺本来从唐朝就有的，至明朝中叶以后始大盛，而尤盛于江南，制度亦与他处不同，有些当铺几乎无物不可当。浙江海宁县有个镇甸州硖石，以元宵花灯出名，工笔绢画，雅致非凡，这些就是可以送到当铺换钱的。
    我在想，为什么江南的当铺，无物不可当？又为什么当铺朝奉都是徽州人？后来研究明史，至嘉靖一朝，恍然大悟，原来与倭寇有关。
    对明史比较熟悉的人都知道，平倭的大将虽是戚继光、俞大猷，但真正发生作用的是徽州人。主持剿倭的总督胡宗宪及勾结倭寇入侵东南沿海的汪直，都是徽州人。
    从嘉靖二十五年起，至三十六年汪直伏诛为止，倭寇侵扰，几乎无年无之；自登陆至出海，大致有几条特定的路线。
    一条是由宁波、定海登陆骚扰浙东；一条是由松江金山卫上岸，视官军虚实，或则往西窜扰嘉兴、湖州，或则大掠松江、嘉定一带而至浦东；一条是由乍浦直趋杭州，蹂躏浙西。分道并进，或则乘隙而攻，转战千里，在东南膏腴之地兜一个大圈子，沿江夺民舟出海，亦是常有之事。
    倭寇入侵，志在掳掠，细大不捐，什么都要，但当官军追击围剿，轻身突围逃命，不能不弃辎重。于是，典当生意，大为兴隆。剿倭的是徽州人，通倭亦是徽州人，徽州朝奉，左右逢源，开放门户，凡值钱而不易败坏损毁之物，无不可当。当然，收买贼赃的投机行为，必不可免；获致暴利的机会，亦不算少。其后倭寇虽平，典当营业范围之广泛，则仍如旧。万历怠荒，末年内忧外患，交相乘逼，但所苦者是大河南北的百姓，以长江为天堑的东南地区，始终保持着相当安定繁荣的局面。所以典当业经长期经营积累，基础深厚，成了盐商以外的另一类豪商。
    明朝在天下大定以后，确立了重农轻商的基本政策。商人之地位不及农民，可以从穿衣服上看出来，洪武十四年令：“农民许衣袖、纱、绢、布；商贾止衣绢、布。”甚至“农家有一人为商卖者，亦不得衣袖、纱”。
    中叶以后，风气奢靡，禁令渐弛，士庶服用，每多僭越，但正德元年亦仍有一条苛待商人的禁令：“商贩、仆役、倡优、下贱不许服用貂裘。”地方上品行恶劣，专以敲诈勒索为生的秀才、监生，就常用服饰不符定制做题目，敲富商的竹杠。但是在饮食上，对商人并无限制，所以豪商得以恣意讲究饮食。
    豪商讲究饮食，动机出于享受者少，出于炫耀者多，所以最以求丰为尚。明朝庶民饮食，最初原是有定制的，宴客以六器为准。在偏僻山区，名为六器，实只五味，一条鱼是木头所雕，有些还加上“老三房公用”等等字样。这样木头鱼只是摆个样子。但比较讲究的人家，在木头鱼上浇以卤子，是可以吃的；事后拿“鱼”洗干净晾干，下次再用。当然亦可出借。
    宴客不过六器，而且食器甚小，譬如碟子只得五寸。在食器中，原有徒具形式，不当作食器来用的，譬如养金鱼，彼时没有玻璃缸，便养在特大号的碗中，不想居然有一天，不做食器用的食器，毕竟真的当作食器来用了。
    除了养金鱼的大碗以外，供香橼用的大盘，亦上了餐桌。宋朝的食器甚小，称为“宋式”。宋式盘碗较之这类直径都在尺五以上的大盘大碗，容量约为一与三之比，是故全鸡全鸭皆成双，红烧猪蹄大如火腿，名为“金漆蹄撞”。样数仍旧是六样，但其时宴客，每席最多亦只坐六个人，食量再大，亦无法尽此六肴，真是暴殄天物。
    除了盐、典两业以外，明末清初还有好些以特殊原因起家的豪商富人，对于饮食这一门艺术的发展，在无形中做了极大的贡献，应该附带作一介绍。
    北平崇文门外板井胡同祝家，号称“米祝”。《天咫偶闻》说他家在明朝即为巨富，花园极大，可游十日。清初有首小调就叫“祝家园”，毛西河诗：“挟事怜小妇，请唱祝家园。”可见是首很流行的小调。祝家至今人丁兴旺，想来治家别有一种严谨合理的家法。祝氏如何起家，无可稽考，但推想必与通州的“仓户”有密切的关系。北平有许多“老根儿人家”大都住在崇文门、打磨厂一带，生活起居与旗人相近。虽是土著，但究其根源，无不是外省人，譬如六部胥吏，大都为绍兴人。太医院、钦天监的吏目，亦像胥吏一样，都是世袭的职业，各省皆有。溥心畲的生母姓项，其父为太医院七品吏目，原籍广东，其实在京里已不知住了多少代了。
    明末清初巨富，“北祝南季”并称。季家籍隶江苏泰兴，他家有位艺林中很有名的人物，便是季沧苇，名振宜，字铣兮，顺治四年丁亥，吕宫一榜的三甲进士，官至御史。季氏是清初的大藏书家。钱牧斋的收藏，有好些归于季氏。季氏零替，藏书散出，一部分归于曹雪芹的祖父曹寅。联经出版社印行的《全唐诗》，即出季沧苇旧藏。
    山西亢家的暴发，有一段传奇。据说吴三桂请清兵，多尔衮大败李自成于山海关前一片石。李自成往山西遁走，追兵甚急，而辎重甚多，不得不暂时弃去，俾得轻骑速遁。这些辎重大部分是金银财宝，埋藏在一处隐秘的山谷中，而适为亢氏所见。及至时世平定，掘出宝藏，顿成巨富。
    有个故事形容亢家之富，道是有人在亢家左右开了一家当铺，有一天有人上门，拿一座金罗汉当了一千两银子，第二天又携来一座，如是三个月，典当的资本将完，大为惊惶，便向当主商量，可否止当回赎。
    当主答复他说，家藏五百金罗汉，所当的不过十分之二，还有四百多尊，打算陆续来当。当铺的大朝奉方始恍然，在有名的富户附近开当铺，仿佛等待这家富户败落，所以有意为难，于是请商收赎，歇业乔迁。这自然是寓言，但山西富户喜欢藏现银，熔铸数百斤重的大银块，藏于窖中，偶遇盗贼，无力搬运，徒唤奈何，所以这些大银块名叫“气死贼”，则确是事实。
    豪商身世之奇，莫如安岐。有人说他是天津人，不确；安岐实在是朝鲜人，字仪周，号麓村，别署松泉老人，晚年住天津，别墅题名沽水草堂。他是明珠的仆人，精鉴别、富收藏，著有《墨缘汇观》，是书画家常备的参考书。
    安岐的发迹，有一段齐东野语式的传奇。据说他随朝鲜贡使入京，买到一部抄本，内中所记是窖藏金银的数目地点，当然是奇奇怪怪的隐语。安岐设法遍访京中大宅，看来看去，只有明珠家最相像，于是谒见明珠，指出地点，果然掘到了窖藏。因此，向明珠借了数百万银子，在天津、扬州经营盐业，发了大财。
    说安岐从朝鲜随贡使入京，想来是他的子孙讳言先世出身、装点门面的话。明珠与慈禧太后同族，姓叶赫那拉氏，他的祖父叫金台吉，为清太宗皇太极的亲舅。金台吉与清太祖谊属至亲，但一直做对，至死不屈。及至他的子孙投降，编入正黄旗，正为清太宗所将。清太祖曾征朝鲜，纳降人甚多，所以上三旗的包衣中，正黄旗有“朝鲜佐领”，与正白旗包衣有“回子佐领”（正白旗包衣中的马家，亦即曹雪芹的母亲，应出身于一佐领），都是很特殊的编制。
    安岐并不属于正黄旗包衣，否则不能在明珠家执役。明珠之父必曾从征朝鲜，得朝鲜人安岐为仆，携之回国。明珠善驭下，广置田产，命奴仆分主，厚加赏赉，人人自足，所以能遵守家法，不敢干预外事。安岐当是领了主家的本钱，从事盐业，长袖善舞，又正当三藩平后，明珠得君之宠，权势正盛之时，善为利用，乃至巨富。他跟季沧苇一样，亦是有名的藏书家。昆山徐乾学藏书楼名为传是楼，徐乾学是明珠之子纳兰性德的业师，以此渊源，传是楼藏书大半归于明珠，其实善本以安岐所得为多。
    南北两查，皆为富贾。北查天津，南查海宁，致富之由不同。北查为长芦盐业巨子；南查起家，如山西平阳亢氏的暴发，亦有一段传奇可述，《聊斋》的“大力将军”、蒋心余《雪中人》传奇，皆记其事。主角之一名查继佐，字伊璜，号东山，明朝崇祯初年的举人，明亡不仕，以著述自娱，工于词曲，有《续西厢》《鸣凤度》《非非想》《三报恩》等作。
    相传查继佐以风尘巨眼，在大雪天结识了一个乞儿，成为酒友；赠以资斧，送回广东。此乞儿名叫吴六奇，潮州人，后来投军，助清兵收服广东，官至提督。既贵之后，迎查继佐至广东，待以上宾，同时派人到海宁，为查继佐营建宅第，赠以巨资，称一乡首富。查初白、查升，都是他的同族。
    查家后来出了个败子，名叫查有圻，字小山，在京里官职虽微，声名极大，外号“查三膘子”。自奉至丰，喜欢收藏石砚，无一方非前代名人的铭箴，选取最好的一百方，光是配匣装潢，就花了上万银子。晚年中落，而挥霍如故，一次以藏砚押借了一千两银子，遍历歌台舞榭，一日而尽。自以为千古能散财者以查小山为第一人。
    北查与南查，其先当为一家。我不知道查显琳（公孙嬿）与查良钊教授对家谱、认过本家没有。北查中最有名的是查为仁，他字心榖，别号莲坡居士，康熙五十年辛卯顺天乡试的解元，结果竟因科场案入狱。
    这年乡试，南北两闱都出了毛病。江南的正副考官是左必蕃、赵晋。副主考赵晋卖关节，富商子弟中举的很多，流言纷纷，盛传一副对联：“左丘明有眼无珠，赵子龙浑身是胆。”有人抬五路财神爷进学宫，又有人将贡院改为“卖院”。事发赵晋伏诛，而又牵连到两江总督噶礼与江苏巡抚张伯行互殴对参，闹出一场极大风波。
    北闱则传说，查为仁的解元是买枪手冒名顶替而得来的。查为仁因此系狱八年之久，因此发愤读书，作得极好的诗。出狱以后，建一所别墅，题名“水西庄”，招邀名士，诗酒盘桓；与扬州马氏的“小玲珑山馆”，都常出现在乾嘉名士的诗词之中。
    到康熙末年，在广东兴起一批豪商，对于中国饮食之道的发展，影响极大。这批豪商通称“十三行”，为十三家“公行”的简称，成立于康熙五十九年，由朝廷赋予对外贸易的专利权。
    在鸦片战争结束、五口通商以前，中国对外贸易的港口，只开放广州一处，所以十三行都设在广州沙面。中外贸易一切看货、议价、交款、发货，都须透过十三行办理；官方与外商间的交涉，亦由十三行经手；同时十三行负有管理外商的责任，特权甚多。不论中外古今，特权与暴利是分不开的，所以十三行行东之富，堪与扬州的盐商匹敌；其中潘、卢、伍、叶四姓，尤为豪雄；而有功文化者，则为潘、伍两家。
    潘氏最盛在嘉道年间，除国际贸易以外兼营盐业，其后亦败于盐业。他家的花园名为“海山仙馆”，海内名园，不数第一亦当数第二。园址本来是一高阜，设计之时充分利用了这一特点，担土取石，增加高度；另有一百亩之广的大池，直通珠江，间接通南海，所以隆冬不涸。海山仙馆的“海山”，其意即在强调真山真水。
    百亩大池，不独可以泛舟，且在池中建一戏台，池边一厅，即为海山仙馆主人潘仕成迎接四方宾客之处，每当设宴作乐，音出水面，清响动听。堂东有五级白塔，与西北高阜遥相呼应；阜上高楼层阁，曲房密室有十余处之多。堂西沿池另筑水榭，有小桥相通，三伏天轩窗四面，荷香随清风俱度，不复知人间有炎暑。园多果木，荔枝尤繁，所以水榭中有一副楹联：“荷花世界，荔子光阴。”
    海山仙馆刻的帖最有名，摹古可以乱真；碑石都嵌在墙上，唐宋名迹，时人翰墨，美不胜收。好古之士，一入海山仙馆，真能废寝忘食。
    潘仕成后以亏欠巨额国税，无法缴纳，籍没家产，园亦入官。据汪康年《庄谐选录》，园价太高，没有人能买得起，于是用发行彩票的办法出售。彩票共三万条，每条银圆三元；发行不数日，抢购一空。中奖的是香山县的一个塾师，寒士骤富，恣意嫖赌，整个园子卖不掉，零碎拆售，先卖陈设古玩，后卖花木果树，再拆门窗梁柱，不过两三年，已化为农田。
    按：两三万条彩票，每条三元，总数不过九万大洋，不会没有人买不起。问题是买了这座园子，每年得多少本钱来维护？所以没有人敢买。当时如有发展观光事业的观念，这座海内数一数二的名园，就决不会遭遇如此悲惨的命运。
    潘仕成以兼营盐业，而又逢陶澍改革盐法，积弊一清，连带波及，亏欠国课，以致倾家荡产。至于原来十三行，经营国际贸易，虽以五口通商，特权大减，但仍为坐享厚利的特殊行业，饮馔求精求新，其影响可得而述者，第一是海味逐渐普遍，对鱼翅做法更为讲究，迄今犹为独步。北平的“谭家菜”以鱼翅驰名，主人为流寓，原籍广东；够资格的老饕，类皆知之。殊不知另一“谭家菜”——即彭长贵资以号召的“谭厨”，鱼翅的做法，亦源于广东。谭钟麟于同治初年外放，由杭州知府扶摇直上，久于外任；督抚供应甚优，自奉一向丰腆，及至移督两广，家厨吸收粤式鱼翅之长，而选料格外讲究，自然有后来居上之势。北伐以前，谭延闿又住广州好几年，口腹之奉，过于乃父。俗语说：“不是三世做官，不知穿衣吃饭。”谭氏两代显宦，一食万钱，家厨何能不精？
    第二是十三行与十三家“夷馆”日常往还，家常饮食中，不知不觉加入了西洋的材料，吸收了西餐的制法，如炸板鱼与面拖黄鱼，即有区别。最显著的一个例子是“葡国鸡”，当时由于澳门近在咫尺，所以洋人中以葡萄牙人势力最大。“葡国”实即泛指西洋，“葡国鸡”亦非纯粹葡萄牙的制法，而是印度咖喱鸡的改良，加面粉益稠其汁，入炉烤成一层面皮，则虽遭簸动，汤汁亦不致溢出。据说这是轮船上大司务为了适应环境所做的改进。
    第三是国人初次见识用刀叉的西餐，当时称为“大餐”，俗作“大菜”。这个名词在我幼年时还存在。内地人到十里洋场的上海，亲友请“吃大菜”是必有的节目。
    大餐之名，有诗为证：“饱啖大餐齐脱帽，烟波回首十三行。”此是嘉庆年间的诗句。先高祖同年，官至刑部尚书，以杀两江总督何桂清出名的赵光，在道光四年经广州时记：
    是时粤省殷商甲天下，洋盐巨商及茶贾行商，资本雄厚。外国通商十余处，洋行十三家，夷楼海舶，云集城外，由清波门至十八铺，街市繁华，十倍苏杭……终日宴集往来，加以吟咏赠答，古刹名园，游览几遍。商望昆仲又偕予登夷馆楼阁，设席大餐，酒地花天，洵南海一大都会也。
    但西餐传到京师，则已在光绪季年，首开风气的，当是袭侯曾纪泽。
    曾纪泽出使回国后，以兵部左侍郎兼值总署，帮办海军，寓处布置，极其洋派。翁同龢光绪十三年九月二十六日记：“访曾袭侯，其屋内陈设，皆西人式也。”又十四年十二月十日日记：“曾劼刚处看洋画，灯红酒绿，俨然西人也。”灯红酒绿，虽用成语而实有所指，“酒绿”当是薄荷酒。
    其后则有清末朝官中毁誉不一、盖棺而不能论定的张荫桓。他出使意大利回国后，洋派较曾纪泽更甚。翁同龢日记曾记他“请吃洋菜”，并有三字褒语“甚可口”。这“甚可口”的西餐，曾进递入宫廷，结果张荫桓的一条命，竟送在唯一的一次进入宫廷的这顿西餐上面。
    这段掌故与食事有关，值得一谈。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德国亨利亲王访华。其时光绪正将锐意维新之际，极慕西洋文明，所以议礼时，他开明的态度，连翁同龢都为之吃惊。但觐见慈禧太后时，礼节却发生了争执，德国方面说是太后自愿赐见，即应赐坐；中国方面由庆王奕劻亲自出面交涉，不能赐坐，如果非坐不可，宁愿不见。最后是德方让步。但实际上光绪接见亨利亲王的礼节，较之当年同治在西苑紫光阁接见各国公使的礼节，已优遇了多少倍。
    据翁同龢日记，这天觐见的过程是如此：亨利亲王到达颐和园之前，先在特备的休息之处，换着大礼服，午初坐轿直入东宫门，有仪队二十四人护卫，入南配殿休息，其随员十七人一齐拥入，翁同龢劝告退出不听。仪队二十四人不但进了宫门，而且在南配殿“陛下排立”。坐约半小时，由奕劻带领亨利亲王及德国公使海靖至乐寿堂见太后：译员共三人，德方随带两员，中国派的是连柏林的市井俚语都熟悉的荫昌。
    觐见光绪是在玉澜堂，亨利亲王的随员跟随入殿，中国的大臣则檐前侍立。殿中只有奕劻、荫昌。觐见时鞠躬、握手、致颂词、赠礼物大瓷瓶一对；光绪坐后，亨利亲王亦坐，是在宝座右面设一有垫的凳子。光绪与外宾寒暄时，先告诉奕劻，再“传旨”与荫昌翻译，与光绪奏对时皆下跪。
    一刻钟以后退至南配殿，“赐食”。原来只设亨利亲王一个人的座位，但其随员十七人不肯退出南配殿，只好添座添食，由庆王及李鸿章相陪。在外面“看热闹”的翁同龢，用“饮食衎衎”四字来写他的观感。可知外宾对这顿饭是吃得很舒服、很满意的。
    半小时后，光绪步行至南配殿“慰劳”，翁同龢有一段描写，颇为精彩。
    这段描写是正文下的补注：“德兵见上至，三举枪，击铜鼓，带兵者拔刀禹步，以为致敬。上立视，论云：‘兵皆精壮，甚可观。’”原来翁同龢认为光绪是去“慰劳”亨利亲王；在德方则认为中国皇帝是去检阅他们的仪队，所以“三举枪，击铜鼓”。指挥官行撇刀礼，踢正步，翁同龢将其比作茅山道士作法的禹步。当时中国的大臣，且为贤者，见识如此，想想实在忍不住好笑。
    在南配殿慰劳赠勋（当时称为“宝星”）后，招待亨利亲王游昆明湖，然后由庆王做主人，在承泽园正式设宴款待亨利亲王，自下午两点至四点，一顿饭吃了两小时。
    翁同龢记：“今日洋菜”下注“张公厨亦办席，一切家伙皆梁诚经理”。张公即指张荫桓，家伙谓西式餐具及餐桌上的一应陈设；梁诚为广东新会人，美国留学生，其时任总理衙门章京。
    张荫桓用他家的厨子到颐和园去办席，犯了内务府及太监的大忌。宫廷大宴群臣或外藩，尤其是在离宫赐宴，必归内务府承办，光禄寺都挨不着边的。内务府办这种宴会，不必与太监勾结，一笔花账可以报几十万银子。张荫桓挡了他们的财路，如何不恨？
    问题还不在办这一次席，在于张荫桓的势力侵入内务府。张荫桓可以办酒席，就可以盖房子；可以盖房子，就可以修陵寝，渐渐的，内务府的大小事务，可以无所不管。因此，内务府及太监这一次访华的接待事宜，由张荫桓一手安排。议礼时守旧派皆有“辱君”之愤，而慈禧太后对光绪不满，犹不在“不遵祖宗家法”，而在有结外援以自重之意，戒心大起，非去张荫桓不可。戊戌政变，张荫桓被捕，都以为他的性命不保；及至革职充军，发遣上路时，犹不时作势以手砍项。问押解官员：“我会不会这样？”可见张荫桓自己也知道犯了慈禧太后的大忌。
    但两年以后的义和拳之乱，突然传旨新疆巡抚，将张荫桓就地正法，显然是内务府及太监的媒孽。否则，事经两年，慈禧太后的气也平了，不致有此严旨。怨毒之于人甚矣哉！

 天子脚下

    天子脚下
    北平为五朝古都，土著喜自言是在“天子脚下”。天子玉食万方，水陆珍物，无美不备。地方官进贡时，当然亦要馈赠朝中大老、亲友故旧，所以士庶亦常有贡品可以一饱口福。加以四方流寓，带来各省口味，经过观摩、品尝、研究，存旧创新，往往比原来的制法更进步。我总觉得不管何省、何地的菜，一定要在通都大邑流行过，才能出色，不然总不免有些“怯”。譬如在北平吃山东菜，相信一定比在济南吃本地馆子来得好。
    谈“天子脚下”的菜，唐鲁孙兄是权威。我只能从旧籍中去补唐鲁孙兄的不足。仍旧从明宫谈起。
    明朝宫中的太监、宫女，上万之多。康熙幼时听前明遗留的太监谈过，晚年曾为大臣转述。据说，太监、宫女太多，送饭不能遍及，看守偏僻宫殿而又得了病的，由于无人送饭，竟有活活饿死的悲剧。由此可知，太监、宫女吃的是“大锅饭”，仅仅是白饭，菜须自备。此所以太监、宫女合作，称为“菜户”。
    太监的心理，由于生理的影响，变态者多。《酌中志》说：“内臣好吃中驴不典之物。”名目有“挽口”“挽手”“羊白腰”等。挽手即牛鞭，羊白腰乃羊睾丸的自称。最名贵的是白马的睾丸，称为“龙卵”。凡此食物皆富于荷尔蒙，真不知太监要荷尔蒙何用，结果只是更加深他的心理变态而已。
    谢肇淛的《五杂俎》说：“京师大内之物，元旦有牡丹花、有新瓜；古人所谓二月中旬进瓜，不足道也。”非时之花，称为“唐花”，在温室中催逼而成；非时之果亦然。所谓“新瓜”乃指黄瓜。此风至清末犹存，正二月以细长如指的小黄瓜供客，非豪门不办，有诗为证：“黄瓜初见比人参，小小如簪值数金。”这首《京师竹枝词》是夸张了些，一条值一两银子，则是事实。
    太监之恶劣犹不在喜食不典之物、非时之果，而在发明“以惨酷取味”。有种活烤鸭鹅的法子，以活鸭鹅洗净，置于铁板上，上罩铁笼，笼中置酱油葱姜等调味料一碗。一切料理妥当，就在铁板下面燃炭，活鸭活鹅的炮烙之刑开始了。
    铁板加热，鸭鹅无法驻足，只有不停地走；同时由于口渴之故，不断地喝调味料，最后“毛尽脱落，未死而肉已熟矣”！我在他处亦见过这样的记载，据说以此法所烤成的鹅掌为天下的至味。潮州菜中的鹅掌，不足为美了。
    家禽受炮烙之刑，家畜则受剐刑。《五杂俎》中说：“驴羊之类皆活割取其肉，有肉尽而未死者，冤楚之状，令人不忍见闻。”又说，其时有地位的大太监与所谓“皇亲”，都有此吃法，“血海肉林，恬不为意”。
    在北方有些地区通行吃驴肉，江南则绝无所闻。元朝有部书叫《饮食须知》，兽类中刊有驴肉，说它“味甘性平”，是很好的一样兽肉；但“多食动风，脂肥尤甚”，是则驴肉以瘦为佳。至于从活驴身上割肉下锅，在谈因果报应的书上，常有记载。谈一个比较可信的故事。
    清朝乾隆年间，做过甘肃与浙江巡抚的王亶望，酷嗜驴肉丝。据说厨房里养有肥健之驴数头，由专人喂养。王亶望一声吩咐“炒驴肉丝”，厨子便拿把快刀，相准驴身肥腴之处下手，血淋淋地割下一块，洗净切丝，现炒上桌。驴身被割之处，则烙上红铁，自然血止。此零零碎碎、不知何日始得解脱的烙刑，惨无人道。所以谈因果的书上说王亶望的不得好下场，是“现世报”。
    王亶望走和珅的路子，是乾隆朝有名的贪官。事败伏法，儿孙年十二以上皆充军，不足十二岁者拘狱至及年发遣；同案而死者不下三十人，为乾隆朝有名的大狱之一。一妾苏州人名吴卿怜，后归和珅。嘉庆四年和珅抄家，吴卿怜籍没入官，作绝句八章，自伤身世，“回首可怜歌舞地，两番俱是个中人”，其情确所难堪。有一首说“香稻入唇惊吐日，海珍列鼎厌尝时”，时人作注说：“王处查封，庖人方进燕窝汤，列屋皆然；食厌，多陈几上；兵役见之，纷纷大嚼，谓之‘洋粉’云。”燕窝在《随园食单》中，列于“海味单”之首，而实在没有什么道理。珍物中有名无实者，以此为首。
    明末清初，最重鹿尾。据说“蒸熟片食”，“形似豕脂，唯味稍带甜”。《随园食单》说得比较详细：“尹文端公品味，以鹿尾为第一。然南方人不能常得；从北京来者，又苦不新鲜。余尝得极大者，用菜叶包而蒸之，味果不同。其最佳处在尾上一道浆耳。”于此可知，鹿尾以新鲜为贵。
    八珍类皆干腊，熊掌的料理尤难，先发、后蒸、再炖。发熊掌别有诀窍，如果照一般发海参、发鱼翅的方法处理，永远都发不开。
    发熊掌的方法是，先在地上挖一个坑，内置石灰；投入熊掌后，再用石灰覆盖，徐徐加水，石灰沸滚起泡，直到石灰水完全冷却，方将熊掌取出，去毛洗净。据说熊掌非如此在石灰水中泡制过，掌上之毛，不能连根拔除。此为初发。
    第二次发是浸在米泔水中，约一二日，视软硬情形而定。再下一步的工作就是蒸。事实上蒸亦是发。
    在蒸以前仍须经过一番洗剥，凡初发、再发而仍未去净、不能入口之物，皆须此时彻底清除，才能上笼去蒸。
    蒸有二法：一法用干净白布缠裹；一法用网油包起来蒸。曾听人说过而未求证的一说：张大千发鱼翅，即用网油裹蒸，或者即是发熊掌的故智。
    第三步是炖了。此亦有两法，一法是砖砌烟筒，下丰上锐，口子小到仅容一碗。熊掌入碗，配好作料，封固严密，搁在口上；下点蜡烛一支，微火熏一昼夜，道是“汤汁不耗，而掌已化矣”。照此法来看，其实不必如此费事，从前的“五更鸡”，现代的陶瓷慢锅，都是极“文”的火，只要火候够了，一样可以达成“汤汁不耗而掌已化”的效果。
    上述之法，严格地说只是煨；另一法才是地地道道的炖。炖时宜加猪肉，熊掌先须撕成条。炖好之后，肉味特鲜，所以不妨留掌吃肉；下次炖肉，仍加熊掌伴煮。据说久留不坏，可与猪肉同煮十余次之多，而熊掌仍旧可食；糟过更妙。
    熊掌如果没有发透，即不易炖熟，食之发胀。遇到这样的情形，有一个补救的办法：内加椒盐，外裹湿面，上饭锅连蒸十余次，方始可食。
    我还没有一尝熊掌的口福。有一次诸葛青云弄来一对熊掌，不知做法，望掌兴叹。此刻从书上找到这两个法子，比较研究之下，不无疑问。如果第二法，亦即与猪肉同炖的方法是正确的，则一支蜡烛煨一昼夜，熊掌即化，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想来此亦不过耳食之言。
    上方玉食还有一样黄鼠，味极肥美。在元朝，宫中常以此物供膳。
    按：黄鼠即田鼠。昔人诗云：“云际草生黄鼠肥。”既可入诗，足证黄鼠亦是美馔。
    古书中说：“黄鼠善走，凡狗不得，唯鼠狼能得之。”这里的“走”与奔跑之义相同。它跑得极快，任何狗都追不上，只有鼠狼能抓住它。此所谓“鼠狼”，当然是黄鼠狼了。俗语说：“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我们只知道黄鼠狼爱偷鸡，不知道它原是黄鼠的克星。
    从“云际草生黄鼠肥”这句诗看，在衰草连天的深秋，是黄鼠最肥之时，那是因为秋稼登场，饱餐了新谷的缘故。我不知道在台湾为害农田的鼠类，可就是作为元宫珍馐的黄鼠？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实在应该利用，制罐外销，在国际市场上或者会比蜗牛更受欢迎。
    元宫中还有一样极有名的菜，名为“舌羹”，材料是用白玉板笋、白兔胎，制法却已失传。除此以外，燕京的席上之珍，见于前人记载的有：
    黄雀，以背有黄色羽毛而得名，四月间最肥。还有种黑羽的，名为铁雀，味亦不逊黄雀，糟食最佳。
    沙鸡，一名半翅，又名突厥雀，大如鸽子，形状与野鸡相似，产于冀东盘山者为上品。
    冰鸡，即是关东野鸡，冬天才有。通常的吃法有二：一种是片薄片，在酸菜火锅中涮；一种是炭火上生炙，蘸作料而食。
    子蟹，蟹的种类很多，子蟹不大，严冬僵冻在河滩中，方能捕获。满腹皆子，鲜美无比；冬天做火锅，妙绝。
    大致北方的珍味，多在冬天，这因为“关东货”都是冬天到京，以山珍为多。余如松花江白鱼、宝坻银鱼，亦在冬天上市。
    天子脚下，无物不备；但论他处所无的食物，只有一样，说来不信，是白肉。
    白肉即白片猪肉，四川菜中就有一样蒜泥白肉，说是只有北平才有，是何道理？值得一谈的，正是这个道理。
    紫禁城的东华门，夕阳衔山时下钥。午夜一过子正，大约十二点多启门，头一辆车子所载的是两口猪。大概一小时以后，这两口猪，已经在坤宁宫的大铁锅里了。
    清宫即是明宫，有增损，无改革，唯一的例外是坤宁宫。明朝皇帝住乾清宫，皇后住坤宁宫；清宫则除大婚以坤宁宫为洞房外，平时皇后都住养心殿后轩。
    原来满洲的旧俗是“祭于寝”，并不以为亵渎，所以中宫成为日常祭祀之所。猪既宰好，就在坤宁宫中煮好上祭，有两口大铁锅，其中的“老卤”据说历两百余年不曾断过火。前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庄严先生，是鹿钟麟驱逐溥仪之后，第一批入宫点收古物人员之一，亲见坤宁宫铁锅中残卤犹在，曾为文考证其事。至于每日祭神以后的猪肉，照例归乾清门侍卫享用。唐鲁孙兄曾以其亲身所历，曲曲描写，信而有征，颇为有趣。我略这段不谈，只谈记载中的吃肉。
    按：坤宁宫的祭祀仪典，载于清朝的宫史。每年大祭，皇帝亲临主持，记得其中有皇帝坐在炕床上，自举鼓板，高唱“访贤”一曲，乾隆朝年年遵行。祭后例赐大臣“吃肉”，为一荣典，翁同龢日记屡有记载。
    满洲贵族家有大祭祀或喜庆，则请客“吃肉”。不论识与不识，只要空谙礼节，即可登门，主人并不发帖延请，不过事先口头相告，早知其事，至亲好友，不请自至，否则反成失礼。
    吃肉那天，主人家早已在院子里搭了高过屋顶的芦席棚；庭中用木板铺“地平”，高与阶齐；地平上铺席，席上又铺红毯；另外有无数坐垫，备客取用。
    客人须着公服赴会，主人自然亦是衣冠肃客。进门道喜，不必寒暄，随意找熟人结伴，或十人，或八九人，各取坐垫，盘膝而坐，团团成围。于是厨子用直径两尺的大铜盘，盛一方约十斤重的白肉献客；外带一大铜碗滚烫的肉汤，随附汤勺，自不待言。
    当然也有酒，是白干，倾于大瓷碗中，轮流捧饮。此外各人面前置八九寸的小铜盘及木碗各一，再无他。物既无作料，又无筷子，怎么吃法？这就要请客人赴会必带道具及用品了。
    旗人那根腰带上的花样很多，抽烟打火的火镰石，小手巾，装槟榔的荷包等，而最主要的是一把解手刀，大致为木鞘木柄，柄上还雕有避邪的鬼头。另外一样主要用品，即是泡在好酱油中、九浸九晒的高丽纸。此纸的用法有两种，在宫中吃肉，则用这种酱油纸假作拭刀揩碗，让脱水的酱油中的盐分因热气而还原，用以蘸肉；因为吃肉原是不准加作料的，所以必得用此掩耳盗铃的办法，以符仪制。至于在宫外吃肉，则干脆撕一块酱油纸，扔入汤碗，溶成酱汤，比较省事。
    吃肉都是自片自食，无他人代劳之理，因此，食客的“手艺”，大有关系。连精带肥，片得极薄的一大片，入口甘腴香嫩，其味特佳；不会片的，只是切下一块，肥瘦不均，要嚼好一会儿才能下咽，味道自然差得多了。
    吃肉以多为贵，吃得越多，主人越高兴；如果连声高呼“添肉”，在巡行照料的主人，一定满面含笑地称谢不已。旗人的老饕吃肉能至十斤之多；汉人则往往十人共食，连一方肉都吃不下。遇到这样的宾客，主人是不屑一顾的。及至客人吃饱，随即离去，不准道谢，真是“饥来趋附，饱则远飏”。不准道谢是因为吃肉乃享神之焌余，如谢客人，则以主人为神，自然不可！因为如此，吃完亦不准擦嘴，否则便是对神不敬。
    普通旗人，一年亦至少有一次吃白肉的机会，那是在六月二十四祭关公的那天。燕京祭关公与他省不同。他省多以五月十三为关公诞辰，燕京则以为五月十三乃关公单刀赴会之日，所以这天有雨，称为“磨刀雨”；至六月二十四方是关公诞辰日，用朱漆木盘盛白肉上祭，自官厅至街坊，一律如此。专有煮白肉的厨子承应此项“白活”。民间讲实惠，不必用什么酱油高丽纸偷偷调味，干脆用酸菜、腌韭菜末、酱油、醋等，全套吃涮锅的作料。
    至于“白活”的厨子，技术自然不仅仅是将猪肉白煮“炉”熟；倘或技止于此，根本就不叫“手艺”。做白活的手艺，表现在“小烧”上面。
    所谓“小烧”，是用猪身上的所有材料，做出几十种花式不同的菜来，有木樨枣、蜜煎海棠、蜜煎红果、大红杏干等等名目，品目繁多，由二十四件起码到六十四件，不是专家叫不全那些名堂，并有不为外人所知的别名，如木樨枣称为“枣签”。这些菜有个不说破永不知道的特点：一律是甜食。
    北平有好些白肉馆，最有名的一家，在西四牌楼缸瓦市，字号叫作和顺居，俗称砂锅居，有两百多年的历史，据说当初是郑亲王济尔哈朗的庖丁所开设。和顺居的营业时间，亦与其他馆子不同，一早上市，一交正午，封灶上门，明日请早。
    从清兵入关以后，燕京的饮食，颇受旗人的影响，但在宫里，除了若干特殊的例子，如“吃肉”“克食”之类以外，上方玉食几已完全汉化。康熙、乾隆多次南巡，更引进了江南风味，如康熙有个最欣赏的厨子叫张东官，就是苏州人。皇帝“进膳”的情形，除了宫中记档，略可窥知究竟以外，最权威的叙述，应推溥仪的自传，但亦与早年不尽相同。譬如，溥仪说“传膳并无固定”的时间，那是因为“小朝廷”中的体制，已渐废弛。在以前传膳大致有一定的时间，早膳上午十时，晚膳下午四时。在此以外，由各宫的小厨房，随时伺候茶膳，是另一回事。
    宫中有“御膳房”，专为皇帝备膳，但真如古人所说：“食前方丈，无下箸处。”御膳房的菜，并不好吃，原因是为了顾到仪制，不能不想出一些违反烹调原则的办法来。既然不能不违反烹调原则，当然就不会好吃了。
    已故的齐如山参观过御膳房，据他陈述所见，凡御膳大部分是蒸炖的菜，早就备好，置于陶质粗碗中，碗又置于铁板上，铁板之下为炽炭；碗上亦覆一铁板，同样的有炽炭。一声“传膳”，膳夫将铁板移开，取粗碗中的鸡鸭鱼肉，扣覆于上用的名贵瓷食器中，上覆银盖，装入绘有金龙的牛漆食盒，捧至御前。虽然热气腾腾，但会不会好吃，可想而知。
    菜要现做现吃，同时火候要恰到好处。照此办法预备的御膳，既非现做，而火候必然过头，其味何得而佳？
    御膳的规制，平日菜肴两桌，冬天另设一桌火锅，各种点心，主饭面粥共三桌；另有一小桌“小菜”，即是咸菜、酱菜之类。每样菜中有一面银牌，并由阶层较高的太监尝过，证明无毒，方始进御。
    等皇帝坐定，一声“打碗盖”，四五个小太监一齐动手，取走所有碗上的银盖。皇帝一看就发愁，因为无所下箸，敷衍一会儿撤膳，回头另由小厨房找补。
    最惨的是光绪，据说每天所进的御膳，由于只是摆一摆样子，所以今天“摆”过，明天再“摆”，日子一久，败馊发臭，有好胃口也倒尽了。
    或谓御膳房毕竟是御膳房，天子富有四海，纵或烹调不得法，材料则奇珍异物，必为民间所罕见。此亦不然。若以为去年日本人以暴发户姿态，在香港大摆“满汉全席”，即是宫中的制式，则尤为谬误。我且抄一张菜单，让大家看看。
    这张菜单是清朝咸丰十一年十月初九，进慈禧太后的晚膳。这天同治即位于太和殿，而又是慈禧太后万寿的前夕，所以这天的晚膳，亦即暖寿的家宴。据宫中“敬事房日记档”记载：
    申初二刻（下午三时半）在养心殿，伺候进二位皇太后（慈安、慈禧）前晚膳一桌；上（指同治）同桌。
    同海屋添筹大膳桌摆黄膳单。
    火锅二品：猪肉丝炒菠菜、野鸭酸菜。
    大碗菜四品：万字燕窝红白鸭丝，年字燕窝三鲜肥鸡，如字燕窝八仙鸭子，意字燕窝十锦鸡丝。
    中碗菜四品：燕窝鸭条，鲜虾丸子，烩鸭腰，熘海参。
    碟菜六品：燕窝炒炉鸭丝，鸡泥萝卜酱，肉丝炒翅子，酱鸭子，咸菜炒茭白，肉丝炒鸡蛋。
    这张菜单中，主要的材料是燕窝、鸭、鸡、猪肉。燕窝上的字号，是写着好看的，合之则为“万年如意”一句颂词，事实上即是一物。除了四中碗菜略显变化以外，好些菜是重复的。燕窝红白鸭丝包括炉鸭丝在内，而碟菜中又有一味燕窝炒炉鸭丝；中碗菜中的燕窝鸭条，我亦不相信能做出不像燕窝、不像鸭子的味道来。至于咸菜炒茭白、肉丝炒鸡蛋，居然亦是天厨珍供，若非有档案为凭，说出去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吴永的《庚子西狩丛谈》，记慈禧母子逃难的狼狈形状，非常生动。慈禧在怀来县，视“卧果儿”为无上珍品。虽说是饥者易为食，但要征用吴永的厨子，原因仅仅是“他炒的肉丝很得味”，足见宫中亦常有炒肉丝，而且还不甚得味。
    按：四方朝贡，天家玉食照说无奇不有、无物不珍，而所以反不如民间富家，席上常有珍馐者，因为太监相传的心法，尚膳第一要安全，第二要顾礼制，倘不符此两大原则，必然摒而勿用。
    谈到礼制，宫中有许多笑话。这些笑话当然是太监闹出来的。
    宫中亦有洋酒，更多的是香槟酒，为出使法国的钦差大臣，或者驻华法国公使所贡献。香槟有各种牌子，无奈太监不识洋文，因而以其封口锡纸的颜色，区分为“金头”“银头”两种。
    据说，有一次慈禧太后想尝一尝香槟，太监用螺丝形开瓶器拔去软木塞，只听砰然大响，瓶口喷浪溅雪，涌出无数白沫，染污了膳桌。慈禧太后既惊且怒，立刻“传杖”，一顿板子打得那太监死去活来。
    这当然是冤枉的，而且发现香槟去塞时会发响声、涌泡沫，乃是件不可避免之事。因此谁伺候膳桌，被派到开“金头”“银头”的差使，会吓得魂不附体。
    不过太监匪夷所思的花样很多，终于有个高人，发明了很绝的一个法子：拿一把钉书用的尖锥，在所有香槟的塞子上钻一个洞，一泄了气，当然不会作响，也不会发泡了。
    宫中为了礼制，造成许多人的痛苦，甚至为人带来一命呜呼的大祸。相传康熙食鱼而美，命赐某臣，却忘了这个大臣正请假回籍扫墓。左右侍卫奉命唯谨，专差传送这一器御赐的鱼。到得大臣的家乡，鱼当然腐臭得不能吃了；但君之所赐，视为莫大荣宠，岂能不吃？一吃下去，坏了，食物中毒，一病不起。
    这也许是好事者的传说，但康熙自言，从小便下了决心，要视大臣如兄弟，所以恩遇大臣、特别是老臣的记载甚多，赐食更是常事；不但赐食，甚至体贴到赐以烹制食物的秘方。
    宋荦，就是与王渔洋齐名的宋牧仲，他当江苏巡抚十四年之久；康熙南巡，办过好几回“大差”，深受恩遇。有一次南巡，颁赐食品传谕：“宋荦是老臣，与众巡抚不同，着照将军、总督一样颁赐。计活羊四只、糟鸡八只、糟鹿尾八个、糟鹿舌六个、鹿肉干二十四束、鲟鲲鱼干四束、野鸡干一束。”
    又传旨：“朕有日用豆腐一品，与寻常不同，因巡抚是有年纪的人，可令御厨太监，传授与巡抚厨子，为后半世受用。”这个“御厨太监”就是张东官，一位不是曹寅便是李煦为康熙所物色的苏州厨子，大概是六品顶戴，不过上面多了个顶子，下面却少了一物，不然不能进宫当差。
    康熙赐宋荦的制豆腐秘方，不见记载，但从他处可以考查而知。《清稗类抄》“饮食类”有“八宝豆腐”一条：
    以豆腐嫩片切碎，加香蕈屑、蘑菇屑、松子屑、瓜子仁屑、鸡肉屑、火腿屑，同入浓鸡汁中，烧滚起锅，腐脑亦可。用瓢不用箸。此圣祖赐徐健庵尚书方也。尚书取方时，出御膳房费银一千两。
    《随园食单》亦载此方，名为“王太守八宝豆腐”。文末记明来源：“太守之祖楼村先生为尚书门生，故得之。”
    按：徐健庵即徐乾学，江苏昆山人，顾亭林的外甥。徐乾学与高士奇在康熙朝中叶，招权纳贿，宦囊极丰，当时有“四方玉帛归东海，万国金珠贡澹人”之谣。东海即徐姓，澹人则高士奇的别号。此一味八宝豆腐，制法简单，但材料颇为珍贵，如作为家常饭菜，则除非达官如徐乾学、宋荦者，否则力有未逮。
    王太守不知何许人，其祖楼村即王式丹，江苏宝应人，康熙四十二年癸未的会元，殿试夺魁，授职修撰。这一榜的榜眼赵晋、探花钱名世，皆罹大祸。钱名世于雍正四年，以作诗颂年羹尧功德革职，发回原籍常州；雍正御书“名教罪人”四字，由地方官制成匾额，张树钱名世的住宅。赵晋则以康熙五十年辛卯放江南乡试副主考，与总督噶礼贿卖关节，事发，赵晋定了死罪，死于狱中。当时流言甚多，一说王式丹去探监时，带进去一具乞丐的尸体，冒充赵晋，赵则越狱而遁。但说王式丹为徐乾学的门生，恐有误记，徐乾学殁于康熙三十三年，在王式丹成进士以前几年。徐乾学亦不可能放江南乡试主考，则亦非王式丹中举的座师。因此，说王式丹八宝豆腐的秘方，得自徐乾学，未必可信。
    宫中的饮馔，出于御膳房者不足道；各宫小厨房则确有民间所不能及的珍味，只是难得流传到宫外。只有间接印证，略得一二。
    我以为《红楼梦》中所记的饮食，可能有一部分即是曾进奉康熙的御膳，如所谓“茄鲞”，与八宝豆腐便有异曲同工之妙。
    茄鲞的制法，如王熙凤所说是如此：以茄子刨皮切碎，用鸡油炸，另以鸡肉、香蕈、蘑菇、笋、五香豆腐干、各色干果子皆切丁，用鸡汤煨干；香油炒过，外加糟油拌，收入瓷罐封严。食时用“炒的鸡爪子一拌就是了”。
    像这样的一味所谓“茄鲞”，诚如刘姥姥所说，只是有一点“茄子香”而已。大致“踵事增华”四字，为富贵人家家厨的特色，选料讲究，手续繁复，只要一丝不苟，按部就班地做去，自成美食，有时并不需要如何高深巧妙的烹调技术；反不如市井小吃，烹调得法，则能尽食性，乃有至味。
    市井小吃，花样之多亦莫如“天子脚下”的燕京。此则谈者已多，且从故纸堆中找些材料，供久客春明者作一印证。
    《燕都小食品杂咏》：
    猪头肉：“猪头不叫叫熏鱼，巧手切来片纸如。夹得火烧堪大嚼，夕阳红柜走街衢。”自注：“有卖猪头肉者，煮而熏之，兼有熏鱼，实非主品；而叫卖者，每于夕阳时，身负红柜，偏喊‘熏鱼’而不以猪头肉称。切时肉薄如纸，多夹其带卖之火烧中食之。”
    羊头肉：“十月燕京冷朔风，羊头上市味无穷。盐花洒得如飞雪，薄薄切成与纸同。”自注：“冬季有售羊头肉者，白水煮羊头，切成极薄之片，撒以盐花，味颇适口。”
    按：这两样食品都须讲究刀工。北平专卖涮羊肉的人家，切肉司务论盘计酬，大致每盘七厘；十盘七分，百盘七角；论肉每盘二两，一百盘十二斤半。切肉如许，始得酬七角；看来很辛苦，但一冬天竟可以切出一年的嚼裹来。
    片肉固以愈薄愈佳，但亦须视肥瘠下刀，务期红白相间，调剂得宜。如今用电锯切冻肉，既薄且快；但论连瘦带肥，既鲜亦腴，则仍非手工不可。
    苏造肉：“苏造肥鲜饱老馋，火烧汤渍肉来嵌。纵然饕餮人称腻，一脔膏油已满衫。”自注：“苏造肉者，以长条之肥猪肉、酱汁炖之，极烂，其味极厚。并将火烧同煮锅中，买者多以肉嵌火烧内食之。”
    按：此即苏州陆稿荐的酱肉，故称“苏造肉”。
    汤爆肚：“入汤顷刻便微温，作料齐全酒一樽。齿钝未能都嚼烂，囫囵下咽果生吞。”自注：“以小方块之生羊肚，入汤锅中，顷刻取出，谓之汤爆肚，以酱油、葱、醋、麻酱汁等，蘸而食之。肚既未经煮熟，自成极硬脆之品，食之者无法嚼烂，只整吞而已。”
    按：此诗此注，似稍失实。汤爆肚的制法虽简单，但事先的处理，不能马虎；切成“小方块”者为肚仁，若是肚叶，则成长条。爆肚唯一的功夫，即在掌握入锅的时间，恰到好处则既脆且嫩。倘或“无法嚼烂”，则根本就无人请教，唯有关门大吉。
    此外，北平有两样最大众化的小吃，我在台北尝过，实在不敢恭维。或者是“橘逾淮变枳”，不如“天子脚下”来得地道之故。这两样小吃是：炒肝与豆汁。
    《燕都小食品杂咏》：
    炒肝：“稠浓汁里煮肥肠，交易公平论块尝。谚语流传猪八戒，一声过市炒肝香。”自注：“炒肝以猪之小肠脔切成段，团粉脔汁烩之。昔年每文一块，近来则恐非一铜元一块不能买矣。名为炒肝，实则烩猪肠耳，既无肝，更无用炒也（间有肝块，亦非炒过者）。京谚有‘猪八戒吃炒肝，自残骨肉’之语，故诗中云云。‘炒肝香’三字，则卖者之吆喝声也。”
    此诗与注，似亦未谛。唐鲁孙兄谈炒肝，如勾芡之稀稠适度，如一勺必有肝一块云云，信乎其为专门技术，但恐只就出类拔萃者而言；等而下之，往往猪肠未料理干净，如台湾之食水笋，非嗅觉神经与众殊者，不能入口。
    豆汁：“糟粕居然可作粥，老浆风味论稀稠。无分男女齐来坐，适口酸盐各一瓯。”自注：“豆汁，即绿豆粉浆也，其色灰绿，其味苦酸。分生熟二种，熟者担挑沿街叫卖，佐咸菜食之。”
    所谓“生熟”二种，实即一种，生者原料，熟者成品。《宇宙风》杂志，曾刊载《北平的巷头小吃》一文，说：“北平的豆汁以东直门四眼井所产的最纯，但是只有东城一带的人有喝到它的口福，因为南城的豆汁贩都嫌路远，不肯到那里去贩。”由此可见，豆汁有作坊，所贩来的自然是“生”的豆汁。
    豆汁是做绿豆丝或团粉时剩下的汁水，经过发酵而成。初尝时，酸腐之气，予人极坏的感觉。二十年前在中华路一家以“北平”为字号的馆子初次领教，以后即无缘再试；一个很坏的印象，一直保留至今。
    据说：“硬着头皮喝它一两次，就会渐渐品出它的妙处来。凡是喝过上等绍兴酒或俄国酸牛奶的人，大概可以想象得到它那种酸中带鲜的美味。”此一譬当很精到，豆汁的妙处，我虽未亲口领略，但能体会得到。我想指出一点，确信中年以上的人，都会同意。
    饮食之道，胜处不一，有一点绝不能忽略的是，须与环境及气候配合，方能满足生产及心理上的需求。食物各有客观上的要求的特殊条件。此一条件具备，粗粝亦成美食，否则美食即未能尽其美。豆汁就是这么一种完全需要客观条件来配合，才能品出其妙处的一种食物。
    再说到食物予人的感受，各个不同；像豆汁所能给人带来的美好感觉，不外乎爽快二字。酸味之于口，往往得一爽字；如微醺之际得一盏醋椒鱼汤，顿觉神清气爽。豆汁之能使人尝之不厌，能连尽数器之多，当然是因为喝了之后，有能教人神清气爽的功效。
    快者痛快淋漓。饮食有宜于缓嚼慢咽，细细品尝者；有宜于到口就吞，入咽才有滋味者。豆汁像啤酒一样，属于后者。狼吞虎咽的吃相，自然不雅；尤其是烫而稠的半液体食物，要吃得快，除非是经过训练的和尚，喝热粥可以不出声以外，少有不舔唇咂舌、发出令人皱眉的声音来的。因此，喝豆汁就须讲气氛，讲环境，要热闹，要无须有任何顾忌，豆汁到手，稀里呼噜，喝得龇牙咧嘴；间或弄筷盐菜，咬得嘎吱嘎吱地响，不会有人觉得刺耳。要这样才能喝得满头大汗，然后才会觉得神清气爽，痛快淋漓。如果坐在空气调节的餐厅中，来碗豆汁，拿调羹舀着，一口一口地喝，那就完全不对劲了。
    除此以外，另有一样小吃，不但值得介绍，而且值得提倡，此即是往往单称一个字“酪”的奶酪。
    酪的制法，来自蒙古，而为旗人所酷嗜。其法以牛奶和大冰糖，文火熬煮，并不断搅动；够了火候，倾出待冷，面上结成一层浮皮，名为奶皮，捞出另有用处。然后用冰块围住容器四周，其中奶水慢慢凝结成果冻状，这就是酪。
    酪铺在北平很多，较大的酪铺，除门市以外，还雇人挑担外卖；用两个大木桶，桶底置冰，上面层层设碗，论碗计价。另外带卖奶卷与酪干。
    酪干是以剩下的酪，入锅慢炒，水分蒸发后所结成的不规则的块状物。奶卷是一种很有名的甜点心，做法是用奶皮铺平，用山楂、核桃等百果，铺成长条，卷起奶皮，寸切为段，即名奶卷。据说清穆宗（同治）颇嗜此物。
    奶酪于十年前，在中华商场出现过。去年天兴居掌柜沙苍，曾制以供客，甘而不腻，远胜冰淇淋。每小碗十元，售价亦还相当，只是冷度稍差。当时我曾劝沙掌柜，可以把北平的许多小吃，尤其是附有一段掌故，如慈禧为了纪念义和拳之乱仓皇出奔所受的苦楚、命御膳房特制的栗子粉小窝窝头等，在台北制售，不但具有保存固有文化的意义，而且亦足为发展观光事业之一助。沙掌柜颇为首肯。可惜天兴居因经营不善而歇业。要想吃这些点心，只有寄望老沙能卷土重来、另起炉灶了。

 河工与盐商

    河工与盐商
    河工与盐商，跟明末在家乡做“土皇帝”的江南缙绅一样，对于中国烹调艺术的发展，产生过极大的作用。
    历代都视水利为有关国计民生的主要建设，清朝尤其重视。水利中的三项主要工作是：第一，修筑海塘，确保东南财赋之区不致沦为泽国。第二，整顿运河，以期东南财赋得为中枢所控制运用。第三，治理黄河，其目的有二，一是北方五省不致因黄河泛滥而成灾；二是保持运道的畅通——黄河由西向东，运河自南而北，运河与黄河交叉之处，入口与出口是错开的，漕船由运河入黄河，须在黄河中向东行驶一百八十里，再折而向北，进入运河，其名谓之“借黄”。黄河风涛多险，漕船沉没者不知凡几。直到康熙朝治河名臣，用我杭州奇士陈潢之策，自骆马湖凿渠，经宿迁、桃源，名为中河；由此入黄，仅行数里，即可出黄入运。漕运因而大为改善，造成了以后的所谓“乾嘉盛世”。
    因为河道的关系如此重要，所以顺治初年就特设河道总督一人，常驻山东济宁，通称“总河”，后来又设“副总河”。雍正七年明确划分职掌，总河为“总督江南河道”，驻清江浦；副总河为“总督河南山东河道”，仍驻济宁。一条运河，以黄河为界，区分南北；两总河即称为“南河总督”“北河总督”；另有“东河总督”，与本文无关，不提也罢。
    管河的衙门都很阔，而以南河尤甚。南河岁修经费四百五十万两，倘有决口泛滥，需要抢修，另外可专案请款。有人计算过，四百五十万两银子，只要用到十分之二三，这年就可以不出事；倘或用到十分之四，考绩必是一等；总之，岁修经费，每年可以盈余三百万两左右。
    这三百万两银子，莫非缴库？当然不是。然则如何用法？一言以蔽之，挥霍而已。
    自总督以下，一直到河工上的夫役，都有足够的生活费，自不在话下。京中官员过境，必送程仪，拿一封八行书来打秋风，例须应酬，这也是牢不可破的规矩。就这样还是用不完，于是任性挥霍，浮滥开支；一过霜降，声色之娱，叹为观止。
    一到霜降，水位低落，不致再有决口漫溢之事。于是南河总督，奏报一年平安，少不得也要表功一番，称之为“报安澜”。然后就是“庆安澜”了。
    从明朝以来，盛大的宴会，必定演剧助兴；是故河工上有好几个戏班子，有所谓“院班”“道班”。总督与巡抚的衙门，通称为“院”；逢衙参之期，属官谒见督抚，称为“上院”。所以“院班”即是南河总督衙门所养的戏班。
    “道班”自然为各道的戏班。江北共有三员“河务兵备道”：淮扬驻清江浦，淮徐驻徐州府，淮海驻淮安府属的安东县。这三个道员共辖十四名“河务同知”，辖区名为“厅”。阔气的各厅，亦有自己的戏班。大致霜降以后“庆安澜”则无日无戏，亦无日无盛宴。其尤甚者，如与南河总督同驻清江浦——淮阴的“山（阳）清（河）里河同知”这一厅，自元旦至除夕，除了帝后忌辰之日以外，没有一天没有戏，午前开锣，五更始罢；夜深人倦，悄然引去，哪怕没有一个人看，台上照演不误。
    现在谈到河工上的宴会，据说从头吃到尾，非三昼夜不能毕事；所以河工上赴宴，就像参加鸡尾酒会那样，随意入座，兴尽自去，从未有能终席者。我想，所谓“满汉全席”，大概就是由河工上这须三昼夜才能吃完的筵席演变而来。
    何以一席酒要花三昼夜的工夫？因为花样太多。最普通的猪肉，有五十多种做法，豆腐亦有二十余种。席上之珍，不仅名贵，而且调制之法，匪夷所思，残酷无比。除习识的猴脑以外，再介绍几种闻所未闻的吃法。不过我得声明，本乎记载，不敢信其必有。
    先说炒里脊。这本是很普通的一样菜，但河工上这样的里脊的材料不同。据说先将猪关在一间空屋中，众人持竹竿痛击；猪一面逃，一面叫；后面的人就一路追，一路打；等绕室奔号的猪力竭将毙，随即用利刃割取背肉一片。整只猪的精华，即萃于此一片肉中，其余腥恶失味，不堪再食。这样炒一盘里脊，就要好几头猪。
    这是故神其说，因为非如此不足以开花账。记得抗战初起，江浙内地中上人家，纷纷逃难到上海，托庇于租界，因而造成了畸形的繁荣，于是有好些奇贵无比的馆子应运而生。其中有一家“红棉酒家”，贵得离了谱，以致常有三数人小吃，搞得无法出门之苦；账单一来，面面相觑，主人向客人借钱凑数，犹不足付清账单，只好“横竖横”说一句：“你们再吃，我回家拿钱。”等到拿了现钞来，账单变成两张，倒又不够了。
    “红棉”的菜虽贵得吓坏人，但听菜名了无足奇。有样菜是咸蛋烧豆腐；问侍者，何以这么贵？回答是用的高邮咸蛋；蛋又只用蛋黄中的油，一盘豆腐，用到咸蛋上百。其时位在长江以北运河线上的高邮，早已沦陷，咸蛋来之不易，自然就贵了。这就是从一盘炒里脊要用好几头猪这个说法演化出来的噱头。
    又有一样鱼羹，说是选极大的黄河鲤鱼，倒悬于梁，敲碎鱼头；下面是一锅在滚的热汤，血滴入汤，红丝一缕，连绵不断。鲤鱼的生命力特强，头碎而未死，为热气所逼，摆尾挣扎，血都从头上“榨”了出来。“榨”干一鱼，再易一鱼；大概要十条以上的鱼血，攒起来才能做成一碗羹汤。此外如活炙鹅掌，生取驼峰，若如所言，岂独君子远庖厨，任何一个稍有恻隐之心的人，都会食不下咽。
    不过，河工上的厨子，有一他处所无的特色——每个厨子只做一样菜。大厨房中，煤炉数十具，人各一具，目不旁及，做鱼翅的等上了这道菜，脱却油腻围裙，换上宁缎皮袍逛窑子去了。
    北市的饭馆，凡是专办喜庆、整桌筵席、有戏台可以唱堂会的，名为“饭庄”；招牌称“堂”，如隆福堂、聚宝堂之类的，掌柜与厨子大多为山东人。菜多为大件，擅长蒸与烩，凡此皆是河工上宴会的遗风。至于扬州的盐商，饮食之豪侈，又是一种路数。
    扬州盐商中，最阔的名为“总商”，共八大家。“总商”的身份，介乎官商之间；事实上是亦官亦商，因为扬州盐商莫不捐有职衔。捐官最高可至道员。三品只能戴亮蓝顶子，但可假借名目，报销一笔巨款，朝廷赏加二品衔，就可戴红顶子了。
    扬州盐商有一极可爱处，即是附庸风雅，因此名士在扬州很吃香。而名士又须有名士习气，越怪越好，此所以有“扬州八怪”。但都怪不过与我友汪中教授同名的汪容甫。
    汪容甫以整盐商出名。有一次一个胸无点墨的盐商，花钱弄到了一颗红顶子，大为得意，每天穿了公服去拜客，翎顶辉煌，招摇过市。汪容甫也弄了顶大帽子，顶戴是江北特产的小红萝卜，脑后拖的花翎是小号的鸡毛掸子，身上是一件纸糊的补服，带一名丑书童，骑一匹小毛骡，跟在此盐商后面，亦步亦趋去拜客，路人无不大笑。
    此既富又贵的盐商大窘，送了成千银子，才买得个汪容甫不再恶作剧。
    因此，扬州盐商的讲究饮食，第一，讲究别出心裁，独具一格；第二，讲究北方人之所谓“摆谱”。不独食物的本身，食器、侍应、环境，无不好好花过一番心思，不能不令人击节称赏。
    曾有个姓洪的盐商，夏天约人在别墅中作“消炎会”。进门先曲曲折折经过十几道门；旧式华屋，高大爽垲，转折之处，特重藏风聚气，则冬暖夏凉，尤其是夹道备弄，日照不到，夏天最为阴凉，所以经历这十几道门，宿汗一收，感觉先就不同。
    然后来至一座院落，前面高槐，后面丛林，绿荫匝地，眼目清凉；走廊上无数楠木架的白石花盆，供的是素馨兰、茉莉、夜来香、栀子、西番莲，不下数十种之多，花形各殊，香别幽浓，中人欲醉。及至卷帘入室，只见窗上都悬的是水纹虾须帘；壁上悬的是董其昌雪景山水，赵孟頫软媚的对联。地上铺的是紫竹与黄竹劈丝，交织成卐字花纹的席子，左右置棕竹椅十六把。此外，鼓形的瓷凳以外，还有一张瓷榻，上铺龙须草席，既凉且滑，可坐可卧。
    最具匠心的是，置于棕竹椅之间的茶几，自然也是一式棕竹所制，但另用锡制水池，上铺水晶，作为几面。几面之下，水池之中，有五色金鱼悠然游泳于绿荇白沙之间。
    两面墙壁用紫檀花板，雕镂虫鱼鸟兽，山水人物；从空隙中望出去，左右两夹室是两座花房，花房之外一具五轮大风扇，转动轮轴，便有香风阵阵，从“虫鱼鸟兽”中飘然客座之间。
    宾客便在这座客厅中，品茗谈艺。及至夕阳将下，主人导客游园，绕山穿林，豁然开朗，是个满开荷花的池子，沿池垂柳飘拂，东面是一府水榭，前有板桥，渡桥而入，前为头亭，中为中舱，后有梢棚，仿佛入登华丽的画舫。此处桌椅又是一种形制，以湘妃作骨架，上铺景德镇窑中特为烧出来的青花瓷面。
    肃客坐定，每人一椅一几。传令开筵，便有好些俊俏娈童入侍，每客两名，一执壶，一供馔。前有大桌，陈设着各种远道而来的冰镇水果，任客索食。
    及至上菜，则人各一器；无论盘碗，都是仿哥窑定制，冰纹铁底，古意盎然。肴馔则除燕窝、银耳、鱼翅、海参以外，驼峰、象白（象筋）、鹿尾、熊掌、无不具备。主客酬酢的仪节一过，便有歌妓登场，就筵前所铺的红地毯上，高歌侑酒。酒至半酣，主人吩咐：“布雨。”
    这时，只见水榭四周的池子，出现了四个龙首，口中喷水，直上屋顶，雨声哗哗，窗外仿佛挂了一道珠帘，宴毕雨止。有好奇的客人，非要了解是怎么回事不可。于是主人指点，原来用皮制成龙形，昂然扬起的铜首中，藏着救火用的铜制唧筒；跨坐其上的壮汉，轮番操作，唧起池中之水，喷向空中，便是布雨。
    此皆出于清客的提调。由于盐商好附庸风雅、爱排场，争强好胜，因而养成了一班帮闲人物，将穿衣吃饭，当作一门大学问去研究，而有时亦确能发生很大的作用，不是帮闲而是帮了居停的大忙。
    有个类似洪某请客的故事，足以解释目下餐馆的风气，何以极力讲究场地的道理。
    乾隆年间福康安受命西征。福康安是孝贤纯皇后胞弟傅恒之子，名为乾隆的内侄，其实是乾隆的私生子，此所以“身被异数十三”追封贝子而独独不是额驸。追封贝子者，清朝自撤藩后，异姓不王；福康安在名义上到底姓富察氏，不便追封郡王；他有两兄都是乾隆的女婿——额驸，唯他不能做皇帝的娇客，其故安在，不言自明——所谓“嘉庆君游台湾”，我怀疑即是由福康安平林爽文之乱衍化出来的故事。
    福康安带兵出征，豪奢无比。临阵督战，亦坐轿子；轿夫三十六人，分为四班，每班八人，另加一名候补。一班执役，则未轮到的三班，各骑良马后随。沿途所经的地方官，照例办差，供应稍有不当意，先摘顶戴，派员署理，然后奏请革职。自然，所请无不照准。
    一次经过一个小县，预定是尖站——以前长途旅行，在某处吃顿中饭，名为打尖——县官自顾地瘠民贫又逢盛暑，不知道这一顿午饭要怎么样才能让福康安吃得舒服。因而忧心忡忡，几于眠食俱废。
    其时他有个特来探亲的至戚，久在扬州做清客，心有不忍，便向县官说道：“你如果能弄三百两银子来交给我，别问我怎么办，也许你的前程可以担保得住。”
    县官知道他这个亲戚见多识广，伺候惯了达官巨贾的，便凑了三百两银子给他，听他自主。
    于是此君带着县衙门工房书办，先到大路所经的村落中，找到一座宽敞的房屋，作为大将军福康安打尖的行馆。第一步的布置，是如现在电影布景的“做旧”，白纸故意染成灰黄色，裱糊得整整齐齐；字画亦皆用旧物，桌椅用油核桃熏得如乌木所制；然后找来一大批人家用旧的草席蒸洗干净，挑颜色相同的，按照桌椅几榻的大小，制成引枕靠垫，一律蓝缎镶边，以玫瑰花片杂以杨花，代替棉絮，填充其中。至于窗帘门帘，一律用深绿色劈成细丝的虾须竹所制。总之，视线到处，毫无火气。
    第二步的布置是从村口搭一道天棚，直通上房；棚用芦席，上铺松毛，长有里许。另外采办山中小松柏数百盆，遍布内外。后面杂置茉莉、夜来香等，只觉芳香，不见其形。
    第三步是在行馆的左右及后面，环列水桶，征召民夫数百名，伏在墙上，用竹筒汲水，不时喷洒屋面棚上，使其时有润泽之意，当然也抵消骄阳的一部分炎威。
    供应的饮食一共两种：一种是西瓜汁，略加冰糖、薄荷水；一种是清茶，预先用砂壶沏好，保持适口的温度。
    部署既毕，大将军的轿子到了。一路从烈日中来，轿子刚入村口，已觉阴凉；及至到得行馆，见惯了张灯结彩、大红大绿的，看到这些旧家具、旧字画，配着阴森的松柏，只觉沉静古穆，心头一爽。等一坐下来，触处软滑清香，一进茗饮，溽暑更消，不由得胃口就开了。
    于是传谕开饭。摆上席来，卤鸭糟鸡，凉菜居多，不是什么名贵的食物，但适口充肠，吃得极“香”。
    福大将军满意极了，向从官表示，从出京以来，日夜驰驱，不得休息；如今得此福地，虽是尖站，无论如何也要住一夜再走。先遣人到前站通知，第二天五更启程。
    临行时，福大将军传了县官来，面加奖励，犒赏两千银子。到得前线，只要一打了胜仗，照例办“保案”；那县官自然列在名单之中，加以特佳的考语。就此扶摇直上，当到监司，都是受了他那个清客出身的至亲所赐。
    于此可知，扬州盐商的讲究饮馔，已不限饮食的本身。当然，这绝不是说饮食的本身已无发展改进的余地。
    除了大盐商以外，扬州寻常人家也讲究点心小吃，这是悠闲生活的一种特征。清朝在道光以前，扬州寄附盐业为生者，至少有上万户人家，一大半是无所事事的成员。每天闲工夫太多，于是男则白天“皮包水”，晚来“水包皮”；女则如郑板桥所感慨的，“千家养女先教曲”。及至陶澍改革盐法，淘汰冗滥，数千户人家的生计，顿受威胁，对陶澍恨之入骨，无以泄愤，将纸牌中一张类似麻将“百搭”的牌，绘一“双斧伐桃”的图案，以“桃树”隐射“陶澍”。改革两淮盐法，半途中止，因素之一亦是陶澍发觉民怨太深，恐有不测之祸之故。
    从改革盐法以后，不知多少良家妇女沦落风尘，好些名园亦逐渐荒废；盐商也再不能如以前吃鲥鱼，出水入锅，从江边挑行灶，蒸制筵前上桌。但名贵食谱，虽成广陵散，而精致的点心小吃，以及用料平常而制法讲究的家常菜如狮子头，却保存了下来。
    失传的食谱之一是“全鳝席”，淮安尤为有名，号称一百零八品；又有全羊席，爆炒煎炸，熘煮熏蒸，亦谓有一百零八品。这两种以“独沾一味”为号召的筵席，自不免杂有鱼虾鸡鸭在内，但就算能做出二三十种花样来，亦很了不起了。
    淮扬以全鳝名席，可知鳝鱼为当地特产。扬州人称鳝鱼为鳍鱼，或写作长鱼。运河两岸筑堤，外石内泥，杂以竹木，中多空隙，天然为鳝鱼窟穴；鳝背肉头之厚，估计为台湾所见鳝鱼的三倍。因为如此，才能以其部位的不同，而赋以特殊的名称。
    鳝鱼最好的部分，自然是中段的鳝背，剖腹切段，一入油锅，反向弯转，形似马鞍，故称之为“马鞍桥”。
    其次是尾巴，色黄而有环纹，酷肖虎尾，即名之为“虎尾”。至于“软兜”则为下腹。此间山西馆子的所谓“鳝鱼三吃”，实在是扬州菜，不知何以列入河东食谱。
    徽州的馆子亦以制鳝鱼出名。这因为皖南本亦出鳝鱼，而扬州的盐商，原籍多为徽州之故。鳝鱼是徽州菜，讲究“茶油爆、猪油炒、麻油浇”，配以火腿屑、芫荽、蒜泥，加上鳝鱼本身的黄黑，五色咸备。所以要用热“麻油浇”者，借它本身的香味，复以激发芫荽、蒜泥的香味，乃成一道色香味俱全的美馔。如今徽州菜的鳝糊，为宁波馆子所篡夺，号称“宁式鳝糊”，其实何尝了解徽州籍的盐商、朝奉，当初设计这味菜的用意？

 文人与饮馔

    文人与饮馔
    无论古今中外，文人与饮馔的关系最密，帮助最大。文人所能助益于食道之发展者有三：
    一是品题，或吟咏称美，或赐以嘉名。一经笔宠，身价十倍。
    二是食谱，或由传述，或为发明。记述其烹调经过及要诀，继往开来，贡献极大，但为无形的贡献。“尽信书不如无书”这句话，用在食谱上，固最为适切；但无食谱，难溯源流，昧于演变，会使得中国菜易于受现实及外来影响力量的支配，逐渐离谱，无法保持正宗的风格。
    三是歌诀，以文字的功能，在实际操作上帮助庖人进步，其贡献比食谱更难看得出来。先就这一点来谈。
    韵文的功能，在便于记忆，易于传播；若以文字为一种表达的工具这一观点来说，韵文应该入国文必修课目之一。陈寅恪考“对对子”，颇招致讥评，未为公允。
    烹调术中有许多歌诀，如《糟蟹》：
    三十团脐不用尖，老糟斤半半斤盐。
    好醋半斤斤半酒，入朝直吃到明年。
    这是江南人赴京师做官，自家乡携去的食物，故有“入朝”字样；“斤半半斤”“半斤斤半”之语，极其好记；记住第一句的“尖”字韵，就会记得第二句的“盐”字，亦就易于记起其他三种作料。
    又有《醉蟹》的歌诀，共三则，其一最妙：
    雌不犯雄，雄不犯雌，则久不沙。
    按：醉蟹须膏黄凝聚如膏方美；不凝而散谓之沙，精华尽失，便无足取。此诀下有注：
    此明朝南院子名妓所传也。凡团脐数十个为罐，若杂一尖脐于内，则必沙；尖脐亦然。
    “南院子”即秦淮河畔的“旧院”，余淡心《板桥杂记》所述綦详。
    按：醉蟹入罐贴伏不动，同膏黄易于凝聚；倘群雌粥粥中，杂以一雄，团脐必起骚动，蟹黄就不凝而沙了。此即“雌不犯雄，雄不犯雌”之精义所在，非名妓不能传此妙诀。
    又有“荤大料”的歌诀，察其声调，乃是一首《西江月》：
    官桂良姜荜拨，陈皮草蔻香砂。茴香各两定须加，二两川椒拣罢。
    甘草粉儿两半，杏仁五两无空。白檀半两不留查，蒸饼为丸弹大。
    荜拨当是芥末，香砂即砂仁。白檀的正式名称为白旃檀，《本草》说它“辛温无毒”，故可作为香料。“查”为浮木，所谓“白檀半两不留查”者，意为将半两白檀研末，入水后，末沉于底，如有未研碎的粗梗，浮于水面，捞去不用。
    这首《西江月》的意思是用官桂、良姜、陈皮、草豆蔻、砂仁、茴香各一两，拣过的川椒二两，甘草粉一两半，饱满的杏仁五两，白檀半两，共研为末，和成弹子大一丸，蒸过备用。
    荤大料用于荤菜；还有用于蔬食的素料，是一首七绝：
    二椒配着炙干姜，甘草莳萝八角香。
    芹菜（原注：即芫荽）杏仁俱等分，倍加榧肉更为强。
    二椒为胡椒、花椒；莳萝即小茴香。这首诗说得很明白，共是九样香料——包括香榧仁在内，分量相等，但香榧仁如能加倍，更妙。
    按：西餐颇重香料，超级市场中所列食用的进口香料有数十种之多，但用法麻烦，效果亦并不好。上述香料，虽出旧籍，却为崭新的配方；在我想象中，照此方研末相和，加好酱油用来蘸四川豆花吃，味道一定不坏。
    又有《糟茄》诗一首：
    五糟六茄盐十七，一碗河水甜如蜜。
    做来如法收藏好，吃到来年七月七。
    原注：五者五斤，六者六斤，十七者十七两，河水一碗四两。又注：二日即可吃。制法是：以霜天肥嫩小茄六斤，去蒂去萼，勿见水，只可用布拭净，入瓷盆；加糟五斤，盐十七两，河水四两，用手拌匀，不许揉揿。三日后茄作绿色，入罐；原糟水灌，加封，一个多月后可食用，色翠味美。
    第二是食谱。据我所知，第一部专门化食谱，为唐朝段文昌所作。段文昌字墨卿，原籍山东临淄，世居荆州，生于唐代宗大历八年，卒于唐文宗太和九年，与白居易、刘禹锡、柳宗元、韩愈是同时期人。
    史书说，段文昌疏爽重义节，穆宗时拜相，复授西川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是以宰相出镇西蜀。文宗即位，拜御史大夫，封邹平郡公；移镇荆州，复又入蜀，以迄下世。
    段文昌讲究饮馔，府第中的厨房，题名“炼修堂”，行厨名为“行珍馆”。他有个不嫁的老婢，主持“炼修堂”，前后四十年，经她手调教的厨娘，近百之多，但能成才者，只有九个。
    段文昌编过《食经》五十卷，在当时颇为流行，称之为“邹平公食宪草”。
    按：四川为天府之国，物产丰隆，无论宦游、流寓、土著，讲究饮馔，见于诗文记载者极多。段文昌如果不是在四川多年，为政清简，簿书多暇，得以从容探讨，恐亦不能成《食经》五十卷之多。
    饮馔谱录至宋朝大盛，但大多为谈某一种饮食的专书，如宋朝四大书家之一的蔡襄，即著有《荔枝谱》《茶录》等。有部书很有名，题名《山家清供》。杜甫诗“山家蒸栗暖”，顾名思义，可知内容。
    这部书文笔很不坏，可当笔记读，却未必切于实用。有趣的是为食物所题的名字极美。介绍数样如下：
    莲房鱼包：莲蓬未结实，还藏在荷花中时，称为莲房；自梗上截断，由底部挖去内穰，塞入活鲫鱼块，加酒酱香料，上笼蒸熟供客。这个吃法雅致得很，但老饕恐不会欣赏。翁同龢发明一味菜，叫作龙井虾仁，即用西湖龙井茶叶炒虾仁，真堪与莲房鱼包匹配。
    《山家清供》的作者林洪，真个吃过这样莲房鱼包。有诗为证：
    锦瓣金蓑织几重，问鱼何事得相容？
    涌身既入莲房去，好度华池独化龙！
    鲤鱼跳龙门即是所谓“鱼化龙”，此处莲房借喻莲幕。主人大概是大官的幕友，祝贺他既入莲幕，不愁无飞黄腾达之日。所以主人大喜，赠以端砚一方，好墨五笏。
    山家三脆：以嫩笋、小蕈、枸杞头，入盐汤一滚即捞起，以麻油、胡椒、盐、酱油、醋拌食。
    渔父三鲜：莲子、藕、菱三物，为渔翁所易得，因名之为渔父三鲜。
    按：北平馆子中，夏天有样菜，名为冰碗，以鲜核桃、藕、莲子、菱之类的河鲜，杂以冰块供客——张之洞的厨子所设的会贤堂，以此为招牌菜——实应赐名为渔父三鲜。
    梅花脯：山栗、橄榄薄切同拌，加盐少许同食，有梅花风韵。
    玉带羹：笋片与莼菜做素羹。笋似玉，莼似带，故名玉带羹。
    此外有碧涧羹、蟠桃饭、黄金鸡、玉灌肺、雪霞羹、广寒糕等等名目。究其内容了无足奇，但品名新奇雅致，予人好感，每兴不妨一试之感。广东菜喜欢题新名，自有它的道理在。
    但文人著食谱，难免言过其实，比较切合实用的，是一部《随园食单》。著者袁枚，字子才，号简斋，杭州人，其故居东城葵巷，距我家老屋只一箭之地。
    袁子才幼有神童之目，十二岁就中了秀才。乾隆元年二十一岁，到桂林去看他在广西巡抚金鉷那里做幕友的叔叔，以一篇《铜鼓赋》为金鉷所赏识，举荐他应博学宏词，落第。乾隆三年中北闱举人，第二年联捷，殿试二甲第五名，亦即是在进呈钦定的十本卷子之内。
    由于亲老家贫，袁子才活动外放，很早就做了县官，由溧水、江浦、沭阳而至首府首县的江宁。其时袁子才的恩师尹继善第二次督两江，靠山极硬，所以在江宁狠捞了几文。乾隆十三年，买得前江宁织造隋赫德的艺园，改名随园，第二年急流勇退。辞官后侨居江宁，年方三十四岁。
    袁子才居官有能名，但亦有人说他是墨吏；因为宦囊不丰，岂有未及中年便“告终养”之理？平心而论，袁子才的操守固有问题，但亦并非全是榨取民脂民膏而来，他搞钱的法子很巧妙，能抓住机会，善为利用，让送红包的人心悦诚服。
    从袁子才做官的作风，可知其人是一等一的清客材料。他在随园接纳宾客，卖文为生；每年必出游，目的是打秋风。他的运气很不坏，因为尹继善不久又回两江，直到乾隆三十年才回京，又当了六年大学士才去世。袁子才罢官后，还得到他二十年的照顾，所以日子过得相当舒服。
    他在《随园食单》自序中说：
    每食于某氏而饱，必使家厨往彼灶觚，执弟子之礼。四十年来，颇集众美。有学就者，有十分中得六七者，有仅得二三者，亦有竟失传者。余都问其方略，集而存之。虽不甚省记，亦载某家某味，以志景行。
    由此可见，他的态度是很客观的，并非一味自炫家厨之长。又说：
    若夫《说郛》所载饮食之书三十余种，眉公、笠翁亦有陈言。曾亲试之，皆阏于鼻而蜇于口，大半陋儒附会，吾无取焉。
    眉公即陈继儒，明末江苏松江人，所谓“翩然一只云间鹤，飞来飞去宰相衙”，即指眉公。袁子才的行径，不免步武眉公，而目之为“陋儒”，稍欠厚道；笠翁即李渔，亦是杭州人，流品更下。但近年外国留华学生，对李笠翁有兴趣者很不少，亦以其浅薄易解而已。
    《随园食单》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烹调原则的提示，称为“须知单”与“戒单”。两单之下各有自注，一曰：“学问之道先知而后行，饮食亦然。”一曰：“为政者兴一利不如除一弊，能除饮食之弊，则思过半矣。”
    “须知单”共有二十一条，语极平实，在专家看，了无足奇；就主妇言，可能有不以为然者，因与家常菜必须考虑节俭的原则不合。但对一知半解者，则矫正之功，为益不浅。
    如“配搭须知”：
    谚曰：“相女配夫。”《记》曰：“拟人必于其伦。”烹调之法，何以异焉？凡一物烹成，必须辅佐。要使清者配清，浓者配浓，柔者配柔，刚者配刚，方有和合之妙。其中可荤可素者，蘑菇、鲜笋、冬瓜是也；可荤不可素者，葱韭、茴香、新蒜是也；可素不可荤者，芹菜、百合、刀豆是也。
    常见人置蟹粉于燕窝之中，放百合于鸡猪之肉，毋乃唐尧与苏峻对坐，不太悖乎？
    论蔬菜可荤不可素，可素不可荤，极精。如芥末拌梨山芹菜，已成名物；川菜中干煸四季豆，和切好的盐菜辅佐，远比加肉末为妙。此皆宜素不宜荤的实例。能尽物性，为烹调的要诀，如有做一个名厨的雄心，更当于这方面痛下功夫。
    如“独用须知”：
    味太浓重者，只宜独用，不可搭配。如李赞皇、张江陵一流，须专用之，方尽其才。食物中，鳗也，鳖也，蟹也，鲥鱼也，牛羊也，皆宜独食，不可加搭配。何也？此数物者味甚厚，力量甚大，而流弊亦甚多，用五味调和，全力治之，方能取其长而去其弊。何暇舍其本题别生枝节哉？
    金陵人好以海参配甲鱼，鱼翅配蟹粉，我见辄攒眉。甲鱼、蟹粉之味，海参、鱼翅分之而不足；海参、鱼翅之弊，甲鱼、蟹粉染之而有余。
    李赞皇、张江陵者，唐朝李德裕、明朝张居正，都有旋乾转坤之才，而性皆孤峭严峻，庙堂之上，只能有一，不能有二。用以譬喻本身有至味的食料，殊为贴切。所谓“唐尧与苏峻对坐”，就不解所谓了。
    不过海参配甲鱼，因为李德裕与牛僧孺同赞相业，但牛羊肉之宜独用，恐未必尽然。
    譬如广东菜中，近年颇为流行的红烧牛腩，公认加萝卜比不加来得妙。当然萝卜要经过特殊的处理，据说先经一蒸，再在鸭汤中煮过，方能与牛腩相得益彰。
    或以为此是作料，不能并论，则我在诸葛青云家吃过一味牛肉烧羊肉，这是他家老太爷的兴到之作，味如红烧牛肉，只觉得有几块要嫩些，不说破不知道牛羊同器。这至少可以证明，所谓某物只宜“独用”，并不是绝对的。
    “戒单”一共十四条，以“戒耳餐”“戒目食”说得最有道理。
    何谓耳餐？只尚虚名，不讲实惠。“食贵物之名，夸敬客之诚”，这是耳餐，不是口餐。殊不知豆腐得味，远胜燕窝；海菜不佳，无如蔬笋。袁子才说：“余尝谓鸡猪鱼鸭，豪杰之士也，各有本味，自成一家；海菜燕窝，庸陋之人也，全无性情，寄人篱下。”这是很平实的话，但非目前开餐厅的所乐闻。
    所谓目食，是贪多之谓。他说：“不知名手写字，多则必有败笔；名家作诗，烦则必有累句；极名厨之心力，一日之中，所做好菜，不过四五味耳。”这确是有得之言。这几年我亦颇有机缘，一试名厨的手段，整桌菜中，拿手的亦不过五六味，而未见得每一样都能做到他本人的最高水准。
    有一出类拔萃的名厨，其长处在指挥与设计，自己动手，则手艺恐非第一流；但偏有人“耳餐”，总想吃一回他亲手调制的菜。此名厨是伙夫出身，他有个老长官尽知其底蕴，且曾助他成名，所以“耳餐”者挽他出面主持，果得如愿以偿。谁知酒到半酣，上一道此名厨的拿手菜，竟以火候未到，群相搁箸；主人大窘，代为邀约名厨更窘。此皆耳餐目食之过。
    随园正式食单，首为海鲜。列燕窝、海参、鱼翅、鳆鱼、淡菜、乌鱼蛋、江瑶柱等项。鳆鱼即鲍鱼，食单中说：
    杨中丞家，削片入鸡汤豆腐中，号称“鳆鱼豆腐”，上加陈糟油浇之。庄太守用大块鳆鱼煨整鸭，亦别有风趣。
    乌鱼蛋为北方名菜，在台湾只有一家山东馆子有此味，切薄片烩羹。《随园食单》以为：
    乌鱼蛋最鲜，最难服事。须河水滚透，撤沙去臊，再加鸡汤、蘑菇煨烂。
    第二单名为“江鲜单”，只列极少几种鱼的做法。黄鱼的吃法有二，都值得介绍。
    一种是黄鱼切小块，酱酒腌两小时，沥干，入锅爆炒两面黄，加豆豉一茶杯，甜酒一饭碗，好酱油一小碗，同滚；等卤干色红，“加糖加瓜姜收起，有沉浸浓郁之妙”。
    以上是就原文转述，意思绝无增减。略谙烹调者会指出两个毛病：第一，只有作料的分量，而不知黄鱼要多少；第二，已“卤干色红”，再加糖加瓜姜，非烧煳了不可。
    第一点我想不成问题。既谓之“食单”，随手所开，非应奉为制式的谱，疏忽了鱼的分量，并不足以引起疑问，因为“口之于味，有同嗜焉”。这些作料要用多少黄鱼小块，才能咸淡适中，能入厨动手者，自会估量。他写出作料的分量，用意在说明三种作料的比例。
    第二点确是不通。所谓“收起”是收汤，卤干则已无汤，何必再收？是故原文“卤干红色”句中，至少在“干”字前应加一“将”字，而且这“将”字应该从宽解释。说得明白些，汤卤还相当多时，就应该准备“收起”了。
    收汤的方法，类多用大火炒干；尤其是加了糖，非不停地快炒不可，而且火还不能太大。
    按：黄鱼的身价，因地而异。以前在“天子脚下”，吃“黄花鱼”是件大事，翁同龢日记中常特记一笔，往往是“崇文门监督”所送，而这个税差，非近友亲贵不能当。试想“王爷”“额驸”，特以黄鱼馈大臣，其名贵可知。唐顺之有言：“人离乡贫贱，物离乡愈贵。”若是鱼鲜则更贵。生致不能，则唯有制成不易坏的熟食，所以我认为《随园食单》中这味“棋子黄鱼”（是我所杜撰的名称），是一样路菜。
    何谓“路菜”？这就要追溯到我在本文开头时所谈的，交通与烹调的关系了。当时以南北两京来说，陆路经山东即武侠小说中常爱用的所谓“官道”，自秦迄清，无多变迁。一路荒村茅店，何处“打尖”，何处投宿，皆有不成文的规定，一旦错过了不但痛苦，且有危险。就不错过，往往能吃到一样“摊鸡蛋”，已是无尚美食。在这样的情况下，非自备路菜不可。当时亲友赠别，送路菜是常事。
    水路则沿运河而行，南起杭州，北止通州。这比“起旱”当然舒服得多，但有路菜以备不时之需，总是好的。是故对路菜的第一要求是能久藏，第二要求是能下饭。这样，路菜就一定是“沉浸浓郁”的。
    在台湾，黄鱼虽亦不贱，但到底还只是论斤而非论两的货色。照道理说，应该不必拘泥于传统的吃法，而应多创新样。同时，不应视黄鱼为馆子中的菜，而应“家常化”。
    黄鱼亦有家常的做法，中为红烧，头尾照宁式，加咸菜做“大汤黄鱼”，熬得越久越好。但黄鱼终难“家常化”，症结在有个观念上的障碍。
    这个观念是，黄鱼是应该一顿吃完，不宜保留的菜。而家常菜的要求之一是，这顿吃不完，下顿还可吃。倘或比较费事，或者供过于求，物美而又价廉，宜于多购时，还要求做一次能吃两三天。凡此要求，在观念中黄鱼是不合格的。因此，尽管黄鱼有家常制法，但小家庭主妇上菜场时，觉得黄鱼小的不好吃，大的又怕一顿吃不完，终于望望然而去之。
    因此，黄鱼至少不是常见的家常菜，同时吃法也少变化，不外乎红烧、大汤、清蒸、面拖、炸熘、糟熘，以及拆肉作羹，或者生熏。熏是最好的一种吃法，但比较费事，生意鼎盛的几家宁波馆子，不大欢迎主顾点这样菜。
    棋子黄鱼既是一样路菜，当然也是宜于保存的家常菜，尤其是家家有冰箱的现代，这样宜于带便当的家常菜，是值得提倡的。
    《随园食单》中另有一样黄鱼的做法，名为“假蟹”。过程并不复杂：煮黄鱼两条，取肉去骨；另用生鸡蛋四个，打散备用。入锅时，先爆炒鱼肉，下鸡汤煮滚，校准咸淡，倾蛋入汤搅匀，加香蕈、葱、姜，吃时酌用醋。这是随园的方子，我想还可以加胡椒、芫荽。
    第三单名为“特牲单”。牛、羊、豕皆可称为特牲，此处专指猪而言。
    《随园食单》讲平实，所以猪肉的吃法很多。这些制法可能失传了。如“猪肺二法”，言猪肺的处理，“功夫最细”：
    既净，用酒水滚一日一夜，肺缩小如一片白芙蓉浮于汤面，再加作料，上口如泥。汤西厓少宰宴客，每碗四片，已用四肺矣。近人无此工夫，只得将肺拆碎，入鸡汤煨烂，亦佳；得野鸡汤更妙，以清配清故也。用好火腿煨亦可。
    许多人不喜欢吃猪肺，如嚼败絮，差胜鸡肋，却不道有“上口如泥”的猪肺。而酒水“滚”一日一夜，薪火之资，恐过于猪肺本身；且又不同文火之煨，烦有人照料，不断加酒加水，看起来所得不如所失之多，无怪乎要失传了。
    猪肉中亦有因为失传反觉新颖的做法。有一样叫作“脱沙肉”，其名不知有何新意。且言调制过程：
    肉一斤，去皮切成小丁；另用鸡蛋三个打散拌肉，再斩碎。加好酱油半酒杯，葱末适度，一起拌匀，用网油一张包成肉卷。
    以素油四两，将肉卷煎成两面黄，沥去余油，加好酒一茶杯、酱油半酒杯焖透，取出切片。另炒韭菜、香蕈、笋丁，加于肉面。
    又有一样芙蓉肉，看来味道不坏。第一步用精肉一斤切片，在酱油中略泡，风干一个时辰（两小时）。另用板油切成骰子大，大虾若干，两者数量视肉片多寡而定。
    第二步，每片肉上置板油丁、虾仁各一，敲扁，使肉、油、虾三者合而一，滚水中一过捞起，置于有眼铜勺中。
    第三步，热油半斤，不断淋于肉上。另用鸡汤、好酱油、酒熬滚，加蒸肉粉煮成比薄粥还薄的糁，加葱末、胡椒；等油淋之肉既热，置于大碗中，浇糁上桌。
    又有一样熏肉，名为熏煨肉：“将肉煨好，带汁用木屑熏之。不可太久，使干湿参半，则香嫩异常。”
    肉圆有三法，兹记其八宝肉圆：猪肉精肥各半，斩碎；虾仁、香蕈、笋尖、荸荠、瓜姜之类，皆斩成末，用芡粉和捏成团，置入大盘加酱油、好酒，上笼蒸熟，入口松脆。
    火腿亦有三法，袁子才认为火腿最好的吃法，即是制法最简单的蜜汁火腿，切大方块加蜜加酒，煨得极烂。有段话在台湾来看，更觉真切，他说：“火腿好丑高低，判若天渊，虽然金华、兰溪、义乌三处，而有名无实者多，其不佳者，反不如腌肉。”台湾缺少好火腿，或以为猪的本身不佳，或以为气候不宜于制火腿，而据此业人士说，基本上还是供不应求所致。火腿必久挂，上年冬天所制的火腿必须挂到第二年夏天才有火腿的味道，而至中秋，必已售完。如果大规模制腿，头年所制，供应翌年需求而有余；再挂第三年，才有真正的陈腿。但制腿全用手工，过程繁复，精于此道者不多，所以产量有限。照此说来，吃火腿也只有像窑中藏酒那样，每年补充，风口高挂，挂到一定年限取用，才有好火腿可吃。
    《随园食单》的火腿三法，都是用煨，而非笼蒸，并以纠正一个似是而非的观念，以为只有蒸食，最能保存原味。其实不然。
    有一味黄芽菜煨火腿，说是江宁“朝天宫道士”所传授。
    按：道教的派别最多，细分之可得八十余派，但大别而言，分为全真、正一两大宗，北南对峙。全真派以北平白云观为中心，不饮酒，不食荤，不畜家室，是真正的出家人。正一派亦称天师道，因为江西龙虎山的张天师，封号叫作“正一真人”之故。天师是世袭，应该娶妻生子；若非斋期，可以饮酒吃肉，称为火居道士。朝天宫道士当然是正一派，才能讲究火腿的吃法。
    这味菜之须用好火腿，自不待言。先处理火腿，只用皮与精的部分，肥肉不要；然后用鸡汤煨皮；另煮火腿，到火滚，文火煨，皮肉皆酥，合而为一，加黄芽菜。
    黄芽菜只用心，连根切断，约二寸许长。加水加酒酿，约煨半天，据说上口甘鲜，菜肉俱化，而菜根菜心丝毫不散，汤亦美极。
    牛、羊肉在《随园食单》中列入“杂牲单”，乏善足录。此下为“羽族单”，重点在鸡。
    鸡之为用极广，筵席中，自冷荤、热炒、大菜至汤，皆可用鸡，而不嫌重复；或为主，或为配，无所不可。鸡，实为食料之王。可惜自有洋鸡以来，几无纯种土鸡；用夷变夏，贻害无穷，老饕真要骂一句“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因此介绍《随园食单》中鸡的做法，可能不会如黄芽菜煨火腿那样，动人遐想。《随园食单》中，鸡的做法，二十有二，传述四种，仍以不常见为上。
    先说卤鸡，以浓郁胜。整鸡一只，肚肉塞葱三十条，茴香二钱；用黄酒一斤、酱油一杯烧滚。
    汤滚以一炷香为度，加热水一斤、猪油二两，改用小火煨。鸡熟、捞起；大火收浓卤约一饭碗。鸡或片或拆碎，以原卤拌食。
    第二种是鸡圆。用胸脯肉斩碎，加萝卜泥、猪肉、芡粉揉合，制丸如酒杯大，蒸炸皆宜。当然，萝卜泥必须挤干水分。
    第三种是颐养老人的鸡粥。通常所谓鸡粥，不过以整鸡入稀粥同煮，取其鲜味而已。随园所制鸡粥极讲究，用肥母鸡一只，将胸脯两面的皮除去，用刀细刮，或用刨萝卜丝的刨子刨；切不可斩碎，否则不但有渣，粥亦不腻。
    除鸡熬汤煮粥，和入刮下的鸡浆；起锅时加炸过的细米粉、火腿屑、槎仁屑、姜、葱，淋以鸡油。我想，若得极新鲜的鱼生，就更妙了。
    最后介绍一样冬令进补、远胜当归鸭的黄芪蒸鸡。
    此鸡的做法很简单，取未生蛋的童鸡一只，杀好不得见水；取出五脏，腹内塞黄芪一两。然后以炒菜锅内置蒸架蒸之。锅盖要封口，勿使走气，否则汤不易干。
    此鸡可以治疗瘵病。瘵者肺结核，俗称痨病。从前谈痨色变，犹如现在谈到癌症，心头立即便为死亡的阴影所笼罩。患此症者，多馋，故又称“馋痨病”。黄芪为补药之长，故芪，又写作耆老之耆；加上童鸡的甘鲜，宜乎可医馋痨病了。
    羽族不限于鸡，但今之席上除烤鸭、鹅掌以外，罕见鸭鹅上桌，因此，仍择其较新的做法，各介其一。
    糊涂鸭：用肥鸭白煮八分熟，冷透去骨，就其天然的组织，拆成不方不圆的鸭块，下原汤煨。加盐三钱、酒半斤；再以山药或芋头拍碎，下锅煨烂，加姜末、葱花、香蕈丝。如还嫌汤不够糊涂，可略勾芡。
    有种鹅的做法，据说传自倪云林，故名之为云林鹅，但经袁子才改良。用整鹅一只洗净，以盐三钱、葱姜末适量，加酒调匀，细擦鹅腹；塞葱填实，外用蜜调酒，通身涂满。
    锅内放酒与水各一大碗，置鹅蒸架，不得近水。灶内用茅柴两束，缓缓烧尽；茅柴每束以一斤半为度。等到锅盖冷了，揭盖将鹅翻身，再烧茅柴一束，让它自然而然地烧完，不要去拨动茅柴。锅盖用桑皮纸封口，并不时用水加以润湿，以免过燥开裂。
    这是一道火候菜，茅柴烧得合乎要求——“缓缓烧尽”，则“鹅烂如泥，汤亦鲜美”。
    “羽族单”中还有一样煨麻雀，颇可注意，照录如下：
    取麻雀五十只，以清酱甜酒煨之，熟后去爪脚，单取雀胸头肉，连汤放盘中，甘鲜异常。
    其他鸟鹊，俱可类推。但鲜者一时难得。薛生白常劝人勿食人间豢养之物，以野禽味鲜且易消化。
    薛生白为乾隆朝苏州名医，与叶天士齐名，积不相下，故题其医庐为“扫叶山房”。平心而论，谈技，亦即临床的作业，薛不如叶；论学，则叶不如薛。劝人勿食人间豢养之物，而食野味，原因必不止于“味鲜且易消化”，另外还有些什么道理，很值得研究。
    饮茶的习惯，据说起于秦汉，至唐朝始有正式记载，陆羽著《茶经》，抬高了茶的品格与地位。由此开始，茶与酒在文人笔下，才能分庭抗礼，同受重视。
    到了宋朝，茶道大昌。唐人重“阳羡茶”；阳羡即江苏宜兴。宋人重“建茶”；建者福建建安，后名建宁。建茶在今最有名者出于武夷；而宋朝不然，在建安东北的凤凰山，有进贡的茶园，名为北苑。从太宗到徽宗，御用的茶皆出自北苑。北宋四大书家之一的蔡襄曾监造过北苑的茶，并撰《茶录》两篇，专供仁宗品茶作参考。
    可是宋朝制茶、喝茶的方法，与现在完全不同。中国古代的饮食之道，许多保留在日本与韩国；中国人要明了苏东坡如何喝茶，要看日本的“茶道”，才能想象其大概。
    原来唐、宋之茶，是研成粉、制成饼，饮用时即以茶粉烹泡。建茶茶饼，最初每八饼重一斤，名为“龙凤团”；至蔡襄所造，每二十饼重一斤，名为“小龙团”；神宗时复造“密云龙”，哲宗时称为“瑞云”“翔龙”。大致茶饼越造越细、越轻越贵。
    如今最嫩的茶叶称为“雨前”，即谷雨之前所采撷者。在宋朝是在雷始鸣的惊蛰前后采茶，常年前三日，闰年后三日。
    如今茶叶一芽一叶，芽卷如枪，叶舒如旗，称为“旗枪”，已是上等茶叶。在宋朝旗枪称为“中芽”，是第三等，在好茶叶中仅仅及格。小芽有两叶合抱者，称为“白合”，已不取了。
    有芽无叶，称为“小芽”，已嫩得不大有茶叶了。但犹嫌其老，要“水芽”才算茶之精英。何谓“水芽”？要置于水盆中才能拣得出来，细小如针。试想，一两茶有多少这样的水芽？无怪乎宋朝进贡的茶，一饼值几十万钱。
    除《茶录》外，宋人说茶的专书有《东溪试茶录》《北苑别录》。且看北苑采茶之法：
    采茶须在侵晨，夜露未晞，茶芽肥润。到得采茶季节，每天五更时分，擂鼓召集夫役，凤凰山上特设一座“打鼓亭”。群夫既集，监采官各发腰牌一面，凭牌入山采茶。至日出以后的看牌时分，鸣锣为号，便下山，不得多事逗留，因为日出以后的茶叶，“膏腴内耗”，已非上品；逾时恐其贪多务得，降低了品质。
    采茶不能用手指摘，要用指甲掐断，“以指则多温而易损，以甲则速断而不柔”。这是一项很严格的规定。
    采茶以后是拣茶，品别等第，然后再四洗涤，才是蒸茶，过熟则色黄而味淡，不熟则色青易沉，而有草木之气。
    蒸好的茶，名为“茶黄”，用冷水冲凉，先入“小榨”榨去水分。如是水芽，经此一榨就够了；小芽、中芽犹须“大榨”再榨。
    入大榨之先，茶黄置入布袋，外用竹皮包裹，然后“入大榨压之”。这像榨油的方法。我疑心以前的所谓“茶油”，大概就是这么来的。
    压到半夜，要打开口袋，将压得如豆饼那样的茶饼，揉松翻过，复入大榨再压，名为“翻榨”。
    再下一步是研末，不是干研，而须加水；研成茶浆，荡匀揉腻，入模子压成茶饼，模子有个专门名称，叫作“銙”。
    此时銙中的茶饼是润湿的，因为先要用烈火焙干；恰如锻冶之法，先火后水，即是焙得太干了，到滚水里过一下，然后再焙，如是三次，隔一夜再用小火焙干，置密室中，用扇子扇凉。这样制出来的茶饼，据说是有光泽的，但是何滋味，无法想象。宋朝的茶饼中是加香料的，最讲究的用龙脑；烹茶时又须加“珍果香草”，名为点茶。
    《水浒》及宋人话本中，常有“点茶”的字样，以前不解所谓，现在算是懂了，取一块茶饼，或煎或泡，化泡茶饼成为茶汁，另外加些蜜饯果子，便是点茶。
    这样制茶到饮用的程序，是宋朝独特的方法，唐朝却又不然；现摘现炒现煎，有刘禹锡的《西山兰若试茶歌》为证：
    山僧后檐茶数丛，春来映竹抽新茸。宛然为客振衣起，自傍芳丛摘鹰嘴。斯须炒成满室香，便酌砌下金沙水……新芽连拳半未舒，自摘至煎俄顷余。
    这说得很明白了。所需补充者，唐人煎茶加姜加盐，见《东坡志林》。
    现代的饮茶方法，不知是否起于元朝，但到明朝，已与宋大异其趣。许然明《茶疏》中“今古制法”云：
    冰芽先以水浸，已失真味，又和以名香，益夺其气，不知何以能佳？不若近时制法，旋摘旋焙，香色俱全，尤蕴真味。
    这种制茶的方法，与现代无异；饮用之道，亦无甚变化。
    抛开唐宋，茶从明朝谈起。前引明朝万历年间，许然明所著的《茶疏》，论茶道至为精详，细读一遍，颇有心得可谈。
    茶，共三十六目，大要可分为四类：茶、水、火、器。先谈产茶。唐人重“阳羡茶”——阳羡即江苏宜兴，出紫砂壶不闻出茶。我想所谓阳羡茶，大概就是岕茶。
    岕茶又称罗岕。两山之间称为岕；浙江长兴西北，有谷名罗嶰，五代罗隐所居，岕茶即出在此处。长兴在太湖西岸，其北与宜兴接壤。疆域历代皆有变迁，或者罗嶰在唐属于阳羡，则茶自然就是阳羡茶了。
    许然明所列举的名茶有武夷雨前、徽州的松罗、苏州的虎丘、杭州的龙井。黄山的天池茶，一向著名，但饮多发胀，经许然明品评之后，终于降等。大致产茶以浙江为最盛，天台山、金华、绍兴都有好茶；其次则福建、江苏；湖南宝庆、云南昆明五华山的茶，亦颇有名。
    但茶之佳与不佳，只要“采之以时，制之尽法，无不佳者”；而且，“虽有名茶，当晓藏制，制造不精，收藏无法”，则“香味色俱减”。这话说得最透彻不过。
    采茶之时，清明太早，立夏太迟，以谷雨前后为宜。但有的茶例外，非立夏不采；而时已入夏，却称之为春茶。
    炒茶之法，关系最重。所以需要炒过，其作用有二：一是“生茶初摘，香气未透，必借火力以发其香”；二是“排去水分，便于久藏”。
    炒茶非专家指导不可，首先是炒茶的铁锅就有讲究：首先要旧锅，新锅有铁锈气；其次，这口铁锅决不能沾油腻，否则其害尤甚于新锅。
    炒茶的锅很大，但每一锅不得超过四两，多则无法炒匀。锅下要烧木柴，因为火力强劲稳定。炒时用手；当时有一种“木指”，不知是否能指制。茶初入锅用文火；及至触觉上认为茶叶已经焙得柔软了，即须加强火力，用极快极匀的手法，一面炒、一面翻；同时要有人在旁，扇去热气，否则叶色黄而不翠。
    炒得香气初发，立刻取出，置于大瓷盘中，仍旧要急急打扇。热气稍散，以手重揉，再入锅中文火焙干。另一法是香气初发，即起锅置于纯棉垫底、上面衬纸的竹笼中；一锅用一笼，前后不可相混。等冷透了，即可收藏。
    岕茶则又是一样制法。岕或作界，冒辟疆《影梅庵忆语》称之为界片。岕茶因为到立夏方摘，枝叶较老，炒亦不能使之柔软，反倒为火力逼得枯碎，所以岕茶不炒而蒸，然后以文火焙干。
    茶叶的收藏，亦有讲究。大致茶性恶湿而喜燥，畏寒而喜温，尤忌见风，俗语谓之“走气”，防香味随风逸去，所以收藏茶叶最好筑实；至于容器，瓷瓮锡罐，只要不漏气即可。又盛茶的容器，忌与食器同处，所以厨房中绝不可摆茶叶罐。
    谈到水，实在感慨万千。台湾有好茶，冻顶乌龙、文山清茶，佳者时有，但好泉水不知何处可觅。古人品泉，所谓“天下第一泉”的说法不一，一说是在镇江金山，一说是北平的玉泉。但在明末，据许然明说，首推无锡惠泉，赞之以“甘鲜膏腴”四字。甘鲜可解，膏腴则非亲试之好泉水，不知此两字形容之妙。膏腴者，形容水质之厚；拿西湖上的虎跑泉水来说，有人试过，盛满一玻璃杯水，轻轻投入铜元十余枚，水凸出杯面而不溢，简直像油脂一样有黏性了。
    有件令人想象不到的事，黄河之水天上来，混浊不堪，但“澄之既净，香味自发”，“不下惠泉”。许然明说：“潭沚澄澈者，水必甘美；即江湖溪涧之水，过澄潭大潭，味咸甘洌。”这自是经验之谈，但身居城市，何来澄潭？我家有位亲戚老太太，从在闺中时，即非虎跑泉不上口。隔两三日派挑水夫，从虎跑泉挑回一担水，供她专用。七七变起，日机空袭，挑水夫到不了虎跑泉，挑了一担西湖水回来，她老太太入口即知。以后避难乡居，水质薄劣，无法下咽，深以为苦，只好改用雨水，杭州名之谓“天落水”。每天贮水告罄，而天色阴沉有欲雨之势，即要派人上屋扫瓦。彼时无空气污染之说，天落水可以放心饮用，现在就须考虑了。
    古人品泉的文章很多，公认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天落水则居于泉水之下、江水之上。不过，什么季节的天落水最好，则说法不一，或以为秋雨为上，梅雨次；或以为黄梅雨最好，一过黄梅，亦即夏天的雨水便不堪饮。
    天落水杂质甚多，需要澄清，通常是用明矾。据书上说，要用灶中心的干土，乘热投下；这块灶下土有个名称，叫作“伏龙肝”。
    有好水还要会煮。历来论茶，谈火之强弱、水之老嫩，争议最多，且先谈不争者。
    陆羽的《茶经》说：煮水要用炭火。但此炭曾用来烤肉，上面滴有油脂，或者本身具油脂的木柴，以及劈碎的旧木器，所谓“膏木败器”，皆不可用。
    走笔至此，想起一个故事。乾嘉年间盐商家的纨绔子弟，最喜斗富，如在金山寺上临风散金叶子之类，确有其事。有人讲究吃茶，最好的茶叶，最好的茶具，所费虽已不赀，在此辈来看，还是有限，摆不出阔。于是有一清客献议：不如劈书板烹茶。纨绔大喜，果真劈了一副刻工曾费千金的书板，当柴来烧。这可能是个笑话。倘真有其事，则我可断定此清客不曾读过《茶经》，否则不致建议以“败器”作薪。
    膏木败器之不堪作薪煮水者，以其有油烟气。是故，虽用木炭，亦须先烧红了，直至已无余烟，方始入炉。“炉火通红，茶铫始上”，此时可扇可不扇，视火力而定。及至壶中始响，名为“松声”，即须急扇，愈速愈妙，不能停手。许然明以为“停过之汤，宁弃而再烹”，或不免矫枉过正。但水沸以后，应用大火，尽快到达要求的温度，以及切忌用水瓶中的温开水烧滚烹茶，应该是讲茶道者必守的原则。
    所争议者是水煮到什么程度最好。这也就是所谓“老嫩”，一辩说：
    水入铫便须急煮，候有松声，即去盖以消息老嫩。蟹眼之后，水有微涛，是为当时。大涛鼎沸，旋至无声，是为过时，过时老汤，决不堪用。
    按：所谓蟹眼、鱼目，皆形容水沸时起泡的大小；所谓微涛、大涛，意思亦很明白，无烦诠释。总之主水嫩者，如陆羽所说，只要从边缘一滚至中间，即须离火，否则就老了。
    另一说则老不主嫩。女作家严友梅有一隽语：“响水不开，开水不响。”即是说水须煮到无声，才叫开水。
    主水老说者，不说水老，谓之为“纯熟”；虽沸而不开，则称之为“萌汤”。其辨有三：形辨、声辨、气辨。形为内辨，非目击不可；声为外辨，不必看到水沸的形态，只听声音好了；气为捷辨，是最简单的一种方法。
    以形而辨，凡是只起水泡，哪怕接连不断如“连珠”是萌汤；直至“涌沸如腾波鼓浪”，水汽全消，方是纯熟。
    以声而辨，有声皆为萌汤，无声方是纯熟。
    以气而辨，只有一两缕白汽，自然还早；哪怕“缕乱不分，氤氲乱绕”，亦仍是萌汤；直至“气直冲贯”，方是纯熟。
    这三辨之说，形容十分细腻，如水沸之声，分为四种：初声，亦即所谓松声；以下是转声，振声；最后一种名为骇声，大滚特滚，如动地金鼓，故以骇字刻画。
    我完全赞成纯熟之说，这比分水为老嫩要具体深刻得多。古人制茶，碾末为饼，只要泡开了，香味自足，所以水沸即可；枝叶全具的茶叶，若非纯熟之水，不能发茶的“元神”。但亦不宜过老。以我的经验，煮少量水，等到松声初起时，加强火力，使其速滚，静听声音，到得“骇声”一过，逐渐低沉，一到无声，提壶而起，注水入茗碗时，壶口汽与水相争，喷薄而出，杯面起一层极细的白沫，此即所谓“玉乳”，宋人谓之“粥面”。这样沏成的茶，或者不至于糟蹋了好茶叶。
    照许然明的著述，自冲茶至入口，这一个过程中，亦有许多讲究：
    一、茶注，亦即是壶，宜小不宜大。因为小则香气易于凝聚，大则失诸散漫。
    二、握茶手中，等滚汤入壶，随手投茶，盖紧壶盖，静候片刻，称之为“酾”。酾者沉淀之意，亦即北方之所谓“焖”。等茶叶完全发开，香味始出。许然明有两句话，很值得记取：
    酾不宜早，饮不宜迟。酾早则茶神未发，饮迟则妙馥先消。
    这是说，泡好了茶，不妨多等片刻；但一斟入杯中，立刻就要饮用，否则香气就消散了。
    此一过程，今古稍异。现在的办法：第一，不论是冲入壶中或杯中，初次冲泡，将茶汁倒掉大半；第二次再加滚水，往往很快便饮用，“酾”的时间不够——据专家说，以七分钟为宜。我的经验，仍须视水的纯熟与否而定。
    第二，工夫茶的冲泡，先以滚水烫壶，即冲之后，复以滚水淋浇，作用都在尽量加热，催发香味。此法在明朝以前，从未有过。
    但岕茶在冲饮之前，又须经过一道洗茶的手续。因为岕茶摘自山麓，山多浮沙，随雨而下，岕茶的叶片又大，易于沾附沙土，所以先要洗过。
    洗茶用半沸的热水，以筷夹茶在热水中反复涤荡，尘沙、黄叶、老梗都不要。然后用手将茶叶挤干，抖散置入深口瓷杯，加盖片刻。揭盖时但觉色青香烈，立即冲入滚水。这是冬天的饮法。夏天则先冲滚水入杯，后投茶叶。
    最后论器。煮水之壶名为茶铫；冲茶之壶，名为茶注。茶铫宜用金属，锡制更佳；茶注，一提到此，自然就会想起宜兴壶。
    宜兴壶分三个时期，明朝的正德、万历与清朝的嘉庆。三个时期的代表人物是供春、时大彬、陈鸿寿，而“始祖”则是宜兴金沙寺不知名的一老僧。
    金沙寺附近有许多烧陶的窑，专制水缸酒瓮之类的粗陶器。老和尚闲来无事，挑上好陶土，水洗澄练，手捏成胚，加在转盘上刮圆挖空，加柄加盖，加壶嘴，入窑烧成茶壶，就此传了开去。
    在正德年间，有个姓吴名仕号颐山的秀才，在金沙寺用功；带了个书童，名叫供春，心思灵巧，看老和尚制壶，他也学着做。不用制陶的工具，纯用双手，先捏成胚，拿把汤匙挖成壶腹，壶外用手指捺平，所以供春壶最显著的特征是，壶身隐起螺纹。
    供春壶都是小壶，好在土淘得细、型造得好；栗色，看上去像出土的金属。壶盖紧密，毫不泄气。
    供春又称龚春，说他姓龚名春。其实这是他的徒弟。讳言师门的出身，因为供春像个书童或者丫头的名字，故而又有误供春为吴家青衣者。其实，当时只称供春壶，绝无龚春壶之名；时大彬所制壶，有“仿供春”字样，足为佐证。
    时大彬号少山，其父名明，父子并为制壶高手。那时名家辈出，但推时大彬为首。造型亦精巧绝伦，不下百种之多，有龙蛋、印方、汉瓶、僧帽、诰宝、圆珠、美人肩、西子乳、橄榄、束腰、菱花、六方、莲子、番象鼻、十锦杯等名目，争奇斗艳，美不胜收。
    但时大彬所制之壶，砂质温润，色如猪肝；古朴坚雅，不媚时俗；脱尽匠气，乃胜于时流。先喜作大壶，后来得陈眉公之教，方作小壶。
    嘉庆年间，此业中出一良工杨彭年，制壶不用模子，随意捏成，自有天然韵致，杨家眷属亦善此技。其时宜兴县令名陈鸿寿，字曼生，杭州人，是一风雅之士，折节下交杨彭年，手画壶式十八种，命杨彭年仿制，名为“曼生壶”。
    曼生壶几无不有铭。陈鸿寿的幕友，颇多名士。吴江郭麐号频伽，声誉尤盛。壶铭多出幕友之手。刻铭须等泥半干时，以竹刀刻就，然后入窑。间或亦由精于篆刻的幕友，亲自奏刀，更为曼生壶中的上品。
    凡此珍器，都是用来吃“工夫茶”的。工夫茶盛行于福建的汀州、漳州、泉州三府，但最讲究的却是广东潮州。
    在台湾，工夫茶所用的茶叶，大致为冻顶乌龙及清茶；汀、漳、泉、潮则一定要用武夷才配称工夫茶。武夷茶中堪供工夫茶者，又分四等，名为花香、小种、名种、奇种。在武夷山中，以小种为常品；而在山下，名种已不可多得，遑论奇种？
    奇种在山中亦极珍贵，奇之所以为奇，是因为天生带有一种非茶所应有的香味，如梅花、木瓜。据说茶树与梅相近者，引得梅花之味；与木瓜相近者，即引得木瓜之味。但又非人力所能强求。否则，茶山中多种梅花、木瓜即可，那就不足为珍了。
    武夷三十六峰，产奇种者不过数峰，所以寺观中所藏，每种不会超过一斤；极小的锡罐贮藏，非贵客名流，不获一尝。当然，亦有作伪的，以名种杂以梅花、木瓜，收其香味，冒充奇种。不过就是真正奇种，亦须新茶，且用本山泉水，方能发其精英。
    纯以茶味而言，工夫茶可分为四等，一是香，一般品茶者以此为无上妙谛，其实，这是最起码的一个条件。
    等而上谓之清。香而不清，仍是凡品。再上一等是甘。香而不甘，则为苦茗。
    香、清、甘三字具备，犹非绝品。最难得的是：活。此则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而且要精于此道的，才能领略这一个“活”字。
    工夫茶的工夫，亦犹之乎称武艺为功夫的功夫。武艺不是人人皆会，所以工夫茶亦不是人人可饮。主人款客，先用较次的茶，客人品尝以后，能知优劣，说得出好在何处，坏在哪里。主人看他是有功夫的内行，才会拿出更好的茶款客。哪种功夫才能喝哪种工夫茶，好比棋力酒量，不宜勉强。

 天之美禄

    天之美禄
    酒不知谁何所造，或云仪狄，或云杜康，都是传说，并无确证。柴萼《梵天庐丛录》云：
    造酒原始，吾国所谓仪狄始造，为禹所绝者，不足信。盖上古之人，造兽皮为容器，盛兽乳于其中，荷于山羊驴马之肩，以游牧逐水草栖息。乃忽焉而兽皮器内酵母自然落下，逞其繁殖，又得日光之热，遂蒸勃而发酵，天然生甘冽之味，成酒分。试尝其味，则甘香适口，遂相率饮之，此有酒之始也。
    《梵天庐丛录》杂钞成书，漫无甄别；间有论述，亦肤浅之至。唯独这一段说“造酒原始”，殊有见地。酒是古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乃由天致，非关人力。宋真宗赐臣下酒，辞以从不能饮，真宗引《汉书·食货志》“酒乃天之美禄”以相劝。我觉得用此四字来赞美酒，颇为恰当。
    南北东西，荒塞绝域，无不有酒，只是厚薄清浊美恶不同而已。因此，酒名最多，或以产地，或以原料，或以制法，或以作用，五花八门，莫名其妙。如明朝冯时化所著《酒史》中所列各地名酒，即有五十种之多。但以四百年后今天的一个酒徒来看，至少有十分之九，不但没有喝过，连名目都没有听过；而且喝过或听说过的酒，与目前亦有出入，如“五加皮”，今认天津最好，而明朝却以“高邮五加皮”标榜，至于现代的名酒，如绍兴花雕、泸州大曲、贵州茅台、山西汾阳、洋河高粱，皆不见于《酒史》，此真可怪之事。
    如今谈酒，当以清朝以后的记载为主。仍从“天子脚下”谈起。钱牧斋《饮酒》诗：
    长安多美酒，酒人食其名。酒旗蔽驰道，车毂相摩争。
    刁酒非沼水，味薄甜如饧。易酒酿天坛，市沽安得清？
    魏酒稍芬芳，劲正乖典型。
    “酒人食其名”意谓有名无实。刁酒、魏酒以酿造的姓氏为号召；易酒之易，即“风萧萧易水寒”之易，而据钱牧斋诗中指出，是在天坛附近所酿造的浊酒。
    刁酒在明末清初颇负盛名，时人诗有“长安高宴重刁酒”之句。钱牧斋诗注：“长安御酒，掌之内面，法不传于和。燕市酒人，独称南和刁酒为佳，盖因贾人之姓而得名也。”南和为刁姓所设酒肆的招牌。
    不过负盛名的刁酒，经钱牧斋品评：“味薄甜如饧。”酒中五味，以甜最下，而况味薄，休矣！休矣！
    至于魏酒，不详所自。但不劲不正，亦为徒具虚名的劣酒。
    北京的酒店分为三种，南酒店、京酒店、药酒店。南酒留待后面详谈；药酒则以烧酒加工，即以花木熏蒸炮制，名目极多，如玫瑰露、茵陈露、苹果露、山楂露、葡萄露、莲花白等，五加皮也是。
    京酒店大多为山东人所开设。卖的酒有雪酒、冬酒、涞酒、木瓜、干榨等等。所谓雪酒即白干；冬酒不知何所取义；涞者涞水，属易州，涞酒即易酒；木瓜亦是烧酒；干榨之名，须作诠释。
    原来北方的酒，皆为烈性的烧酒；制酒的糟坊，名为烧锅。自关外一带，烧锅数百家之多，赖此为生者，颇不在少。康熙末年，以米粮腾贵，封禁烧锅；雍正以诡道得位，而其时粮价已落，故收买民心的第一项开明措施，即是烧锅开禁。由此可以想见，酿造业在当时是关乎社会经济的大行业，而亦由此可以想见燕市酒徒之众。烧锅一开，饮者大悦；酒酣得意，少不得称颂圣明。雍正能想到笼络酒徒，政治手腕之高明可知矣。
    在烧锅酿造的白酒系统中，唯独良乡酒是仿绍兴的黄酒，称为良乡黄。但此酒只有冬天发售，入春即酸，不堪再饮，因而蒸馏为烧酒，名之为“干榨”。这跟绍兴酒蒸馏而得“绍烧”是一样的道理。
    南酒即绍兴酒，唯独北方有此称呼。绍兴酒早负盛名，而明朝末年不行于北方者，主要的原因是运输不便。明末运河失修，流寇横行，绍兴酒坛既重而又易碎，若经陆路，一坛酒的成本，加至十倍不止，同时一路颠簸甚剧，酒会变味。所以不能成为运销北方的商品。
    再者，喝惯了烈酒的北方人，对绍兴酒或嫌它不够劲道，或嫌它微带酸涩，其味甚“怪”，偶尔浅尝，并不能领略它的妙处。在大陆洋酒极少，黄白并驾；不会喝酒的人想学喝酒，往往憎黄喜白，认为绍兴酒难以下咽。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
    自康熙南巡，北方籍的朝官、旗人，在江南大喝绍兴花雕，才知道海内有此美酒。从此，南酒在北京奠定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开宴非用南酒，不算上席。馈遗则以整坛绍兴酒配金华火腿为重礼。曹雪芹说：“有人日日以南酒烧鸭子饷我，我即为其写书。”《儿女英雄传》邓九公，豪饮健啖，但不喜白干而喜南酒。凡此皆可想见绍兴酒的地位，不独至高无上，而且独一无二，非他种酒可篡夺。
    南酒之得以在北京称王，得一极大助力，即是漕运的畅通。漕船上的工作人员，自押运的千总、把总，到装载驾船的“运丁”，都由前明的卫所衍化而来，所以漕船的组织，在官方记载上都称为“卫”。当康熙年间，治河名臣朱之锡、靳辅、于成龙等殚精竭虑，彻底整理运河后，漕船连樯接帆，分批北上；看上去声势极盛，其实身当其事者欲哭无泪，因为要受三种人欺侮。
    第一种是逢关过卡，受漕运、河道两总督衙门官吏的勒索；第二是经过大小码头，受旗人保护及码头上的地头蛇的压榨；第三种是在河道中受铜船的欺侮——清朝为防私铸，指定云南开采铜矿，运铜进京，由户工两部设局，铸造制钱。运铜的差使极苦，加以运铜之船吃水甚深，操纵不易，所以在运河中横冲直撞，撞沉了人家的船，没的官司好打。而铜船又最喜欢找漕船的麻烦。此外，还有天时之厄，波涛之险，船沉漕失，犹须追论摊赔的责任。这个差使简直不是人干的了。
    于是此中有三个大智慧人，姓翁、姓钱、姓潘，出而组织漕帮。以严格的纪律，将所有漕船上的工作人员，团结在一起，构成一个严密的情报网及若干个强有力的行动小组，对于各种敌对的势力，或以智服，或以力敌。这就是中国两大秘密社会组织，清、洪两帮之一的清帮，而此清帮实在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工会组织。“翁、钱、潘”三祖的势力，堪与如今美国总工会主席闵尼相比拟。美国总统都要买闵尼的账；清朝如乾隆，又何尝不买清帮的账？相传乾隆亦在“门槛里”，他的“前人”是金山寺的一个老和尚。此虽为齐东野语，但清帮位于杭州拱宸桥的“家庙”，内中布置确有好些僭越之处。以乾隆的精明，对江南社会的了解，绝无不知之理，而终于容忍。其故岂不可思？
    漕帮的基础既已稳固，则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少不得要想点生财之道。每年漕米运到通州交卸之后，空船南归，名为“回空”，照例可带北货。北上时是实船，但少装些米，亦不妨附带做点生意。一种是搭客，大致无力自己雇船雇车，往还南北者，多搭漕船；一种是载货，以海味南货为主，再有一项大宗货物就是绍兴酒，酒随南漕而至，故名南酒。
    提到绍兴酒的酿制，幸得旧雨新知各一位见告，颇可一谈。旧雨是服务华航的周德培兄，他世居绍兴赏枋，与产酒最有名的东浦，仅一港之隔，全村酿酒约五千缸，一缸约十坛，每坛五十斤，这就是说，年产酒二百五十万斤，是很大的一个酿酒区。
    他有个至亲经营的酒坊，产品专销东北，品质为全村之最。据说绍兴酒本地叫“老酒”，以质地来分，较老酒高一级是“加饭”，酿时用米较普通增加八分之一；再高一级是以酒代水重酿的酒，名为“善酿”，藏陈以后，是绍兴酒中的上品。当然，“女儿酒”是例外。
    以色泽来分，只有两种，“本色”与“元红”，即所谓“竹叶青”与“状元红”。再有一种，既不论质地亦不谈色泽，以比较讲究的容器，来表示所贮的是好酒，即是酒徒所熟知的“花雕”。绍兴多水道，迎娶往往用船，载花轿的船上拴一头毛色染红的羊，摆几坛彩绘的喜酒；此坛名为“花坛”，都是五十斤大坛，间或亦有百斤者，唯不多见。讲究的花坛，坛肩雕出图案，或为纹丝，或为连环，“花雕”之名即由此而来。而所以为人所重，则以陪嫁的喜酒自然是女儿酒，是故花雕等于女儿酒的别名。久而久之，凡是好酒都叫作花雕，尤其专销京城、名为“京庄”的十五斤小坛，必用花坛，以符花雕之名。
    绍兴酒之好，好在技术与水质。绍兴有鉴湖，而鉴湖实已湮废为田。所以说绍兴酒用鉴湖水酿制，是不明实况的外行话。绍兴最有名的酿酒区，虽在县城西北的东浦，有趣的是东浦酿酒不用东浦水，取水须至十余里外的青甸湖。
    酿酒须用上等精白糯米，在相同的条件之下，品质高下，即以米与水的比例来分，号称花雕的酒，米与水的比例叫作“石六六桶头”，即每缸用米一石六斗，浆水六桶，加麹及酒药适量，酿酒九坛半，约四百七十五斤；加饭则用水一石八斗。每缸用米一石六斗是一个固定的标准，加水多于六桶，酒就薄了，但至多亦只做六百斤，已是所谓“长水酒”了。
    酿制的变动过程，共有浸米、蒸饭、拌曲、酝酿、开耙、酿熟、上榨、煎煮、装坛九大步骤。第一个步骤最简单，但亦须浸两天才能淘洗；淘洗的浆水，不可弃去，须掺入酿酒的水中，才能起作用。
    蒸饭的火候，当然也有关系，要蒸出来不硬不烂，恰到好处；蒸好以后的冷却，有两种方法，一种称为淋饭，一种称为摊饭。
    所谓淋饭，即是淋以冷水去散热。摊饭则是将糯米饭摊开，自然冷却，冷到能下手即可，否则饭一干硬，反为不妙。
    据说用淋饭的方法，发酵比较有把握，这是因为淋饭有水分润湿，拌麹易于均匀。但大规模制酒，皆用摊饭的方式，通常总是先做一两缸淋饭，即以新酒代水做摊饭的酒。
    拌麹的分量是有定规的，只要均匀，无甚技巧。但开耙就不同了，可以说一批酒的好坏，在技巧上即决定于开耙。做酒师傅的优劣高下，亦决定于开耙。
    当拌麹以后，米饭入缸加盖，逐渐发酵，缸中温度慢慢增加。到得某一个时候，即须用木耙在米饭中间挖开一大块，发泄蕴藏在内的热度。这开耙的时机，就决定了酒的品质。当发酵之时，热度自上而下，到得缸底，便是开耙最适当的时候。可是怎么才知道热度到了缸底了呢？这就要靠经验来判断了。一说是在缸外细听缸内发酵起泡的声音，借为研判；但怎样的声音才恰当，却又无法形容；神而明之，存乎一心。中国的工艺常是哲学的，而非科学的，于此又得一证。
    发酵的环境温度，非常重要。因此做酒师傅亦如养蚕娘子那样，异常辛苦，须不断进行检视。温度过低，须设法加温；温度过高，则须揭开缸盖，俾能散热。至于逢到天时剧变，须采取紧急措施，其紧张更不在话下。
    开耙以后，犹须酝酿一段时间，以待成熟。此时要腾出缸来做第二批酒，便将粗醪连糟灌入五十斤大坛，在院子里沿墙叠起。这叠坛的工作，确实要些功夫，带糟的酒坛是不加盖的，因为上面一坛的坛底，即是下面一坛的盖子。而酒坛口小腹大，底亦不宽，重心不但要稳，而且层层堆叠，重心应该直贯到底，毫无偏颇。
    榨出来的酒，经过短时期的澄清，即可煎煮。煮酒的作用有二，第一是变酒辛辣为醇和。本来经过开耙的酒，再做后期酝酿若干天，成熟以后，就是新酒；制酒人家舀碗新酒来解渴是常事，尤其是开了耙不灌入坛中带糟，而留在原处“缸养”时，舀取方便，往往小孩也会喝酒。
    但新酒性烈，刺激舌体，本地俗语叫作“噶辣”。经过煎煮，即可消除那股“噶辣”之味。第二种作用是杀菌消毒，因此酒坛亦须用高温消毒。
    煎煮和蒸坛这两个步骤是密切衔接、连续进行的。煎酒用一座很大的地灶，上架大铁锅三口：两口煎酒，一口蒸坛。每口锅可煎酒四坛，亦即四百斤为准。
    煎酒的两口铁锅，开始时应有先后，一锅半熟，另一锅方煮，及至前一锅煮透，后一锅半熟，周而复始，始终参差。这样煮法，为的是可以配合蒸坛的时间。
    蒸坛的方法是在沸水锅上加一块厚木板，上开若干小孔，大小恰好能容坛口；酒坛倒置，坛口吻合木孔，使酒坛内部得以承受最高度的热气，直到坛肩烫手，才算蒸透，否则仍能坏酒。
    到酒坛蒸透时，恰好另一锅酒熟。当然酒坛蒸过头不要紧，主要的是酒须煎煮到入坛，不致发霉为准，不宜过度，如何才是火候正到好处，这跟开耙一样，要凭经验，能一眼鉴定。当揭开锅盖时，如见沸滚的酒泡，既黄且亮，晶光闪闪，那就是酒煮熟了。倘或酒面仍有雾翳，即须再煮。
    这话说来容易，临场才知甚难，因为容许鉴定的时间只是一刹那：锅盖一揭，所有的热气直冲而上，至酒面的那一小段距离形成真空，酒面情况清晰可见。如果看不准再想看第二眼，已是氤氲乱绕，雾里看花了。
    煮酒装坛的技巧不仅于此，还有好些手续。第一，如果是“元红”，也就是要制成一般酒徒所说的“状元红”，须加炒得焦黑发苦的糖浆；大致每一锅酒，也就是两百斤，加糖浆两海碗，颜色即如琥珀。由于是用糖浆染色，酒味不免稍甜；甜味最为酒徒所恶，与抽大烟者的所好恰恰相反。竹叶青之为正统酒徒所欢迎的原因在此。
    第二，为了增加酒的香味，可以加上两盅糟烧——亦称绍烧，其制法已如前述。此外，还有加上两个福橘的。
    我常说，鉴别苏格兰威士忌，不须入口，只近鼻便有枣子香，即可决其为真。绍兴酒中加福橘以添香味，实为创闻，据我的朋友周德培兄说，福橘虽未煮过，但入坛并不影响酒的收藏。反倒是既熟之酒装坛时，如另一锅正倾冷酒，有一点溅入，日后开坛时，酒面必有霉点。少数霉点，无足为碍，太多也会坏酒。
    以上大致谈了制酒的几个步骤，其时间约为半年。通常冬至前后浸米蒸饭，春节以前开耙带糟，或者缸养，正月底上榨，二三月间煎煮装坛，四月里酒事已毕，是养蚕娘子的天下了。
    产的部分完成，接下来就是销了。酒以陈为贵，但“陈”的界说甚宽，隔一个年即谓之陈；因而有年内赶着做好，一过年立刻发售，名为“赶陈”，事实上只陈得一两个月。反倒是三四月做好的新酒，通常在下半年才卖，至少也隔到三个月以上。
    卖酒的迟早，纯视酿户的本钱而定。本钱充足，藏个两三年不要紧，这家酒坊自然闻名遐迩了。通常藏酒至多五年，至于十年八年的陈酒，已颇罕见。当然，自用的是例外。
    这就要谈到“女儿酒”了。有首诗专咏女儿酒，写得很生动：
    越女作酒酒如雨，不重生男重生女。
    女儿家住东湖东，春槽夜滴珍珠红。
    旧说越女天下白，玉缸忽作桃花色。
    不须汉水酸葡萄，略似兰陵盛琥珀。
    不知何处女儿家？三十三天散酒花。
    题诗幸免入醋瓮，娶妇有时逢麹车。
    劝君更尽一杯酒，此夜曲中闻折柳。
    先生饮水我饮醇，老女不嫁空生口。
    诗不是四首七绝，是四句一转韵的标准梅村体。为了眉目醒豁，分段抄录。第四句“春槽夜滴珍珠红”，即夜榨酒的写实。说“桃红色”，说“琥珀”，皆表明“女儿酒”是加色的元红，而非本色，所以女儿酒又名“女儿红”。我在想，女儿酒而为竹叶青，酒味必更出色，但不知可有这样的女儿酒。
    “老女不嫁空生口”，是说女儿酒非出阁张喜筵，不以款客。然则为一尝美酒，亦可作为催娶的一个蕴藉的借口。
    谈到这里，就有一个疑问了。既然酒是越藏越陈，越陈越醇，则在藏的过程中，一定发生了醇化的作用。这个醇化作用要怎样才能发生？
    这个问题是我的“旧雨”周德培兄所未谈到的，但我的“新知”周取寄兄却跟我谈过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周总其实也是老朋友。“新知”也者，是与三十年“旧雨”的另一位周兄相对而言。
    在记这段故事之前，首须声明两点：第一，故事是数年前所听，此刻追记，或恐有误；第二，所记内容并无讥笑烟酒公卖局做酒司务之意，只是说实话而已。
    在说这个故事之先，我们应先有个了解，“绍兴”为地名，亦为酒名。但绍兴酒有产于绍兴的绍兴酒与非产于绍兴的绍兴酒之分。以前者而言，此产地的绍兴酒如白兰地上标明cognac；而所谓“远年”“陈绍”的标榜，恰如白兰地瓶子上的v.s.o.p.，虽为陈酒却非cognac，仍不能为人所重。
    以后者而言，内行称之为“仿绍”；据说以苏州仿得最好，亦不尽然。浙东黄岩等地的仿绍可以乱真，而产量可能过绍兴。仿绍之中，条件最难的是水质；当时并无科学化的定量分析可以鉴定水中成分，纯以经验来判断哪一处的水，与绍兴青甸湖水的质地相近。因此仿绍的先决条件，即在看何处有宜于酿绍兴酒的好水；迁就这个条件才能自然而然地发展酿酒事业，倘或强求，必致失败。
    据说，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烟酒公卖局曾拟仿绍。化验水质，以埔里的水质最近乎青甸湖水，所以在埔里设厂酿制绍兴酒。不过技术不到家，画虎不成，乃有清酒。但烟酒公卖局有几个酿制绍兴酒的厂，公认仍以埔里厂所产者为上品。喝烟酒公卖局的酒，要碰运气。以绍兴酒来说，喝到好的，可比陈年绍兴；喝到坏的，不堪下咽，宁愿喝“八年红老酒”。
    现在谈到故事的本身。周取寄兄是浙江黄岩人，他有位叔叔是酿酒专家，绍兴酒是他引进到台湾来的。
    大概在一九五〇年左右，取寄兄的令叔周先生，应当时台湾省烟酒公卖局局长陈宝麟之约，来试酿绍兴酒。服务的地点是台湾的第一酒厂。年将五十的周先生，平生足迹不出里门，一口黄岩乡音，与本省籍的酒厂职工无从达意，而且头天到职，手里持一柄铁榔头，行迹怪异，深受注目。幸好，有取寄兄做翻译，才得展开工作。
    “酒刁在哪里？我要看看酒刁。”
    开出口来，便令人莫名其妙！何谓“酒刁”？原来黄岩人称酒坛为酒刁。《史记·李将军传》：“不系刁斗以自卫。”集解：“孟康曰：‘铜作键器，受一斗，昼炊饭食，夜击持行。’”键即铃。故知刁的形状，如倒覆的铃铛。酒坛的形状，约略相似；又以刁受一斗，乃称刁斗，而古人饮酒，以升斗计，淳于髡所谓“一斗亦醉”。或者当初一坛正好容酒一斗，所以称酒坛为“酒刁”。这是我勉强为“酒刁”所作的解释，是否别有出处，请通人指教。酒厂当然有酒坛，领到空场中一看，周先生颇为失望。因为一厂的酒坛，只及他家所有的五分之一，而这些酒坛又未见得完全可用，他手中那柄榔头就是用来测试酒坛的。
    测试之法是以锤击坛，听它的声音。只见周先生东敲西击，不知他要干什么。厂中女工窃窃私议，来了位“神经病”的做酒司务。
    等周先生敲遍了酒坛，淘汰了一大批不合格的，方始细说其中的道理。原来陶制的酒坛，本身具有过滤空气的作用，氧气透入酒坛，可以产生氨基酸，令酒使醇。但酒坛不能有沙眼，更不能有裂缝，否则酒会漏去，或者渗入细菌，使酒变质。击坛听声，凡其声清脆者，都是好坛；声浊而欠响亮，知有沙眼；发出裂竹的破声，更不问可知，必有裂痕。
    据周先生说，制酒的第一步，就是选坛；第二步才是取水。水质的差别很大，一桥之隔，便可能大不相同。但取水的时机是一样的，大致以水温四摄氏度为最好，因为在此温度的水，密度最大。
    周先生又说，藏酒必须置于泥地上，青砖地或者地板房，皆不宜于藏酒。女儿酒则往往埋于泥地中。泥土对酒有很大的好处，但到底是泥土中哪些成分能助酒醇化，就无法索解了。
    台湾的绍兴酒，现分三等，但只有“花雕”“陈年绍兴”可及大陆一般的水准。普通的绍兴酒，质地不稳定，或者是由于各厂水质、技术有差别的缘故，遇到坏的一批，不堪入喉。但就是好的，亦经不起“回烫”；所以喝绍兴酒，我总是冷饮。
    绍兴酒跟白兰地一样，加温以后，香味更佳。烫酒须用爨筒，以锡或马口铁所制，上宽下窄，形如“宝”字。酒店经常烧着一锅滚水，上覆木板。板上挖出好些圆孔，每个圆孔上有个小木盖，烫酒时即将爨筒坐入木孔。爨筒上半部的口径大于木孔，恰好卡住，而小木盖则移盖于爨筒之上。设计简单而合理，颇切实用。
    酒烫好供客，亦有规矩。杭州酒店喝酒论碗，一碗四两，四碗一斤（编者按：此处指旧制，一斤合十六两）。堂倌看客量酒，譬如六位客人，便烫一斤半，烫好为客一一斟满。
    一巡既罢，再来一巡。主人关照：“再来六碗！”堂倌如言烫好，送上爨筒，不发一言而去。
    到得第三巡，也许有人不胜酒力，或者有的喝得慢，只需先烫三碗。这一次送上爨筒，就要向主人交代了：“前后十五碗。”此名之为“一倒二摆三开口”。第一次为客斟酒是礼貌。第二次不带服务，因为有的已经干了，有的碗中还有，须喝完了再斟，自己动手为便。到得第三次开口，一方面是怕积得多了，计算发生错误，特意做一提示；另一方面也是提醒主人，酒已喝了多少，应该估一估客人的酒量与自己的荷包。农村社会约定俗成的例规，常有不可易的至理，或很深的用意在内。此为一例。
    酒不一定要烫，也可冰凉了喝。我有条尚待充分实验的定律：凡酒，饮用之前必须改变温度。香槟、啤酒，非冰不可；威士忌最好加冰块，固是常识。其实绍兴酒在夏天冰凉了喝，其味特胜。袁企止先生曾告诉我：“绍兴酒在冰箱中一星期，可当窖藏一年。”企止先生为有名的酒人，其言自出于经验。此外我有个朋友，与上海庄源大绿豆烧有极深的渊源，每饭必酒，到台湾专喝红露酒。据他说，红露酒一定要在冰箱中凉透才好喝。我也试过，风味确是不同。
    谈到红露酒，至今为许多省籍老先生所偏爱，如以前《中华日报》郑社长即为其中之一。郑社长籍隶台东，医道精湛。他非红露酒不饮，而别有饮用的秘诀。方法很简单，一玻璃杯红露酒，加一调羹白糖，搅匀，须臾白糖沉淀，而酒清无比。入口醇和，醉后亦不致头疼口渴。我曾请教过酿造专家，认为此法颇为合理。因为红露酒的酸度较高，加糖可以发生中和的作用。
    让我再回到绍兴的绍兴酒上面来。周德培兄写给我的信中说：绍兴是产酒之乡，全境靠近运河左右的村庄多数酿酒。以酿酒为专业的，当然只有几个著名的酒坊。最大的年产约达五千缸。酿造千数缸酒的，也还算是大酿户。很多人家酿酒只是副业。家里种百十亩田地，冬季农闲，酿几十缸酒来卖的情形相当普遍。涓滴成流，产量也很可观。波光掩映之处，用青石砌着整齐河岸，矮矮的粉墙围着广大的院落，屋前照例有块空地，偶或横叠着累累的酒坛，这就是酿酒的村子了。
    酿绍兴酒有一定的时令。大概冬至前后浸米蒸饭，春节以前新酒落缸，正月底便开始上榨，二三月间煎煮装坛。到四月间，煎酒工作都已完毕，即使是酿造数千缸酒的大酿坊，也都须赶在这个季节里工作。当酿酒季节开始的时候，河岸边整齐地摆满了酒坛，洗坛的洗坛，浸米的浸米，村子里就非常忙碌。蒸饭的时节，地灶里炊烟终日不绝，新酒落缸后，村子里酒味就逐渐浓起来了。院子里带槽叠成了坛山，显示出一派兴隆的景象。新酒上榨，工作更是漏夜不绝。酒槽里流酒的声音，通宵地响着。工人们常常到深夜还须打着灯笼，到榨上去加枕木和石块，这就是“春糟夜滴珍珠红”的写实景象了。农历的二三月，在绍兴正是杨柳枝条，油菜花黄的时候。酒坊在煎酒，田野里工作的人们远望着袅袅炊烟，闻到阵阵酒香，真会觉得“春意中人欲醉”。某年，舍亲煎酒，门前来一乞丐，虽已给予钱米，仍倚门半日不肯离去，问他原因，竟说：“闻得你家酒香，四肢已瘫软无力。如果不能喝到一碗酒，实在提不起脚步来了。”诚然，这乞丐一定是一个嗜酒鬼，但酒香的诱惑确实也够厉害。
    这是一篇极好的散文，抄录如上。此外他又告诉我说：
    绍兴酒越陈越香。数十年的陈酒，开坛以后，往往干得只剩一半。如果是善酿，酒汁就相当的稠。酒味已经极淡，须用上好的近年绍酒掺和，香气才会透出。这种酒后力极长，饮醉后往往终日不醒。笔者在家乡曾饮过一次十五年的女儿酒，为怕久醉，只饮平日一半之量，饮时丝毫未觉酒意，少顷略现睡意，一枕黑甜，醒来觉得未曾有的舒服，无怪说它能够养神活血了。
    但绍兴也有坏酒，喝了照样会口干头胀，这与是否陈年虽也有关，多半却是饮到了治过的酒。绍兴酒开坛以后，如果不能很快卖出，零沽时酒勺常在坛内搅动，日久酒味会酸，酒家贪利，难免掺水，也不能耽搁时日。酒坛内有沉淀的酒脚，酒浅以后必致浑浊，不能再卖，须加澄清。治疗这种变酸和浑浊，店家有一种方法，只要用一勺很淡的石灰水，这种现象就立刻消失了。治过的酒因含有石灰汁，饮后自然就要头胀口干。酒店家还有用封坛的泥头或酱油来治坏酒的方法，那原是他们的秘密，局外人很难完全清楚的。
    大家都知道绍兴的黄酒好，很少人知道绍兴的糟烧。糟烧是绍兴酒的副产品。绍酒榨出后，酒糟归并入缸，封藏约一百天，还可蒸馏烧酒。气味芳烈，不亚于大曲、茅台。入口以后，香气直冲鼻管，缓缓下咽，真有如一缕垂丝直下丹田，确是好酒。绍兴人多在夏天饮用，说它能辟秽祛暑。糟缸内所糟的鱼干，香鲜甘美，别有风味，是下酒的妙品。
    糟烧在商业上的正式名称，叫作绍烧，但只通行于绍兴以外的地区。本地仅称“烧酒”。
    懂酒的人都知有“二锅头”这个名称。所谓“二锅头”者，即是首尾蒸出的酒，嫌其味薄，重新回锅，做第二次蒸馏。绍烧亦复如此，是故品质皆极醇厚。
    绍烧最大的好处，犹不在醇而在香。醇则为厚薄的问题。绍兴酒不能掺水，绍烧则可掺水，故有“有钱不买金生丽，对门青山绿更多”的谐联，皆所以缺一“水”字。
    绍烧的成色，也就是掺水的多寡，仅凭目视，即可测定，要诀是看“花”的浓密与否。“花”者酒花，亦即酒面所浮现的泡沫。第一等的叫作“堆花”，筛酒入碗时，泡沫会堆叠而起，历久始散。其次酒花虽非堆叠，但亦并无空隙，泡沫一个接一个，绷满酒面，故名“绷花”。等而下之，就只是沿碗边一圈酒花，就是“圈花”。倘连圈花亦无，则与“金生丽”无殊了。
    另一种测试成色的办法，是引火点燃。堆花、绷花，一点即燃；视火熄以后，所剩水分多少，即可知道烧掉的酒精是多少。旧时秋冬之季吃“菊花锅”，讲究的便以上等绍烧作燃料，与用工业酒精相比，香气不可同日而语。
    据周德培兄说，绍烧在堆花之上，还有成分更高的一种，名为“提酒”，乃用烧酒代水，再加酒糟蒸馏的酒。通常并不供客，只用来在绍兴酒装坛时，羼和少许，借以增加香味。
    绍兴人平常很少喝烧酒，只有夏天才喝。在杭州，喝绍烧的很多，尤其是劳动阶级喝“柜台酒”，通常都是来一碗绍烧，取其价廉而劲大。
    到了夏天，则盛行喝杨梅烧。杭州附近有两处地方盛产杨梅，一处是钱塘江对岸的萧山，所产的杨梅，色呈紫黑，名为炭梅；一处是以超小梅花著名的塘栖，那里的杨梅，颗粒较小，其色淡红。杨梅并非佳果，性热，果肉中易于藏虫，生食非先用盐水泡过不可。但用绍烧泡成的杨梅烧，便成了夏天家常应备的良药，可以治痧气、腹泻，确有奇效。
    杨梅烧色呈殷红，略带酸甜；酒精为杨梅吸收，所以酒味极淡，孺子亦能上口。我之好酒成癖，并非侍饮先君而来，是儿时与老仆盘桓，他吃烧杨梅、我喝杨梅烧养成的癖好。
    绍兴酒坊中还有一样副产品，即是酒糟。没有蒸馏过烧酒的糟，叫作香糟，在烹饪中是很重要的一种作料，任何酱园都可买到。奇怪的是，台湾只有红糟，绝少香糟，以故糟熘鱼片通常用酒酿代替，而糟鸡、糟猪脚，都改成了醉鸡、醉猪脚。所酿绍兴酒的副产品，是到了哪里去了，令人不解。
    至于明清笔记中，文人谈酒，主观居多，唯有《清稗类钞》所收“梁晋竹品酒”一篇，是酒人谈酒，不比等闲。
    按：梁晋竹名绍壬，号应来，杭州人，生于乾隆末年，官至内阁中书，工诗。他有一部《两般秋雨庵随笔》，是清闲的好书。此篇所记，大致即根据他的随笔而来，文质俱胜，值得分段引录，并加诠释：
    嘉庆癸酉，钱塘梁晋竹孝廉绍壬在杭，偶憩于西湖之云林寺。次日，独游弢光，遇老僧致虚，以其善气迎人，与之谈，颇相得。坐久，梁欲下山，僧曰：“居士饥否？蔬酌可乎？”梁方谦谢，僧已指挥徒众，立具伊蒲馔。泥瓮新开，酒香满室，盖预知梁之好饮也。
    杭州夙称佛地，四大丛林，以云林寺为首，即是灵隐；弢光在云林寺后，一名韬光，唐诗“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即咏此地。僧为俗设斋供食，称为“伊蒲馔”。
    一杯入口，甘芳浚冽，凡酒之病无不蠲，而酒之美无弗备。询之，曰：“此本山泉所酿也，陈五年矣！”僧盖略知酿法，而又喜谈米汁禅。此盖自奉之外，藏以待客者。于是觥斝对酌，薄暮始散。又乞得一壶，携至山下，及夕小酌。次日，僧又赠一瓶，归而饮于家，靡不赞叹欲绝。梁尝曰：“是为生平所尝第一次好酒。此外不得不推山西之汾酒、潞酒矣。然秉性刚烈，弱者恧焉，故南人弗尚也。”
    按：白酒自以泸州大曲及茅台为胜。茅台晚出。大曲产于川南，由三峡而下，惊滩险浪，酒瓮易碎，所以清朝京师有名的白酒，不得不推交通较便的山西汾酒。
    于是不得不推绍兴之女儿酒……能得其以真东浦水作骨而三四年陈者，已“是无等等咒”矣。
    “是无等等咒”一语，不知出自哪一部佛经。杭人讥自视甚高者，谓之“是无等等咒”，不晓其义。此处作差强人意解。
    道光甲申，归自京师，汪小米拉饮庚申酒。庚申酒者，小米之叔号眷西者所家藏者也。眷西尊人旧贮二十坛，殁后，其家亦胥忘之。眷西又汴游十余载，遂无人问鼎。而藏酒室又极邃密，终日扃牡，更无人知而窥之者。以故二十年来，丸泥如故。
    汪小米名远孙，其曾祖名宪，是一位有名的藏书家，别署“振绮堂”。汪氏在乾嘉年间，是杭州的首富，子孙甚多，而以汪远孙最杰出。家居东城，巷以人名，叫“小米巷”，距寒舍不远。汪远孙之侄名守正，与薛福成之兄福辰，皆治愈慈禧的“疑难”重症而得意于仕途。
    眷西归，始发之，所存止及坛之半，正袁子才所谓“坛高三尺酒一尺，去尽酒魂存酒魄”者是也。色香俱美，味则淡如，因以好新酒四分掺之，则芳香透脑，胶饧残底，其秾厚有过于弢光酒，而微苦不冽，是其小病。此生平所尝第二次好酒也。
    凡积年陈酿，水分消散，酒质如膏，必另以好酒稀释，此为处理陈酿不变的原则。但稀释的程度，或高或低，视酒的本质、水分消失多寡及饮者的意愿而定。此文中谓存酒“止及坛之半”，而又以“好新酒四分掺之”，则总量为十分之九，已较原来为浓，而况消失者水分，补充者新酒，自然“浓厚有过于弢光酒”了。
    仆逢麹流涎，所至不肯轻过。闻之人云：“不吃奔牛酒，枉在江湖走。”余过其地，沽而试焉。呜呼！天下有如此名过其实、庸恶陋劣之名士乎？论其品格，亦止如苏州之福贞，惠泉之三白，宜兴之红友，扬州之木瓜，镇江之苦露，邵宝之百花，苕溪之下若。而其甜腻，则又过之，此真醉乡之魔道也。
    奔牛在常州以西，与无锡所属吕城接壤。其地晋朝设兰陵县，属南兰陵郡，谓南兰陵者，因山东原有兰陵郡。
    李白《客中行》：“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有琥珀光。”此“兰陵美酒”即是奔牛酒。《随园食单》“常州兰陵酒”条云：
    唐诗有“兰陵……”之句，余过常州，相国刘文定公饮以八年陈酒，果有琥珀之光。然味太浓厚，不复有清远之意矣。
    此与梁晋竹所记为一种酒，不过品质有高下而已。袁子才自谓“余性不近酒，故律酒过严，转能深知酒味”，是为此老自信过甚之词，性不近酒，安能深知酒味。即如所记在刘纶（常州人，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谥文定）家所饮的酒，“味太浓厚”一语，即梁之所谓“甜腻过之”。甜为酒之一病。酒有五味，善饮者最难消受的就是一甜字。袁子才只觉“味太浓厚”，不嫌“甜腻”，在酒国中只是小卒而已。
    邵宝为邵伯、宝应之合称，地在扬州与高邮之间。苕溪在湖州，所谓“下若”，不知何所取义。
    按：湖州属下有一大镇，名南浔，以产丝闻名。此镇之富，全国居首，富户有所谓“四狮八象”之说。所产之酒，名为“南浔酒”，据袁子才说：“味似绍兴，而清辣过之。”故颇为北方所重。又无锡惠泉酒，用“天下第二泉”所酿，颇负盛名，因而赝鼎者极多，反不为人重，可谓盛名之累。
    其中矫矫独出者，则有松江之三白，色微黄极清，香沁肌骨，唯稍烈耳。
    松江酒可比绍烧，极香极烈，昔年访友云间，曾以大玻璃杯干过，不知当时何来如许豪气。至今回想，犹觉不可思议。松江出米，酿酒的原料已得天独厚；如水质较佳，酿制如法，自成好酒。
    某年游萧山，梧里主人周镇祁极款洽，作平原十日之留。一日，出一种酒，曰“梨花春”，俗名酒做酒曰“梨花”，盖三套矣。饮一杯，主人即将杯夺去。主人量甚巨，亦止饮二小杯。是日，余竟沉醉一日。因思古人所谓“千日九酝”者，亦即此类。特其一年、三年之醉，则未免神奇其说耳。
    所谓“酒做酒”，即以酒代水做第二次酿，是为一套；三套则是第四次酿。梁晋竹为嘉道酒人巨擘，饮此酒一杯即沉醉一日，则其酒精成分之高，恐非通常计算方式所能测量了。
    余居广东始兴一年有余，彼处有所谓冬酒者，味虽薄而不甚甜，故尚可入口。中秋以后方有，来年二三月便不可得。询之土人，曰：“此煮酒也。今日入瓮，第三日即可饮，半月坏矣。”
    一日，有曾某邀余山中小酌，举杯相劝。视之，浅绿色；饮之，清而极鲜，淡而弥旨，香味之妙，其来皆有远致。诧以为得未曾有，急询何酒，曰：“冬酒也。”问那得如许佳，曰：“陈六年矣！”余又叩以乡人不能久藏之言，曰：“乡人贪饮而惜费，夫安得有佳者？此酒始酿，须墨江某山前一里内之水，不可杂以他流。再选名麹佳蘖，合而成之，何患其不能陈耶？余家酿此五十余年，他族省啬，不肯效之。”此余生平所尝第三次好酒也。
    按：始兴县属广东南雄府，自江西度大庾岭即抵其地，是名副其实的岭南。
    又按：宋有酒禁，唯岭南例外，所以韶州有“藤叶嚼槟榔，万户通酤酿”之语；东坡谪惠州，有“新年”诗五首，中亦有“万户不禁酒”之句。韶、惠皆与南雄接壤，惠州人侨居南雄者尤多。家家自酿，三日可饮，既无专门酿户，制法自然不精，如曾某也者，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随园食单》以“茶酒单”为殿，中刊“德州卢酒”云：
    卢雅雨转运家所造，色如于酒，而味略厚。
    其前“金坛于酒”则云：
    于文襄公家所造，有甜涩二种，以涩者为佳。一清彻骨，色若松花。其味略似绍兴，而清冽过之。
    于文襄即于敏中，江苏金坛人，乾隆二年丁巳状元，官至文华殿大学士，贪黩有名，而以结交太监为高宗所恶；得喘疾本可不死，高宗赐以大臣饰终之典的陀罗经被，无异暗示自尽，以致不得不死。
    卢雅雨名见曾，纪晓岚的儿女亲家，乾隆中叶官至两淮盐运使，风雅好客，打秋风的名士，无不受过他的好处。后以贿败。卢雅雨，山东德州人。德州在山东北境，与河北沧州相接，而沧酒为北酒第一。德州酒亦不坏，最有名的称为罗酒，以明末御史罗饮瞻所传的酿法而得名。
    德州酒中又有一种露酒，“露”不知是否“罗”字的转音。这种酒很特别，据说“色如黛漆，味比醍醐，俗呼墨露”。这种酒在江苏亦有。《随园食单》记“溧阳乌饭酒”：
    余素不饮。丙戌年，在溧水叶比部家，饮乌饭酒十六杯，傍人大骇，来相劝止。而余犹颓然，不忍释手。其色黑，其味甘鲜，口不能言其妙。据云：溧水风俗，生一女，必造酒一坛，以青精饭为之。俟嫁此女，才饮此酒。以故极早亦须十五六年。打瓮时只剩半坛，质能胶口，香闻室外。
    据此，则乌饭酒亦一种女儿酒。绍兴的女儿酒名“女儿红”，此可谓之“女儿青”。所谓“青精饭”，以一种本名“南烛木”的隰草，捣枝叶得汁浸白米；蒸出来的饭成碧色，久食延年益颜，所以杜工部有诗：“岂无青精饭，令我颜色好？”袁子才以为乌饭酒是青精饭所酿，说起来很合理，其实，照广东话说，是摆了一个大乌龙。真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什么青精饭，锅巴而已！
    据《白下琐言》说：“锅巴酒，系用炊饭后锅巴酿成，色微黑，极醇美；能健脾理胃，不可多得。余家藏有一瓮，乃祖遗三十余年物也。”所谓“乌饭酒”“黑露”，与此皆为一物。又《藤阴杂记》有一条：
    大祀福酒，光禄寺堂官验尝，敬贮龙瓶，名曰“灌酒”。然后护以龙袱，抬赴祭所。灌后有余，许携以归，亦受福之遗意也。酒味甘，色黑。
    按：清朝的祀典，分大祀、中祀、小祀。如冬至祭天，夏至祭方泽，皆为大祀；祭孔本为中祀，后升大祀。祀典所用的酒，称为福酒，理论上光禄寺掌皇家饮膳，所以福酒须光禄寺首长（堂官）验尝。此未言制法，想亦为乌饭酒一类。
    最后要谈一谈茅台。烈酒中，茅台、大曲、汾酒并负盛名。近年来在国外，茅台的声名最响，未免委屈了大曲。我们如果知道茅台酒出在贵州赤水县与仁怀县（今仁怀市）之间的茅台村，再看一看地图，就会恍然大悟，原来赤水河就是合江；由赤水县沿水道上溯五六十里，便是四川的合江县；往西数十里，即泸州，大曲与茅台之所以芳烈，无疑与合江、也就是赤水河的水质，具有极大的关系。
    在谈茅台之先，要先谈芦酒。杜工部诗：“芦酒多还醉。”可知此酒的酒力不强。莫友芝有《芦酒》诗三首，并附解说，其中有一段：
    遵义常秋冬之交，以高粱或杂稻谷、小米、麦稗酿可，陈久益美；他时酿者不能久也。
    赤水、仁怀均属遵义府。此言芦酒随时可酿，但须久藏者，则非在秋冬之交不可。又言酿法：
    煮杂谷极熟，摊竹席上候冷，置大栲栳，和麹覆二三日。酒香溢出，分贮大小瓮，筑实，半月后可饮也。
    如果不饮又如何呢？道是：
    不即饮者，固封之。将饮乃去封，满注汤火瓮底，一炊许，以通中细竹插瓮中，次第噆饮，人以益一杯汤为节，醲汁常在下，不淡不止。
    这段话需要作一诠释。原来芦酒是糟粕与酒在一个酒坛中，酒沉于底，糟浮于上，“以通中细竹插瓮中”，实际上即可用芦管代替；插到底后，由管中吸酒。这与现代用麦管吸冰淇淋苏打的道理是差不多的。
    然则，每人吸多少呢？“以一杯汤为节”，即是吸到差不多一杯酒，另加一杯冷开水作为补充。
    所谓“醲汁常在下”，非谓酒的比重大于水，只以“一杯汤”自上注入，骤难与原有的酿汁相混。譬如以深杯沏茶，茶叶较多，饮半而另注开水，再饮则仍是新注之水而非原有之茶。所以用中空之管，插入瓮底而吸，是很合理的方法。瓮底酿汁吸出，则新注之汤，逐渐往下，越冲越淡而后止。是则先饮者味厚，此所以揖让之为礼。
    莫文中又说：
    待庆吊皆用此品，或十许瓮置一卓，或置一船，罗列数行，足支千客。揖让序饮，礼意犹存。或注汤，微火之，俟味具以竿激出，盛他罂，壶温斟酌，故谓钓竿酒。
    “待庆吊”者，红白喜事，款待贺客、吊客，皆用芦酒。“卓”即桌；“船”指长桌。“注汤，微火之”与前文“满注汤火瓮底”，意思就是置瓮于釜，隔水炖一下，亦即将酒加温，激发其香味，即所谓“味具”。至谓“以竿激出”，当是利用虹吸的原理汲酒。看过汽车修理厂的学徒，用一根软管，一端插入油箱，一端入口一吸，汽油便能汩汩而出的情形，即能了解“以竿激出”是怎么回事。
    莫友芝此文，对“正名”独详。芦酒凡十名，钓竿酒之外，又名咂酒；咂即“噆饮”之“噆”。以中空之管吸饮料，如果徐徐啜饮，自然无声；倘然一气猛吸，双颊下陷，则张口时自然有“咂”的声音，此应为“咂酒”之名的由来。
    另有一很通行的名称，叫作“咂嘛酒”，或作“杂麻酒”，麻实为糜。煮烂了的饭叫作糜，所谓“杂糜酒”，意指制作此种酒的原料甚杂，有高粱、小米、麦。酿酒或以米，或以高粱，或以果物如葡萄、各种谷物混合酿造的酒，可能只有这种“杂糜酒”。
    茅台是杂糜酒的精酿，改良者为外来的一班大商人。这要从茅台村的地理及沿革说起。茅台为赤水河通航的起点，民船四时可通合江，赤水县则当川黔的要冲，在清朝为仁怀厅厅治所在地；仁怀厅隶遵义府，而遵义在明朝隶属四川，唯清朝康熙年间，始改隶贵州。我叙此沿革，是要让好酒的同志明了，无论从哪方面看，茅台跟大曲的渊源极深，纵非同胞手足，亦当是中表至亲。
    我这样说，不但是基于大曲和茅台同用一条水的关系，且因大曲和茅台还有一层特殊的渊源。数年前香港《伏成》杂志，刊载过一篇《茅台酒史话》，作者笔名凡。李璜教授在文前介绍：“同乡凡君出身酿酒世家，其先人以酿售大曲酒字号，知名以东南。”奇怪的是，他谈茅台，头头是道，却无只语及于家酿，这隐晦不言，正所谓“尽在不言中”，别有文章。
    《史话》是由贵州的盐商谈起。
    贵州缺盐，一向仰川盐供应，但贵州的盐商，初期多山西、陕西籍。山西出汾酒。陕西则凤翔所产，号为“西凤美酒”，驰名关中。喝惯了汾酒、凤酒的，颇以为当地的“大麦酒与玉米酒，辣口刮喉，并不受吞”。
    按：此所谓“大麦与玉米酒”，应该就是芦酒。
    如果路远迢迢带汾酒、凤酒来喝，十分不便。这班盐商动脑筋，觉得茅台村杨柳湾有条小溪，水质不错。附近又盛产高粱，很可以自己动手来酿造。
    于是从家乡请来酿酒司务，并带来酒曲，开始在杨柳湾设厂制酒。
    按：原文不言所请的司务来自山西，抑或陕西，或者两地兼有。但泸州一水可通，请酿酒司务，比较方便；衡情度理，制茅台酒当有制大曲酒的司务参与。
    起初制成的是高粱酒，已比土酒高明。不过土酒有一种特别的香味，亦有可取之处。于是要求酿酒司务研究本地的酿法。“后来他们将自己酿酒的原料掺加了适量的土酒，于是做出来的酒，就有了土酒的那一股清香。”
    按：此是以一部分土酒代水酿制，在理论上即是所谓“套”。
    此后又有一大改进，即是使酒得醇的唯一法门“窖藏”。但茅台的窖藏之法与众不同，是在泥地上挖一个长方形坑，四周与坑底用石块铺砌；另用糯米浆混合细泥，补满石块之间的空隙；坑外沿边用油灰糊平。
    按：坑中铺砌之法，即是明太祖筑南京城墙的方法，糯米浆为最好的胶合剂。照此法，不仅坚固耐用，酒亦不致渗漏。
    光是这样的酒窖，并不足以使酒变醇；最神妙的是，坑底须铺厚约二寸的细河沙。刚制好的酒，倾入窖中，加封埋藏一两年，则火气消退，其味清醇，“入口不辣，入喉不燥，醉后不渴，饮多头不昏痛”。其名谓之“回沙茅台”。回沙的年份，当然越久越好。
    “回沙茅台”还不算是最好的。后来改良，用原酒浸糟，亦即是“套”酿，则酒味更为香浓。“原窖内存酒从不放干，新酒放进去，由于新旧混合，陈陈相因，酒味更加香醇软滑”。
    按：这段话的意思是，每窖陈酒，每年取出若干发售，补充同量的新酒。如是则陈陈相因，百年老窖，即有百年陈酒在内。茅台之名贵在此。
    由“回沙”到“原酒浸糟”，经过数十年才形成茅台的特殊风格；同时辛苦经营，产量已丰，不仅自饮，亦用以应酬送礼，茅台的名声，自此鹊起。
    《史话》中接写：“同光之际，贵州遵义人华联辉，读书不成从商，做盐商逐渐发达，对于盐务也有很深厚的经验。光绪三年，贵州平远人丁宝桢做了四川总督，要整理盐务，改革盐政，由贵州人唐炯介绍华联辉去替他策划。华联辉将川盐销黔，分为四岸，官运商销。经丁督采纳，并派他主理其事。他既是遵义人，当然了解茅台酒受人重视的程度。以后盐政成功，丁宝桢要保他做官以酬其功。但他辞谢了，只是求取得销盐四岸中之永岸、仁岸经营权。茅台村自是他的盐岸管辖地区，于是，他接收了茅台村杨柳湾的造酒厂，正式成立‘成义烧房’，并增加资本，扩大生产，用作商销，还用它来作为对皇帝的贡品。”
    按：上记关于整理川盐一节，稍有未谛。但于本文无关，不必多叙。华联辉有后人在此，即是考试委员华仲麐，友好皆称之为“华二爷”。我之得识“华二爷”，乃由于唐郑兄的介绍——唐兄即唐炯的曾孙。唐炯之子名训方，官至湖北巡抚；父子皆为名官，唐炯更是大才槃槃。佐丁宝桢理川盐，积弊一清；光绪十年中法事起授云南藩司，督兵镇南关外，于军前拜巡抚之命，误闻议和之讯，回省履任。光绪以为怯敌而遁，震怒；因而革职查办，定罪斩监候，系狱两年有余，绑赴菜市口，居然得蒙刀下留人的恩赦，而刑部尚书薛允升以旧怨故为留难。我在写《慈禧全传》时，替他说了几句公道话；唐郑兄孝思不匮，驰书致意，折节下交，并介见华委员，语及“华茅”，颇有不堪回首之感。
    华茅至第二代而昌大。
    华联辉的幼子华之鸿继承父业，又增加了一间“荣和烧房”，也在杨柳湾附近。
    但尽管原料相同，做法无异，而仍以成义出品为佳；无他，老窑之功而已。
    茅台酒的全盛时期，是在“民国”十年前后。当时滇军入川入黔，军阀混战，此去彼来有如走马灯，军人好酒，这三省的军阀尤喜茅台，不惜重金，只求佳酿；自奉以外，教客送礼，需要量甚大。因此茅台精品，什九为军阀所垄断。李璜教授在《学钝室回忆录》中自叙，“民国”十五年“曾痛饮过一次真正的好茅台”，即为刘湘所宴请。
    茅台酒也得过国际大奖，事在“民国”八年，茅台酒参加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主持人对国际事务是外行，只当产品越精粹越好，因而“经过三次提炼”——想来当是酒做酒，经过三套如绍兴酒中的雪花酒。
    茅台酒的酒精成分，原已很高，再经“提炼”，几与酒精无异，品质虽好，不堪饮用，所以只得了一个特别奖。不论“优异”“特别”，在字面上大可宣传，所以茅台酒销路，畅旺无比。
    任何产品，一受欢迎，即有“西贝货”及仿制品出现。于是茅台酒便有“华茅”“赖茅”之分。华茅自是指华家烧房所酿，赖茅说起来就有趣了。北伐以前黔军军阀袁祖铭入川占领重庆，反客为主，控制了川东。贵州主席周西成眼光心思都很厉害，看出袁祖铭之鹊巢鸠占，只是由于四川军阀自相攻伐之故。倘或四川军阀团结，袁祖铭站不住脚，南下回黔，不独省主席的位子保不住，就保得住，也无法供应袁军上十万人的粮饷，因而早就下了笼络的功夫；凡袁军部下营长以上，有家在贵州的，都由他按月接济，衣食无忧，对袁更是百依百顺。而且将袁祖铭的父亲袁干臣接回贵阳去住，替他讨了一房小太太。贵州军界多老封翁，而以这位“袁老太爷”最受尊敬。这样以恩相结，不但袁祖铭不好意思回贵州，就他有此意图，“袁老太爷”亦必不容他忘恩负义。因此，袁祖铭在川东存不住身时，决定大举入湘。结果在常德受了湘军的暗算，为伏甲杀于盛筵之前。
    袁祖铭既死，周西成对袁老太爷更有奉养之义。袁老太爷好酒，加以生意上的关系，得周西成之支持，在贵阳设厂酿造茅台酒。但因水质及酿酒司务的技术不够格，做出来的酒，只比土酒略胜一筹，毫无茅台酒的味道，而偏要自称茅台酒。因而得了个雅号，叫作“袁老太爷茅台”。
    到了吴鼎昌做贵州省主席，在花溪上游设厂酿造茅台，产品比“袁老太爷茅台”进步，但比真正的茅台却还差得远。厂中有自知之明，因名其酒为“赖茅”，与华茅相对而言，仿佛有一赖家，亦以酿造茅台酒为专业。
    《史话》中说：“赖茅者，贵州人口语‘赖毛’的传音，即如广东人之俗语‘软猫’也。但又有人说赖茅为赖姓厂主顶袁厂所生产者。”后一说，恰是发明“赖茅”这个名词的人所希望的。说实话，我在看到这篇《史话》以前，就一直以为“赖茅”者，是茅台村赖姓所酿的茅台酒。
    我还听到一说，有假冒的“华茅”，外表与真的华茅完全一样。因为小口瓷瓶上的招贴，即是在印真华茅招贴的那一家印刷所承印，最妙的是这家印刷所即为华家的事业之一。如此宽宏大量，在现代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细细想去，恰好反映了工业社会与农业社会相反的特质。工业社会大量生产，为了保持产品销路，当然要保护自己的商标。农业社会的名产，往往供不应求，有人冒充，不但与己无损，且可借以扬名，反正真正内行，自能辨别真伪。当然，农业社会的人情敦厚，亦是能容忍冒牌的原因之一。
    《史话》中又说：“还有与茅台村相邻之四川古蔺县、叙永县，有一些乡绅也以为制造茅台酒有利可图，他们地方距茅台很近，便去茅台找一些闲居的师傅来，一在古蔺县城设厂制造茅台酒，出品名之曰‘蔺酒’；一在古蔺县属，在茅台下游赤水河畔之二郎滩镇设厂制造，名曰‘郎酒’，较蔺酒稍佳，近似茅台，犹不及也。但两种酒下销重庆，以茅台之不足，销路都好。”
    按：古蔺在茅台村西北；叙永即永宁，更在古蔺之西。“蔺酒”与“郎酒”可能便是假华茅。
    茅台的售价，在当地用银时一两一瓶；废两改元，则为一元一瓶，不过十八两瓶已改为十六两瓶。如由赤水河运到重庆，须经过七次转轮，或用小船，或用大船，或用轮船，或用背负；用船又或须背纤，运费可观，而在重庆仍售一元一瓶。这是怎么说？《史话》有解释。
    原来，“外销的茅台酒，大批的都是用瓦缸装；一缸五十斤，外用竹篓，垫上稻草，用绳绑好，至目的地再行分装原瓶贴商标。但到了重庆照例一坛掺入同等烧酒，那是最好的茅台。一坛开三坛，算是平常的；一坛开四坛还不失为有茅台味的好酒；一坛开五坛，即市面上零卖一元一瓶的茅台了。在贵阳、遵义，也是用同样情形换兑玉米或大米酒。”重庆并不产烧酒，烧酒来自泸州，即所谓大曲，只是品质有高下而已。由此可知茅台村与泸州有血肉相连的密切关系，亦即茅台酒与大曲酒有密不可分的特殊渊源。
    百分之百的老窖茅台，即使在本地亦属难得的珍品，成分大致只有百分之五十。要想喝真纯的茅台，除却盐号，便是大军阀家。真纯茅台的好处，据《史话》作者的描写是：“一瓶酒只要一打开，即满屋有一股茅台特有的香气；倒入杯中，晶莹清澈，香气袭人，使人心神为之一爽。吸入口中，则软滑若油，唇舌清凉舒适，经过喉咙，好比一股冷流，滋润食道，立刻引起食欲。”入喉“好比一股冷流”，最不可思议。喝烈酒的感觉，大致热辣辣一线到底，直贯丹田，与茅台恰好相反。
    又说：“这真酒虽多饮而不烦躁，即醉亦如平时，只催人睡，绝不头昏口干，如火烧心。这就是真纯茅台酒的优异之处，尤其是老窖出品的陈年产品，更是不可思议。”
    《史话》的作者说：“茅台酒初销香港，大概是一九六〇年。其外销机会在大会堂底座，举办一个‘中国名酒介绍’。我去参观了，那里有茅台酒，卖八块钱一瓶打九折，还附送一小瓶莲花白‘酒办’，我买了两瓶。回家打开一试，还算得一般的真茅台，虽不如老窖真纯，依然有着茅台风味。我想这样的酒，八元一瓶太便宜了，那时最合理的价格该当是二十五元至三十元。两瓶很快饮完了，后来又去公司用八元买回一瓶，打开一饮，就不是那味儿了。初时以为偶尔如此，以后接连一年，我屡试过，都不过如此。”此是《史话》作者第一次受骗。
    第二次是，“前两年涨到九元一瓶，我还试过一次。到了二十五元，我想价钱涨了，应该是好东西，可是不对，仍然如此乏味。到了九十八元，我没力量再试了。”茅台在香港由二十五元一跃而为九十八元，涨幅几达三倍，是有原因的。
    茅台声价之大涨，是因为尼克松访华，“欢宴”以茅台干杯之故。宴会不用绍兴而用茅台，或者有与伏特加对抗之意，不料国际上竟如呼啦圈似的掀起一股“茅台热”。一时间茅台大涨特涨，香港由二十五元一跃而为九十八元，《史话》作者虽无力“再试”，而他的“朋友们试了”。结果如何，且看《史话》作者所叙：
    朋友试了，带着责备口吻问我。因我以前曾经向他们大肆夸赞茅台，主张饮用这个佳酿。现在他们齐声说：“用九十八元买来一瓶酒精，你讲的香味在哪里？清纯软滑的适口又在哪里？”问得我无言可对。
    其时香港俗称“大炮”的拿破仑白兰地，只卖七十余元；茅台卖九十八元，就算是真货，价钱也太高了，何况只是一瓶酒精？上当者责人不如责己，应反躬自问，是一种什么样的动机与心情，花港币九十八元去买一瓶茅台？
    记酒既毕，不可不略记酒人。“棋力酒量，非关退让”，饮酒决不可勉强。淳于髡所谓“一石亦醉，一斗亦醉”，说得太玄妙了些。大致酒量视健康情况及兴会而有相当弹性，但不致有一石与一斗之间十倍的伸缩性。但善饮与不善饮之间，酒量的大小，确有不可思议的差别，无可解释，只好说是“酒有别肠”。
    古今酒人，如刘伶、李白、石曼卿之流，酒量到底多大，凭现有的文献，尚难估量；信而有征者，莫如清朝的顾嗣立。
    顾嗣立，字侠君，苏州人，生于康熙朝，死于康熙朝，得年五十四岁。嗣立是元诗专家，召试被选入京，住上斜街，所居秀野草堂，文酒胜会，风流一时。
    嗣立酒量之豪，通国无敌手，号称“酒帝”。藏有古酒器三具，称为“三雅”——刘表好饮，制酒器三，名伯雅、仲雅、叔雅，大者容酒七斤；而顾嗣立三雅，大者容酒十三斤余，恐怕是古今第一号的大酒盅了。
    他人立诗社、文社，顾嗣立则所至立“酒人社”，入社的唯一资格是善饮。每次社集，各尽三雅，再谈斗酒。保守估计，这三雅之酒，应该在二十斤以上；即或记叙夸张，大概十斤酒是一定有的。
    震于“酒帝”之名，自然有人不服气，登门挑战。自不量力者太多，亦不胜其烦，因而顾嗣立在大门悬一张告白：“酒客过门，延入与三雅，来朝相见决雌雄。匪是者，毋相溷！”酒徒一见三雅的容量，无不失色；真有鼓勇一试者，三雅未尽，烂醉如泥。
    顾嗣立的饮名，见于清人笔记者不一而足。以上据阮葵生《茶余客话》引述。阮葵生又记所谓“万人敌”者数人，皆乾嘉名流，但语焉不详，不知他们在酒国何以能敌万人。
    沃丘仲子《近代名人小传》记贝子奕谟，殊为惊人。奕谟之父名绵愉，为宣宗幼弟，行五；同治初尚健在，两宫太后皆尊称之为“老五太爷”。子奕谟，封贝子，操行端介，为亲贵中的贤者。沃丘仲子记：
    谟身不逾中人，而态度沉静，穆然若有道者，能饮，百觥弗醉，容益皎洁。时尚书孙毓汶称大户。一日世铎治具，召二人饮。取酒盈瓮陈其前，各以杯自取吸之；复令奄持筹侍侧，每尽一觥，投一筹。毓汶尽五十五觥，起出，呕之，再就席饮，至百六觥，醉不复能起。谟尽百十四觥，殊无醉状，盖已击瓮有半矣。
    按：绍兴酒销京师，稍为“京庄”，每坛十五斤。“击瓮有半”为一坛半，约二十二斤。今据礼钦王世铎府中的小太监计筹，两人共尽两百二十杯，恰好一斤为十杯。孙毓汶，山东济宁人，光绪中叶的军机大臣。在喝了五十五杯以后，须即控喉呕出胃中存酒再饮，则不醉之量，不过六七斤，过此即不胜酒力。奕谟的酒量，无疑在十斤以上，足称大户。我想，花雕能饮十斤，就常人的生理所能容纳的酒精来说，实在也是至矣尽矣了。如顾嗣立之“三雅”起码亦有二十斤酒，要能尽三雅才够资格斗酒，恐亦不免言过其实。
    北洋政府时期，春明酒人有“三王五霸”之号，三王坐而论道，五霸叱咤风云，是为斗酒一静一动的两种形态。五霸式的斗酒，称为斗酒实无足取。我以为酒中真趣，只有独酌，始能体会。若问如何为真趣，则唯有举陶诗“欲辨已忘言”相答，是故酒中之趣，“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柳三变词：“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宋仁宗不喜其人，考试特为黜落，这是“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罪在“偎红倚翠”的“低唱”，若是浅斟微醺，恰为享受“天之美禄”最好的态度，何罪之有？

 爱古尊今

    爱古尊今
    一部饮食史，就是一部具体而微的文化史。文化重交流、重吸收，饮食之能不断进步发展，亦以此故。中国的烹饪，始终居于世界的领导地位，但有个可忧的现象是，许多美馔正逐渐丧失其特有的风味，而有大同小异的庸俗趋向。
    我曾说过，中国菜已形成四大系统：
    一、东南系，自然是江浙菜的天下。
    二、南方系，以广东菜为代表。
    三、西南系，湘菜与川菜并驾齐驱，互争雄长。
    四、北方系，以山东菜为主力。
    另有旁支则为云南菜，此以吴三桂开府滇池，有陈圆圆带去的吴中风味，别具特色。但是现在的云南菜，即是点心中的一样“过桥米线”而论，即已与十年、二十年前的味道大不相同。现在台湾庖厨中的后起之秀，多在台湾本地出生。大陆河山，见诸画图；各地风物，但凭耳食。某省的菜，能做得像个样子，已很难为他们了，倘说要具有如何的独特风味，要求似乎过奢。
    前年我在香港吃过一罐大陆所产的糯米藕，除了藕之酥依旧之外，灌在藕孔中的糯米，皆为碎米，以致十孔九空，甜度亦嫌不足。偷工减料，何来美食。
    因此，我很担心中国饮食文化在台湾将会式微。所幸来自大陆的名手还不少，司务们大致都已到了只需指点、不必动手的领导阶段，但偶掌勺，纵或技艺反不如盛年，但典型犹在，确有不可及处。他们的经验心得，至为宝贵，必须设法保存下来，写一部不厌其详的食谱。
    中国菜品类繁多，每一名厨拿手的亦不过几样菜。而真正值得保存或者只精一样便可触类旁通的菜，实亦无几。因此，要写这部食谱，首先就得做个纸上评鉴的工作，就每一系统中选出最精、最具代表性的菜，然后溯其源流，叙其过程，论其特色。有泛论的烹饪原则，亦有细论的特殊手法；旁及仪节、餐具，附以遗闻韵事，成为一部中国菜的“典范令”。这不但是保存中华文化，也是弘扬中华文化于世界的偏锋奇兵。
    听说台北有个烹饪研究的组织，希望能考虑上述不成熟的建议，进而有所行动。

 出版后记

出版后记
    本书初版名《古早味》，1981年8月台北南京出版公司出版。1983年12月皇冠出版社新版改用现名。
    高阳酷爱佳肴美酒，对食之一道的讲究和排场，在朋友间是出了名的，可谓“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为了一时口腹之欢，经济上常常捉襟见肘，甚至不得不用出让作品版权的方式偿还债务。高阳不仅嗜吃，而且懂吃。对于中华各地美食的渊源流变、掌故轶事、制作精要，他信笔拈来，如数家珍。读他的美食杂文，不仅引人赞叹中国饮食文化的博大精深和作者的渊博学识，更能从字里行间，体味到作者对天禄美食由衷的欢喜和满足。

 历史公案唯有历史能裁判——代序

    历史公案唯有历史能裁判
    ——代序
    1977年9月16日《联合报》第三版，列出“台北地院”“庭长”薛尔毅先生、“推事”杨仁寿先生两篇“诽韩”案的文章，对于萨孟武先生指此案为“文字狱”，皆极力否认。法官不愿担此恶名，用心可敬。但此案无论从哪方面看，法院一经受理，并如此定谳，确是名副其实的文字狱。所不同者，判罚金与族诛而已。
    凡是研究历史，并使用自己所熟悉的文体，企图重现历史面貌者，由于有此判例，可说无一幸免地都已“误蹈法网”，而且以后除非不动笔，一动笔仍难免“误蹈法网”。如是，就会产生下列的恐惧：
    一、不知什么时候会接到诽谤官司的传票。
    二、如果原告向检察官呈诉，还有幸免不起诉处分的可能。若是自诉，即须答辩，举证以明其为真实，可望不罚。这个答辩状，实际上是一篇考据，一等一的大律师都无法代撰，因为道不同之故。
    三、考据文章的举证，实际不是解释一个证据或者说明此一证据对于支持其所作假设的重要性。而法律上的举证，往往证据的本身就说明了一切。甲告乙欠债不还，乙说根本不欠甲的债；甲以借据呈堂，不必开口，是非自明。考据文章的举证，如果是这样简单，又何贵乎考据？是故答辩状做得再好，恐法律上的效力仍不够强，因而有被罚之危！
    在这样的情况下，请问“宪法”第十一条、第十五条对言论、著作自由及工作权的保障何在？
    我不愿说此案之成立，有蔑视人权之嫌；但此一判例确实影响法治的推行，因为它违反了司法制度上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刑期无刑！”“司法行政部”频年致力于疏诚讼源，而此判例的效果，适得其反。“指控死者的诽谤案”，由于不构成诬告而反坐，亦不必正面举证，且判决结果不论如何，皆于其无损而有博得“孝思不匮”的好处，这样便宜的官司，为何不打？
    打到这种官司，被告固然很惨，法官亦不轻松。看一篇精微的考据文章，毕竟需要有相当的史学修养。作为一名读者，可以不求甚解，文字狱的法官，要判断是非曲直，自先须对答辩的文字彻底了解。法官现在的工作量甚重，而办这样一件案子，又不是量重的问题，判决错误即构成学术上的争议，法庭之内定谳，法庭之外的笔墨官司方兴未艾，我不相信对这位法官的工作情绪不会有不良的影响。
    我完全赞成萨孟武先生的主张，像这种案子，法院根本不应该受理。如今不但已受理，且已判决原告胜诉，然则应该如何救济？我认为“最高检察长”应提出非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决。因为“诽韩”案的原告，是否具有起诉权，并未确定。
    此案的原告韩思道，是韩愈的第三十九代“直系血缘亲属”。这个资格的认定，需有确实的证据。韩思道应该提出他的家谱，并经谱系专家鉴定，在这三十九代之中，有无旁系继承关系，构成了类如“拟制血亲”，则显非“直系”。其他就不必谈了，这是一个前提。真正的问题是，杨仁寿“推事”所说的：“只要系‘直系血亲’，其究属几十代，甚或几百代子孙，均所不问，一概有起诉权。”照此说来，有起诉权就有继承权，我们做个假定，某地忽然出土了一件属于韩愈生前所有的文物，韩思道依“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条第一款，要求行使继承权，并依“民法”第七百六十七条，请求返还所有权，请问杨“推事”应该如何判决？又“民法”亲属编第五章“扶养”，第一千一百十四条第三款，“兄弟姐妹相互间”，有“互负扶养之义务”，乃今有另一韩愈第三十九代孙，与韩思道为兄弟，合乎第一千一百十七条所规定的条件，要求判命韩思道负起扶养的义务，请问杨“推事”又如何判决？若以为此“兄弟姐妹间”乃指同胞手足，不错，但旁系血亲由直系血亲而来，三十九代孙犹可称为“直系血缘亲属”，自是从广义的解释，则此处的“兄弟姐妹间”，又何以不循广义解释的原则？
    由此可知，杨“推事”的见解以及薛尔毅“庭长”所说：“法律没有规定隔了一百年，或隔了一千年便没有起诉权。”试问法官可以像写文章那样，随心所欲、创造法律，硬说韩思道没有起诉权吗？实在大有商榷的余地。果如所言而行，将有贻患无穷的后果。
    法官不能创造法律，但法官不能不懂法理！“民法”第一条，开宗明义就说：“民事、法律所未规定者、依习惯；无习惯者、依法理。”现在我不谈起诉权、继承权，以及扶养义务之类，也不谈习惯如何，法理如何，只谈直系血亲的关系，究竟在若干亲等以内可称为直系血亲？法律诚然没有规定，但此一未规定，并非疏漏，而是不需要规定。因为法律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之各尽义务，各享权利；是故直系血亲当以及身能见、可能发生法律关系者为限。譬如五世同堂，玄孙有能力而不扶养高祖，最后只有诉之于法。现在隔了三十九代，请问韩思道跟韩愈有什么法律关系可以发生？既无法律关系发生，法律又何须作何规定？
    再从实质上去研究，直系血亲虽亦有亲等之分，但不论“实体法”“诉讼法”，提到直系血亲，很少加上亲等的区分，因为自有伦理为准则，不必法律强作规定。而有特殊规定者，亦必伦理为依归。兹举两例如下：
    一、“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四条：“‘刑法’第二百三十条之妨害风化罪，非下列之人不得告诉：一、本人之直系血亲尊亲属。二、配偶或其直系血亲尊亲属。”按“刑法”第二百三十条：“直系或三亲等内旁系血亲相和奸者，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嫡堂叔侄为三亲等旁系血亲，倘或和奸，则属家丑，应由家长来裁断，是否需要采取法律行动，所以特为定此限制。
    二、“民法”第一千一百十五条，负扶养义务有数人时，定其履行义务的顺序，一为直系血亲尊亲属，二为直系血亲卑亲属。但书中又规定：“同系直系尊亲属，或直系卑亲属者，以亲等近者为先。”这一条条文将中国的伦理表现得非常清楚，儿子养父母是天经地义，如有父有祖，则养父为先，养祖其次，即所谓“以亲等近者为先”。照此说法，似乎让老祖父挨饿，有悖常理。其实不然。因为祖父尚有父亲负扶养的义务，为人父者尽可以其子之所奉奉其父。此在制法时，已顾及伦理习惯之必然如此，不必更作琐细之规定。
    细看法律，直系血亲在法律上具有特殊的地位。直系血亲尊亲属享有特权，直系血亲卑亲属则有特重的义务，如民法规定“受扶养权利者，以不能维持生活而无谋生能力者为限”，但直系尊亲属不受后半段的限制，有谋生能力亦可不谋生而责命儿孙扶养。是故对于直系血亲的认定应请“大法官”从严解释，始足以表示对权利、义务关系的重视，强化法治的基础。如果三十九代的子孙，犹可赋予直系血亲所享的起诉权，那就是不折不扣的特权了！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法官岂可制造特权分子？
    最后，我还有不能已于一言者，学术上的问题，非司法所能解决；历史公案亦唯有历史能裁判。不仅“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争唱蔡中郎”的诗句可以证明，中国向来有褒贬古人的言论自由。而且，在世受人误解，而居心行事有自信者，往往亦表示，“身后千秋付史评”；倘或《昌黎集》中有类似的意思透露，则韩思道的告诉，违反所谓“受害人”的本意，法院更不当受理！
    拙作付梓之时，适有所谓“诽韩”案发生，“官司”由法庭打到报上。笔者此文发表于1977年9月19日《联合报》。我之写作读历史人物的文章之态度、目标，约略反映于此文中，援以代序，藉为读者了解拙作之一助。

 引言

    引言
    古今称谓，沿用不替而含义亦少变化者不多，“公子”是其一。“公子”之名，最早见于《诗经》，如“振振公子”“佻佻公子”。“振振”有五解：盛大、仁爱、信义、鹭飞、得意。衡之公子的风格、行为、形态，尽皆相合，诚为极妙的形容词。“佻佻”则独行之貌，与鹭群飞似成矛盾，而其实不然，任性负气，独往独来，恰好写出公子作风之另一面。
    《仪礼》：“诸侯之子称公子。”扩充其义，则达官贵人之子，皆可称公子。迄今犹然。但公子有真假之分——此为我杜撰的说法，纨绔子弟是假公子。必振振然有所表现，不辱家风，能使人敬爱赞羡者，始得为真公子。
    自战国末期孟尝、信陵、平原、春申以来，“四公子”成了一个专门名词。见于载籍者，如《唐书·周曾传》：“周曾者，本李希烈部将，与王珍、姚怛、韦清志相善，号四公子。”韩菼《冒征君襄墓志铭》：“四公子者桐城方密之以智、阳羡陈定生贞慧、归德侯朝宗方域与先生也。”是为明末四公子。清末亦有四公子：谭嗣同、陈三立、丁惠康、吴保初。谭、陈为世人所熟知；丁惠康则江苏巡抚丁日昌之子，字叔雅，广东丰顺人，好古琴及宋版书，相当渊博，著有《丁征君遗集》。吴保初乃平朝鲜李氏之乱的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之子，字彦复，章士钊的岳父，好学能文，著有《北山楼集》。清末贵公子甚多，而独称谭、陈、丁、吴者，以其有文采之故。
    民国在北洋时期亦有四公子，皆为名父之子。来台者两人，一殁于数年前，一犹健在，绚烂之后，久归平淡，其平生功罪，恐非数百年后不能有定评。

 陈贞慧

    陈贞慧
    古今四公子，除战国四君以外，多彩多姿，莫如明末四公子。四公子皆复社中人，出则忠义，入则孝悌，人品高洁；又皆爱宾客，广交游，文采风流，冠绝一时。但各人际遇有别，收缘结果，虽皆归于一“隐”字，而哀乐不同。且从年龄最长的陈贞慧谈起。
    陈贞慧字定生，江苏宜兴人。四公子中，他的家世最贵，是左都御史陈于庭的儿子。陈于庭字孟谔，万历二十三年进士，由知县擢取为御史，先后出巡山西、江西、山东。明朝的巡按御史，秩不过七品，而“代天巡方”，极具权威。看京剧《三堂会审》的王金龙，约略可以想见。陈于庭巡按各地，裁抑豪强，所至有声。立朝则天启不附魏忠贤，崇祯不附周延儒——周延儒，宜兴的状元，为陈于庭的同乡前辈，崇祯年间两度拜相，入明史《奸臣传》。
    陈贞慧早年即入复社。复社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个畸形组织，由以文会友开始，一变而为把持选政，再变而为操纵朝局。不过这是畸形时代的畸形产物。大致而言，复社的组成分子，君子远多于小人，扶正气，辨是非，择善固执的精神足以继承东林。
    东林者无近代政党之名，而有其实，与阉党对立。而在天启年间，形成君子与小人的尖锐斗争，结果东林惨遭荼毒，元气大伤。崇祯即位，虽能翻案，而去恶未净。阉党余孽，以各种方式遮掩躲藏，俟机反扑。当北方流寇猖狂，外患日迫，兵荒马乱，民不聊生之时，怀宁阮大铖手编传奇《燕子笺》，付家养的戏班，排演纯熟，在“南都”——金陵大肆活动，多方结纳，希冀以边才起用。据说阮大铖是魏忠贤与“奉圣夫人”客氏的干儿子，所以复社中人丑诋之为“珰儿媪子”。
    桐坡钱秉镫有一篇专记阮大铖的文章，名为《皖髯事实》，开头有一段：
    会流寇逼皖，大铖避居白门，既素好延揽，见四方多事，益谈兵，招纳游侠，希以边才起用；惟白门流寓诸生，多复社名士，闻而恶之。
    其中最恶阮胡子的，就是陈贞慧、冒辟疆（襄）。吴梅村文集《冒辟疆寿序》云：
    往者天下多故，江左尚晏然，一时高门子弟，才地自许者，相遇于南中，列坛坫、立名氏，阳羡陈定生，归德侯朝宗，与辟疆为三人，皆贵公子……有皖人，故阉党也，流寓南中，通宾客、畜声伎，欲以气力倾东南，知诸君子唾弃之也，乞好谒以输平生，未有间。会三人者，置酒鸡鸣棣，欲召其家善讴歌者，歌主所制新词，则大喜曰：“此诸君子欲善我也。”既而侦客云何，见诸君箕踞而嬉，听其曲，时亦称善；夜将半，酒酣，辄众中大骂曰：“若珰儿媪子，乃欲以词家自赎乎？”引满浮白，拊掌狂笑，达旦不休。
    此段记载，十分生动，公子狂态，刻画入神。其事亦见于陈贞慧之子陈维崧所撰《冒辟疆寿序》。又侯方域《壮悔堂集》卷五，为李香君所作的《李姬传》，亦曾提到这重公案：
    初，皖人阮大铖者，以阿魏忠贤论城旦，寓居金陵，为清议所斥。阳羡陈贞慧，贵池吴应箕，实其事，持之力。大铖不得已，欲侯生为解之，乃假所善王将军，日载酒食与侯生游。姬曰：“王将军贫，非结客者；公子盍叩之。”侯生之问，将军乃屏人述大铖意。
    “王将军”乃是假托，就当时史实考查，其人应为杨文骢，也就是为李香君画“桃花扇”的杨龙友。就常情而论，阮大铖刻意交欢，欲求和解，则本乎与人为善之旨，陈贞慧等正不妨予以自赎的机会，观其后效。使“珰儿媪子”亦知忠义，岂非快事？乃不仅拒人于千里之外，而务为折辱，口舌徒逞，局量似乎过狭。
    此则不然！因为阮髯无悔祸之心，已有确证。冒辟疆《同人集·往昔行跋》：
    乙亥冬，嘉善魏忠节公次子子一，余姚黄忠端公子太冲，以拔贡入南雍，同上下江诸孤以荫送监者，俱应南京乡试。当日忤珰诸公，虽死于逆阉，同朝各有阴仇嫁祸者。魏忠节死忠，长子子敬死孝。崇祯改元，子一弱冠，刺血上书者再，痛述公先死于怀宁，怀宁始以城旦入钦定逆案。时流氛逼上江，安、池诸绅皆流寓南京。怀宁在南京，气焰反炽，子一茕茕就试，传怀宁欲甘心焉。
    魏忠节即魏大中，黄忠端即黄尊素，太冲者鼎鼎大名的黄宗羲也。魏、黄皆死于天启四年汪文言之狱。阮大铖与魏大中之结怨，起于吏科部给事中出缺。以年资推论，递补名次，阮在第二，魏在第三。阮大铖得魏忠贤之助，排去第一候补者，坐待升官时，吏部尚书赵南星恶其为人，插手干预，援用例行调任的规定，将阮逐出吏科，于是魏大中意外得以坐升吏科长官。阮大铖既恨赵，更恨魏。魏大中虽为东林健者，但气度稍狭，以地域为门户，山东、江西两省的京官中，颇多怨家。因而阮大铖得以唆使同恶，指参左光斗、魏大中与汪文言朋比为奸——左为魏忠贤所切齿；汪的官职是“内阁中书”，为东林的智囊，自亦为魏忠贤所欲去而甘心者。阮大铖所以将左、汪拖在里面，目的就是投魏忠贤之所好，只要左、汪成狱，不怕魏大中不“陪斩”。
    汪文言之狱，由于镇抚司刘侨接受了黄尊素的劝告，大事化小，除汪文言廷杖褫职以外，其他一无株连。不久，杨涟击魏忠贤，弹劾大罪二十四，但以首辅叶向高迟疑瞻顾，不敢放手支持，以致魏忠贤的处境得以“转危为安”，而叶向高反不安于位，辞官回闽。
    叶向高为东林所倚，为人持正，且多智术，可以笼络群阉，借为约束。向高既去，韩爌代之为首辅，手段远不如叶。于是阉党大为得势，东林前辈赵南星、高攀龙先后被逐。接着又逐杨涟、左光斗及陈贞慧的父亲陈于庭。
    又不久，汪文言之狱复起。阉党中有名的刽子手、镇抚司许显纯，交下一纸名单，要汪文言诬供。汪不肯，许显纯便亲自捉笔，写了一份汪文言的“供词”，将东林中人，都牵引在内。而以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太仆少卿周朝瑞、御史袁化中、陕西副使顾大章六人，为受辽东经略熊廷弼的贿，被逮下狱，诸毒备尝，惨死狱中。其时为天启五年七月廿六日深夜，狱卒迟数日报“病毙”，以致魏大中的遗骸腐烂不可辨识。六人中唯一未死于镇抚司者，为顾大章，移刑部狱。杨涟等人在狱中如何遭受荼毒，即由顾大章所传述而成信史。
    当魏大中由浙江嘉善原籍被逮时，长子字子敬，名学洢，“号恸欲随行”，大中不许，于是学洢：
    微服间行，刺探行居。即抵都，逻卒四布，变姓名匿旅舍，昼伏夜出，称贷以完父赃，赃未竟，而大中毙，学洢恸几绝。扶榇归，晨夕号泣，遂病；家人以浆进，辄麾去曰：“诏狱中，谁半夜进一浆者？”竟号泣死。（《明史卷二二四·魏大中传》）
    此即冒辟疆所谓“魏忠节死忠，长子子敬死孝”。子一为魏大中次子，名学濂，刺血上书，“痛述公兄死于怀宁（阮大铖）”，理所当然。倾人之父，而又不许其子申诉，“以茕茕就试”之孤儿，竟欲得而甘，阮大铖实如近时司法文书习见的用语：“恶性重大！”其为陈贞慧等所深恶痛绝，固亦理所当然。
    按：崇祯二年“定逆案”，凡阉党分为七等，阮大铖工于心计，当奔走魏阉之门时，心知其不足久恃，辄私赂门者，取还名刺；因而交往的证据不著，得列为第五等，“论徒三年输赎为民”。所谓“城旦”，乃“旦起治城”，即服劳役，为四岁刑，此则概括指其曾受徒刑。终崇祯之世，阮大铖废斥不用。但其居心行事，无疑为国家的祸根隐患，因而乃有崇祯十一年戊寅，为复社名士群起而攻的一重公案。
    于是而有“留都防乱公揭”之宣布。陈贞慧曾为文志其始末。缘起如此：
    崇祯戊寅，吴次尾有“留都防乱”一揭，公讨阮大铖。大铖以党崔、魏案论城旦，罪暴于天下。其时气魄尚能奔走四方士，南中当事多与游，实上下其手，阴持其恫喝焉。次尾愤其附逆也，而鸣驺坐舆，偃蹇如故；士大夫缱绻争寄腹心，良心道丧。一日言于顾子方，子方曰：“杲也不惜斧锧，为南都除此大憝。”两人先后过余，言所以。余曰：“铖罪无籍。士大夫与交通者，虽未尽不肖，特未有逆案二字提醒之，使一点破，如赘痈粪溷，争思决之为快，未必于人心无补。”次尾灯下随削一稿，子方毅然首倡；卧子亟叹此举为仁者之勇。
    于此可知，“留都防乱公揭”内容的设计，出于陈贞慧。吴次尾名应箕，安徽贵池人，虽是一名秀才，而“罗九经二十一史于胸中，洞悉古今兴亡顺逆之路。名虽不登朝籍，而人材之邪正，国事之得失，了如指掌”（朱竹垞《静志居诗话》）。南明覆后，吴应箕起义兵抗清，被难。顾子方名杲，东林创始者顾宪成的孙子。卧子指陈子龙，青浦人。前一年方中进士，其时丁忧居乡，往来南都，见此举而赞叹为“仁者之勇”，可以想见此一公揭的分量。
    据全谢山在《梨洲先生（黄宗羲）神道碑》中记述，列名“留都防乱公揭”者，“共议以东林子弟，无锡顾端文公为首；天启被难诸家推公（按：指黄宗羲）居首；其余以次列名。大铖恨之刺骨，戊寅秋七月事也。荐绅则金坛周仪部镳实主之。”所谓“以次列名”指复社及陈子龙所创办的几社名士，总计一百四十余人，而必推顾杲为首者，实寓深意。
    原来阮大铖最初亦是东林中人，《东林点将录》拟之为“没遮拦”，其后乃堕落为阉党。顾杲有《杨柳枝》一词：“滚滚飞花下夕阳，从前春事一时伤。东堂纵欲重收拾，恼煞沾泥更不香。”即为阮而咏。而以东林创始者后人居首，即表示东林门墙中，不容有此败类，含有“破门”之意。
    至于周镳支持此举，尤有可称。周镳字仲驭，崇祯六年进士，官至礼部郎中，所以称之为“仪部”。他的伯父周应秋官至吏部尚书，是阉党有数人物。魏忠贤门下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之号，周应秋就是“狗头”——“十狗”之首。周镳深耻有此一长亲，通籍后结林东林，颇励名节，是故力主逐阮，乃理所必然。据陈贞慧记：“阮心揣此事仲驭主之。然始谋也，绝不有仲驭者！而铖以书来，书且哀。仲驭不启视，就使者焚之，铖衔之刺骨。”在阮大铖看，以阉党子弟排阉党，乃反噬，乃不孝，刺骨之恨，自无怪其然。数年后，周镳终因此而死。
    “留都防乱公揭”全文约一千五百言，大要可区分为四段：
    一、逆案乃皇帝所亲定，凡身在案中者，纵能免于伏诛，亦当闭门思过。而竟有在此四方多事之时，幸灾乐祸，结党营私如逆党阮大铖者，岂不可骇？
    二、历数阮大铖在怀宁、南京种种招摇撞骗、贪诈勒索的劣迹，由此而积赃私数十万之多。
    三、方今流寇作乱，而以阮大铖的阴险叵测、猖狂无忌，若不早行驱除，则酿祸萧墙，将危及陪京。
    四、既读圣人之书，自知讨贼之义，但知为国除奸，不惜以身贾祸。如果阮大铖有力障天，能逃刑戮，复能杀士，领衔者愿一身当，存此一段公论，寒天下乱臣贼子之胆。
    起承转合四大段，层次分明，语气锋利。逆案事过十年，而阮大铖又能以奸狡自匿其逆迹，因而罪名不彰。此时以陈贞慧一言，痛揭疮疤，阮大铖之狼狈可想。陈贞慧自记：
    揭发而南中始知有逆案二字，争嗫嚅出恚语曰：“逆某！逆某！”士大夫之素鲜廉耻者，亦裹足与绝。铖气愈沮，心愈恨……至己卯，窜身荆溪相君幕中，酒阑歌遏，襟解缨绝，辄絮语：“贞慧何人，何状？必欲杀某，何怨？”语絮且泣。
    荆溪在宜兴，“荆溪相君”指周延儒，其时罢相回籍闲居已数年。周延儒初与东林相善，中道相疏。但他会试所取的门生张溥，即复社领袖“四张”中的“西张”，以此姻缘，东林不与周延儒为难，而阮大铖亦得借以庇护。直到崇祯十四年周延儒复起，阮方潜归南京，住在城外，不敢进城。陈贞慧得意地记道：“向之裘马驰突，庐儿思子，焜耀通衢，至此奄奄气尽矣！”
    曾几何时，而有甲申三月十九之变。马士英以拥立福王之功，得掌大权，奏请起复阮大铖为兵部右侍郎。东林君子全力反对，马士英悍然不顾。所以如此者，马、阮之间别有一番深厚的渊源在。
    马士英与阮大铖是会试同年。崇祯三年，马士英在宣府巡抚任内，以贪污罪为镇守太监王坤所揭发，革职充军。其后流寓南京，与阮大铖臭味相投，深相结纳。自“留都防乱公揭”一出，阮大铖见不得人，所与往还者，只有马士英一个人，交情自然更深厚了。
    崇祯十四年，周延儒得门生张溥之助，复起入相。张溥之助周，非有厚爱于师门，是因为当时朝中，东林正人君子被排斥无存，认为周延儒还不失为可与为善之人，因而为他活动复起。周延儒入京以前，张溥曾跟他公开谈判，提出若干项政治主张，大致皆为力去弊政。周延儒慨然相许，当锐意行之。
    阮大铖原与“荆溪相君”有深交，见他复出，认为是自己翻身的大好良机，便重贿周延儒，恳求援手。《明史》卷三百八：
    周延儒内召。大铖辇金钱要之维扬，求湔濯。延儒曰：“吾此行谬为东林所推。子名在逆案，可乎？”大铖沉吟久之曰：“瑶草何如？”瑶草，士英别字也。延儒许之。
    十五年六月，凤阳总督高斗光以失五城逮治。礼部侍郎王锡衮荐士英才；延儒从中主之，遂起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凤庐等处军务。
    如果不是阮大铖的力量，马士英不会当总督，握兵柄，即令有拥立福王之心，并无支配大局的实力。是故饮水思源，对阮非报答并援引为助不可。
    阮大铖一朝得志，自然要翻逆案，修旧怨。周镳的从兄周钟，据说曾为李自成草拟“即位诏书”，名在“顺案”之中——李自成的“年号”叫“大顺”。阮大铖特与“逆案”相对，将逮治附逆明臣一案，定名为“顺案”。牵连及于周镳，捕治在狱。此时阉党弹冠相庆，横行无忌。阮大铖与此辈日夜谋议，要兴大狱尽杀东林与复社中人。陈贞慧、吴应箕首当其冲，甲申九月十四，陈贞慧在南京为锦衣卫镇抚司所逮捕。
    据陈贞慧长子陈维崧《先府君行略》记：
    宏光帝立于南中，府君蒲伏阙下，为先少保请谥居南中。而怀宁方贵用事，夙又恨府君刺骨；盖先是已捕周鹿溪先生，系之请室矣！先生亦以防乱揭故，为怀宁所切齿者也。府君日夜饘粥从请室中，或为府君危之，府君卒自若。
    九月十四日日下，有白靴校尉数人者至邸中，缚府君至镇抚，出一纸，纸尾有贵池吴先生名；先生先一日亡去。而刘侨者故思宗皇帝时旧锦衣也；夜漏三下，以一小赫蹄与镇抚冯可宗，大约谓，东林后人无故杀之以起大狱，纪纲、门达之事可鉴也。冯获旨意动。而司马练公国，亦为府君星夜驰贵阳；而相国王公铎亦致书镇抚，狱遂解。
    按：南明史料中，记陈贞慧被捕事绝鲜，即有亦极简略，所以此记为很可宝贵的第一手史料。但其中有一小误。所谓“练公国”，漏一“事”字。练国事名不见经传，而维崧当事人，见闻真切，必不致误，当为文集校刻所漏。
    《明季南略》，甲申八月十一，练国事补兵部尚书。九月初九与阮大铖“见朝”。衡之“星夜驰贵阳”语，可以想见练国事者，马士英部下一得力将领。当六月间，马士英奏荐阮大铖后，福王数度召见，但补用之旨，一直未用，系因朝士连章交劾，有所顾忌之故。而马士英以大学士兼摄兵部，亟须得人为助，因而先补练国事。不久，有人奏言，阮大铖知兵事，因于八月底补为“添注兵部侍郎，巡阅江防”。“添注”者，额外人员之谓。“巡阅江防”，向来是御史的差使，俗称“操江御史”，职权甚重。此时以防清兵南下，特用兵部侍郎兼领，表示重视江防。而其实为阮大铖复起，找一冠冕的理由。阮大铖接事后，在江边誓师，着素蟒，饰碧玉，以明其为哀师。其实百官舆服中，并无所谓素蟒，因而被人议为“梨园妆束”。《三国演义》：刘先主起兵为关云长报仇，陈兵江边，连营八百里，皆“白盔白甲白旗号”。阮胡子素蟒的“灵感”，或者出于此。素蟒亦可能出于家蓄戏班的衣箱中。
    记中所谓“鹿溪先生”即周镳。阮大铖为兴大狱，曾有一番布置，只看《弘光实录》，便可想见。八月初一，命锦衣卫镇抚司冯可宗，遣役缉事。八月廿一，周镳即被捕；九月初九，阮大铖“见朝”；越五日，陈贞慧亦被捕。
    锦衣卫得以“遣役缉事”，乃不经由法院的司法程序，越过所谓“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而由皇帝直接下令锦衣卫逮捕嫌犯。久而久之，事权下移，锦衣卫的“档头”“番子”，即所谓“白靴校尉”者，狐假虎威，残民以逞，惨酷黑暗之状，不可胜数，《明史·刑法志》言之甚详，为明朝最大的弊政之一。崇祯十四年周延儒复起，实践对张溥的承诺，奏罢厂卫缉事，辇毂之下，欢声雷动。厂卫则以从此失去刮骨敲髓的凭借，恨周刺骨。锦衣卫都指挥骆养性本周所保荐，亦竟与东厂太监勾结而反噬，刺探延儒阴事，悉以上闻，周延儒因此罢相殒身。至是，冯可宗复又受命“遣役缉事”，即为对付东林、复社的先声。而以周镳的被捕，为锦衣卫凶焰复炽的起始。
    至于阮大铖九月初九“见朝”，越五日而陈贞慧不免，乃为阮大铖兵权在握，始敢放手荼毒。其狱之解，据陈维崧记，得力于练国事、刘侨及王铎，而蒋永陵《陈迦陵外传》所记有所不同：
    南渡时，定生罹党祸，朝宗捐数千金力为营脱。侯无德色，陈不屑顾谢，相与为古道交如此。
    按：练国事与刘侨，不悉其与陈家有何深交，而肯为之如此出力。尤其是刘侨，从贼而又脱归，方当大办“顺案”时，自身难保，何以如此热心，半夜为之致书冯可宗，以永乐、天顺年间纪纲、门达的往事为戒。维崧所记，语焉不详而于情理不惬，则侯方域捐金营救之说，应该可信。贿练国事者，以其为马士英部将；贿刘侨者，以其曾为冯可宗长官，而此狱固非马士英、冯可宗不得解。至于王铎，其时位居次辅，如果与陈有旧而愿相救，大可代向马士英乞情，不必“致书镇抚”，自落以私于公之嫌。王铎入清史“贰臣传”，南明覆没，王铎与钱牧斋领衔迎降。又《桃花扇》第二十五出“选优”，记“薰风殿”楹联为王铎所书：“万事无如杯在手，百年几见月当头”，庙堂之上，作此楹帖，福王与王铎君臣之人品可知！即令此为孔东塘的杜撰，意存讽刺，则何以不刺他人，独及于王？是则王铎的口碑，亦可想象而得。当时纳贿为之致书镇抚关说，自在情理之中。然而此亦非陈维崧有所讳，或者侯方域既无德色，陈贞慧不屑顾谢，自亦不言，维崧不及知而已。
    陈贞慧之狱，结明朝阉党荼毒东林、复社之局。入清党争如故，又为另一重公案。平心而论，阉党固然卑鄙阴险，而东林、复社诸君子龂龂于门户之见，意气之争，亦未免过分。魏大中的长子，殉父的魏学洢，有一首《猛虎行》，别具见地，颇有意味：
    北山有猛虎，不牝亦不牡，哀哀无辜人，吞噬十而九。猛虎且勿道，虱乃伏其尻，壮士困颠踬，虱喙纷相挠。为语行路人，且复忍此虱；扑虱误惊虎，灭影苦无术。虎头置短枕，虎皮罩尘埃；猛虎有死日，虱乎何有哉？
    不牝不牡，明指阉人。阉党则虎尻之虱，扑虱惊虎，自招其祸，不如待其自毙。这是魏学洢的看法，是明哲还是姑息，实在难说。
    明祚既覆，忠臣义士的结局，不外三种：殉国、起义、归隐，而以归隐最多。隐于僧、隐于医、隐于市井、隐于深山，陈贞慧筑土室于宜兴城南三十里的罨画溪，足迹不履城市。吴梅村有《赠阳羡陈定生》一诗，可以想见其隐居的光景：
    溪山罨画好归耕，樱笋琴书足性情。茶有一经真处士，橘无千绢旧清卿。知交东冶传钩党，子弟南皮负盛名。却话宋中登望远，天涯风雨得侯生。
    “宋中”典出杜诗，指河南商丘故宋国之地，借以指侯方域。“子弟盛名”，更非虚语，陈贞慧的长子陈维崧，就是与朱竹垞齐名的陈其年，号迦陵。汪中教授著《清词金荃》，论其词学如此：
    骈文与词赋声名于当代，与秀水朱彝尊名相当，合刻“朱陈村词”；其年自刻“湖海楼词”。自有词人以来，作品之富，未有过于其笔者。虽不及竹垞之开浙派，而影响词坛亦巨。其弟宗石序其词集云：“方伯兄少时，值家门鼎盛，意气横逸，谢郎捉鼻，麈尾时挥，不无声华裙屐之好，故其词多作旖旎语。中更颠沛，饥驱四方，或驴背清霜，孤篷夜雨；或河梁送别，千里怀人；或酒旗歌板，须髯奋张；或月榭风廊，肝肠掩抑。一切诙谐狂欢，细泣幽吟，无不寓之于词。”其后号称学苏、辛者，固莫不以迦陵为宗。其末流虽不免粗犷叫嚣之失，要其沉雄豪迈，固一时之杰也。朱彊村题其年词集云：“迦陵韵，哀乐过人多。跋扈颇参青兕意，清扬恰称紫云歌，不管秀师诃。”
    所谓“紫云歌”，词意双关。《太真外传》：“玄宗尝梦仙子十余辈，御卿云而下，各执乐器悬奏之，曲度清越，真仙府之音。有一仙人曰：‘此神仙紫云回，今传授陛下为正始之音。’”彊村以为“清扬恰称紫云歌”，是赞其词有“仙府之音”。又，“朱陈村词”曾传入禁中，所以用玄宗梦中受曲的典故，更为贴切。殊不知紫云亦有本事，钮锈《觚剩》记：
    陈其年未遇时，游广陵，冒巢民延致梅花别墅。有童紫云者，儇丽善歌，执役书堂，陈赠以佳句，并图其像，装为卷帙，题曰“云郎小照”。
    适墅梅盛开，陈偕紫云徘徊于暗香疏影间。巢民偶登内阁，遥望见之，忽佯怒，呼二健仆缚紫云去，将加以杖。陈营救无策，意极彷徨，计惟得冒母片言，方解此厄。
    时已暮，乃趋赴老宅前，长跪门外。启门者曰：“陈某有急，求太夫人发一玉音。非蒙许诺，某不起也。”因备言紫云事。
    顷之，青衣媪出曰：“先生休矣！巢民遵奉母命，已不罪云郎，然必得先生咏梅绝句百首，成于今夕，仍送云郎侍左右也。”陈大喜，摄衣而回，篝灯濡墨，苦吟达曙。百咏既就，亟书送巢民；巢民读之击节，笑遣云郎。
    按：紫云姓徐，非寻常歌童。其师名陈九，其年为赋《满江红》相赠，起首数句为：“铁笛钿筝，还记得白头陈九，曾消受妓堂丝管，毬场花酒。籍福无双丞相客，善才第一琵琶手。”拟陈九为汉初田、窦家的门客籍福，则其人当为柳敬亭的流亚，而必久客“田皇亲”家。陈九的来历不凡，其徒可知。当陈其年做客冒氏水绘园时，主人爱才，兼重故人，相待极厚，特以紫云相侍，计六年之久。《觚剩》又记：
    其后紫云配妇，合卺有期矣；陈惘然如失，赋《贺新郎》赠之云：“小酌荼蘼酿，喜今朝，钗光鬓影，灯前滉漾。隔着屏风喧笑语，报道雀翅初上。又把檀奴偷相，扑朔雌雄浑不辨，但临风私取春弓量。送尔去，揭鸳帐。六年孤馆相偎傍，最难忘，红蕤枕畔，泪花轻扬。了尔一生花烛事，宛转妇随夫唱。努力做，稾砧模样。只我罗衾寒似铁，拥桃笙难得纱窗亮。休为我，再惆怅。”
    此词当时竞传人口，为从来《贺新郎》中独一无二之作。上半阕写新妇偷相夫婿，雌雄不辨，只好量鞋以为印证，体会极细，不类其年湖海豪气的词风。
    下半阕的警句，自是“了尔一生花烛事，宛转妇随夫唱，努力做稾砧模样”。此词之微妙，在非以平等地位写同性恋，而在略有“遣嫁”训勉之念，字里行间又隐隐拈酸怨怒。写尽娈童，亦写尽同性恋之失恋。彊村谓之为“哀乐过人多”，真为精确之论。
    云郎“遣嫁”，陈其年旋即北上。此行是受举荐，应“博学鸿词”之试。其时三藩之乱，渐次平定，康熙为示偃武修文，亦以收拾人心，于康熙十七年正月廿六日下诏开“博学鸿词”，命在京三品以上，外省督抚布按等官员，各举贤才，亲试录用。在考试中，此一科目称为“制科”。自唐朝以后，成为罕逢的盛典。朱竹垞、陈其年都被保荐，由地方官护送进京，于第二年三月初一应试于大内弘仁阁下。先赐宴，后给卷。试一赋一诗，题为“璇玑玉衡赋”“省耕二十韵”。应试者五十九人，取五十，一等二十名，二等三十名。朱、陈俱取在二等，授职翰林院检讨。此即是清朝科举中有名的“己未词科”。
    当陈其年于康熙十七年春天到京后，有个方外旧交——广东长寿寺的主持大汕，替他画一幅填词图。其年仪容魁伟，修髯为戟，真如吴梅村赠诗所谓“长头大鼻陈惊座”。旁有女郎持箫随侍，图作按谱寻声之状。一时名家题咏，盛推词宗，而知其生平，莫如竹垞，为赋《摸鱼儿》一首，款作“摸鱼儿，题请其年长兄正，弟彝尊”：
    擅词场，飞扬跋扈，前身可是青兕？风烟一壑家阳羡，最好竹山乡里。携砚几，坐罨画溪阴，袅袅珠藤翠。人生快意，但紫笋烹泉，银筝侑酒，此外总闲事。
    空中语，想出空中姝丽，图来菱角双髻。乐章琴趣三千调，作者古今能几？团扇底，也直得，樽前记曲呼娘子。旗亭药市，听江北江南，歌尘到处，柳下井华水。
    词中宛转讽劝，珍惜词名，不如归隐。朱竹垞本以布衣负重名，姓字达于楚中。但此时同赴征车时，亦不免有功名二字横亘胸中。邓之诚《清诗记事初编》谓竹垞：“论者惜其轻于一出，终伤铩羽；然观所作吊李陵文，早已决心自献矣！”果然，则讽劝陈其年于试后归隐，岂非违心之论。
    其时同试者有杭州吴农祥，题《沁园春》三首，其第三首，即记紫云。
    吴农祥的词，末有小跋：“陈髯旧有小史，惊艳一时，又作《沁园春》以恼之。”此“小史”，自是紫云。词并不佳，但有本事在内，不妨一读：
    柳底吹笙，麈尾乌丝，争侍宾筵。见题诗欲倦，徐留帐下，宿酲微解，恒立床前。掷果丰姿，馀桃憨态，任打金铺拥被眠。即君誓，定今生与汝，不罢相怜。
    只今追忆蹁跹好，初日容仪比少年。记笑颜抬眼，花难解语，歌喉按指，珠亦羞圆。金乌初开，璧人何在？翡翠帘寒易惘然。秋怀苦，似长河不息，膏火同煎。
    “填词图”中，后辈题识，多道“云郎”，蒋苕生为题北曲一套，其中有句：“中间吴市学吹箫，拥着个小云郎，天涯流落不多时，燕子归巢。”吴市吹箫之语，为其年同时人所不便提，于此可知，当时人用“歌板旗亭”“歌尘到处”等字样，以及拟之为柳屯田，皆有微意。原来其年其时，家已中落，晚年不免以新词干谒豪贵，冀得馈赠，如后来乾嘉时游士食客之惯技，是亦可悲之至。
    图中又有孙枝蔚《过秦楼》一词，最堪玩味。孙枝蔚字敬人，陕西三原人。少遭李闯之乱，与同里少年奋起击贼，几度不死。入清后在扬州经商，又几度富而复贫，贫而复富。中年方折节读书，与王渔洋以诗定交，竟成莫逆。此时被荐入都，自道既老且病，不愿应试，礼部不许。试后落第，康熙为示笼络，特旨应试不取而年迈者，给予内阁中书衔回籍。孙枝蔚不愿受官，自道过老，四十岁时，须眉便已全白，官又不许。将受一空衔而归。此人是奇士，亦是高士。诗文不事摹拟，真气流行，而微嫌粗率。赠陈一词，开口便知是辛稼轩的路数：
    使尔填词，何人草檄？此最不平之事。须长似戟，手快如风，故作麻姑狡狯，也觉流宕无聊。且对蛾眉，消人愁思，况方回近日断肠，是儿能记。
    这是上半阕，老气横秋，俨然前辈口吻。其实，孙枝蔚比陈其年还小六岁，这时不过四十八而已。
    赠陈之词，所以作老气横秋之状，乃因孙枝蔚自居为其年直谅之友，有所褒贬规箴，则语气不得不然。“使尔填词，何人草檄？此最不平之事”三句，极道其年捷才，草檄须快手，下笔千言，倚马可待，方为合格。填词则引商刻角，逐字推敲，尽不妨下水磨功夫。以至捷之才作不必急之文字，而至急之文反不得至捷之才执笔，是为两失，所以说：“此最不平之事。”
    “须长似戟，手快如风，故作麻姑狡狯，也觉流宕无聊”四句，直道其词，虽快不好。“麻姑狡狯”典出《神仙传》：“麻姑索少许米，掷之堕地，皆成真珠。方平曰：‘吾老矣！不喜复作此狡猾变化。’”这就是说，其年自恃快手，有意贪多。看似真珠，其实“少许米”而已。“流宕”与“流荡”同，意谓其年频年游食，当筵填词，人惊捷才。其实丽句清词，言之无物，自己也觉得无聊。“须长似戟”并非为“手快如风”觅一形容仪态的对句，乃指其年已逾五十，应以王方平为鉴，已老不必再作此狡狯变化。以下“且对”四句，承无聊而来，写图中女郎，兼写其年侘傺的心情。“是儿能记”下自注：“宋贤诗：‘能道江南断肠句，只今惟有贺方回’。”其年词风，近乎苏辛，此为公论。而孙枝蔚独拟之为贺鬼头，可谓别具双眼。
    下片专叙陈其年应征来赴博学鸿词之试。其时孙枝蔚虽亦同在被征之列，却似乎有把握可称病不与试，所以是局外人的口吻：
    看从此宫禁闻名，新成乐府，便付神仙行缀。红云捧处，紫袖垂时，召赋蓬莱祥瑞；天上闻歌归来，旧日秦娥，巧相嘲戏：道先生遇似青莲，妄与屯田无异？（自注：柳耆卿进《醉蓬莱》词，仁宗读至“太液波翻”二字，忿然掷之地。）
    词只十一句，却从应试一直写到被黜还乡。其时尚未召试，故知此十一句皆为想象中的情况。不预贺其年春风得意，扶摇直上，而预料其将如柳永之见恶于宋仁宗，自来赠人之作，无此写法，可知必有深意在内，试为释之。
    过片三句，谓其年应词科，必获高第。“行缀”即“缀行”，此二字不可忽！《唐摭言》：“唐太宗私幸端门，见进士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意谓康熙特举词科，意在牢笼士林。而规箴的主旨，即在提醒陈其年，勿受牢笼。而用柳永的故事作暗喻，以为警惕。
    柳永与宋仁宗的故事，据宋人笔记所载如此：
    仁宗留意儒雅，务本向道，深斥浮艳虚华之文。初，进士柳三变，好为淫冶讴歌之曲，传播四方，尝有《鹤冲天》词云：“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及临轩放榜，特落之曰：“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景祐元年方及第；后改名永，方得磨勘转官。（《能改斋漫录》）
    永为屯田员外郎，会太史奏：老人星现。时秋霁，宴禁中，仁宗命左右词臣为乐章；内侍属柳应制。柳方冀进用，作此词进（指《醉蓬莱》词）。上见首有“渐”字，色若不怿。读至“宸游凤辇何处？”乃与御制真宗挽词暗合，上惨然。又读至“太液波翻”，曰：“何不言波澄？”投之于地。自此不复擢用。（黄花庵）
    按：真宗崩时，仁宗方在冲龄，何得有“御制挽词”？果有其事，柳永不当存稿，至少亦应删改。今《乐章集》所收《醉蓬莱》一词，系题“废老人呈现”，依然是“渐”字领起，依然是“此际宸游，凤辇何处”及“太液波翻”的字样。孙枝蔚不应不明此典不实，而仍引用，预料陈其年将来会“召赋蓬莱祥端”，会被黜，会被“旧日秦娥”相嘲，“先生遇似青莲，妄与屯田无异”，岂非过于武断无礼？
    其实，这是孙枝蔚心所谓危的激切忠告。他要为陈其年提醒者有二：第一，康熙与顺治不同，并不好“浮艳虚华之文”。在宋仁宗时，“填词柳三变”，早达宸听。而陈其年当时，虽词名满天下，康熙并不知其人。此由“看从此宫禁闻名”一语可知。“从此”者，指应试之后，其前固不曾名传宫禁。既然如此，其年如希冀以词臣进用，诚为大谬。
    而最主要的是，满清入关，忌讳甚多。不识忌讳，则“妄与屯田无异”！孙枝蔚特作小注“柳耆卿进《醉蓬莱》词”云云，自有深意。假使柳永生于康熙，而“太液波翻”被认为四海不宁之喻，则震怒之下，祸且不免，绝非“忿然掷之地”而已。
    孙枝蔚作此忠告，自是有见而发，不同危言耸听。稽诸清初文录，诚为信而有征。施愚山本取在上上卷中，因诗句中有“清彝”字样，读卷四大臣，除李霨以外，皆主摒斥。因为“清彝”与“清夷”同音。忌讳之深、之可笑如此！
    至于康熙并不喜词臣，则朱竹垞的故事，最可说明一切。当时鸿博取中者，“俱令纂修明史”，史馆中尤负盛名者为“三布衣”。
    “三布衣”除朱彝尊以外，另二人为无锡严绳孙、吴江潘耒。严绳孙被征时，年已五十七，不愿出山而不可。应试之日，托词目疾，“省耕诗二十韵”只赋八韵，希望以不完卷而被黜。结果因为“史局不可无此人”而仍被授为检讨。《明史·遗逸传》即出自此公手笔。
    潘耒字稼堂，吴江人。顾炎武的入室弟子。生有奇慧，于书无所不读，音韵之道，能传师学。对《明史》的纂修，颇有贡献。
    三布衣中的朱、潘二人，在京中很出风头。但到康熙二十三年，同叹嗟跌。潘耒以“浮躁轻率”为翰院掌院学士牛钮所劾，奉旨降调，于是辞官而归。朱彝尊则以私带书手到史馆，抄录各方所进之书，亦为牛钮所劾，降级逐出内廷。
    潘、朱被黜，均因得罪权贵之故。潘耒应诏陈言，以为“建言古无专责，人人得上书言事”，主张大开言路，正触权臣索额图、明珠之忌，所谓“浮躁轻率”，如此而已。
    朱彝尊的被逐，是“文字之祸”。先引孟心史先生《己未词科录外录》：
    竹垞以《咏史》二绝，为人所嫉，此自是当时事实，然未明言嫉者何人。今按诗中所指，乃高士奇耳。士奇与励杜讷，先以善书直南斋。鸿博试后，明年，高、励俱以同博学鸿儒试，士奇由中书超授翰林侍讲，杜讷由州同超授编修。杜讷不以著作名，得此殊遇，盖非竹垞所指及。竹垞诗自谓以文字享盛名者耳。其诗言：“汉皇将将出群雄，心许淮阴国士风。不分后来输绛灌，名高一十八元功。”此谓鸿博之外，复有同鸿博。学问不足道，而知遇特隆也。又云：“片石韩陵有定称，南来庾信北徐陵。谁知著作修文殿，物论翻归祖孝征。”此尤可知其为士奇发矣。以士奇之人品……空疏寡学，实不足入大雅之林。
    据周弃子先生见告，孟引朱诗有误，“汉皇将将出群雄”应作“屈群雄”，“片石韩陵”应作“海内文章”。第一首咏汉初大封功臣事，品后定十八侯位次，萧何为首，降及丁复、虫达之流，竟不知功勋何在。“绛”者绛侯周勃，“灌”者颍阴侯灌婴，皆为从高祖定天下的大功臣。“后来不分”，无名小卒亦在“十八元功”之列，此所以谓之“屈群雄”，亦是朱彝尊为其“同年”叫屈。
    这首讥刺鸿博冒滥的诗，凡未应十八年三月初一之试，而赐鸿博出身者，多在被骂之列。至于第二首则专骂高士奇，拟之为祖孝征，后先继步，奇切无比，难怪高士奇恨之刺骨。
    按：孝征为祖珽之字，北齐范阳人，后主时官至尚书左仆射，豪纵淫逸。本传说他“不能廉慎守道，大有受纳，丰于财产”，此与高士奇的情况，大致相同。尤为巧合的是，祖孝征有《修文殿御览》一书，而高士奇恰好亦有《天禄识余》一书，皆为士林笑谈。
    《修文殿御览》是一部类书，共三百六十卷，据说是《太平御览》的祖本。《己未词科录外录》引《文献通考》云：
    《通考·经籍考·御览下》云：“珽之行事，小人之尤，言之污口。其所编集独至今传世。珽尝盗《编略》论众，今书毋乃盗以为己功耶？”《遍略》，梁徐僧权所为也。
    《天禄识余》是一部读书笔记。高士奇自以为获读禁中秘笈，心得殊多，其实了无足观。孟心史先生指出：“稍阅岁时，遂为艺林笑柄，发之者杭堇浦，述之者《四库提要》，而士奇著书之声价定矣！”
    按：纪晓岚所作《四库提要》，述《天禄识余》：“是书杂采宋、明人说部，缀缉成篇，辗转裨贩，了无新解，舛误之处尤多。”以下全录杭堇浦所作此书的跋语，纠谬多处，如“不观《地理通释》，妄分两函谷关为秦、汉”；如“银八两为‘流’，本《汉书·食货志》，乃引《集韵》以为创获”；如“‘青云’二字有四解，乃遽以隐逸当之”，以为“采撷若此，可以征其造诣”。《四库提要》则作评断：“取此书覆勘之，竟不能谓世骏（杭堇浦）轻诋。”
    高士奇的其他著作，如《左传纪事本末》，“因袭前人成书，稍稍变其面目，为尽人所能为”，“《春秋地名考略》，乃倩秀水徐胜代作”等等，经孟先生所指出者，亦即为当时士林的公评。其行径与“小人之尤”的祖孝征何异？不过他人知而不言，朱彝尊以精警之语，标而出之，使士奇之学，不待盖棺，便可论定，其为致憾于朱，必欲去之而后快，是可以想象得之的。
    朱、潘之被黜，以及同一年亦为朱、潘一榜的无锡秦松龄，因顺天乡试磨勘而革职，都是高士奇捣的鬼。但如康熙好文爱才，重视词臣，必不因小故作重谴，亦必不使朱、潘、秦等，受辱于牛钮、高士奇之流。则陈其年果真持着柳屯田的那种想法，希冀以词臣进用，实为大谬。康熙朝自亦有词臣而得重用者，但于其学问才气无关，如李光地、徐乾学、高士奇等辈，无非布耳目、驱鹰犬，是一种政治技巧上的高度运用。
    当朱、潘被黜时，陈其年已下世两年。自鸿博试后，他在史馆两年有余，看花、饮酒、填词，依然度其名士生涯。其年早岁颇得龚芝麓的照应，所以与龚一辈的高年大臣如李霨、冯溥等，亦都另眼相看。李、冯又为鸿博的读卷官，于陈新结师生之谊，情分更觉不同。史馆的俸给无几，陈其年常得这两位老师的接济，可想而知。至如高士奇者，有心结纳，而其年意思落落，并无往还。《湖海楼词》中有《贺新郎》一首，题作“赠高内翰澹人”可证：
    家傍红墙里，羡薇郎桃花绶带，翩何清绮？白玉阑干黄金钥，别殿秋晴似水；频宣召采毫才子。尘世那知天上景？但微闻奏赋天颜喜，眉子砚，澄心纸。
    鄙人琐琐吴蒙耳！怅生平潜踪屠钓，埋名井里，一头绿蓑三弄笛，伎俩如斯而已。只合向江南闲睡。深感云霄凭问讯：算人生几度逢知己，燕市上，浩歌起。
    高士奇其时方为内阁中书，故称“内翰”。按《清朝翰詹源流编年》，康熙十六年冬十月“敕选翰林官供奉内廷”条，录上谕：“书写之事，止令高士奇在内供奉，加内阁中书衔，食正六品俸，内务府拨房居住。”此即起句“家傍红墙里”的由来。上片盛道高士奇得侍天颜，为罕有之荣。“微闻奏赋天颜喜”本为恭维之语，紧接“眉子砚，澄心纸”两样文房名物，虽可解释为蒙颁文绮之赐，但亦明明道出，高士奇不过一供奉的书手而已。
    下片自陈无所长，只合与渔樵共老。“深感云霄凭问讯”，可以想见高士奇深致殷勤，而句中绝无曾见面，或受馈遗之意。以下“算人生几度逢知己”是客气话。结句“燕市上，浩歌起”，与过片数句相呼应。“浩歌”指白居易《浩歌行》，借古人成句，自道：“未死有酒且酣歌，颜回短命伯夷饿；我今所得亦已多。功名富贵须待命，命若不来知奈何！”乃以旷达语作辞谢。高士奇一向善于招摇，以“门路独真”，大概曾托人向陈其年致意，谓可以荐其才学，径达天听，富贵可期。而陈其年耻于如此进身，而又不便直言拒绝，因此作词，自陈志趣，兼以酬答“知遇”之意。
    于此可知，以后高士奇由一书手变为“词臣”，一旦得意，思与士林之列，而如陈其年不死，恐终不免为朱、潘之续。
    陈其年半生漂泊，佳节不归，作《望江南》词，追忆端阳做客，即有金陵、南徐、扬州、吴门、西湖、嘉兴、如皋、前门（京师）、南阳等地。而客游或携姬人，或携娈童，似乎绝少偕妻出游，其实伉俪感情甚深。陈夫人殁于康熙十九年。第二年自立秋起，其年陆续有八首“矣”字韵的《贺新郎》，皆为悼亡之作。穷愁潦倒，忆妇思乡，因而恹恹成病。第七首题作：“腊月初六日是余生日，即亡妇忌辰也。词以志痛，仍用前韵”。
    嫁与黔娄矣！忆糟糠、揾他不住，两眸清水。为我悬弧翻梵夹，下到瑶签第几？直絮得、鹦哥流涕。今日莲幢余转拜，愿相怜，再世休如此！花簌簌，堕成雨。
    安排果系干支耳？记当年，代占鸡卜，遍央邻里；更唤街南盲妇到，弹动香蛇弦子。推测尽、五行生死。磨蝎早知真见祟，便长贫、忍客京华里？朝飞雉，寒难起。
    上片言每逢生日，妻子必为之诵经祈福。“梵夹”者佛经。“今日莲幢余转拜，愿相怜，再世休如此！”沉痛语中，正见深情。下片起句，以命运果真在八字注定自问，转入当年妻子为之卜卦算命的回忆，而失悔于果真富贵无分，又何必徒客京华？不如栖守故里，虽贫犹得骨肉团聚。于此可知，其年之应鸿博，实以“饥来驱我”，无可奈何。而词臣清苦，大失所望之情，亦宛然如见。
    至除夜又作一词，“辛酉除夕恭遇两宫徽号覃恩，臣妻亦沾一命。感怀纪事，仍用前韵”：
    一岁将阑矣！怅年华、挽他不住，滔滔似水。五十余番婪尾酒，愁类今番有几？蜡烛也、替人流涕。痴绝客冬逢是节，盼征轺，尚冀人来此。浑不道，竟成雨。
    栖迟只为君恩耳，宁不念，茶香笋滑，铜官故里？今日五花沾一命，波及臣之妻子，敢尚诉、臣饥欲死？倘比黄花人尚在，制翟衣、寄到深闺里，虽病也，定然起！
    这样的词，最见其年的才气，也最见其年的深情。一百十六字中，包含许多情事，他人需刻意经营者，其年随笔而道，毫不费力，而靡不尽意，真为杰构。
    上片除夕，追念平生，自伤老境，而归结于去年此日，犹盼征轺，当是有接眷之事。而妻子已殁于十二月初六，江南路遥，噩耗犹未到京。下片喃喃自道，似向亡妻诉委屈，实乃自诉委屈，而归结于五花诰封之颁，妻不及见。“翟衣”不知出于何典，望文生义，当指霞帔。此词与前词合看，可以明显地看出，陈夫人对其年之出仕，期望至为殷切。则应征鸿博，或者出于妻子敦促，并非本心，亦未可知。
    其年壮岁凡自叙之词，类皆豪迈，如“被酒与客语，调寄水调歌头”：
    老子半生事，慷慨喜交游。过江王谢子弟，填巷哄华驺。曾记兽肥草浅，正值风毛雨血，大猎北冈头；日暮不归去，霜色冷吴钩。
    今老大，嗟落拓，转沉浮。畴昔博徒酒侣，一半葬荒丘。闭置车中新妇，羞缩严家饿隶，说着亦堪愁。我为若起舞，若定解此不！
    虽嗟落拓，犹自酒酣起舞，豪情不减。自悼亡后，出语萧索，刻意言愁，令人不忍卒读。此为生之意志衰退的迹象，所谓不祥之兆，非尽无稽。其绝笔一词，作于康熙二十一年四月十三，调名《愁春未醒》，题为“墙外丁香花盛开感赋”：
    攀来尚隔，望处偏清。算怎到花开，阑珊春已在长亭！滴粉搓酥，小红墙角倍分明。年年此际，笼归马上，递遍春城。
    昨岁看花，有人秃袖，擘阮捱筝。怅新来梁间燕去，往事星星。只有邻花，依依不作路旁情。夜深难睡，缤纷花影，筛满空庭。
    按：此词是在京中所作，“春城”可证。玩味词意，乃在思念去年此时所昵的歌童。“秃袖”者“秃衿小袖”的略语，“阮”者阮咸，与月琴一类的乐器；“怅新来梁间燕去”，则知寄巢未几，翩然复去；下文“只有邻花，依依不作路旁情”，正反衬此歌童的绝裾无情。怨而不怒，此老毕竟温柔多情。
    此词之后，有其年四弟宗石的识语：
    此先兄壬戌年四月十三日作也。先兄即于五月初七日捐馆，读“算怎到花开，阑珊春已在长亭”十二字，竟成词谶……此阕以后，“广陵散”不复弹矣！
    是为绝笔之证。其年之死，《清史稿》本传说他“卒于史馆”。而《清诗纪事》说他“以头痛卒于河南”。邓石如不妄言，所记必有所本。以意测度，大概是四月十三以后，头痛疾作，南归养病，卒于途中。
    陈其年殁后第八年，亦即康熙二十八年己巳，《湖海楼词集》问世。在此以前，其年的词集已刊行者，有与朱竹垞合刻的《朱陈村词》，自刻的《乌丝词》《迦陵词》，而唯有《湖海楼》为词的全集。
    《湖海楼词集》为其年胞弟宗石所刻。其年昆季五人，居长。宗石行四，是侯方域的女婿，入赘商丘。康熙二十几年，在河北当县官，节俸为其长兄刊诗集、文集。而词集则卷帙浩繁，力有未逮，迟至二十八年始得付梓。
    宗石在序文中说，其年“中年始学为诗余，晚岁尤好之不厌，或一日得数十首，或一韵至十余阕。统计小令、中调、长调，共得四百一十六调，共词一千六百二十九阕……自唐宋元明以来，从事倚声者，未有如吾伯兄之富且工也”。实际犹不止此数，连逸稿在内，总在一千八百首左右。
    《湖海楼词集》共三十卷，计小令五卷共三百九十首，中调六卷共二百九十五首，长调九百四十四首，合为一千六百二十九首。这部词集，除了卷帙之富古今第一以外，还有一项非常珍贵而权威的特色，即一至二十一巷，每卷皆由四位至好或好其词者公选，一时名家，网罗殆尽。约略而数，有宋琬、曹尔堪、曹溶、汤斌、王士禄、纳兰成德、吴任臣、彭孙遹、曹贞吉、严绳孙、朱彝尊、朱实颖、杜濬、毛奇龄、姜宸英、方象瑛、宋荦、毛骥、王士祯、徐乾学、尤侗、吴绮、米汉雯、王鸿绪、徐嘉炎、梁佩兰、王掞、陆棻、邓汉仪、梅庚，等等，泰半为《文苑传》中的人物。然而，此可资为谈助，并不足以使《湖海楼词集》增重生色。其年之词，自足千古！
    其年有弟四人。最小的乳名阿龙，生于壬辰（顺治十年），其时陈贞慧四十九岁。阿龙是庶出。其仲、叔、季三人，并皆能词。阿龙自小失怙恃，随四哥宗石住商丘，其年有《三姝媚》一首，题作“送子万弟携五弟之睢阳。并令二弟、三弟、四弟同和。他日一展齐纨，便成聚首也”。此词为“别”字韵，录仲、叔、季和作，以见一门风雅：
    故园兄弟，正秋冬之际，殊难为别。几阵西风吹雁落，日暮云连天阔。此去平台，梦回水榭，相忆情空切。离筵宴罢，举头霜月初缺。
    最怜早岁亲亡，零丁孤苦，堪与何人说？潦倒一编予渐老，怅望同枝天末。客舍如家，家乡如客，泪也都成血。嘱渠自爱，榜师无奈催发。
    此词为维嵋所作。维嵋字半雪，行二，“豁达多奇计”，而境遇坎坷，四十后即下世。
    溪临罨画，奈聚首几时，又成离别。迢递他乡千里路，纵有音书辽阔。白雁黄花，才过重九，对景增凄切。参差云树，望中谁是伊阙？
    最是弟北兄南，匆匆判决，辛苦如何说？笑指阿龙年最小，此是吾家谢末。诲育成人，莫耽嬉戏，不负驹名血。乾坤苍莽，慎旃车揭风发！
    此词为维岳所作。维岳字纬云，行三。除其年外，纬云的诗词，都胜过兄弟。
    蓼莪罢咏，叹哥南弟北，顿成离别。一夜西风驱断雁，月冷后湖空阔。千里睢阳，三更梁苑，梦里思乡切。悲来欲语，口中无限衔阙。
    幸喜故国重来，对床风雨，细把离情说；毁卵破巢多少恨，赢得孤身天末。倏忽春深，无端秋尽，看尽枫成血；扁舟江上，可怜明又将发。
    此词为宗石所作，宗石即子万，行四。他是侯方域的女婿。《壮悔堂文集》中有一篇《赠陈郎序》，作于宗石十岁时，序言，缔姻于乙酉，“陈郎方二岁”，则出生于甲申，正思宗殉国之年；又言：“郎名宗石，字万，取万石君之义。”《史记一百三·万石君传》：“其父赵人也，姓石氏，赵亡，徙居温。”万石君以恭敬事汉高，子孙繁昌，家门鼎盛，以孝谨著闻于郡国。但万石君出身微贱，亦“无文学”。陈贞慧以贵介公子，为子命名，即以孝谨期许，则古人孝谨者甚多，何以独独责望其以万石君为宗？自有深意在内。大概陈贞慧此时已决心终老于岩壑之间，而又不愿子孙长久贫贱，暗示不妨另投新主，以孝谨起家保富贵，虽弃本姓无碍。宗石后为侯氏赘婿，此为士大夫家所卑视之事，而宗石毅然行之，且携幼弟住于岳家，或亦因父教之故。但身历其境，必有无数委屈，此所以宗石所和一词，尤为凄苦。

 侯方域



 方以智

    方以智
    如以忠孝着眼，四公子中人品之高，莫如方以智。桐城方家为海内有名的世家。清初方家享大名者，为方拱乾父子，而遭遇颇不平凡。方拱乾字坦庵，在崇祯朝以翰林而为东宫讲官。当南明时，有王之明冒名太子，自北而来，真假莫辨，形成一大纠纷。拥福王者，当然以为假，亟亟乎想求得确证，因召方拱乾辨认。方明知其假而沉默，意在做无言的抗议，致不满于福王及马、阮等人，其人风格可想。
    方拱乾有五子，命名有一原则。所谓“文头武尾”，即第一字以一点一划起笔，第二字以斜钩收尾。长子名玄成，字孝标，号楼冈，为顺治极见宠信的文学侍从之臣，因而遭“北派”朝士之忌。而方拱乾则因辨识真假太子一案，得罪了“北派”首脑之一的刘正宗。新仇旧怨交并，掀起了南北之争。满清则正好“以汉制汉”，汉人中心存明室者，南人为多，因而南北之争中，满清自然助北制南，于是而有南士饱受荼毒的“丁酉科场案”。
    丁酉为顺治十四年。此案在中国考试制度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一页，自有科举以来，从无如此大狱。后此者虽有咸丰八年戊午科场案，斩大学士柏葰于菜市口，但远不如丁酉案株连之众且酷。吴汉槎即以此案被累，遣戍宁古塔。后由顾贞观营谋于纳兰成德，吴氏夫妇白首同还，为清初文坛一大盛事。笔者曾作《金缕曲始末》，收入惊声出版社印行的拙作《文史觅趣》中。
    丁酉科场案南闱弊端之发，始于有人参劾江南主考方猷“弊实多端，物议沸腾”，特引新科举人方章铖为例，章铖即方拱乾第五子。此奏的目的在打击方拱乾，结果演变成正副主考及十六旁考“骈戮于市”，方章铖等八举子“父母兄弟妻子并流徙宁古塔”的奇狱。方拱乾、方玄成父子，于康熙登极后赦回。方玄成则以牵涉于戴名世的《南山集》案，身后更被奇祸，全谢山《江浙两大狱记》：
    桐城方孝标以科第起，官至学士。后以族人方猷丁酉主江南试，与之有试，并去官遣戍。遇赦归，入滇受吴逆伪翰林承旨。吴逆败，孝标先迎降，得免死。因著《钝斋文集》《滇黔纪闻》，极多悖逆语；戴名世见而喜之，所著《南山集》，多采孝标所纪事。
    因此，《南山集》文字狱起，方玄成反成“大逆之首”。其时玄成已故，刨坟破棺，剉骨扬灰。此一刑罚，甚于鞭尸。全家复充军黑龙江。孝标子登峄，登峄子式济，父子同戍。式济著《龙沙纪略》，收入《四库全书》，是方舆书中很有名的一本著作。式济子名观承，一年一度，徒步出关省亲，亲历山川险要，饱阅人情世故。即以阅历官直隶总督时，颇著循声，为乾隆朝不由科第、不由军功而官至封疆的极少数汉人之一。
    方孝标与吴三桂有一段渊源，《清史稿》本传：
    （康熙）十二年，孝标年五十七，夙慕滇黔山水；会有所亲某，知贵阳府，乃往游。未几，吴三桂反滇中，黔抚曹申吉亦叛附，凡外籍之寓滇者，悉拘留，孝标故为佯狂……防之稍疏，孝标乃逸去。
    所记实有未谛。
    按：方玄成自放还后，因“玄”字避圣祖御名之讳，改以字行。康熙初年漫游闽粤滇黔，所至为诸侯上客，皆尊称为“方学士”。今按方孝标《钝斋诗选》，康熙六年有《上靖南王四十八韵》《靖南世子四十韵》，乃为靖南王耿继茂、世子耿精忠所作，而靖南已早由广州移镇福州，此为方孝标于康熙六年游福建的证据。
    又，康熙九年《上祝平王亲王一百韵》，乃吴三桂六十寿诗，此为方孝标是年在昆明的确证。诗中更明白叙世交，以子侄自居。及入滇由吴三桂所招邀，如“通家曾黍窃，犹子愧趋跄”“先人前代末，怀庙讲筵旁，独力挑簧鼓，深心保栋梁”“远蒙垂问语，更感寄书望”等，可以想见，当方拱乾在崇祯朝为讲官，侍经筵时，即与吴三桂相识，并曾力为保荐，交情不同泛泛。而况吴三桂此时每年以江南所输巨额军饷，及自营贸易，多擅专利，富逾于国，招致名士，厚加供养，以方学士的盛名，即令非通家之好，亦必在礼聘之列。《清史稿》所记，仿佛方孝标与吴三桂未谋面者，大误。
    但所谓“逸去”，则为事实。此则全谢山《江浙两大狱记》，谓“入滇受吴逆伪翰林承旨”为不确。诗集中有《滇南留别诗四章》为先期逸去一证，《钝斋二集》序云：“赐还以后，又十余年，放浪于山高水长间，偶游楚粤，再逢世难，再寻云南岳，得遂忠贞。”为先期逸去又一证。
    至吴三桂门下，确有方姓而得重用，可当“翰林承旨”之类官职者其人，乃是徽州人方光琛。光琛字献廷，明朝礼部尚书毛一藻子，已中进士而因顺治十八年“奏销案”革去举人，于是中了进士亦不算。方光琛一怒而走西南，入吴三桂幕府。周寿昌《思益堂日札》云：
    撤藩议起，三桂坐花亭，令人取素所乘马与甲来。于是贯甲骑马，旋步庭中，自顾其影，叹曰：“老矣！”光琛从左厢出曰：“王不欲失富家翁乎？一居笼中，烹饪由人矣！”三桂默然，反遂决。
    《清史稿·方玄成传》：
    爰有歙人方光琛者，从吴三桂叛，三桂宠以为相。其子侄九人亦俱受伪职，最著名者名学诗、学体。三桂败，皆伏法，惟学诗在逃。而戴名世案，部疏据《南山集》原文，称孝标为方学士，不复具名。北音士与诗同，满文又同为一字。圣祖阅清字疏曰：“是非漏网之方学诗耶？”廷臣不能晓。圣祖因为语往事甚悉。盖圣祖实误以方学士即此漏网之方学诗，又误以方光琛为孝标族人……圣祖五十一年正月谕曰：“案内方姓人俱系恶乱之辈，方光琛投顺吴三桂，曾为伪相；方孝标亦曾为吴三桂大吏，伊等族人不可留本处。”四月又谕：“方孝标曾为吴逆伪学士，逆三桂之叛，系伊从中怂恿。伪朱三太子一案，亦有其名，今又犯法……”
    按：桐城方家著名者有二，一在城内，一在城外。方以智与方玄成同姓不同宗。方光琛家在皖南，更不相干。谈方以智而先撮叙方玄成、方光琛生平大概，岂非离题太远？盖别有说焉。
    近读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考定方以智于康熙十年因案被逮，自裁于文山诗“惶恐滩头说惶恐”的惶恐滩。余君之言如此：
    密之若于历史上求人格之“认同”，则文山实其首选。甲申之岁，密之不死，可以见谅于世人者也。辛亥（康熙十年）再陷缧绁，上距永历之亡，亦既已十易寒暑矣！此时而仍不惜对簿虏廷，苟延残喘，密之虽号愚者，余知其决不出此也。然而古人有言，死得其所。就密之当时所处之情势言，其最适当之死所，殆莫若惶恐滩……次子中通题其诗曰《惶恐集》，幼子中履亦颜其斋曰“汗青阁”，此决非因偶然巧合，遂得附会。
    论断固甚精当，但方以智所犯究系何案，未能考获。余君又言：
    今据中履《宗老臣梅先生七十序》，可见至少辛亥之难，密之子孙皆在被收之列，无得免者。此事又见中履《亡妻张氏行略》。其言曰：“先公晚遭患难，余侍左右，不复能顾家。家人齑粉在俄顷，吏卒汹汹围守。”中履两言“全家齑粉”，决非行文夸张。则密之罪状，必属谋反之类。盖依律，非大逆不能牵累及于子孙也。若更参照魏季子所言，闻者咋舌摇手，如疫疠猛火不敢近，其事岂不昭然若揭乎？惜今所能推知者，仅止于此。至于构陷者究属何人，其所持之具体理由又为何，苟无新史料发现，恐终将成为千古疑案矣！
    笔者的看法不然，此案如能深入细考，疑团未必不能破。如前所述“方学士”“方学诗”的误会，即在提供一条线索。
    兹先简述方以智生平。《清史稿》本传：
    方以智字密之，桐城人。父孔炤，明湖广巡抚，为杨嗣昌劾下狱，以智怀血疏讼冤得释，事具《明史》。
    按：方以智为父讼冤一事，名闻天下。如缇萦上书救父，论本人有罪无罪，犹在其次，得救的主要原因，在孝思感格天子。《明史》卷二百六十《方孔炤传》：
    方孔炤字潜夫，桐城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天启初为职方员外郎，忤崔呈秀削籍。崇祯元年起故官，夏归，定桐城民变，还朝；十一年以右佥都御史巡抚湖广，击贼八战八捷。时（熊）文灿纳献忠降，处之谷城；孔炤条上八议，言主抚之误，不听。而阴厉士马备战守；已而贼果叛，如孔炤言……会（杨）嗣昌代文灿……嗣昌既以孔炤抚议异己也，又忮其言中，遂因事独劾孔炤，逮下诏狱。子简讨以智，国变复弃家为僧，号“无可”者也；伏阙讼父冤，膝行沙塸者两年，帝为心动，下议：孔炤护陵寝功多，减死戍绍兴。
    “简讨”即“检讨”。方以智以崇祯十三年进士，授翰林院检讨，为四公子中唯一通籍者。所谓“护陵寝功多”，乃指“显陵”。世宗以外藩入承大统，其父与献王葬于湖北钟祥松林山。“帝为心动”一节，又见《清史稿·方以智传》：
    其闭关高坐时也，友人钱澄之亦客金陵。遇故中官为僧者，问以智；澄之曰：“君岂曾识耶？”曰：“非也！昔侍先皇，一日朝罢，上忽叹曰：‘求忠君必于孝子。’如是者再。某跪请故，上曰：‘早御经筵，有讲官父，巡抚河南，坐失机，问大辟，某薰衣饰，容止如常时，不孝若此，能为忠乎？闻新进士方以智父亦系狱，日号泣持疏求救，此亦人子也！’言讫复叹，俄释孔炤而辟河南巡抚。外廷亦知其故乎？”澄之述其语告以智，以智伏地哭失声。
    按：此记中“中官”所说的后半段，与事实有出入。方孔炤出狱戍绍兴，不可能当河南巡抚。崇祯所说“问大辟”的河南巡抚为李仙风。崇祯十四年正月，李自成陷洛阳，乘胜围开封。巡按御史高名衡守城，李仙风自河北驰援，解围。《明史二百六十七·高名衡传》：
    仙风既还，与名衡互讦奏。帝以陷福藩罪，诏逮仙风，以襄阳兵备副使张克俭代。
    当李自成破京时，方以智正在京供职。《清史稿》本传：
    会李自成破潼关，范景文疏荐以智。召对德政殿，语中机要，上抚几称善。以忤执政意，不果用。京师陷，以智哭临殡宫，至东华门被执，加刑毒，两足骨见不屈。
    按：范景文原任南京兵部尚书，即《板桥杂记》作者余淡心所说的“南大司马”。后以杨嗣昌夺情辅政，上疏力争不可，忤旨革职。崇祯十五年复起，召拜刑部尚书，旋改工部。李自成破潼关在崇祯十六年十月，其时首辅为陈演，乃是温体仁一系，宜乎方以智不见用。
    范景文入相在崇祯十七年二月。崇祯在位十七年，共用过五十个宰相，而正人君子只有属于东林的文震孟、钱龙锡、孙承宗、范景文等人。李闯破京，范景文从容殉国。《明史》二百六十七，列传一百五十三，体例特殊，开首大书：
    崇祯十有七年三月，流贼李自成犯京师。十九日丁未，庄烈帝殉社稷。文臣死国者，东阁大学士范景文而下，凡二十有一人。福王立南京，并予赠谥。皇清顺治九年，世祖章皇帝表彰前代忠臣，所司以范景文、倪文璐……二十人名上，命所在有司，各给地七十亩，建祠致祭，且予美谥焉。
    按：范景文在南明时赠太傅，谥文贞。清朝赐谥文忠。据《明史》本传，范景文并没有政绩，所可传者，只有从容赴义一事：
    都城陷，趋至宫门。宫人曰：“驾出矣！”复趋朝房，贼已塞道，从者请易服还邸。景文曰：“驾出安归？”就道房庙草遗疏，复大书曰：“身为大臣，不能灭贼雪耻，死有余恨。”遂至演象所，拜辞阙墓，赴双塔寺旁古井死。
    此传寥寥数笔，但已足够传其人。忠臣毕竟可为，而生死之间正确的抉择，实为读书人生当乱世的第一大事。至如方以智，被俘不屈，则为忍死须臾，自计尚有后责，本传接前又云：
    贼败，南奔，值马阮乱政，修怨欲杀之，遂流离岭表，自作序篇，上叙祖德，下表隐志，变姓名卖药中市。桂王称号肇庆，以与推戴功，擢右中允。扈王幸梧州，擢侍讲学士，拜礼部侍郎东阁大学士，旋罢相，固称疾，屡诏不起。尝曰：“吾归则负君，出则负亲，吾其缁乎？”
    其时方孔炤年已六十余，方以智子职臣节，不能两全，所以说：“归则负君，出则负亲。”本传接云：
    行至平乐，被执。其帅欲降之，左置官服，右白刃，惟所择。以智趋右。帅更加礼敬，听其为僧。
    按：广西有两平乐，在东为县，在西为村。方以智被执的平乐是阳朔以南的平乐县。“帅”则三藩之一的孔有德，《清史稿·孔有德传》：
    （顺治）七年……帅入广西境，克全州，十二月遂拔桂林，明永历帝走南宁，留守大学士瞿式耜死之。斩靖江王以下四百七十三人，降将吏一百四十七人。桂林、平乐诸属县皆下。
    按：孔有德入桂林，在是年十一月初五，瞿式耜被难，则在闰十一月十七。清军入广西，自全州进兵桂林，乃由东北趋西南，而方以智则由桂林向东南趋避，故行至平乐被执。计其时在十一月间。
    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考其逃禅之地，引施闰章（愚山）诗及年谱，以为在梧州云盖寺。其言如此：
    清兵陷广西平乐村，事在一六五〇年（顺治七年）。则密之逃禅，即始于此时。施愚山《浮山吟》诗有云：“浮山一片云，飞落苍梧野。忽值南风吹，旋归庐岳下。”其下双行夹注曰：“药公家浮山，避地梧州云盖寺。值余奉使西粤，始同归，抵匡庐。”考之《愚山先生年谱》卷一：“顺治九年壬辰（一六五二）：三月，奉使广西，达桂林。秋七月桂林陷，从平乐经江西而归。”正与诗注合。则密之最初落发，殆即在梧州之云盖寺。
    按：方以智出家后无常名，称“无可”、称“五老”、称“药地”、称“墨历”，此非好奇，亦是避逻者耳目。“药公”乃愚山对方的尊称，浮山则为桐城的别名。
    余英时以为方以智至庐山后，即挂单归宗寺，引施愚山《初至归宗寺同药公作》诗为证。此则不然。方以智归宗寺不过暂驻而已，旋即还里。其时在顺治九年之冬，侯方域与方密之书，一则曰：“往在毗陵，陈子定生私以问仆云：‘密之之还，何也？’”侯方域访陈贞慧于宜兴在是年冬天，年内还家。而此时陈已知方还里，则计途程，不可能在归宗寺久驻。再则曰：“归雪苑，遇何次德，具为述密之还里月日甚详。”何次德名杲，桐城人，在是年冬天与侯相会于商丘，而述“密之还里月日甚详”，更为方以智已归桐城的确证。
    方以智于顺治九年南归，其最初托迹之处，于考定其生平殊有关系。余著《方以智晚节考》，以为有自平乐归后，即在匡庐挂锡，其实不然，已如前述。为补余著之疏，进一步略考方南归后初期的行踪如下：
    一、施愚山《无可大师六十序》云：“余昔奉使，经苍梧……至匡庐同游五老、三垒间，旬日始别。”
    按：旬日始别者，非仅施别于方，亦方别于施。两人“从平乐经江西而归”，同游庐山后，施北上回京复命，方则东归桐城。
    二、归桐城未几，即去金陵，在高座寺坐关。侯方域《与方密之书》，自道在宜兴时，即闻方“止于高坐寺”。又《送何子归金陵序》末有语：“今闻于高生寺为僧，何子归，试以语之。”此何子，亦为侯方域“述密之还里月日甚详”的“何三次德”。何次德，行三，名杲。
    按：序中着一“闻”字，显见得方以智在高坐寺，非何杲告于侯方域者，甚至亦非何杲所知，以意测度，方以智既已出家，无在俗家久住之理，到桐城后，亦必择一古刹挂单，还家一谒老父，嘱咐妻子尽心侍养，旋即飘然远引，止于金陵高座寺。或者何杲亦不及知。
    余著用力甚勤，何以独于此节疏忽？当是为《清史稿》所误。《清史稿·方以智传》“其闭关高坐时也”云云，已见前引。而此传实采自马其昶《桐城耆旧传》，原文为“先生闭关高座寺也”，落一“寺”字，遂大有出入。因为“高坐”，或作“高座”原为禅门用语之一，讲经说法，例必高坐，虽落一“寺”字，文义依旧可通，因而余君偶然放过。
    侯方域所说的“高坐寺”应为“高座寺”。以《送何子归金陵序》证之，此寺确在金陵。但查《嘉庆一统志》《清凉山志》，以及《实用佛学辞典》，均无此寺。但《高僧传》有慧进者，驻锡“京师高座寺”，卒于齐武帝永明三年，年八十五。此京师即金陵，原来高座寺乃“南朝四百八十寺”之一。六朝古刹，至清犹存，应该亦是有名的丛林，熟于僧史者，必能述其涯略。但可决其必非天界寺，因为天界寺建于明洪武中，非六朝之遗。
    方以智晚年逃禅，虽示不仕清的决心，亦以俗缘未断，只觉君亲两不可负。至于对恢复明室，经过弘光、永历两个年号，实已灰心。因此，康熙十年被逮，说是“密之罪状，必属谋反”之类，亦颇有商榷的余地。
    方以智晚年定居江西吉州青原山净居寺，死于康熙十年，历来皆不知其死因。邓石如辑《清诗记事初编》，叙方以智次子中通生平，兼及其父云：
    以智晚年住持庐陵县河南十里青原山，康熙十年辛亥，以事被累入粤，卒于道中……今读此集《陪诗》卷四为“惶恐集”，纪其事甚详。“惶恐”者，以智卒于万安舟中，即《文山集》之惶恐滩也。中通亦在桐城就逮，事历二年，经皖、赣、粤三省，赖周亮工营救得白，又以他事坐系获释。究为何事，一字未及。
    邓石如又述方中通之学云：
    中通……尝从西洋人穆尼阁布算，又问学于汤若望，熟读利玛窦之书，通历算之学，与汤圣弘……梅文鼎为友。撰《数度衍》二十四卷，附录一卷；别刻《陪集》以载诗文。迄康熙二十九年庚午，曰《陪古》三卷、《陪诗》七卷，《陪词》一卷，又刻《续陪》四卷，则诗文不分。
    按：方中通诗文集，称为《陪集》，表示诗文皆得自父授，不足以自成一家，为《浮山集》（方以智诗文集）陪衬而已。
    余英时据邓记，断为方以智乃被逮赴广东时，舟过文文山《过零丁洋》诗中所提到的惶恐滩，有感而自裁，其论断是：
    甲申之岁，密之不死，可以见谅于世人者也。辛亥再陷缧绁，上距永历之亡，亦既已十易寒暑矣。此时而仍不惜对簿虏廷，苟延残喘，虽密之号愚者，余知其决不出此也！然而古人有言，死得其所；就密之当时所处之情势言，其最适当之死所，殆莫惶恐滩若。此所以舟过万安，抵惶恐滩头，密之遂不得不死矣！
    余英时此论，极其精确。方以智之死，即在不愿“对簿虏廷”，死志固已早萌，但死非其时、其地，则易滋人误会，以为畏罪自尽，此为方以智所决不甘于忍受者。是故，笔者以为可以进一步论断，自裁于惶恐滩，乃方以智早经选定的毕命之地。
    方以智获罪，究为何事？余英时亦未能考据，仅据方以智幼子中履文集中，“两言‘全家齑粉’”，以为“密之罪状必属谋反之类”。这样推断，自然合理，但方以智实无“罪状”，不过他人诬以谋反而已。而此诬也，实亦并不难辩白。不知者，一闻方以智被逮的原因，“咋舌摇手，如疫疠猛火不敢近”，知者则必能辨诬的信心极强。
    方以智为人所诬，几罹巨祸，以不甘对簿虏廷，而自裁于惶恐滩。自况其追步文信国的节概，据邓石如、余英时先后考证，已成定论。所成疑问者有二：第一，被诬者是何案？虽可想象为“谋反大逆”，究系哪一桩逆案？“通海”之余波，永历之遗烈，还是三藩之变，或者“朱三太子”案？第二，方以智有子三人，长幼无恙，独独仲子方中通两受其祸，此又何说？
    我以为这两个疑问，决非无望解决。清初文集、笔记以及官文书，浩如烟海，若能遍搜，或有水落石出之一日。求证之先，笔者“大胆”提两个“假设”，借为线索。
    先说第二个疑问，窃以为仇家构陷，怨从子起而“祸延显考”。如前引，方中通乃清初“畴人”之一。而清初历法之争，科学打倒玄学，乃中国科学发展史上极重要的一页，亦为形成康熙性格中极可宝贵的科学精神，而成就其为中国历史上一位异常杰出的统治者的诱因，所关匪细，值得不惮烦一述始末。
    明朝的戊申《大统历》，实即元朝郭守敬所造的《授时历》，但节气及日月食的推算，参用《回回历》。回历与阳历大同小异，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分十二宫，即十二个月，正至三月各三十一天，四月三十二天，五至六月各三十一天，七至八月各三十天，九至十月各二十九天，十一、十二月各三十天，遇闰年则十二月加一天。
    《大统历》用至成化年间，日月食时刻的推算，常有失误，但宪宗不罪钦天监的官员，以为“天象微渺”，推算有误，不足为非。像宪宗这样的庸主，当然不会知道天象运行有常，若得其法，是可以准确推算的。他的意思是，天象下应人事。英宗北狩，遇土木之变，蒙尘塞外。景帝即位，迎英宗回京，幽居南内，结果又有夺门之变而复辟。这一连串的大变化，是任何人所梦想不到的，岂非“天象微渺”难凭？
    弘治、正德间，误差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很明显的，《大统历》的所谓“历元”在元世祖至元十八年辛已，至正德年间已历时二百三十多年，分秒之差，年积月累，失误自大，于是改历之议复起。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到了世宗即位，他是笃信神仙的，嘉靖七年、十九年两次推算日当食而未食，证明误差已到了非修正不可的时候，也就是《大统历》的缺点已充分暴露，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而“帝喜以为天眷”，因而终嘉靖之世，无人敢言改历。
    万历末年，西学传入中土。利玛窦挟天算之学为有识之士所尊重，推算天象，屡次获得证明，精确胜于古法。至崇祯初年，在徐光启的极力主张，以及思宗的支持之下，修历之议逐渐成为事实。但尊古法者固极力顽抗，思以逞异说而取富贵者，亦颇有人，因此修历共设四局，各搞各的。四局者：大统、回回、东局、西局。西局由徐光启的继承者山东参政李天经主持，成员皆西洋天主教士；东局则由别具一说，而多少具有投机性质的历学家魏文魁所领。崇祯十年正月初一日食，四局预推的结果如次：
    一、大统：食一分六十三秒。
    二、回回：食三分七十秒。
    三、东局：游气侵光三十余秒。
    四、西局：京师见食一分一十秒。应天（南京）及各省分秒各殊。云南、太原不见食。此外初亏、食甚、后圆时刻亦各异。
    事后证明，唯有西局所推皆验。于是崇祯决定废《大统历》用新法。而遵古者，抗章交谏，并策动太监做内应，反对新法，这样迟延到了崇祯十六年，三月初一日食，又是西局所测独准。这年八月下诏：“西法果密，即改为大统历法通行天下。”可惜“未几国变、竟未施行”。
    入清则顺治二年即用新历，名为《时宪历》。《清史稿·汤若望传》：
    顺治元年，睿亲王多尔衮定京师。是岁六月，汤若望启言：“臣于明崇祯二年来京，用西洋新法修正旧历，制测量明星晷，定时考验诸器，近遭贼毁，拟重制进呈。先将本年八月初一日日食，照新法推步，京师日食限分秒，并起复方位，与各省所见不同诸数，开列呈览。”王命汤若望修正历法……八月丙辰朔，日有食之，王令大学士冯铨与汤若望率领天监官赴观象测验，惟新法吻合。大统、回回二历时刻俱不协。世祖定鼎京师，十一月，以汤若望掌钦天监事。汤若望疏辞，上不许；又疏请别给敕印，上亦不许，并谕汤若望遵旨，率属精修历法，整顿监视，如有怠玩侵紊，即行参奏。加太仆寺卿，寻改太常寺卿，十年三月，赐号“通玄教师”。
    汤若望在华已将二十年，深通中国人情世故，“疏辞”及请“别给敕印”，都是为了不愿得罪原来的钦天监官。而“上不许”者再，非冲龄的顺治能赏识汤若望，乃是因为顺治生母孝庄太后，此时已皈依天主教，而以汤若望为教父之故。
    不久，汤若望又加通政使衔，进秩正一品，使得旧派既妒且恨。于是到了顺治十四年四月，旧派由已革“秋官正”吴明炫发难，对汤若望展开攻击。《汤若望传》：
    十四年四月，革职回回科秋官正吴明炫疏言：“臣祖默沙亦黑等一十八姓，本西域人；自隋开皇己未，抱其历学，重译来朝，授职历官；历一千又五十九载，专管星宿行度。顺治三年，掌印汤若望谕臣科，凡日月交食，及太阴五星陵犯，天象占验，俱不必奏进。臣察汤若望推水星二、八月皆伏不见，今于二月二十九日仍见东方；又八月二十四日夕见，皆关象占，不敢不据推上闻，乞上复存臣科，庶绝学获传。”……别疏又举汤若望舛谬三事……八月，上命内大臣爱星阿，及各部院大臣登观象台测验，水星不见。议明炫罪，坐“奏事诈不以实”，律绞，援赦得免。
    历官旧派攻新，第一回合败下阵来，第二回合则大获全胜。其事在顺治崩治，康熙即位以后。《清史稿·杨光先传》：
    杨光先字长公，江南歙县人。在明时，为新安所千户，崇祯十年上疏劾大学士温体仁、给事中陈启新等，舁棺自随；廷杖戍辽西。清初，命汤若望治历，用新法，颁时宪历，书面题“依西洋新法”五字。光先上书谓非所宜用。既又论汤若望误以顺治十八年闰十月为闰七月，上所为《摘谬》《辟邪》诸论，攻汤若望甚力，斥所奉天主教为妄言惑众。圣祖即位，四辅臣执政，颇右光先。
    又《汤若望传》：
    新安卫官生杨光先，叩阍进所著《摘谬论》《选择议》，斥汤若望新法十谬。并指选择荣亲王葬期，误用洪范五行，下议政王等会同确议。议政王等议：“历代旧法，每日十二时，分一百刻，新法改九十六刻，康熙三年……天佑皇上，历祚无疆，汤若望只进二百年历。选荣亲王葬期，不用正五行，反用洪范五行，山向年月，俱犯忌杀，事犯重大。”
    以下定罪，计汤若望及钦天监高级官员等七人，凌迟处死，又召五人斩。奏上，令复议，结果杀了五个人。汤若望免罪，而“自是废新法不用”。
    按：荣亲王为世祖第四子，生百日而殇，时在顺治十五年正月。尚未命名，追封荣亲王。其母董鄂妃为世祖所深宠。吴梅村《清凉山赞佛诗》四首，大半为董鄂妃而咏，第一首“王母携双成”，第二首“可怜千里草”，皆切“董”姓。
    由《杨光先传》“四辅臣执政，颇右光先”一语来看，此案的背景，乃是满清入关后的宫廷第二次大争斗。争斗的双方，一方就是“四辅臣”。“四辅臣”者，即为康熙以冲龄即位，世祖临终遗诏托孤的顾命四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其中鳌拜最跋扈，结遏必隆与苏克萨哈为仇，索尼位高望重而无如之何。四辅臣间虽有矛盾，而护持旧派的立场，却是一致的。
    另一方就是所谓“孤兄寡妇”了。当世祖驾逝时，康熙只有八岁，行三。皇二子名福全，亦在冲幼。大位不传皇二子而越次传皇三子，是因为顺治的生母孝庄太后定策时，征询汤若望的意见。汤若望只指出一个事实，皇三子已经出痘，皇二子则未。顺治刚以天花不治，现实的教训特别强烈，所以皇三子得承大统。笔者每以为历史的改变，常出于一种偶然的因素，在当时了无足异，而事后考察，关系极大，如汤若望之于满清，真可谓“一言兴邦”。不然者，以福全为帝，满清能否延二百余年的历祚，实在大成疑问。
    由上所叙，可知杨光先的上书攻击汤若望，纵非有意迎合，而四辅臣的“颇右”杨光先，则无疑为借此打击孝庄太后及其所领导的新派分子的一种手段。可惜，杨光先很不争气，《清史稿》本传：
    康熙四年，议政王等定谳，尽用先光说，谴汤若望，其属官至坐死。遂罢新法，复用大统术。除光先右监副，疏辞，不许；即授监正，疏辞，复不许。光先编次其所为书，命曰：“不得已。”持旧说绳汤若望，顾学术自审不逮远甚，既屡辞不获，乃引吴明烜为监副。明烜、明炫兄弟行。
    五年春，光先疏言，今候气法久失传，十二月中气不应，乞许臣延访博学有心计之人，与之制器测候。并饬礼部采宜阳金门山竹管，上党羊头山柜黍，河内葭莩子备用。
    按：所采各物乃作测器之用，且亦曾下诏求畴人，其人未至，而杨光先已经无法干得下去了。本传记：
    七年，光先复疏言……臣病风痹，未能董理。下礼部，言光先职监正，不当自诿。仍令访求能候气者。是时，朝廷知光先学术不胜任，复用西洋人南怀仁，治理历法。
    汤若望是德国人，时已去世。南怀仁是比利时人，为汤若望的学生，其时在康熙七年底，圣祖已经亲政，故知用南怀仁出自御裁。未几，南怀仁疏劾吴明烜。《南怀仁传》：
    南怀仁疏劾明烜，造康熙八年七政民历，于是年十二置闰，应在康熙九年正月。又一岁两春分、两秋分，种种舛误，下议政王等会议。议政王等议：历法精微，难以遽定，请命大臣督同测验。八年，上遣大学士图海等二十人，会监正马祜，测验立春、雨水两节气，及太阴、火木二星躔度，南怀仁言悉应，明烜言悉不应。议政王等疏请以康熙九年历日交南怀仁推算。上问：“光先前劾汤若望，议政王大臣会议，以光先何者为是，汤若望何者为罪？新法当日议停，今日议复，其故安在？”议政王等疏言……南怀仁历法，上合天象。一日百刻，历代成法，今南怀仁推算九十六刻，既合天象，自康熙九年始，应按九十六刻推行。
    按：康照的本意是要明辨是非，而议政王等复奏，显然未搔着痒处。若为庸主，自是不了了之。而康熙有意要根究新旧历法之争在学理上孰是孰非，是者为何，非者为何？因而学天文，习算学，为中国第一个深入西方科学领域的帝王。孟心史先生谓康熙在这方面的造诣，“儒者专门习之，仅与相副”。又谓：“若再假以年，更为国中学人鼓倡，或早与西人科学之进步相提携矣！”此亦极中肯之言。总之新旧历法之争，启发了清圣祖重真理、辨是非的科学精神，影响其人格的形成，关系极大。圣祖之能成为一个杰出的统治者，平三藩、兴文教、重民瘼、察官吏，凡理之所在，笃信力行而不疑，实为其自我训练而具有的科学精神所使然。《清史稿》二百七十二卷附论：
    历算之术，愈入则愈深，愈进则愈密。汤若望、南怀仁所述作，与杨光先所攻讦，浅深疏密，今人人能言之。其在当日，嫉忌远人，牵涉宗教，引绳批根，互为起仆，诚一时得失之林也。圣祖尝言：“当历法争议未已，己所未学，不能定是非。乃发愤研讨，卒能深造密微，穷极其阃奥。”为天下主，虚己励学如是，呜呼，圣矣！
    此亦非溢美之词。
    历法之争，新派在学理上既已获胜，政治上的冤狱，当然亦能获得平反。议政王等先议：“请将光先夺官，交刑部议罪。”上命光先但夺官，免其罪。
    就在这时候，十六岁的康熙，做了一件出人意表而确可令人佩服的大事，《清史稿·圣祖本纪》康熙八年记：
    五月……戊申，诏逮辅臣鳌拜，交廷鞫。上久悉鳌拜专横乱政，特虑其多力难制。乃选侍卫、拜唐阿年少有力者，为扑击之戏。是日，鳌拜入见，即命侍卫等掊而系之。于是有善扑营之制，以匠臣领之。庚申，王大臣议鳌拜狱上，列陈大罪三十，请族诛。
    “拜唐阿”是满洲话，亦为侍卫之一种，扈从时职司前驱。康熙制鳌拜，处心积虑而声色不动，参与机密者只极少数的心腹侍从，颇疑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亦为其中之一。曹寅以后深得恩眷，盖非无故。康熙自诛鳌拜，始得独揽大权，宫廷中新旧两派之争，至此局面大定。于是南怀仁上疏，为师讼冤。《杨光先传》：
    南怀仁等复呈告光先依附鳌拜，将历代所用洪范五行称为“灭蛮经”，致李祖白等无辜被戮。援引吴明烜诬告汤若望谋叛。下议政王等议：坐光先斩。上以光先老，贷其死，遣回籍，道卒。刑部议，明烜坐奏事不实，当杖流。上命笞四十，释之。
    汤若望则复封号，视原品赐恤，封号原为“通玄教师”，因圣祖名玄烨，避讳改玄为微。
    这一冤狱的平反，在杨光先、吴明烜一系的旧派，自有刺骨之恨。随时谋求报复，亦在意中。方氏父子被诬，可能即为旧派对新派的一种报复。
    按：清初畴人，首称“南王北薛”，南王为吴江王锡阐、北薛为山东薛凤祚，俱通中西之学，与新旧两派皆有交往。纯属旧派者，常州龚士燕，康熙六年应募入京，为旧派钦天监官所引重，康熙八年“定用西法而古历卒不行”，因于后二年“以疾归”，实为铩羽而归。
    方中通则纯为新派，其学出自穆尼阁、汤若望。穆尼阁其人，不如汤若望、南怀仁知名，非研究天主教史者，不能道其生平，今于刘声木《苌楚斋随笔》卷四中得一条：
    顺治间，泰西教士穆尼阁寄寓南京，喜与人谈算学，并不招人入耶稣教。
    方中通的算学，得自穆尼阁，而历法则由汤若望所授。汤若望且曾授历法于方以智。两代世交，渊源不浅，有诗为证。
    方中通《陪集》中“陪诗”卷二，有五律一首，题为《与西洋汤道未先生论历法》。道未即汤若望的别号。诗云：
    千年逢午会，百道尽文明。（原注：依邵子元会运世推算，正逢午会，万法当明。）汉法推平子，唐僧重一行。（原注：先生崇祯时，已入中国，所刊历法故名《崇祯历书》。与家君交最善，家君亦精天学，出世后，绝口不谈。）有书何异域，好学总同情。因感先生意，中怀日夕倾。（原注：予所得穆先生火星法最捷，故相质论。）
    按：此诗当作于汤若望罢官以后、未死之前，计其当在康熙五年至七年之间。旧派历家方以排去汤若望为快意，而方中通与汤若望有所交游，其为遭忌，亦无足怪。
    方中通《陪集》，余英时先生亦未得寓目。《方以智晚节考》所刊“重要参考资料”，方中通《题结粤难文至感泣书此》《论交篇赠侈俨若》两诗，乃转引自《清诗纪事初编》。此书录方中通诗四首，除上述两诗，另两首。一即《与汤道未论历法》，一为《木兰女庙》。细玩余先生所曾引的两诗，于方家“粤难”经过，亦大有可以参悟之处。《题结粤难文》云：“君不见，一门争死称孔氏，弟兄子母垂青史。又不见，西川豪杰附党人，耻不与党先自陈。彼为友朋尚如此，何况俨然为人子……回忆难作捐我躯，不料此躯存斯须。”又《论交篇》云：“忆昔患难倾门户，不肖捐躯系圜土。”两言“捐躯”，又道“耻不与党先自陈”，似乎“粤难”之作，方中通先不在被收的名单内，乃是挺身自任，思为父代死。方以智三子俱孝悌，何以长幼俱无动作，而独中通奋身？此或者祸由中通而起，非如此不足以为人子。再进一步推究，方中通的“自陈”，当然先经过“家庭会议”同意，而同意的缘故，可能非方中通自到公堂，不足辨其父之被诬。至于系狱以后，又有不肯出狱的情形，《题结粤难文》有句“怜我不肯脱罗网，委屈导我真缠绵”；又云“非是不遵宛转之深情，乃深痛吾老亲之不测”，其情事如见。盖问官必以案内无方中通之名，宛转开导，劝其自脱罗网，而方中通坚不出狱。所以然者，方以智自裁于惶恐滩，究系畏罪，还是完节，心事不明，必待昭雪，使方以智的本心大白，始肯出狱。明乎此，始知《论交篇》中“感余热血怜余痴”的“痴”字，应作何解。
    问题是在这里，方中通何以必欲“代父直心直如矢”？《论交篇》中又道，“我父生前受名累，身后患难尤难堪”，何以谓之“身后患难”，又何以较之生前尤为“难堪”？唯一的解释是方以智的被诬，乃是名节被污，其所恶有甚于死者。不愿“对簿虏廷”，下拜于异族衣冠之前，唯有一死，可免此厄。而既死则不独自洗其无端之污，且当时谈及方案，如遇猛虎瘟疫，避之唯恐不速不远，则期望公道自在人心，舆论能为之洗刷，亦不可能。是故方中通“不畏死，血满纸，痛哭陈情详院司”。而方中通妻陈舜英《粤难作夫子被羁》一诗中“便捐男子血，成就老亲名。君指天为誓，余怀刃是盟”，亦道出底蕴，方中通“指天为誓”者，必是父诬不白，宁死不出狱。此与季辛吉名誉不能洗刷，便当辞职的坚决表示，意思约略相仿。
    于此，可知方氏仇家所构陷方以智的罪名，必然以智九死所不甘诬服者。论案情，则自为牵涉及于可召族诛巨祸的谋反大逆，但以忠于明室的遗民反清，理所当然，即或被诬，于名节何损，而竟非以死相争不可？则所诬以何案，略知清初史实者，皆可指而出之。留待后论。
    我又颇疑，构陷方以智者，为方中通的至交，甚或曾同问学于穆尼阁。《论交篇》起始，以二十余句强调人情险巇，决非无因而发，录如次：
    交道诚难论，何况在今日，变幻态无穷，险巇情不一。张耳、陈馀少相知，安知凶终机在刎颈时？孙膑、庞涓不同学，安得复有鲸刖之惨，马陵之悲？茫茫天地一开眼，古今人情若印板，愈厚愈薄愈密愈益疏，四海九州之人如同产。噫嘻肤上毛，欲割便挥刀；区区胶投漆，何得久坚牢？又如相依复相恋，幸舍代舍迁不倦；今朝武安座上逢，昨晚魏其门下见。较轻量重只争毫发间，趋舍何必死生与贵贱？
    此诗引用古人凡五，“今朝武安座上逢，昨夜魏其门下见”，乃指籍福。“幸舍代舍”典出《史记·孟尝君传》，处宾客的馆舍分三等：传舍、幸舍、代舍。总结此诗所引五古人而欲表达其对交道的看法是：见利忘义。引孙膑、庞涓的故事，则又似同学忌才。总之，整首诗以三分之一的篇幅以证交道难论，决非全然为了反衬下文“忽然一遇侯公子”，而是有本事在内的。
    至于当时新旧派历法之争，则不仅学术之辨，意气之争，更关乎生死祸福，穷通富贵，其事之严重，以及争斗之烈，远超过后世的想象。只以在学术上康熙亲自主持，且新优于旧，亦成定论，故旧派无法翻案，其争斗过程，遂亦渐渐泯灭，蛛丝马迹，犹可想见仿佛。阮元辑《畴人传》，杨光先传后有论：
    论曰：钱少詹大昕曰：“吾友戴东原尝言：欧罗巴人以重价购《不得已》而焚毁之，盖深恶之也。”光先于步天之学本不甚深，不旋踵而败，宜哉！然《摘谬十论》……则固明于推步所不能废也。元（阮元自称）所藏《不得已》卷末有杂记数条，不著撰人名氏，中一条云：歙人言，光先南归至山东暴卒，盖为西人毒死。
    洋人购杨光先所著《不得已》而毁之，其事不可知。戴东原虽为大儒，于《永乐大典》中搜得王锡阐、梅文鼎所未及见的算书，能正讹补脱，可知其天算之学的造诣，但戴氏著作中，有《气穴记》一卷、《葬法赘言》四卷，是犹不免将天文地理与堪舆混为一谈。则于历法恶西洋而为杨光先张目，亦无怪其然。至于“西人毒死”杨光先，就情理而言，殊不可能。不过，杨光先一疏，谓选荣亲王葬期错误，用心实嫌恶毒；汤若望被诬既已大白，杨光先陷诸台官于死而竟不抵罪，自为死者家人亲友所不甘，因而采取报复行为，或者有之。
    以上假设祸由方中通而起，乃因介入新旧历法之争而结怨，或者为人见利忘义而出卖，皆待进一步求证，始可判断此假设有无成立的可能。但方以智被诬的谋反案，必与吴三桂有关。换言之，即助吴三桂谋反，则笔者自信，此一假设，定必不误。
    吴三桂叛清，事起于康熙十二年冬，但异谋早著，而满清忌吴，则更早始于吴三桂入缅杀永历帝以后。刘健所著《庭闻录》卷四：
    康熙元年十一月十一日，诏加吴三桂爵平西亲王。二年，奏缴大将军印。有内大臣谕三桂子额驸应熊曰：“往日永历在缅，边方多故，故予若父将印，重事权也。今天下大定矣！据之不还，何为者？”三桂不得已具疏上之，怏怏不怿。
    此为忌吴的明证。康熙自言，亲政后以三事自矢，必欲底成。其一即为撤藩。自鳌拜伏诛，开始积极着手，而以吴三桂为第一目标。
    按：康熙八年五月诛鳌拜后，六月以米思翰为户部尚书，九年二月以金光祖为广东广西总督，马雄镇为广西巡抚，四年以蔡毓荣为四川湖广总督，七月以王辅臣为陕西提督，十年五月以朱国治为云南巡抚，十一月以明珠为兵部尚书。据此人事调动，可以析出其意义如下：
    一、康熙自诛鳌拜后，立即开始部署撤藩，而以米思翰调补户部尚书为其起点。
    二、撤藩的第一目标为吴三桂，亦以吴三桂难制为第一顾虑。康熙九年对西南、西北文武大员的调动，完成了对吴三桂包围的态势。
    三、康熙十年调朱国治为云南巡抚，为对吴三桂态度强硬的表示。而以明珠为兵部尚书，则是决心用兵了。
    这三点分析，可从上述诸人的背景、性格求得解释。兹先述米思翰。此人出身于满洲八大贵族之一的富察氏，至乾隆年间极贵，米思翰子李荣保，为高宗孝贤纯皇后之父。李荣保子傅恒为大学士，傅恒子福康安“一身被异数十三”，而实为高宗的私生子，笔者别有考证，不赘。《清史稿·米思翰传》：
    米思翰……授内务府总管，辅政大臣从假尚方器物，力拒之。圣祖亲政，知其守正，授礼部侍郎。八年，擢户部尚书，列议政大臣。是时，各直省岁赋，听有政使存留司库，蠹弊相仍，米思翰疏请通饬各直省，俸饷诸经费所馀，悉解部。由是勾稽出纳权，尽属户部。十二年，尚可喜疏请撤藩。吴三桂、耿精忠疏继入，下户、兵、工部，米思翰与兵部尚书明珠议，三藩并撤。有言吴三桂不可撤者，以两议入奏，米思翰坚持宜并撤，议乃定。
    撤藩原为康熙早已默定于心的决策，但当时满清亲贵大臣中或畏三藩势力，或受三藩笼络，反对撤藩者甚多。吴三桂子应熊又尚公主为额驸，等于他父亲派在京中的坐探，所以康熙对撤藩之意守持甚密，唯与少数近臣密商，米思翰与明珠皆力赞帝意者。其后米思翰一家之贵，固与此不无关系。明珠贪黩弄权，而康熙曲予优容，在撤藩之先，康熙深思熟虑，早已料定，决不能如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之轻易。如最后决裂，不能不用兵，则所恃者何？自应有一打算。用米思翰为户部尚书，并即展开整理财政的工作，即为筹饷的开始。
    至于用金光祖、马雄镇、蔡毓荣，或因其熟悉地方，或因其忠诚可靠，或因其才具出众，而目的皆在对付吴三桂。王辅臣之被任为陕西提督，用心更昭然若揭。而康熙之笼络王辅臣，更出常情之外。刘献廷《广阳杂记》有极生动的描写。记王辅臣与吴三桂之侄应期交恶，以三桂袒侄，致使辅臣寒心，以巨金“遍贿朝廷左右暨用事者”，得补为平凉提督，以后的情事云：
    报至滇南，平西闻之，如失左右手。叹曰：“小子费亦不赀矣！家私几何，乃如此胡为耶？”及至辞王，王待之愈厚，执手涕泣曰：“尔至平凉，无忘老夫！汝家贫，人口众，万里迢迢，何以当此？”遂出帑二万两，以为路费。
    吴三桂亦可谓善于补过，输诚之心，唯恐不至。但手段不及康熙，《广阳杂记》记召见王辅臣的情况如此：
    上坐内廷以待，望见喜曰：“有武臣如此，朕复何忧？”自此恩泽频加，赏赉屡及；无日不诏入，语必移时。廷臣骇然，不知其何自也。都下哄传，以为平西有密语，令主入奏……上谓之曰：“欲留汝于朝，朝夕接见，但平凉边庭重地，非汝不可，其命钦天监择好日以行。”时值岁暮，而定期岁内；上又谓之曰：“行期近矣！朕不能舍，上天在迩，其陪朕看灯，过而后行。”更命钦天监择吉日于上元之后。居期入辞，温语良久，授以方略，重加赏赐。御座前有蟠龙豹尾枪一对，上指谓辅臣曰：“此枪先帝遗以付朕者。朕每出必列此枪于马前，以无忘先帝。汝先帝之臣，朕兄帝之子，它物不足珍，其分此一枪以赐汝。汝持此往镇平凉，见此一枪如见朕，朕见此枪如见汝矣！”辅臣拜伏于地，泣不能起。
    雍正以后之笼络年羹尧，即师父故智，但矫揉造作过甚，令人肉麻。康熙之笼络王辅臣，则确能使被笼络者死心塌地。当时康熙所以不惜降尊纡贵如此，正可反证他对吴三桂防范之周之密。至于吴三桂既反，王辅臣竟未能发挥康熙所预期的作用，则又为另一回事，论王辅臣本心，固未负康熙。
    康熙十年调朱国治为云南巡抚，为康熙决意制服吴三桂，不惜决裂的表示。朱国治其人，在康熙初年，为江南士林的公敌。
    朱国治不久去官，走得很不光明，无名氏《研堂见闻杂记》云：
    抚臣朱国治既以钱粮兴大狱，又杀吴郡诸生一二十人，知外人怨之入骨。适以丁忧罢。故事：隶旗下者例不丁忧，守丧二十七日，即出视事。公守丧毕，具疏请进止。朝议许其终制，另推新抚韩公世琦。尚未莅位，朱恐吴人为变，仓猝离位，轻舟遁去，吴中为幸。朝议以大臣擅离汛地，拟降五级，而严旨切责，革职为民。
    按：三年之丧照例守制两年三个月，亦即二十七个月为服满。旗下改月为日，父母之丧只“穿孝二十七日”。朱国治具疏请进止，乃自知众怒难犯，急谋退隐。新任巡抚韩世琦，亦为汉军，隶正红旗，原任顺天巡抚。顺治十八年十月裁顺天巡抚一缺，韩世琦即改调江苏（彼时犹称江宁巡抚）。顺天即沈阳，赴调需时，朱国治去职而未离位，形势益危。其时苏州民风尚未如后来之柔弱。天启中，魏忠贤遣东厂缇骑至苏州逮捕周顺昌，白靴校尉为吴人击杀，前之可鉴，所以朱国治轻舟遁去。至于遭遇“革职为民”的严谴，自是朝中因为秦销案办得太严刻，有意贬抑朱国治，借平民愤。
    康熙十年朱国治复起，被任为云南巡抚。唯一的原因，即由于朱国治以汉人而忠于满洲，为政苛峻。如果对吴三桂采取强硬态度，则用他到云南去跟平西王周旋，是最理想的人选。康熙十二年冬，吴三桂举兵，朱国治首先被害，刘健《庭闻录》记：
    三桂召各官赴王府会议。中丞朱公率众往，贼党不候令害之，刃三下乃死，馀皆被执。朱中丞……素为贼党切齿，三桂使其子飞骑传谕，不得轻杀，至则中丞已身首殊。
    《研堂见闻杂记》谓朱国治被“提出开膛枭示”，则恶之甚，言之亦过甚了。
    以上所引叙，皆在证明康熙对吴三桂迟早必叛，已经料定。而防范唯恐不周，亦有事实可稽。表面上凡大臣言官有公然奏劾吴三桂者，无不获谴，乃是故为安抚，以待谋定后动。其实，对吴三桂的动态，无时不在注意之中。内地入滇投靠吴三桂，以及吴三桂所遣亲信赴内地活动的情况，皆有密报到京。方以智的被祸，我的假设，即因以讹传讹，误认方以智为吴三桂的亲信，潜入安徽。可能为方光琛之子方学诗曾回徽州活动，而方孝标曾入滇献诗吴三桂，故误方学诗为“方学士”。而方学士与方以智音似，满文奏折中汉人名字皆为音译，更易误会。
    假设虽可大胆立论，但假设之能成立，必须经过逻辑的考验，逐次排除其不能者，至最后仅剩者，方能作为假设。今按康熙初年属于“谋反大逆”的案子，不外朱三太子的传闻，及三藩之乱。干连朱三太子的疑案甚多，且每与和尚有关，似与方以智的情况相近。但果为推戴朱三太子以起事复明，则方以智即或被诬，固与名节无损，方中通不必以死力争，一通道理已在前面谈过，无须多说。其次，谋反决非一人之事，干连必众，王夫之论族诛曾申明其义。而方以智一案不闻有他人牵连，孟心史先生《明烈皇殉国后纪》篇云：“《东华录》自康熙十二年始，屡破获朱三太子干连犯案，多不胜载。”是则方以智如牵连于朱三太子案，何以官书独无记载？凡此皆足证明，方以智与此类案件无关。
    至于牵涉及于三藩之乱，如归罪于谋反大逆，则又分两种情况，一为事发的按问，一为事前的猜防。方以智案虽发于吴三桂举事之前，但吴三桂反形早著，康熙防堵甚严，已如前述，则诬指方以智为吴三桂亲信，潜入安徽等地活动，是很可能发生的事。但事必有因，或者方学诗确曾潜回徽州，行踪曾经广西，而又误传为“方学士”，于是构陷者有意张冠李戴，指“方学士”为方以智，向广西巡抚马雄镇告密，因而移文安徽，逮捕方以智归案待质。
    据《方以智晚节考》所录资料及方中通《题结粤难文》《论交篇》两诗，案发后的情况如此：
    一、发难于广西。《论交篇》“粤西题请讲再三”可证。
    二、移文安徽，至桐城方家逮捕方以智，而方以智由幼子中履陪侍在青原。官疑方家藏匿以智，是故“吏卒操兵围宅，铃析达晓”，而“道路汹涌，莫不咋指吐舌。在于人情、宾客、门人、故旧远害引避，固宜其然”（方中履《宗老臣梅先生七十序》）。则有几天的搜索，或者直至方以智被逮，方始撤围，皆可想而知。
    三、桐城搜查不获，移文江西逮捕，此涉及三省的因由，情况非常单纯。
    四、江西泰和富人萧孟昉藏方以智于复壁，其后乃由水路赴广西报案。此出于方以智自己的主张，或者他人所劝，则不得而知。但可确言者，方以智愿就复壁，绝非畏罪，而为不甘致礼于异族衣冠之前。惶恐滩自裁，亦为此意。当初披缁，大致亦为避免作清朝装束。
    如上所述逮捕情况而言，凡稍知清朝司法制度者，皆可想象得到，方以智涉嫌的罪名虽异常严重，而案情固甚简单。因如案内述及方以智如何从事谋反的活动，则本人未获，家族必定被捕就审，借以侦讯方以智的一切。今观资料所载，方氏家族除中通愿同父生死，自甘投狱以外，固皆安然无恙。
    然则案情简单到如何？就方中通两诗篇推断，不过查证一名字而已，大致广西原咨是：闻有安徽方学诗或方学士潜回活动，不知是否方以智。当案之初起，不明究竟，自易涉张皇，所以“三省羽书急如箭”，但其事本易于辨明，最清楚的是，方以智自顺治年间南归后，足迹即从未再到两粤滇黔，是故复壁之出，不过到广西“过堂”即可结无事。而方以智即因不甘生前受辱，故自裁于惶恐滩，以文信国自拟而明志全节。但官方则必报病故，因如报自杀则必欲追究其自杀之因，究系畏罪，或有其他凌虐致死情事，岂非自找麻烦？地方官纵不明此中诀窍，但司刑名的幕友则必如此办理。
    于此可知，方以智自裁，地方官报病故，而案情亦原已明了，方以智与吴三桂无涉，与方学诗或方学士不过音声近似的误传，则此案实已不了而了。但案牍未结，所以方以智的灵柩不能归葬。因就司法的手续而论，或恐须开棺相验，以及查察当时的情况，灵柩须留置于原地。
    疑问是案牍何以不结？此须就两个角度来看，在官方，案子已了，形式上的结与不结，无关宏旨，而所以不结者，因别有关碍。在方中通，则案牍不结，无正式官文书宣示方以智被诬，则名节不能昭雪，因而不肯出狱，“怜我不肯脱罗网，委屈导我真缠绵”，“非是不遵宛转之深情，乃深痛吾老亲之不测”，不测者非生死不测，而是名节被污。
    然则关碍为何？当康熙十年时，朝廷对吴三桂虽已有做最后制裁的决心，但表面仍作优容之状。方以智一案原为秘密防范措施中所发生的波澜，自不便公开其事。否则，便适足资吴三桂以口实，而道路流传，吴三桂将反，朝廷防制甚力，则影响民心，影响甚巨。至两年后“题结”，已是康熙十二年七月，吴三桂踵尚可喜之后，自请移藩之时。廷议中康熙谕群臣：“三桂蓄异志久，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及今先发，犹可制也。”濒临决裂阶段，无所顾忌，故方案不妨题结。
    最后，要破释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何以方中通抵死要辨清其父与吴三桂无涉，更不会为吴三桂效任何奔走？此即因永历帝为吴三桂所杀，昆明五华山平西王府即为永历故宫。当三桂决意反清时，曾议出师之名，不可假借，刘健《庭闻录》云：
    三桂集请士议举兵之名。刘茂遐谓：“明亡未久，人心思奋，宜立明后，奉以东征，老臣宿将，无不愿为前驱矣！”方光琛云：“出关乞师，力不足也，此可解于明。永历已窜蛮夷中，必擒而杀之，此不可解矣！”
    由此可知，恢复明室的名义，连吴三桂的谋士亦知不可假借，可以想见明朝遗民对吴三桂的剿绝明后之深恶痛绝。方以智曾为永历拜为大学士，虽君臣之道不终，但名分既定，旧恩难忘，则与杀永历的吴三桂，其仇不共戴天。而谓之为竟为吴三桂所用，无异认贼作父，一生名节，尽皆扫地。此所以方中通如有人子之心，必不忍坐受坐视。而方中通所一再强调其父的志节，固不在反清而在存明，表其始终为尽忠明朝的遗臣。必明乎此，始知方以智所保的晚节何在。
    方以智三子，皆学行醇谨。尤其难得的是，如邓石如所云：“方氏闺门多富文采。”《清诗纪事》陈舜英条前记：
    陈舜英字玉佩，溧阳人，名夏第三女，适方中通，在顺治八年。撰《文阁诗选》一卷，有中通姊方御序，清言娓娓，如叙家常，不作议论，才女也。舜英诗亦超脱，惟触事兴悲，盖境遇使然。附其女如环、如璧和章，婉约可诵。方氏闺门多富文彩。方孟式妹维仪有《清芬阁集》七卷；方孔炤妻吴令仪有《黻佩园壶遗稿》一卷，最有名。
    按：朱竹垞《明诗综》录方维仪、方维则诗，记方维仪：“桐城人，大理卿大镇之女，适姚孙棨，再期而夭，遂请大归守志，有《清芬阁集》。”方维则：“大理卿大铉之女，嫁生员吴绍忠，有《松茂阁集》。”又记：“方氏三节，一为孟式，字如耀，大理卿大镇之女，嫁山东布政使张秉文，济南城溃，同其夫殉节，赠一品夫人，有《纫兰阁集》；一为维仪，年十七而寡，寿八十有四；一为维则，十六而寡，寿亦八十有四。”此外《方以智晚节考》曾记中履妻张莹亦为才女。张莹即张秉文之侄，亦为康雍年间贵盛无比的张英的堂妹。
    张秉文殉难事见《明史·忠义传》，秉文有兄弟二，一名秉彝，即张英的父亲；一名秉贞，明朝崇祯四年进士，官至浙江巡抚。入清于顺治十年由兵部右侍郎调升刑部尚书，不久改兵部，死于顺治十二年。其女张莹即方中履的妻子。
    张莹亦有诗集，而见称于乡党者，德胜于才，《方以智晚节考》引方中履《亡妻行略》，述辛亥之祸云：
    君处之坦然不乱。与余书札往还，惟大节是砺。君最孝于母，至是绝不归宁，云：“吾生死方氏，岂跬步离哉！”
    所以“坦然不乱”，正因方以智之祸，罪嫌虽重，而情节固一剖即明，无所用其张皇。至于“绝不归宁”，亦为避免株连及于母家之意。类似案情，最忌不可与言而言，势必揣测多端，反致纷扰而益难澄清，张莹跬步不离方氏，确为明哲之计。
    方中通的岳父，亦为显贵，即清初南派的首脑溧阳陈名夏，已见前述。《清诗纪事初编》录陈舜英诗二首，皆为五律，第一首题为《闻乱》：
    烽火传来急，风生满目尘。何方为乐土？此地慰慈亲。患难寻常事，艰危疾病身。长安消息远，愁杀未归人。
    玩味此诗，乃甲申之变时所作。“未归人”者，其父名夏。陈名夏崇祯进士，官至户、兵两科都给事中。李自成破北京，降附，为阮大铖列入“顺案”，以致不能南归，次年在大名降清。其时辗转流离，消息不通，家人不卜其存亡，所以舜英有此诗。清初南北两派，皆倚满人为重。陈名夏获罪，出于阮大铖所劾，而论死则因“留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则究非良心已死者可比。如果阮大铖不因私嫌有意办“顺案”以排击东林、复社中人，则陈名夏可能南归隐居。小人行事，往往逼人为恶，而不能与人为善，类皆如是。
    第二首即为《粤难作夫子被羁》，复引一次如下：
    世外犹遭难，人间敢惜生？便捐男子血，成就老亲名。君指天为誓，余怀刃是盟。一家知莫保，不用哭啼声。
    “世外”指方以智出家，而“便捐男子血，成就老亲名”二语，最为显豁，即谓方中通决心以死为父辨诬，成就老亲的名节。
    此诗虽怀必死之心，亦有“一家知莫保”的绝望，但从容冷静，实有易于辩白的把握。大致方以智案初起，不明内情者，谈虎色变，而了解误会之由来者，则皆有不难昭雪的把握，如方家宗老臣梅，据方中履记：
    宗老臣梅先生乃奋身举幡，慷慨对簿，虽黄门北寺，有所不畏。三木囊头，有所不挠。所亲危之，更进迭谏，而先生不为之夺；家人藏匿衣冠，而先生不为之沮。笑谓人曰：此吾家忠臣，吾得与之同尽，足矣！复何所恨？
    按：臣梅所谓之“忠臣”，非谓以智是明朝的忠臣，不附蓄志谋反已久的吴三桂，则是清朝的忠臣，对簿公堂，亦可侃侃而言。而要证明方以智不附吴三桂，毫不困难，此所以臣梅泰然自信如此。
    《方以智晚节考》云：“桐城方氏自密之以降，两代四人皆能不亏民族大节……若密之三子，则皆可谓世袭遗民者矣！然今观陈、张二女之行谊，则方氏弟兄之苦节，实半成于闺房之内也。”
    按：方氏一门，忠孝节义，四字俱全，方氏弟兄之成苦节，闺人的激励固有影响，主要的还是家庭环境的陶育。兹据《桐城耆旧传》等书，略考方氏家世，以表彰我国第一等的诗礼之家，作为本文的结束。
    朱竹垞《明诗综·臣士下》：“方学渐字达卿，桐城人，贡生，有《连理堂集》。”又云：“方氏门才之盛，甲于皖江，明善先生实浚其源。”明善先生为方学渐的私谥，即方以智的曾祖。
    方学渐三子，长大镇、次大铉、又次大钦。《明诗综》记：“方大镇字君静，万历己丑进士，除大名推官，擢江西道御史，迁大理寺丞，历左少卿，有《方大理集》。”又云：“少卿与邹忠介、冯荣定、高忠宪、顾端文诸公，讲学首善书院。书院毁，筮得‘同人于野’，遂乞休，自号野同翁。年七十庐母墓而终，乡人私谥曰文孝先生。”按：首善书院即邹忠介（元标）所办，今北平天主教南堂旧址，天启年间为阉党所毁。
    大镇两女，长孟式，嫁山东布政使张秉文，济南城溃，同夫共殉。孟式博学工书善画。次维仪，嫁十七而寡，归母家守节，寿八十四。陈其年《妇人集》：“桐城姚夫人名维仪，无大师（原注：方简讨以智，法号无可）姑母也。酷精禅藻，其白描大士尤工。所著《清芬阁集》，文章宏赡，亚于曹大家矣！”
    大镇之子，即以智之父孔炤。妻名吴棣倩，或即以智之母。从维仪学诗，有《黻佩园壶遗稿》一卷，又与维仪共作《宫闺诗史》，分正、邪二集。棣倩年未三十而逝，所育一女名子耀，亦即以智的大姊，由维仪抚育长大。
    方子耀的丈夫名孙临，字武公，兵部侍郎孙晋之弟。当南都不守时，唐王聿键已自立于福州。杨文骢与唐王交好，而郑鸿逵又上章保荐，唐王因拜文骢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提督军务。杨文骢招孙临入幕府，师唐朝藩镇自辟僚佐的故事，奏荐孙临为职方主事。
    《明史二百七十七·杨文骢传》：
    明年（顺治三年）衢州告急，诚意伯刘孔昭亦驻处州，王令文骢与共援衢。七月，大清兵至，文骢不能御，退至浦城，为追骑所获，与监纪孙临俱不降，就戮。
    其时方子耀随夫在军中，清兵一至，全军大乱，遂至相失。方子耀投水为人所救，后归母家守节。
    方中履之妻名张莹，兵部尚书张秉贞之女。秉贞之兄名秉彝，即张英之父。但秉贞、秉彝与秉文不会是兄弟，至少不是五服之内的兄弟，否则张莹与方以智行辈相同，不当为其子媳。
    大铉官至户部主事，女即维则，朱竹垞所谓“方氏三节”之一。子名尔止，诗名甚著，画“四壬子图”，以陶靖节、杜子美、白乐天居上座，而己伛偻于前，示诗学瓣香所在。名“四壬子图”者，以陶、杜、白及尔止均生于壬子之故。相传尔止死后不久降乩坛作七绝一首，后两句为：“初到黄泉无所见，阎罗犹戴旧乌纱”，宛然遗民口吻，此虽拈手所作，而论者谓酷肖尔止诗格，则其人风致，亦可想见。
    方以智孙辈甚多，中德三子，中通四子，中履一子，“正”字辈排行，下一字取玉字旁。有正珠者，字浦还，为中通次子，亦通数学。康熙三十一年南巡，正珠召对，问律吕之学，因进其父所著《数度衍》并自著《乘除新法》。《桐城耆旧传》云：正珠诸昆季，皆能敦行力学。而三房大钦次子仲嘉之后，最为昌盛，与本文无关，可以不必往下写了。

 冒辟疆

    冒辟疆
    明末四公子中，以冒辟疆的名气最大。都谓此公是乱世中一大有福泽之人，享高年、享清福、享大名。其实不然。先摘录《清史稿》本传，以明生平：
    冒襄，字辟疆，别号巢民，如皋人。父起宗，明副使。襄十岁能诗，董其昌为作序。崇祯壬午副榜贡生，当授推官，会乱作，遂不出……甲申党狱兴，襄赖救仅免。家故有园池亭馆之胜，归益喜客，招致无虚日，家自此中落，怡然不悔也。
    襄既隐居不出，名益盛，督抚以监军荐，御史以人才荐，皆以亲老辞。康熙中，复以山林隐逸及博学鸿词荐，亦不就。著述甚富，行世者有《先世前徽录》《六十年师友诗文》《同人集》《朴巢诗文集》《水绘园诗文集》。书法绝妙，喜作擘窠大字……康熙三十二年卒，年八十有三，私谥潜孝先生。
    冒辟疆著作虽富，而当时后世，流传最广的，却是一本小册子，名为《影梅庵忆语》，乃追忆爱姬董小宛自始识至死别，九年之间的患难恩情。其人其文，足称哀感顽艳。嘉道年间吾乡有无聊文人陈文述，堕入随园恶道，以一门风雅自命。其子陈裴之仿《影梅庵忆语》作《香畹楼忆语》，真所谓“肉麻当有趣”，遂开“鸳鸯蝴蝶”一派的小说，至今流毒未已。推原论始，则冒辟疆无异始作俑者。九泉有知，不知悔有此作否？
    明末有四公子，亦有四名妓：柳如是归钱牧斋，顾横波归龚芝麓，李香君与侯方域交好，而董小宛则因传说与顺治“出家”有关，成为一时无两的传奇人物。孟心史先生作《董小宛考》《世祖出家事考实》，力辟其诬。我早年亦深信孟说，近年方知不然。董小宛即顺治董鄂妃，铁案如山，别见《董小宛入清宫始末诗证》一文，此不赘。
    世间多知冒辟疆与董小宛的姻缘，罕知冒辟疆与陈圆圆亦曾有嫁娶之约。读《影梅庵忆语》者类多忽略所谓“陈姬”。摘《忆语》有关者如次：
    辛巳早春，余省觐去衡岳，由浙路往。过半塘讯姬（按：指董小宛），则仍滞黄山。许忠节公赴粤任，与余联舟行，偶一日赴饮归，谓余曰：“此中有陈姬某，擅梨园之胜，不可不见。”余佐忠节治舟数往返，始得之。其人淡而韵，盈盈冉冉，衣椒茧时背顾湘裙，真如孤鸾之在烟雾。是日演弋腔《红梅》，以燕俗之剧，乃出之陈姬身口，如云出岫，如珠在盘，令人欲仙欲死。
    按：吴梅村《圆圆曲》：“教就新声倾座客。”又陆次云《圆圆传》：“群姬调丝竹，皆殊秀：一淡妆者统诸美而先众音。”陈圆圆善歌，好淡妆，与冒辟疆初见所得的印象皆相合。
    漏下四鼓，风雨忽作，必欲驾小舟去；余牵衣订再晤，答云：“光福梅花如冷云万顷，子能越旦偕我游否？则有半月淹也。”余迫省觐，告以不敢迟留故。复云：“南岳归棹，当迟子于虎丘丛桂间。”盖计其期八月返也。
    四鼓风雨，必欲驾小舟去，正为借此以邀冒辟疆偕归，邂逅倾心，其情如见。所以然者，冒辟疆是当时第一美男子，冒辟疆的金兰之交张明弼，对冒辟疆的丰采，有相当深刻的形容。
    张明弼作《冒姬董小宛传》，中有一段记冒辟疆：“其人姿仪天出，神清彻肤，余尝以诗赠之，目为‘东海秀影’。所居凡女子见之，有不乐为贵人妇，愿为夫子妾者无数。”然则陈圆圆之一见倾心，董小宛之九死靡他，亦就无足为怪了。
    冒辟疆省父衡岳，奉母南归，已在中秋节后，虎丘丛桂盛放，而伊人则已为“窦霍豪家掠去”。冒辟疆闻之惨然。“窦霍豪家”者外戚，明朝称之为“皇亲”。崇祯朝最煊赫的两位皇亲：一是“周皇亲”，后父周奎；一是“田皇亲”，田贵妃父田宏遇。
    陆次云《圆圆传》记，田贵妃为解帝之忧，商于其父，因进陈圆圆。是则劫陈者为田宏遇。其实不然，陈圆圆乃为周皇亲所劫，进于宫内，目的在分田贵妃的恩宠。周奎苏州人，赐第在葑门，因而得以在苏州横行。只是崇祯不好声色，以圆圆国色，竟难邀一顾。《吴诗集览》：“嘉定伯已将圆圆进，未及召见。旋因出永巷宫人，贵妃遂窜名籍中，出付妃父田宏遇家，而吴（三桂）于田席上见之也。”田贵妃设计逐陈圆圆出宫，正是为固宠作预防。此说与陆次云相反，而合于情理事实。
    不过陈圆圆被劫，不在此时。《忆语》记：
    偶晤一友，语次有“佳人难再得”之叹。友云：“子误矣！前以势劫者赝某也。某之匿处，去此甚迩。与子偕往。”
    至果得见，又如芳兰之在幽谷也。相视而笑曰：“子至矣！子非雨夜舟中订芳约者耶？曩感子殷勤，以凌遽不获订再晤。今几入虎口得脱，重晤子，真天幸也！我居甚僻，复长斋；茗椀炉香，留子倾倒于明月桂影之下，且有所商。”
    吴三桂反清之前，陈圆圆以年长色衰，长斋供佛，其实秉性恬淡，早岁即然。此亦陈姬即陈圆圆之一证。至于“所商”则为终身大事，是在第二天月下。《忆语》记：
    相见，卒然曰：“余此身脱樊笼，欲择人而事之。终身可托者，无出君右。适见太恭人，如覆春云，如饮甘露，真得所天。子毋辞！”余笑曰：“天下无此易事，且严亲在兵火，我归，当弃妻子以殉。两过子，皆路梗中，无聊闲步耳！子言突至，余甚讶；即果尔，亦塞耳坚谢。无徒误子。”复宛转云：“君倘不终弃，誓待君堂上昼锦旋。”余诺曰：“若尔，当与子约。”
    嫁娶之约，至此而定。当时陈圆圆“惊喜申瞩，语絮絮不悉记”，冒辟疆“即席作八绝句付之”，以诗为盟，亦以诗为别。不意从此竟不得再见。《忆语》云：
    至壬午仲春，都门政府言路诸公，恤劳人之劳，怜独子之苦，驰量移之。耗先报，余时正在毗陵，闻音如石去心，因便过吴门慰陈姬。
    按：冒辟疆的父亲冒起宗，本以衡永兵备副使调赴襄阳、樊城一带，监左良玉军。其时李自成、张献忠、罗汝才三大股流寇，正汇集在河南、湖北、陕西一带，大肆荼毒，襄樊是最危险的地带。冒起宗备兵湖南衡州、永州，而无端北调于千里以外，自是有人故意与之为难。冒辟疆辛巳早春省觐去衡岳，秋归至杭州，得信“谓已破之襄阳，心绪如焚”，所以虽得与陈圆圆复见，并订嫁娶之约，但中间陈圆圆屡次函促冒辟疆相会，冒皆未复。自道“归历秋冬，奔驰万状”，乃是为父营谋改调。张明弼《董小宛传》记：“时辟疆痛尊人身陷兵火，上书万言于政府言路，历陈尊人刚介不阿，逢怒同乡同年状，倾动朝堂。”于是而有第二年“仲春”的“量移”。其时周延儒复起未几，因张溥的要约，对东林、复社中人，另眼相看，所以冒起宗得以改调宝庆。冒辟疆的心事得释，因由常州至苏州访陈圆圆。岂知迟来十日，缘尽三生，《忆语》云：
    至则十日前，复为窦霍门客以势逼去。先，吴门有昵之者，集千人哗劫之；势家复为大言挟诈，又不惜数千金为贿。地方恐贻伊戚，劫出复纳入。
    此“窦霍势家”，确然为嘉定伯周奎。钮琇《觚剩》有《圆圆》一篇，中云：
    明崇祯末，流氛日炽。秦豫之间，关城失守，燕都震动；而大江以南，阻于天堑，民物晏如，方极声色之娱，吴门尤盛。有名妓陈圆圆者，容辞闲雅，额秀颐丰，有林下风致；年十八，籍隶梨园，每一登场，花明雪艳，独出冠时，观者魂断。
    维时田妃擅宠，两宫不协，烽火羽书，相望于道，宸居为之憔悴。外戚周嘉定伯，以营葬归苏，将求色艺兼绝之女，由母后进之，以纡宵旰忧，且分西宫之宠，因出重赀购圆圆，载之以北，纳于椒庭。
    今按《忆语》所记，可以推想中间尚有一波折，即陈圆圆先被劫入葑门嘉定伯赐第，而有“昵之者，集千人哗劫”。所谓“哗劫”即聚众在周家门外鼓噪，使周奎生惧，不得不放出圆圆。
    所谓“势家复为大言挟诈”，无非要挟地方官，倘不将陈圆圆归还，则必以苏州有人聚众作乱入告，兴起不可收拾的大狱。“又不惜数千金为贿”，则地方官既为威胁，又为利诱，乃不得不如其愿。“劫出复纳入”之解释如此，但不知“昵之者”谁何？
    冒辟疆与陈圆圆的这一段姻缘，是个历史性的事件。研究历史常会遇到些意味深长而又令人迷茫的问题，此即所谓“际遇”。一个偶然的因素，可以改变历史的方向，如果冒辟疆早到十日，载美以归水绘园，则陈圆圆无由至北，无由遇吴三桂，自亦无由而有“冲冠一怒为红颜”之事，历史也许就要改写了。
    但清初诸家文集笔记，除陈其年《妇人集》外，记陈圆圆者，罕及于与辟疆的一段旧情，即《忆语》中亦只言“陈姬”，不载其名，此因吴三桂方开府滇中，势焰甚炽，有所忌讳的缘故。
    失此姻缘，在冒辟疆是件极痛心的事。虽是为小宛而作的“忆语”，亦不讳言“怅惘无极”，而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不旋踵间，即有奇遇。《忆语》云：
    明日……便解维归里，舟过一桥，见小楼立水边，偶询游人：“此何处？何人之居？”友以双成馆对。余三年积念，不禁狂喜，即停舟相访。友阻云：“彼前亦为势家所惊，危病十有八日，母死；鐍户不见客。”
    由此可知，周奎选色进御，初无特定目标，凡属名妓，皆不放过。董小宛竟因此受惊，“危病十有八日”，可以想象此“劫”是如何严重的一场大风波。《忆语》接云：
    余强之上。叩门至再三，始启户，灯火阗如，宛转登楼，则药饵满几榻，姬沉吟询何来？余告以昔年曲栏醉晤人。姬忆，泪下曰：“曩君屡过余，虽仅一见，余母恒背称君奇秀，为余惜不共君盘桓，今三年矣！余母新死，见君忆母，言犹在耳。今从何处来？”便强起揭帷帐审视余，且移灯留坐榻上。谈有顷，余怜姬病，愿辞去，牵留之曰：“我十有八日，寝食俱废，沉沉若梦，惊魂不安，今一见君，便觉神怡气旺。”旋命其家具酒食，饮榻前，姬辄进酒，屡别屡留，不使去；余告之曰：“明朝遣人去襄阳，告家君量移喜耗；若宿卿处，诘旦不能报平安，俟发使行，宁少停半刻也。”姬曰：“子诚殊异，不敢留。”遂别。
    此为冒辟疆与董小宛第二次见面。第一次在崇祯十二年。当方以智为冒荐董时，数数往访，最后始得一见。董小宛薄醉未醒，扶出曲栏，只如惊鸿一瞥，冒辟疆记当时情状：“面晕浅春，缬眼流视，香姿玉色，神韵天然，懒慢不交一语。余惊爱之，惜其倦，遂别归。”但董小宛则因被酒之故，可必其无甚印象。因为衡诸第二次相见，董小宛于危病母死，生趣索然之际，一见冒辟疆，便觉“神怡气旺”，“屡别屡留”，倾心之状如见。如果“良晤之始”不是因醉眼迷离，观望不切，则早就“愿为夫子妾”了。
    这夜一别，到第二天冒辟疆犹不愿践约，而他的“友人及仆从”皆以为不可，因而仍往话别。但董小宛已经有了打算，不但“妆成”，而且收拾了行李，在楼头凝望，一等船到，不待冒辟疆上岸，便“疾趋登舟”，只说“随路相送”，其实是决定就此跟冒辟疆回水绘园。
    冒辟疆却还无法作金屋藏娇之计，因而归舟不肯直放如皋，只在太湖附近兜圈子，由苏州经无锡，到常州，转往宜兴，再折回江阴，方到镇江，舟行“二十七日，凡二十七辞”，董小宛只是不肯走，在镇江逛金山时，彼此摊牌了。《忆语》云：
    姬……登金山誓江流曰：“妾此身如江水东下，断不复返吴门。”余变色拒绝，告以期迫科试，“年来以大人滞危疆，家事委弃，老母定省俱违，今始归经理一切。且姬吴门责逋甚众，金陵落籍，亦费商量。仍归吴门，俟季夏应试，相约同赴金陵；秋试毕，第与否始暇及此。此时缠绵，两妨无益。”姬踌躇不肯行。时五木在几，一友戏云：“卿果终如愿，当一掷得巧。”姬肃拜于船窗，祝毕，一掷得全六，时同舟称异。余谓：“果属天成，仓卒不臧，反偾乃事。不如暂去，徐图之。”不得已，始掩面痛哭失声而归。
    据此记可知，冒辟疆此时不纳小宛，非不愿，是不能。原因有三：第一，老父虽得调宝庆，其实仍“滞危疆”，此时纳妾，颇遭物议；其次，功名未立，只是一名秀才，至少要等中了举，才能作藏娇之想；复次，董小宛在苏州欠下了一大笔债，冒辟疆还无力为之清偿。第一因，为全局的前提；最后一因，为好事的症结；至于第二因则并无关宏旨。
    这年是大比之年，秀才在赴乡闱之前，需先经学使“科试”。明朝在江苏设两提学使，一在江南，一在江北。江北提学使驻泰州，冒辟疆试毕回如皋，已在六月间。《忆语》云：
    六月抵家，荆人对余云，姬令其父先已过江来云：姬返吴门，茹素不出，惟翘首听金陵偕行之约。闻言心异，以十金遣其父去，曰：“我已怜其意而许之，但令静俟毕场，事后无不可耳！”余感荆人相成相许之雅，遂不践走使迎姬之约，竟赴金陵，俟场后报姬。
    金桂月三五之辰，余方出闱，姬猝到桃叶寓馆。盖望耗不至，孤身挈一妪，买舟自吴门；江行遇盗，舟匿芦苇中，船损不可行，炊烟遂断三日。初八抵三山门，又恐扰余首场文思，复迟二日始入。姬见余虽甚喜，细述别后百日，茹素杜门，与江行风波盗做惊魂状，则声色俱凄，求归逾固。
    时魏塘、云间、闽、豫诸同社，无不高姬之识，悯姬之诚，咸为赋诗作画以坚之。
    按：魏塘为浙江嘉善，云间为江苏松江，两地接壤，文风皆盛。所谓“诸同社”不必尽为复社中人。大江南北、浙东浙西，南及福建，北至河南，皆有文社，而与复社声气相通，所以冒辟疆称之为同社。崇祯十五年中秋，在桃叶渡水阁为冒、董预祝良缘的公宴，裙屐联翩，为一时盛会。自此以往，风流云散，为秦淮艳迹盛极而衰的起点。
    到了八月十七日，冒辟疆有意外之喜。他的父亲辞官归里，舟适金陵，冒辟疆“遂不及为姬谋去留”，随父而归。《忆语》云：
    从龙潭尾家君舟抵銮江，家君阅余文，谓余必第，复留之銮江候榜。姬从桃叶寓馆，仍发舟追余；燕子矶阻风，几复罹不测。重盘桓銮江舟中，七日乃榜发，余中副榜。穷日夜力，归里门。而姬痛哭相随，不肯返。且细悉姬吴门诸事，非一手足所能了；责逋者见其远来，益多奢望，众口狺狺；且严亲甫归，余复下第意阻，万难即谐，舟抵郭外朴巢，遂冷面铁心，与姬决别，仍令姬返吴门，以厌责逋者之意，而后事可为也。
    观此段记述，很显然的，好事难谐的最大原因，在董小宛的债务。债主且追来讨账，为冒辟疆招来许多烦恼，所谓“众口狺狺”，乃亲见亲闻之语。冒家为如皋世族，家有花木园林之胜，但未必富饶，如果要花两三千银子为董小宛还债脱籍，恐非一时所能筹措。何况仅中副榜，老父又休致而归，家运不振，更难启齿，此所以“冷面铁心”，自有不得已的苦衷。
    在董小宛，对冒辟疆深情专注，至死靡他，情感上的冲力至大，固为事实，但最初亦不无责望冒以贵公子能援手助其脱困的打算在内。至此，浮沉情海，无由自主，高居债台，更不得下。是故一半无奈，一半负气，十月间尚“不脱去时衣，方空在体”，如果冒辟疆坐视不救，心甘“冻死”。“方空”者薄纱，“去时”已在中秋之后，亦非穿纱衣之时，此言自未免过实。而冒辟疆则因此而受朋辈指责，他的盟兄刘渔仲奋袂作古押衙，却以不善调停，债主大哗，竟至决裂。十一月底，十二月初，始有绝处逢生、豁然开朗的转局，《忆语》云：
    虞山宗伯闻之，亲至半塘，纳姬舟中。上至缙绅，下及市井，纤悉大小，三日为之区画立尽，索券盈尺；楼船张宴，与姬饯于虎丘，旋买舟送至吾皋。至月之望，薄暮侍家君饮于拙存堂，忽传姬抵河干，接宗伯书，娓娓洒洒，始悉其状。
    “虞山宗伯”者常熟钱谦益，字牧斋，本为东林中人。崇祯初复起为礼部侍郎，所以称之为“宗伯”。致冒辟疆一书，信笔挥洒，文采亦颇可观，录如次：
    武林舟次，得接眉宇，乃知果为天下士，不虚所闻，非独淮海维扬一俊人也。救荒一事，推而行之，岂非今日之富郑公乎？闱中虽能物色，不免五云过眼，天将老其材而大用之，幸努力自爱。衰迟病发，田光先生所谓“驽马先之”之日也；然每见骐骥，犹欲望影嘶风，知不足高朋一笑耳。双成得脱尘网，仍是青鸟窗前物也。渔仲放手作古押衙，仆何敢贪天功？他时汤饼筵前，幸不以生客见拒，何如？嘉贶种种，敢不拜命；花露海错，错列优昙阁中，焚香酌酒，亦岁晚一段清福也。
    孟心史引“嘉贶种种”数语，以为此事乃出于冒辟疆的干求。言“虞山宗伯闻之”如何如何，仿佛牧斋好事，实为装点门面的话。此一看法，不甚正确。
    按：钱牧斋始而以状元为浙人所夺，继而以典试浙江，在闱中误中阱局，复以崇祯初会推阁臣，为周延儒与温体仁所排挤，而温则所谓“浙党”魁首，因而结不解之怨。告归居乡，颇善居积。崇祯七年温体仁授意言官参劾其居乡不法事，多至四十款，大致为蓄奴经商，夺人田产，干预考试诉讼，操纵知府县官如傀儡之类，皆有形迹可指。奉旨逮捕严问，据说向冯铨行贿四万，辗转拜托司礼监曹化淳，方得免祸。钱牧斋坐拥巨资，脱手万金，视如无事，故能成此快心之举。
    不过，钱牧斋虽有力量行此快心之举，而愿不愿援手是另一回事。欲明此中因果，首当有一时间的观念，即此事发生在崇祯十五年，与三年以后时异世变，几人升扬、几人沉沦的局面大不相同。
    钱牧斋与龚芝麓入清《贰臣传》，钱牧斋之降清，《绛云楼俊遇》记：
    乙酉豫王（多尔衮之弟，豫亲王多铎）兵渡江南，在京诸臣，相率迎降，致礼币有至万金者。牧斋独致礼甚薄，盖表己之廉洁也。柬端细书：“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臣钱谦益百拜叩首，谨启上贡。计开……”是日钱捧帖入府，叩首墀下，致词王前，王为色动，接礼甚欢云。
    乙酉五月之变，柳夫人劝牧翁云：“是宜取义全大节，以副盛名。”柳奋身欲沉池水中，持之不得入。
    与柳如是适相反者，则有顾横波，《冷庐杂识》记：
    龚鼎孳娶顾媚，钱谦益娶柳如是，皆名妓也。龚以兵科给事中降闯贼，授为直指使，每谓人曰：“我原欲死，奈小妾不肯何。”小妾者，即顾媚也。
    钱、龚虽晚节不堪，而在崇祯末年则为江南的士林魁首。钱牧斋一方面志在复起，自必广收物望；一方面亦确有爱才之心，何况以冒辟疆的俊才重名，自然乐予援手。而此外则与董小宛别有一段香火姻缘，《忆语》云：“庚辰夏……欲过访姬，客从吴门来，知姬去西子湖，兼往游黄山、白岳。”又，冒辟疆和人“寓桃叶波口，即事感怀原韵”诗，后有长跋：“牧斋先生以三千金同柳夫人为余放手作古押衙，送董姬相从，则壬午秋冬事。董姬十三离秦淮，居半塘六年，从牧斋先生游黄山，留新安三年，年十九归余。”孟心史先生以为“留新安三年，亦即在居半塘六年之内”。
    按：冒辟疆与董小宛初晤在崇祯十一年己卯秋天，庚辰夏欲过访，知其去黄山，则计其时至早亦不过己卯冬天，而辛巳（十四年）初夏，钱牧斋与柳如是“行结缡礼于芙蓉舫中”，则已归常熟。董小宛似无独留新安的可能，所以三年之说，计算未确，大致为一年半左右。一年半的偕游，姻缘不浅，则斥三千金为之偿债，实亦等于钱牧斋自己了却了董小宛所欠的一笔债。
    董小宛虽得钱牧斋的斡旋，终得如愿，但冒辟疆一时却还不敢禀告老父，所以董小宛“在别室四月”，至崇祯十六年癸未三月，始得“入门”居侧室。《忆语》述小宛归水绘园以后，先称其德，后称其才，道深闺闲情，患难相共之状，委宛曲折中见至情。沈三白作《浮生六记》，体裁仿自《影梅庵忆语》，但《忆语》出以古文笔法，而遣词造句，务求尖新，不免奥拗，不如《浮生六记》的深入浅出，明白如话。而论意境，《忆语》自高出《六记》多多，试录一段：
    姬最爱月，每以身随升沉为去住。夏夜纳凉，小宛与幼儿诵唐人咏月及流萤纨扇诗，半榻小几，恒屡移以领月之四面；午夜归阁，仍推窗延月于枕簟间，月去复卷幔倚窗而望，语余曰：“吾书谢希逸《月赋》，古人厌晨欢、乐宵宴，盖夜之时逸，月之气静。碧海青天，霜缟冰净，较赤日红尘，迥隔仙凡。人生攘攘，至夜不休，或有月未出已鼾睡者，桂华露影，无福消受。与子长历四序，娟秀浣洁，领略幽香；仙路禅关，于此静得矣！”李长吉诗云：“月漉漉，波烟玉。”姬每诵此三字，则反覆延环，曰月之精神、气韵、光景，尽于斯矣。人以身入“波烟玉”世界之下，眼如横波，气如湘烟，体如白玉，人如月矣，月复似人，是一是二，觉贾长江“倚影为三”之语尚赘。
    又记相与品茶的光景：
    姬能饮，自入吾门，见余量不胜蕉叶，遂罢饮。每晚侍荆人数杯而已。而嗜茶与余同性，又同嗜岕片。每岁，半塘顾子兼择最精者缄寄，具有片甲蝉翼之异。文火细烟，小鼎长泉，必手自吹涤；余每诵左思《娇女》诗“吹嘘对鼎立”，姬为解颐。至沸乳看蟹目鱼鳞，传瓷选月魂云魄，尤为精绝。每花前月下，静试对尝，碧沉香泛，真如木兰沾露，瑶草临波，备极卢陆之致。东坡云“分无玉碗捧蛾眉”，余一生清福，九年占尽，九年折尽矣！
    其实，九年之中，这种享清福的日子，亦并不多。自甲申之变，阖家逃难，避阮大铖寻仇，避清兵南下，甚至欲避官军，吴梅村诗：“乱梳云髻下高楼，尽室仓皇过渡头。钿合金钗浑忘却，高家兵马在扬州。”即遭高杰部下抢劫之谓。
    避仇则避阮大铖的小人得志，思一逞其毒手以为快。吴梅村诗：“念家山破定风波，郎按新词妾唱歌。恨杀南朝阮司马，累侬夫婿病愁多。”阮大铖曾任弘光朝兵部尚书，所以称为“阮司马”。是故他人避清兵之难，需在乙酉春间，而冒家避难，则早在甲申冬天。所避之处为浙江海盐陈则梁家，则梁与张明弼、刘渔仲，皆为冒辟疆异姓手足，崇祯九年结盟于顾横波的香巢“眉楼”，与盟者五人，则梁居长，辟疆最幼。
    董小宛随冒辟疆避难、避仇、避兵以外，数历坎坷，其间辟疆大病三次，甲申秋至乙酉春，病凡一百五十日。顺治四年丁亥夏便血，“勺水不入口者二十余日”，病两月余。顺治六年己丑秋病疽，百日方愈。《忆语》云：
    余五年危疾者三，而所逢者皆死疾。惟余以不死待之，微姬力，恐未必能坚以不死也。
    此亦写实之语，爱情的力量，确有不可思议者。古来忠臣烈士，义夫节妇，或激烈捐躯，或忍死须臾，以强烈的生命意志，操纵个人的生死，耿耿精诚，非天地鬼神所能夺，自有由来。冒辟疆以必死之疾，待以不死之心，乃由于在至惨至苛的境遇中，而有至性至情的安慰为之鼓舞之故。《忆语》记董小宛甲申秋在海盐侍疾的情形如此：
    时当残秋，窗风四射。翌日各乞斗米束薪于诸家，始暂迎二亲及家累返旧寓（按：指海盐寄寓，在此以前，曾移寓城外，又曾流离）。余则感寒，痢疟沓作矣！横白板扉为榻，去地尺许；积数破絮为卫。炉偎霜节，药缺攻补，且乱阻吴门，又传闻家难剧起。自重九后溃乱沉迷，迄冬至前僵死，一夜复苏，始得间关破舟，从骨林肉莽中，冒险渡江，犹不敢竟归家园，暂栖海陵（江苏泰州）；阅冬春百五十日，病方稍痊。
    此百五十日中，姬仅卷一破席，横陈榻旁，寒则拥抱，热则披拂，痛则抚摩，或枕其身，或卫其足，或欠伸起伏，为之左右翼。凡痛骨之所适，皆以身就之。鹿鹿永夜，无形无声，皆存视听。汤药手口交进，下至粪秽，皆接以目鼻，细察色味，以为忧喜。日食粗粝一餐，与吁天稽首外，惟跪立我前，温慰曲说，以求我之破颜。
    余病失常性，时发暴怒，诟谇三至，色不少忤，越五月如一日。
    冒辟疆不是淡泊自甘的人，自谓“名心”甚重，而居然不作清朝之官，以隐士著称，实有不得已的苦衷。人人可做清朝官，只有冒辟疆因为董小宛入宫的缘故，不能受清朝的征辟，否则就太没有骨气，连立足之地都没有了。最可玩味的一件事是，以钱牧斋于冒辟疆有恩，竟不通往还，则其人行谊，必有大欠缺之处（请参阅《董小宛入宫》一文）。
    冒辟疆殁于康熙二十二年十二月，享寿八十三岁。一生屡遭家难，其幼弟竟欲杀之，不知是何孽缘。殁后韩菼为撰墓志，另有挽诗六章，录其第一、二、四、五等四首，以为结束。
    春光杂树乱飞莺，风月扬州旧主盟。人到老成常易尽，命应多难辄更生（自注：先生屡绝复苏）；暮年枯柳悲开府，天上芙蓉失曼卿。最是夜阑灯灺后，白头往往说西京。
    南朝琼树久埃尘，桃叶当年燕赏频。青眼词人高入座，红绡狎客避逢嗔（自注：先生曾于高会唾骂阮司马）；风流咳唾真名士，离乱沧桑一党人。墨妙笔精余遣兴，玉山铁笛是前身。
    载得佳人字莫愁，染香亭子木兰舟。茧弦待久方成匹，纨扇无缘得聚头；花鸟湘中余粉墨（自注：“染香”“湘中”皆姬所居），人琴座上亦山丘。白杨未种俱消歇，何处春风燕子楼？
    秣陵一曲即霓裳，词客衰迟合断肠。最恨飞笺传燕子，更怜挝鼓入渔阳（自注：《燕子笺》剧为司马笔。先生晚年喜令挝渔阳鼓）；善才不死轻投迹，贺老犹存久擅场。浮世偃师从变幻，梨园散尽月如霜。

 附录 上班考

    附录 上班考
    公务员赴办公厅服勤，称为“上班”。这是个小学生都了解其含义的名词。此一名词，于古无征，以搜辑故实丰富著名的《大汉和辞典》，在“上班”条下，亦仅有“当番、当直”四字之释。按：当番、当直，是轮值之意，而上班乃普遍的情况。是故《大汉和辞典》的解释，不能谓之为适当。
    细考“上班”一词的出典，关乎近代公务员服勤制度的建立，此亦为清朝在行政学上的一大贡献。清沿明制，官员大别为两类——京官与外官。外官自督抚至州县，皆为正印官，其幕僚在督抚衙门称为“文案”；州县则为“幕友”，尊之为“老夫子”，通释“师爷”。而无论文案或幕友，皆非国家之官。其下则有“吏”，通称“书办”。在州县吏归幕友直接指挥。刑名师爷指挥刑房书办，具有绝对的权威，真正叫作“不怕官，只怕管”。
    明、清中央政府的组织，较为严密。以清朝的六部为准，在组织系统上分为四级，第一级是“大学士管部”，此级可实可虚，事在人为，如光绪中叶，阎敬铭以东阁大学士管理户部，拥有部务的绝大决定权，而武英殿大学士额勒和布管理兵部，则唯拱手受成而已。
    第二级是尚书、侍郎，称为“堂官”，满汉左右共六人，称“六堂”。第三级是各司的郎中、员外、主事，统称“司官”，为处理部务的中坚分子。第四级为书办，跟州县一样，都为世袭，受司官指挥。由此可知各部司官相当于州县的幕友，所不同者司官为国家正式官员，而幕友是私人约聘的助手。堂官对司官，虽不必如州县官对幕友的尊敬，但亦应有相当的礼遇。司官抱牍上堂，长揖不拜；公文授受，堂官须起身接取。而在外官，五品官员参谒一二品督抚，则无有不跪拜之理。
    京官入公署服勤，称为“上衙门”。堂官固然来去自如，毫无限制，司官亦并无一定的进退时间。因为其时缺乏严格的考勤制度。三年“京察”跟乡试一样，逢子午卯酉之岁举行。悬以四格——才（具）、（操）守、政（绩）、年（资），分为三等——称职、勤职、供职；纠以六法：不谨、疲软、浮躁、才力不及、年老、有疾；黜以三途：革职、降调、休致。大致通盘观察，不考日常言行。如当今所谓“三考三卡”制，在彼时为一件不可想象之事。
    唯一的例外是军机处。军机章京入值，不叫“上衙门”叫“上班”。进有定时，退有定规，不比各部司官“上衙门”的自由，更不比冷衙闲曹，竟可终年不上衙门。
    清朝的军机处是一具有极高效率的最高行政组织。这种极高效率的产生，得力于严密的规制。而此严密的规制，乃由军机章京先后相承，殚精竭虑。一方面执持优良的传统，一方面不断有所改进而形成者。因此，从雍正十年始创军机处开始，直至宣统三年四月裁撤，此一百七十九年间，国家政务的推行，得能如臂使指，始终贯彻而灵活。
    政大有位博士，著有《清代军机处组织及职掌之研究》一书，达六十万言之多，引用书目六十七种，以及故宫博物院军机档案无其数。可惜，沈云龙教授主编、文海出版社印行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中《中和月刊史料选集》所收两篇文章，未为这位博士所寓目。自来记载军机处最重要的一部书，名为《枢垣纪略》。此书在文海亦有刊本，是道光年间梁章钜所辑，而在光绪元年，由恭王嘱军机章京朱智等所增补。同治以后的军机故事，则付阙如。今得上述两篇文章，足补不足，差成完璧。
    这两篇文章，一篇名为《南屋述闻》，一篇名为《枢曹追忆》。后者顾名思义，十分明白，“南屋”一词则较隐晦，须有解说。按军机处在乾清门西侧的隆宗门内，南北向各五楹，北屋为军机大臣直庐，南屋为军机章京直庐，所以“南屋”即为军机章京的代名词，犹如“南斋”之指南书房及南书房翰林。
    《南屋述闻》的作者“水东花隐”不知其名。与康有为一起逃到日本、拆穿“衣带诏”骗局的王照，文集名“水东”，但王照没有当过军机章京。考其《述闻》，知为清末礼部右侍郎郭曾炘之子。郭于光绪十一年以礼部主事考补军机章京。三十一年丁忧去官，在军机处前后十二年，花隐“叨与枢直”，自道“距先公之离直，复一周星”。其时为民国六年丁巳。既入民国，何来军机处？原来这年五月十三，张勋复辟，历时七日，旋复“退位”。在此七日中，“内廷办事乏人，命传集旧章京”，花隐就是这时候当过军机章京。但“枢垣故事，得自庭闻”。而此时“得亲至所谓南北屋者，首先闻于先公，至是皆一一躬睹之。”因此，所述所闻，源流分明，印证他书，相当可信。
    《枢曹追忆》的作者名吕式斌，字允甫，山东文登人，光绪三十三年以法部七品小京官，考取军机章京。宣统元年十一月到班办事。他的《追忆》中，有许多琐碎细节，亲切有味，而可信的程度，更过于《南屋述闻》。由这两篇文章，加上《枢垣纪略》，可以彻底了解军机处的“班务”。
    谈军机处的“班务”，当然要先谈军机处的起源。这又要先从明、清两朝的军事指挥系统谈起。明朝的军令操在内阁首辅和兵部尚书手里，兵部尚书的权很重，称为“本兵”。《明史·传赞》：“明季疆场多故，则重本兵之权。”及至清朝，军令由皇帝亲主，而康、雍、乾三帝亦英明果决，指授方略，万里如见。专征将帅，懔遵莫远，绝无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说。
    用兵首重机密，而雍正的统驭，纯为单线领导，更重机密。由于内阁在太和门外，人多地杂，怕泄漏军机，因而在隆宗门内设置“军需房”，选派谨密的内阁中书入值，缮写密旨。此为军机处的起源，时在雍正七年，用兵青海之时。
    由于地近内廷，便于宣召，临时组织的军需房，扩大编制为正式组织，改名“军机处”。其时，一说为雍正八年，一说为十年。据《枢垣纪略》卷二“除授”，雍正十年二月，命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办理军机事务。此为有军机大臣之始，故亦可视为军机处正式成立之始。
    内阁无印，军机处有印，初颁在雍正十年三月，此亦为考定军机处正式成立于雍正十年的重要根据。军机处印信，在乾隆十四年改铸——银质、龟纽、方形，上镌满汉篆字，文曰：“办理军机事务印记”。大印的保管及使用，重重牵制，其详如下：
    一、大印贮以印匣，加锁，由内奏事处太监保管。
    二、印钥由领班军机大臣保管。“佩印钥”为一专门术语，凡一衙门有数大臣，如总管内务府大臣，并无定“佩印钥”者，“佩印钥”即为领班。军机大臣亦然。
    三、请印需凭金牌。牌为赤金所制，长约二寸、宽五分、厚一行，上镌“军机处”三字，由达拉密（以后会解释这句满洲话）佩戴。请印先请印钥，交金牌做抵押，然后凭印钥向内奏事处领印匣。用毕交还。但军机处每天发出的上谕甚多，每次照此三步手续办理，不胜其烦。因而后来想出一个变通的办法，即是一次钤盖空白封函数百，陆续取用。到了道光末年，此一取巧的办法，获得正式承认，规定使用印封，应立簿登记，于下一次请印之时，核对无误，方能取得印钥。
    军机大臣在乾隆年间，约为六至八人，汉大臣约二至三人。道光以后，大致为五至六人。而又有“枢廷忌满六人”之说，一满六人，必有一人出事。
    辛酉政变以后，恭王当国，亘二十三年之久。在此期间，军机大臣经常保持五人之数，除恭王领枢以外，两满两汉，而两汉则一南一北，殆成规制。自同治七年至光绪三年，两汉枢为沈桂芬、李鸿藻。沈桂芬籍隶顺天宛平，而原籍江苏吴江。其时李鸿藻门下心腹如张之洞、张佩纶，皆为北方之强；南士隐受排斥，因依附于沈桂芬，乃有“南北之争”，而表现于外交政策上者，最为尖锐。大致北派慷慨，南派持重。
    光绪三年九月，李鸿藻丁忧出枢，沈桂芬引其浙江乡试门生王文韶入军机，南派势力大增。而北派则在家居守制的李鸿藻领导之下，借言路以抗衡，乃有“翰林四谏”及“清流”的名目。光绪六年除夕，沈桂芬病殁，李鸿藻恰好服满起复，再次入枢。而王文韶不能继承南派衣钵，北派借云南报销案，力攻而去，政局遂为北派所左右。李鸿藻本为北派所嫉，此时自觉势孤，因而与张佩纶深相结纳，驯致马江一战，清流俱尽。而十年三月，军机全班皆撤，醇王柄政，隐然为“太上军机”。中枢政制既坏，军事遂亦不可为。此为谈近代史者，不能不注意的大关目。
    军机大臣，每日必由皇帝召见，名为“见面”。最初，军机大臣的性质，仅等于皇帝私人的助理。皇帝认为某事交由某人办理或商酌较为适宜，便召某人进见。进见以后或有所垂询，或口述处置办法，被召见的军机大臣，应即撰写上谕，是谓“承旨”以后的“述旨”。既呈奉核可颁发，应该公布，咸使闻知者，咨行内阁发布，称为“明发上谕”；不必公布而仅使某官遵办者，由军机处加封，交兵部专递，称为“寄信上谕”，或称“廷寄”。
    在乾隆初年，军机大臣中最见信者是讷亲，常蒙单独召对。此亦有一术语，叫作“独对”。讷亲能强记，而不甚通文义——“承旨”不能“述旨”，转述于军机大臣汪由敦撰拟上谕，又深恐失当，不符口谕，每每再三再四易稿。汪由敦颇以为苦，然而无可奈何。
    其后后弟傅恒入军机，对讷亲之对待汪由敦，颇为不平。因而在第一天召见时就陈奏，自道记忆不好，怕有遗忘，请饬军机大臣同见。从此创下全班进见的规制。但复奏发言，仍为首揆特有之权。除非皇帝指名垂询，或首揆指定发言，其他军机大臣，不能越次陈奏。
    在军机处成立之初，上谕归枢臣撰拟。其时的章奏上谕，不但清字、汉文并用，而且分量差相仿佛。所谓“清字”，即是满洲文，被尊称为“国书”。清朝开国之初，进士点为庶吉士，入翰林院受教习，功课中即有满洲文，听人选习。安溪李光地就精通满文，所以三藩之乱，得为入闽而不谙汉语的满清大将做向导。但至雍正以后，汉人点翰林者，已不习满文，是故上谕用汉文者，由汪由敦撰稿。而用清字者，由舒赫德、班第撰稿。甚至有用蒙古文者，则由理藩院尚书、蒙古正白旗人纳延泰撰稿，从无军机章京秉笔者。
    军机章京本任缮写之役，最初多由内阁中书中选派。及至傅恒任首揆，因为性情宽和恤下，故有满军机章京，要求给予撰稿的机会，用意在有以自表其才具。汪由敦见满员如此，自己如果不放手，便近乎把持了，因而汉文上谕，亦逐渐派汉章京撰稿。久而久之，成为规制。但在特殊情况之下，或者性质特别重要，或者为了保密，廷寄亦往往由军机大臣亲撰。如同治年间命丁宝桢于旨到之日，会“随从人等，指证确实，毋庸审讯”，即将安德海就地正法的密旨，便出于军机大臣宝鋆的手笔。
    军机章京的规制，至傅恒领枢时，如上所述，已有绝大变化。而至嘉庆四年，仁宗亲政时，又有一大变化。仁宗惩于和珅之失，觉得军机大臣大多由大学士充任，而在内阁中选派中书充章京，汲引亲信，有植党营私之弊，因而采取了两项改革措施：第一，规定满汉章京的员额。第二，规定满汉章京的任用，必须经常考选。自此以后，方始形成完备的“上班”制度。
    首先要谈军机章京的考选。报考的资格是：第一，各部院司官——郎中、员外、主事皆称为司官。但报考军机章京者，以主事为多，间亦有员外，而绝少郎中。因为郎中在部员中年资已久，内转科道，外放知府，为时不远，犯不着报考。而主事则大可以军机章京一途为捷径。第二，必须进士、举人或拔贡出身。第三，上述正途出身的七品小京官及内阁中书。第四，举贡出身而由捐纳官者，不准报考，但内阁中书是例外。
    于此可谈一种插曲。不久以前华报曾载鲁迅、周作人兄弟的祖父周福清因乡试通关节获重谴的故事。
    其事的概略是：光绪十九年恩科乡试，浙江正考官殷如璋船至苏州。殷的同年周福清，派人下书，送了四个字的关节，而买关节者，一共五个人，事成送银洋一万。五个人中，四个人只有姓。一个有名有姓，叫作周用吉，就是鲁迅兄弟的父亲。
    其时苏州知府王仁堪在座。王虽为晚辈，却是一状元，颇负清望，殷如璋不敢小看他，因而依照典试者在途，不得与亲友通音讯的功令，为避嫌疑，请王仁堪拆阅，秘密因而暴露。下书人被捕，移送浙江法办，周福清不久亦到杭州投案。浙江巡抚崧骏很帮他的忙，以“求通关节未成，闻拿自首”十个字的开脱，在斩罪上量减一等，拟了“杖一百，流三千里”的罪名。刑部尚书是军机大臣孙毓汶，凭钱说话，支持原拟。但这年科场风气极坏，一共出了四件弊案，所以光绪要严办，将周福清改为“斩监候”，陪斩了几次，最后还是“勾决”。周氏因而破家，鲁迅有几篇小说中所提到的家难，即指此事。
    按：《东华录》载崧骏原奏，说明周福清是同治十年“辛未科进士。十三年由庶吉士散馆，选授江西金溪知县，光绪四年因案被议改教（谕）。五年遵例捐升内阁中书。是年九月到阁当差。十九年三月丁忧，回籍守制”。周福清既然以翰林被黜，很可以像李莼客一样，“纳赀为郎”，考授御史，复归正途。不此之图，而捐一个冗员充斥的内阁中书，很显然的，目的就是想走军机章京这条捷径。
    考试的程序是：第一，内阁及各部院，考核合格人员，询其愿送与否。愿送者，本衙门先试，择优保送军机处。第二，军机大臣定期考试，试题是谕一篇，以三百字为限，限时交卷。卷用白折，兼取工速。第三，试卷由军机大臣阅看，径自决定取舍。不别简阅卷大臣，试卷亦不糊名。与其他试典不同。
    按：上述“第二”，目的在测验其撰写上谕的能力；而“第三”则课军机大臣以连带责任。乾隆十八年御史傅棠奏言：当于试场考试章京，照章弥封，别派大臣阅卷，以昭慎重。上谕：“糊名考试，则但能观其文字，何由识别才品？要惟秉公甄别，严惩滥保而已。”于此可见，进取军机章京的慎重，以及考试军机章京的切实合理。
    这一考试军机章京的制度，自嘉庆初年到清社将覆之前，相沿不替，始终慎重，吕允甫《枢曹追忆》记赴试情形如此：
    是年（光绪卅三年）十一月初间，军机处举行考试，试场在东华门内之“宪政编查馆”内。点名时，军机大臣张文襄、鹿文端、世文端、袁项城，在院内设公案列坐。试题为《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义》，限两小时，卷为毛边红格纸。缴卷时各大臣对考员皆加以注视。
    第三日复试，仍在宪政编查馆内，题为《敏事慎言谕》，卷为白折两开，以写满一开为完卷，限一小时缴卷。大臣皆亲临监试，缴卷时视钟表亲注时刻。余时写作虽不能佳，尚能出以迅疾，缴卷未及一小时。蒙取列第六名。
    观此可见后来的考试，又较先前加严。初试在看学识根柢及相貌谨厚与否，复试则重出乎快速，试题“敏事慎言”，恰为对军机章京的基本要求。至于对文字的要求，明畅以快，简洁更不可忽。上谕用白折，每行二十字；“明发谕旨”或称“六行”，则一开不过一百二十字，两开二百四十字，要写成一篇起承转合、发挥敏事慎言之义的短谕，自非胸有丘壑者莫办。
    又按：吕文所述四军机，乃张之洞、鹿传霖、世续、袁世凯。其时军机大臣领班为庆王奕劻，余为世续、张之洞、鹿传霖、袁世凯及“学习行走”的小醇王载沣。如两王未到，则以世续为尊。世续卒于辛亥以后，“文端”为宣统所赐之谥。
    既取之后，由军机处带领引见。部院司官，三年京察，考列一等，方有引见之荣。平时除内廷行走人员以外，罕识帝面。是故甫经考取即引见，亦为军机章京特受重视的明证。
    一经引见，几无有不记名者。所谓“记名”，即是候补。俟有缺出，依序补用，称为“传补”。
    这就要谈到军机章京的名额，也就是“班”了。最初定制，满汉各十六员，均分为两班，称为“头班”“二班”；每班以一人“领班”，满洲话叫作“达拉密”；又设“帮领班”一人，称呼满汉合璧叫作“帮达拉密”，简称“帮达”。
    额内人员以外，又有“额外行走”的章京。最初每班设额外章京一人，变成满汉各十八人。咸丰三年因为军务浩繁，添传已记名的章京四人，在额外行走。是年传补章京十二人，为历年最多的一次。但此十二人中，并无出色人物，为世所知者，只有一个“琉璃厂大参案”的主角贺寿慈。
    必须正途出身，必须保送，必须经过考试，乃为任用军机章京的积极限制条件。此外尚有虽够资格而不能用为军机章京的消极限制，一共三种：
    第一，虽为正途，但一点庶吉士，成为翰林，即不能任为军机章京。是故功名之士而又为长官倚重的军机章京，会试获隽，有不愿出军机而宁愿不点翰林者。军机大臣往往充任读卷大臣，欲成其志，固甚易易。因为殿试虽糊名而不易书，某章京的笔迹，入眼便知。即令高掇巍科，只要不是鼎甲，亦不必非入翰林不可，尽不妨从容面奏，朱笔应点而不点。此则确有事实可征，而为历来谈枢垣故事者所未及。
    第二，大员子弟不得选任军机章京。其制起于嘉庆十年，以后禁制渐弛。宣宗即位，重申前令。而至咸丰初，则又弛禁。《清史稿·许庚身传》：
    （咸丰初，许庚身）由举人考取内阁中书，尝代同官夜值，一夕票二百签，署名牍背。文宗阅本，心识之。以询侍郎许乃普，乃普为其诸父行也，遂命充军机章京。故事：大臣子弟，不得入值。是命盖异数云。
    许为杭人，谥恭慎，久在军机，尤熟于方略，当时论军政，无出其右，乃平定洪杨的幕后功臣。光绪十年发生大政潮，恭王被逐，军机全班皆撤，而以礼王领枢。新枢臣无一不是生手，内廷规则，茫然莫辨。于是命许恭慎为军机大臣，政治始得顺利推行。
    第三，军机章京补放御史者，即须出枢。这是很合理的制度，但以后亦有“奏留”之例。但御史而任军机章京，自不能再封奏言事，则为理所必然。
    以上谈军机章京的任用条件及限制。以下谈“班务”。
    班务第一项是值班，亦即上班。满清各分两班，值班亦即满头班、汉头班与满二班、汉二班轮替值班。在咸丰以前，皇帝在大内之时甚少，春秋驻园（圆明园）、夏天巡幸热河，因此值班又有“该园班”“扈从班”“图塔密”“坛班”等名目。所谓“图塔密”，即未曾扈从的一班，俟从班差旅回京休息期间，连续值班至相当时间之谓。“坛班”之坛为天坛，皇帝冬至南郊大祀，先一日宿天坛而照常办事，应有章京随扈，即称为“坛班”。
    以下谈上班的细则。不过首先要请读者了解的是：第一，所谈乃是正常的情况，亦即在隆宗门内南屋的情况；第二，所谈乃是汉章京的班规。满章京自咸丰已形同虚设，不过供奔走传话而已。此虽由于满章京的甄试不及汉章京之严，能力上不免稍逊。更由于咸丰以后，清字章奏极少，与乾隆以前命将出师，重用满人，为防军机泄漏，指定使用清字章奏之情形，大异其趣。及至慈禧临朝，不谙满语，更遑论清字，以故满章京实为冗员，不过为八旗子弟留一条保举的捷径而已。
    头班、二班，分班办事，每班值期为两天，大致在上午四时至七时，前一日奏折发下，各衙门赴内奏事处“接折”，在皇帝召见军机大臣之前的一段时间，为交接时间。
    交班由“班公”负责。班公者，值日兼值夜，总称值班的章京之尊称。其制如下：
    一、达拉密与帮达不值班。
    二、其余章京，两人一组，预先刊出单子，周而复始轮值。每一组中必以资深者与资浅者配合，资深者称“老班公”，资浅者称“小班公”，以老带小，隐含在职训练的作用。
    三、班公处理本班的行政事务。所坐之处，称为“班桌”，此日无论何事，皆以班桌为总汇之地。大致老班公则分配任务，应付各衙门洽办公务官员，坐而指挥；小班公则听命而行，其专职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记档。用连史纸装订成巨册，每季一册，称为“随手”，记明某人所上奏折及事由，所奉朱批。写毕交老班公在每条下注明交某处，或分交某处。其交内阁者，必为“明发上谕”，只书一“交”字，另有“交发簿”，亦归小班公登记。然后命“苏拉”——工友喊叫某衙门，某衙门的司官，即至班桌前签名领折。
    由此可知，班桌为政令出纳之地，而司其事则为老班公。迟交、晚交、分交或不分交，乃至于应交此而交彼，对政务推行的影响，所关不细。军机章京之为各衙门所重，即此一端，可概其余。
    值日者兼值夜，却只有一位班公。大致老班公多值第一夜，小班公值第二夜，因为第二夜值班，第三天一早即须交班，等于值班三日，自然归小班公“承乏”了。
    班公值夜不在“南屋”，另有宿处。其地在武英殿北的方略馆。馆者书馆，如国史馆掌国史，会典馆修会典，各有专司，唯独方略馆不专编方略。此一例外之由来，又与军机处有关。
    军机与方略为意义相近之两词。历来方略馆总裁都由领班军机大臣兼领。大枢既无所不管，方略馆遂亦无事不可问，当然，最主要的还是编方略。方略本作作战计划及命令解，所以方略馆有留侯祠，与翰林院的土地相传为韩文公，同为象征的意味。不过事后追叙战役，自是战史。平洪杨、平捻匪，皆在同治年间由恭王主持，编述方略。书成，就近在武英殿雕版。
    说军机处是内阁的分局，殊与事实不符，但如说方略馆为军机处的外府，则完全正确。军机章京大都有方略馆的差使，或总纂，或提调。方略馆的供事，则兼军机处的抄缮之役，称为“先生”。
    走笔及此，不妨先将军机处的职称及通称，先做一介绍：
    一、佩印钥军机大臣，或称领班军机大臣。
    二、军机大臣。
    三、学习军机大臣，其正式衔称为“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俗称“打帘子军机”。因为召见军机时，照例殿内不准有太监，所以入殿时，先由新进资浅的学习军机大臣，趋前数步，掀帘以待，最后方始入内。出殿亦复如是。如无学习军机大臣，则班次最末一名的军机大臣，亦称“打帘子军机”。
    四、军机章京领班，帮领班，即达拉密与帮达。
    五、班公。解已见前。
    六、先生。解已见前。姓王，王先生；姓张，张先生，自军机大臣至苏拉等，皆如此称呼，无直呼其名者。
    七、苏拉。宫中为官员服务的杂役，皆称苏拉，而以军机处的苏拉最神气，因为隐司门禁。军机处关防至严，相传雍正时曾立一牌，上书“擅入军机者斩”。此不见正史记载，但军机处不准外人窥探，则一向悬为厉禁，是故各衙门司官有不奉传召而上阶者，苏拉可以叱斥。
    八、纸匠。专任封钉册籍、黏贴挖补之事。
    九、厨子。军机处的厨子很特别，一方面承包伙食，一方面当听差。因为外朝各衙门，官员皆可携仆入内，唯军机处不许，所携听差只可到方略馆，因而不能不赋厨子以此额外任务。
    章京值夜，并非仅仅值宿，而是上夜班办公。军机处有两项极好的传统：第一，今日事，今日毕；第二，公事决不准带回家。因此，白天未了事务，值夜的班公，必得漏夜料理清楚。
    五更上朝为中国数千年相沿的规矩。所以京朝各衙门服勤的时间，与目前公务员上班的时间，大不相同，一天很少有八小时在衙门的时间。唯一的例外是军机章京。大致清早八点钟必须到公，一直到下午三点钟左右退值，时间总在七小时以上。但晚亦不会超过四点钟，因为这是宫中“传晚膳”之时，过此宫门下钥，不能不预先退出。
    当轮班军机章京退值时，亦就是班公“转移阵地”的时候了。第一步工作是收拾“班桌”，档册折件，如已料理清楚，即移置木柜之内，手自加封，称为“封柜”。否则，就须装入荆条筐内，命厨子背负到方略馆，一应登录记档事宜，赶完为止，不然不得休息。
    除此以外还有一项常课，起自同治年间，即是写“记载备查”，简称“记载”，小本细字，一年一套。记载的方法是将谕旨奏折，分门别类，摘要记载。奏折的处置办法，用记号区分，画个圈，表示有“明发”；画个三角，表示有“廷寄”。门类的分法，京外以行省分，直隶居首。京内以衙门分，宗人府居首。无可归类者，列为“杂记”。这本“记载”不是军机处的正式档案，却是最好的史料，可以作为编纂方略、政书的依据。
    写“知会”亦为班公值夜的常课之一。“知会”者，轮值的一班，将本日所办各事，通知休值的一班，是很重要的一种联系工作。知会的写法，用白纸一张，首书一“起”字。“起”为内廷习用术语之一，王公大臣须谒见皇帝，有所面陈，谓之“请起”；皇帝召见臣工，谓之“叫起”；数人一起进见，谓之“大起”。知会中如单书一“起”字，表示仅召见军机；如另召见内外大臣，则书姓名于“起”字下。
    其次是画一圆圈，即为“记载”中明发之意，以下摘叙事由，表示皆为明发上谕。再次画一三角，即是廷寄，摘叙事由如明发。倘或只召见军机，无明发，无廷寄，那就只要写两个字好了，一个是“起”，一个是“摇”。摇者摇手，什么都没有也。
    知会大多只写半页，空余的一半反折过来，用浆糊一粘，上写受件人姓名，不加外封，亦无印记，但彼此负责，从无差错。
    以上是谈“班公”的职司，大半属于程序手续方面的工作。以下要谈军机章京如何襄助军机大臣“承旨”与“述旨”。
    在未谈谕旨以前，必须先明了臣下如何表达意见于御前。除面奏以外，文字表达的唯一方式是奏折。沈云龙先生所著《近代史事与人物》中，有一篇《清代之奏折》阐述详明，兹为分段转录，略作诠释如下：
    清代在光绪二十八年未裁撤通政司衙门以前，分题本及奏折两种：循例事件，皆用题本，特别要件则用奏折。
    按：通政司居九卿之首，在明朝为极紧要之地，因为内外章奏，皆须经过通政司挂号，方得入宫。是故权臣往往以心腹任通政使，如严嵩之用赵文华。因为此处的耳目最灵通，内外臣工如有参劾或作不做的建议，得以事先弥缝，甚或阻隔章奏，不使上闻。至清朝，政令出纳，别有制度，通政司成为极冷的衙门，通政使除参与廷议及承转照例的题本以外，几乎无事可做。
    奏折经由奏事处转递，司其事者皆太监。分外奏事处及内奏事处，各省奏折至京，先交外奏事处，再转交内奏事处。
    按：外奏事处在武英殿之北，与方略馆一墙；内奏事处在月华门之南。内奏事处首领太监，官不过八品，而权势甚重，远非外奏事处可及。
    奏折长约六寸许，每半页宽约三寸许，每页十行，半页五行，每行二十字。
    按：奏折称为“小白折”，半页即所谓“一开”，五行，每行二十字，与“廷寄”的规定相同。唯廷寄，明发所用白折，高如小白折，宽则与大白折相同，因而字体亦较奏折为大。
    折面居中书为一“奏”字，折内开页即写具折人衔名，自第一行末，倒数至第七格，留最末一格，全书“跪”字。其余六格，即匀书衔名。第二行即抬一格书“奏”字，以下叙事处皆低二格书写，盖留备抬头也。末后一页中书年月日。文内遇抬头处，有应抬一格、二格，乃至三格者。
    按：抬头的格数，称为“单抬”“双抬”“三抬”。大致应示尊敬之处、泛指者单抬，如“朝廷”“国初”之类。称帝后则双抬。称皇太后或先帝，就要三抬了。
    若一格误抬至二格，尚不要紧，若应抬至二格三格者，误抬作一格二格，则具折者应得薄谴，缮折亦应同受处。至折内尤忌写简体及俗体字，有则恒被申斥。
    按：所谓“薄谴”，不过罚俸。清朝督抚从无恃官俸赡家者，官俸并不具领，即为备供罚俸之用。至于折内忌为简体及俗体字，违者获咎，此风起于道光年间。宣宗节俭，勤政爱民，但其才在清朝列帝中最为庸暗，尤昧于知人之明。其时士风丕变，好谈经世实用之学，所以上折论兴革者众多。宣宗对长篇大论的奏折颇以为苦，于是军机大臣曹振镛献计，摘章奏中小疵，加以严责，以察察为明，意在吓阻臣下，不敢贸然上折。拘牵文义，箝制清议，论者以为造成后来不痛不痒、专重小节的粉饰升平之局，以致一旦决裂，百孔千疮，无可措手，皆曹振镛之所误。又，写简体、俗体字，恒被申斥，而如脱漏，反不过薄谴。相传某省奏报命案，谓在戏场中斗殴致死。而此日为某帝忌辰，照例不准作乐，何得有“戏”？降旨诘责。而发奏则谓，“戏”字上还落一“猴”字，自请处分。猴戏固不干禁令，照例罚俸了事。这是舞文弄墨的“杰作”，大致世局衰盛，只看这种“杰作”的多寡，就可知道。
    奏折之外，又有夹片一种，书写体例与奏折同。
    即夹在奏折之内，故曰夹片。每折以夹至三片为止。一折加一封筒，封筒正面，左方之上，写一“谨”字，右方写一“奏”字，较“谨”字略高。下面骑缝处，照折内衔各式，书“某某跪封”。封筒背面书年月日，有附片者，于年月日旁注：“内附片几件。”
    按：夹片之为用，旨在便利受者之处理。第一，如为规谏或密陈之词，皇帝不愿为第三人所见，即可抽下“留中”；第二，如果不便“发抄”，军机处可另行抽出处理；第三，一片言一事，便于分交各有关衙门。试举一例，如督办某处军务大臣奏报大捷，铺叙战功，列举有功将士请奖，此折自须发抄，咸使闻知。而另有三事：一、密保某部将才堪大用；二、参劾某疆臣支援不力；三、军需浩繁，请予从宽报销。此三事皆不便公开，同时亦不能决其必能邀准，则以分附夹片为宜。皇帝或照准，或交议，或虽不准而不愿驳回，则竟留中，军机术语称为“淹了”，皆甚方便，且不致因一隅而影响全局。是为夹片之妙用。
    以上是奏折制作的说明，京、外一律。至于奏折的呈递，并不相同。京内简略，京外则有一定的格式，其程序亦较繁复。先谈京内各衙门通折及接折的手续。据《天咫偶闻》载：
    内廷奏事之制，每日子时，部院各以笔帖式持折至东华门外，少俟，门启，随（外奏事处）奏事官以入。至景运门内九卿（朝）房，以折匣及本衙门印片一纸，同交奏事官，奏事官登之于簿。少顷，乾清门启，奉之以入至内奏事处，交奏事太监以达御览，时不过丑时也。
    乾清门石栏上置白纱灯一，通事者以此灯为表缀。若灯移至阶上，则事下不久矣。（按：“事”者“封事”，即指奏折。）少顷，奏事官徐奉折而出，高呼曰：“接事！”则群集以俟，奉事官呼某衙门，则某衙门入前。奉事官手付口传，曰：“依议。”曰：“知道了。”曰：“另有旨。”虽百十函无一舛错，不须开视也。然此亦有诀，以爪划痕，俗谓之“横知竖议”。
    按：皇帝批阅章奏，最常用的批语，即是“依议”及“知道了”，此两词的含义，相当于目前机关首长所批的“如拟”及“阅”。皇帝阅折既毕，每以拇指作一掐痕，一画表示“知道了”，一竖表示“依议”。然后由奏事太监依掐痕代批。所以奏事官只摸掐痕，便可知批语。
    各衙门领回原折后，所奏何事，军机处无从得知，此则另有联系的办法。《枢曹追忆》记：
    京内各衙门奏折，由太监传旨后，各衙门均将原折带回，太监将其所抄内折事由簿，注明“依”或“知”事样，送到本处。读“某事一折，依。”“某事一折，知。”本处预录事由，随听随注。注讫，交供事缮写，编入内奏事档。
    按：《天咫偶闻》记载，宣旨者为“奏事官”，《枢曹追忆》则谓“奏事太监”，似不相符，而实无误。《南屋述闻》记：
    康雍时置奏事处司员，乾嘉后则以内监任之。每日奏折上陈，或“依议”，或照所请，或交部议奏，上各以指甲画之，以为暗记。奏事太监汇捧折匣下，一一宣旨讫。以授军机处遵行之。
    此处可见，《天咫偶闻》虽亦为后出之书，但作者震钧得诸传闻，所记乃康雍时代的情况。自设军机处，特别是嘉庆四年，规则大备以后，京内各衙门与内奏事处的关系远不如前。
    京内各衙门奏折，谓之“内折”，与各省奏折称为“外折”系相对而言。瞿鸿禨《儤直纪略》，言之甚详，可与郭、吕之书参看。其言如下：
    每日各衙门折奏谓之内折，两宫（按：此“两宫”指慈禧及德宗，与光绪七年以前所称“两宫”，指慈安、慈禧者不同）览毕，由内奏事首领太监跪领，口传谕旨，或曰：“知道了！”或曰：“依议！”其有请旨圈派者，或曰：“圈出！”有候旨者，则曰：“留。”首领太监率各折匣至军机处，每启一匣，传旨一遍，枢臣均在旁恭聆。应接阅者，则取阅之，事多时促，亦不能遍及也。
    传旨讫，仍由首领太监捧至内奏事处记档，章京亦同往记档，交外奏事处传旨发出。
    按：上引瞿文，“传旨讫”以下一段，与事实不尽相符。此或因瞿鸿禨为军机大臣，对章京办事规制，不尽熟悉之故。此观吕文述“班公”职掌可知。其朱批奏折，在内奏事处传旨后，尚须经过数道手续，《枢曹追忆》述其制如下：
    每日朱批奏折，摘由登随手档后，原折交供事抄录（原语：清单不抄，因原单不须发还也）。抄讫，各章京校对无讹，在面上“奏”字下，注明某人（按：指上奏者），并摘刊事由，添注日月，谓之“开面”，将原折抄折，统交班桌，由小班公将原折一一装入原封，不封口，同安折送交内奏事处，谓之“交案”。发抄之折，交内阁领去，次日缴回，每日预用皮纸作一纸箍，上书月日，凡发抄及不发抄之件，均按日归入，谓之归抄。积半月则用皮纸包裹，注明某月上半月或下半月，谓之月折，亦谓之折包。
    按：“交案”者交朱批原折。凡交内阁发抄，以及由各衙门自班桌前领回的奏折，皆为抄件，所以“月折”中所收，自亦为抄件。至于外折的规制，又与内折不同。外折系将朱批原折交折差交回。但亦须定期缴回，此则于雍正年间，雍正朱批奏折，动辄不下百言，言多有失，恐臣下传播，有损天威，故定按期缴回之制，违制者严谴。
    至于奏折未奉恭批，大致出于三种原因：第一，事关紧要，或情况复杂，须军机当面商定者；第二，初无定见，或查旧案始能决定者；第三，或嘉勉，或申饬，须做几句文章者。
    如是第一种原因，则军机大臣进见时，携带原折，当面请旨，术语叫作“见面带上”，以下即入于“承旨”“述旨”的程序。倘为第二、三两因，就要“拟批”了。
    拟批是用白折裁成寸许宽的纸条，以皇帝的语气拟批，恭楷缮写，夹在未批的奏折内，盛黄匣交内奏事处呈上。皇帝用朱笔照批，自然亦可更改。发下后照朱批折的程序处理。
    拟批原该枢臣动手，但通常多由达拉密或帮达、资深章京代拟。《南屋述闻》有一条：
    咸丰戊午，李忠武续宾之死绥，朱批胡文忠奏折，有云：“详览奏牍，不觉陨涕；惜我良将，不克会终。尚冀其忠灵不昧，他年生申甫以佐予也。”此批出钱副宪宝青手，时副宪方在枢值。
    按：戊午为咸丰八年。是年十月，李续宾死于三河之役。安徽军务归胡林翼负责，所以由胡出奏。钱宝青，浙江嘉善人，咸丰元年由户部主事补用为军机章京，官至副都御史，所以称之为“副宪”。
    外省奏折的递送，急要者专差，寻常者驿递。到京以后，照例由各省驻京的“提塘官”送交外奏事处，转内奏事处，上达御前。奏折用黄纸封里，外护夹板，以黄丝绳捆缚，直到御前，方始打开。因此流行于内外奏事处及军机处的术语，称各省奏折为“夹板”。
    凡“夹板”多在前一日呈递，并由外奏事处将某省有夹板通知军机处，得以事先有所准备。第二日清晨，夹板最先发下，称为“早事”。盛以高约一尺、有暗锁的长方紫檀木匣，军机大臣启阅后，交“班桌”按规定程序处理。所不同者，朱批原折，如果是专差呈递，则交内奏事处封好，仍转外奏事处由提塘官领去，交专差带回。大致头一天下午递折，第二天中午，即可领到朱批原折。至于驿递的寻常事件，则由班桌加封，径交兵部发驿。
    外省“夹板”照例须附封面黄绫硬裱的“安折”。皇太后、皇帝每位一份，在同治年间，即须三份，大致由军机大臣代批。皇太后安折，仅批一“安”字；皇帝安折，则批“朕安”。降至末年，则由军机章京代批，而且属于新进章京的专职。在雍正以前，安折俱系御笔亲批。相传批鄂尔泰、田文镜、李卫等人的安折时，“朕安”之下，每每加批：“卿安？”是为英主驾驭臣下的权术。
    军机处的主要工作，自然是“承旨”与“述旨”两项。承旨者面承意旨之谓。明朝自中叶以后，皇帝罕与大学士相见，而清惩明失，特重勤政，军机大臣几乎无日不与皇帝“见面”。召见枢臣之地，在大内则自雍正至光绪初年，恒在养心殿。德宗亲政后，恢复康熙旧制，大多在乾清宫西暖阁召见。戊戌政变，慈禧再度训政，两宫同见臣下，亦仍在乾清宫西暖阁。乾清宫为天子正衙，当同治亲政之前，慈禧拟御乾清宫召见群臣，宣示辛酉政变以来，操持国事的苦心，为恭王所阻，未得如愿。至是，堂皇高座，一无顾忌。礼制不能约束太后，是亦将亡之兆。
    慈禧与皇帝召见臣工，如宋刘后与仁宗故事，在御案后并坐。东为上首、西为下首，但乾清宫西暖阁御案摆设方位，与西苑勤政殿、颐和园仁寿殿都不同，乃是坐南朝北，所以变成西为上首、东为下首。枢臣进见时，一过丹楹，即将折匣高捧齐眉。入殿以后，依次在皇帝右方的御案前跪下。军机照例赐拜垫，所以跪见称为“上垫”。
    折匣不止一个，多则依次分捧。既上垫，由领班军机大臣呈递，其次序是：昨日承旨，本日述旨的折匣先上，匣内谕旨的排比，先有次序，最上是廷寄，其次是明发，再次是电旨。如有坛庙大祀，需用“三抬”书写的谕旨，则又列于廷寄之上。凡折件、名单过少，不必用折匣者，谓之“出匣”。但谕旨则即令只有一件，亦须装匣。
    其次是“见面带上”，应请旨的折件每递一件，说明事由、办法，听候裁决交下，依次传递至“打帘子军机”。急要之件，须即时处理发出者，有章京两名，须先在殿外板屋内，携带笔墨待命，随写随呈随发。
    再次是呈递放差缺的名单，由朱笔圈定。这些名单，多由军机章京缮写，但考差名单，则必由军机大臣亲缮。按清制：会试及顺天乡试主考，系钦命特简，此外各省乡试主考及会试同考官，系经考试选放，其名即谓之“考差”。在子午卯酉大比之年的四月举行，凡三品以下的翰林，均得与试。试题用经文一篇，试帖诗一首，特派阅卷大臣阅卷。阅毕将原卷送军机处，由军机大臣亲拆弥封，按阅卷大臣所定名次，亲笔汇开一单，“见面带上”，朱笔圈出。录取者记名，可放两种差使，一为试差，即乡会试的主考、同考；一为学差，即是各省三年一任的“学政”。翰林的红黑，常以考差多寡为断。
    另有一事，亦须军机大臣亲手料理，此即各省督抚所奏“年终密考单”。
    按：考绩三年一次，京官谓之“京察”，外官谓之“大计”，乃是公开考绩。除此以外，各省督抚例于年终密考所属，开单汇呈。每员系以四字、八字或十六字的考语，大致地位越高，考语越多。在正常情况下，此为中枢调整人事的一项重要依据。
    因此，各省密考单到后，处置相当谨密。先由枢臣亲手录副封存，原单粘一黄签，写明某年某省某人密考单，“见面带上”呈阅。等各省单子到齐，再将考语特佳及不佳者，汇开一单，公同商酌，某员应调，某员开缺，某员察看，分别注明，请旨办理。
    除以上各项职掌外，每年秋天，军机处还有一件大事，是即“勾决”人犯。所谓“勾决”者，即是已判定“斩监候”的各省人犯在“秋后处决”以前，由刑部秋审处重新加以覆核，认为可矜可缓者，一并造具黄册，请旨办理。当年免死者，称为“免勾”，处决者称为“予勾”。由于人命关天，所以传说中有许多朱笔如何勾决的故事，而按诸实际，并无逐一亲勾之说。《儤直纪略》载：
    朝审勾到黄册，内阁请旨，定期（勾决），约分数日。枢臣于前一日入对时，将某省朝审册捧上，陈于御案。另用奏片，照部拟将某犯罪名情节之可矜缓者，分别拟旨，一拟予勾，一拟免勾，带匣一并面呈。两宫鉴核，每将免勾之旨留下。其予勾一道，皇上即时撕破。次日将免勾之旨，随黄册发下，大学士暨刑部堂官，偕至军机处门外，枢臣捧出交领。
    观此可知，生杀大权亦实隐操之于军机处。文中所谓“奏片”，乃军机处专用的文书名称。较奏折为简单，只用单片，即可奏陈，所以称为“奏片”，犹之乎今之签呈。“奏片”经批准后交办，即不再称为“奏片”，而称“交片”。
    以上是承旨的过程，以下谈述旨。
    军机大臣见面后退回直庐，第一件事就是命苏拉“请该班”。全班军机上堂，称为“接旨”。此一刻就是军机章京最紧张的时候，某折应发廷寄，某折应咨内阁明发，由军机大臣一一交派，然后分别起草。
    起草用不甚光亮的竹纸，宽约二寸半，长约六寸。一折者称为单扣，两折者称为双扣。每一面只书四行，自然可用行草。
    起稿通常在南屋，事竣由班公呈堂，照各部司官捧稿上堂之例，虽亲王亦必起立接稿。稿或改或不改，稿上不具名，看过改过，亦不画行。大致全班军机大臣遍阅后，仍由班公带回缮写，校对无误，即可装入黄匣，送上御前。
    至于特别密要之件，则多在北屋，于军机大臣监督之下起草。抄缮之时，如字数过多，而时间迫促，则有“点扣”之法——廷寄五行、行二十字，则最初一百字为第一面，次一百字为第二面。照此类推，点定字数，分别抄缮，最后由纸匠黏接，谓之“接扣”。倘有错误遗漏，或临时更改，不必另缮，将欲改之处，贴一纸条，字多则挤而书之，字少则拖长笔画，均匀书写，不准挖补。字亦不必一定作正楷，而且有若干字有特定的写法——員作员，屬作属，災作灾，传为定式。
    谕旨呈上后，有时不称上意，临时用朱笔增删，此在乾隆时为常有之事。其处理的方式，如是交内阁的明发谕旨，则另缮一通，名为“过朱”。倘系廷寄，即以原旨照发，此不特因为争取时间，无暇另缮，而且疆臣亲睹朱笔，如对天颜，益可增加廷寄的权威性。
    以上承旨、述旨，乾隆时有名的军机章京管世铭，曾有诗记述，约略可以想见当时光景，引录如次：
    面承密敕语从容，分写新编撰进恭。御笔亲增三五字，别传天语带朱封。（注：诏草经朱笔更改，例应另纸恭录，惟廷寄论旨，即以朱发。）
    不择秋蛇与墨猪，但期疾速勿迟逾。缮完呈本催分寄，珍重临时与过朱。（注：一旨而传谕数人者，照书数纸各寄，是曰分寄。若遇御笔增改，遵录他本者，是曰“过朱”。）
    按：“廷寄”系专用于钦差、将军、督抚、学政。如直接降旨于提督、总兵、盐政、织造、关监督等等，则称“传谕”。
    廷寄及明发上谕的格式，略有不同。廷寄的写法是，第一行低两格，写“军机大臣字寄”，换行平格写“某官某姓，某年月日奉”，然后顶格写：“上谕云云。钦此，遵旨寄信前来。”旨字抬头顶格，与“上谕”平。在早年，开头军机大臣之下，应列首揆之姓，及至和珅任领班军机大臣，高宗知其声望不称，始只用“军机大臣字寄”的字样。
    如上所述，开头低两格。而“上谕”“旨”“皇上”等字样，抬头高两格，自是“双抬”；谕旨内容书至应换行时，只低一格，即为“单抬”；内有提及“皇太后”或过去某帝时，应较“上谕”“旨”“皇上”等再高一格，是即“三抬”。
    “明发上谕”不用军机字样，开头低两格径书，“某年月日内阁奉上谕云云”，“上谕”双抬；其余与廷寄的格式相同。
    述旨的手续，至谕旨经皇帝核可后完成，交下封发，视性质分别处理，如是“明发上谕”交内阁领去，廷寄则须封缄寄发。封缄的格式是，右面写“办理军机处封寄”，左面平行写“某地某官开拆”。倘为传谕，则居中大书“办理军机处封”，左面下方写“传谕某地某官开拆”。背面居中写年月日。上下封口，及年月日上，钤用军机处银印。因此，请印钥的金牌，照例归班公佩带。
    廷寄的传递，由兵部负责。但传递的迟速，则由班桌决定，如在反面右上角注明“马上飞递”者，是为寻常事件，日行不逾三百里。此外有“四百里加紧”，最速件则为“六百里加紧”。但自有电报以后，这些规定都失却意义了。
    军机处的职掌，大致如上述。此外有一事可记者，则军机大臣有时亦兼南书房翰林的职司。赵瓯北《檐曝杂记》有一条：
    上（按：指高宗）每日膳后，阅中外奏折毕，以次召见诸大臣，最后见军机大臣讫；吏兵等部，各以其员引见。见毕，日加巳，皆燕闲时矣。或作诗，或作画，而诗尤为常课，日必数首，皆用朱笔作草，令内监持出，付军机大臣之有文学者，用折纸楷书之，谓之“诗片”。
    遇有引用故事而御笔令注之者，则诸大臣归，遍翻书籍，或数日始得；有终不得者，上亦弗怪也……余直军机时，见诗片乃汪文端、刘文正所书；其后刘文定继之。由诗片抄入诗本，则内监之职；迨于文襄供奉，则诗本亦手自缮写矣。
    按：汪文端为汪由敦，刘文正为刘统勋，刘文定为刘纶，于文襄则于敏中。刘统勋籍隶山东诸城，刘纶江苏常州人，乾隆元年举博学鸿词制科一等第一，为高宗所手拔，极见亲信。二刘自乾隆十几年入直军机，亘二十余年，号为“东刘、南刘”，决拟定计，清刚谨密，足称股肱。乾隆三十八年，二刘并卒，于敏中遂为首辅。
    于敏中江苏金坛人，乾隆二年恩科状元，博闻强记，文学优长，亦极得高宗宠信。但其人内行不如二刘之醇，颇与外吏通声气。乾隆三十九年即有太监高云从泄漏朱批道府记各事，牵涉及于。高宗英明，已默识其人，但此时名心正盛，信任数十年的大臣，忽以赃败，则自伤知人之明，所以降旨曲为辩护，诏改部议“革职”为“留任”。乾隆四十四年病喘乞假，高宗赐人参，又赐“陀罗经被”。陀罗经被为西藏喇嘛所贡，用呢或黄绫、白绫，印金色梵字大悲咒于其上，全文列成一圆图，由外向内，层层转读，如陀罗旋转，所以称为陀罗经被。帝后妃嫔崩逝，皆用此被装殓。王公勋旧身故，亦每蒙赏赐，汉大臣卒于京邸者，照例亦有。于敏中果或不治，何愁不得此物。而竟哀荣施于身前？所以于敏中默悟上意，饮鸩自杀。他的恤典甚厚，谥文襄，入祀贤良祠。“襄”为美谥，有安邦定国之功者谥襄，谥名之荣，文襄仅次于文正及文忠。此固高宗内心有愧，藉为补报，但亦为有意掩饰，犹有始终保全君臣恩谊之意。
    其后于敏中包庇贪污之事，逐渐败露。高宗自言，怕后世将他信任于敏中，比之于明世宗之信任严嵩，因于五十一年降旨，将于敏中撤出贤良祠，六十年又革其轻车都尉世职。以八十余老翁而有此峻命，乃因高宗晚年，目睹吏治日非。其关键所在，乃为二刘既殁，于敏中以汉人而为首辅，竟大负信任之专，簠簋不饬，风气一变，其后乃有和珅之坏事。推原论始，于为始作俑者的罪魁祸首，故不觉痛疾如此。高宗英察自喜，不欲自暴心事，而以其行事推其心迹，固彰彰明甚。此亦为论清朝兴亡之迹者，所不宜忽略的关目之一。
    继于敏中在军机中掌枢本为梁国治，梁殁于乾隆五十一年。自此以后，不闻军机兼为文学侍从之臣。乃至光绪末年，又有例外，瞿鸿禨《恩遇纪略》云：
    回銮时（按光绪二十七年，两宫回京），扈从南书房翰林止陆凤石侍郎一人（按：陆润庠字凤石，同治十三年状元）；途中，两宫或赐神庙匾额及御制碑文，皆命撰拟进呈。回京后，亦常奉命题御笔画，及篆写御宝御章。荣文忠与王文勤，戏谓予兼南斋行走。
    荣文忠为荣禄，王文勤为王文韶，时同在军机。所谓题“御笔画”乃指慈禧太后御笔，非德宗御笔。
    慈禧自德宗亲政后，林园颐养，以云南缪素筠，宫中称为“缪太太”者为清客，置之寝宫旁室，常从其学画，因而有“御笔画”赐臣下，其实为如意馆供奉管劬安及缪氏代笔。其题咏则例归南书房翰林拟句或代笔。巡幸途次，人手不够，命瞿鸿禨兼司翰墨，固为从权之计。但回銮后，南书房翰林除苏州末科状元陆润庠以外，可考者有朱益藩、郑沅、朱汝珍、吴士鉴。吴且为瞿鸿禨门生，光绪十八年榜眼，颇有文名。是故瞿于“回京后亦常奉命题御笔画”，实为慈禧特见亲近的宠遇。相传瞿鸿禨貌似穆宗，慈禧推爱子之情，特加眷顾，或不尽为无稽之谈。
    以下要谈军机章京的园班及行围扈从之制。按所谓“园班”之园，在咸丰以前，指圆明园而言，光绪中叶以后则指颐和园。园班之制，四日一轮，换言之，即并两班为一班，以求省事。交班较在大内略迟，约为辰时。至第四日午后，不值日的章京，即可回京，得四天的休息，但达拉密及班公则须多留一宿，以待次日交班，谓之“不截尾”。如预定第五天御驾还宫，则原班多值一天，谓之“五日班”。当然，回宫以后，另一班亦须连值五天，庶几劳逸平均。
    圆明园直庐在东如意门内。全班值宿之处，名为“七峰别墅”。军机章京的诗文中，或称“淀庐”，因为圆明园在海淀。咸丰末年做过云贵总督的潘铎，亦是军机章京出身，曾仿八股文体裁，戏作“两比”，能综括其规制情景：
    辰初入如意之门，流水桥边，唤取衣包于厨子；解渴则清茶几碗，消闲则画烛三条。两班公鹄立枢堂，犹得于八方无事之时，捧银毫而共窗起草。
    未正发归心之箭，斜阳窗外，频催抄折于先生；封皮则两道齐飞，随手则双行并写。八章京蚁旋直屋，相与循四日该班之例，交金牌而同约看花。
    上“两比”文，除“消闲则画烛三条”费解以外，其余所述规制，均曾谈过。所应补充者，第一，交班以交请印钥的金牌为准，亦可谓值班章京之执行任务，以金牌为据。是则说金牌为军机章京的印信，亦与事实相符。
    第二，专司抄写的“先生”，亦分两班，每班“承发”“帮承发”各一人。所谓“承发”，顾名思义，可知职司是“承”受折件，转而分“发”同事抄写。
    交写折件时，任何章京皆可指挥“承发”，但事毕则须至达拉密书案前画到，方能散值。折件多时，红日西斜，尚未抄竣，则全班章京，皆须等候，所以达拉密不时隔窗催促。
    颐和园的直庐，在东宫门之南，起初只有五间，枢臣与章京各据其二，中为过道。回銮后加建五间，供军机大臣专用。此一兴作，在整个动用数千万银子的颐和园大工程，实在算不了什么。但及今思之，已可看出慈禧决心“训政”到底。因为慈禧居园之日多，如果不是为了军机在颐和园办事方便，不必加盖这五间直庐。
    军机在京上班，除大内及圆明园、颐和园以外，早年在清漪园，亦即颐和园的旧址，亦有直庐。至于西苑轮值，不是“四日之例”的“园班”，直庐在西苑门北，中海东岸，与宝光门隔海相对。值夜班公，仍住大内方略馆。
    扈从行围值班之制，与园班大不相同。
    按：嘉庆以前，常临幸热河避暑山庄，官书中称为“秋狝木兰”。大致七月初启跸，八月行围，九月底还京。春天则清明前后谒陵，归途于南苑行围。军机章京扈从则第一年秋围合次年春围为一班。回京后有数日至数十日的休息，南屋归另一班独值。
    章京扈从之时，第一件事是请印，由内奏事处将军机处银印领出，交兵部司官护送先行；送到行宫直庐，由军机大臣检点无误，存留备用。第二天一早启行之前，仍交兵部护送。此外则有管世铭的《纪事诗》，可以参看：
    缄縢黄匣付昆仑，中有军书要件存。今日“莫音”谁扈直？最先跋马候“乌墩”。（注：谓当直者，例以满汉各一人，带要件先候于尖营，以备承旨。尖营称为“乌墩”；扈随豹尾者，称为“跟莫音”，皆国语也。）
    按：清朝皇帝的卤簿共四种，巡方用“骑驾卤簿”，紧接乘舆之后，即为“豹尾班侍卫”。豹尾者豹尾枪，但另有佩刀、佩弓矢者，总计三十人。在理论上说，乘舆之前的仪仗，皆为礼制。唯乘舆之前的“前引佩刀大臣”及“后扈佩刀大臣”，与乘舆之后的豹尾班，始有护驾的意味。
    下围传驾左门还，在直郎官总立班。不向长杨陪羽猎，何由亲切睹天颜？（注：谓军机帐房，例在幔城之左。每驾由左门入，在直章京皆立班。）
    按：所谓“幔城”是真正的“行在”，为皇帝巡狩亲征，无行宫可以驻驾，临时用布幔围成的住宿之处。御帐房居中，四面车马围绕，其布置有定法，《啸亭杂录》有很详细的记载。御帐房黄色，清人诗文中所称“黄幄”“行幄”皆指此。
    封章络绎费天题，夕对方终塞日西，诏草先成先进御，不须留待十行齐。（注：谓行在召见枢臣，恒在晚膳以后。凡撰拟诏旨，在六七道以上者，辄命随成随进。）
    请驾悬知日未暾，昨宵披答取重论，幔城一片传呼急，悟有人先直“早门”。（注：谓上直每有一最早者，目为“早门”。）
    按：扈从无值宿之例，因在理论上说，全班皆在“枕戈待命”之中。但为备皇帝“传呼急”，故总有一人提早到幔城，等于变相的值宿。
    交抄发递纸如带，针晷时时视带围。坐待行庐传金钥，珠车灯火照光归。（注：谓散直每有一人最晚者，候至宫门下钥。珠车则周庐夜直之兵弁也。）
    按：所谓“针晷”，指挂表；带围者，扈从例着“行装”，形如京剧行头的箭衣马褂，腰系蓝色纹织硬带，名为“忠孝带”。带上系“荷包”，凡旅行及随身日用各物，皆置荷包中，或佩插于带上，表亦其中之一。
    军机章京扈从上班，最能表现工作效率，亦最无衙门习气。因时因地之道多端，《南屋述闻》记：
    恭遇巡幸，赶于首站呈递者，谓之“下马扣”。又有仓猝急就，赶于圣驾途憩之尖站呈递者，谓之“赶乌墩”。
    按：遇巡幸赶于首站呈递的“伏地扣”，大多为默例的恩诏。如免跸路所经各州县的钱粮若干等。赶于首站呈递，即夕明发，则欢声雷动，是亦取悦之一法。至于“赶乌墩”，在乾隆朝用兵时常有之，其详如赵瓯北《檐曝杂记》所述：
    军机撰述谕旨，向例撰定后于次日进呈；自西陲用兵，军报至，辄递入，所述旨亦随撰随进。或巡幸在途，马上降旨，傅文忠（傅恒）面奉后，使军机司员歇马撰缮，驰至顿宿之行营进奏，原不为迟也。然此营至彼营，七八十里，必半日方到，而两营之间尚有一尖营，以备圣驾中途小憩者，清语谓之“乌墩”。司员欲夸捷，遂仓卒缮就，急飞驰至乌墩进奏，名曰“赶乌墩”。
    为了“赶乌墩”，文字自然不能曲尽事理，斟酌至当。事实上就是不赶亦无法从容属草。行帐中简陋非凡，几案缺如，大多伏地起草；或用奏事黄匣当书桌，悬腕而书。夜间办事，只拿铁丝灯笼做烛台，上插蜡烛，映照拟旨。有时不小心打翻了蜡烛，往往弄得蜡泪满身，大为所窘。如果不是赵瓯北记载，谁会想得到煌煌天语，出自这样狼狈的情况之中？
    至于留京的另一班军机章京，亦非全然无事。按清制，皇帝巡幸离京，必派重臣“留京办事”，且须值宿。其职司有二：第一，掌管外朝各门，如东华门、午门、神武门的钥匙；第二是负责与行在交换折件谕旨，称为“接报”“发报”。大致接报在黎明，行在所发谕旨及批折，甫经星夜飞驰递到。发报在午后未时，亦是兼程急驰，早则晚膳后，晚则半夜或次日一早，必须递达行在。
    因此，留京军机章京，须每日派满汉各一人至内阁“听报”，亦须值宿。大致情况如管世铭诗记：
    九夏銮舆捺钵停，暂教纶阁合机庭。濡毫并问廊餐地，合借西头学士厅。
    所谓“纶阁”指内阁，“机庭”自是军机处。凡“留京办事”，皆以内阁为公所。满汉章京“听报”，各有特定地点，满章京在“诰敕房”，汉章京在“蒙古房”。
    按：内阁大堂前有“满本房”“汉本房”，而“蒙古房”则在大堂之西，为东西向。“诰敕房”更在其西，故谓“合借西头学士厅”，“学士”者“内阁学士”。
    相逢争说息肩时，留务虽闲亦恐迟，听彻六更兴辨指，登车略后早朝时。
    “相逢”乃本班章京相逢，平时太忙，故有此数十日休闲，便争说息肩。“六更”实为五更，此处用宋朝改五更为六更的典故，非真有六更。
    膏泽应知帝念殷，朝朝籍记等书云。今年旸雨多时若，少有飞书附驿闻。
    此诗原注：“京师每日晴雨，刊报于行在枢堂。”按：风调雨顺，关乎稼穑，向为清朝列帝所重视。气候失常，皆须奏报。如久旱得甘霖，入冬得瑞雪，皆视为喜事，须专折飞奏。如旸雨时若，则每日照例刊报，无须“飞书”。
    随单公件束纵横，事迹难详部寺门。各听所由将领去，只令官簿自书名。
    原注：“谓行在军机处，交在京各衙门之件，每暑为一束，由留守章京交发也。”由这首诗中可以看出，留守的军机章京，工作效率及情绪，皆不如在有军机章京及达拉密督促之下的正常上班时。以下一首，尤可应见其懒散：
    值房朵殿最西偏，岸帻深衣听自便。今日相公亲宿卫，近晡冠带候文渊。
    按：蒙古房不但偏西，且为东西向，故曰“朵殿”。“相公宿卫”即指留守的大学士值宿。“相公”固不必指宰相，部院大臣值宿，礼貌上亦应衣冠迎接。翁同龢日记记其留守宿宫之处，即在“蒙古房”，如为大学士始可宿于文渊阁。
    军机章京在公务上所负责任之繁重，已如上述。读者看到这里，或许会问：军机章京任重事繁，上班辛苦，然则有些什么好处呢？好处甚多，先从衣食住行谈起。《南屋述闻》记：
    军机章京依内廷人员之例，得挂朝珠。初设时以中书为多，故前人嘲中书俳体结句云：“有时溜到军机处，一串朝珠项下垂。”盖其时中书亦非内值不得挂珠也。
    章京准穿貂褂，自乾隆三十七年始。其准戴全红帽罩，自乾隆三十五年始。旧制，衣貂限于四品以上，及京堂，翰詹科道。全红帽罩，限于三品以上官，而于章京独优之者，重是职耳。
    按：清朝开国后，一切制度，大致沿袭明朝，但命官章服之制，则全不相同。而命妇的礼服，则依旧凤冠霞帔。又官员既死，得用明朝衣冠裹殓。此即“十不降”中的所谓“男降女不降”“生降死不降”。
    清朝的章服之制，有许多奇异之处，朝珠是其一。数为一百零八，与佛珠相同，质则大有差异。皇帝用产于东北混同江中的“东珠”，王公以下则“珍宝杂饰，各惟其宜”。珊瑚、玛瑙、琥珀、翡翠、水晶，皆可装饰朝珠，而最珍贵者，则是奇南香，以酥软为上，一串之值千金。清末大员之讲究服饰者，如内务府大臣立山，所藏奇南香朝珠，各有十余串。立山尤为豪侈，传说粗朝珠三百多串，逐日一易，终年可无重复。
    挂朝珠的资格是文职五品以上，武职四品以上。但凡属“内廷行走人员”，不论品级，例得挂珠。故如前记，七品的内阁中书，一补军机章京，便可“一串朝珠项下垂”。至于临时交派“内廷差使”，则进入乾清门以北范围的内廷，照例亦可挂珠。
    着貂褂的限制亦很严，限于四品以上，及京堂翰詹科道。按：京中部院以下各衙门的正副长官，皆称为“堂官”。则“京堂”者顾名思义，即为京官的堂官，换言之即是京中部院以下各衙门的正副长官。这解释不能算错，亦不全对。京官中，大学士、协办大学士为一级，通称“中堂”。提到这个称呼，胜然有官居极品之意。其次是尚侍，与外官督抚并称。再次就是三品以下各衙门的堂官，如通政使、副使，大理寺正卿、少卿等，所谓“六部九卿”的“九卿”，即是“京堂”。其品级自三品至五品。故“京堂”有“四品京堂”“五品京堂”的区分。
    翰詹科道，包括四类职司，翰是翰林院，詹是詹事府，科是六科给事中，道是各道御史。而实可归纳为两类，即翰林与言官。翰林中品级最低者为检讨，从七品，戴金顶，与为翰林轻视为“风尘俗吏”的县官相同。但检讨亦得衣貂，因此，金顶貂褂，成为新进翰林特有的服饰。而内阁中书或七品小官补为军机章京，则亦有些清贵之服。
    所谓“帽罩”，即是雨冠，形如浩然巾。内廷行走，肃具齐衣冠，遇雨则狼狈不堪，有失礼仪，故准用帽罩。“全红帽罩”则里外皆为红色。军机章京得用全红帽罩的来历，据《清朝野史大观》记：
    全红帽罩惟三品以上入内廷者准服；四五品官虽内直不用者。高宗时，军机章京带领引见，值天雨，冠缨尽湿。上问其故，金坛于文襄公（于敏中）以礼制对，上曰：“遇雨暂用何妨？”自是行走军机处者，冠罩无不全行矣。
    按：此文所述，有所未谛。如所述，仿佛四五品官根本不准用帽罩者，然殊与礼制未符。据《清史稿·舆服志》：
    凡雨冠，公、侯、伯、子、男，一二三品文武官，御前侍卫、乾清门侍卫，上书房、南书房、批本处行走人员，皆用红色。四五六品文武官，雨冠中用红色青缘。七八九品文武官，雨冠中用青色红缘。
    由此可见，军机章京不论是何品级，皆可用雨罩，但比照三品以上官，准用全红，则为特恩。
    供应军机章京之食有特拨的“饭食银”。初制，岁拨银二千两，以后又加过两次，总计每年一万零五百两，分四次支领，由两班达拉密掌管。而实际支出，每年至多二千两。节余之项，一年分三节匀分，为军机章京法定的额外收入。
    《枢曹追忆》记：
    本处厨房数人，皆以“厨子”呼之，任奔走扫除之役。章京有带衣包等件者，由仆人带至方略馆，再令厨子往取，因仆人不得入景运、隆宗二门也。厨子日领银一两，为章京及供事早点之需。点心有烫面饺、馄饨、面条，及烹煮鸡子之类，可随意点要。供事则只可吃烧饼、麻花而已。皆包办于一金之内。仆役在方略馆，亦得吃炸酱饸饹，彼时物价虽廉，厨子当无钱可赚。至值夜班者之二餐，日领银四两，而肴馔并不精美，则大可赚钱。某前辈曾以饭菜不佳，对厨子发怒，碎其食器，虽略好几次，旋复如故。
    如上所述，章京的午餐，并不由厨子供应，供应者为御膳房。照《内务府则例》载，御膳房除上方玉食以外，军机处、南书房、上书房及侍卫处的午膳，亦由御膳房供给。御膳样数甚多，不止食前方丈，故每颁赐后妃、皇子、公主、两书房翰林及军机大臣，章京间亦常蒙赐。管世铭《纪事诗》：
    赐果分鲜事叠稠，绮纨三品列卿俦。辛勤视草迟公退，克食羹餐辍夕馐。
    此谓每节例赐袍褂料，章京视同三品京堂。后两句则乾隆年间、军事旁午，每有一人最后退，以宫门下钥为度。此人常拜“克食”之赐。“克食”是满洲话，指油酥点心之类。
    军机章京每晨吃点心，大致亦有定时，总在枢臣奉召入殿以后。因为前于此，则“早事”方下，有一阵忙碌。后于此，则承旨以后述旨，更有一阵忙碌。忙里偷闲，唯有枢臣入对之片刻。
    至于值夜班饭食之不佳，亦自有故。宫内采办食物，盛以高二三尺的巨筐，覆以黄布，一早抬进宫内。到晚来材料既不新鲜，亦无法补充，唯有因陋就简。不满者只有摔碗，而不肯建议裁减银数，毕竟还是厚道的。
    军机章京之住，是最差劲的。先说“南屋”，据《枢曹追忆》记：
    章京直庐在隆宗门内之南，房五间，北向。西二间为汉屋，东二间为满屋，中一间为苏拉纸匠听差之所，室颇狭隘。达拉密及帮达所用为方桌，余则以长方小桌，排列窗下，桌面皆粘贴蓝布，垢腻殆遍。燃白油蜡烛四五支，烟雾弥漫。坐用方凳，隙地几不容周旋，质朴之风，可以概见。
    读这段记载，今人实在不能想象，中枢要地，竟简陋得如此不堪。但细想一想，无怪其然。因为格局所限，无从扩充。除非皇帝亲眼看到，认为狭隘太甚，必须改建或迁移，否则，臣下是决不敢擅请的。只是皇帝亲临南书房或上书房，不足为奇，而在记载中，军机处除了有世宗御笔“一堂和气”，文宗御笔“红旌报捷”等两方匾额以外，未闻曾有皇帝巡视军机处。其简陋的情形，只恐从没有一位皇帝知道。
    方略馆值宿之处，屋共三间，东西卧室，中间饭厅，谈不到舒服。但有志之士，凡遇值宿之夕，便是用功之时，因为可以调阅大库旧档，亦可以细看折件，学习政事，获益匪浅。如梁章钜以值宿余闲，纂成《枢垣纪略》。先叔曾祖讳庚身在方略馆，主纂《剿平粤匪方略》，皆为其同事所钦服。而尤奇者，则为《品花宝鉴》主角毕沅的故事，《南屋述闻》引前人笔记载：
    毕秋帆尚书以乾隆庚辰擢大魁。时新疆甫辟，高宗方欲兴屯田，于策问新贡士及之，毕条对独详，遂由第四卷拔列第一。先是毕与诸重光、童凤三同以中书值军机，又同试于礼部。一日在西苑直庐，诸当值夜班，忽曰：“今夕须湘衡。”湘衡，毕字也。毕问其故，诸曰：“吾辈尚善书，倘获隽，可望前列，须回寓为临阵磨枪计。湘衡书不过尔尔，讵有一甲望耶？”语竟，与童相率径去。毕不得已为代值。
    日晡，忽陕甘督臣黄廷桂奏折发下，则言新疆屯田事。毕无事，因熟读之，不意廷对适问及此，以得拔。诸居一甲第二，童二甲第八，皆在其下矣！老辈常举此以为少年轻傲之戒。
    按：自毕沅、诸重光以军机章京膺鼎甲后，外间蜚语沸腾，因而又有赵瓯北的故事，据《南屋述闻》所引：
    次科会试榜发，赵云崧复以章京得隽。傅文忠颇危之，语云崧曰：“君勿望大魁矣！”云崧诺诺，而所念生平所志在此，终不甘敛手，适枢堂两刘公充读卷，虑其以避嫌摈也，及变易书法，作欧阳率更体，两刘公不知也。
    按：“蜚语沸腾”自有由来，辛巳为乾隆二十六年，这年的会试是恩科。期前，军机章京眭朝栋，以御史的身份上奏，请援先朝故事，凡考官入闱，其亲属应试者，不必回避而另行派员主试。高宗看到奏折，于是起疑，以为眭朝栋有亲属应试而又怕他自己会点为房考，妨碍了亲属的进取。因而故意点眭朝栋为房考官，而在入闱以后降旨，命所有考官，将本人应回避的亲族，列单进呈。
    单子进呈，发现了疑窦。眭朝栋并无子弟要回避，而大总裁刘统勋、于敏中两人，却有好些子弟，不得入闱。高宗这年南巡，启跸以前，秘谕留守的刘、于二人，主持会试。因此，他认为眭朝栋此奏，完全是为了刘、于两家的利益着想。而其情况有二：一是刘、于授意；二是主持会试的密谕泄漏，眭朝栋为讨好长官而上奏。因而命刑部捕治眭朝栋，结果竟以“结交近侍例”大辟。刘、于二人为了避嫌疑，不敢营救。而御史充任军机章京者，从此不敢上奏言事，终于演变成军机的禁例。
    至于上年庚辰状元毕秋帆，以条对屯田独详而夺魁，前引之文，不尽可靠。按：陕甘总督黄廷桂卒于二十四年正月，继任者为开泰。黄廷桂不可能于二十五年庚辰再有奏折。在此以前，廷桂与开泰都曾有折论过屯田，毕秋帆可能调大库旧档，看过他们的原折，但也可能是读卷的军机大臣，认识毕秋帆的笔迹，有意成全。加以诸重光又是榜眼，自然更容易引起流言。
    由于处置眭朝栋过严，军机大臣懔于天威莫测，自然格外慎重。因此，奉派为读卷大臣的军机大臣刘纶，在进呈十卷时，怕赵瓯北的卷子又列入一甲，招致嫌疑，特地遍搜全卷，决心要将赵卷摈诸进呈十卷以外，方可放心。
    两百多卷，逐一细检，并无赵瓯北的卷子，而其中有一卷，独有九圈，理应以第一压卷。
    按：殿试读官大臣，额定十员，而此时只有九人，留下一个空额，别自有待。读卷定进呈十卷时，九大臣须逐一览过，名为“转桌”。是故九圈一卷，便是无一读卷大臣不以为佳的元作。刘纶细看之下，疑心这一卷就出于赵瓯北，特地跟刘统勋去商议。刘统勋肯定不是，说“赵某的字，烧成灰，我亦认得”。
    刘统勋所以有此自信，别有缘故。赵瓯北初入都时，为刘家门客。刘统勋的儿子刘墉，号石庵，刚点翰林，勤于临池。其时钱南园还是童子，刘石庵的颜字，海内独步。赵瓯北深为爱好，楷书亦学刘石庵一体。以后入军机，起草照例可用行书，偶作正楷，必用石庵体，是刘统勋见惯了的，却不知他从小就学的率更体。
    然则赵瓯北的卷子在何处？刘纶查遍二百多卷，不曾发现，断定他的书法必已变体。于是刘统勋再次复阅，认为赵瓯北一向跅弛不羁，即令书法变体，亦不能作铁画银钩、结构谨严的率更体。话虽有理，而刘纶终以为疑。
    就在这时候，上谕派出第十名读卷大臣，是平定回部，相传罗致“香妃”以献的户部尚书一等公兆惠。此人出身正黄旗贵族，曾以笔帖式当过军机章京，但汉文未习，何能读卷？高宗面谕：“圈多的就是好的。”兆惠便用数圈法，行使其读卷大臣的职务。数到赵瓯北的卷子，独有九圈，便再加上一圈。至此，不能不以此卷作第一进呈了。
    向来殿试进呈的十卷，由朱笔亲定甲乙，所以状元称为“天子门生”。但弥封之制，极具权威，虽皇帝亦必遵守“论文不论人”的原则，先定名次，再拆弥封。这年因为流言藉藉，有御史建议，先拆弥封，再定名次，奉旨准行。所以高宗阅卷拆封，第一名就是赵瓯北（单名翼）；第二名胡高望，浙江人；第三名王杰，陕西人。
    于是高宗先问：“本朝陕西曾有状元否？”读卷大臣奏对：“前朝曾有康海，本朝则未有。”高宗便将第一、第三对调，赵瓯北的状元，变成了探花。
    当胪传之日，一甲三名，照例出班，跪在前列。高宗在御座上遥遥望见探花带着朝珠，不免奇怪。退朝后向傅恒问起，傅恒答说：“赵翼是军机章京，照例准带朝珠。”又说：“以前汪由敦的应制文字，大都是赵翼所代拟。”
    高宗觉得委屈了赵翼，所以第二天召见军机，特地宣谕：“赵翼的文章固然做得好，不过江浙多状元，无足为奇。陕西则本朝未有。今当征西之师奏凯以后，王杰的卷子已列为第三，就给他一个状元，亦不为过。”以后又屡屡言之。这一来，高宗的用心，便不难了解了。
    按：高宗以汉武自命，取新疆扩自古所无的版图，在“十大武功”中尤为踌躇满志之举。为纪一代之盛，辛巳恩科殿试，以西陲拓地为中心而展开作业，藉示修文之意，早为预定的打算。是故对策，则以新疆屯田为问，读卷则以征西主帅兆惠充数，而状元则归于征西基地的陕西。观御制《辛巳御殿传胪纪事诗》，有“西人魁榜西平后，可识天心偃武时”之句可知。或谓王杰未达时，曾在尹继善幕府掌奏折，高宗久已识其书法，故特加简拔，如上所述。既拆弥封，已知姓名，无须就书法作何辨认，可知是附会之词，未足为信。
    不过，高宗到底不愧英主，雅不愿示天下以不公，所以此后赵瓯北特蒙眷注，凡有考差，必点赵瓯北，每三年京察，必记名。外放知府，升任道员，无一非奉特旨。平心而论，赵瓯北可做状元，却非宰辅之器，而王杰正色立朝，晚年与阿桂合力以制和珅，实无负高宗特达之知。
    以上是由军机章京值宿引起的一段插曲。言归正传，谈军机章京之行。
    按：禁城诸门，每天最早开启的是东华门，百官上朝，大致皆入此门。《清朝野史大观》记：
    清祖制：每日子正三刻，东华门启扉，首先入门者，布围骡车一乘，不燃车灯，载活猪二口，车辕坐一老妪，直驱内东华门，循墙而行，不知何往。次则奏事处官员，有圆纱灯一。随其后者，则各部院衙门递奏官，以及各省折弁。再随其后者，则趋朝各官。盖皆借奏事处灯光以行。定制：入朝者惟奏事处有灯、讲官有灯、南书房有灯。陛见、引见各官员，皆静候于东华门外，见有一灯来，则蜂拥随之。
    此段记载，大致无误，所可校补者：第一，东华门“进猪”，曾见翁同龢日记，时间迟早不定，早则“子时三刻”（午夜零时四十五分），迟则“丑刻”（凌晨二时左右）。“进猪”以前由司钥长向值宿大臣“请钥”，使用后缴回，寅卯之间，再次请钥。是则东华门在午夜过后，开启两次。至于“进猪”则供坤宁宫祭神之用，《养吉斋丛录》：
    坤宁宫内西大炕供朝祭神位，北炕供夕祭神位。朝以寅卯，夕以未申，均用豕。
    坤宁宫西间，有大锅一口，每日煮整猪祭神，汤火亘二百余年未尝中断。故宫博物院前副馆长庄慕陵先生，曾有专文，考证其事。
    第二，夜间入宫，军机章京亦得带灯笼，《枢曹追忆》作者吕允甫曾记：“满屋诸公多用之，汉屋则用者绝少；余则绝未一用，只瞻望觚棱，冥行而已。惟一路砖地破碎，乾清门前尤甚；当年又行步急遽，以故新靴一双，两三月即已穿破。”此为亲身经历，言最可信。
    按：京官上朝，一二品大员年高者，特赏“紫禁城骑马”，通称“朝马”。可坐椅轿，或年龄特长，得坐暖轿，自东华门入内者，在御茶膳房以西，与中和殿一条横线上的箭厅下轿；自西华门入内者，至内务府前下轿。此外则皆在东华门及西华门外下车。京中禁例甚严，如外官督抚，八抬大轿，呵殿而行，在京中虽王公亦未必有此威仪。自尚侍至郎官，多乘骡车，讲究者称为“后档车”，亦无非宽大安稳而已。至车中人物的身份，须视车灯方知。部院堂官，各书其衙门，剪红黑纸为字，相间贴于灯上。此外各有红纸剪贴的标志，京堂以上为方胜、如意，南书房、上书房翰林为书套，军机章京则为葫芦，寓缄口之意。
    军机章京出差，除行围扈从以外，亦有到外省的机会。清朝定制，遇重大案件，如督抚被参，海塘河道兴工，须责地勘察，按问大刑案等，皆特简大臣为“钦差”驰驿前往处理，名为“查办事件”。查办甲省者，上谕必谓往乙省，借为遮隐。凡钦差为军机大臣，照例得奏明随带军机章京两员襄助，俗称为“小钦差”。按诸实际，既至查办省份，无论鞫狱、查察，多由“小钦差”负主要责任。
    《南屋述闻》引清人笔记：
    和珅偕钱南园赴山东，按国泰之狱。道中见南园衣敝，持衣请易之，南园卒辞。和珅知其不可私干，故治狱无敢倾陂。此市恩结纳之巧为尝试者。
    此记以钱以军机章京身份随往，有误。写颜字有名的钱南园（沣），照《枢垣记略》题名录载，系乾隆五十九年任军机章京，而随和珅查办山东巡抚国泰，系在四十七年。此案为有清整饬吏治的名案，亦与军机规制有关，值得附带一谈。
    《清史稿》卷三百四十：
    国泰，富察氏，满洲镶白旗人，四川总督文绶子也。
    按：据《清代征献类编》巡抚年表，记国泰为“满洲镶黄旗人，笔帖式文绶子”。此为可信，而《清史稿》所记亦无误。其间矛盾，窃有解说。
    这一个问题，又要分两部分来解说。第一，镶黄旗为“上三旗”，而镶白旗为“下五旗”。下五旗如出后妃或因其他特殊恩遇，可改入上三旗，其名为“抬旗”。相对的，原籍上三旗，因获罪之故，亦可谪入下五旗。文绶本为镶黄旗，当系由于其父子相继获罪，降入下五旗，所以《清史稿》根据最后资料，说他是“镶白旗”。而《征献类编》所引的是最初的资料，自为“镶黄旗”。此观乎叙文绶官职，不曰总督，而曰笔帖式可知。
    第二，满洲有所谓八大贵族，皆为从龙勋臣之后，富察氏为八大之一。此一族在乾隆时最盛，因为孝贤纯皇后即出于此族。傅恒为后弟，而傅恒的中子福康安，更有种种迹象，可推断为高宗的私生子。尤可注意者，傅恒即为镶黄旗。是故文绶父子是镶黄旗的富察氏，即与傅恒父子同族，换言之，亦即高宗的至戚。
    明乎此，可知文绶父子的富贵，自有由来，兹续记前引《国泰传》：
    国泰初授刑部主事，再迁郎中，外擢山东按察使、迁布政使。三十八年，文绶官陕甘总督，奉命按前四川总督阿尔泰纵子明德布婪索属吏，绶不以实陈，戍伊犁。国泰具疏谢，请从父戍所赎父罪。上谕曰：“汝无罪，何必徨惧？”四十二年迁巡抚。国泰纨袴子，早贵；遇属不以礼，小不当意，辄呵斥。布政使于易简事之谄，至长跪白事。
    于易简者，于敏中的胞弟。而其谄媚国泰，不仅止乎“长跪白事”，清人笔记载：
    乾隆末，国泰为山东巡抚，年才逾弱冠，风姿姣好，酷嗜演剧。在东日，与藩司于某在署中演《长生殿》，国扮玉环，于扮明皇。每演至“定情”“窥浴”诸出，于以为上官也，不敢过为媟亵，关目科诨，草草而已。演既毕，国正色责于曰：“君何迂阔乃尔！此处非山东巡抚官厅，奈何执堂属仪节以误正事！做此官行此礼之谓何？君何明于彼而暗于此耶？”于唯唯。自此遂极妍尽态，唐突西子矣！国乃大快曰：“论理原当如是！”
    国泰教训于易简的话，就戏论戏，原是正论，但一省长官，以粉墨登场为“正事”，则其时山东的吏治，可想而知。
    国泰之早贵，其因有二：第一是高宗垂念傅恒的忠勤谨慎，对他的族人特加眷顾。如文绶由川督调陕督，再回川督，革职，未几复授鄂督，三回川督，终又革职。观此经历，其人才具可知。如非特加眷顾，则以高宗之英明，早就摈斥勿用了。
    其次，当乾隆四十年前后，二刘下世，而外有王伦、王伏林的叛乱，内有于敏中的贪污。高宗心存猜疑，乃决定了重满轻汉的大政方针。编《贰臣传》，复多尔衮睿亲王称号，兴王锡侯《字贯》、徐述夔《一柱楼诗》、沈归愚《牡丹诗》、尹嘉铨《君鉴》等文字狱，以及用陀罗经被逼于敏中自尽与和珅之用事，皆在此数年间。在此方针之下，国泰之被重用，自不足为奇。
    但是，国泰之敢于如此肆无忌惮，实恃和珅为奥援。在朝正人君子，力谋裁抑；而劾国泰实为攻和珅，发难者钱沣，《清史稿》本传：
    钱沣字东注，云南昆明人，乾隆三十六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检讨。四十六年考选江南道监察御史……四十七年，沣疏劾山东巡抚国泰、布政使于易简吏治废弛，贪婪无厌，各州县库皆亏缺。上命大学士和珅、左都疏史刘墉，率沣往按。和珅庇国泰，怵沣，沣不为挠。至山东，发历城县库验帑银。帑银以五十两为一锭，市银则否。国泰闻使者将至，假市银补库。沣按问得其状，召商还所假，库为之空。复按章丘、东平、益都三州县库，皆亏缺如沣言。
    据前人笔记，钦差到济南时，国泰正在演戏，闻报仓皇下妆迎上，脸上犹隐隐有脂粉痕。此是过甚其词，因为和珅出京之前，便与国泰有密切联络。《清朝野史大观》记：
    及抵境，和已授意国泰弥缝，辄以危言相恫喝。幸刘文清（墉）深知其弊，常与通政（按：指钱沣）密商。比到省盘查，则和先扬言不用全数弹兑，抽查至数十封，无短绌，和遽起回馆舍。通政请封库。次日彻底拆封，则多系圆丝杂色银，盖借诸商贾以充数者，因诘库吏，得其实。遂出示召商贾来领。大呼曰：“迟来即入官！”于是商贾纷纷具领，库为一空。
    按：官库收银，照例由藩司衙门回炉重铸为五十两一个的元宝，通称“官宝”。国泰作假，如能多费一道手脚，则有和珅的奥援，或者弥缝不致败露。
    国泰自恃靠山极硬，玩了个极其拙劣的障眼法，既无视钱沣的合法权力，亦不想想刘墉是何等的乡望，因此栽了个大跟斗。事机败露，传国泰到案。据野史记载，他还有这样一段自取其辱的故事：
    方谳狱日，国泰忽起立詈御史曰：“汝何物，敢劾我耶？”文清大怒曰：“御史奉诏治汝，汝敢詈天使耶？”立命隶人披其颊。国泰惧而伏，坤遂不敢曲庇。
    《清史稿·国泰传》：
    国泰具服婪索诸属吏，数辄至千万。易简谄国泰，上诘（按：前一年高宗特召于易简至京，讯问国泰在任情形，易简为之力辩）不敢以实对，狱定皆论斩；上命改监候，逮系刑部狱。
    巡抚明兴疏言，通察诸州县仓库亏二百万有奇，皆国泰、易简在官时事。上命即狱中诘国泰等。国泰等言：因王伦乱，诸州县以公使钱佐军兴，乃亏及仓库。上以王伦乱起灭不过一月，即谓军兴事急，何多至二百万？即有之，当具疏以实闻。国泰、易简罔上行私，视诸属吏亏帑，恝置不闻，罪与王亶望等，均命即狱中赐自裁。
    在此以前，高宗诛浙江巡抚王亶望，而罪名则是在甘肃巡抚任内，示意诸州县伪报旱灾，侵冒赈款。令阿桂赴甘肃逐州逐县查办，冒赈至二万银子以上，皆论斩，死者二十二人。王亶望大辟、抄家，遗属男子皆充军伊犁。此亦是清朝整饬吏治一大狱。但王亶望与国泰都是和珅的私人，惩贪而不能治首恶，虽有严刑峻法，效用不彰。如果高宗能摒斥和珅，使阿桂、刘墉、王杰等人能够畅行其志，恐怕一部近代史，又是另一种写法了。
    钱沣因国泰一案，受知于高宗，由御史升任通政使参议，迁太常寺少卿，并迁通政副使，放湖南学政，《清史稿》本传：
    五十一年任满，命留任。湖北荆州水坏城郭，孝感土豪杀饥民，上责沣在邻省，何不以闻？下部议。诸生或匿丧赴试，又有上违禁书籍者，沣按治未竟，闻亲丧去官，以事属巡抚浦霖。霖遂并劾沣，坐夺职。
    按：学政虽有奏报本省政情之责，但隔省之事，责以不报，未免苛求。又生童遇试期将近而逢父母之丧，隐匿不报，照常赴试，事虽恒有，不算了不起的罪名。钱沣“按治未竟”而奔丧，更是理所必然之事，乃亦成为夺职的罪名，可知朝中必有人跟他为难。此人当然是和珅。
    钱沣虽因和珅的倾陷而部议革职，但高宗仍授以六部主事之职，等于由革职而改为降调。乾隆五十八年，钱沣服满起复，到京即被授为户部主事。引见以后又升为员外。不久，复任湖广道监察御史。帝心眷注，使得钱沣不能不生感恩图报之心，而结果是送掉性命。
    当时的军机大臣，正邪并列。枢廷领袖是阿桂，其次为和珅、王杰、福长安、庆桂、董诰。但各为同僚，各行其是，每日“见面”以后，各有办事之处，除阿桂在军机处以外，和珅在内右门内，王公大臣等待召见暂时休息的朝房驻留。福长安在造办处，王杰、董诰则在南书房。军机章京有事请示，须奔走各处，实在不成话说。因此，钱沣上奏纠弹，“请敕诸大臣仍照旧规，同止军机处。庶匪懈之忱，各申五夜；协恭之雅，共励一堂。”
    高宗接纳建议，特为申诫军机大臣，而且特命钱沣稽察军机处。御史原有稽察各衙门的职司，由都察院请旨简派。但稽察军机处，则为创例。《清史稿》本传，记钱沣受命稽察以后事：
    和珅素恶沣，至是尤深慊之。上夙许其持正，度未可遽倾，凡遇劳苦事多委之。沣贫，衣裘薄，宵兴晡散，遂得疾。六十年，卒。或谓沣将劾和珅，和珅实鸩之。
    按：此段文字，殊嫌葛藤。钱沣既为稽察军机处，和珅何得以“劳苦事委之”？唯查《枢垣记略》军机章京题名，明载钱沣于乾隆五十九年十一月入值，则以军机章京的身份，自应接受和珅的指挥。前为稽察军机处，后为军机章京，演变之迹，已不可考。以意度之，当是和珅动了手脚，奏请钱沣以御史在军机章京上行走，于是本应受其稽察者，一变而为可供驱遣使令之人。此固大负高宗本心，而为钱沣的绝大委屈！乃当时不见阿桂、王杰有所匡正，且钱沣亦竟默默以受，不闻抗章自争，可知当乾隆内禅之际，和珅一手遮天，肆无忌惮，固有取死之道。
    军机章京之为终南捷径，最主要的是有三年一次的保举。在乾隆末年，系三五年视情况保举一次；至嘉庆十一年保奏以后，十四年三月，复行保举，三年一保，遂成定制。十七年、二十年、二十三年、道光元年，均循例奏保。
    这三年一保的恩遇，一直到清朝末年未改。例保向隅，还有各种额外的机会，如纂述方略，编制清字、汉字档案，以及大征伐告一段落，军机章京每蒙特保。至于万寿、大婚等庆典，皇恩普施，更不在话下。
    因此，军机章京的升官，总要比别人快些。大致以候补司员入值者，遇到三年例保，只要循分供职者，就可补赏。兹以庚子拳乱死难的徐用仪为例，看他的升官纪录：
    一、同治元年八月由刑部候补主事入值。
    二、同治三年七月，以洪杨平定，从优保奖，“徐用仪著无论题、选、咨、留，遇缺即补，并赏给军功加一级。”
    三、同治五年缮办汉字档告竣，刑部主事徐用仪总司校对，颇为详慎，“著俟题补员外郎后，遇有本部郎中缺出，不论题、选、咨、留，即以奏补。”（按：主事加一级，即为员外郎，故此时的徐用仪，可以说是候补员外郎。而有此恩命，则员外郎不过资格上的过渡，实际上升任郎中，已是指日可待的事。）
    四、同治七年七月，剿匪肃清保奖，“刑部员外郎徐用仪着赏戴花翎。”
    五、同治十年三月十七日上谕：“本日引见截取刑部郎中徐用仪，着开缺以五品京堂候补。”
    六、同治十一年七月十一日《剿平粤匪方略》编纂完成，军机处保奖，“候补五品京堂徐用仪，着俟补缺后，以四品京堂候补，并加随带二级。”
    按：徐用仪是咸丰九年的举人，而从考取军机章京上班后，十年工夫由刑部候补主事，升到候补四品京堂加二级，并赏戴花翎，实在太快了些。京官要升得快，自然是当翰林。但两榜及第，三考四圈点庶吉士，三年散馆，大考得意，“留馆”当编修，顺利“开坊”转到五品官，最快亦须九年，号称“九转丹成”。而与徐用仪的经历比较，则又瞠乎其后。
    当然翰林有红黑，军机章京更有红黑。红章京参与密议，是不折不扣的高宗所谓的小军机。有两首打油诗注红黑章京，颇为传神，红章京是：
    玉表金钟到卯初，烹茶洗脸费工夫，薰香侍女披貂褂，傅粉家奴取数珠。马走如龙车似水，主人似虎仆如狐。昂然直入军机处，突问中堂到也无？
    嘲笑黑章京的也是一首体裁韵脚相同的七律：
    约略时光到卯初，劈柴生火费工夫。老妻被面披貂褂，丑婢墙头取数珠。马走如牛车似碾，主人似鼠仆如猪。蓦然溜到军机处，悄问中堂到也无？
    这两首诗，传神都在结句，但皆不免言过其实。军机章京固然有很阔的，但也绝不致像十年不放考差的黑翰林那样艰窘。因为如前所述，除本缺俸禄以外，每节可分饭食银，随扈则例有旅费可领。而自于敏中、和珅用事以后，贿赂公行，外官入觐，对军机章京必有“应酬”，故得“缴金牌而相约看花”，生活固甚优裕。
    《南屋述闻》记军机章京的“外快”，见闻极真：
    军机地位极清严，然如《檐曝杂记》所述，湘抚陈文恭以獞锦伴函，闽抚阎敏惠以葛纱馈节，闽督杨某被劾入京，对章京各致币毳数事，则人事之馈遗，固不能尽绝也。余幼时所见，凡致送炭敬者，皆曰“吟梅诗若干韵”。至光绪季年，则冰敬、炭敬、别敬之名，几于昌言不讳。风气之变迁如此。
    按：年下致送者，谓之“炭敬”；端阳节致送，则曰“冰敬”；非时非节，而有所馈遗，自是“别敬”。凡此红包，固不仅入觐时必不可免，其中长袖善舞者，往往远道邮致。至如大吏入觐，虽清刚如丁宝桢，不能废陋规，《梦蕉亭杂记》记丁宝桢升任川督入觐事云：
    丙子冬升任川督，入京陛见，驰驿不过天津，文忠（按：指李鸿章）专函迎途邀约，坚请至津门一叙。在津盘桓两日，别时，文忠谓：“现今督抚陛见到京，应酬大于往时数倍。知君两袖清风，一无所有，已代筹备银一万两，存京某号，君到京时可往取用。”迩时公囊中羞涩，以文忠高义薄云，不忍负之，竟尔收受。讵到京正值某邸、某相生日，外吏入京，所望甚奢，手笔不能寒俭；又同乡举子百数十人，留京待试，群望所属，更须从丰资助。综计一应支出，前款万不敷用。公筹维再四，笑谓“一客不烦二主”，复函致文忠，再行代筹万金，文忠毫无吝色。
    按：丁宝桢系光绪二年十二月初奉召入觐。其时因川督吴棠声名极坏，且痴肥不能治事，上疏辞官，慈禧太后决定更换，以丁宝桢调升，期望其切实整顿为吴败坏的吏治。但私家记载，多谓丁于光绪丙子十二月调任川督，清国史馆列传，更谓八月调任，而实际上是光绪三年三月调川。其间有一过渡，即是以李瀚章由鄂督改调，未到任即回任，据说因为李太夫人惮于入川，不愿离开武昌督署，故由李鸿章为乃兄活动回任。
    此一说法，自应存疑。但丁宝桢已成之局而入觐以后，反无下文，此即是李鸿章刻意笼络丁宝桢的缘故。因丁、李同年，交情素厚，而此时方筹议海防，沈葆桢以船政大臣于光绪元年出督两江，兼领南洋大臣，对海防有很大的发言权。而正在西征的左宗棠，一向喜欢唱反调，特别是对李鸿章，可以不反亦要反。此时以备俄为言，针锋相对地昌言“陆防”。李鸿章以一对二，大感势孤。如果所筹之款，陆防分去一部，海防经费南北对分，则北洋所得无几，坚甲大炮的理想将归泡影。而山东为沿海重要省份，更为北洋的门户，所以李鸿章必须拖住丁宝桢，以对抗沈、左。专函迎途邀约，坚请“至军门一叙”的道理在此。
    至所谓“讵到京正值某邸、某相生日，外吏入京，所望甚奢”云云，“某相”者恭王的左右手，曾国藩的同年、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宝鋆，他的生日是十二月廿八日，适年七十赐寿，东阁筵开，盛极一时，当然也是个打秋风的好机会。
    “某邸”者似为景寿，他是恭王嫡亲的姊夫，尚宣宗第六女寿恩固伦公主，都叫他“六额驸”。本人是世袭的公爵，故以“邸”字称之。但景寿沉默寡言，内行谨饬，似非好货者，或《梦蕉亭杂记》所记有误，或者笔者失考，另有其人，均未可知。
    丁宝桢这次入京，风裁甚峻。其时正杨乃武一案定谳，丁闻之盛怒，认为这样的案子可翻，外吏不可为。当然，他也是“拿人的手软，吃人的口软”，如果不是那两万银子遍致冰敬，恐怕也容不得他在京里大发雷霆。
    同治末年，光绪初年，约有十载光阴，号为“同光中兴”，而风气已是如此，则所谓“季年”更不足论了。
    黄秋岳《花随人圣庵摭忆》，录樊增祥于光绪十六年九月十三日致张之洞一函，中述“都门近事”，可以觇知当时风气，摘引如次：
    都门近事，江河日下，枢府惟以观剧为乐，酒醴笙簧，月必数数相会。南城士大夫借一题目，即音尊召客，自枢王以下，相率赴饮；长夜将半，则于筵次入朝。贿赂公行，不知纪极；投金暮夜，亦有等差，近有一人引见来京，馈“大圣”六百（大圣见面不道谢）；相王半之（道谢不见面）；“洨长”二百（见面道谢）；“北池”一百（见面再三道谢）。其“腰系战裙”者，则了不过问矣！时人以为得法。
    据黄秋岳注解，上述五人，即为当时的军机大臣，“相王”为礼王世铎；“大圣”则孙毓汶，此自易解。原注：“洨长指许庚身，切许姓。”按：《后汉书·许慎传》：“许慎为郡功曹，举孝廉，再迁除洨长，卒于家。”洨长者，洨县之长。洨县在今安徽灵璧南。黄考甚是。“北池”则指张之万，时住北池子，故以地指人。“腰系战裙”则指“额勒和布”，此为朝士谐谑的“无情对”。
    观上函，可知揽权纳贿，实以孙毓汶为主，其余同流而已。至于“大圣”的外号，固由切孙行者之孙，但亦另有来由。相传慈禧太后常以内府书画，嘱孙毓汶题跋，孙携回后，另制赝品缴回。以其善盗而胆大，如孙行者之盗丹，因而有“齐天大圣”的外号。
    至于军机章京纳贿，则有刘坤一与连文冲一事，姑为引述如下：
    刘坤一之三下江南也，西太后之意初不属之。时当国者为荣禄，荣不学无术，诏令批折一切委连文冲。连本军机处帮领班章京，小有才，又善谀媚，以此得荣欢。刘坤一欲回任两江，不得不奔走荣门。荣门不可得而入，乃结纳荣之幕友连章京。曾谒二次失值，不得已，求见连之西席某，间接以通于荣。西席某黠甚，比连归，某言刘来谒状，而不言其他。连亦略颔之。翌日西席某探达今日所办之事，连大言曰：“荣相奏请以刘坤一回任，竟得俞尤，原无他事。”翌日刘又来，西席某向刘贺曰：“事已谐矣。”翌日谕出，刘又来，并挟白金二万两之券，袖交西席某手，云：“乞为连君寿！”西席某竟以金入囊而缄其口。
    上述记载，多耳食之言，且亦不明军机规制及实况。连文冲以庚子拳乱草《宣战诏》知名。当时军机大臣刚毅及徐桐的门生启秀，在载漪指使之下，千方百计掀起战火，秘密命连文冲草诏备用。如论军机规制，像这样有关兴亡的大文章，必是枢臣公拟，不会出于章京之手，更不会出于满章京之手。
    至于连文冲其人，小有才而已。满章京不能动笔者多，向来在军机处不过跑跑腿、送送信而已。连文冲奔走于荣禄之门则有之，所谓“荣之幕友”则子虚，“诏令批折，一切委之”，更为不可能之事。
    最明显的证据是，荣禄虽受慈禧宠信，但反对废立，反对与洋人开战，为载漪等视作眼中钉，如果连文冲为荣禄所信任，刚毅及启秀何能委以起草宣战诏的任务？
    荣禄时的幕友，信任最专者即为樊增祥。八国联军入京，两宫仓皇出狩，命荣禄留京办事。第五天下诏罪己，即出于樊增祥的手笔。此在军机规制中，实为例外。从来诏令，无有枢庭外撰拟者。
    军机章京上班制度，杂考如上。一百七十年旧制，本已随隆裕逊位之诏而结束，谁知张勋复辟，“南屋”竟有死灰复燃的微光，《述闻》如下：
    丁巳（民国六年）……时内廷办事乏人，命传集旧章京，由余领班率以入。初值于养心殿，次日移值南书房；又次日始移于隆宗门内南屋。内监捧折匣下，相贺曰：“数年不见，吾属饿且瘪矣。”众有笑者，余但凄黯。
    一日内监传太妃命赐食，且传语曰：“主位命谢诸大人。天热如此，外间时事又如此，而诸大人勤劳不懈，主位意良不安。略治菲食，不足云谢。”余闻而悚然。既而满汉席备陈，甚丰腆。而余食不下咽。起语同值曰：“此事失之粗疏。往者姑无论，设以此危及冲人，我辈虽效死晚矣！今当谋所以安皇室者。旅进旅退无益也。”诘朝遂不复入值，而走津谒东海、合肥二公。厥后归过于下，而宫廷晏然，东海之力为多。
    按：《南屋述闻》作者，今可考定为郭曾炘之子郭则沄，字啸麓，在袁世凯称帝时亦出过力，此时见张勋不足以成大事，见机而作，远走天津。东海、合肥者，徐世昌、段祺瑞。
    赐食大概出于端康皇贵妃，也就是光绪瑾妃的主意。其时宫中四太妃，以居永和宫的端康为首，乃出于袁世凯的支持而确定了她的地位。赐食之事，吕式斌《枢曹追忆》亦有记载，录以为本文的结束：
    丁巳六月，余复两次进内。至隆宗直庐，小坐片时，见旧日桌案犹在，风景不殊，山河有异，为之黯然。旋赐饭于文华殿之西屋，珍肴约数十品，接连方桌二张，为之布满。有内监衣冠奔走伺候。饭毕，复陈菱藕各种果实于案，杨梅汤一碗，并由内监送香茶、吕宋烟。真异数也，恭记于此。

 出版后记

    出版后记
    《明末四公子》最早于1974年5月16日，在台北《民族晚报》上开始连载，至同年8月8日结束。1977年9月，台北求精出版社出版单行本。1983年9月，台北皇冠出版社发行新版，列为“皇冠丛书”第九三二种。
    前后两个版本比较，最大的差异在《冒辟疆》一篇，“求精版”依连载时的顺序排在第三篇，而“皇冠版”则移到四人之末，结尾部分的文字也有很大改动。这是因为其间，高阳对号称清初四大疑案之一的“董小宛入宫”事件，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进而影响到他对冒辟疆的评价。
    在早期的版本中，关于董小宛的归宿，高阳采纳的是冒辟疆《影梅庵忆语》的说法。他这样写道：
    董小宛殁于顺治八年正月初二，葬于如皋南郊，墓庐题名“影梅庵”；《影梅庵忆语》的出典在此。冒辟疆多姬妾，而以克享大年，姬妾皆殁于其身前。
    又说：
    至康熙三十年时，明末清初的东林、复社中人，巍然独存者，殆仅冒辟疆一人而已，韩诗所谓“乱离沧桑一党人”，即指此而言。孟心史先生以为冒辟疆“身系世变，以处士而通两代名流声气，高节盛名，修龄豪气，令千秋倾想”。而享大名实得之于天，所以为福人。
    该书出版后，在他的好友、同时也是文史大家的苏同炳（庄练）的提醒下，高阳又查阅了大量文集史料，确信从冒辟疆同时代人的诗文、记载中，找到了董小宛入宫为妃的确凿证据，从而推翻了自己原来的观点，并写了一篇很长的考证文章《董小宛入清宫始末诗证》，发表在1982年9月的《联合月刊》上。于是，在皇冠新版的《明末四公子》中，上引文字已被删去，替换为下面一段话：
    冒辟疆不是淡泊自甘的人，自谓“名心”甚重，而居然不作清朝之官，以隐士著称，实有不得已的苦衷。人人可作清朝官，只有冒辟疆因为董小宛入宫的缘故，不能受清朝的征辟，否则就太没有骨气，连立足之地都没有了。最可玩味的一件事是，以钱牧斋于冒辟疆有恩，竟不通往还，则其人行谊，必有大欠缺之处。
    由于董小宛入宫事件，在高阳的心目中，冒辟疆的“高节盛名”大大的打了一个折扣，甚至做人的行谊操守，也并非无瑕可指了。
    《明末四公子》初版时，台北报端正围绕一桩文字诽谤案的是非曲直展开笔墨论战，高阳也写了《历史公案唯有历史能裁判》一文，发表在1977年9月19日的《联合报》副刊上。高阳觉得这篇文章颇能反映他“写作历史人物的文章之态度、目标”，便收入此书作为代序。书后附录《上班考》，是高阳考证清代军机处轮值制，实即揭示有清一朝政治权力中枢运转内幕的力作，不可错过。

 引言

    引言
    同光年间的政风，与康熙末年相近。以我个人的看法，清圣祖将地方官分为六等：爱民、干练、清廉、不好名为第一等；爱民、干练、清廉为第二等；爱民、干练、虽贪不苛为第三等；清廉、才具平常为第四等；才具平常、操守不佳，但能实心办事为第五等；贪污无能兼而有之，则为第六等。在圣祖心目中，汤斌不过第二等人物，即因误认汤斌在江苏巡抚任内，有与帝争名之意。张伯行号称“天下清官第一”，其实，圣祖视之为第三等人物。他曾说过：张伯行喜欢刻书，哪里来的钱？言下并不以为张伯行一清如水。但在表面上仍评张为清廉。由此可知，他将清廉的标准打得极低；上谕中屡次表示，只要真能为地方生利，有益于民，享用稍过，不足为罪。至于用人，除了上述的第六等人物以外，第五等以上皆能容忍，第三等以上则必蒙温旨褒奖了。
    同光朝慈禧太后当政，识人、用人虽不及圣祖，而想法大致相近。因此，在那时候的地方官，自督抚至州县，收陋规以及三节两寿（本人及太太）收礼，视为当然；卖官鬻缺，营私舞弊，只要不太过分，不得罪“都老爷”，亦可无事。举个例，《能静居日记》作者赵烈文，据沈云龙教授记其生平，同治八年为曾国藩奏调赴直隶，十月奉旨署磁州知州，在任一年七个月；同治十一年正月署易州直隶州知州，至光绪元年去职，在任三年有余，前后并计，不过做了五年地方官，而自光绪元年九月回南，“隐于乡里，大治园林，广置姬妾，颇娱声色之好，以迄逝世”。赵烈文殁于光绪十九年六月。五年作吏，廿载坐享。烈文犹为贤者，尚是如此，他人可知矣！
    至于京官，贿赂公行，亦无足为奇。翁同龢日记中，常记某人馈赠，“受之”或“却之”，大致受者多而却者少。翁同龢尚且如此，孙毓汶之流可知矣！
    因此，同光年间，袭父兄余荫，出现了许多声色犬马无一不好的“大少爷”；今有达官之子，或则胸怀大志、卓尔不群，或则真慕风雅、诗文有声，与酒食征逐的纨绔大异其趣，自然就成了出类拔萃的佳公子。“清末四公子”即以此得名。与“明末四公子”相较，文采相若，风流未逮，声光自不可同日而语。但求之今日，亦戛戛乎难哉！
    “清末四公子”者，湖北巡抚湖南浏阳谭继洵之子嗣同；湖南巡抚江西义宁陈宝箴之子三立；广东水师提督安徽庐江吴长庆之子保初；福建巡抚广东丰顺丁日昌之子惠康。或以为无丁惠康而有陕甘总督浙江嘉兴陶模之子葆廉。要之，谭、陈必在其列，断无可疑。兹请先谈陈三立。

 陈三立

    陈三立
    陈三立，字伯严，别号散原。南昌章江门外三十里有西山，一名南昌山，据《水经注》，即古散原山。陈三立父母皆葬于此，又筑庐为其父归隐之处，因以散原为号。
    散原籍隶江西义宁州，即今修水县。义宁在唐朝分武宁县地所置，故名分宁；宋沿旧名，元、明、清改称宁州，直至嘉庆六年始改名义宁州，入民国后又改为修水，称义宁者不过百年，以故今人多茫然不辨其地。
    此地曾出一大诗人，即宋朝的黄庭坚。《嘉庆一统志》载：
    黄庭坚宅在义宁州西二十五里，双井北岸，有永思堂，旁有钓台，下有水曰“明月湾”。
    黄庭坚是“江西诗派”的开山祖师。《苕溪渔隐丛话》及《云麓漫钞》皆载吕本中所作《江西诗社宗派图》，当时有名者即三十家，成为宋诗的代表。江西诗派的影响深远，黄庭坚及二陈——陈师道、陈与义的高处，原在“文章自得方为贵”，只以浅夫妄人，凡无病呻吟、故作穷饿酸辛之态者，皆遁入江西诗派，致自金、元开始，即为世所诟病。直至清末，张之洞犹有“江西魔派不堪吟”之叹。但散原之出，昌大了江西诗派，不妨谓之为直接山谷法乳，八百年后先辉映，即此已足不朽。
    散原的尊人陈宝箴，字右铭，以举人而官湖南巡抚，与左宗棠的以举人而入阁拜相、复同为翰苑出身的元老重臣所尊重，皆为难能可贵之事。陈宝箴为咸丰元年辛亥恩科举人，其时洪杨之祸，已成燎原，宝箴佐其父在籍办团练，直至咸丰六年丙辰始入京会试，落第后留京读书。黄秋岳《花随人圣庵摭忆》记：
    初，先生庚申（按：庚申为咸丰十年，所记有误）会试落第，留京师三岁，得交四方隽雅之士，于易佩绅、罗亨奎尤以道义经济相切摩，时称“三君子”。会咸丰北狩，先生条防守六事，上枢府，适当道忧通州仓米为寇掠，骤无所为计，先生曰：“设传驼更运，前明于忠肃成法也。”由是旦夕毕移辇下。一日饮酒楼，遥见圆明园火光，因捶案大哭，尽惊其坐人。时易、罗约南还将湖军，遂归湖南；易以前受骆秉章檄，募千人号“果健营”，防来凤龙山间，罗副之，遂与先生俱扼次岩塘。石达开率众号十万来犯，死守累月，粮且尽，先生独身间走澧州永顺以募饷。永顺守张修府故儒吏，延见右铭先生风雪中，见其单絮衣，乃取狐裘覆之。先生却曰：“军士冻饥久矣。”即：“何忍独取暖为？”张为流涕，趋召父老输银米济军。得即持去，守益坚；石不得逞，引去。
    此当为咸丰十年冬间之事。咸丰十一年八月，曾国荃克安庆，曾国藩自东流进驻。平洪杨的军务，至此始有把握。散原述其尊人行状云：
    曾文正公大治兵，用两江总督屯安庆，府君稔曾公命世伟人，又幕府盛招致天下贤士，遂往游，曾公引为上客，喜过望曰：“海内奇士也。”幕僚亦争交欢，相引重。李公鸿裔专幕职，尤挟府君得代己，府君雅欲亲战事，谢去，就席公宝田江西军。道彭泽鄱阳间，饥民连数县，赈者率应故事，势且尽毙；府君恻然，就逆旅斋沐起草，驰书巡抚沈文肃公陈其状，并类及江西政要所关，凡数事。中言：“赈而不能活，犹弗赈；活而不能久，犹弗活。”沈公感悟，大发帑，全济无算。其时江西为寇冲，蔓延郡县，余军多观望，独得席公军支柱四应。席公自府君至，累用奇策决胜，然寇方蚁集，势盛，而席公军单，沈公席公又颇乖隔，不相能，每军牍往还，席公辄取抵地曰：“吾死此文法吏矣！”府君笑曰：“沈亦贤者，坐不知公耳。”因谒沈公，极陈席公沈鸷，“必能用智略平寇，胜艰巨，明公当开布腹心，席必为尽死，不则席败，大局危，公安所惜足乎？”沈公以为然，立增席公五营，遗书披诚相拊慰。自是沈公席公深相结，卒以残寇，竟大功。
    右铭善于调停。曾国藩与沈葆桢因争饷而生嫌隙，亦赖右铭一言而解。朱克敬《瞑庵杂识》记其事，极为生动：
    曾国藩移军安庆时，与江西巡抚沈葆桢约，厘捐均归大营，有事则分兵回救。既而江西寇四起，曾军益东，葆桢惧救不时至，上疏请留厘金养兵，诏许之。藩疑葆桢卖己，绝不与通，葆桢以书谢，亦不答。会陈右铭游江南，闻之往见国藩，从容言曰：“舟行遇风，柁者篙者桨者顿足叫骂，父子兄弟若不相容。须臾风定舟泊，置酒慰劳，欢若平时，甚矣小人喜怒之无常也！”国藩曰：“向之诟惧舟之覆，非有私也。舟泊而好，又何疑焉？”右铭曰：“然！曩者公与沈公之争，亦惧两江之覆耳；今两江已定，而两公之意不释，岂所见不及船人哉？”国藩大笑，即日手书付沈，为朋友如初。
    席宝田是湖南东安的秀才，与老湘军中发达最早而晚境平淡的刘长佑，是岳麓书院同窗。洪杨事起，皆从江忠源援赣，十年转战，不出江西，但曾建一颇出风头的大功。《中兴将帅别传》卷二十三，记曾国荃克江宁后，洪秀全之子洪福南奔，自皖南经浙江开化，入江西玉山西行，为席宝田所获事：
    伪小天王洪福奔广德，合贼众万余人，由皖边出开化、玉山西行，遇别将扼战，走泸溪斜趋山谷间。九月，公遮之于新城，已遁；遂率轻兵疾追，数昼夜犹不及寇。军士久疲，议休止，公曰：“洪福，寇倚以号召；行与瑞金寇合，不可得矣！寇奔逸数千里，日夜疾行，辎重妇女相随属，见无追军，惫甚，行必缓；我亟趋间道，要击广昌、石城间，寇可灭也。”仍勒军传餐而进，越二日己酉至石城之杨家牌，危崖阻纡数十里，日向暮，前锋扬旗植山下止不进。公怒曰：“渡岭寇即是，奈何懈军心耶！”令斩以徇。于是诸将皆奋薄而上，平明岭尽，果见寇，方炊，寇亦顾见，因骇奔。我军呼啸压击，俘斩过半，遂擒伪王洪仁玕、黄文英、洪仁政及他渠酋数十人，而洪福脱免。令军中所俘小儿牧马者，语其曹曰：“小天王过此矣！”辛酉，部将周家良因就擒之，果洪福也。
    按：泸溪今名凌溪；其南新城，今名黎川，而席军所驻的金溪，则在泸溪西北；自金溪南下至建昌，趋东南则为新城，直下微偏西则为广昌，皆有大路。席军在新城拦截未获，洪军拟由山路入瑞金，则计唯抢先一步，在广昌与其南位处山谷的石间设伏邀击，始为上策。据散原述其父行状，建此策者即为右铭。
    此役叙功，巡抚沈葆桢得头品顶戴、一等轻车都尉；席宝田赏云骑尉、黄马褂；陈宝箴叙知府，超授河北道，驻河南怀庆府。其后累迁至浙江按察使，因事免官；至光绪十六年，始因云贵总督王文韶之荐复起，其时散原已经通籍了。
    散原是光绪八年壬午中的举人。其时清流之势正盛，“翰林四谏”中的宝廷与陈宝琛都放了主考。宝廷主试福建，经富春江入闽，中途纳江山船妓为妾，归而自劾，即李莼客诗“宗室八旗名士草，江山九姓美人麻”这一重公案。
    这一科，福建的解元即是郑孝胥；散原则在江西获隽，所以与郑以同年相称。郑孝胥海藏楼诗，陈宝琛沧趣楼诗，并为近世诗坛大家。二陈师弟的酬唱，尤称佳话。《一士类稿》中《谈陈三立》一文记：
    光绪八年壬午，陈宝琛典试江西，散原为所得士，深邀鉴赏，师弟之谊颇笃，晚年情感尤挚。八十生日，宝琛赠诗云：“平生相许后凋松，投老匡山第几峰？见早至今思曲突，梦清特地省闻钟。真源忠孝吾犹敬，余事时文世所宗。五十年来彭蠡月，可能重照两龙钟？”想见白头师弟之风仪。诗之首句，本事即在壬午闱中。洪钧（同治戊辰状元，宝琛同年友也）时以江西学政充乡试监临，与宝琛论取士之法，谓宜取才华英发之士，以符“春风桃李”之旨。宝琛则谓宜以“岁寒松柏”为尚，遂以“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命题，入彀者多知名士，散原与焉。“平生相许后凋松”，五十年往事重提也。（此诗初稿，本以“相期无负后凋松”之句切壬午之遇合，曾为陈苍虬诵之，后经改定写赠。）民国二十三年，散原北上，省其师。师年八十七，弟年八十二，皤然二老，聚首旧都，共话畴曩，盖欢然亦复黯然云。翌年，宝琛卒，散原挽以诗云：“一掷耆贤与世违，猥成后死更何依，倾谈侍坐空留梦，启圣回天竣见几。终出精魂亲斗极，早彰风节动宫闱。平生余事仍难及，冠古诗篇欲表微。”语极工练沉着，于宝琛生平暨本人关系，均道得出，可与宝琛赠诗合看。并挽以联云：“沆瀣之契，依慕之私，幸及残年偿小聚；运会所遭，辅导所系，务摅素抱见孤忠。”亦甚挚切。
    陈宝琛赠散原一诗，与其前后“落花”诗，皆为脍炙人口之作。未理庵主人说诗精微，谓此诗好处在见身份，而又如杜诗无一字无来历。“真源”一联，概括散原生平，而自明其身份于受者在师友之间，练句之工几于一字不可易。
    按：散原晚年每居庐山，故诗中暗用不见庐山真面目之典，而有“投老匡山第几峰”之句；结句照顾起句，而有犹拟偕游庐山之愿，一唱三叹，摇曳生姿。散原挽诗“平生余事仍难及”，即由“余事诗文世所宗”而来。生死酬唱，不以幽明见隔；昔人诗格之谨，诚不可及。
    散原应会试在光绪十二年丙戌，已中式而不知何故，未应殿试——会试中式，在殿试以前，犹称“贡士”；必待殿试登榜，始正式成为进士——以主事分吏部行走。徐一士曾记其初入吏部的趣事：
    时有吏部书吏某冠服来贺，散原误以为缙绅一流，以宾礼接见；书吏亦昂然自居于敌体。继知其为部胥，乃大怒，厉声挥之出。书吏惭沮而去，犹以“不得庶常，何必怪我”为言，盖强颜自饰之词，散原岂以未入翰林而迁怒乎？部吏弄权，势成积重，吏部尤甚，兹竟贸然与本部司员投礼，实大悖体制，散原折其僭妄，弗予假借，亦颇见风骨。散原非无经世之志，而在部觉浮沉郎署，难有展布，未几遂翛然引去，侍亲任所。其父右铭翁（宝箴）在湖南巡抚任，励精图治，举行新政，丁酉戊戌间，湘省政绩烂然，冠于各省，散原之趋庭赞画，固与有力。
    散原在吏部一直未曾补缺，所谓“浮沉郎署”，以他的性情是无法忍受的。其时右铭已因王文韶之荐，复起为湖北臬司。散原于光绪十八年弃官侍父任所。光绪二十年右铭擢直隶藩司，《清史稿》本传记：
    二十年，擢直隶布政使，入对。时中东战亟，见上形容忧悴，请日读圣祖御纂周易，以期变不失常。他所陈奏语甚多，并称旨。上以为忠，命治糈台，专折奏事。《马关和约》成，泣曰：“殆不国矣！”
    甲午之役，凡清流无不主战。主之者内则翁同龢，外则张之洞。张以江督刘坤一奉旨赴山海关督师，兼署江督。散原时居武昌，特以一电致张，请诛李鸿章以谢天下。《花随人圣庵摭忆》载其事云：
    其时散原老人自武昌致南皮一电，以《马关和约》签订，请吁奏诛合肥以谢天下，此电南皮未作复。右铭先生虽开藩直隶，而散老忠愤所迫，不遑顾虑，辄敢以危言劝南皮也。予初未审散老此电命意，故甄录不敢遽及。近读《散原精舍文存》中，自为其尊人右铭先生行状，有云：“马关定约，和议成，府君痛哭曰，无以为国矣，历疏利害得失，言甚痛。”观此，则对和约之不满，义宁乔梓，固一以贯之。
    但义宁父子责李鸿章者，又别有说。《花随人圣庵摭忆》又记：
    行状又言：“其时李公鸿章自日本使还，留天津，群谓且复总督任。府君愤不往见，曰：‘李公朝抵任，吾夕挂冠去矣。’人或为李公解，府君曰：‘勋旧大臣如李公，首当其难，极知不堪战，当投阙沥血自陈，争以死生去就，如是，十可七八回圣听，今猥塞责望谤议，举中国之大，宗社之重，悬孤注，戏付一掷，大臣均休戚，所自处宁有是耶？其世所蔽罪李公，吾盖未暇为李公罪矣。’卒不往。”得此一段，不啻兼为散老之电下一注解。盖义宁父子，对合肥之责难，不在于不当和而和，而在于不当战而战，以合肥之地位，于国力军力知之綦审，明烛其不堪一战，而上迫于毒后仇外之淫威，下劫于书生贪功之高调，忍以国家为孤注，用塞群昏之口，不能以死生争，义宁之责，虽今起合肥于九泉，亦无以自解也。信繇斯说，则散原当日之愤激自在意中，固卓然可存。原电云：“读铣电愈出愈奇，国无可为矣，犹欲明公联合各督抚数人，力请先诛合肥，再图补救，以伸中国之愤，以尽一日之心。局外哀鸣，伏维赐察。三立。”按散老此电，乙未五月十七日由武昌发，戌刻至江宁者。
    以右铭、散原父子的性情，看不惯李鸿章的作风，为理所必有。右铭不惜以弃官表示对李鸿章的深恶痛绝，本无为人作排李前驱之意，但其时为光绪所信任的翁同龢与为慈禧所信任的荣禄，皆欲排去李鸿章，所以右铭的决绝表示，适足为翁、荣二人进言之资，无形中成了李鸿章回任的一大阻力。
    按：李鸿章于同治九年接曾国藩而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中除光绪八年三月丁忧，去职一年三个月以外，至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内召为止，历时二十二年之久。任内建北洋海军，统辖淮军数十万，遥制两江所属有关洋务的各机关，军权、财权、外交权，几乎双手尽握。一旦解任，不知百孔千疮有多少毛病会暴露。因而以盛宣怀为首，千方百计想为李鸿章活动回任，而卒无成，则清流的攻击，固已形成四面楚歌之势，而右铭的愤激态度，实为决定性的因素。
    翁、李不协，其来已久，但翁同龢是可欺其以方的君子，性情亦颇平和，对李鸿章实亦可谓之为“对事不对人”，故对李之回任直督，犹非坚决反对。但荣禄对直督之势在必得，及今观之，意向灼然可见。
    原来慈禧太后之欲收权，早萌于甲午年间。其时翁同龢得君正专，益以张荫桓对洋务、财政的熟练，所以平章国事，举措由心，除非光绪特述“慈圣”之意如何如何，否则，翁决不建议请懿旨办理。至于对荣禄，视之蔑如，无论在督办军务处或总理衙门，均无发言余地，此实为荣禄所难堪。因为论资望，荣禄早在同治末年即为步军统领、总管内务府大臣、户部侍郎，而翁署刑部尚在光绪元年；论私谊，彼此是金兰之交，从哪一方面看，翁亦不当目中无人。
    大致后党媒孽帝党，往往运用“打狗看主人面”的逻辑，所以对翁之蔑视，荣禄向慈禧造膝密陈时，往往以“翁同龢没有老佛爷在眼睛里”为言。此最足以打动慈禧太后的心。以慈禧之老练、荣禄之深沉、李莲英之阴柔，对朝局洞若观火；翁外恃清流，内结荫桓，复奉恭王之名义，挟天子以令诸侯，势莫与伦，计唯得一强藩，隐握兵权，缓急之际，方可举兵入清君侧，投清流于浊流之中。是故荣禄之觊觎直督，可说已非一日。
    但李鸿章非翁同龢之比，所以荣禄决不敢轻举妄动，甲午战败，排李是一绝好机会，但仍出之以极端谨慎，因恐打草惊蛇，帝党会存戒心。更怕翁、李化敌为友，合力应战，故以王文韶由云贵移署直督。
    用王文韶是荣禄所下的一着绝妙好棋。王文韶亦我杭人，《官场现形记》送他一个外号，叫作“琉璃蛋”，照杭州人的俗语，便是“油煎枇杷核”。如此圆滑，自然不会翻前任的案，此所以安抚李鸿章。
    同治年间，朝中有南北之争。北派奉李鸿藻为盟主，南派以沈桂芬为依归，壁垒分明，互为消长。王文韶为沈桂芬咸丰元年当浙江乡试主考的门生，光绪四年沈援王入军机，署兵侍，补礼左，兼在总署行走。其时军机由恭王领班，其下四大臣两满两汉，两汉即沈、王，两满则协办大学士宝鋆、户部尚书景廉。宝鋆为恭王密友，与沈投契；景廉则谨饬君子，无所作为。此时军机处谓之为沈桂芬一把抓，亦无不可。
    光绪六年正月，李鸿藻服阕复起，仍值军机。但孤掌难鸣，唯恃清流唱反调为牵制之计，恰如今之民主国家在野党之所为，国家大政，固犹在沈桂芬手中。
    不意南派势力方盛之际，沈桂芬于这年除夕病殁。王文韶虽在南派，素为南士所轻，不足以承沈的衣钵，于是北派大举反攻，王文韶以云南报销案罢官，南派自此消沉。直至光绪亲政，翁同龢大用，接沈之余绪，复树南派之帜。王文韶基本上是南派，用他，亦所以安抚翁同龢，并松弛其戒备。
    王文韶与陈右铭是旧交，加以荣禄正在罗致人才，有意将右铭收入夹袋，因得于光绪二十一年七月，由直藩简放为湖南巡抚。
    湖南巡抚本为吴大澂。此人为潘祖荫门下士，金石名家，而居官则以功名心热，有许多笑话。光绪六年随吉林将军铭安，办理西北边防，得一铜印，文曰“度辽将军”，大喜。在湖南巡抚任内，喜欢用洋枪打靶，曾三射中鹄，益以为文武兼资，可总师干。
    甲午战败，朝廷以淮军不可恃，思复用湘军。两江总督刘坤一被授为钦差大臣，督办东征军务，驻山海关。吴大澂亦自动请缨，率湘军宿将湖南藩司魏光焘等，开赴关外，受刘坤一节制。吴大澂开拔时，意气轩昂，王壬秋作《游仙诗》五首，于吴及其僚属，佛致讥讽。按王壬秋《游仙诗》，自作注解，而前后不同。笔者得观王诗亲笔之影本，录之如下（括号中为自注）：
    （一）湘瑟秋清更懒弹（湘抚吴，于秋闱前匆匆启行），只言骑虎（余虎恩先求充营官，后不受节制）胜骖鸾。东华旧吏（黄自元）犹簪笔，南岳真妃（魏藩台）肯降坛？叔夜倘凭金换骨（曾钧广拜门生），陈平何用玉为冠（求贤馆诸生）。淮王自是能骄贵，却被人呼作从官（刘坤一总统诸军）。
    （二）只学吹箫便得仙，霓旌绛节领诸天（江督刘授钦差大臣）。应知吴质难成梦（吴清卿先生，亦归节制），不与洪厓更拍肩（李鸿章在关内，亦兼受节制也）。金阙乍辞初授箓（时又遣张荫桓议和），神山欲望恐无船（铁甲皆毁，惟存木壳）。鸣鸡夜半空回首，惊怪人间尚早眠。
    （三）新承凤诏出金阊（陈裕三），争看河西坠马郎（先守黄河，闻贼至称坠马走去）。幸不倚吴持玉斧（吴抚欲节制之，陈不受也），可能窥宋（宋庆在前敌）出东墙。劳拖仙带招燕使（张野秋因陈被劾为李鸿藻所唾骂），只借天钱办聘装（陈之长子克扣饷银二万）。曾受茅君兄弟诀（曾文正），休将十赉损华阳。
    （四）郁金堂内下重帏（江督衙门最深邃弘敞），玉女无眠但掩扉（张制台不睡不见客，此二句活画）。尘暗素书长自读，月明乌鹊定何依（张之万、额勒和布皆撵出）。蛇珠未必能开雾，鸳锦犹闻劝织机（机器局昼夜防守）。莫道素娥偏耐冷，为天寒透五铢衣（余饮督署出时已五更）。
    （五）东华真诰有新封（王文韶也），朵殿亲书御墨浓。眉妩莫描张（之万）敞笔，额（额勒和布）黄犹待景阳钟。仙家往事如棋局，夜宴来时带酒容。青雀定知王母意，几时瑶岛驾双龙。
    上引五诗，第四首咏张之洞，时署江督，壬秋曾访之于江宁。第五首则咏战败后之部署，王文韶署直督，军机大臣张之万、额勒和布出军机，李鸿章赴日议和。所谓“青雀定知王母意”者，李赴日之前请训，得慈禧密谕，和局只许成，不许败。此外三首，所讥湘、淮军宿将，据沃丘仲子《近代名人小传》，略作简介：
    （魏光焘）字午庄，邵阳人。初为人司庖厨，继从左宗棠军征新疆，擢至道员，历方面。甲午，率旧部援辽，驻军牛庄，日师将至，全军望风溃逃；至析木城，方炊，闻猎人枪声，误为敌军，弃炊具奔，一日夜达三百里，光焘坠马伤足，血涔涔，不自知也，至锦州魂乃定。明年，竟擢陕西巡抚。
    余虎恩以湘军而曾隶左宗棠部下：
    虎恩以武荫从左宗棠征回，并两世职封三等男爵，授汉中镇总兵，以获贼中窖金致巨富告归。甲午，从吴大澂御日无功，后以万金贽荣禄，留武卫中军，令统十营。
    陈裕三为陈湜，所叙特详，则以陈秀才，又为曾国荃姻家，与行伍出身者不同，所谓“曾受茅君兄弟诀”者，故持论较苛。陈湜初入军营，本为文职，偶以营官患病，代为传令，无意中获一长毛，搜身得洪秀全下陈玉成檄文，尽知“天京”防守之状，曾国荃大喜，重以姻娅，立保同知，因而起家。
    亦就是以此渊源，陈湜成了曾国荃的心腹。曾在前线，往往委由陈湜看守老营，以致军功的保案中，总有他的名字，而实无赫赫战功，居然在光绪中“命绘中兴功臣于紫光阁”时，亦得滥竽其间。
    陈湜早在同治四年，就已当到陕西按察使，后调山西，剿捻时，受命驻汾州，节制文武，结果仍让捻匪张宗禹窜入山西，因而获罪。沃丘仲子《近代名人小传》记：
    积功晋臬司，以剿捻防山西。湜素渔色，军纪不饬，至晋久无功，乃饰捷以闻，论罪遣戍。后释还，再赞左宗棠军，授江宁藩司，乞病假。甲午特起防辽，卒于军，视巡抚例议恤。湜开爽长于应敌，向机立断，以荒于色，晚岁致腿疾，不良于行。
    此记与《清史稿》本传对看，有数处不符：（一）陈湜复起在光绪十二年。其时曾国荃为两江总督，奏请以陈湜“统水陆诸军，复出统南洋兵轮，总湘、淮诸军营务”；（二）复起授职臬司，非藩司；（三）甲午特起防辽，先屯鞍山，至第二年初春，防守摩天岭的聂士成调回关内，拱卫畿辅，由陈湜接防，未几和议即成，陈湜竟“因功”升为江西藩司，第二年方去世；（四）陈湜的腰疾由坠马而致。
    所谓“只借天钱办聘装”何来？湘绮原注：“陈之长子克扣饷银二万。”及至收入湘绮诗第三种《杜若集》，则此句之下已改注：“卫汝贵领饷六十万，以十万寄家；如曹克忠辈十扣四五，较为廉洁，勿怪哭菜市也。”按：卫汝贵扣饷十万寄家，乃为其女妆奁之资，故云“办聘装”。《清史稿》本传：
    卫汝贵，字达三，安徽合肥人。从刘铭传征捻，累迁至副将，晋总兵；事平，授河州镇。李鸿章荐其朴诚忠勇，留统北洋防军，历授大同、宁夏诸镇，均未之官，统防军如故。光绪二十年，日朝战起，率马步六千余人进平壤，临行，鸿章诫以屏私见、严军纪。至牙山，退成欢，与日军相见；寻复趋平壤合大军，与副都统丰绅阿顿守城南江岸。平壤，朝旧京也。闻我军至，争携酒浆以献。而军士多残暴，掠财物、役丁壮、淫妇女，汝贵军尤甚。杀义定朝民，众滋忿，复蚀军糈八万运家，军大哗，连夕自乱，互相蹈藉；元武门岭失，即窜走……朝士交章纠其罪，诏褫职逮问。汝贵治淮军久，援朝时已六十矣，其妻贻以书，戒勿当前敌，汝贵遇敌，辄避走败遁，后日人获其牍，尝引以诫国人。明年，缫送京师，按实论死。
    按：甲午之役，朝鲜乞师，李鸿章初派直隶提督叶志超，率太原总兵聂士成往援。提督为一省武将之首，亦为汉人最高的武职。以后派赴朝鲜诸将，大致皆为总兵，下提督一等，所以叶志超为前线最高指挥官。甲午陆军之败，叶应负极大责任。此人亦是李鸿章的小同乡，初在刘铭传军中，行伍出身，后为李鸿章所赏识，负练兵之责。《清史稿》本传：
    （光绪）二十年，朝鲜乞师，鸿章令选练军千五百，率太原总兵聂士成顿牙山；志超迟留不进，鸿章责之，不得已启行，而日军已据王京要隘。牙山兵甚单，驻朝商务委员袁世凯数约志超电请北洋发战舰赴仁山，增陆军驻马坡；鸿章始终欲据条约，恐增兵为彼借口，勿许，并戒志超毋启衅。亡何，高升商轮运兵近丰岛，被击沉。士成谓志超曰：“海道既便，牙山绝地不可守，公州背山面江，势便利，战而胜，可据以待援，不胜，犹得绕道出也。”志超从之。日军逼成欢，士成以无援，败趋公州就志超，而志超已弃公州，间道出汉阳东，士成追及之。当是时，大军集平壤，乃卷甲而趋之，二日始至。志超以成欢一役杀伤相当，铺张电鸿章，鸿章以闻，获嘉奖，赏银二万犒军，拜总统诸军之命。志超意甚满，日置酒高会，徒筑垒环炮为守；日军调至大同江，为我军逐去，遂以屡捷入告。时统帅居城中，日军夹江而阵，两岸相轰击；东、南二路战少利，志超莫敢纵兵，趋回城。日军乘间以济，据山阜，左宝贵出御之，被巨创，志超将私逸，宝贵不从，以兵监之。宝贵自守元武门岭，矢必死，登城指挥，为炮所中而殒。志超亟树白帜，乞罢战，日人议受降。请帅兵归，弗许，乃潜向北走，朝兵衔之刺骨，于其出城时枪击之，死者不可称计；日军复要之山隘，兵溃，回旋不得出，挤而死者相枕藉，诸将尽委械而去，于是朝境内无我军矣。志超奔安州，士成谓安地备险隘，可固守，弗听，径定州，亦弃不守，趋五百余里，渡鸭绿江入边，始止焉。事闻，夺志超职，鸿章请留营效力，弗许；次年，械送京师，下刑部鞫实，定斩监候。二十六年，赦归，岁余卒。
    《清史稿》列传二百四十九，丁汝昌、卫汝贵、叶志超合一传，传后有论：
    论曰：甲午之役，海陆军尽覆，辱莫大焉！汝昌虽有罪，而能以一死报国，尚知畏法；汝贵、志超丧师失地，遗臭邻邦，靦然求活，终不免于国典，何其不知耻哉！
    卫、叶虽无耻，而还有比此二人更无耻的，即是弃旅顺的道员龚照玙。此三人都是李鸿章的小同乡，安徽合肥人。但遭遇亦有幸有不幸，比较而言最倒霉的是卫汝贵。
    卫汝贵在甲午十月初被革职拿问。十二月廿一，刑部议奏，罪应斩监候，德宗朱笔改为“斩立决”，而慈禧犹有赦其一死之意。见《翁同龢日记》：
    闻慈圣请驾，恭邸亟趋而东，余等不得不随。午一刻，余等入见四刻，论：“今日卫汝贵罪，刑部奏上，奉旨改立决，汝等有无议论，可从宽否？”三问莫对。谕：“吾非姑息，但刑部既引律又加重，不得不慎。”诸臣因奏，不杀不足以申军律；臣亦别有论说甚多，二刻许始定。
    按：其时军机处由恭王领班，军机大臣则除孙毓汶、徐用仪以外，余三人为翁同龢、李鸿藻及翁所保荐的刚毅，所谓“诸臣”，即指此军机六大臣。“入见四刻”，而论卫汝贵罪名“二刻许始定”，“三问莫对”，继又申说，足见慈禧太后的意向。当时传说，卫汝贵以十万两银子行贿于刑部尚书薛允升，薛拒而不纳。如今看翁同龢的日记，我敢断言，卫汝贵已经走了李莲英的门路，慈禧太后面前，亦必已有巨款孝敬，而终于买不回性命，当日下午四点钟左右，在菜市口处斩。叶昌炽其时在京，《缘督庐日记》云：
    卫达三总兵，部议论斩，奉旨即日处决。申刻赴西市，观者如堵。
    据说，卫汝贵临刑呼冤。沃丘仲子记：
    弃市日，汝贵呼号，谓实秉鸿章戒退兵。“何彼巍然为使相，而罪独坐我？”余亲闻之。
    此外记其事者，不一而足，断然不假。但其冤不在李鸿章巍然为使相，而在叶志超、龚照玙同罪不同科。
    叶、龚二人于十一月间同时被逮。刑部拟罪，亦同为斩监候。不过，德宗未改为斩立决而已。想来亦是一样走了李莲英的门路，由慈禧太后对德宗加了压力的缘故。
    然则何以谓龚照玙之无耻，过于叶志超、卫汝贵？以其获罪后的行径，毫无愧悔之意，其心肝非常人所能有。举龚之两事以证之。
    黄秋岳说，汪精卫行刺摄政王被捕，在刑部狱中时，常闻狱卒谈往事。以下一段，据汪所言，记入《花随人圣庵摭忆》中：
    相传雍正时有工部郎中李恭直者，以事系狱，为狱卒所侮辱，既而得释，旋迁刑部郎中，管狱，挦摭诸狱卒以毛细事，痛杖之，每日杖十余人，有杖毙者。狱卒既经此次惩创，咸有戒心，对于犯官，大都伺候维谨。犯官有予以赂金者，且屈膝谢赏，口称“大人高升”焉。故犯官入狱，惟患无钱，钱多，则居处适意，直如家中。最豪侈者，为淮军诸将叶志超、龚照玙等，以甲午战败，丧师辱国，拿交刑部治罪，一被斩，一系狱中，至庚子联军入京，始乘乱逃出。狱卒为言，其在狱中时，放纵邪僻，实骇人听闻。初入狱时，赂狱中上下逾万金，自管狱郎中以下，皆成感恩知己；每食，席前方丈，辄以馂余犒普通监诸囚。其尤可骇者，家中侍妾八人，轮流至狱中当夕，稍不如意，辄加以鞭挞，凡分三等，最轻者自执鞭条挞之，较重者褫下裳，笞其臀。最重者，裸而反接，令马弁以马鞭挞之。狱囚每闻妇人哭号声，辄动色相告，曰：“龚大人生气，打姨太太了。”其荒谬有如此者。
    及至庚子之乱，李鸿章入京议和，龚照玙得以脱身南归，《梼杌近志》记云：
    其年六月六日，为其六十寿期，乃预定宴客三日；其邑人张陆先生者，素与龚有隙，第一日忽肃衣冠而入，长揖曰：“六哥今日乐矣！容弟一言乎？”龚曰：“请见教，实愿闻之。”曰：“弟近看新书数本，始知国民乃国家之主体。弟亦国民也，则中国土地之存亡，应负一分之责任。请问六哥，前年将弟之旅顺，送向何日去也？今日能见还乎？”龚大窘，狂呼逐客。
    恶作剧犹不止此，第二天还有更精彩之事出现。
    第二天，也就是生辰的正日六月初六，龚家大门上，为人贴上一副寿联，其文曰：
    称六太爷，上六旬寿，欣占六月六日良辰，六数适相逢，曾听得张六先生，大踏步闯进门来，口叫六哥还旅顺。
    坐三年监，陪三次斩，赚得三代三品封典，三生愿已足，最可怜达三故友，小钱头不如咱洒，冤沉三字赴黄泉。
    此联妙在六、三两数“适相逢”。所谓“小钱头不如咱洒”者，注：“合肥土语，言卫用钱之法不及龚，故卒得祸。”又言：“龚愤甚，大索数日，不得其人。”以常情度之，自然是“张六先生”的杰作。
    龚照玙有兄名照瑗，在历史上因任驻英公使，计诱国父中山先生而得名。龚氏弟兄，想来是龚芝麓的后人。芝麓虽事二姓，犹有文采，有人责以不殉崇祯，他说：“我原要殉国，无奈小妾不肯。”妾指明末四大名妓之一的顾眉生。此虽为可笑的托词，但毕竟还知殉国应是本分，则犹有羞耻之心。人之异于禽兽者，无非此几希之间；则龚照玙无耻如此，谓之非人，不为苛论。
    龚、叶、卫皆合肥人，加以李鸿章的误国，乡邦蒙羞，合肥人都抬不起头来。幸而有可人的张六先生，妩媚不减李逵、鲁智深。提醒世人，合肥不只败类，也还有忠烈如刘整、郑儫、余阙、宁忠，孝义如葛闻孙、钟离瑾，政事有马亮、杨察，名将更不胜其数，而且还有位大名鼎鼎的“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合肥人真该为张六先生建一座祠！
    至于李鸿章与淮军，甲午一战，底蕴毕露。朝廷想借重湘军，而以系统与曾氏兄弟部属不同的老湘军之“继承人”刘坤一督师，计亦甚左。刘坤一本来就是政事略胜武功，此时年迈力衰，加以鸦片大瘾，奉召勤王，根本就不愿就国。因为吃力不讨好之外，还要得罪李鸿章，是件非常不划算之事。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十九日记：
    东朝有起……午正二刻……入见于养性殿……旋谕：“刘坤一须进扎山海关，吴大澂须速赴前敌。”……申初二刻，偕恭邸、李相赴督办处，刘师在焉，闻命惶悚，具陈所处之难，慰藉良久乃平。
    “东朝”指慈禧，“李相”非李鸿章乃李鸿藻。翁、李皆主战，故南北朝士慷慨激昂者，居其大半。舆论如此，李鸿章明知不能战，亦非一战不可。
    次日又记：
    午赴督办处，刘岘庄来，语甚不平，明日拟不请训，力劝之始允。彼无亲兵，以孑身护未识之将，亦难事也。
    按：督抚调差，例须进京，请求“陛见”，辞行时，又须请见，名为“请训”。刘坤一不愿请训，即表示不愿出关，亦即不奉诏。这是相当严重的事，言官参劾，可加以“抗旨”的罪名。从这段记载，刘坤一的愤懑心情，灼然可见。
    吴大澂则与刘坤一恰恰相反，踊跃请缨，信心十足。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第五“辽东篇”记：
    （甲午）十二月，诏以坤一为钦差大臣，督办东征军务，驻山海关。湖南巡抚吴大澂（大澂自请从军，已在山海关）、四川提督宋庆副之。自防大高岭陈湜一军以外，其山海关内外湘军楚军皖军共八十余营，其隶吴大澂部下者，为李光久，统湘军五营；魏光焘，统武威六营；署永州镇刘树源，统亲兵六营；吴元凯，统楚军炮队四营；谭志忠，统护军，郭长云，统卫队，各一营；均从大澂出关。其余皖湘诸军尚五十余营（淮军豫军各营，非坤一部者不在内），仍从坤一分驻山海关内外。正月初二日，大澂出山海关。十七日，抵田庄台。所部李光久，已于甲午冬先出关。十二月，过牛庄，驻近牛庄之二三台子，渐次进。
    正月，已移驻近海城之三台子。刘树元率亲兵六营，于正月杪始毕至，驻四台子。魏光焘率武威六营，最后至，留三营守牛庄，自率三营进驻台子（近牛庄一边之三台子）。是时环海城而军者两将军（依克唐阿、长顺），一巡抚（吴大澂），一提督（宋庆），一藩司（魏光焘）共百余营，六万余人（宋庆毅军时已增至三十营），朝廷方日盼捷音，乃海城不可拔，而牛庄、营口、田庄台不旬日且相继失守矣。
    其时金州、旅顺、海城、盖平早已失守，威海卫南北炮台相继陷敌；港湾内北洋残余的兵舰，定远、来远、威远、靖远等，相继为日本鱼雷所击沉，海军提督株守刘公岛，一筹莫展，因为海军多福建人，而以安徽人的丁汝昌统于其上，平时就不甚听其节制，此时更公然抗命，丁汝昌要沉船免得资敌，不应；要突围，更不应，逼得丁汝昌除自尽外，无路可走。
    吴大澂是同治七年洪钧一榜的翰林，由潘祖荫提携起家，晚年恃翁同龢为奥援。同龢乙未年日记，有关吴大澂的记载如下：
    二月初二日，吴清卿电，宋军败，伤亡颇多。
    二月初十日，得吴清卿私电，贼于初八扑牛庄，魏李两军皆败，已飞电宋军来援，可危之至（按：魏光焘、李光久，皆隶吴部下）。
    二月十一日，辽阳无消息，牛庄已失，营口岌岌，宋、吴皆北移矣。
    二月十七日，未正到署。归后，本家（翁）寿（锡九）从徐邦道营来，询以前敌情形，云湖、淮、毅三军不甚和，宋无谋略，徐乃一勇夫，吴近呆（按：此指宋庆、徐邦道、吴大澂。宋庆所统者名毅军，为淮军的别支）。
    二月十八日，依（克唐阿）营领饷官某亦见于督办处，语前敌事，与锡九所谈同。
    二月十九日，吴清卿退至石山，与宋议不合，刘、王及袁道、胡臬群起指摘之。
    按：刘者刘坤一、王者王文韶，袁道为袁世凯，胡臬则直隶按察使胡燏芬，前敌负责的将帅，尽在于此，群起指摘吴大澂，可知其过失之深重。但撤吴大澂帮办后，命来京听勘，至二月底定处分。同龢日记二月廿九日记：
    见起三刻，论宋、吴议处事。上意，吴大澂舍安就难，尚勇往；部议降三级调，命与宋庆均改革留。
    此即翁同龢弄权的明证，日记故意记为“上意”。按：官吏处分，就字面看“革留”较“降调”为重，其实不然。“革留”者“革职留任”，只要遇有劳绩，或者恭逢庆典，立刻可以“开去处分”；“降调”就要打掉十几年的资历。如吴大澂降三级调用，巡抚为从二品，例加兵部侍郎衔，则为正二品，降三级而成为从三品，内调只能当光禄寺、太仆寺卿；外转则降为盐运使，仍需循资渐升，一来一往，未到原来的品级，恐怕吴大澂不死亦该告老了。
    因此，他由降调改为革留，是翁同龢帮了他一个大忙。三月初款服出都，回任去也。而言官严劾，词及同龢，说他袒庇欺蒙，“其词甚厉”。
    又叶昌炽《缘督庐日记》，亦有记吴之事，可见当时对吴的观感。
    叶昌炽的《缘督庐日记》，号为清末“四大日记”之一，前后四十八年，按日记录，偶有间断，亦必撮舒其间大事补书。遗命“因有臧否时人，规诲亲故之词，勿以全稿示人”。所以现行节本，已大加删落。但记吴大澂，虽只一两语，可以想见原稿必有长篇大论的“臧否”。如：
    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廿二，闻愙斋以电致政府，克期战胜，惊蛰前可以肃清海（城）盖（平）。怖其言河汉而无极。
    其时官军水陆两途，皆已一败涂地，而是年惊蛰为二月初十，不及一月可以肃清入侵之敌，此种梦呓式的大话，自然可笑。而以前敌将帅说这样的大话，真是所谓“近呆”，以呆子典重兵，岂不可怕？叶昌炽下一“怖”字，刻画观感，入骨三分。
    吴大澂的夸大狂，在当时是很有名的，王壬秋的《游仙诗》，固已备至讥刺，另有一副谐联，更为脍炙人口：“翁同龢三次访鹤，吴大澂一味吹牛。”上联的典故，即为当时之事，翁同龢养了两只白鹤，樊篱不固，飞去一只。翁同龢亲自写了赏格，贴在正阳门门洞内。赏格前面，大书“访鹤”二字。三贴而三为人揭去，因为他的颜字是有名的。翁同龢有此一段“访鹤”韵事，这与吴大澂的“吹牛”成为绝对。但此联所讽刺的，实为翁同龢，其时何时？国家重臣而有此闲情逸致，是何心肝？
    又，同年九月初五日记：
    愙斋奉旨开缺回籍，当局者迷，可为太息。
    按：吴大澂回任湘抚，外间啧有烦言，至闰五月终于去职。他的处分是“革职留任”，此时任既不留，即是无职可革。照道理上说，应该另有安置，因而去任只是免职内召，听候任用。
    事实上是翁同龢帮他的忙，保全他的面子。吴大澂之荒唐，以及朝廷及士林的不满，再无复用的可能，是翁同龢所深知的，只看他的日记中，此后再不提吴大澂的功名，只看翁于二十三年二月初十所记：“得吴愙斋函，告其弟谊卿之丧，而尚思出山。”可知翁同龢对吴大澂的想法。
    但吴大澂不但喜说大话，亦无自知之明，如果见机而作，自请归田，或许有温谕慰答，在地方上不失为大绅士；只为恋恋犹思起用，以致有奉旨开缺回籍之旨，是被撵出京师，与革职无异。
    陈右铭之得由直隶藩司升为湖南巡抚，一半得力于右铭父子在甲午、乙未之际，声华日上，各方皆有好感，而荣禄正在秘密揽权，物色人才，故而得以脱颖而出；一半是机缘凑巧，江西巡抚德馨出事，恰好空出来一个缺，可以位置。
    先谈荣禄。此人的政治手腕，高人一等。而现代史学者每多忽略，论荣禄的生平，辄自戊戌政变开始，以为颐和园告密为荣禄得以大用的关键。其实不然！我研究清末政局的第一手资料，愈来愈了解，乙未以后的朝局，渐归于荣禄秘密控制，而荣禄则受密命于慈禧太后，布置羽翼，以夺帝之权为最后目标。
    甲午、乙未之间，政坛上有三大势力：李鸿章一派，掌握军机、外交权；翁同龢一派，以帝师之尊，得清流拥护，最为触目；孙毓汶一派，内则盘踞军机处，外则联络李鸿章，招权纳贿，无恶不作，标准的官僚派。
    及至甲午战起，荣禄推波助澜，使翁、李两派发生严重冲突，结果李鸿章跟淮军一样，一败涂地。荣禄乘机收北洋兵权，但自己不出面，却抬出有名圆滑而不致被翁同龢所反对的王文韶，署理直督。王、荣关系之深，只看庚子之乱，载漪、刚毅几次要杀王文韶，都由荣禄力保才得免祸这一点上看出来。
    等和议既定，李鸿章兵权虽被剥夺，但洋务则李鸿章自以为舍我莫属，舆论亦以为坛坫折冲不可不推李鸿章。荣禄深知李鸿章迟早必入总署，拒之不可，唯有找人来抵制他。所以六月间，由慈禧太后叮嘱皇帝，以翁同龢、李鸿藻值总署。等李鸿章到京，当日有旨“留京入阁办事”，王文韶实授直督。李鸿章挨了一闷棍，犹以为是翁同龢排挤，殊不知实为荣禄的操纵。
    接着便是利用清流痛恶孙毓汶，以及翁同龢与孙毓汶面和心不和的矛盾，很自然地激动了德宗的肝火，将孙毓汶逐出军机与总署。
    对付翁同龢，又是一套手法。荣禄阳尊而阴抑，多方为翁树敌。他一方面以步军统领而兼兵部尚书，排去孙毓汶，引徐郙为助，暗收兵权；一方面在各省部署，而陈右铭由于王文韶的保荐，暗中已成荣禄夹袋中的人物，以他的条件，出任封疆，迟早间事。
    陈右铭的三个条件是什么？第一是本人的才干。荣禄部署羽翼，不是去替他搞钱，是要办事，当然非人才不可。
    第二个条件是，必须与李鸿章不一路，而又有决心摆脱李鸿章的影响。因为李鸿章在北洋多年，既办军务，又办洋务，与各省都有牵连。若非如此，即任封疆，亦难有所作为。
    第三个条件是，须翁同龢不反对。翁在当时朝局中的影响，成事固不甚足，败事却绰绰有余，因为只要在召见军机以前，与德宗“立谈数语”，便可否定成议。而翁对陈右铭是颇有好感的。
    陈右铭的条件虽已具备，得任湖南巡抚，却是偶然之事。其时出缺的是江西巡抚，此人叫德馨，字静山，旗人。《近代名人小传》记：
    馨以浙江臬司受知彭玉麟，荐擢江西巡抚，广通贿赂，畜家伶，其衣饰皆属吏所献。寿日，适日侵辽左而馨不顾，以兵轮载沪上优伶至南昌演剧匝月，所收货贝珍异值五十万，为台谏所劾，张之洞察覆得实，德宗将戍之军台，赖世铎救，仅褫职。
    沃丘仲子所记，大致正确。稍有未谛者，德馨非受知于彭玉麟。彭玉麟清刚廉直，决不会欣赏德馨其人。
    德馨所受知者，是中法战争时代的闽浙总督左宗棠。当时德馨任浙江藩司，而与左宗棠关系极深的“财神”胡雪岩出了事，引起金融上极大的震动。德馨与胡交好，多方为之设法，予以方便，为此而忤浙江巡抚刘秉章亦不顾。左宗棠以此渊源，力荐德馨任江西巡抚。他有一女，绝色，光绪十四年德宗立后时，是“入围”者之一，后因有人言德馨家教不好，其女放诞，才“撂牌子”的。
    德馨之获罪，是为德宗所深恶。但翁同龢必定力赞，殆无疑义。且先看他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廿六日的日记：
    晴而有云气，热甚。早入无事，卯初见起（不及一刻，电一），卯正上诸皇太后前行礼，辰初御乾清宫受贺，辰正入座听戏。余等见起后仍还直房，比入已伺候矣，徘徊门上，行礼毕即诣保泰门。是日仍携酒肴款同直，并邀张青翁，酉初二刻散，凡三十七刻。蟒袍补褂，罗胎帽，红朝珠。带听戏二两，殿上二两，茶房二两，南书房四两，奏事处二两，懋勤殿六两，堂苏二两，上书房八千，戏单八千，以上均交南书房朱他二达。寿膳房十七两，交崇星阶。如意二两，懋勤殿四两，以上交任姓内监。赏匠役郑姓二两，面交，盘赏二两（交徐苏拉领盘时交）。
    以下谈清朝宫内演戏的制度：
    本朝不设教坊杂伎，其领于内务府者，曰“升平署”，皆中人也。乾隆时的制法曰，词臣等撰进，如张得天辈曾秉笔焉。嘉庆时有苏扬人投身入内者，往往得厚赏，至道光时一概屏绝，升平署遂封禁矣。咸丰季年中官看戏者颇多，亦尝传民间戏班在内供应。同治时稍开禁，至光绪十七八年而大盛，闾巷歌讴，村社谐笑，亦编入曲，而各戏班排日承应，其教曲者支月粮赏顶戴，户部有籍可稽者数十人。其始廷臣听戏无外班，近年则专用外班，内官所演，不过数出典重吉祥旧花样而已，即如此二日，一四喜、一同春，皆外班也。识此以见风气推移之速。
    语气中颇有微词。因为翁同龢对慈禧好听戏，以及王公大臣以此为献媚固宠的手段，久已鄙夷不满。至于德宗，从幼为慈禧太后所抚养，但与他的堂兄穆宗相反，从未受到这方面的濡染，相反却颇与“翁师傅”的性情相似，不好声色，尤视听戏为苦事。其因有二：
    第一，侍太后观剧，难得赏坐，往往一站几个时辰，深以为苦。
    第二，德宗从小怕声音，小时怕打雷，慈禧曾面述于群臣。成人则畏金属之声，大锣大鼓，每致怔忡。自戊戌政变以后，患高度神经衰弱，闻金属之声可以遗泄，此见于曾为德宗脉诊的医生所记载。
    德宗对戏之所恶如此。而乙未年间兵败如山，迫订城下之盟，开数百年来割地求和之辱。德宗痛心疾首，几无生人之趣。而德馨身任封疆，竟于此时而有此行为，何怪德宗震怒。当然，翁同龢亦必对德馨不满，而在严谴一事上是影响了德宗的。
    江西巡抚出缺，不能调陈右铭升任，这因为也有二：
    第一，陈右铭江西人，本地人不能做本地的地方官，是一直不可破的禁例。
    第二，湖广总督张之洞即将回任。其时湖南巡抚德寿乃一庸才，无法对付，以陈右铭的才干，庶几督抚可望和衷共济。因此以德寿调江西，而以陈右铭补德寿遗缺。
    以陈右铭巡抚湖南，还有一个绝大的作用是，当时朝中除了极少数的顽固分子，如徐桐、崇绮之流以外，都深深感觉到，非讲新学，重洋务，不足以匡世济时。督抚中，则张之洞是讲新学的巨头，但湖广总督所辖的湖南，则以守旧闻名。倘或要在湖南破旧立新，非本人见识超卓，而旧学根底及政治手腕，两皆可以令人折服者不可。用陈右铭，即认为他能配合张之洞的想法、做法，能在湖南攻破守旧分子的堡垒。
    在此以前，湖南已有了一个讲新学的先锋，即湖南学政江标。他是叶昌炽的学生，亦为同年，昌炽的《藏书纪事诗》七卷，以江标为殿，记其生平，颇为真切：
    元和江建霞太史名标，号师鄦，又自署笘誃。天姿英梧，妙解文章，与兄霄纬观察，有双丁之目。丙戌、丁亥之间，同客岭峤。戊子、己丑联捷成进士，与余同入翰林。视学楚南，未报命，以病卒，年未四十。
    建霞童时读书外家……家本寒素，不善治生，起居服御，如豪贵家，屡讽之而不能改也……崔骃以不乐损年，范滂以清流被锢。其命矣夫。
    文中深致惋惜。又《缘督庐日记》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一日记：
    邸钞：四品京堂江标革职严管。灵鹣目动而言肆，趾高而气扬，早知其有今日。
    江标的书斋名灵鹣阁，戊戌被祸，亦以其为新党。又廿五年十月二十九日记：
    闻建霞噩耗，呜呼！建霞竟死矣！天生美才，不善用之，摧残怚抑，至于不永其年，良可痛惜……善化俞同年谈建霞督湘学，临行与叶焕彬交哄，几成笑柄，不满于叶。而云建霞在湘，士论有去思，皆平情之论也。
    江标提督湖南学政，在甲午冬天，据说他出都赴任时，即有人向他警告：“湘人以守旧闻天下，莅湖时，不可言时务，不然且立蹶。”但江标不顾，莅任后，唐才常请在浏阳立算学馆，禀帖一上，江标即“札饬浏阳知县，将南台书院改为算学馆，准其立案”。因此为守旧派所恶。
    当时湖南守旧派的领袖自然是二王——王湘绮与以纂《东华录》著名的王先谦。此外则有“叶麻子”，名德辉，亦即与江标交哄的叶焕彬。叶虽为守旧派，但颇为王壬秋所轻。
    如《湘绮楼日记》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初九日记：
    叶麻子来，躁妄殊甚。湘潭派无此村野童生派也。
    相反的，王壬秋对江标则颇有好感。这是因为他的《说文》及金石牌版之学，确非泛泛，为湘绮楼中可共清谈之人之故。
    因此，陈右铭在湖南倡新学、行新政，不患无助手。先有江标，后有黄遵宪。同时在湖北的陈散原，亦力赞其父，为之物色人才。两湖书院的高才生唐才常及谭嗣同，得为陈右铭看重，半由散原的进言。
    学政是差使，非缺分，定制三年一任，任满回京复命。叶昌炽说他“视学楚南，未报命，以病卒”，所记有误。江标的湖南学政是做满了的，光绪廿三年八月任满回京，继江督湖南学政者为徐仁铸。其时谭嗣同在南京，闻言函贺徐仁铸，提到右铭与江标在湖南的成就：
    两年间所兴创，若电线、若轮船、若矿务、若银元、若铸钱、若银行、若官钱局、若旬报馆、若日报馆、若校经堂学会、若舆地学会、若方言学会、若时务学堂、若武备学堂、若化学堂、若藏书楼、若刊行西书、若机器制造公司、若电灯公司、若火柴公司、若煤油公司、若种桑公社，农矿工商之业，不一而足。
    诸新启中，又推《湘学报》之权力为最大。盖方今之急务，在兴民权，欲开民权，在开民智。《湘学报》实巨声宏，既足以智其民矣，而立论处处注射民权，尤觉难能可贵。主笔者，为同县唐绂丞拔贡才常，嗣同同学，刎颈交也。其品学才气，一时无两。使节抵湘，企自知之，要皆江学政主持风会之效也。
    《湘学报》的正式名称叫作《湘学新报》，创刊于光绪二十三年丁酉三月。“例言”中将此报的宗旨说得很明白，专门讲究实学，“不谈朝政，不议官常”，文字区别六门：“史学、掌故之学、舆地之学、算学、商学、交涉之学。”并特别声明：“本报不列经学专门者，以近来经解诸书，汗牛充栋，家法师法，聚讼纷如，或主素王改制，立说以明孔教真派，似于时事有稗。然言之未免过激，故暂阙如。”这是因为康有为正在说“素王改制”，为守旧派目为大逆不道，有意避而不谈，免惹麻烦。但基本态度上赞成康有为的说法，是灼然可见的。
    就湖南而论，新旧的冲突，如外来的干涉，以我的看法是可以调和的。湖南旧派实际的首脑是王先谦，而先锋则为叶麻子。此人或以仪表上的缺憾，形成了偏激的性格。他精于版本之学，富收藏，多著作。谈版本之学，名为《书林清话》，这个题目，平实雅驯，但在平时起居生活的言行上，则近于诡谲。譬如，他的书橱上特为标明：“老婆不借书不借。”从这一件事上，可以想见他的性格。叶麻子的行谊自有可议，譬如拥护袁世凯称帝，又平时喜欢干预地方公事，不免有武断乡曲之嫌。但他的守旧反新，执持不变，正义感相当强烈，因而贾祸，较之康有为，犹不失真，比较可敬可爱。
    叶麻子的杀身之祸，是一副谐联惹出来的。当时的农民协会由共产党所操纵，叶麻子深恶，便作了一副对联：“农运宏开，稻粱菽麦黍稷，尽皆杂种；会场广阔，马牛羊鸡犬豚，都是畜生。”
    这副对联，齐头嵌“农会”二字，而骂之为“杂种”“畜生”，因而被捕遇害。
    在陈右铭抚湘倡新学、行新政时，叶德辉所最痛恨的是康、梁师弟。而梁启超当江标交卸、徐仁铸接任学政时，应聘为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因而成为叶德辉所攻的第一目标。
    时务学堂是陈右铭在湘任内，重要建设之一。但不幸地竟成了戊戌政变的导火线。梁启超自记：
    丁酉秋，秉三（熊希龄）与陈右铭、江建霞、黄公度、徐研甫（仁铸）诸公，设时务学堂于长沙，而启超与唐君绂丞（才常）等同承乏讲席，国内学校之嚆矢，此其一也。学科视今日殊简陋，除上堂讲授外，最主要者为令诸生作札记，师长则批答而指导之，发还札记时，师生相与坐论。时吾侪方醉心民权革命论，日夕以此相鼓吹，札记及批语中，盖屡宣其微言，湖中一二老宿，睹而大哗，群起挤之。新旧之哄，起于湘而波动于京师，御史某刺余札记全稿触犯清廷忌讳百余条，进呈严劾，戊戌党祸之构成，此实一重要原因也。
    在这段文章中，我有个有趣而重要的发现，在“吾侪方醉心民权革命论”这句话上。
    张之洞对《湘学新报》支持甚力，曾有公事，通饬所属各道府州县购读。但对“素王改制”之说，始终不甚放心，江标亦曾秉承意旨，在《新报》有所订正。但唐才常所撰的文章中，仍不时提到，张之洞就不能不出面干涉了。谭嗣同在丁酉九月初六，写信给报人汪康年说：
    湘信言，南皮强令湘学报馆改正素王改制之说，自己认错，而学使不能不从。南皮词甚严厉，有揭参之意，何其苛虐湘人也！
    至九月十六，张之洞又对《时务报》大加干涉。《时务报》的创办人，多知为汪康年。此人是杭州人，有名的藏书家汪氏振绮堂主人汪宪之后。但最初的发起者共有五人，黄遵宪、梁启超都在内，黄并“首捐千金为倡”。此报创办于光绪二十年丙申七月，以梁启超为主笔。十日发行一册，至第四十册，出了毛病。其时黄遵宪正当湖南臬司，所以张之洞的电报，虽致巡抚，但亦兼致黄遵宪。
    这一册中有一篇梁启超的文章，名为《知耻学会叙》，秉笔直书，毫无种族及君上的顾忌，张之洞除了指摘“谬误”以外，亦有恳切的告诫：
    若经言官指摘，恐有不测，《时务报》从此禁绝矣！报馆为今日开风气、广见闻、通经济之要端，不可不极力匡救维持，望速告湘省送报之人，此册千万勿送。湘鄂两省，皆系由官檄行通省阅看，今报中忽有此等干名犯义之语，地方大吏亦与有责焉，似不能不速筹一补救之法。尊意有何良策？祈速示。
    平心而论，张之洞不失为有心人，他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折中古今新旧中外，不失为稳健的救时良策。因为体、用之间，亦不是纯然不变的。坚甲利兵，固只是为用，但对西学浸染渐深，悉其义蕴，如严复、辜鸿铭等人之书得以大行，助科学精神能够植根，西学亦不止于“为用”，而为“体”的一部分了。无奈当时新学家操之过急，乃有戊戌政变的不幸结果。
    就史论史，康有为的品格，倘如清初大儒之醇，不是以学为术，志在名利，于讲学问之中大弄手段，形成浮躁嚣张、令人侧目的风气，而在疆吏之中，由张之洞、陈宝箴乃至刘坤一等人，以开风气、启民智为遂行新政的基础工作，循序渐进，则帝后两宫之争，结果如何，就很难说了。
    如众所知，康有为、梁启超是保皇党，狭义的目标是保光绪、反慈禧，最终的目的是君主立宪。戊戌政变以后，虽有康有为伪造的衣带诏，说奉光绪密令，起勤王之师，在此以前，一直主张用和平的手段改革。但在时务学堂时期，梁启超却自道“方醉心民权革命”，是以流血的手段，推翻君主专制政体，成立共和政权，此与康、梁的主张大相径庭，亦是革命党始终认为保皇党为必须扫除的障碍之症结所在。
    梁启超不但醉心“民权革命”，“抑且有种族之感，言之未尝有讳也”（见梁启超民国元年报界欢迎会演说辞）。既有种族之感，则满族为被推翻的对象，何有益于“保皇”？
    今按狄楚青《任公先生事略》记：
    任公于丁酉冬月将往湖南任时务学堂，时与同人等商进行之宗旨：一、渐进法；二、急进法；三、以立宪为本位；四、以彻底改革，洞开民智，以种族革命为本位。当时任公极力主张第二、第四两种宗旨。
    第二、第四两种主张，即“急进法”与“以彻底改革，洞开民智，以种族革命为本位”。梁启超的态度是最明显不过的。
    狄楚青又接上引续记：
    其时南海（康有为）闻任公之将往湘也，亦来沪商教育之方针。南海沉吟数日，对于宗旨亦无异词。所以同行之教员皆一律本此宗旨；其改定之课本，遂不无急进之语。于时王先谦、叶德辉辈，乃以课本为叛逆之据，谓时务学堂为革命造反之巢穴，力请于南皮，陈右铭中丞早已风闻，派人午夜告任公，嘱速将课本改换。不然，不待戊戌政变，诸人已遭祸矣！
    时务学堂原用的课本，收回以后，由梁启超带往日本，在横滨大同学校交给麦孺博，以后不知去向。如果这些课本能留到现在，可以彻底明了梁启超主持时务学堂的方针何在。照我的判断，时务学堂在造就一批能够发动武力革命的干部，而初期的教育目标，则以培养同仇敌忾的精神为主。
    总之，梁启超在戊戌政变以前，他的想法、做法与革命党只有程度上的差别，并无本质上的异同。何以未能参加同盟会，而为保皇党效死勿去？是康有为的缘故，还是革命党未能设法争取到这样的人才，反形成对垒之势，自己抵消减弱推翻满清的力量，确是研究国民革命史者一个值得下功夫的问题。
    梁启超在时务学堂不过四五个月，第二年，亦即光绪廿四年戊戌，他在正月里生了一场大病，二月间入京，未半年即有戊戌政变。
    谈戊戌政变者，常注重于“六君子”及康、梁师弟。细按当时事实，有湖南粲然可观，可与日本明治维新时萨摩、长门两藩设施相比的湖南新政，才能鼓动德宗及朝中有志之士力赞维新。只以操之过急，乃有一败涂地的政变。是故就此一桩近代史的大公案而言，陈右铭实为关键性人物，而陈散原襄赞其父，则为幕后的关键人物。
    戊戌政变，湖南及湖南籍的官员，获罪者最多。以湖南的官员来说，计有：
    陈宝箴，江西省人，湖南巡抚，力行新政，开湖南全省学堂，设警察署，开南学会，开矿，行内河轮船，兴全省工艺，勇猛精锐，在湖南一年有余，全省移风。光绪帝屡诏嘉奖，特为倚用，欲召入政府。政变后革职，永不叙用。
    徐仁铸，致靖之子，翰林院编修，湖南学政，以实学课士，力行新政，全省移风，政变后革职，永不叙用。上书，请代父下狱。
    江标，江苏省人，旧任翰林院编修，湖南学政，力行实学，开辟湖南全省风气，七月，超擢以四品卿候补，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政变后革职，永不叙用，圈禁于家。
    黄遵宪，广东省人，在上海创设《时务报》，旧任湖南按察使，与陈宝箴力行新政，督理学堂，开办警察署，凡湖南一切新政，皆赖其力，新擢三品卿，出使日本大臣，政变后免官逮捕。
    至于陈散原，虽未服官，仍有吏部主事的官职，上谕上说他“招引奸邪”，所得的处分是革职永不叙用，圈禁于家。《湘绮楼日记》于光绪二十八年六月追记云：
    陈右铭革职时，或为联讥其子三立曰“不自殒灭，祸延显考”云云，一若明以来四百年俗套讣文，专为此用，亦绝世奇文也。
    于此足见陈右铭在湖南所推行的新政，获致的成就，出于散原的影响力者，关系甚大。
    由于陈右铭在湖南当候补道多年，所以散原与湘中名士，多半相识。及至以“抚台大少爷”的身份出现在湖南，散家财结客，加以诗文造诣极高，“公子”之目由此而起。宾客中有曾国藩的孙子曾广钧。广钧字重伯，纪鸿之子，光绪十五年己丑翰林，有诗记当时的盛况：
    一别湘州事势新，其间岁月颇嶙峋。前辈将才余几个，义宁孤立古君臣。我时谒告游巡署，日接黄（遵宪）梁（启超）一辈人。健者谭（嗣同）唐（才常）时抵掌，论斤麻菌煮银麟。廖（树蘅）梁（焕奎）诗伯兼攻卝，一洗骚人万古贫。沅水黄（忠浩）熊（希龄）来应梦，双珠（萼生、鞠生）盐镜佐经纶。中丞东阁贪宾客，公子西园赏好春。楚士英英参入彀，十梅礼绝平原宾。兰亭醉本搜辛亥，只欠人间一陆云。
    卝为古文“矿”字，《周礼》有“卝人”，职司是“掌金玉锡石之地，而为之厉禁以守之”，以诗人而开矿，故谓之为“一洗骚人万古贫”。由“论斤麻菌煮银麟”之句，可见门下之众，幕府之盛。至于熊希龄，则为后起的名士，其时方点翰林，与张謇同榜，但风头已很健。章士钊亦有诗，记彼时湖南的士习学风，而归美于陈右铭：
    戊戌初政变，湖南首有功。经始时务堂，厥在丁酉冬，义宁为中丞，元和士所宗。湘隽谁举首？岳岳凤凰熊。榜书食蛤蜊，三君坐斋中，诸生就厅事，管墨争斫聋，吾年十六耳，伸纸走蛇龙。时见绛袍者，凝意瞰诸童。蔡生名艮寅，摄影肩相从，与吾校一岁，弱亦将毋同。炳寰文炳然，气度尤和雍；陈公激相识，特假词色隆。时余方病疟，细瘦如秋虫。程令重躯干，乃蹈孙山空。新会乍入湘，学邦争迎逢；祠堂一夕宴，裘带殊从容。明年开新黉，综持携巨公，汝南一登呼，万籁若应钟。吾不入梁门，势迫非由衷，题名赫然在，再览神为恫。尔时数湘政，警保堪追崇，嘉应黄公度，智略翻在胸，会友号“南学”，房虚递始终。鹿门皮先生，致用经早通；湘报罗群言，民气何蓬蓬？浏阳两奇杰，一扫浮云空。延年不缠足，载笔赅才洪，新闻此嚆矢，语语明模忠。
    这首诗的开首一段，即言章士钊就读时务学堂的情形，“义宁”指陈右铭，“元和”指江建霞，而“凤凰熊”则以熊希龄籍隶湖南凤凰厅。“榜书食蛤蜊”意指明明是研习时务，偏偏有“莫谈国事，且食蛤蜊”以遮人耳目的表示；“三君”即指陈、江、熊，由此可知时务学堂为当道之重视；“绛袍者”亦指江建霞。
    “蔡生名艮寅”即是鼎鼎大名、一代人杰的蔡松坡，而陈右铭所激赏的“炳寰”，即唐才常自立军起义、死于汉口的李炳寰。
    以下谈“警保”，为黄公度的嘉猷；“会友号南学”即指“南学会”，为谭嗣同所发起，已在梁启超去京以后。谭本拟将“南学会”化为论政的议会，但以公开演讲民权，颇遭旧派的攻击，未几京中另有维新的局面，“南学会”的活动渐形停顿。“鹿门皮先生”则指皮锡瑞，是一位经学足堪与王先谦匹敌而思想进步的湖南学者。
    在这期间，陈散原却持异议，他不喜欢康、梁师弟及唐才常，适正表现了他诗人的性情，温柔敦厚，而康、梁、唐的言论都不免过激，所以有格格不入之势。严格而言，散原的思想要比他父亲保守些，主张行新政，有惠政，逐步改革，臻于郅治，是故“不自陨灭，祸延显考”的调侃，不免失实。
    右铭罢官，未归义宁，筑室南昌西山。西山一名南昌山，在南昌章江门外三十里，高二千丈，周三百里，道家以此山为第二洞天。《水经注》谓此山即古“散原山”，三立别字散原，本此。
    右铭隐于西山，本意死后即埋骨此处；其夫人先葬，穴左预留生圹。筑庐以居，名曰“崝庐”。散原有《崝庐记》：
    西山……其最高峰曰萧坛，下粉罗诸峰，隆伏绵缀，止为青山之原，吾母墓在焉。墓旁筑屋，前后各三楹，杂屋若干楹，施楼其上为游廊，与母墓相望，取青山字相并属之义，名崝庐。
    崝庐落成于光绪二十五年四月，陈右铭在这里只度过极短的余年。散原记述：
    吾父既大乐其山水云物，岁时常留崝庐不忍去，益环屋为女墙，杂植梅竹……之属，又辟小坎种荷、蓄儵鱼，有鹤二、犬猫各二、驴一。楼轩窗之面当西山，若列屏，若张图画……吾父淡荡哦对其中，忘饥渴焉。呜呼！孰意天重罚其孤，不使吾父得少延旦暮之乐，葬母仅岁余，又几葬吾父于是邪？
    其时正逢庚子拳匪之乱，此为戊戌政变直接产生的不良后果。京朝士大夫所受的荼毒，远过于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入北京烧圆明园之役。当时右铭会试下第，留京未返，在酒楼遥望海淀火起，痛哭失声，于是与易实甫的尊人，回湖南从戎，用心在攘外必先安内，打的是“长毛”，而意在“洋鬼子”。三十余年以后，在湖南巡抚任上，遇到德军侵胶州湾，遂致旅大为俄所占，陈右铭亦曾痛哭一次，此老真是性情中人。
    散原居丧，反倒逃过一场浩劫。赞成新政的朝士，免于戊戌之祸，不能免于庚子之厄。但戊戌被祸而不死者，反有塞翁失马之感。如陈右铭父子、徐子静父子等等，倘在庚子年而又为京官，必然犯颜力谏，则在端王载漪、刚毅、徐桐等人的倒行逆施之下，必不能免其荼毒，不为袁昶、许景澄之续者，几希。
    至于国之大老，如翁同龢在戊戌政变中，就后党来看，实为罪魁祸首，因为德宗之全力推行新政，实出于翁同龢的启发，而“定国是”一诏，正式揭开百日维新的第一页，即出于翁的手笔。如在庚子年，必与徐用仪同科。当时王文韶亦因徐桐的弹劾，慈禧太后已下了决心要杀王文韶，幸亏荣禄磕头如捣蒜，力救始免。当召见论及徐桐的奏劾时，王文韶本人亦在，太后的疾言厉色，荣禄的哀词求情，王文韶以重听之故，浑然不晓，退出殿庭，荣禄汗透重衣，面无人色，问起奏对何事，荣禄据实以告，王文韶才知道糊里糊涂闯过了生死关头。朝廷有如此可笑之事，可以想见当时的人才了。
    徐用仪被杀，王文韶死里逃生，倘是翁同龢在朝，可断其必不免者。因为荣禄与翁同龢不和。我以前谈过，翁之被逐，是荣禄一手安排的，如果翁同龢被劾，荣禄是否肯出死力相救，大成疑问。而其时翁如在朝，则必被劾，亦可断言，因为徐桐心忌翁同龢已久。而刚毅本为翁同龢在刑部的僚属，其后援引入枢，只以翁同龢对刚毅的语气间不甚客气，又说过他欠读书，读白字，刚毅怀恨在心，竟尔恩将仇报，助荣排翁，此时当然亦有杀之而后快之心。
    唯一的例外，可能是张荫桓。戊戌被祸，遣戍新疆，在起解途中，张犹不时顾虑，怕有后命，每每向人做以手砍项的手势问说：“我不会这样子吧？”哪知不死于戊戌，竟死于庚子。
    庚子年六月初七，突传上谕，将遣戍新疆之张荫桓正法，原因何在，迄今不明。《清朝野史大观》收《都门纪变百咏》，有一首云：
    巨亿偿金昔款倭，就中渔利善张罗，一朝授首边尘外，带到泉台有几多？（下注：六月初七日谕斩废员张荫桓于新疆戍所，因甲午之役，张曾经手赔款者也。）
    以此为张荫桓的死因，殊未得真相。或谓，张于戍所上书，力言不可开罪各国。而其时政出两歧，就在六月初七有绝不相同的两举措，一方面命粤督李鸿章迅速来京，以便议和，并致俄、英、日、美、法、德国书，请为调停；一方面又命各省将军督抚戮力同心，共扶大局，务将“和”之一字先行解除于胸中。载漪、刚毅等辈，不能阻慈禧听荣禄之言，召李鸿章入京，而深恐张荫桓之言得用，做李鸿章的助手，则主和的势力将不可敌，所以活动李莲英及内务府大臣等，媒孽其间，激慈禧之怒，而有此“乱命”。以我的了解，张荫桓之被祸，主要原因是得罪了李莲英及内务府。而此得罪又几乎是不解之仇，因为德国的亨利亲王来华，觐见招待，由张荫桓一手包办，乐寿堂见慈禧太后，立而不坐。据翁同龢日记：“此屡经辩论始定，庆邸之力。”见帝于玉澜堂则赐坐。又在南配殿招待酒食，德宗亲至慰劳，赠宝星。下午两点，庆王宴亨利亲王于承泽园，用“洋菜”，是张荫桓的厨子办席，“一切家伙皆梁诚经理”“宴时用洋乐”。向来此类差使皆归内务府，一宴之费，可以开至数十万银子，今由张荫桓包揽了去，内务府的财路将有断绝之厄，岂有不恨之切骨之理。
    张荫桓承办这个差使，实在很不智。因为不仅太监与内务，管洋务的庆王与翁同龢对他亦深为不满。翁与亨利的随员、侍从，几次发生冲突。读翁同龢是年闰三月廿五日记，情景如见；其中有一段，“德兵见上至三举枪、击铜鼓，带兵者拔刀禹步，以为致敬。上立视，谕云：兵皆精壮，甚可观。”德国仪仗队指挥官走正步，翁同龢比之为道士作法的“禹步”，妙不可言。而其时中朝大老的孤陋寡闻，亦可想见。
    庚子次年辛丑议和，拳匪之祸，作一结束。散原诗集即始于是年。第一首是七律，题目叫作《书感》：
    八骏西游间劫灰，关河中断有余哀。更闻谢敌诛晁错，尽觉求贤始郭隗；补衮经纶留草昧，干霄芽蘖满蒿莱。飘零旧巢堂前燕，犹盼花时啄蕊回。
    《散原精舍诗》采编年的体例，其下第五首题为《人日》，则此诗必作于辛丑正月初七以前，甚至很可能是元旦试笔。起首用《穆天子传》的典，指两宫西狩而心注劫后京畿。其时和约虽有成议，但除京城以外，德军占紫荆关，天津亦为联军盘踞，东北则由俄独占，此即第二句所谓“关河中断有余哀”。
    “更闻谢敌诛晁错”，骤看似乎为惩办庚子祸首呼冤。其时在京的奕劻、李鸿章电奏西安行在，请处英年、赵舒翘以死罪，否则联军统帅瓦德西立即率师西进。庚子祸首中，赵舒翘比诸刚毅等人自为贤者，而且死得也有点冤枉，但比之于晁错则拟于不伦。散原诗律严谨，自然不会滥用此典。
    细心推究，此“敌”不是指外敌，而是指朝中的政敌。《史记·晁错传》：
    景帝即位，以错为内史，错常数请间言事，辄听，宠幸倾七卿，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嘉心弗便，力未有以伤……吴楚七国果反。
    申屠嘉一派，意指阻挠改革的旧派，亦即后党，而晁错所象征的意义极其丰富，戊戌、庚子两次被戮诸君子，甚至包括翁同龢在内，都可视之为晁错。因为主张杀“六君子”与“三忠”者，皆尽为了论国是、争原则，或则“心弗便”，或则修私怨。如“六君子”中，“四京卿”已侵军机之权，在百日维新期间，成为发号施令、事实上的中枢，则荣禄、刚毅，岂有不欲杀之理？
    以诛错为名。及窦婴、袁盎进，说上令晁错衣朝衣斩东市。晁错已死，谒者仆射邓公为校尉，击吴楚军，为将还，上书言军事。谒见上，上问曰：“道军所来，闻晁错死，吴楚罢否？”邓公曰：“吴王为反数十年矣，发怒削地，以诛错为名，其意非在错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复言也。”上曰：“何哉？”邓公曰：“夫晁错患诸侯强大不可制，故请削地以尊京师，万世之利也，计划始行，卒受大戮，内杜忠臣之口，外为诸侯报仇，臣窃为陛下不取也。”
    至于庚子被祸五大臣，立山是因为与载漪之弟载澜为西城口袋底一名妓争风不敌，必欲置之死地，慈禧太后想赦之而不可。徐用仪亦曾由荣禄力保，无必死之理；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此人为徐桐所深恶，以致老命不保。
    徐用仪之死，作为恋栈者的警惕。他是浙江海盐人，字小云，在军机处倚附孙毓汶，兼值总理衙门，做孙在洋务方面的耳目与顾问，一向圆通，人缘不坏。不幸的是他的本缺是吏部侍郎，而大学士管部，徐桐恰好管的是吏部。由于徐用仪兼值总署，而徐桐与“洋”字似有不共戴天之仇，所以早就对他痛恨不止了。
    有一天，徐用仪上朝，看到徐桐进宫递折，便问他对奏的内容，徐桐答说：“无他，不过春秋责备贤者而已。”不久，徐用仪即奉旨退出军机，是即徐桐一弹章之力。徐用仪为此郁郁不乐。
    其时徐用仪年已七十，他的儿女亲家、“翰林四谏”之一的黄体芳，从浙江瑞安原籍寄了一封信给他，重重封缄，拆除一看，是一张宣纸，上书“水竹居”三字。徐用仪在家乡的别墅，就叫“水竹居”。很显然的，他的亲家劝他急流勇退，及早辞官。
    徐用仪当然体会得此意，但不肯乞退，他说：“我当了多年的侍郎，总得扶一扶正再辞官，也不枉了数十年辛苦。”后来果然如愿以偿，升了兵部尚书。哪知不到两月即有杀身之祸。郭则沄《庚子诗鉴》中有一首专咏此事：
    何事同根厄两贤，一生空抱智珠圆。
    履声盼到尚书省，却负乡居水竹缘。
    徐桐是汉军，但“五百年前同一家”，毕竟都姓徐，所以谓之“同根”。
    许景澄是浙江嘉兴人，榜名许癸身。笔者曾祖父是“身”字辈，所以世交中有误认景澄为笔者族中长辈者，其实同姓不宗。许景澄与袁昶都死得极漂亮。袁昶临刑时犹不免向监斩的刑部侍郎徐承煜（徐桐长子）作负气语，许景澄则真是从容就义，翻开一部二十四史，像他这样视非命而死，“浩然如远游之还乡”者，我敢打赌，找不出十个。
    然而许景澄亦可不死，是德宗无意间害了他。当廷议和战大计时，由于殿小人多，许景澄正好跪在御座旁边。当议激烈之时，德宗忽然下座拉住许景澄的手大哭。这个举动，极为慈禧太后所厌恶，所以虽有庆王、荣禄相救亦终不能挽回。
    联元死得也有些冤枉。他本是蒙古状元崇绮的门生，平时只是袖手谈心性之流。后来受了他女婿的影响，思想始开通。他的女婿就是宝廷的长子。
    伯茀名寿富，其弟名富寿，字仲茀。联元受女婿的影响，由谈理学而谈洋务，并值总署，不但崇绮目之为不肖门生，载漪之流，更斥之为“八旗汉奸”，有此成见亘于胸中，自非死不可。又一说：廷议和战时，联元力言不可，谓如外国公使被害，他日洋兵入城会杀得“鸡犬不留”。载漪大怒，指控联元去过使馆，有二心。慈禧太后震怒，因而被诛。庙堂之上，用“鸡犬不留”成语，自然是失态，但究系语言小节，竟尔殒身，自然太冤枉了。
    寿富虽通达，但立身不苟，联军入城，与弟同时殉节。《庚子诗鉴》有一首：
    福山抗节重儒冠，忠愤怀沙有二难。
    并入南皮璘笛泪，浙涛余感并汛澜。
    福山指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山东福山人，为当时大名士之一；“二难”“浙涛”皆有所指。诗下自注云：
    福山王文敏，以祭酒为京师团练大臣，城破，死事甚烈。都人即其故居为祠。又与满祭酒熙元附祀国子监韩文公祠，张文襄诗所谓“巍然十鼓两司成”也。
    又宗室伯茀庶常寿富、仲茀笔政富寿，俱竹坡侍郎子，以通时务是朝贵所嫉。城陷，洋兵掠其居，兄弟同饮药，不死；又投缳以卒。文襄夙与竹坡厚，亦寄金料理其丧。
    “浙涛”谓袁、许二公，皆文襄典试浙江所得士，于其罹难，尤痛惜之。
    在散原之意，戊戌庚子死难之臣，皆如晁错。而以郭隗作对，真不失忠爱之心，温柔之旨。燕昭王于齐国破燕以后即位，励精图治，问求贤之计于郭隗，于是四方贤士，相继归燕。乐毅即为客卿，终于大破齐国，得以报仇雪耻。辛丑年两宫在西安行在，迭电督抚保荐人才，颇有求治之意。散原对此颇表乐观，但“尽觉求贤始郭隗”，意谓求贤不如从眼前诸臣，择贤拔擢。以下乃引起“草昧”“蒿莱”，章法不凡。
    此诗第二联“补衮经纶留草昧，干霄芽蘖满蒿莱”，并非牢骚，而是乐观的展望。“补衮”指拾遗补缺，为君上谏劝而言，而此处的“补衮经纶留草昧”，以我的看法，实指当时的报纸而言，直言不必诏求，报纸上的评论，便是庙堂所无的经纶。
    下句“芽蘖”何能“干霄”？此当征“始生蘖”之典。《汉书·枚乘传》：“夫十围之木，始生如蘖。”十围之木，自是干霄之材，故知“干霄芽蘖满蒿莱”为乐观的展望；须知浩劫之余，蒿莱满地，但其中正多可成良材的芽蘖。由此引申，包含两种看法：第一，注重人才的培养；第二，若除蒿莱，须留意勿伤及芽蘖。词婉意挚，真是忠言。
    结语“飘零旧巢堂前燕，犹盼花时啄蕊回”，更见惓惓之忱。当联军破京时，朝官或则先期走避，或则临危而遁，麻鞋万里，间关抵达行在者，固不乏人；而飘零南北，寄食诸侯者，更是指不胜屈，皆盼早日回京，仍供旧职。当然，还有一层未说出来，而可以深喻的意思是，极盼和议一定，两宫早日回銮。
    散原入民国后，在遗老之列。但他本人早绝朝班，无意重入仕途，更无意做民国的官，却不以遗老的头衔骄人，亦不责人以不做遗老，其高处为梁星海所不及，更无论罗雪堂。可是身虽在野，犹殷盼两宫能以燕为鉴，求贤植才，励精图治，于此温柔悱恻一诗，具见本心。故知陈弢庵赠诗，“本源忠孝吾犹敬”之句，确为出自衷心、不同泛泛的应酬。
    自父丧以后，散原常往来于南昌与南京之间，大致春秋总回山中扫墓，间或亦至上海。其后在南京营一新居，地当青溪。
    青溪在上元县东。玄武湖水，分脉南流，入秦淮河之处，碧水一湾，即为青溪，所以题咏诗文，辄称“青溪一曲”。此为美人名士荟萃之处，六朝艳迹桃叶渡，固无论矣，自此而西，入于秦淮，则“旧院”韵事，至今艳称。读余淡心的《板桥杂记》，令人神往不已。
    散原在青溪的新居，落成于辛亥年，住不数月，即有武昌起义这一震动历史的大事件。当时江南人士逃难，大致小康之家，皆托庇于上海租界，散原全家亦不例外。不过，虽遭逢此一极大的变故，散原并非动辄称什么“国变”。
    在上海这段日子，大约一年有余，与遗老的文酒之会很多，诗也不少。
    传记文学社所出《谈陈寅恪》一书，内有陈哲之君一文，谓“辛亥革命起，散原老人因世代仕满，携家眷暑避日本，先生（指寅恪）时年二十一，就读于日本中学”。此说不知从何而来。散原辛亥年诗，行踪确实可考，记之如下：
    正月，梁星海游南京，旋回广州，为其婶母称觞，散原赋诗以赠。
    二、三月间，自下关上船，过采石矶，至九江，入鄱阳湖，至南昌，三月廿六渡江回崝庐，沿途皆有诗。
    四、五月间，下山仍由南昌取道九江回南京，有《荷花生日鉴园集》诗。
    由六月至深秋始有诗，《沪居酬乙庵》（沈曾植），又有《集沪上酒楼》七律一首：
    栖迟海角盛明从，小聚还如下食乌。
    莫问乱离轻性命，只余饱死羡侏儒。
    穿霄鸿雁将归思，登俎鱼虾话旧都。
    隔坐道人兼涕笑（自注：李梅庵易道士冠服，自金陵兵间至），学仙主战一时无。
    按：李梅庵即李瑞清，入民国后鬻书署名“清道人”，时任江苏提学使，兼两江师范学堂总办。辛亥九月中旬，上海、苏州、杭州，先后独立。十六，藩司樊增祥挈家遁至上海，张勋率部入城，挟总督张人骏在北极阁督战，与革命军对抗。十月十二日，南京光复。则所谓“李梅庵易道士冠服，自金陵兵间至”，即在此时。
    以下迭有唱酬，直至“除夜”：
    亘古存残夜，孤呻有小楼，灯扶浆担去，埃杂海光流，
    逃世吾宁及，攀天梦亦休，夷歌暖杯酒，摇入万方愁。
    “亘古存残夜”者，可解释为自古以来的帝制，只存辛亥除夕一夜；此与十月间《寓楼漫兴》中“欲觊九幽穷怪变，何堪一掷问雌雄”皆是奇句，亦是名句。
    壬子元旦即有诗，“同李道士步驰道观游”，李道士即李梅庵，“驰道”指马路。
    元宵前有“午诒自蜀至，有诗见讯，次答一首”：
    有客归从猿鸟乡，血斑泪点照襟凉。
    早知丛棘迷珠覆，终见狞飙怒土囊。
    并世更无严仆射，遗民欲老杜于皇。
    市楼风落擎杯语，倒海难浇万怪肠。
    “午诒”即夏寿田，从端方入蜀，以铁路风潮，端方、端锦双双遇难，夏寿田得脱身而归。诗中所记，即端方遇难事。
    其年十月初七又有一诗，题作“十月七日为端忠敏公殉节周一岁，同人集张园山亭设祭，赋悼一首”。忠敏为端方之谥，前一年十月初七，死于资州。诗是七律：
    园隈纸阁酹杯浆，偷活宾僚聚作行。
    此日更无天可问，孤军曾费梦相望。
    挤公死地关兴废，垂世遗编有耿光。
    运去一身谁得惜，旧恩空写九回肠。
    端方曾署鄂督，署江督。在武昌、在南京，招邀文士，宾朋甚盛。与祭的“偷活宾朋”中包括梁星海、易实甫、郑太夷、樊樊山、陈仁先等。此诗警句在“挤公死地关兴废”，对瑞澂、载泽、盛宣怀深致不满，情见乎词，而感慨时事，不仅沉痛，七个字更概括铁路国有化至武昌起义，多少大事，是史笔，也是大手笔。
    清朝末年，亲贵用事，初犹不足为大害。及至光绪三十二年九月，正式实施新官制，各部院裁减堂官，不分满汉，恰好给了亲贵一个把持的机会。当时的情况是：亲贵排满人，满人排旗人（蒙古、汉军），旗人排汉人，有识者早知清朝气数已尽，因为已失去汉人的支持。至张之洞一死，代表汉人中的高级知识分子与爱新觉罗皇朝关系的最后断绝。他的绝笔诗：“末世君民自乖离”，等于预告了清祚将终。所以我写《慈禧全传》，以张之洞之死为结束。
    到了宣统即位，载沣当摄政王，朝局更不成样子。其时亲贵中亦分三派，一派以庆王奕劻为首，比较倾向汉人；一派以载泽为首，此人在宣宗一支中，较为疏远，但他是隆裕的妹夫，亦即是慈禧的侄女婿，以此渊源，当了度支部尚书，亦就是抓住了财权，势力特大；再一派是肃王善耆，此君不失为亲贵中的佼佼者，他是拥护德宗的，所以对康梁一党，以及由保皇党衍化出来的君主立宪派，颇为接近。
    载泽人称“泽公”，他跟庆王奕劻是死对头。朝局阢陧不安，大致由这两派摩擦而起。汉人中功名之士，亦往往依附这两派，而适成其为水火。
    辛丑以后的朝局，变化起于荣禄去世，奕劻与瞿鸿禨各树一帜。瞿以长才清望，隐然双承翁同龢、李鸿藻的衣钵，而为士林魁首。奕劻则内结那桐、世续，外引直督袁世凯、江督端方为之助，旗鼓相当，互不为下。但大致上瞿鸿禨颇思有一番作为，采取攻势，而奕劻则以长保利禄为已足，采取守势。至光绪三十年，以岑春煊的介入，引起所谓“丁未政潮”。先是瞿鸿禨策动岑春煊，未到邮传部尚书之任，即面劾左侍郎朱宝奎，因而革职；继而力攻奕劻，一时情势颇为危殆。不意奕劻突出奇兵，先借广东钦州土匪作乱一事，由袁世凯密电他的亲家两广总督周馥，张大其词入奏，而岑春煊能剿匪是有名的，奕劻即乘间密奏，广东之事非岑某不能了，于是内调不过一月有余，复又出镇。
    继而作釜底抽薪之计，以瞿鸿禨无意泄密于其办报的门生汪康年一事作题目，指使言官恽毓鼎，奏劾瞿鸿禨，其款凡四：一、暗通报馆；二、授意言官；三、阴结外援；四、分布党羽。《十朝诗乘》记：
    善化（瞿湖南善化人）于枢臣中最炳任，罢官前两日，内廷宴公使夫人，有以枢邸易人为问者，谓见诸报章。慈圣以是事惟善化知之，深怪其不谨。枢邸察知，遂有人受意劾之，竟斥罢。诏旨所谓“私通报馆”即指此。
    郭则沄之父，曾值军机，习闻枢廷故事，所言自属可信。
    瞿鸿禨既罢，袁世凯得入军机，兼外务部尚书，补了瞿的遗缺。是为奕劻踌躇满志之时，但载泽已起。及至两宫先后驾崩，载沣摄政，隆裕学慈禧的样，操纵大政，奕劻一派遭遇了极大的挫折，初则袁世凯被逐，继则李鸿章的孙子、袭侯李国杰，为其岳父杨崇伊（杨云史之父）修私怨，严劾直督端方在德宗奉安时沿途摄影为大不敬，竟致罢官。这一来更造成了载泽的机会，与奕劻分庭抗礼，且骎骎然有凌驾而上之势。
    袁世凯一去，有他的一个死对头，走了“泽公”的路子，竟得复起。此人即是盛宣怀。盛的死对头，实在是有“五路财神”之称的梁士诒。而梁的政治关系是由袁系大将唐绍仪的引介，而为袁世凯所激赏。同时梁士诒亦确为清末政坛中罕见的人才。所以慈禧不死，袁世凯不去，盛宣怀不管怎么样拍李莲英的马屁，亦是攻不倒梁士诒的。
    盛宣怀走载泽的路子而得任邮传部尚书，是有证据的。当时致送现款多少，自无人知，但盛宣怀的汉冶萍公司，有送载泽的大量干股，却有记载。其时银行存款或加入公司股份，户名通用代名，或某记，或某某堂。汉冶萍公司股东名册中的“如春”即属于载泽名下，取“帝泽如春”之义，扣一“泽公”的“泽”字。
    盛宣怀既遂所愿，第一步是策动言官七人，参劾梁士诒。梁本为京汉、沪宁、道清、正太、汴洛等五路的总提调，因而时人戏称为“七煞参五路”。
    梁士诒既去，盛宣怀方得有所谋干。近年以来，常有人称道盛宣怀的事功。其实，他不管展开什么计划，在构思之初，所着重的就是如何假公济私、化公为私。当邮传部长管铁路，亦存下两点私心：一是借洋债造路，条件尽可优厚，回扣不能不从丰；二是造路之时，必须买他汉冶萍公司所出的钢轨。于是“铁路国有化”的计划，恰恰投其所欲，能够充分达成他的私心，自然全力推行。
    可是，百姓对于铁路的观念，已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光绪初年以为开路会破坏风水，全力反对。此时则认定开路为莫大的利益，利权不可外溢，多愿集资自行兴办。首先提出此项主张的是浙江铁路公司改组的江浙铁路公司，光是浙江旅沪同乡，便在咄嗟之间，集资两千三百万，分两头动工，建造沪杭铁路。可是外务部跟邮传部先已跟英国有了借款的协议，主其事者为邮传部侍郎汪大燮，条件其实亦并不坏，但汪大燮仍旧大挨其骂。他恰好是杭州人，而杭州人不骂人则已，骂就是很刻薄的，不但骂汪大燮“卖路”，最成恶谑的，是故意将他的名字写成“犬变”。从此以后，各省凡有主张借商办铁路牟利者，目之为“汪大燮第二”“汪大燮第三”。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盛宣怀想拿“铁路国有化”，自己也知道不易行得通。无奈他手下有一员大将，持之甚力。此人叫李维格，是汉冶萍的总经理。
    “铁路国有化”的花样，本来是郑孝胥想出来的。但对汉冶萍的关系之重要，却只有李维格最了解。原来各路由于合作者的对象不同，英国有英国的规格，法国有法国的规格。同时铁轨需加上各特殊的标记，以防被窃，所以汉冶萍无法事先大量生产，必须接到订单才能按图施工。如无订单，只得停工，机器的维护费、工厂的开销，以及熟练工人的工资，为数可观，都成赔累，此为汉冶萍财务状况不能改善的最大症结。
    但如“铁路国有化”以后，这些制造技术上的困扰，即可一扫而空，邮传部可以制定路轨的规格，由汉阳铁工厂大量制造。成本减低，产量提高，而且独门生意，定价不受限制。这种情况的改变，李维格有两句话形容得很深刻，“以前是以厂就路，将来是以路就厂”。以路就厂，自然可以予取予求。大利所在，盛宣怀决定不顾一切，强力推进这个计划。
    平心而论，“铁路国有化”的原则并不错。错在盛宣怀的私心自用，玩法图利。譬如说，其时——宣统三年四月，已行使所谓“责任内阁制”，则“铁路国有化”的实施程序，按宪政常规，应先交“资政院”完成立法手续，方能由内阁执行。而这样的大事，竟连交付阁议这一道手续都欠缺，仅由邮传部具奏，明降谕旨，根本上就是站不住脚的。
    因此，与此案关系最密切的粤、鄂、湘、川四省，京官上书，地方请愿，民气沸腾，眼看将酿成大乱。而载沣等一班亲贵，以为民变可用军队镇压（此即张之洞“末世君民自乖离”感慨的由来）。盛宣怀则以为京官与地方士绅的反对，都像他一样，只是为了私利，所以可用临之以威、诱之以利的手段，个别化解，无足为忧。
    就在此时，端方图谋复起，请奕劻为他活动。盛宣怀看出端方在两湖的关系可以利用，便说动载泽向载沣进言，派端方“以侍郎衔督办川汉、粤汉铁路大臣”，此为挤端方于死地的第一步。
    端方志在湖广总督，将“督办铁路大臣”视作过渡，他也知道鄂督瑞澂有“小舅子保驾”，载泽这座靠山甚硬。但他有他的如意算盘，川粤两湖的风潮，举国瞩目，若能平定下来，则弭大患于无形，是一场极大的功劳。那时有奕劻与盛宣怀替他说话，何愁瑞澂不乖乖让位？
    而瑞澂则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看出端方喧宾夺主的做法，迟早有鹊巢鸠占之危，千方百计，想将端方撵走，苦无机会。不道，就在这要紧关头，端方走错了一步棋。
    这步棋是严劾川督赵尔丰，保袁世凯继任。他的想法是，为袁世凯开一条路，亦就是为自己开一条路。因为以袁世凯的资历及入川“平乱”的任务来说，如授川督，必加“钦差大臣”的名义，成为一个“超级总督”，便可节制邻近各省的军务。而此邻近各省的督抚，向例可由这个有钦差大臣名义的“超级总督”保荐，以收指臂之效。
    因此，只要袁世凯受任为“钦差大臣、四川总督”，立刻就可以专折奏请以端方为湖广总督。端方既是粤汉、川汉两路的督办大臣，则坐镇武汉，相机进行，可说人、地、职三宜。这是在公的方面说，为顺理成章之事。
    在私的方面，端、袁是拜把弟兄，两人都行四，袁大端三岁，写信称之为“四弟大人”。攻岑倒瞿时，都站在庆王奕劻一面，发生过极大的作用。有此渊源，袁世凯必能如端方之愿，是连口都不必开的。
    至于为袁世凯设想，端方的打算亦很高明。两宫晏驾时，袁世凯几乎性命不保。亏得张之洞起了兔死狐悲之感，力救得免。袁世凯连恩都顾不得谢，仓皇出都，窘态毕露，一时传为话柄。但三年下来，亲贵的伎俩不过如此，袁世凯早已看透，一无所惧。设若复起，空口力保，不如实际立功。川乱一平，朝廷必有酬庸。徐世昌本为袁所提携，此时定会把“协理大臣”的位子让出来，而奕劻这个“总理大臣”，将如当年官文在湖北一样，百事不管，只管享福。然后，袁世凯可以“铁路国有化”激起变乱为名，追究祸首，撵走盛宣怀，让梁士诒卷土重来。
    但他没有想到，袁世凯此时所蓄之志，已是不臣之心，何肯轻出？但这个举动，却已打草惊蛇。瑞澂倒还罢了，在盛宣怀看，此谋得用，死无葬身之地。于是湖北督署与邮传部之间，密电往来如织，终于商定了一条请君入瓮的绝计，由盛宣怀在内阁提议，派端方带领湘鄂两省新军入川，相机剿抚。同时私下提议，端方此行收功，即以川督为酬庸。此议一出，载泽自是率先附和。因而乃有上谕，着端方入川“按视”，并“准其酌带兵队，以资弹压”。表面并无相机剿抚的话，其实，授以兵权，便是课以“平乱”的责任。
    这一下，端方真有说不出的苦。瑞澂与盛宣怀，确是将端方挤入了死地，虽说端方本人有自取之咎，但瑞、盛二人，只是为保一己的禄位，无视于端方此行，可以预见必不能善了，而可能会演变成燎原之势的后果，那就不能不负爱新觉罗皇朝兴废的责任了。
    当然，散原的这句诗，可能还有这样一种含义：如果湖北新军不因端方带入四川而扰攘不安，以及端方如果仍在湖北，以其与地方关系之密切，或许就不至于发生武昌起义的剧变。
    盛宣怀、瑞澂自皆为散原所恶，从无往还。大致光宣同辈，不通吊问，诗中亦极少及其人者，皆为散原所薄。不过，诗中亦从未公然指斥。是非之感极其强烈，而不失为温柔敦厚。心存故国而不以遗老自居，更不愿以“遗老”头衔为沽名之具，高处自不可及。
    当时的“遗老”中，最喜自炫者，还轮不到罗振玉之流，而是“崇陵种树泪千行”的梁节庵。散原起初颇重其人，游金焦过节庵曾栖隐的海西庵，称之为“佳人”。但乙卯（民国四年）初夏，有一首七绝，就大可玩味了：
    归摩檐底燕巢新，忆汝边头种树人。饭颗诗心题一扇，留垂苗裔泣孤臣。（自注：君押记为“孤臣”二字。）
    “饭颗”用李白调杜甫之典，已觉皮里阳秋。再看诗题，则微言相讽，更觉明显。题是：
    节庵自梁格庄赋一绝，写扇见寄，把笔戏酬。
    梁格庄在易州，地近西陵，所写一绝，《节庵先生遗诗》集中不收，度必为孤臣吁天之词。内容如此严肃，而答以“戏酬”，言外之意已见。今以诗题与句末自注合看，则所谓“饭颗诗心题一扇，留垂苗裔泣孤臣”，意谓苦苦吟诗，只得一绝，而题扇相寄，归根究底的用心，只是想留下一个“孤臣”二字的押脚图章，让后世知道清亡以后，还有这样一个耿耿孤忠的苦节之臣而已。
    散原感时论世之诗，大多类此，言婉意远，须从无文字之处求之。如民国四年秋天一诗：
    名留倾国与倾城，奇服安车视重轻。已费三年哀此老，向夸泉山在山清。
    题为《得长沙友人书答所感》，信知为王湘绮而作。“已费三年哀此老”，指王曾应袁之邀，北上掌国史馆，散原并不以为然。其时湘绮高足杨皙子，正在策动“筹安”，颇拟借重湘绮的高名劝进。散原所咏，即为此事。其后湘绮自衡州发一电致袁，有“当决不决，危于积薪，伏愿速定大计”，以及“使衰年余生，重睹天日”之语。袁于劝进电文，向不置覆，唯独此电例外，覆电“尚冀老成硕望，密良抒谟，匡予不逮”，时人以为异数。是则散原诗“奇服安车视重轻”，可谓早有先见。
    对于袁世凯的“称帝”，在散原始终认为只是一出闹剧，袁世凯到头来是一场空。当时有六首七绝，题目是：《上赏》《使者》《双鲜》《玉玺》《旧题》《史家》，将袁世凯比作与汉光武同时的隗嚣，而以马援拟蔡松坡。试读其《上赏》《使者》：
    拥戴勤劳上赏颁，纷纷功狗与功人，承恩博得胡姬笑，易醉他年有告身。（《上赏》）
    秦皇使者非等闲，求不死药传人间，船至辄为风引去，白头缥缈望神山。（《使者》）
    袁世凯八十三天的春梦，始于民国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宣布接受“帝位”。以下便是一连串的“上赏”：
    十五日，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十八日，明令“旧侣、耆硕、故人均勿称臣”。
    “旧侣”为黎元洪、奕劻、世续、载沣、那桐、锡良、周馥等七人。“故人”为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其后又仿“商山四皓”的故事，称之为“嵩山四友”。“耆硕”为年逾八十的王闿运、马相伯二人。二十一日，大封“功臣”，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共四十七人。
    散原赋《上赏》，必在二十一日以后。在他看，“封爵”的“告身”，不过如平洪杨以后的军功奖札，除易一醉，别无用处。只惜“胡姬”不知指何人，或是用李白诗中的典故，泛指酒家女？
    “使者”大概是指周自齐，以“求不死药”隐喻称帝。中华版《袁世凯窃国记》，页二七七、二七八记：
    袁打算于五年元旦登极，因云南起义而暂缓。但自元旦起，改元洪宪，公文上用帝国字样，对外仍用民国五年，这就是“对内用尊号，对外仍称总统”的权宜之计。但日本不肯接待袁的专使周自齐（五年派周赴东京贺日皇加冕），初则委称“应酬太忙，请贵国专使展缓行期”，继而又谓“天皇将幸他处避寒”，最后则宣称“党人太多，恐对专使保护难周”，这在国际礼貌上是一件“极不愉快”的创举（对他国完全没有这一套）。有人向日政府探问：“为什么不给袁的体面呢，反正是一件不关重要的事。”他们的回答是：“国书上有洪宪字样，所以不便接待。”
    因为如此，在济南还出了一件很丢丑的事。
    原来山东警察厅，先已挨户通知，铺户百姓在开岁一律悬灯结彩，庆贺“洪宪皇帝”登基。到了除夕前两天，京中来一密电，说是“山东密迩强邻，此举宜作罢”。于是府方连夜将灯彩牌楼拆去。山东官场原定的庆贺节目，亦临时取消。此亦“船至辄为风引去”之一端。
    民国五年为丙辰，散原元旦试笔，作五律一首，精警无匹。而天公亦恰好为他提供诗材，这天“阴雨逢日食”，诗云：
    辟居仍有世，留命到何年？酒气迎寒雨，吟怀恋旧毡。城乌沉复起，海雁静初悬。蚀日愁云里，儿童莫仰天。
    结句巧妙，其意在告诫后辈，不承认“洪宪”。正月初三又有一首五律，结句是“系年迷实录，呼作避秦人”，不“奉正朔”之意更显然了。
    丙辰年初，散原几乎逐日有诗，而皆从阴霾不开中寄感慨。《雨望》起句为“改岁夸何得”，接下来《雨夜写怀》，结句为“只对不臣木，青青牖下松”。诗下自注，“不臣木”用孟郊《罪松》诗的典故：“松乃不臣木，青青独何为。”更是明明道出，不为“洪宪”之臣。年初五，亦有《行园戏占》七绝一首，“薇薇不生金粉地，欲从夷叔乞新苗”，竟是已作饿死首阳山的打算。《人日放晴，但出游未果，枯坐成句》：
    开岁昏八表，淫霖迄未止。佳辰延霁光，天宇重昭洗。春气袭微微，聊欲跃两髀。四顾复安之？兴隔一溪水。颓然抱书坐，忧端剧丛矢。谁何劫大运，羲和瞠莫纪。狼狈读秘文，惝恍失前史。嘘唇结楼台，麟楦氛雾里；槐安犹呼围，逐逐不如蚁。泪尽逢人日，志怪齐谐比。取酒佐闲谣，城头鼓声死。
    此诗兼靖节、少陵之长，洵为杰作。黄秋岳以为散原在崝庐所作诗无不佳，在我看，触景伤怀、怨而不怒，得风人之旨，而识见透彻，遣词用事，无不达之曲之隐，最能见散原的功力。起句“开岁昏八表”，笔力重钧，“佳辰”以下四句，道出久雨逢晴，中怀畅奋之情；而“四顾复安之”五字，盘空硬转，话尽爽然若失之情。所谓“兴隔一溪水”，则以隔溪为俞恪士的庭园，花木繁盛，过于散原别墅。散原与俞家至亲，主人不在，亦可排闼直入，为其常到之处，而亦兴致索然，则其情怀可想。
    “嘘唇结楼台，麟楦氛雾里，槐安犹呼围，逐逐不如蚁”四句，以槐柯一梦形容“新朝”，以“麟楦”称呼“新贵”，皆为极妙的刻画。而当时有名的“麟楦”如夏午诒、易实甫，本为张之洞抱冰堂旧友，素有往还，而诗集中自此无唱酬之作。王壬秋下世，则并挽诗亦无。散原交游虽盛而不苟，不道人之短而胸中自有取舍，此为难及。
    散原于袁世凯，素无渊源，诗中从无一语道及。但他对袁的厌恶，则此时见于诗篇。如前引数诗，备至愤慨，而《哭于晦若侍郎》三首，尤为哀痛。于晦若与袁世凯的关系，仿佛如张季直之与袁，应该是师生。于晦若是天阉，心理多少有些不正常，如散原挽诗中所谓“寻常挟孤愤，滑稽评今古”，不意竟因此而被杀身之祸。《洪宪记事诗簿注》，录蒲圻但焘亲闻于唐绍仪之言如此：
    予（唐自称）光绪初叶，列天津李文忠幕下时，桂林于晦若式枚为北洋大臣总文案，文忠遇以优礼。项城落魄来津，年少无行；文忠以故人保庆子，留居署内，差薪甚微，使师事晦若，日课汉文，教改章句。项城好邪辟，多丑行；晦若患之，然知其枭雄有为，能成大事，遂举其逐日行动，随笔详录曰：“袁皇帝起居注。”每写一条，予示项城；在宴会广场中，必大呼“袁皇帝到了”！项城显贵，屡索晦若日记不获，阴嗾王存善子展，设法邀晦若游济南、青岛入北京，谋收回日记也。
    王子展即王克敏之父，在广东以佐杂起家，为有名的能员，后为岑春煊劾去。他与于晦若的关系据《洪宪纪事诗》作者——刘成禺，记胡汉民的说法是：
    浙人王子展，初以佐杂分杂穗垣，得南关保甲差委。时陈兰甫讲学城南，于晦若、文芸阁、梁节庵、汪伯序兄弟，予伯兄衍鸿皆受业。子展夜班查街，必入陈宅请安。
    又《簿注》中录孙雄《浚孙公园杂记》：
    世凯将称帝，忽忆微时丑德，皆在晦若手记“起居注”中，欲消灭之。知沪商会有力董事王子展，与于最善，嘱其谋得原稿……子展受袁命，说晦若先生游青岛、济南，与诸遗老劳玉初等文宴多日，再说其过北京，出武汉，顺长江回沪，晦若亦动津京旧游之念。
    到了北京，于晦若遍游郊内外寺庙，寻胜访友，宴无虚日，袁世凯隐然以师礼相待，为颇恭敬，并托人表示，想请他住在西苑的南海。于晦若不允。《浚孙公园杂记》：
    项城书至，晦若曰：“是欲章太炎我也！”假游花之寺，遁往天津，买轮南返，其复项城书函，面署“袁老四大人升启”，函内无报书，只七字调一纸曰：“蹬足捶胸哭遁初，装腔作调骂施愚，可怜跑死阮忠枢！包揽杀人洪述祖，闭门立宪李家驹，而今总统是区区。”一说：“今年政事令老徐，明年皇帝是区区。”乔茂萱闻晦若脱走，曰：“……于晦若相差一百八十度，不难离本初之弦上矣。”盖晦若见人必揖，先合两掌，由顶至踵，成半月形，都人为属对云：“于晦若作揖一百八十度，连仲甫转身三十六秒钟。”茂萱用此语嘲之。劳玉初闻之曰：“乔茂萱口多独到之言，不愧晦若知己！”盖晦若月旦朝士，常曰：“乔茂萱口多独到之言，毛实君面有忧国之色。”故也。晦若安归上海，起居注不可得。子展又设法邀进昆山，同年六月二十五夜，以霍乱卒昆山舟中。
    于晦若当时尊之为“皇帝”，又为其作《起居注》，说起来实在是培植袁世凯的一种手段，一方面激动，一方面又抑制。《起居注》是他的一项“秘密武器”，使袁世凯心存顾忌，不敢过分作恶。但不愿居南海，以免如章太炎之被幽居，袁亦不能相强。只是那六句“七字调”，直揭袁世凯杀宋教仁而又作猫哭老鼠状，未免过于揭直，乃有杀身之祸。于晦若是否为王子展所谋杀，事成疑案，但当时遗老，如定居江南，则不外南京、苏州、杭州之地。而于晦若独往昆山，或者心知不免，有避祸之意。
    散原挽于晦若的诗是三首古体，其一云：
    絮语市楼杯，终古死别地。我把青溪钓，君拾千墩翠（余自沪还金陵，君亦旋移居昆山）。弹指两月耳，告凶魂魄碎。堂堂千载人，飘蓬毕身世（君居昆山病危，夜载小舟往沪，晌晨泊岸，卒于舟中）。自深幽愤疾，药物孰宜忌。余生视缀疣，天果速其毙。海岸风肃然，白日导精魅。撒手有不忘，夜雨联床笫。
    “自深幽愤疾，药物孰宜忌”，显然有言外之意。于晦若被毒之说，或者不虚。
    第二首是论清祚告终的原因之一：
    国家昔改制，争尸宪政名，君时使瀛寰，洞视乖背情。移疏列利害，剖抉苏狂醒。秉钧卒不悟，矫厉掩精诚。戏具殉一掷，四海沸飞蚊。乘敝发群盗，大命随之倾。迫撄崩坼痛，担簦俟河清，泗鼎鲁阳戎，寤寐相逢迎。置身夷惠间，微言表儒生，谁何助张目，今益涕纵横。
    “四海沸飞蚊，乘敝发群盗”自是遗老的口吻。但细玩诗意，“乘敝发群盗”是指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以及虽非北洋系统，而乘时窃发，残民以逞的张勋之流。此诗着眼在一“尸”字，清廷初非有立宪的诚意，而只是愿尸其名而已。至于立宪派，大概百分之九十，以此作为猎官的捷径。犹之乎光绪初元的谈洋务，是仕途中极时髦的玩意。而举世滔滔，高谈立宪，只有于晦若“使瀛寰”归来，独唱反调，真所谓一士谔谔。姑不论其见解是否正确，但考察宪政，却不以知宪政自矜，自绝大好登龙之门，仅从这一点而论，人品已高于杨度、熊希龄、郑孝胥等人了。
    “迫撄崩坼痛”四句，表于晦若的幽怀孤忠，不似他的同学少年梁节庵，已见微意。但散原真正惋惜的是“置身夷惠间，微言表儒生”，一旦身殒，无人张目！原来散原引于晦若为同调，他们并不是绝对忠于清室，倘或如此，便是不识天命、不知世务的愚忠。所以不仕民国，更不以假“遗老”二字沽名钓誉，乃至暗中射利为然，只不过稍稍存“儒生”有所不为的气节而已。持散原这种态度的，当时少之又少，此所以于晦若之死，含悲独甚。
    第三首追忆于晦若平生：
    君奋大匠门（君为东塾陈先生弟子），术业夙称举，甄录抗深宁，网罗擅贵与。草檄上相幕，翩翩邹枚伍，立朝见迂阔，正色气如虎。国破屡狼狈，终依黄歇浦，海隅众流人，过逢互摩抚。摊钱耽醵饮，哀乐倒肺腑，寻常挟孤愤，滑稽评今古。旁唢愈妩媚，摆落世上语，同车几何日，忍忆坠伤股。微命悬残运，孰能知死所，待扶现在身，一拂啮棺鼠。
    于晦若从陈东塾读书，已见前引王子展巡街每至陈门请安的故事。陈氏高弟，后得大名者有三，即于晦若、梁节庵、文芸阁。三人的交情，在古今友道中别创一格。于、梁皆为天阉，而文芸阁亦有如王湘绮讥梁节庵的“大盗之貌”，身材魁伟，与他哀感顽艳的词笔，颇不相称。因此，三人计偕赴京，同寓一处时，于、梁若有所眷，常供文芸阁一人“驰骋”而已。
    从广东回京后，梁节庵由宣南米市胡同移居东城，题所居曰“栖凤楼”，与盛伯熙的“意园”相去不远。其时清流势盛，能文的翰林，到处吃香，梁节庵少年名士，又得艳妻，无不歆羡。哪知闺房中琴瑟不调，而文芸阁寄住梁家，跟节庵的那位“美而能诗”且善画的龚夫人，居然有了肌肤之亲。这不是鹊巢鸠占，而是“绿杨分作两家春”。不仅为节庵同意，甚至由节庵促成，亦未可知。因为梁与文的交情，始终未改。
    于、梁、文三人，文芸阁科名较晚。于、梁同于光绪六年庚辰成进士，点翰林，时年二十二岁。“身是宣皇老秀才”的李慈铭，亦于这一科中试。会试四总裁，翁同龢本在第二，但此时已领袖清班，所以在闱中颇能做主。李卷本置高魁，后改第十九名，再改第一百名，说是翁同龢欲以李卷“束榜”之故。
    此科房考中颇有名士，状元陆润庠亦其中之一。梁星海出国子监祭酒王先谦房，所娶者即是王先谦的内侄女，李慈铭是年八月二十一日记：
    同年广东梁庶常鼎芬娶妇，送贺分四千。庶常年少有文，而少孤，丙子举顺天乡试，出湖南龚中书镇湘之房，龚有兄女，亦少孤，育于其舅王益吾祭酒，遂以字梁。今年会试，梁出祭酒房，而龚升宗人府主事，亦与分校，复以梁拨入龚房。今日成嘉礼，闻新人美而能诗，亦一时佳话也。
    按：房考官中如有某房中卷较少，由中卷较多之房拨数卷为挹注之计，称为“拨房”。被拨者四处皆当执贽称师。梁节庵与龚镇湘的关系特深，故能得以“美而能诗”的新妇。李慈铭同月二十五日又记：
    诣梁星海、于晦若两庶常，看星海新夫人。
    梁、于本住一处。梁新婚后，于仍未迁出，于此可见交情。李慈铭九月三十日又记：
    为梁星海书楹联赠之，句云：“珠襦甲帐妆楼记，钿轴牙签翰苑书。”以星海濒行，索之甚力，故书此为赠，且举其新婚馆选二事，以助伸眉。
    话虽如此，毕竟伤心人别有怀抱。一股无可言喻的牢骚，总想找个好机会，痛痛快快地发泄一下。于是而有甲申年弹劾李鸿章“可杀之罪八”的一道奏折，直声震天下。而梁节庵所以有此一疏，别有说法。
    原来梁节庵有位同乡前辈李文田，久值南书房，是当时老辈亦相钦服的名翰林。李文田不但渊博，而且精于“杂相”，医卜星相，无一不通。虽以注《撼龙经》为叶昌炽所讥，但医道确很高明；子平之术则负盛名于公卿间。他为梁节庵推算，断他活不过二十七岁。节庵大惧，苦求禳解之法，李文田道：“除非得一场奇祸，庶几可免。”因此，上奏严劾李鸿章，慈禧震怒，几得不测之祸，以阎敬铭力救得免。但第二年又追论此事，交吏部严议，得旨以降五级调用。编修正七品，降五级变成从九品。翰林院有此一官，名为“待诏”，职掌校对文字。翰林出身，从未有人当过这样的官，是故名为降级，实同革职，梁节庵自然辞官，刻一印“年二十七岁罢官”。又有诗句“得名太早读书迟”，皆憾之词。
    其时张之洞正署粤督，他以扶持风雅自命，有此出风头的少年名士，岂肯放过，立即下了关书，聘他主持广雅书院讲席。但不知如何，竟未携妻同归，在旅途中曾有一诗，题为《店中书寄妻弟》一首：
    楼居栖凤旧栽花，一箭春韶感鬓华。薄宦无成空说剑，故乡独返尚移家（自注：出郭明日，移居米市胡同）。团圞准拟他时乐，笑语惊闻半夜哗。凉露满身知是梦，马棚莝草月光斜。
    自此梁节庵与张之洞结成很深的关系，一直在他幕府中。文芸阁则在光绪十五年后，渐次得意。翁同龢、潘祖荫、汪鸣銮都很赏识他，翁同龢提携尤力，终于在光绪十六年得了鼎甲。
    以后，文以曾经为珍妃授读，加以光绪亲政后，翁同龢得君甚专，有此两重奥援，官做得很兴头。但亦颇滋物议，为慈禧所深恶。光绪廿二年终于以杨崇伊一疏，永远革职，驱逐回籍。据说节庵的龚夫人居然亦随文芸阁到了江西。刘体智《异辞录》记：
    于晦若侍郎，文芸阁学士，梁星海京堂，少时至京居同寓，卧同一土炕……及得交志伯愚将军，益称莫逆。将军非惟嗜好与二人同，其暗疾亦同，可谓奇事。闻学士曾得一房中药方，治暗疾有奇验，以与将军，一试而获同等之效，再试则不验矣。
    志伯愚即志锐，为瑾妃、珍妃堂兄。他跟于、梁、文三人相识甚早，与于、梁且为会试同年。《异辞录》又记：
    侍郎夫人早死，京卿夫人终身居学士家。盖三人者皆文学侍从之臣，礼教非为吾辈设也。
    此记深致讥评，但当事者皆行之无愧，实亦可怪之至。据说文廷式殁后，龚夫人仍居江西，辛丑以后，梁节庵复起，由张之洞委署武昌知府，在衙署中撰一楹帖：“零落雨中花，旧梦惊回栖凤宅；绸缪天下计，壮怀消尽食鱼斋。”上联即指其妻而言。龚夫人则逢年过节，溯江西上，向“故夫”求贷，梁节庵辄有所赠。这种雅量，亦真空前绝后了。散原与于、梁、文皆为熟人，但踪迹虽与梁较密，而交情与于独厚。挽诗第三章的结句：“微命托残运，孰能知死所？待扶现在身，一拂啮棺鼠。”沉痛愤激，情见乎词。
    陈衍《石遗室诗话》云：“散原论诗，恶俗恶熟。”而人如其诗，亦最恶俗恶熟；清冷自甘，却绝非做作。凌霄汉阁主人徐彬彬，论散原与其诗，月旦精当。其言如此：
    散原老人之诗，标格清俊。新派海派固不通唱和，即在京式诸吟侣中，亦似落落寡合，每见离群孤往。昔年北政府盛时，闽赣派诗团优游于江亭后海，或沽上之中原酒楼，往来频数，酬唱无虚；陈则驻景南天，茕茕匡庐钟阜间，冥索狂探，自饶真赏。及戊辰首会迁移，故都荒落，诗人泰半南去，此叟忽尔北来，省其师陈弢庵，得“残年小聚”之欢。壬子间杨昀谷赠诗：“四海无家对影孤，余生犹幸有江湖。”足为诗人写照。曩者春明胜流云集，则苏赣间有江湖；今日南中裙屐雨稠，则旧王城为江湖。颇闻北徙之故，乃不胜要津风雅之追求。有介挈登堂者，有排闼径入者，江干车马，蓬户喧阗，悉奉斗山，愿闻玄秘。解围乏术，乃思依琼岛作桃源。此中委曲，殆非世俗所能喻，而其支离突兀，掉臂游行，迥异常人，尤可钦焉。
    在北洋政府时代，北平裙屐风流，有人以为可上追同光，作诗兼做官者颇不乏人。“闽派诗团”奉陈弢庵为盟主，尤为活跃，如梁鸿志，诗与人品是两回事。而散原绝不北顾，实有羞与为伍之意。
    以“苏赣为江湖”，其实天地亦颇宽闲。试以民国六年丁巳为例，岁月优游，令人生羡。是年得诗甚多，集中所收，自《丁巳元旦雪晴》至《除夕得周印昆由张家口税关寄诗和酬四绝》，计得六十七题。一年踪迹，由诗可知。
    这年人日之前，便有诗十题，如《寄仁先戏问汇刊同人西湖纪游诗》《散步溪园》《独游后湖啜茗阁上》等，均见得此老兴致不浅。上元以后，“携家孝陵”，二月初到上海，有《花朝后二日花近楼社集》一诗。
    “花近楼”为笔者长亲庸庵陈尚书斋名，取杜诗“花近高楼伤客心”之意。庸庵尚书与散原为光绪十二年会试同年。但在他开府武昌时，散原已归隐西山，踪迹甚疏。直至辛亥以后，在上海重晤，始有往来。而经过“洪宪”一役，许多假遗老露了狐狸尾巴，在散原的怀人诗中，淘汰了好些名字，与庸庵尚书的交情却深了。他们的诗社，先称“逸社”，后有“超社”。
    不久转往江西扫墓，有《浴佛日登南昌抵崝庐上冢》三首，不久回南京。
    秋后游兴大发，“八月二十一日，携儿子寅恪、登恪，孙封怀，买舟游燕子矶；遂寻十二洞，历其半至三台洞而还”。其中为“紫霞洞”特写一诗。
    九月廿四抵杭州，与俞恪士、陈仁先相晤。俞、陈皆有别业在西湖。游初阳台、灵隐、韬光；接着与陈仁先兄弟及俞恪士“寻富春山水，宿桐庐逆旅，明日易小舸上溯七里泷登钓台，复还抵桐庐宿”，成五古三首。写景奇丽，为散原精舍中的杰作之一。录第一首如下：
    初闻湖上踪，竞媚江干景。薄江千万峰，雾奇出人境。掩晕翔烟笼，染黛纤茸整。历历开图画，霏霏散绮锦。红树衔青波，缥缈蓬莱影。手揽狎篷背，摩荡天机永。百里造仙都，馆夜吟魂惊。恍立渐西翁，揖客相共影。嬗代为鬼雄，忍对怒生瘿。照窗相君山，厌冷压衾枕。
    “渐西翁”指袁爽秋，他是桐庐人，别号渐西村人。对景而忆往，托以感慨，妙造自然而低徊不尽。散原诗笔之雄，实为一味瘦硬盘空黄涪翁所不到。
    由富春江回杭州，再转上海，深秋回南京，有一题，在散原诗中少见。
    题目叫作《仓园歌席时游富春初还》。散原与易实甫相反，几乎从不做“歌席”之类的诗。因而这首诗虽只二十八字，弥为可珍。“仓园”是他的同年仇徕之的别业，年初曾有添筑，散原曾纪之以七律一首，首联为：“曾围尊俎闻歌处，更起楼台插水湾。”可知此老亦颇随缘，只是不愿像有些遗老，要在诗中表现出“老尚多情”而无可奈何的绮思而已。
    这首诗是：
    园亭置酒菊枝间，箕踞听歌妒小蛮。烟髻云鬓初月里，老夫又看富春山。
    虽只二十八字，包含的情景意象，至为丰富。“菊枝”双关，既指东篱之菊，亦指“菊部”，已可确定歌者为秦淮河的女校书。第二句调侃主人，“小蛮”指仇徕之的姬人，而拟仇为白香山，顺口恭维，妙在不露。“叫条子”叫到家，姨太太当然会不高兴，只是顺口开句玩笑，但无形中却是赞“菊枝”，否则“小蛮”不必生妒。
    三四两句，散原自述心境，中有粲者为此老所赏，由“初月里”三字推测，此粲者不过破瓜年纪。不欲直赞此粲者，且亦不欲明示激赏，明明以富春的“掩晕翔烟笼，染黛纤茸整”与“烟髻云鬟”相比，却道是由“烟髻云鬟”想起富春之游，诗笔狡猾而蕴藉。诗是“旧”诗，技巧却是余光中兄等所全力追求，重意象的“新”手法。我觉得这首诗最好的地方是，字字有作用，而绝无一字扞格不妥，一气流转，运斤如风，真为巨匠手笔。《未埋庵短书》中论新旧诗，惜周弃子先生不引此诗为例而剖析之。
    徐彬彬所说的“戊辰首会迁移”，指民国十七年北伐告成，定都南京，“故都衰落，诗人泰半南去，此叟忽而北来”，道是“颇闻北徙之故，乃不胜要津风雅之追求，有介挈登堂者，有排闼径入者”，“解围乏术，乃思依琼岛作桃源”。此所谓“要津”，想来必有谭祖庵。胜朝文学侍从之臣而从事革命者，谭祖庵与蔡孑民的人品，皆无可议，而散原不与通问，绝非卑薄其人，亦非身为遗老，不便与革命党往还，只是狷介淡泊，避热好清冷而已。徐彬彬所谓“此中委屈，殆非世俗所能喻”，信然。
    徐彬彬又谓：
    综览散原精舍诗，所最推许者，当属通州范当世肯堂，集中投赠独繁而挚。
    此亦精当之论，其实两公交情，即诗未推许，亦别有深挚者在。
    光绪甲申以后、甲午以前，李鸿章开府北洋，麾下有两名幕僚，一为于晦若，一为范肯堂。据说李倚范之深，犹甚于于。两人皆为李司章奏，但于晦若长于文采，故凡岁时贺表、谢恩折子，由于秉笔，究其实际，到底不过应酬文字。至于有关大更张、大措施的奏折，则由范主稿。李对范之重视优礼，有一故事可述。
    按：清代的幕府制度，宾主一体。幕客的身份地位，视如居停，所以范肯堂在北洋，常用李鸿章的伞盖。李鸿章在清朝末年，蒙恩特隆，珍赏不绝。有一年蒙赏“紫缰”，这比赏“紫禁城骑马”珍贵得太多。但通常只视为荣典，并不真用紫缰。事实上除了阅兵偶尔骑马以外，平日八抬大轿，亦没有使用紫缰的机会。哪知范肯堂一次心血来潮，命厩中预备了“爵相”的坐骑，到天津紫竹林中去征歌选色。便由嫉范者到李鸿章面前去打“小报告”，指范僭越，而且如此使用紫缰，亦不免亵渎名器。
    哪知李鸿章这样表示：“既用紫缰，不可无驺术。”即时传令，以后范用紫缰，须照仪制，前导四“顶马”，后卫四“跟马”。护卫的武官，有以军功保到二品，蒙赏花翎的。以红顶花翎的武官为前驱，书生之荣，一时无两，传为佳话。
    范肯堂自然有值得李鸿章重视之处。他是所谓“通州三生”之一，沈云龙先生有《通州三生——朱铭盘、张謇、范当世》一文云：
    肯堂一号无错，原名铸，字铜士。诗学黄庭坚，工力甚深，笔势峻峭，不肯犹人。著有《范伯子诗集》十九卷，《自订文集》十二卷。
    肯堂与桐城吴挚甫交情甚厚，以吴之推荐，入李鸿章幕府，为鸿章继室赵夫人所出之子经迈授读。其时张佩纶婿于李氏，在节署参预公事。甲午后，忌之者以“东床西席，狼狈为奸”形诸奏牍，以致张佩纶奉旨逐出，肯堂亦谢职南归。据我所知，此一奏牍，出诸李鸿章的长子（胞侄入嗣）经方指使。
    肯堂入北洋幕府，正在李鸿章炙手可热之时，屡次劝肯堂入仕，而肯堂坚拒。此与散原的性情相似，诗文的造诣亦不相上下，一见成为深交，以后且结为儿女亲家，散原长子衡恪，即为肯堂的爱婿。
    散原精舍诗中，与范肯堂酬唱之作，自光绪二十七年辛丑至三十年甲辰肯堂病殁，前后四年中，收存约十首，推崇之意，情见乎词。如《肯堂为我录其甲午客天津中秋玩月之作，诵之叹绝，苏黄而下无此奇矣，用前韵奉报》七律一首：
    吾生恨晚生千岁，不与苏黄数子游。得有斯人力复古，公然高咏气横秋。深杯犹惜长谈地，大月难窥彻骨忧。旷望心期对江水，为君洒涕忆南楼。
    又《和肯堂雪夜之作》：
    偪仄江南无可语，只余残泪洒残年。况当夜雪园亭畔，更宽吟魂几榻前。万古酒杯犹照世，两人鬓影自摇天。痴儿未解寒灯事，任咤尖叉合比肩。
    第二联不特见两人交情，且确信两人的人品、文学，必可传世。范肯堂自视亦颇高。光绪十八年正月初五，李鸿章七十赐寿，其时李之勋名事业，如日中天，所以做寿场面之阔，为有清以来所仅见。范肯堂与弟信中云：
    相国寿文，决意不作，而寿联固不可少。撰一联云：“环瀛海，大九州，钦相国异人，何待子瞻说威德；登泰山，小天下，借通家上谒，方今文举足平生。”二三知言者固以此联为高绝，然议其亢者亦不少矣！盖相国无平行之人，仅南皮相国，而又无人为之撰此语。
    其他矫矫如翁尚书则云：“壮猷为国重，元气得春先。”未尝不自以为高，实则试帖佳联耳。张香翁则云：“四裔人传相司马，大年吾见老犹龙。”其与幼樵信中，尤自命不凡。实则上联断非寿三十年宰相之语，下联亦属平平。二公如此，他可弗论。
    此函中“南皮相国”指张之万，与李鸿章为道光二十七年丁未同年，当时老辈凋零殆尽，在翰苑中，科名无高于李鸿章与张之万者，故云：“无平行之人。”
    “翁尚书”指翁同龢。他送李鸿章的寿联，在日记曾有记载，这年立春在正月初五以后，故云“元气得春先”，切时而善颂，不作平常恭维语。上联自是大臣的语气，所以为高。
    张香翁指张之洞；幼樵为张佩纶，方居北洋节署；两张至交，而张之洞与李鸿章不协，张佩纶颇思从中调和，但碍于李经方及盛宣怀之排斥，终未能圆满。
    翁之一联，以时年正月初六立春，所谓“元气得春先”，得一“巧”字；但与上联“壮猷为国重”相对，只觉浑成，不露纤巧，而犹为范肯堂讥为不过试帖诗中的佳联。至若张之一联，上句“四裔人传相司马”，固颂其威名远播，但语气中仿佛李鸿章骤膺大拜，四裔争传，并非威名久著，故云“断非寿三十年宰相之语”，实为定论。
    在我想，范肯堂此时既在北洋，则各方寄到的寿序诗联，李鸿章必先与门下评骘。而张之洞之失，适足为范肯堂下笔之助，故上联用文彦博故事。《宋史》卷三百十三：
    彦博逮事四朝，任将相五十年，名闻四夷。元祐间，契丹使耶律永昌、刘霁来聘。苏轼馆客，与使入觐，望见彦博于殿门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耶？”问其年曰：“何壮也？”轼曰：“使者见其容未闻其语，其综理庶务，虽精练少年有不如，其贯穿古今，虽专门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异人也。”
    以李鸿章拟之为文彦博，威望相若，文彦博年至九十二，所以用之于寿联，尤为善颂善祷。“然议其亢者亦不少”，则因范肯堂在上下联中，以两古人自况，极占身份之故。上联“何待子瞻说威德”，意谓文彦博勋名自在人口，何待他人渲染。实则不然！文彦博之得享盛名，得于苏子瞻揄扬之力为多。为契丹使者说威德，犹小焉者也；关系尤重的是，元祐初年，子瞻以学士草制，帮了文彦博很大的忙。
    宋朝的故事，凡两府除授，例用白麻书制敕，称为“宣麻”。罢相亦复如此。“宣麻”措辞的美恶，天下视为定论。宰相的声价，定于学士的笔下，故当事者极重视，而学士之为天下荣，以及为执政者所尊礼，亦以此故。甚至后妃皇室，晋位加爵，希望得一美制，有特赠丰厚的润笔者。
    文彦博生于宋真宗景德三年，至哲宗接位，年已八十。元祐二年，累疏乞休，子瞻秉笔批答不允。前后十余诏，每一诏出，等于哲宗为天下臣民推重文彦博一番，就《东坡内制集》中，摘引数段如下：
    吾卿之所以必留者三：卿以杰人之资，开物成务，世不可缺，一也；弼亮四朝，更淡变故，谋无遗策，二也；名冠天下，进退之间，为国休戚，三也。
    召用之初，中外相庆，搢绅莫不竞劝，父老至于流涕。中道而归，其义安在？
    陈、范虽皆不愿做官，但决非于时局政事，藐不关心。甲午之后，陈、范的看法相同，局内设谋，“局外哀鸣”，别有契合之处，而幽衷孤愤，无可言说，唯相诉于酒杯之中，此更为交深且挚之一因。
    按：范肯堂与张季直少小交笃，中道踪迹稍疏，则遇合使然。沈文《通州三生》第三节叙“范、张之关系”云：
    季直凡五应乡试均不中，至光绪十一年乙酉始中顺天乡试南元，为常熟翁叔平尚书（同龢）所得士。复四应礼部会试均报罢，至光绪二十年甲午始以恩科会试中第六十名贡士，旋应殿试，阅卷大臣仍为翁尚书，乃以一甲一名赏进士及第，授翰林院修撰，年已四十二矣！时肯堂正客李合肥幕，合肥与常熟政见两歧，张、范遂亦异趋。未几，中东衅起，翁、李和战之争，世传二公阴主之，盖曾于家书中各露其微惜也！
    翁同龢与李鸿章不独政见两歧，且私下不和，由来已久，原因有二：第一，李鸿章自克苏州后，不知如何，江苏京官对之均无好感。可能是乱后收拾残局，料理未尽妥善，得罪了巨室之故。所以李鸿章动辄大骂：“吴儿无良！”
    第二，是同龢之兄同书，咸丰八年任安徽巡抚；十一年内召，下一年亦即同治元年，曾国藩奏劾“同书于定远失守时，弃城走寿州，复不能妥办，致绅练（团练）有仇杀之事。迨寿州城陷，奏报情形，前后矛盾”。其时曾国藩正为朝廷视作可挽救大清天下的第一重臣，言无不纳，因而同书被逮下诏狱。王公大臣会审，竟拟大辟。
    同龢之父心存先阨于肃顺，几遭不测。辛酉政变，“三凶”皆诛，凡是反对肃顺，或为肃顺所看不顺眼的人，皆复起重用，翁心存更受命为帝师；家运方转之时，忽来此意外打击，竟致忧念成病；而心存终于不起。方病危时，朝命特释同书，侍奉汤药；心存既殁，命持服百日，仍就狱。旗人的服制与汉人不同，大丧不过持服百日，所以诏许同书百日后仍还狱，已是很大的恩典。但汉人父亲之丧三年，同书在百日后，斩衰入囹圄，自为亲人所痛。同龢此哀，没齿难忘，颇疑曾之奏劾同书，出于李之怂恿，因结不解之仇。不过，翁同龢到底是读书人，公私是分得清的，平时从不提此私怨，而在公事上则不免杂有意气。
    翁同龢做官，除了咸丰末年放过一次乡试主考以外，宦辙再未到过他省，督抚的习气一点不沾，督抚的甘苦亦不甚了解。本质上是个太平宰相，坐而论道，作育人材，再好不过，如果是在明朝宣德年间，无疑的就是“三杨”之一。至于安邦定国之才，实在谈不到，好管事而见解不能透彻，行动亦不能贯彻。而且亦不免为人情包围。因此，往往为德不卒，甚至说得苛刻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平心而论，甲午大创，如果说李鸿章要负一半的责任，翁同龢的责任起码也有两三分。但他的责任，无形之中，也是不期而然地转嫁到了慈禧太后身上。慈禧一生，很少吃人的暗亏，唯独这一次是例外。
    因此，翁同龢当户部尚书，实在是很不适当的人选。在他以前，户部是“身不满五尺而心雄万丈”的阎敬铭当家，阎以精刻著称，慈禧太后想移用海军衙门经费修颐和园，阎敬铭抵拒甚力，管事的太监、工部、内务府，甚至户部的官吏，无不恨之刺骨，在慈禧太后面前，日夜媒孽。以致本极欣赏阎敬铭，有一次召见恭王，提到阎敬铭，脱口称之为“丹初”而传为佳话的慈禧太后，对他印象，变得极坏。阎敬铭殁后，竟至不愿予谥，礼臣力请，始谥“文介”，是个恶谥。
    阎敬铭离开户部后，翁同龢本可有所作为，又以醇王外管海军衙门，内管颐和园工程，翁不能如阎之力拒，丙戌（光绪十二年）十月二十三日翁在日记上有一笔：
    庆邸晤朴庵，深谈时局，嘱其转告吾辈，当谅其苦衷，有“昆明湖易渤海，万寿山换滦阳”之语。
    庆邸指庆王奕劻，朴庵为醇王的别号。他的意思很明白，而亦终于谅解了醇王的“苦衷”，论者谓其“模棱依违，户部款竭，海军欲增舰购炮，皆无以应矣，可见甲午之败，不但常熟孟浪主战，需负责任，即此数年中恭掌度支，不能正言抗旨，撙节国用，以备不虞，亦须负责任。徒于日记托讽，而不悟己亦有咎也”，应非过苛之论。
    由于户部款竭，所以翁同龢对督抚请款，务皆从严。其时张之洞由晋抚调升粤督，“八表经营”，颇有更张，而翁同龢对广东的报销，驳多准少，张之洞大为不平。本为世交，竟至成隙。张之洞认为翁同龢竟欲置之死地，可见其内心仇恨之深。
    至于对北洋，相传翁同龢曾经奏定，十五年之内，不得添置一枪一炮。此在档案中无可稽考，但光绪十七年，户部奏请南北洋停购枪炮船只两年，则属信有而征。按：醇王殁于光绪十六年冬，而翁则在光绪亲政后，得君正专，手掌度支，足可当家。其时户部满尚书为宗室福锟，其母夫人为慈禧的“清客”，当时宫中所谓“福禄寿三星”之一，因此福锟自为后党。福锟，原为协办大学士，照例可以兼部。十八年升大学士，授体仁阁，不能再兼户部。但大学士管部，福锟所管者，即阎敬铭所管的户部。翁同龢与福锟结纳之迹，殊为明显。则抑制北洋军费而以“昆明湖换渤海”，亦必经由福锟传达慈禧之意，而为翁同龢所徇从，是亦可知。
    以我的看法，翁同龢当时心目中视为第一大事者，即是辅助他一手教导的光绪有所作为。而此又必以取得慈禧的支持为先决条件，故同意以库款修颐和园，亦为调和母子感情不得已之举。但认为北洋军力已充，不必增购枪炮，则不仅昧于当时各国军备大势，且亦不免对李鸿章存有成见。甲午之难既作，翁同龢门下一致主战。翁同龢或以为一战而胜，光绪的威信即可由此建立。因为慈禧之能建立权威，固不仅在其政治手腕高明，亦以垂帘未几，戡平大乱，自有其对得起“列祖列宗”者在。这一点翁同龢是最了解不过的。则光绪如欲摆脱慈禧的笼罩，唯有建一乾隆以来所未有的大武功，始可如愿。只是对北洋的态度，多少流露出幸灾乐祸，借此以窘李鸿章之意，为不可恕耳。
    《蜷庐随笔》作者王伯恭，为翁同龢门生，曾客朝鲜，与李鸿章、袁世凯亦有渊源。甲午事起，李之门下，与翁同龢门下能交往而可深谈者，只有范肯堂之与张季直，而又不幸异趋，无可与语。所以王伯恭做了桥梁，所记如此：
    是时张季直新状元及第，言于常熟，以日本蕞尔小国，何足以抗天兵？非大创之不足以示威而免患。常熟韪之，力主战。合肥奏言，不可轻开衅端，奉旨切责。余复自天津旋京，往见常熟，力谏主战之非。盖常熟亦我之座主，向承奖借者也。乃常熟不以为然，且笑吾书生胆小。余谓：“临事而惧，古有明训，岂可放胆尝试？且器械阵法，百不如人，似未宜率尔从事。”
    王伯恭记其最后与翁的对话，虽只短短数语，翁之心事如见：
    常熟言：合肥治军数十年，屡平大憝；今北洋海陆两军，如火如荼，岂不堪一战耶？
    余谓：知己知彼者，乃可望百战百胜，今确知己不如彼，安可望胜？
    常熟言：吾正欲试其良楛，以为整顿也。
    至此，王伯恭语穷辞出。如所记不虚，则翁同龢决心考验北洋，其志早定。但不意是如此严重的考验，黄海一战，“倚天照海倏成空”（陈弢庵《感春》诗句）；则翁同龢挤得李鸿章不能不侥幸一试，希望出现奇迹而终成幻灭者，岂能辞书生误国之罪？而张季直、汪柳门等人，推波助澜，扪心自问，恐亦不无内疚神明。
    李鸿章幕府中，凡核心分子，早于淮军援韩时，即已抱有深忧。桐城吴汝纶久客李幕，其时长保定莲池书院，有一函致范肯堂，极为中肯：
    东事轩然大波，尚未识如何结局，周公都统诸军之举，径罢为善，周固非都统之才也。近年欧洲各大国，无不增兵增饷，增船增炮，独我以外议庞杂，不许添购船炮，一旦有事，船炮不及倭奴，遂至海军束手，渤海任他人横行，陆军虽集平壤，何能济事。又况军械不足用，士气孤怯，来示谓山海关形单势弱，未必有备，某则未识何术备之。失在疏于平时，及至两军相当，愚亦无可献之策矣。独默计时艰，中夜太息，不知相公七十之年，旁无同心赞划之人，何以支此危局耳？
    “周公”指恭王。辛酉政变后，恭王授议政王，领军机处，时人比之为周公辅成王。光绪十年被逐后，闲废十年。甲午复起，管理总署，总理海军，督办军务，节制各路统兵大臣。但恭王既老且惫，且亦不如醇王曾究心兵事，吴汝纶谓其“非都统之才”，月旦固甚精确；但以为“径罢为善”，则别有言外之意，为范肯堂所默喻而不必提及，后人读此，却不可轻轻放过。
    原来，恭王之复起，为翁同龢所领导的舆论所促成。可是恭王既不长于军事，又一向主张寄专阃者不为遥制，则李鸿章以首辅之尊，实无人可以指挥，故必赋恭王以“节制各路统兵大臣”之任，始可假王号以令北洋，事同掣肘，故以为“径罢为善”。
    督办军务处成立于光绪二十年十月初五，据翁同龢日记：
    十月五日 是日奉旨，恭亲王督办军务，各路统兵大员均归节制，如有不遵号令者，即以军法从事。庆亲王奕劻著帮办军务，翁同龢、李鸿藻、荣禄、长麟著会商办理。
    李鸿藻在慈禧心目中有特殊地位，为翁所不敢忽视；荣禄则以步军统领的身份，负拱卫京畿之任，不能不用；著一长麟，可知此督办事务处出于翁之献议。日记中又记：
    十月二十二日 冒雨至督办处，闲话而已。两邸诸公皆集。（自注：日日如此，以后不再记。）
    十一月初五日 上屡问军务处有何布置。退后与庆邸、恭邸商量，拟派人探旅顺敌情，并令前敌悬重赏，募死士，酌加勇丁口分等。
    于此可见，督办军务处毫无用处。成立匝月，尚无布置，足见恭王对此亦无兴趣。前敌紧急，而总司军令者唯日日闲话。及至御前有所咨责，始拟派人探旅顺敌情。书生谈兵尚且不可，何况负实际责任，观翁之措施可笑如此，不能谓吴汝纶无先见之明。
    甲午既败，陈右铭移书吴汝纶，责李鸿章明知不可战，而不能以去就力争。吴汝纶复信，对求和亦认为失机，至今仍为“内幕新闻”，因治现代史者，似尚无人道过。吴书云：
    开示李相各节，多某未及知，岂敢妄辩。独谓淮军之败，并无戚容，似非其实。某闻平壤之败，李相痛哭流涕，彻夜不寝，此肯堂所亲见，某亲询之者，及旅顺失守，愤不欲生，未闻其无戚容也。倭事初起，廷议欲决一战，李相一意主和，中外判若水火之不相入。当时倭人索六百万，李相允二百万，仅增至三百万，而内意不许。及平壤败后，英俄两使居间，则劝出二千万，其时清议，皆谓李相通倭，业已积毁销骨矣。李相面告二使，谓大皇帝决计开战，某系领兵大臣，和议非所敢闻，请入都与恭邸议之。其后，议卒不合。及十月初，某再至天津，则旅顺岌岌，各国皆守局外，不复排解，有言和者，则倭人已索五万万矣。以上所言，皆某所亲见。
    吴汝纶信中又说：
    旅顺威海既失，海军覆没，中国绝无能守之理，此时言和，直乞降耳，乃欲以口舌争胜，岂可得哉？去冬已索五万万，今春乃减至二万万，此非李相口舌之功，乃入境被刺，倭恐见讥列强，兼得割地之益，遂得减为此数。
    李鸿章马关被刺，实在是塞翁失马。此一鲁莽浪人，所成全于李者至大，否则不独和议难成，或虽成而赔款不减，益无以见谅于国人，两宫亦难有垂怜之心，或者返国之日，即闻归田之命。被刺后更有一事，得以增重李的身价，即日后亲制绷带，遣御用看护妇至行馆为李裹伤。翁同龢以中国皇后与外廷臣子从无交涉之义衡之，诧为奇事。而此在中国看来，逾越常情的恩礼，足为李鸿章成名垂“四裔”的明证。后此犹能复入总署，料理洋务，以及奉使“环瀛海”，皆于此事不无关系。
    吴汝纶信中，又有一段议论，明畅通达，在彼时可谓见识超卓，为李鸿章声辩的理由，尤可注意：
    至此次和约之不容于清议，则西人已事先知之，不谓吾国士大夫，竟不出外人所料也。俄人代争辽东，此自别有深意，岂吾国之福。倭之许俄，正其代谋妙策，此亦与吾国无干。若和约未定之先，则彼皆束手旁观，绝不肯代出一言，以违公法。倭人不遽入关，并非力有不足，去年内廷深恐倭入沈阳，李相料其绝不深入，以其行军全仿西法，辎重在海，不欲远离，后果如其言。若谓关内防守至严，倭不敢入，殆非笃论也。中国不变法，士大夫自守其虚憍之见，以为清议，虽才力十倍李相，未必能转弱为强，忠于谋国者，将何以自处？李相之欲变法自强，持之数十年，大声疾呼，无人应和。历年奏牍俱在，可覆按也。
    李鸿章之亟图变法自强，自为事实。但“不拘一格用人才”谈何容易？满清两百多年，用其人之才，可以不问其德。而事成之后，但见任事之人之功，其处事为求急功而不以正道之恶劣影响，能使其减至最低者，照我看只有康熙具此天纵的智慧。中兴之臣，则胡林翼、曾国藩庶几似之；左宗棠、李鸿章不足以论此。如果李鸿章在北洋，所用任事之人，都像他幕府中于晦若、吴汝纶、范肯堂等辈的人品，而不是盛宣怀、龚照玙之流的龌龊用心，士大夫又何至于硁守“虚憍之见，以为清议”？
    同时李鸿章善用术，他的术当然很高明，我想可以反“内王外霸”的说法，称之为“外王内霸”。李鸿章“用沪平吴”（薛福成语）时，仓卒成军，孤身远寄，外有强敌李秀成，内有挟“常胜军”自重，把持饷源，采取敌视态度的薛焕与吴煦，而部下诚信未孚，恩威未立，不独军务难以措手，万一哗变，甚至薛、吴心狠手辣，购内奸谋不逞，性命亦且不保。在这样荆棘满地的处境下，不用术何以立足？
    李鸿章一向防内重于防外，对手创的淮军，不愿其和衷共济，使用如现代术语所谓“单线领导”的手法，怕的是“合而谋我”。淮军之所以不及湘军，在先天上就有这么一个“私”字当先的念头在作祟。其后刘铭传等已成气候，便不愿听李鸿章的摆布，一手创建的私人武力而缓急不可恃，此为李鸿章最大的悲哀。
    李鸿章用术的第二种手法是，具有多样的面目。能礼贤而不肯以本来面目示人。幕府中的贤者，所见者是“外在”，而不能想象李鸿章也会打“痞子腔”，更不能想象李鸿章有时会有“痞子”的行径。此即“君子可欺以方”的道理，如范肯堂，亦为被欺者之一。
    光绪二十七年辛丑九月，李鸿章为俄国人多方逼迫，因为有把柄捏在人家手里，身家性命，勋业威名，有全盘崩裂之虞，郁怒交攻，终于不起。范肯堂寄一挽联，为时传诵：“贱子于人间利钝得失，渺不相关，独与公情亲数年，见为老书生、穷翰林而已；国史遇大臣功罪是非，向无论断，有吾皇褒忠二字，传俾内诸夏、外四夷知之！”措辞煞费苦心，但局外衡量，认为李鸿章最后是失败的，其意自含蓄于字里行间。
    下联以李鸿章谥“文忠”，得以巧为辩护；上联则自道其情亲数年的感受，认为犹是“老书生、穷翰林”的本色。李以“书生”讥张之洞，而示范肯堂以书生面目，此即是欺其以方的术；至于所谓“穷翰林”，或者以为李鸿章起居八座，既鲜声色之奉，亦无口腹之欲，不改当穷翰林时的故态。殊不知李鸿章弄钱，向来不要明的要暗的。北洋公款，项目甚多，李鸿章固无所染，交卸时库款不下千万，袁世凯用以培养武力，应酬各方，挥霍一空。但李在俄国，以及由俄回国后，强行主持胶澳事件，几次自华俄道胜银行接纳俄人贿款，范肯堂就不知道了。这也难怪，不独范肯堂，与李比范关系更深的人，当时亦无所知。直到民国十六年北伐时，才有李鸿章为俄国所收买的确证。
    李鸿章之术，行之三十年而无往不利，这当然是因为他有几个特殊有利的条件：一、始终获得慈禧太后的赏识；二、先获恭王、后获醇王的全力支持；三、以曾国藩为标榜，口不离“老师”，故湘军虽与淮军不睦，但却不会与淮军公然不和；四、道光二十七年丁未一榜，人才辈出，而李鸿章于同年极意周旋，如沈葆桢、丁宝桢，皆以清刚著称，但皆受李鸿章的笼络。当然，挟洋人以自重，更是中兴名臣中唯独李鸿章才有的条件与手法。
    这些因素加起来，以及他在北洋的展布，与经管之事之多，自然而然予人以这样一个印象：李鸿章一定有办法！朝野上下，震于浮面，期许过高，而李鸿章在承平无事时，亦乐得受此虚誉。但李鸿章不是没有自知之明的人，他自道他的作为不过如北京扎棚的匠人，破房子可以搞得花团锦簇——偶遇风雨，修修补补，亦无大碍，但到底只是破房子。因此，他办洋务，以息事宁人为基本宗旨。有时故作剑拔弩张之状，实际上是做给朝廷及清流看的。
    他的苦衷，就在说不出“破房子”的话。这也有道理，因为他领的钱是盖高楼大厦的钱，虽说翁同龢掣肘，奏定不购一枪一炮，但犹如盖屋，不过装修较差而已，骨架子应该还是好好的。若说本来就是粉饰一个表面，破屋子还是破屋子，那么原领的工料费用到哪里去了呢？由此追究，不必他以“去就力争”，只怕身家性命，即已不保。
    因此，张季直虽力赞翁同龢，主战以窘李鸿章，但基本上的看法，实与陈右铭父子及范肯堂等人的看法不远，不责以不能战，责以不能备战保持和局。张状元劾李鸿章一疏，颇为时人传诵。第一段说：
    直隶总督李鸿章，自任北洋大臣以来，凡遇外人侵侮中国之事，无一不坚持和议，天下之人，以是集其诟病，以为李鸿章主和误国。而窃综其前后心迹观之，则二十年来坏和局者，李鸿章一人而已。台湾之事，越南之事，其既往者，姑置不论，请就今日日人构衅朝鲜之事，为我皇上陈之。方光绪八年间，李鸿章令丁汝昌、马建忠前往朝鲜，与英美各国立约，许朝鲜为自主之国，朝鲜与东三省唇齿相依，奉中朝正朔，于理于势，可半主而不得自主也。听其自主，既失之矣，推李鸿章之意，不过年老耽逸，视朝鲜如一黹，委诸各国之喙，冀其龂龂相持，而我得袖手偷安于旦夕，其朝鲜关于中国之利害不暇计也。
    张季直称此为“自腐”，物自腐而虫生，敌乃有可乘之机。张季直曾参吴长庆幕，光绪甲申，吴以六营赴韩平乱。事定后曾一再建议，应协助韩国从事各项改革，俾能应付日本的侵略。而李鸿章斥之为多事，翌年而且撤回吴留守在韩的三营。张季直认为示弱的结果，无异鼓励日本侵韩。此皆张亲历之事，而吴之上书北洋，亦必出于张的谋划，故言之格外痛切。
    第二段进一步申论备战求和的道理：
    自来中外论兵，战和相济，西洋各国，惟无一日不存必战之心，故无一人敢败已和之局，李鸿章兼任军务洋务三十年，岂不知之。本年五月间，日衅已见，使李鸿章得袁世凯数十密电以后，援十一年第三条约，诘以派兵何以不先知照，则日谋可发，不至于战；即得汪凤藻电复之后，其时日兵尚不甚多，布置尚不甚密，使派叶志超、聂士成率一二十营，如吴长庆之径入汉京，挟王还我，易客为主，徐待理论，亦尚不碍于和。朝鲜敝政，本应中国早为之酌改，日既以此为言，我何妨令袁世凯与议，折日惠韩之计，收我抚字属国之权？李鸿章则始终执其决弃朝鲜之意，而贻日人“华既不顾势难中已”之口实，卒酿兵端，一败涂地。试问以四朝之元老，筹三省之海防，统胜兵精卒五十营，用财数千万之多，一旦有事，曾无一端立于可战之地，以善可和之局，稍有人心，能无痛哭！故李鸿章之罪，非特败战，并且败和。
    此疏中的警句，如“惟无一日不存必战之心，故无一人敢败已和之局”等，流传人口，辄能琅琅成诵。就是李鸿章自己，亦承认责备得有理。
    我不知道张季直责以“非特败战，并且败和”，是否受了陈右铭父子的影响，而改变了说法。但基本上，也是实际上，张季直是主张非战不可的，此看王伯恭所记翁同龢的说法可知。翁同龢、张季直自然不致有幸灾乐祸之心，但以为即令受创，趁此整顿北洋，亦为长策。只是不曾想到，淮军是如此不济事！张季直所说，甲午夏秋间“日兵尚不甚多，布置尚不甚密，使派叶志超、聂士成率一二十营，如吴长庆之径入汉京，挟王还我，易客为主，徐待理论”，亦不过事后的理想，揆之实际，聂士成或可一战，叶志超未见得能够成功。
    张季直此疏上于甲午九月，不数日丁忧，仓皇南归。从此不仕，而以办实业雄于乡里，闻于四海。张季直之从事货殖，在政治学上有一极大的意义，他的看法是，一入仕途往往能进不能退，是故中朝大老，只得媕婀取容；而所以不能退者，由于以官为业，一退无以为生。当然，这不仅是一家的温饱，也牵连着部曲僚佐的生计。有感于此，所以先谋自立，有退的余地，方有进的作为。这个看法是非常深刻的。张之万、额勒和布之流，既老而犹思伴食至死，终于明旨斥退，其事可鄙，其情则可悯。推而广之，李鸿章更难抽身。责以不以去就力争和局，不能不说把个人的出处，看得太容易了。
    在张季直离京后，范肯堂亦即南下，先送女于湖北按察使署中，其女即散原长子师曾之妻。肯堂早有归意。他跟张季直有用世之志大不相同，本性淡泊，感情上经不起宦海中的波诡云谲，惊涛骇浪，自知不是做官的材料，且亦不讳言己之“顽钝”，但不肯抹煞良心，装出一副忠爱的假面目，欺人干禄。这一点与散原的本性完全相合，此亦就是散原所以激赏其甲午中秋玩月诗的缘故。当然，这首诗在《范伯子诗集》中，几亦可说是压卷之作。
    诗集卷九《中秋次韵高季迪张校理玩月》，原作用覃韵，入手一“蓝”字、一“探”字就很难押，而肯堂步韵，竟如原作：
    我来四换霜林蓝，魂梦已失江边岚。江月沉沉山月小，今皆沦落无人探。
    按：肯堂于光绪十七年二月就北洋幕府，至是霜林将丹，故谓“四换”。“蓝”字极新，但非羌无故实，郭璞《柚赞》：“实染繁霜，叶鲜翠蓝。”此“蓝”字是有来历的。
    下一韵“毵”字又为险韵，而肯堂用《汉书·丙吉传》污车茵的典故及温庭筠的诗句，出语奇极：
    浪说吐茵不宜逐，坐对丞相车龛毵。
    《汉书·丙吉传》：“驭吏嗜酒，尝从吉出，醉呕丞相车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饱之失去士，使此人将复何容？西曹第忍之，此不过污丞相车茵耳！’”肯堂用此典故，使我相信他用李鸿章的紫缰到紫竹林去吃花酒，确为事实。借“醉饱之失”以喻此事，可见当然必有以此进谗，欲去之而后快者。
    此一段意新、景新、句新，无怪散原倾倒。古往今来，多少万首诗，以人人习见之景、心心皆同之理，若说有所感慨，早不知多少年前即有人说过。是故诗中只要有片词半语，未经前人道过，即可不朽。而肯堂此十句中，“天与月我相涵濡”以下九句，构成一大段极深、极周备的新意，而又非无端空想，乃是有此境遇，有此情景，而又适有感慨，并能从容“涵濡”，乃有此九句千载不磨的好诗，天功人力，泊凑而成，非可强求。
    “龛毵”典出温庭筠诗：“珠网龛毵丞相车，晓随叠鼓朝天去。”此五六两句，已道出见嫉于同僚，而居停犹有敬意，故暂留不去，但一无献替，谓“浪说”，谓“空对”，皆有言外之意。又引起下句一“偷”字：
    偷有此庐乐今夕，天与月我相涵濡。月之团团定何物？疑非我与天能参。一片寒冰照人世，却有功用无求贪。着向青天不可归，朗若大字题空嵌。所以贤愚如顶礼，岂有骂语闻诂喃。
    月之“功用无求贪”，是一大发明，而月之所以有资格诫人“无求贪”，则以月之本身无私。如果李鸿章亦能如一片寒冰朗照人世，则贤愚各如顶礼，岂复有诂喃怨骂。此是就月而言的一层新意。若以自身而言，则月本无私，而偏望月能私我，则由失望而来的烦恼，本由自取，不特于月无咎，而且有愧于月：
    我之抟抟定何物，语大足比书中蟫。当年亦欲舍此相，春山夜雨萦苔龛；固知早成定虚愿，不得绿发方归庵。郁蹙锦瘤要人采，百计不售成诂喃。平生思之但负月，扪心愧对秋江潭。人间佳节复有几，沦失八九钟阜南。
    肯堂之诗，就形式而言，有三个特色：第一是好为七律；第二是好首句不押韵，但不必成对句；第三是好用叠字，而往往非常见的叠字，如此处之“抟抟”，结尾之“酣酣”，皆罕见人用。此亦硬语盘空之一端。
    “抟抟”语出宋玉《九辨》，《佩文韵府》“抟抟”条下：“乘精气之抟抟兮，惊诸神之湛湛。”下注：“托载日月之光辉也。”此注为注此两句赋，非仅注“抟抟”，不细看易滋误会。
    《大汉和辞典》亦收“抟抟”一词，引《九辨》只有上句“乘精气之抟抟兮”，下引《楚辞集注》：“抟与团同，湛湛厚集貌。”观此则“抟抟”的解释是“湛湛厚集貌”，其误更甚。此一注释两词“抟抟”“湛湛”，释“抟抟”即“与团同”一语便足。引本文既略去“惊诸神之湛湛”，复以标点为逗点，而非句点，以致“抟抟”解释为“湛湛厚集貌”。其实应是“湛湛，厚集貌”，与“抟抟”无涉。
    “抟抟”一词，亦见张衡《思玄赋》：“志抟抟以应悬兮，诚心固其如结。”自注：“抟抟，垂貌。”此更费解，若以抟为垂，则肯堂之诗即为“我之垂垂定何物”，不成话了。
    因此，“抟抟”之为义，仍当从《集注》“与团同”去索解，这个说法出于《正字通》。“团”有诸义，最主要的解释，当然来自《说文》：“团，圜也。”但《说文》解圜，说是“天体也”。段玉裁注《说文》云：“许书，圜、圆、
    三字不同。”归纳而言：“言天当作圜，言平
    当作
    ，言浑圆当作圆。”如所言则圆盘当作，堆圆球乃可作圆。至于圜为天体，在形则为穹窿的半圆形，如虹如桥，其形皆圜；而台北的圆山，似乎应该写作“圜山”，以山皆托基于平地，必成半圆形。
    “抟”字间接通“圜”，故《礼记》之所谓“抟身”，即是回身。身子转一百八十度，则轨为半圆形，但是，“抟”字虽明，“抟抟”究为何物，仍在可解与不可解之间。故必须从下句去参详。
    “语大足比书中蟫”之“语大”，出《礼记》：“语大天下莫能载也！”此“语”字作动词用，即说话之说。《淮南子》：“夫井鱼不可语大，拘于隘也。”此与井蛙窥天，意思相同。有个笑话：两乞儿各言其志，道是发了财便当如何。甲谓，我只是睡了吃，吃了睡。乙谓，何暇复睡，直是吃而已。这就因乞儿除了饱食以外，不复知世间尚有许多可以用钱买得到的物质享受，所以连说大话都不会说。犹之乎井中之鱼，不知沧海，故“不可语大”。
    “蟫”即蠹鱼，所谓“语大足比书中蟫”，一方面是自谦不过一条啃书的蠹鱼，要我谈天下大事，亦不过搬几句书中的话头，固不知世间还有九州万国；另一方面却又是自道宗旨：若与我谈天下大事，必以圣经贤传为法，史载治乱为鉴。
    缘此寻绎上句所谓“抟抟”，又须回过头来从《思玄赋》中所谓“志抟抟以应悬”去求解了。
    按：张衡的《思玄赋》为明志之作，而与前面“月之团团”对看，又似指本性，自道外圆而内方。此两句赋可解释为志向垂示于外者，貌若圆通广大，只求用世而无不可以适应，其实内心自有主宰，志气决不会失坠。由此以体味肯堂的“我之抟抟”，殆指大志而言，本性志向求为世用，苦于见闻有限，不足以成大事。
    “当年”以下四句，为失悔之语。而“郁蹙锦瘤”乃是自况。刘勰《新论》：“楩柟郁蹙，以成缛锦之瘤。”树木畸形发展，长出许多疙瘩，即是所谓“锦瘤”，乃不可为栋为梁的器材。但遇慧心人，就其形状，制为器具玩饰，亦别有拙朴之趣。然而先决条件是要有人赏识，倘如千方百计求售而不得逞，则到头来还是弃材。
    自觉虽是弃材，或者人以为锦瘤，此即是一念之私，人或不知其私心，但仰对朗朗无私之月，扪心不能无愧。
    虽有愧于月，却可无愧于天。因为肯堂自顾生平，即在此时抱定了听天由命的宗旨。其言如此：
    人间佳节复有几，沦失八九钟阜南。身独何为入囚舍，翻覆自缚直如蚕。只有磊落对天笑，老死寂寞吾何惭？
    这是决心不再如蚕之自缚，自愿老死寂寞。以下对月设誓，设为夫妇问答之词，音节高妙嘹亮，脱胎于《琵琶行》，而格论比白香山高得太多。分段引录如下：
    焚香径下嫦娥拜，臣于万物靡所耽。朗吟莫吁有述作，书生例许为空谈。李彪设具范云啖，岂论明日无黄柑？天有雨风月有阙，惟独臣言无二三。
    祝拜而起妇亦拜，拜罢一笑千愁含。谓余披写既如此，孰为偃蹇停归骖？天寒海昏怒涛动，孤客坎凛真能堪！
    嗟子斯言吾岂昧，飞霰既集谁不谙？丈夫行止有尺寸，但惜玉貌非好男。长年与人共烟火，能无一日同苦甘？何况东兵大蠚手，曾不责我谋平勘。
    “李彪设具范云啖，岂论明日无黄柑？”用《南史》李彪为范云设食，范饱餐无余的典故，亦犹俗语之所谓“今朝有酒今朝醉”。
    第三段答复妻子的话，是全篇精义所在。“玉貌”二字，骤看费解，此二字向来与“朱颜”并用，似无二义，其实不然。典出《史记·鲁仲连传》：
    鲁仲连见新垣衍而言。新垣衍曰：“吾视居此围城之中者，皆有求于平原君者也。今吾观先生之玉貌，非有求于平原君者也，曷为久居此围城之中而不去？”鲁仲连曰：“世以鲍焦为无从颂而死者，皆非也！”
    按：长平之战，赵国大败，丧师至四十万之众。秦兵东围赵国都城邯郸，诸侯救赵，皆畏怯不前。魏王使者新垣衍入赵，劝赵尊秦昭王为帝，以求秦罢兵。鲁仲连其时亦在赵国，大为不平，向平原君赵胜自告奋勇：“梁（魏都大梁即开封）客安在？吾请为君责而归之。”新垣衍不愿见鲁仲连，但因平原君固请，迫不得已相见。初见的情形如上。
    “从颂”即从容，张守节《史记正义》云：
    《韩诗外传》云：姓鲍名焦，周时隐者也，饰行非世，廉洁而守，荷担采樵，拾橡充食，故无子胤，不臣天子，不友诸侯。子贡遇之，谓之曰：“吾闻非其政者，不履其地；污其君者，不受其利。今子履其地食其利，其可乎？”鲍焦曰：“吾闻廉士重进而轻退，贤人易愧而轻死。”遂抱木立枯焉。
    按：鲁仲连留赵不去者，非为一身。新垣衍之意，以鲁仲连既无求于赵，何必自处围城？而鲁仲连以鲍焦自比，故有后文“彼而肆然而为帝，遇而为政于天下，则连有蹈东海而死”的轻生之语。
    于此可知“但惜玉貌非好男”者，实范肯堂以鲁仲连自况。但如强调此志，则为言不由衷。而在妻子面前，更不必说此大话，所以接下来有所解释：“长年与人共烟火，能无一日同苦甘。”语平而情挚。“何况东兵大蠚手，曾不责我谋平勘”，更是对居停义不可负了。
    “蠚”即“棘”。其时兵事确是非常棘手之时，所谓“曾不责我谋平勘”者，意谓李鸿章并不要求范肯堂赴前线参与军务。然则试问：范肯堂有无赴前线的义务？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他此时正受命管理粮台。
    “粮台”犹之乎现行军制中的后勤单位。所管的事务，不仅止于粮秣补给，要看事务繁简，或者统帅个人的习惯，或者管粮台的人的才具而定。北洋范围极大，军装、被服、银钱、粮秣皆设专责机关，而笼统谓之粮台。范肯堂所管的，不知是哪一部分。但管粮台总是好差使，平时优游自在，一遇作战，便是效命之时。只看直隶臬司周馥年谱所记，便知李鸿章待范肯堂不薄：
    （甲子）七月二十三日相国传见，出示电旨云：周馥于淮军情事较为熟悉者，着即派令驰赴前敌，作为总理营务处，联络诸将体察军情，将进剿事宜电商该督，不可延误，钦此。余恭阅毕，不致辞，即请速回省交卸臬司篆务，以便启程。李相国属俟中秋后启行。先是有京大僚，议举淮军出身现任三品大员，派赴前敌，帮办军务，意欲相国奏余前往。余力辞，相国曰：“我不欲以此事困尔，仍当营务处可也。”遂奏奉总理前敌营务处之旨，时有友告余曰：“此役必败无疑，尔往前敌何为？”余曰：“明知必败，而义不可辞也，余从相国久，不忍不顾，死生听之！”
    八月初一日交卸臬司印务……二十三日抵沈阳，谒裕寿山将军禄、定静村将军安、依尧山将军克唐阿，并盛京五部侍郎等，知平壤各军已败退义州。二十五日由沈阳启行。
    九月初三日在途接李相国电……初九日往安东县晤聂士成、马玉昆、卫汝贵、吕本元诸总戎等……初十日回凤凰城谒宋祝三军门，时彼已奉旨帮办北洋军务。十二日送宋祝帅赴九连城，此后住凤凰城与袁慰庭商办转运各事。时鸭绿江西岸上游百里为伊将军旗兵防守，而旗兵又有别树一帜者，西岸下游则淮军、奉天军、山东军、山西军，后又添湘军及各省军，仓猝调集，且不归宋祝帅统辖，自来军务之散乱无纪，莫过于此矣！九连城即在鸭绿江西岸，为朝鲜入中国大道，刘子征总戎扎营数座，若防城然。而不虞上游数十里，旗营见敌即退也，子征军虑敌抄后路，遂全军弃辎重宵遁，宋祝帅营亦不能守，因退百里驻凤凰城，孰知凤凰城又有他军惊溃，抢掠民财，致焚市廛，可恨也！
    周馥、袁世凯都是李鸿章责令赴前敌办理粮台及转运事宜的，范肯堂虽为幕宾，但既有粮台差使，亦可被派出关，而李鸿章并未让他身蹈危地。若此而犹求去，未免负义。
    但到了冬天，范肯堂毕竟离开了天津。此行送长女孝嫦于归陈氏，作客武昌按察使署，署中有陈友谅墓，作诗以吊，而与陈散原唱酬之作，弥见情挚。《散原精舍诗》始于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在此以前的诗，集中未收，差幸肯堂有诗，略存散原此时的心境。有一首，题作“余以岁暮疾，还里，濒发而为风浪所阻，乃又喜与伯严兄得稍聚也。抚事有赠”。诗是两首七律：
    爱极翻成无不舍，归心忽断喜心回。故知雨雪为期会，转借风波尽乐哀。家有疗饥田二顷，吾当烂引子千杯。茑萝攀附寻常事，鹤与长松万古陪。
    起句极深挚，非情到至处不能道。结语轻婚姻而重友道，以松鹤相喻，期许甚高，自许亦不浅。
    海内飘摇千数公，更能坚许两心同。独成一往翻怜昨，乌有千秋果慰穷。醉把文章传作笑，谈将身世渺浮空。淹留弗渡君真善，终恐岷江不再东。
    诗中颇有牢骚，而此牢骚亦两心所同。将归之前，肯堂夫妇有诗别婿女，其夫人出于桐城姚氏，贤而能诗；肯堂诗题是“内人有诗别女，吾亦不可无以诒师曾也，遂次其韵”。诗仍是七律两首：
    平生冰玉有余音，不觉推移望汝深。如此妇翁应可意，向来儿女未关心。圣谟漠漠精犹粲，人海茫茫血见忱。万事不如文尽写，几年燕楚对披吟。
    乃园梅萼万千枝，寒雨江城入梦思。毕竟宦游渺如寄，不如心赏净相宜。明时家国方忧患，历劫文章有陆离。再见飘摇定何处，怀贞履道不须疑。
    此诗明为“师曾”，其实亦是劝慰散原。成行之日，又有诗别散原：
    余独何为惜今日，支离撼顿一逢兄。寒江照此双心合，夜雨怜渠独角成。六籍死灰拼葬送，八方兵气忽峥嵘。谈余低首乘流去，窃把君诗海上城。
    结语以此去携有散原诗集之故。“六籍”即六经，“六籍死灰拼葬送”当是用荀粲的典故。
    《魏志·荀彧传》注：“《晋阳秋》曰：‘荀粲好言道，常以为子贡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然则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粃。’”肯堂诗中的“死灰”亦犹“糠粃”，虽葬送无所惜。但天道究竟为何？非起孔子于地下而面叩之，不可得闻。此即散原诗中“汝舅还成问孔篇”的由来。诗乃写示陈师曾，令过通州特呈肯堂，此“汝舅”无疑地是指其“外舅”。
    散原与肯堂酬唱的诗作甚多。光绪二十九年冬天，肯堂有金陵之游，作诗甚多，不索和而散原自和，不特交情，亦以气味相投，所以感应既深且切。肯堂有一首七律：《与刘聚卿晤谈后，归而大雪，为诗记之》：
    刘郎胆略真堪羡，直向欢场券一年。嗟我百忧消雪后，也知生事艳春前。宫中待衍鱼龙戏，巷曲相呼羊酒天。倚遍薰笼忘瑟缩，小儒亦自负吟肩。
    此诗诙诡，当是别有本事在内。散原和作云：
    偪仄江南无可语，只余残泪洒残年（自注：由南昌返金陵便得席氏女弟凶讯。按：散原之妹，嫁席宝田之子）。况当夜雪园亭畔，更觅吟魂几榻前。万古酒杯犹照世，两人鬓影自摇天。痴儿未解寒灯事，任咤尖叉合比肩。
    散原既和，肯堂相酬，其诗如下：
    百国洋洋尽东作，嗟余蹇蹇未除年。曾无寸土关生事，亦自安心到眼前。见说蝗蝻深入地，思量蟊贼岂由天？西山来日春如海，君看陈良锸荷肩（按：诗题有说明：伯严谓我来岁当垦西山）。
    散原得此酬作，有《雪夜再和肯堂兼感近事》诗：
    拂衣世上百十事，放艇江南三四年。几共子吟狂雪外，独看谁卧短檠前？倾杯自照尾闾海，呵壁都成鳞甲天！莫便唏嘘对檐树，明朝饥鹄噪随肩。
    此四首诗的含义，须与另外四首诗合看。与此同时，肯堂有《感愤题金陵》两绝：
    六代偏安真不易，五朝四姓尽人豪。当关不有强梁手，卧榻能容揖让高？
    衣冠文弱君休笑，烟水南朝性所钟。正作清谈皆老佛，要知斯世已黄农。
    此诗借古喻今，所咏为南朝的故事。“五朝”为前五代宋、齐、梁、陈、隋，但隋都长安，故知此“五朝”乃指东晋、宋、齐、梁、陈。
    东晋为司马氏，宋武帝刘裕，齐高帝萧道成，梁武帝萧衍与道成同族，陈武帝陈霸先。此即所谓“五朝四姓”，而“豪”字并非美称。《史记·陈馀传》：“于此时不成封侯之业者，非人豪也。”是则篡弑相寻，与被篡者之是否失德无关，只以个人欲求富贵而已。
    实为篡弑，而欲居禅让之名，则非有效的威胁不可。被篡者迫于情势，知天下不保，无可奈何之中，唯有拱手而取揖让的高名。此在“五朝”之中，事凡两见。
    一是梁之篡齐。高帝萧道成在位四年，传武帝颐，颐传郁林王昭业，不逾年为其族叔萧鸾所弑，是为前废帝。昭业之弟海陵王昭文继位，又不逾年为萧鸾所弑而自立。
    郁林王、海陵王的荒淫无复伦理，为史所无，几令人无法置信。萧鸾夺位称明帝，杀萧道成嫡系的子孙，几无遗类。在位五年而死，传子宝卷，年十九为帝，其荒淫无伦理，一如郁林、海陵。史载：“明帝临崩，嘱以后事，以郁林王为戒，曰：‘做事不可在人后。’以郁林不杀萧鸾也。”宝卷既受父教，因此诛戮大臣为常事。但除此一事以外，宝卷是一逆子，父殁不哭，道是喉痛。好嬉戏则如童騃，为捕鼠达旦不倦。又好出游，一月达二十余次之多。
    有一次宝卷入游乐苑，人马忽惊，宝卷便问：“朱光尚何在？”据说此人目能见鬼，找他来就是要问他，是不是有鬼魂作祟，以致惊了坐骑。
    朱光尚说了鬼话：“曩见先帝大嗔，不许数出。”宝卷大怒，拔刀与朱光尚去找他先死的父亲。朱光尚原是说鬼话，借以进谏，何能找出明帝萧鸾的影子来？
    于是宝卷用菰草缚了一个人形，穿上明帝的服饰，北向而斩草人之首，亦就是砍他父亲的脑袋，而且悬乐苑以示众。还有个为人艳称的典故“步步生莲”，即是宝卷为其爱宠潘妃所设计的一个花样。
    宝卷在位两年，为臣下王国珍所弑，是即废帝东昏侯。萧衍其时镇守襄阳，回师靖乱，迎立宝融，是为和帝。不久，和帝禅位萧衍，改国号为梁。
    其后侯景篡梁，亦出以禅让的形式，而揖让的梁武帝，竟饿死台城。诗咏六朝，题作“感愤题金陵”，自是喻今的言外之意，而其意何在，骤难索解。
    倘谓关乎时事，则玩味诗意，应是江督之争。按：张之洞于刘坤一出关督师时，曾署江督。光绪二十一年年底，各自回任，二十八年九月，刘坤一殁于任上，仍由张之洞署江督。论资历张应真除，他本人亦颇有意于此，因为江督领南洋大臣，局面较湖广为宽，以“八表经营”自期的张之洞，更有展布的余地，不意一年之后，突以滇督魏光焘移两江。据沃丘仲子《近代名人小传》记：籍隶湖南邵阳的魏光焘，原是个厨子，从左宗棠西征起家。甲午之战时，是湖南藩司，带兵四营，随吴大澂出关，见王湘绮《游仙诗》中“南岳真妃首降坛”句下自注。及至兵败而回，吴大澂得翁同龢之力，竟得回湘抚任。而魏光焘的运气更好，不数月得擢陕西巡抚，庚子年勤王，更一跃而为云贵总督。据说他通过曾经使俄的王之春的关系，走了荣禄的门路，由偏远的滇督移调江督。魏光焘自顾何人，不敢到任。到了第二年春天，张之洞内召，魏光焘才到两江接事。以此一段史实看，魏光焘自是“人豪”，而他“当关”的“强梁手”，便是荣禄，此所以张之洞不能不在两江“鞠躬下台”。但此事已成过去，范肯堂不应于此时有“感愤”。
    《感愤题金陵》是两首七绝，第二首：
    衣冠文弱君休笑，烟水南朝性所钟。正作清淡皆老佛，要知斯世已黄农。
    前两句是自道，第三句为当时江宁官场的风气。魏光焘颇有无为而治的光景，近乎老庄。末句“黄农”指黄帝、神农氏，《史记·伯夷传》：“黄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兮？”据《索隐》：“言羲农虞夏，敦朴禅让之道，超忽久矣，终没矣。今逢此君臣争夺，故我安适归兮？”由此而观，肯堂的“感愤”是一己之事，虽与江督之易人有关，却非为张之洞抱不平。
    按：范肯堂于张之洞初署江督将回任时，有《香涛尚书将移镇湖广，而余从之乞近馆，再呈二诗》七律两首。第一首结句，“韩书之上吾能耻，华发凄其不可言”；第二首结句，“正苦低回惜同命，断无长铗向君弹”，其情甚窘，其言甚苦。而诗末有自注，“余之来，尚书实招之，乃淡交既接，而毁言日闻；故亦聊有所云，以观其俯仰”，是故《感愤题金陵》当是感愤其个人得失。
    肯堂南归后，既谋两江馆地而不得，复以他的同乡广东巡抚许振祎的邀约，决定游幕岭南。其时为庚子年夏天，哪知刚到广州，即奉旨裁去督抚同城的广东、湖北、云南三缺，许振祎因而去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肯堂折回上海，另谋出路，其意仍在江南。到了九月间戊戌政变已过，一切新政，都成陈迹，京内外所裁各衙门，尽复原状，不过广东巡抚变了鹿传霖。鹿是张之洞的至戚，少不得有人替他筹划，复去广州。
    其时由于百日维新，归于泡影的一番朝局大变更，凡思想稍稍开通，有“新党”之嫌者，走避江南的很不少，大都住在上海，托庇于逻卒所不及的“夷场”之内。此辈与肯堂气味相投的很不少，因而他亦淹留十里洋场，颇得友朋之乐。
    及至二十五年十一月间，两广总督谭钟麟以疲老罢任，而京中端王载漪及假道学徐桐，以及比徐桐略胜一筹的承恩公崇绮，以端王之子溥儁为东宫变相的“大阿哥”。而在慈禧面前，能够与顽固派争一日之是非者，另有一个荣禄，其势甚孤。老谋深算的李鸿章，看出风色不妙，朝中还有大波澜，决意远避是非之地，因而以迂回的方式，自告奋勇，愿出镇两广。荣禄力赞其成，几番深谈，取得默契，一旦有事，内外相维。李鸿章乃于二月十八日，在广州接任。
    此时的范肯堂很矛盾，一方面不愿求李鸿章，另一方面又愁李鸿章不找他。这样在上海蹉跎到第二年三月，终于绝望，回到通州。在此寄居上海，侘傺无聊的日子中，却有许多好诗，有《除夕诗狂自遣》两首，可与陈散原论范肯堂庚子天津玩月诗对看：
    岁岁年年有更换，不见留光可稍玩。惟独今年除未除，雄诗百首长为伴。人言诗必穷而工，知穷工诗诗工穷。我穷遂无地可入，我诗遂有大能通。
    我与子瞻为旷荡，子瞻比我多一放。我学山谷作遒健，山谷比我多一练。惟有参之放练间，独树一帜非羞颜。径须直接元遗山，不得下与吴王班。
    此诗自述其诗的取径、特色、抱负，以及进境的由来，语直而深。“吴王”自是指吴梅村、王渔洋，路数不同，无可与班，而著二“下”字，自得之意可见。“径须直接元遗山”，则一笔扫过明朝的诗翁，“前后七子”皆未在肯堂眼中。
    肯堂自光绪廿六年庚子三月回通州后，不久即有拳匪之乱。当祸机刚发时，散原有丧父之痛，而肯堂亦居岳父之丧，但仍赴南昌西山，助散原料理丧事。陈右铭的墓志铭，即出于肯堂的手笔。散原的至交而兼至戚，计得两人，一为范肯堂，一为俞恪士。而与肯堂由于气味相类、境遇相似，诗文的造诣又在伯仲之间，惺惺相惜，其情尤深且挚。
    癸卯以后，肯堂在通州办学，往来于江宁。办学之时，“一日而得匿名书盈寸”，并不顺利。而且此时身体很坏，所赖以滋润心灵的，无非友朋之乐，而常到江宁，一半亦是贪恋钟阜之南，与至交载酒清游，暂忘侘傺。但似仍不免为人所嫉，《感愤题金陵》第二首，仿佛有明志之意，“衣冠文弱君休笑，烟水南朝性所钟”，道其本性偏爱江宁；“正作清谈皆老佛，要知斯世已黄农”，词旨微妙，意中似责似讽，其盘踞要津，莫以“清谈老佛”，装作看破色相以鸣高。须知潮流所趋，大讲立宪，即回复三皇揖让禅代的时代，政由民主，未见得能长此盘踞要津。
    我这个说法，并无本事作佐证，实在亦只是细参肯堂当时境遇，自然而然产生的一种感觉。不过，散原步韵的两首诗，却颇有勿作奔竞的讽劝。“笑啼自昔成千劫”，言宦途的险巇；“性命于今值一豪”，言历经千劫而此身无恙，本事不小，还是件值得自豪的事；“犹许区区豁双眼，雪泥没踝酒旗高”，劝肯堂乐观，自适。
    “我还又到兴亡地，微觉孤檠拥万钟”，言不卷入政治漩涡，是最可贵之事；“蚁视玄黄参一解”，道其个人对世事的看法是单纯的，不必与人争什么是非曲直，归隐著书，最为高尚。故特拈黄梨洲、王夫之二人，以为可作楷模，“而农”是王夫之的别号。
    散原的讽劝，可确信其为由衷之语。因为他本人即有回西山开垦做隐士的计划，如前引肯堂诗“伯严谓我，来岁当垦西山”可证。
    因此，肯堂《与刘聚卿晤谈后，归而大雪，为诗纪之》一诗，玩索的重点，不在诗之内容，而在何以肯堂要写这一首诗。言为心声，心里想说的话，在他人看来，有无意味是一回事，为什么想说这些话，又是一回事。
    肯堂此诗，制题及内容皆有隐晦，大致是在刘聚卿处，有过一番征歌逐色的韵事。看“倚遍薰笼忘瑟缩，小儒亦自负吟肩”的句子，则声色移人，已有不能忘情者。而诗中有艳羡刘聚卿之意，亦隐约可窥。
    提到刘聚卿，不妨附带一谈。此人名世珩，字葱石，安徽贵池人。其父刘瑞芬，为李鸿章早年跟洋人打交道很得力的一个助手，曾督办厘金，署理过两淮盐运使，当过上海道，都是很肥的差缺。光绪十一年曾充驻英公使，回国后擢升广东巡抚，殁于任上。
    刘聚卿袭父余荫，拥赀甚丰。本人在两江、在湖北以道员候补，与端方气味相投，当过好些好差使。为人风雅，富于收藏，最有名的是“双忽雷”。唐文宗时，有个宫女姓郑名中丞，死而复苏，此宫女名奇事奇，在当时便很出名。因此，她的两面琵琶，在当时是名物，流传经过，班班可考。
    这两面琵琶名为大忽雷、小忽雷。到了康熙年间，小忽雷落入《桃花扇》作者孔东塘之手，因而作传奇四阕，即名《小忽雷》。
    乾隆以后，小忽雷归成亲王收藏，又辗转落于有名的藏书家刘喜海之手。刘有女嫁四川华阳卓秉恬，以小忽雷陪嫁。卓秉恬字静远，号海帆，别署小忽雷斋。道光二十一年入阁，刘聚卿记双忽雷文中的“海帆相国”，即指卓秉恬。他之获得小忽雷，即由卓氏后人所转让。其时京中有琴师张瑞山，藏有大忽雷，刘聚卿以重价购得。大小忽雷，经九百年散而复聚，传为艺林佳话，刘聚卿特请林琴南画一《枕雷图》，别署“枕雷阁”。
    刘聚卿有个女婿，大大有名，即袁世凯的高丽夫人所出的袁寒云。寒云的内兄，也就是刘聚卿的儿子，名叫刘公鲁，是个“遗少”——清朝的官，入民国不仕，优游林下，被尊为“遗老”，遗老之子，虽未做过清朝的官，居然亦“耻食周粟”，口不离“皇上”，年纪轻轻，脑后拖一条辫子，招摇过市，不以为怪，无以名之，称之为“遗少”，刘公鲁就是这样一个人。
    刘公鲁多年一直住在苏州，以出卖先人的收藏，度其抽鸦片、玩古董的悠闲生活。民国二十四、二十五年，双忽雷抵押于美国，得款三万，当时古物保管会以及其他有心人，大声疾呼，要求赎回这两件宝。此后如何，不得而知。
    范肯堂那两年在江宁，与刘聚卿常相过从，诗集中有《题刘聚卿晋义熙铜鼓拓本》《聚卿招饮，恰与去年雪后之招为一周岁》等诗。刘对范有所馈赠，亦是可想而知的。其时散原亦住江宁，但与刘聚卿似少往还，或者气味不甚相投之故。
    肯堂殁于光绪三十年冬天，陈散原有三首极哀痛的挽诗，最后一首中提道：“维嫡学东瀛，实子所爱婿。”即指陈师曾。师曾名衡恪，为散原长子，多才多艺，而画名最著，山水、花卉、人物，无所不工。黄秋岳在《花随人圣庵摭忆》中有记：
    民国六七年间，记有某省水灾，都人士聚议，各出金石书画展览助赈。师曾因读画图，尽绘展览游客往来玩赏之状，几案缥缃外，人物可二十许，眉目衣服，各有所肖，某也瘠，某也颀，某也御厚衣，某也短髭俯案，审者一望脱口呼其姓名，莫不拊掌叫绝。又为妙峰山进香图，绘同游形状及林壑扰扰之态，亦绝妙。此图为任公先生所得。又为美人弹箜篌图，美人颀颀，衣绛绡，抱箜篌而弹，笔意雄厚。或观而疑其名。予案师曾所画不谬，箜篌有手箜篌、擘箜篌两种。《旧唐书·音乐志》：“竖箜篌，胡乐也，汉灵帝好之，体曲而长，二十有二弦，竖抱于怀，用两手齐奏，俗谓之擘箜篌。”是也。今日本正仓院尚存仿制品，师曾曾留学日本，必睹其形。此画日人亦叹赏之。
    其作画又喜采风，描写惟妙惟肖，所为《北京风俗画册》三十四种，茫父各缀一词，艺林传宝。三十四种者，一旗下仕女，二糖葫芦，三针线箱，四穷拾人，五坤书大鼓，六压轿嬷嬷，七跑旱船，八菊花担，九煤掌包，十磨刀人，十一蜜供担，十二冰车，十三话匣子，十四掏粪夫，十五山背子，十六二弦师，十七丧门鼓，十八赶驴夫，十九火媒掸帚，二十老西儿，二十一泼水夫，二十二算命子，二十三觱篥手，二十四橐驼，二十五慈航车，二十六喇嘛僧，二十七糕车，二十八人力车，二十九顶力，三十烤番薯，三十一墙有耳，三十二大茶壶，三十三执事夫，三十四打鼓挑子，此皆旧京街头巷尾习见之诸等角色也。
    这三十四种人物中，黄秋岳有所诠释：
    压轿嬷嬷：喜事所有（按，即伴娘之类）。
    山背子：背一高可数尺之竹篮于背，内盛物以走山路者。
    火媒掸帚：以纸媒供人吃水烟，以掸帚为人扫拂者。
    老西儿：鸟名，最善斗。
    慈航车：乃收私胞者，额标曰“陆地慈航”（按：即由善堂派出，专收弃婴的车子）。
    顶力：以肩顶承物，俗呼“抗肩”。
    墙有耳：师曾言，茶馆门外窃听者之名。
    大茶壶：妓寮夫役之魁。
    打鼓挑子：收买什物者。
    又童轩孙先生所著《文化城故事》中，收“昔日旧京画坛景象”，第一个所刻画的面谱，即是陈师曾。他说：
    陈衡恪（师曾）早享盛名，在我能领会国画门径的时候，他不久即谢世。他的画除山水花卉之外，我喜欢他的小品，如“旧京风俗谱”，即以歌咏北平民间生活的“竹枝词”做题材，类似漫画的风格，却比日本幕府时期有名的风俗画家（浮世绘）安藤广重之流所画的“江户各所”，其雅俗不同远甚。白石翁初到旧亭，得自陈师曾的延誉居多，也就是他劝使白石翁另创风格，自树一帜，才有以后的转变。陈氏在那个保守时代，已着眼于欣赏创造，其见解自属难得。
    上引文中提到的“旧京风俗谱”，应就是黄秋岳所记的《北京风俗画册》，所谓“茫父各缀一词”，即是“竹枝词”。茫父姓姚，单名华，贵阳人。曾在清华大学教国文，诗画之外，兼长书法，以“三绝”见重于时。
    《文化城故事》中另一文《暮年师傅与一代画师》，提到齐白石刻印，引叙陈师曾赠齐之诗：“曩于刻印知齐君，今复见画如篆文，齐君印工而画拙，皆有妙处难区分。”师曾能于拙中见妙，可见其眼光不凡。
    其时旧京画家分新旧两派，旧派中又有创造、保守之分，门户之见极深，但对陈师曾皆极友好，足以知其气度。他也曾刻印，黄秋岳誉之为“笔画雄杰，平视缶庐”，造诣竟可比之吴昌硕。
    黄秋岳又记：
    又前人集词为联，多摘四字八字为偶对，至多十余字，师曾始专集姜白石词为长短联语数十。记尝一日遇予，举《扬州慢》中“波心荡，冷月无声”，谓可对《琵琶仙》“春渐远汀洲自绿”否？此联后竟辑成，惊采绝艳，即任公先生后此所举者也。师曾之殁为骤患腹疾，讣至，知者罔不怆然。记尔时追悼在江西会馆，予挽一联云：“道边踯躅一诗癯，京国十年，赠画忽怜难再得；天上凄凉此秋夕，钟山一老，寄书不忍问何如。”颇诵于人口。时散原先生居南京二条巷。平生所为联语，何啻数千，此或赖师曾以传也。
    陈师曾殁于民国十二年。《散原精舍诗》中，并无哭子诗，直至下一年陈石遗长子公荆病殁，散原始于挽诗中略抒悲痛。诗是七律：
    残年未减思儿泪，今与而翁共此悲。我只吞声延气息，而翁犹及费文辞。互为药误天难问，独许才强世所期。料得九冥怜二老，兵戈相望更何之？
    陈师曾之死，是艺术界极可惋惜之事，因为不但他的艺事必成大家，更重要的是以他的性情、修养，以及在艺术上不断求新的旺盛的创造欲，充分具备了画坛领袖的条件。此人不死，我相信其后的南张北溥亦不能不俯首降心。
    但在陈散原，长子之死，悲怀是可以排遣的。因为他有五子之多：除衡恪外，以次为隆恪、寅恪、方恪、登恪。第三子寅恪，更是陈家白眉，被公认为近世学人中最渊博的一位。
    当世谈陈寅恪，了解之深自无过于俞大维先生，他们是表兄弟而兼郎舅，在美国哈佛大学、德国柏林大学连续同学七年，在《谈陈寅恪先生》一文中说：
    “国史”乃寅恪先生一生治学研究的重心。对于史，他无书不读，与一般看法不同处，是他特别重视各史中的志书……他也重视“三通”，三通序文，他都能背诵。在国学以外的学问，寅恪先生在美国哈佛大学，随lanman学习梵文与巴利文两年；在德国柏林大学随lueders学习梵文及巴利文近五年。回国后，在北平他又与钢和泰继续研究梵文四五年。前后共十余年，故他的梵文和巴利文都特精。
    除特精梵文外，陈寅恪通十数国语文，其与中国历史有密切关系，甚至目前几已失传的部落文字如西夏文等，亦无不通晓其意。总之，陈寅恪可能是古今中外识字最多的一个人。我觉得他的亲旧门生应该切切实实作一检核，提出证据，申请列入专载各种世界纪录的专书中。这个纪录绝非跳舞多少天不停，或者机器脚踏车跃过多少辆巴士之类，可凭体力上的坚持，或者苦练，或者某种天分能够创造的，可能是个永难打破的纪录。陈寅恪的学问，固不以语文见长，但即此一端，足以不朽，亦为华夏之光。
    然则须问：陈寅恪为什么要学这么多种语文？是不是对此方面有特别浓厚的兴趣？为想通晓某种语文，而学此语文？果然如此，就没有什么道理了！清初理学名臣汤斌说过一句非常深刻的话：“平时袖手谈心性，亦是玩物丧志。”（大意如此）陈寅恪如果只是满足一己的兴趣，而穷年累月，沉溺于各种为用不广的语文中，学是学通了，对人生、对社会并无多大贡献，其情毋乃类此？
    陈寅恪不是！他之学习各种语文，唯一的目的，是要尽其流变。陈哲三在《陈寅恪先生轶事及其著作》一文中说：
    有时先生也叫我们喝葡萄酒，我们便问其来历，他于是把葡萄原产何处，原名什么，葡萄酒最早出现何处，称什么，何时又传到何处，一变而为何名，如此这般，从各国文字演变之迹，看它传播之路径。
    这个小故事，是个很好的注脚。总之，陈寅恪学各种语文，目的在求得史学的工具，尤其是陈寅恪所致力的以隋唐史为中心的中古史，是中外关系交互影响最复杂、最深刻的时期。所以他所需要的“工具”特多。而这些“工具”只有他有，只有他会用，其贡献是世界性的。陈哲三的文章中又有一段：
    俄人在外蒙发掘到三个突厥碑文，学者纷纷研究，但均莫衷一是，不懂不通。陈先生之翻译解释，各国学者，毫无异辞，同时叹服。唐德宗与吐番之“唐番会盟碑”，许多学者如法国之沙畹、伯希和等人，均无法解决，陈先生之翻译，也使国际学者满意。
    再举个例子，陈寅恪并非语言学专家，但他的《四声三问》一文，专家亦不能不拜服。而据劳榦在《忆陈寅恪先生》一文中说：“《四声三问》那一篇，证明中国语言，虽然本有四声，而能以发现四声的，还是靠梵文的启示。”
    陈寅恪与其两兄先留学日本，民国七年再次放洋，万里负笈，纯为求学，慕名而往，登堂旁听，不求学位，不计时日。学已大成，并已享名于国际。民国十三年任教于哈佛大学的赵元任，将应聘回国，哈佛当局即属意陈寅恪接赵之手，但清华大学校长、上海圣约翰出身的曹云祥，竟不知有陈寅恪其人。
    陈哲三记陈寅恪于民国十五年应清华之聘，任国学研究院导师事甚趣。“五四”以后，提倡科学与整理国故的呼声，并皆响彻云霄。国学研究所虽由北大首创，但北京国立八大学，经费拮据，弦歌辍时，唯独隶属外交部的清华，经费独立，基础深厚，校长曹云祥于民国十三年秋，计划将作为留美预备班的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设大学各学系及国学研究院。此一计划获得有利的反应后，曹云祥即请胡适之先生代为设计国学研究院的组织。
    据蓝文征《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始末》记：
    胡氏略仿昔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为研究院绘一蓝图，其特点为置导师数人（不称教授），常川住院，主讲国学重要科目，指导研究生专题研究，并共同治院；置特别讲师，讲授专门学科。后来研究院的规章，大致即本此蓝图。曹校长敦请胡氏为导师，胡氏很谦逊地说：“非第一流学者，不配做研究院的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去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
    曹云祥接纳建议，首先亲自登门去请王国维（静安），不想碰了个钉子。陈哲三记：
    王先生不答应，曹回来找胡，胡说有办法。原来当时王先生在清宫教溥仪，所谓“南书房行走”，于是胡找溥仪，溥仪劝他，王先生仍然不愿去，因为清华为洋学堂。溥仪没法，只得下了一道“圣旨”——这圣旨我在王先生家看到了。很工整、红字（作者按：据此则为“朱谕”，较承旨所拟的“上谕”，其约束性更高）。王先生没法，只得去了。梁先生也就了。王、梁一就，章太炎便不就，因为章在日本时，常和梁打笔墨官司。另外章反对甲骨文，说那是商人假造，信它的是妄人。其实梁、王都很诚恳，希望他去的，但他终究没去。
    按：据陈哲三所记，胡先生推荐者共有四人，另有罗振玉。此说可能不确。胡先生一向注意人品，以罗振玉之不堪，有辱师道，胡先生恐不致冒此大不韪。
    至于王国维因为在“南书房行走”，而“清华为洋学堂”故不愿应聘，以及胡适之找溥仪下“圣旨”给王国维等等，为溥仪自传所不载。据溥仪自己说，他跟胡见过两次，第一次是故宫新装电话，溥仪从电话簿上找到杨小楼与杂耍名家徐狗子家的号码，拨过去开了一阵玩笑。后来就打给胡适之，自道是“宣统”，胡则称他为“皇上”。此后胡为了求证，托溥仪的英国“师傅”庄士敦，介见溥仪，并未磕头。第二次是溥仪出宫以后，胡主动去见他，劝以果断，勿受左右包围。并未提到胡请他劝王国维到清华教书。但陈哲三文中提到有此“朱谕”，自然可信。
    但说王国维不愿应聘，原因恐怕不在王国维为“南书房行走”，而在“清华为洋学堂”。王国维自己在日本留过学，一代通儒，何恶于洋？其次，王国维亦不必有此“愚忠”，尽其“南书房行走”的职司，连书都不肯教。我很疑心，如王不愿就，必出于罗振玉之“不准”。因为据溥仪说，王国维在“南书房行走”，不但替罗振玉“当值”，而且是罗的耳目。因此，王如到清华教书，对罗不仅不便，而且不利。
    陈哲三提到陈寅恪应聘清华，是这样说：
    十五年春，梁先生推荐陈寅恪先生，曹说：“他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先生气了，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接着梁先生提出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名教授对陈先生的推誉。曹一听，既然外国人都推崇，就请。民国十五年秋天陈先生到校。
    陈先生演讲，同学显得程度很不够，他所会业已死了的文字，拉丁文不必讲，如梵文、巴利文、满文、蒙文、藏文、突厥文、西夏文及中波斯文非常之多，至于英、法、德、俄、日、希腊诸国文更不用说，甚至于连匈牙利的马札儿文也懂。上课时，我们常常听不懂，他一写，哦！才知道那是德文，那是俄文，那是梵文，但要问其音，叩其义方始完全了解。研究院主任吴宓风雨不误，一定来听讲，助教来，朱自清来，北大外国教授钢和泰也来，其他大学的学生教授不来，因为听不懂。
    清华国学研究院，由于王国维之自沉于昆明湖，以及梁启超的辞职，续聘导师如章太炎、陈垣皆不愿就，而主事者又不肯降格以求，因而于民国十八年夏季结束。陈寅恪则仍任教于清华，为唯一的由中文系、史学系合聘的教授。北大本亦想聘他开课，陈寅恪住在清华西院教授宿舍，由海淀进城到北大，坐汽车须四五十分钟，陈寅恪惮于路远，亦觉时间浪费在路上可惜，所以坚辞。但每逢他在清华上课，北大学生从城内赶来旁听的极多。陈寅恪的学生许世瑛，记其受业的情形如此：
    寅恪师学问渊博而精湛，有许多的教授也经常来旁听，清华园中的人，凡有疑难不能解的问题（属于文学和史学的）都向他请教，他一定会给质疑的人一个满意的答复，所以大家都奉他为“活字典”“活辞书”。他讲授佛经文学、禅宗文学的时候，一定用一块黄布包了许多那堂课所要用的参考书，而讲其他课程，则用黑布包那些参考书。他很吃力地把那些书抱进教室，绝对不假手助教替他抱进来。下课时，同学们想替他抱回教员休息室，他也不肯……他讲课都是讲他的心得和卓见，所以同一门课可以听上好几次，因为内容并不全同。他最令同学们敬佩的，就是利用一般人都能看到的材料，讲出新奇而不怪异的见解。大家听完以后，都会有“我们怎么竟想不出”的感觉。
    他在西南联大时，依旧保持着“教授之教授”的崇高地位，笔名“今圣叹”者记：
    在清华及联大之课堂上，除选修之学生外，旁听者自文学院长冯芝生，至文学、史学系教授，多有按时来后座旁听者。先生衣长袍大马褂，以微带湘音之北平话随写随讲。安徽刘叔雅（文典）先生尝于战时誉西南联大之文学院（实则讽刺全国各大学）只有两个半真正之“教授”，曰寅恪先生，曰冯芝生（时任文学院长，叔雅先生列之于榜，盖未能免俗也），其半个者，则叔雅先生夫子自道也。
    冯芝生即冯友兰，“今圣叹”谓其在当时已是“名大于实”。在今日，则为北平的“四大不要脸之一”。以个人遭际而论，王国维的自沉及陈寅恪的抑郁以终，皆是至可痛惜之事，但视冯友兰之苟活，则又是不幸之大幸。
    关于陈寅恪治学的方法与经过，在前文中虽有逐一检点的全盘介绍，但了解最深刻的是他的高足劳榦：
    寅恪先生治学的范围，据我所了解的，在欧洲时治学集中于欧洲诸国文字，梵文及西域文字。回国以后，就集中在本国历史，尤其是魏晋南北朝至唐的制度方面，再就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来说，梵文及南北朝唐代制度更是重点中的重点。若就梵文和南北朝唐代历史比较，寅恪先生似乎侧重于南北朝唐代历史方面。寅恪先生对于梵文是下过深厚功力的，他的功力之深在全国学人之中，更无其匹。不过，他站在中国学术发展的立场，权衡轻重。他觉着由他领导南北朝唐代历史的研究，更为急需。所以他放弃了独步天下的梵文知识，来在南北朝唐代历史集中精力。就他所发表的研究成果来说，他的确能见其大。其认清了政治和文化的主流来做提纲挈领的工作。唐代诚然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朝代，可是真正下功夫做工作的并不多。至于南北朝历史，更是一片荒荆蔓棘之中开出大道来，今后南北朝及唐代的研究无论怎样的开展，他的开创的功绩确实不容疏忽的。
    陈垣的弟子牟润孙的看法相似，他指二陈——陈垣、陈寅恪治学方向的改变，是感于“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难日重，“援老于是注意到民族气节，寅老于是讲政治制度。两位先生都不再专治考据，而讨论大的问题”。牟润孙并认为二陈“是要好的朋友，常在一起谈学问，他们二位在思想和治学上，一定会互相受到影响”。事实上，他们治学的基本方向是相同的，陈寅恪致力于探讨佛教由印度传入，以及胡人之大量渗入汉族，对于南北朝、唐朝在文化、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而陈垣的成名作是《元西域人华化考》，岂非异曲同工？
    陈寅恪最重要的著作，无疑的是《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这两部书的篇幅都不大，商务印书馆的人人文库收有此两书，那种既小又薄的袖珍本，就表面看，怎么样也无法想象它是“巨著”。
    隋唐为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一个朝代。隋虽二世而终，但开国时至为富庶。李唐传世三百年，典章制度几无不同，陈寅恪以为可视作一体，故相提并论。他在叙论中说：
    夫隋唐两朝为吾国中古极盛之世，其文物制度流传广播，北逾大漠、南暨交趾、东至日本、西极中亚，而迄鲜通其渊源流变之专书，则吾国史学之缺憾也。
    陈寅恪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即在弥补此一缺憾。唐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以我看，没有其他朝代可及。承先启后，保存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且光大了汉族，乃有宋明之世。中国的文化是不会亡的，但汉族的地位，则确因隋唐而得提高。但隋唐的典章制度，继承自南朝者少，渊源于北朝者多。陈寅恪极推重北魏孝文帝，即因保存中国固有文化，孝文帝有极大的功绩。后之治史者，或不免流于偏狭的种族之见，以为汉文化赖异族之保存为可耻，故对孝文帝在历史上应得的突出地位，难免抹煞。由这一点看，陈寅恪的史识、史学，确不可及。
    他认为隋唐的制度，虽极广博纷复，然分析其因素，不出三源：
    一、（北）魏（北）齐——凡江左承袭汉、魏、西晋之礼乐政刑、典章文物，自东晋至南齐间所发展变迁，而为北魏孝文帝及其子孙摹仿采用，传至北齐成一大结集。北魏北齐的制度，旧史往往以为袭自汉魏，其实应包括东晋南朝前半期在内。此为陈寅恪的卓识，亦非陈寅恪不能为此言，因为非对其流变了如指掌者，无法析出何者渊源于东晋南朝的前半期。
    二、梁陈——凡梁代继承创作，陈氏因袭无改的制度，换言之，即是南朝后半期的文物制度，为北朝所未吸收，而隋唐承袭，可补袭魏齐之不足。
    三、（西）魏（北）周——西魏北周的制度创作，既异于北魏、北齐，亦不同于江左的旧制，而实在是关陇区内保存的旧时汉族文化与鲜卑野俗的混合品，亦为隋唐制度的渊源之一，但影响力并不大。
    “隋唐制度渊源”即在就旧史所分的礼仪、职官、刑律、音乐、兵制、财政各目，根据以上三个渊源，指出其流变归趋。而一则曰“略论”，再则曰“稿”，具见陈寅恪治学之谦虚诚笃，真不可及。
    称之为“稿”的原因，陈寅恪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书附论中有解释：
    （隋唐）二代之制度，因时间与地域参错综合之关系，遂得演进，臻于美备，征诸史籍，其迹象明显，多可推寻，绝非偶然或突然所致者也。寅自惟学识本至浅陋，年来复遭际艰危，仓皇转徙，往日读史笔记及收集之资料等，悉已散失；于今以随顺世缘故，不能不有所撰述，乃勉强于忧患疾病之中，姑就一时理解记忆之所及，草率写成此书，命之曰稿者，所以见不敢视为定本，及不得已而著书之意云尔。
    此“附论”实际上是跋，下署“民国二十九年四月，陈寅恪书于昆明青园学舍，时大病初愈”。
    这部书是他在只有极少资料，凭一时记忆，而大病初愈，只为授课需要讲义，迫不得已而写成的。如果是在承平岁月，优裕环境之中，领导一班专家，从容探讨，其成就何可限量。
    即令如此，此书已有无可磨灭之价值，其中创见无数，但有些问题固早存在，答案亦不难探求，只是无人如陈寅恪而已。
    举个例说，在“礼仪”一章中“附都城建筑”，凡对隋唐史或西安（长安）的变迁有所了解者，都知道唐朝的“西京”，宫殿与城市的构筑不符合传统，陈寅恪解释《周官·考工记》“面朝背市”者：“虽谓宫在正中，朝在其南，而市在其北；然仅从宫与市位置言，即是宫位于市之南，或市位于宫之北。”此即所谓“前朝后市”，因为宫殿之前，需要保持庄严整洁，故不能置市于宫前。
    但隋唐的西京不同，宫殿皆偏于北面，大内就其以东的大明宫而言，称为“西内”，大明宫即谓之“东内”，其前西向的兴庆宫称为“南内”，名虽谓南，仍在京城的北半部。
    所以如此者，陈寅恪指出：
    隋创建新都大兴城，其宫市之位置与前此之长安不同，世有追究其所以殊异之原因，而推及隋代营造新都者家世之所出，遂以为由于北魏胡族系之实行性者。寅则谓隋创新都，其市朝之位置所以与前此之长安殊异者，实受北魏孝文营建之洛阳都城及东魏北齐之邺都南城之影响，此乃隋代大部分典章制度承袭北魏太和文化之一端，与其以北魏胡族系之实行性一点为解释，无宁就杨隋一代全部典章制度立论较易可通。
    原来隋建新都，系以洛阳为蓝本。洛阳之重建，始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十月，主其事者为西凉李嵩的曾孙李冲，陈寅恪指出“凉州都邑颇有宫在城北而市在城南之状况”，而李冲又为一“保存乡风土风”的人物，故洛阳之经营，乃具有凉州都邑的风格。
    但我以为陈寅恪指出，李冲营建洛阳，须顾及经济观点一节，见解最为高明：
    魏孝文迁洛原因，除汉化及南侵二大计划外，经济政策，亦为其一。夫迁都既有经济原因，则建置新都之宫阙市场，更不能不就经济观点，加以考虑；洛阳之地，本西晋首都旧址，加以扩充，则城南伊洛二川之傍，水道运输，颇为便利，设置市场，乃最适宜之地。
    事实证明，建置洛阳新都考虑到经济的观点是正确的。陈寅恪引《洛阳伽蓝记》叙城南的情况云：
    宣阳门外四里至洛水，上作净桥，所谓永桥也。永桥以南，圆丘以北，伊洛之间夹御道有四夷馆……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秋，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矣。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门巷修整，阊阖填列，青槐荫柏，绿柳垂庭，天下难得土货，咸悉在焉。别立市于洛水南，号曰“四通市”，民间谓“永桥市”，伊洛之鱼，多于此卖，士庶须脍，皆诣取之。鱼味甚美，京师语曰：“伊洛鲤鲂，贵于牛羊。”
    经济的发展，可以带动外交工作，从古即有先例。陈寅恪此段引叙，在其论证上极有力量。不过，我觉得有一点可以补充的是，李冲营建洛阳，设市于朝之南，渊源自“河西文化”，固为不争的事实；但顾及经济的观点而毅然出此，不复考虑到“面朝背市”的传统，这一超脱的观念，尤为可贵。这也就是魏孝文帝了不起的地方，以及唐承隋制而能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皇都之一的主要原因。传统固然可贵，而能顺应潮流，推陈出新，继承传统而不为传统所囿，务期于至当，则更为可贵。我在想，当李冲设计洛阳营建蓝图时，改周朝以来“面朝背市”的传统，其时必有卫道之士，惊为“离经叛道”，大声疾呼以反对者。及至成效既彰，昔之反对者或者一变而为歌颂，亦未可知。
    由此我又想到目前所争论的中文由左而右的问题，由于传统的根深蒂固，尽管只是少数人抱残守缺，但帽子太大，谁都顶不住，所以只要有一个人“义正词严”地提出责备，有权做决定者，即不免瞻顾。但这种“义正词严”的责备，能维持多久，我很怀疑。
    光绪初年，李鸿章、刘铭传等，倡议造铁路，当时守旧派重起反对。谈到铁路所经，坟墓必须迁移，连慈禧太后亦表示不敢逆民之意，可见这顶大帽子有多大。但二十年以后，无不以造铁路为地方之大利，各省争路风潮，竟演变为革命的洪流。世界大势所趋，现实利害分明，是谁也争不过的。
    照我看，中文由左而右这个问题，跟一百年前的铁路问题差不多。电脑之为用日广，生活方式可能会出现革命性的变化，至少在文化的传播方面，会有突破性的发展，譬如电脑翻译方面的发展，将可打破语言、文字的隔阂。到那时，所有电脑记忆的输入输出，都用由左向右的文字，唯独由右向左的中文，格格不入，即非改不可。譬如车辆行驶，一律靠右，独有一辆汽车靠左行驶，不遭取缔，亦会撞毁。如果当政者有喻于此，应即进行改革。此项改革，不必求其形式上的整齐划一，政府只要在官文书上“以身作则”，听任社会上在此一问题上混乱一个时期，自然而然地会整齐划一。
    这是题外之话，回到陈寅恪的著作上来，我觉得他提出经济的观点，恰好解释了隋唐制度渊源所自的选择性。如“叙论”所述，隋唐制度“不出三源”，然则何以此一制度源自魏齐，彼一制度又源自梁陈？关键所在，即为经济观点。
    在“财政”一章中，陈寅恪指出，唐朝天子往来行幸于长安、洛阳，如李林甫所谓“东西两宫”者，主要的原因在“经济供给”。陈寅恪引《通鉴·唐纪》景龙三年末云：
    是年关中饥，米斗百钱，运山东江淮谷输京师，牛死什八九，群臣多请车驾幸东都。韦后家本杜陵，不乐东迁，乃使巫觋玄君卿等说上云：“今岁不利东行。”后复有言者，上怒曰：“岂有逐粮天子耶？”乃止。
    关中虽富，米谷尚不能供应帝王宫卫百官俸食之需，故必须就食东都，成为“逐粮天子”。这种情况至玄宗时，由于积极推行西北开拓政策，以及官员的增加，更见严重。于是有夔耀卿广通漕道，大建谷仓，从改良运输方法，增加运输数量来解决军需民食的问题，行之虽效，但运输的费用，大为增加，并非至善之策。
    《旧唐书·玄宗本纪》：“开元二十五年二月戊午，罢江淮运，停河北运。”又《通典》载开元二十五年定令：“江南诸州租并回造纳布。”陈寅恪说：
    唐代自开国以来，其人民所缴纳之租，本应为粟，今忽改而为布，乃国家财政制度上之一大变革，此中外史家所共知此也。尝就阅读所及，凡论此改革之文虽颇不少，似尚未有深探此变制之所从来者。不揣鄙陋，试略证论之。
    所论要点有二，即何以罢江淮运及改纳粟为布。陈寅恪论此两端，称为“唐代制之河西地方化及江南地方化”。
    所谓“河西地方化”，即以河西地方的“和籴”制度，引而为中央财政制度。他说：
    关于和籴在当日政治上之重要，表弟俞大纲君曾详论之，兹不复赘（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本第一分《读高力士外传论变造和籴之法》）。今所欲论者，乃和籴之起源及与牛仙客之关系。
    牛仙客以河湟一典史而位至宰相，但相业无闻，则知其特蒙奖擢者，无非因引和籴之法入中央一事而已。陈寅恪论此一段史实，以证明其隋唐制度渊源有三，河西为其一的说法，独具只眼，颇为精审。至“回造纳布”，本为南朝旧制，今亦引为中央制度，则此一部分的“江南地方化”，亦即渊源于“梁陈”，于其“三源”之说亦通。
    此两项制度，至肃宗朝即已不复存在，王船山《读通鉴论》卷二十三“唐肃宗”云：
    自唐以上，财赋所自出，皆取之豫兖冀雍而已足，未尝求足于江淮也。起江淮以为资，自第五琦始。当其时贼据四冀，陷两都，山东虽未尽失，而隔绝不通，蜀赋既寡，又限以剑门栈道之险，所可资以赡军者惟江淮，故琦请督租庸，自汉水达洋州，以输于扶风，一时不获已之计也。乃自是以后，人视江淮为腴土；刘晏因之，辇东南以供西北。东南之民力殚焉，垂及千年而未得稍纾。
    殚东南之民力以养西北，结果是养成了西北民性的“骄佚”。王船山史论的精彩，亦犹如陈寅恪治史的可贵，在穷其流变，一层一层剥到核心的深处。他的话对西北人士似乎过分，但有个特殊的原因，可以求得谅解。这个原因留在后面再谈，先看他的议论。
    王船山认为西北不藉东南，亦可自立。他说：
    自汉以上，吴越楚闽，皆荒服也；自晋东迁，而江淮之力始尽。然唐以前，姚秦、拓拔、宇文；唐以后自朱温以迄宋初，江南割据，而河洛关中，未尝不足以立国。九州之广，岂必江滨海澨之可渔猎乎？
    “自晋东迁，而江淮之力始尽”这句话，在史学是个绝大的题目。我曾有个很大胆的论点，中国的历史自三代至明清，应以东晋分期。历史的重心在民生，亦即经济，而中国的经济重心，西晋以前在黄河，东晋以后南移到江淮。但西北在彼时，绝非后来之西北，人性舍难就易，开发江准较之整顿力省而效宏，因西北与东南在经济形势的距离，越拉越远。劳榦曾盛赞陈寅恪就《桃花源记》中发掘出来的坞堡问题，是史学上一大贡献，确为很精到的看法。东晋以后多聚族而居的“义门”，不与外人相接，并不为外人所知。而此辈多来自西北，舍弃故土，侨寄江东，则西北之日就荒瘠，势所必然。王船山有极感慨的话：
    祖第五琦、刘晏之术者，因其人惜廉隅，畏鞭笞，易于弋取，而见为无尽之藏，竭三吴以奉西北，而西北坐食之。三吴之人，不给饘粥之食，抑待哺于上游，而上游无三年之积，一罹水旱，死徙相望。徒天道之亏盈哉？坐食而骄，骄而佚，月倍三釜之餐，士无再易之力，陂堰不修，桑蚕不事，举先王尽力沟洫之良田，听命于旱蝗而不思捍救，仍饥相迫，则夫削妻骸，弟烹兄肉。其强者弯弓驰马，以杀夺行旅，而睥睨东南，妒劳人之采梠剥蟹也。谁使之然？非偏困东南以骄西北者纵之而谁咎邪？骄之使横，佚之使惰，贪欲可逐，则笑傲以忘所自来，供亿不遑，则忮忿而狂兴以逞……于是国家无事则依中涓、附戚里而不惜廉隅，天下有虞，则降盗贼、戴而不知君父（按：据世界书局排印本，“戴”字下原缺二字，依文义当为“夷虏”，指清朝）。
    王船山对西北人的苛责，诚不免过分，但我们应该理解他那时的心境。明末亡于流寇，而流寇起于关中。李自成米脂人，张献忠延安人，流寇不独亡国，残民亦惨无人理。王船山目击心伤，不觉其言之激切。但平心而论，第五琦、刘晏以后，历代司度支之责者，舍难就易，只贪图责东南财赋之方便，置关中的水利农田于不顾，确是莫大的失策。
    是故，和籴之法，只是分配上的一个良好制度。此一制度奏效，陈寅恪指出，有两个条件：
    和籴者，就地收购农产物之谓，故必须其地农民人口繁殖，有充分之生产，始得行收购之实。隋季西北诸州罹战祸，然休养生息至唐玄宗之晚年，必已恢复繁盛，加以政府施行充实西北边州之政策，故其地遂为当日全国最富饶之区域。
    此为第一条件。陈寅恪引《明皇杂录》，指出其时中国河西“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有此一条件，然后得以实行第二个条件：
    又和籴之法若官所出价，逾于地方时估者甚高，虽可以利诱民，然政府所费过巨，如收购之数量甚多则不易支久，如官方所出价与地方时估相差无几，则区区微利之引诱，必不能使农民自动与胥吏交易。盖农民大抵畏胥吏如虎狼，避之惟恐不及，此则无古今之异，不俟烦言而解者也。是以必带有习惯性及强迫性，和籴之法始能施行有效，而不致病民。考西北边州自隋开皇时已行按户纳粟于官仓或军仓之制，其性质即与白香山所谓“散配人户严加征催”，实无不同。虽西北边州施行贞观义仓之制，已变为一种赋税，而史言西北宿重兵，其地早行和籴，则和籴之法在西北边州谅亦不过依隋代按户纳粟于军仓之制，但略给价，以资利诱，其基本之手续方法似无大异，以上下相习，为日已久，遂能成效卓著也。至元和时关中和籴之法所以变为厉民之政者，盖和籴之法本带强迫性质，以非如是，无以成事，不过值国库优裕，人民富庶之时，政府既能给价，人民亦易负担，故当时尚不视为病民之政耳。此和籴之法所应具备之第二条件也。
    中国从来相信一个说法：“不患寡，患不均。”亦只是着重在分配。其实寡则易不均，即使能均，亦是均贫，不是均富。是故可知，陈寅恪指出此一唐朝财政制度上的渊源，并列出此一制度收效所必具的条件，目的是在促使当政者注意开发西北。
    至于中央财政制度的“江南地方化”，指江南田租改为纳布一事。此一制度，本已存在于南朝，隋唐统一南北，江南的制度便地方化了。及至和籴奏效，西北不须江南供应米粟，则非财政上不须江南支持之谓，所以改为纳布，称为“租布”，转输西北，不但在运输上力费俱省，且亦能满足和籴制度的需要。陈寅恪论此殊为简略，不过指出隋唐制度的渊源所自。同时他在“叙论”中亦早声明，制度有时是不可分割的，所以“微仿天竺佛教经论之例，首章备至详悉，后章则多所阙略。故于前礼仪章已论证者，如三源中诸人之家世地域等，则于后诸章，不复详及，实则后章所讨论，仍与之有关”。“财政”为最后一章，许多有关此章的论证，已在前面提过，后面不必再论。此一体制与一般史学论著不同，目的在使读者得全般了解。陈寅恪之书不易读，此亦为原因之一。
    当捉笔至此时，承九思出版社惠赠《陈寅恪先生全集》一部，搜罗陈寅恪生平著作，相当周全。“附录”中收陈寅恪所为诗联若干首，因而得读《王观堂先生挽词》。第一个感想是：大失所望。世间何耳食者众？众口交誉的这首长庆体的古风，其实既不佳，且不通。
    转而自思，以陈寅恪之渊博，复承家学，虽白香山之老妪都解，为宋诗，尤其是江西诗派的大忌，故散原翁谓其子此诗乃“七字唱”，但又何至于不通？及读诗前之序，恍然有悟，因取《集蓼编》（罗振玉自叙生平）及溥仪自传细细参详，方知陈寅恪写此诗的本意，实有极大的苦心，不独为友朋之死增重，亦在婉转劝阻溥仪勿听罗振玉的怂恿，妄思借日本军阀的力量做复辟的春梦。而作为一位大史学家，又何能抹煞事实，因而苦心经营，用史家曲笔、隐笔之法，透露王观堂的死因，及其与罗振玉、溥仪三角关系中若干未为世人所知之事。而又特留些许不通不佳之迹，作为疑窦，以期后人终得求真于无字之处。其序《王静安先生遗书》云：
    今先生之书，流布于世，世之人大抵能道其学，独于其平生之志事，颇多不能解，因而有是非之论。寅恪以为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时间、同地域之众人所能共喻。然则先生之志事，多为世人所不解，因而有是非之论者，又何足怪耶？
    此无异夫子自道，解释其观堂挽词何以不能为当时“所能共喻”？至于自谓已喻，其实未喻，震于大名，随声附和。或者略知寅恪卫护观堂的至意，有心溢美，助其掩饰，而实亦未能深喻寅格苦心者，自不足以语此。此文末段云：
    呜呼！神州之外，更有九州，今世之后，更有来世，其间倘亦有能读先生之书者乎？如果有之，则其人于先生之书钻味既深，神理相接，不但能想见先生之人，想见先生之世，或者更能心喻先生之奇哀、遗恨于一时、一地、彼此、是非之表欤？
    这又明明指出，“表”面之下，别有是非。后世必有能喻寅恪此诗中的隐曲，而能窥知观堂之“奇哀遗恨”者。斯世倘有其人，舍我其谁？
    《王观堂先生挽词》为一梅村体的长歌，论者谓寅恪此诗，特仿观堂《颐和园词》的体裁，而寅恪谓《颐和园词》是长庆体。纪晓岚论梅村之诗曰：“其中歌行一体，尤所擅长。格律本乎四杰，而情韵为深；叙述类乎香山，而风华为胜。韵协宫商，感均顽艳，一时尤称绝调。”则知梅村体本与长庆体为近，但香山纯乎白描，而梅村歌行，典故极多。以观堂挽诗而论，典亦不少，故我视之为梅村体。
    此作之前，有一长序。仅读诗，不读序，无以明寅恪的苦心。其结尾谓：
    至于流俗恩怨荣辱委琐龌龊之说，皆不足置辩，故亦不及之云。
    所谓流俗之说云云，即溥仪自传中所说：
    罗振玉并不经常到宫里来，他的姻亲王国维能替他“当值”，经常告诉他当他不在的时候，宫里发生的许多事情。王国维对他如此服服帖帖，最大的原因是这位老实人总觉得欠罗振玉的情，而罗振玉也自恃这一点，对王国维颇能指挥如意。我后来才知道，罗振玉的学者名气，多少也和他们这种特殊瓜葛有关。王国维求学时代十分清苦，受过罗振玉的帮助，王国维后来在日本的几年研究生活，是靠着和罗振玉在一起过的。王国维为了报答他这份恩情，最初的几部著作，就以罗振玉的名字付梓问世。罗振玉后来在日本出版轰动一时的《殷墟书契》，其实也是窃据了王国维甲骨文的研究成果。罗、王二家后来做了亲家，按说王国维的债务更可以不提了，其实不然，罗振玉并不因此忘掉了他付出过的代价。
    溥仪又说：
    而且王国维因他的推荐得以接近“天颜”，也要算做欠他的情分，所以王国维处处都要听他的吩咐。我到了天津，王国维就任清华大学国文教授之后，不知是由于一件什么事情引的头，罗振玉竟向他追起债来，继而以要休退他的女儿（罗的儿媳妇）为要挟，逼得这位又穷又要面子的王国维，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于民国十八年六月二日跳进昆明湖自尽了。
    这就是“委琐龌龊”的传说。至于罗振玉以逊清学部的一个参事，亦非先世为显宦，得以“大臣子弟”的身份在京活动，而居然在小朝廷中发生不小的作用，其渊源何在？且看溥仪之所叙：
    罗振玉到宫里来的时候，五十出头不多，中高个儿，戴一副金丝近视镜（当我面就摘下不戴），下巴上有一绺黄白山羊胡子，脑后垂着一条白色的辫子。我在宫里时，他总是袍褂齐全，我出宫后，他总穿一件大襟式马褂，短肥袖口露出一截窄袍袖。一口绍兴官话，说话行路慢条斯理，节奏缓慢。他在清末做到学部参事，是原学部侍郎宝熙的旧部。本来是和我接近不上的，在我婚后，由于升允的推荐，也由于他的考古学的名义，我接受了陈宝琛的建议，留作南书房行走，请他参加了对宫中古彝器的鉴定。和他前后不多时间来的当时的名学者，有他的姻亲王国维和以修元史闻名的柯劭忞。陈宝琛认为南书房有了这些人，颇为清室增色。当然，罗振玉在复辟活动方面的名气比他在学术上的名气，更受到我的注意。他在辛亥革命那年东渡，在日本做了十年寓公，考古写书，自名“仇亭老民”。升允和善耆到日本活动，寻求复辟支援时，和他搅在一起，结了缘。后来，升允灰了心，在青岛住了一阵后，跑到日本租界当寓公；善耆定居在旅顺大连，受日本人的豢养。罗振玉比他们都活跃，他民国八年回国，先住在天津，结交日本人，后来在大连码头开设了一个叫墨缘堂的古玩铺，一边走私贩卖古玩、字画，一边继续和日本人拉拉扯扯，广泛寻求复辟的同情者。
    罗振玉如果只是为复辟而复辟，亦即是为效忠清室而复辟，甚至为了个人有政治野心而复辟，如郑孝胥那样，都还不致造成王观堂的悲剧。问题是罗振玉的“广泛寻求复辟的同情者”，只是由于日本浪人的勾结，想出卖溥仪，如果他能将溥仪骗到日本，则通过日本浪人的关系，军部将会支持他成为溥仪身边的第一号“近臣”。那时，经由“赏溥杰”的手法，早就陆续运出宫外的法书名画，以及关外由“跑马圈地”得来的大笔“皇产”，就都会归由罗振玉处理了，前者尤其是罗振玉梦寐所垂涎的。
    溥仪曾叙述罗振玉发迹的经过：
    罗振玉在古玩、字画、金石、甲骨方面的骗钱行径，是由来已久的。他出身于浙江上虞县一个旧式书商之家，成年后在江西一个丘姓巨绅家教书。这位巨绅是个藏书家。罗振玉任西席的第三年，东翁突然去世，他利用女东家的无知，一方面装作十分哀痛的样子，拒绝接受这一年的束脩，要用以充作奠仪，另方面表示，愿留下东家的几件旧书和字画，作为纪念。女东家认为这位先生心眼太好，就请他自己到藏书楼任意挑选。于是这位书贾世子就精选出几筐“纪念品”，内有百余卷唐人写经，五百多件唐宋元明的字画，满载而归。在这个基础上，他由刻三字经、百家姓的书铺变成了古玩字画商，生意越做越好，古玩字画的鉴赏家的名声越来越大，后来更通过售卖古籍文物的路子，和日本人拉上了关系。他在日本的那些年，靠日本书商关系结交了一批朝野名流，有许多日本人把他看成了中国古文物学术的权威，常拿字画请他鉴定。他便刻了一些“罗振玉鉴定”“罗振玉审定”的图章，日本古玩商拿字画请他盖一次，付他三元日金，然后再拿去骗人，后来他竟发展到仿刻古人名章印在无名字画上，另加上“罗振玉鉴定”章，然后高价出卖。他时常借口忙，把人家拿来请他鉴定的珍贵铜器，拖压下来，尽量多拓下一些拓片出卖。他的墨缘堂出售的宋版书，据说有一些就是用故宫殿版的《图书集成》里的扉页纸伪造的。殿版纸是成化纸或罗纹纸，极像宋版书用纸。据说内务府把那批殿版书交罗振玉代卖时，他把那一万多卷的空白扉页全弄了下来，仿宋体的刻版印了“宋版”书。
    这是不是溥仪诬蔑罗振玉？依我的看法，过甚其词则有之，但绝非捕风捉影之谈。请以罗振玉自叙证之。
    罗振玉于民国二十年在大连写下一篇自叙，题名《集蓼编》，记其十六岁“入学”——中秀才以后的情形：
    是年，先府君以质库折阅，逋负山积。及试毕，返淮安，数月得藩司檄，委署江宁县丞，遂往就职，兼谋避债，携仲兄侍左右；以伯兄天资淳厚，乃命予佐先妣主家政……至是，府君将债单，并令司田租者，山阳程西屏，一一与予接洽。予阅不胜惶骇，汗出如浆……先伯兄仲兄，均幼聘清河王氏女，是年倩冰人来催娶，先妣以两兄均年长，勉应之，遂诹吉季冬，典质将事，杼柚已空。至除夕之晨，先妣至予书斋，谓岁暮祀先，尚萧然无办，命速为计，因相对雪涕，予乃急奔走称贷，至日昃，乃得钱四千，于是始度岁。明年三月，长姊嫔于山阳何氏，又黾勉将事，此为予男女兄弟婚嫁之始，以后间岁有之，加以债家日聒于前，有携家坐索累月不去者。
    予自十七岁始，率晨兴即接见债家，奔走衣食，晚餐后始得读书……
    如上自叙，足见罗振玉自少即善于避债、举债，而就在这样艰窘的境况之中，为两兄娶妇，嫁长姊，本人先后两娶，前后凡十一年，“男女兄弟婚嫁始毕”，而欠债如故，以致在他续弦时，“债家有芮姓老孀，诅咒于门”。何以怨毒如此？原来罗家是有力偿债而不偿，实为赖债。
    大概在罗振玉廿二三岁时，有一段记事：
    自先伯兄逝后，生计益穷，一门之内，气象愁惨，终岁如处冰天雪窖中。时先王妣深以株守为非计，私戒予曰：“门祚至此，异日能复兴者汝耳！汝母以田由我辛苦手置，誓死不忍割弃一棱，心固可嘉，然愚亦甚矣！亟宜弃产之半，以还急债，俾汝得负米四方，门祚之兴，乃可望也。若母子相守，即拼亦何益？汝妇贤明，必能佐汝母，可无内顾忧，汝幸从我言，吾且为汝母言之。”顾当时米价钱，一石才二千钱，谷价半之，田不易售。
    田有多少呢？据罗振玉在光绪二十一年（其年罗三十岁）的记事，“割产少许”，“以偿宿逋之尤急者”，即有“薄田百亩”“腴田百亩”，薄田售，腴田质，共得钱三千多吊。
    此外，即据罗振玉自叙，亦尚有两事，可以觇其人品。一是光绪廿二年，罗至上海，与友人蒋某设农报馆，译印欧美日本农学书籍。戊戌政变既起，禁学会，封报馆，但刘坤一支持农报馆，不但不封，且令上海道拨款二千元支持。蒋某将此款偿付印费后辞职，罗振玉以“忠诚（按：刘坤一谥忠诚）意不可负，乃举私积继续之，于是农报馆遂为予私人之责矣”。
    名为“私人之责”，实是私人之利。因为其时正热衷于引进新的技术，农学书籍大为畅销，“所得利益，除偿本金及维持东文学社外，尚赢数千元，乃悉数偿债”。所谓“本金”，包括上海道所拨公款二千元在内，但未见其偿还。“悉以偿债”者，偿其家赖了二十多年的私债，而犹谓“不敢私一钱”，真不知从何说起了。
    二是光绪三十年，湖北巡抚端方调署江苏，约罗振玉筹办江苏师范学堂。选定抚标中军操场为校舍，罗振玉自言“于操场旁，从官购地二亩许，以沪寓狭，命工建楼五楹，旁造平屋十余间”，拟迎养其父。不意其父病殁。照士大夫极其重视的伦常名教，尤其是师道尊严，罗振玉应报丁忧，辞去差使。但他“拟俟百日后赴苏辞校务”。百日未满，张謇主持的江苏教育会登报攻击，指他“筑室私占校地”。罗振玉自叙：
    张与予素稔，一旦以戈矛相向，不欲与校，乃移书朱廉访，谓宅地购自公家，非私占，公所知。校地已筑围墙，新筑地与校地无涉，亦人人知之，初不必与辩。予筑此室，本以奉亲；今堂上已弃养，亦不忍居此。即以此宅，捐赠公家可也。廉访初闻苏绅事，已愤甚；及阅予书，益不平。因复书，谓有更以诬谤加公者，某当之。予再移书，请勿校。公知予决弃是宅，乃出官款还予购地及建筑费。
    按：“朱廉访”即朱之榛，时以道员署理臬司、兼署藩司。朱之榛，浙江平湖人，盲双目，人称“朱瞎子”，为江苏通省第一能员，不但精于刑名，尤熟于钱谷厘务。某县可收多少钱粮，某卡可收多少厘金，烂熟胸中，无人敢欺。若说罗振玉是“苏州自洪杨乱后，城内尚有废基隙地，朱廉访招人购领建屋，予于操场旁，从官购地二亩许”是事实，则以朱之榛这样精明的人物，经办其事，岂有手续不清，滋人误会，连累致合法购地者之理？
    事实是很清楚的，购得公地必有缴款收据，必有合法证件，张謇既登报攻击，则罗振玉亦登报提示证据，何有争端可言？
    于此可知，“移书朱廉访”用的内容，绝非如其所言，辨明是价购的公地。而本欲捐赠，卒受公款而去，则所谓捐赠者，无非所谋倘或不遂，为了有台阶可下的一句好听话而已。
    看罗振玉这些假公济私的行为，其人品可知。其惯于作伪尚有一铁证，是即溥仪所说：“轰动一时的《殷墟书契》其实也是窃据了王国维的研究成果。”陈寅恪的观堂挽词中，亦谓“考据殷书闻盛业”，证实《殷墟书契》为王国维所著，而罗振玉却说：
    宣统初元，予至海东调查农学……乃撰《殷墟书契考释》，日写定千余言，一月而竟，忠悫为手付写印（按：王国维自沉后，小朝廷谥之为“忠悫”）。
    由以上的旁证，已可确信罗振玉向王国维逼债的“流俗”之说为不虚。陈寅恪在诗序中，以为“不足置辩”。而在论纲纪之说时，有两句透露真相的极要紧的话，其纲纪之说如此：
    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eidos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为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
    李煜指溥仪，郦寄自非罗振玉莫能当。以李后主拟溥仪，不是恭维，别有深意在内，后当细论。这里且谈郦寄。
    郦寄何许人，看《史记》卷九十五自知：
    郦商者……其子寄，字况，与吕禄善。及高后崩，大臣欲诛诸吕；吕禄为将军，军于北。太尉（周）勃不得入北军，于是乃使人劫郦商，令其子况绐吕禄。吕禄信之，故与出游；而太尉勃乃得入据北军，逐诛诸吕。是岁商卒，谥为景侯；子寄代侯。天下称郦况卖交也。
    “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则以管仲拟王国维。《列子》有“管鲍分金”的故事，证以溥仪所说王国维与罗振玉的关系，运典尤觉精切。这就是陈寅恪所下的曲笔。
    可玩味的是，罗振玉明明知道陈寅恪骂他是郦寄，佯若不解，且致书大为恭维：“大作忠悫挽词，辞理并茂，为哀挽诸作之冠，足与观堂集中《颐和园词》《蜀道难》诸篇比美，忠悫以后，学术所寄，端在吾公矣。”
    不过，我宁愿相信罗振玉之如此恭维陈寅恪，是出于衷心的感激。因为陈寅恪在无形中帮了他很大的忙。此非陈寅恪有所爱于罗振玉，而是为了要解释王国维之死，乃感于纲纪之“消沉沦丧”而“殉道”，而“成仁”，其死重于泰山。若如流俗所传，王国维为罗雪堂逼债而死，则死得窝囊，轻于鸿毛。因云：“不足置辩，故亦不之及。”但这里虽轻轻一笔带过，上面流俗之说句，却特加“恩怨荣辱猥琐龌龊”八字，这亦是史家曲笔之一种，暗示确有复杂的内幕。
    这个复杂的内幕，我相信陈寅恪是完全了解的，倘或公之于世，罗振玉即时可以身败名裂。事实上，王国维一死，最紧张的就是罗振玉，为了要掩饰王国维的死因，他很费了一番心计，卖了一番气力，据溥仪所记：
    王国维死后，社会上曾有一种关于国学大师殉清的传说，这其实是罗振玉作出的文章，而我在不知不觉中，成了这篇文章的合作者。过程是这样：罗振玉给张园送来了一份密封的所谓王国维的“遗折”，我看了这篇充满了孤臣孽子情调的临终忠谏的文字，大受感动，和师傅们商量了一下，发了一道“上谕”说，王国维“孤忠耿耿，深堪恻悯……加恩谥予忠悫，派贝子溥仿即日前往奠醊，赏给陀罗经被并洋二千元……”罗振玉于是一面广邀中日名流、学者，在日租界日本花园里为“忠悫公”设灵公祭，宣传王国维的“完节”和“恩遇之隆，为震古所未有”，一面更在一篇祭文里宣称他相信自己将和死者“九泉相见，谅亦匪遥”。其实那个表现着“孤忠耿耿”的遗折，却是假的，它的编造者正是要和死者“九泉相见”的罗振玉。
    溥仪自道他曾为罗振玉所写的祭文而“迷惑”。罗振玉说他自甲子（民国十三年）以来，曾三次“犯死而未死”。当溥仪出宫，及进日本使馆的时候，他都想自杀过。第三次是最近，他本想将未了之事情理完了就死的，不意“公竟先我而死矣！公死，恩遇之隆，为震古所未有（按：除赐谥外，赏治丧银两、陀罗经被，派亲贵奠酒，为对大学士的恤典）；予若继公而死，悠悠之口或且谓予希冀恩泽”，所以他就不便去死了。龚芝麓降清以后，动辄向人说：“我原要死，是小妾（按：指顾眉生）不肯。”罗振玉不死之因，毋乃类此。
    总之，罗振玉极力要使人相信的是，王国维之死是“殉清”。但“这篇文章”的最大的“合作者”，却非溥仪，而是陈寅恪。就特定的一个观点看，亦即是从王国维在小朝廷“南书房行走”的身份看，陈寅恪亦可以承认王国维之死是“殉清”。因此，他的“挽词”与罗振玉的“祭文”，自然而然地便有一部分相呼应，至少不会相冲突。
    然则王国维到底因何而死？莫非真的死于罗振玉的逼债？此又不尽然！逼债之事，诚然有之，但不足以王国维死。使王国维感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的是：罗振玉的逼债。在前引溥仪自传：“王国维就任清华大学国文教授之后，不知是由于一件什么事情引的头，罗振玉竟向他追起债来”这一段中，溥仪自注：
    我抵大连后，听到一个传说，因已无印象，故附记于此，聊备参考。据说绍英曾托王国维替我卖一点字画，罗振玉知道了，从王手里要了去，说是他可以办。罗振玉卖完字画，把所得款项（一千多元）作为王国维归还他的债款，全部扣下。王国维向他索要，他反而算起旧账，王国维还要补给他不足之数。王国维气愤已极，对绍英的催促无法答复，因此跳水自尽。
    据说王遗书上“义无再辱”四字，即指此而言。
    这话很说不通。罗振玉不至于为“一千多元”为难王国维，王国维亦不致因一千多元而无法答复“绍英的催促”，竟而轻生。我颇疑心溥仪知道是“一件什么事情引的头”，故意不说而已。
    如今我要探索的，就是这“一件什么事情引的头”。这个考据要从诠释《王观堂先生挽词》做起。
    汉家之厄今十世，不见中兴伤老至。
    一死从容殉大伦，千秋怅望悲遗志。
    《佩文韵府》“汉家厄”条，引《隐窟杂志》记：“汪内相劝主上听政表文云：‘汉家之厄十世，惟光武之中兴；献公之子九人，念重耳之独在。’”首句本此。清朝自顺治至宣统凡十世，但这不是可用“中兴”之典的理由。当时溥仪左右皆言“恢复”“兴复”“复辟”，着重在一“复”字，罕有言“中兴”者。
    衰而复盛，谓之中兴；失而又得，谓之恢复。溥仪的情形，属于后者。陈寅恪此诗，仿佛“开口便错”，其实另有深意。因为借口喻今，贵乎说理圆融，勿使扞格。诗序中既有“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之语，则此处自须用光武中兴的典故，方有照应。
    “一死从容殉大伦”为挽词主旨，此“大伦”指整个纲纪，“而非具体之一人事”（诗序中语）。
    曾赋连昌旧苑诗，兴亡哀感动人思。
    岂知长庆才人语，竟作灵均息壤词。
    陈寅恪以王国维的《颐和园词》，与元微之的《连昌宫词》相比附，故云“长庆才人语”。“息壤”之典有二，通常作盟约誓词解。“岂知长庆才人语，竟作灵均息壤词”，意谓《颐和园词》惓惓故主，而终以身殉，则其诗不妨视作始终忠于清朝的誓词。但与“灵均”连用，似觉突兀。殊不知陈寅恪正要人有此突兀之感，对“灵均”二字留下深刻印象。其说后详。
    依稀廿载忆光宣，犹是开元全盛年。
    海宇承平娱且暮，京华冠盖萃英贤。
    光宣之际，何得与“开元全盛”之年相比拟？此不过欲引出“京华冠盖萃英贤”一语而已。
    当日英贤谁北斗？南皮太保方迂叟。
    忠顺勤劳矢素衷，中西体用资循诱。
    德持学部揽名流，朴学高文一例收。
    此段颂张之洞。张以鄂督内召拜相，管理学部。殁后恤典甚优，晋赠太保。称其“忠顺勤劳”，嫌其“方迂”，皆颇得实。
    图籍艺风充馆长，名词愈埜领编修。
    校雠鞮译凭谁助？海宁大隐潜郎署。
    艺风，江阴缪荃孙，任京师图书馆正监督。愈埜，侯官严复，任编订名词馆总纂。“海宁大隐”谓王国维，但用“大隐隐于朝”的典故，与王此时的身份，并不相称。
    入洛才华正妙年，渡江流辈称清誉。
    闭门人海咨冥搜，董白关王供讨求。
    剖别流派施品藻，宋元戏曲有阳秋。
    陆机入洛，不足三十；王国维入学部，略同其年。此言王国维早年为学的途径，所著《宋元戏曲考》为梁启超推崇为“空前绝业”。
    沉酣朝野仍如故，巢燕何曾危幕惧？
    君宪徒闻俟九年，庙谟已是争孤注。
    此一段与“开元全盛”“海宇承平”之语，形成矛盾。且既知“九年立宪”的承诺，为“孤注”之计，可见庙堂之上，亦知局势严重，则与“沉酣朝野”两句亦形成矛盾。此所以我说陈寅恪此诗“既不佳，且不通”，而实有意如此，故留疑窦，以启后世探讨之心。
    羽书一夕警江城，仓卒元戎自出征。
    初意潢池嬉小盗，遽惊烽燧照神京。
    养兵成贼嗟翻覆，孝定临朝空痛哭。
    此言武昌起义，陆军大臣荫昌南下督师。“孝定”为隆裕太后。“小盗”“成贼”云云，措辞颇有不妥。
    再起妖腰乱领臣，欲倾寡妇孤儿族。
    大都城阙满悲笳，词客哀时未返家。
    “妖腰乱领”是个僻典，杜甫《大食刀歌》：“贼臣恶子休干纪，魑魅魍魉徒为耳，妖腰乱领敢欣喜，用之不高亦不痺。”此指袁世凯。但“贼臣”是否可称为“妖腰乱领臣”，颇成问题。即或可通，亦是隔而又隔，必不为“词客”王国维所许。
    自分琴书终寂寞，定期舟楫伴生涯。
    回望觚棱涕泗涟，波涛重返海东船。
    生逢尧舜成何世，去作夷齐各由天。
    辛亥阴历十月初，罗振玉偕王国维举家由天津上船至神户，定居京都。“夷齐”云云，殊觉不伦。世间岂有耻食周粟，不耻求庇异邦之夷齐？
    江东博古矜先觉，避地相从勤讲学。
    岛国风光换岁时，乡关愁思增绵邈。
    大云书库富收藏，古器奇文日品量。
    考释殷书开益业，钩沉商史发幽光。
    “考释殷书”“钩沉商史”，确证罗振玉有关此方面的著作，出于王国维之手。罗振玉的藏书楼，题名“大云书库”，此名由藏有北朝初年写本《大云无想经》而来。
    当世通人数旧游，外穷瀛渤内神州。
    伯沙博士同扬榷，海日尚书互倡酬。
    东国儒英谁地主？藤田狩野内藤虎。
    岂便辽东老幼安，还如舜水依江户。
    伯者伯希和，沙者沙畹，皆法国汉学家。沈曾植别署“海日楼”，清末官至安徽藩司，张勋复辟，诣授学部尚书，所以称之为“海日尚书”。王国维于民国四年春回国，于古音韵之学曾向沈曾植请益，时有过从。
    藤田名丰八，曾应罗振玉之邀，在上海翻译农书。狩野名直喜，与内藤虎次郎皆为京都大学教授。罗振玉与王国维在日本，颇得此三人之助。
    “还如舜水依江户”，事亦不伦，但上句“岂使辽东老幼安”则极妙！以管宁割席，暗示罗振玉无非华歆之流。兼写终于回国，非如管宁之终老辽东。于是领起下一段，写入国内，章法井井。
    高名终得彻宸聪，征奉南斋礼数崇。
    屡检秘文升紫殿，曾聆法曲侍瑶宫。
    王国维以罗振玉之荐，“赏食五品俸”，在“南书房行走”，工作是检书及鉴定古彝器。斋即书房，故上书房称“上斋”，南书房称“南斋”。
    文学承恩值近枢，乡贤敬业事同符。
    君期云汉中兴主，臣本烟波一钓徒。
    首句与“征奉南斋礼数崇”重复。“征奉南斋”即“文学承恩”。“值近枢”三字无着落。按：小朝廷无军机处，即无所谓“近枢”。
    “乡贤”指罗振玉。“同符”一典，始见于扬雄《甘泉赋》“同符三皇”。班固《东都赋》“同符于高祖”，则以马援曾有此语，《后汉书》卷五十四《马援传》：“援曰：天下反复盗名字者，不可胜数，今见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又《三国志·孙策传》注：“张纮曰：方今世乱多难，若功成事立，当与同好俱南济也。策曰：一与君同符合契，有永固之分。”故此句中的“事同符”得两解：以“同符”为溥仪的代名词，“事”作动词用，一解；同符合契，勤劳王事，又一解。两解俱可通，故是好诗。
    “臣本烟波一钓徒”，为康熙朝查初白《谢赐鱼纪恩》诗末句。借用成语以承“君期云汉中兴主”，则是以严子陵拟王国维。与“同符”用马援之典，处处有一刘秀在，亦即处处有一“期之为刘秀”的溥仪在。至于以严子陵拟王国维，明言王国维不想做官，更不会想做“中兴之臣”。“殉清”之说，“荣典”之赐，在王国维恐不免有受之有愧之感。
    是岁中元周甲子，神皋丧乱终无已。
    尧城虽局小朝廷，汉室犹存旧文轨。
    “是岁”者，民国十三年甲子。《十六国春秋》：“从上元人皇起，起至中元、穷于下元，天地一变，尽三元而止。”故谶纬家有“三元甲子”之说。罗振玉的另一儿女亲家刘鹗著《老残游记》，第十一回借黄龙子之口，畅论此说，谓同治三年“是上元甲子第一年”，此甲子各为“转关甲子”，六十年中“要将以前的事，全行改变，同治十三年甲戌为第一变；光绪十年甲申为第二变；甲午为第三变；甲辰为第四变；甲寅为第五变。五变之后，诸事俱定。”黄龙子又说：“甲寅以后，为文明华敷之世……直至甲子，为文明结实之世，可以自立矣！”按：同治三年甲子平洪杨；十三年甲戌穆宗崩，清朝帝系旁移；光绪十年甲申中法之战；二十年甲午中日之战；三十年甲辰，出使各大臣奏请变法，特诏赦免戊戌党籍，慈禧正式改变态度，大规模推行新政，逢甲之年，皆有大事。照“黄龙子”的说法，至民国三年甲寅变定，至十三年为中元甲子的第一年，已是“文明结实之世”，而其言不验。陈寅恪用其说，故有“神皋丧乱终无已”之叹。但小朝廷中，因仍保持未逊国的规模，故云“汉室犹存旧文轨”。
    忽闻擐甲请房陵，奔问皇舆泣未能。
    优待珠槃原有誓，宿陈刍狗遽无凭。
    首句谓鹿钟麟“逼宫”，次句谓溥仪出奔“北府”，三句谓“优待条件”，四句谓不得再入宫。“宿”为星宿之宿，汉赋中形容宫殿之美，有“星居宿陈，绮错鳞比”之语，则此诗中的“宿陈”，当指故宫；“刍狗”典出《魏志·周宣传》，三梦刍狗而其占不同，故曰“无凭”。
    神武门前御河水，思把深恩酬国士。
    南斋侍从欲自沉，北门学士邀同死。
    “北门学士”殆指罗振玉。罗在王国维祭文中，自言曾拟自死。第二句费解，疑传抄有误。第三、第四两句不详其本事。
    鲁连黄鹞绩溪胡，独为神州惜大儒。
    学院遂闻传绝业，园林差喜适幽居。
    陈哲三《谈陈寅恪》一文，谓胡适之托溥仪劝王国维就清华教职，王不愿，溥仪下“圣旨”云云，今由“鲁连黄鹞绩溪胡”一语证实。韩愈诗“鲁连细而黠，有似黄鹞子”，谓胡适之使手段为清华罗致王国维。
    清华学院多英杰，其间新会称耆哲。
    旧是龙髯六品臣，后跻马厂元勋列。
    陈寅恪此诗最大的疑窦，即留在写梁启超的这四句诗中。“旧是龙髯六品臣”，说他在光绪朝做过六品官，以先朝旧臣而跻于讨伐张勋，否定复辟的马厂起义元勋之列，则是背叛清朝，作诗责梁启超为“枭獍”。陈寅恪此诗既是宛然遗民的口吻，何得以“元勋”与“马厂”并用？而“旧是龙髯六品臣，后跻马厂元勋列”亦不知其对梁启超是捧是骂。此一绝大的矛盾，除了故留破绽，以供后人深思以外，无可解释。
    鲰生瓠落百无成，敢并时贤较重轻？
    元祐党家惭陆子，西京群盗怆王生。
    此为陈寅恪自叙。首两句自谦不敢与梁、王比肩；三句用陆铣父子故事，见《宋史》卷三百十二。陆铣知成都，力言青苗法不可行。乃熙宁末，其子师闵在川榷茶，增额置场，贱取贵出，秦蜀之人称之为“茶祸”，苏辙曾著论谓有“六害”。以“元祐正人”看，陆师闵为其父不肖子。陈寅恪征此典，意谓方以其父散原翁领袖诗坛的地位，则当此研究国学之任，不能无惭。
    “王生”一名，载籍中可考者凡四人。以汉初当朝折辱廷尉张释之的王生最有名。但其事毫不相干。疑此所谓“西京群盗”指鹿钟麟的部下，则王生即王国维。陈寅恪读诗创“今典”之说，鹿钟麟逼宫，自是今典。
    许我忘年为气类，北海今知有刘备。
    曾访梅真拜地仙，更期韩偓符天意。
    “许我”二语，极言与王国维相得。《后汉书·孔融传》：“融使太史慈求救于刘备，备惊曰：‘孔北海乃复知天下有刘备邪？’”陈寅恪久居国外，亦少述作，而王国维一见相许，故有此惊喜交集语。
    “梅真”即梅福，字子真。昔人题梅福殿诗：“梅真羽化去，万古是须臾。”其下“地仙”，亦即梅真，七字实只四字“曾访梅真”而已。
    据《汉书·梅福传》，福为南昌尉，知王莽必篡汉祚，弃妻子走九江，不知所终，相传仙去。后有人见之于会稽，变姓名为吴市门卒。疑此梅真指散原翁。待续考。
    “更期韩偓符天意”一语，最可玩味。韩冬郎的政事，为诗名所掩。唐昭宗西幸凤翔，韩为翰林承旨，处决机密，深合帝意。后为朱全忠所逐，昭宗流涕，谓自此左右无人。征此典而反用其意，则是希望王国维仍在溥仪左右。此希望自不必一定出之于溥仪之口，但达到此希望，必为溥仪所乐见，故云“符天意”。我以为这是陈寅恪的希望，因为唯有王国维能在溥仪左右，才能尝试着去发挥屈原的主张，其说详后。
    回思寒夜话明昌，相对南冠泣数行。
    犹有宣南温梦寐，不堪霸上共兴亡。
    “明昌”为金章宗完颜璟的年号。章宗为显宗嫡子，亦为宋徽宗的外孙，在位十九年，无子，中经废帝五年，再由其兄珣继任，是为宣宗，在位十年，传子哀宗而亡。此一继承系统，与同治以后相似，故知明昌指清穆宗。
    “南冠”本指禁囚，衍伸为被羁异邦，不得回乡的流人。陈、王皆无此厄，七字一无着落。“宣南”二字，自乾嘉以来，即成一专门名词，含义甚丰，大致提到“宣南”，就会联想到论文谈艺、诗酒流连的韵事。王国维“潜郎署”的那六七年生活闲适，为学猛进，是他一生中最好的一段日子。可惜好景不长，两宫先后驾崩，溥仪即位，其时革命志士，风起云涌，有类乎秦末的群雄并起，而溥仪则与子婴无异。及至沛公陈兵霸上，大势已去。此时而欲与秦共兴亡，自所不堪。“犹有宣南温梦寐，不堪霸上共兴亡”，确能道出王国维在那六七年间乐与哀的心境，是好诗。
    齐州祸乱何时已，今日吾侪皆苟活。
    但就贤愚判死生，未应修短论优劣。
    此四句为主旨所在，亦足以反映陈寅恪的国家民族观念，更间接道出了王国维的死因。“齐州”非《禹贡》的齐州，老老实实指济南，指山东。试检传记文学社出版的《民国大事日志》，王国维自沉前数日的记事：
    五月廿九日：国民政府外交部令上海公共租界临时法庭：日本法庭审理华人控告日人案件，拒绝华官观审，以后凡遇日人控告华人案件，亦宜拒绝日领观审。
    又：日本出兵山东，上海领事发表出兵声明书。
    五月三十日：日使向顾维钧、张作霖口头通知日本出兵及其原因，顾、张表示反对。
    五月卅一日：日军二千余人抵青岛。
    六月一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伍朝枢电日本田中外相，抗议日本出兵山东，各地人民之反对日本出兵运动，渐趋积极。
    六月二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教授王国维，自投颐和园昆明湖而卒。年五十一岁（光绪三年十月二十九日生）。
    按：陈寅恪的观堂挽词，于十七年四月，发表于《国学论丛》第一卷第三期（据何广棪所编《陈寅恪先生著述目录编年》），则此诗当作于是年二、三月间。其时先总统蒋公，复起领导北伐，阎锡山、冯玉祥均表示服从指挥。一月底，国民革命军已攻入山东境内。直鲁联军则在济南开军事会议，双方将沿津浦线在山东境内展开决定成败的大战，已是很明显的事，故有“齐州祸乱何时歇”之叹！言“祸”者不仅战火所及，百姓有破家之祸，日本军阀不愿见中国统一，正以各种手段支持军阀，制造分裂。陈寅恪在北方见闻较切，故不觉其言之痛。按：此诗发表不久，即有日本第二次出兵，在济南所造成的“五三惨案”，以及六月四日张作霖被炸事件，于是此诗于是年七月，再刊于《学衡》第六十四期，其意何在，实可深思。
    “今日吾侪皆苟活”，与王国维已死相对而言。太史公《报任少卿书》：“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则知“苟活”二字亦非轻下，别有言外之意。第三、第四两语，言品与学，言品则不论死生，但论贤愚。贤则虽死犹生，愚则虽生犹死，承上句“苟活”而来。言学则修未必优，短未必劣。王国维的著作，以量来说并不甚丰，但自有不朽者在。
    风谊平生师友间，招魂哀愤满人寰。
    他年清史求忠迹，一吊前朝万寿山。
    结句应与陈寅恪另一首挽王国维的七律煞尾“赢得大清干净水，年年呜咽哭灵均”并看。万寿山、昆明湖为清朝的别苑，死于此即死社稷。先总统蒋公自大陆撤守后，曾语左右，如台湾不守，即死于台湾，绝不出国。后撰《军人魂》一文，引曾国藩死守祁门时所言：“去此一步，即无死所。”陈寅恪诗意类此。此不独罗振玉之流，凡从溥仪托足于天津租界者，在陈寅恪看，皆不得谓之忠于清朝。
    以上诠释《王观堂先生挽词》既罢，复须征引前述的一首七律。这首七律发表于十六年六月十六日出版的《学衡》第六十期，可知是王国维死后数日间所作。当时保存了对此悲剧直接而单纯的感触，较之数月后所写“挽词”，抚事感时，加上许多寄托者，更能看出陈寅恪哀挽王国维的本意。这首七律是：
    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越甲未应公独耻，湘累宁与俗同尘？吾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赢得大清干净水，年年呜咽哭灵均。
    同时，陈寅恪并有一副挽联：
    十七年家国久魂消，犹余剩水残山，留与累臣供一死；
    五千卷牙签新手触，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
    按：“累臣”与“湘累”原有别，而在此一诗一联中则无别，累臣即湘累，湘累指屈原。扬雄《反离骚》“钦吊楚之湘累”句下注：“诸不以罪死曰累……屈原赴湘死，故曰湘累。”
    我在释“挽词”时，曾特意提醒读者，“竟作灵均息壤词”句中，须注意“灵均”二字。兹更请读者细看，两诗一联中，无不用屈原自沉之典。律诗中既用“湘累”，又用“灵均”，一典重出，尤可见陈寅恪要强调的是王国维之死，与屈原之死完全相同！死因同、死法亦同。死法之同，相信是经过王国维慎重选择的，用意是在提醒世人，他的死因与屈原相同。陈寅恪一再提到“大清干净水”“剩水残山”“万寿山”，则不但赴水的死法，经过选择，甚至选定万寿山前昆明湖为毕命之地，亦非偶然。
    屈原之死因何在？一言以蔽之，是为了反对楚怀王入秦。王国维的死因何在？亦不妨一言以蔽之，是为了反对溥仪去日本。而这正就是当时罗振玉在全力策动的卖国卖“主”的一大阴谋。
    兹请以溥仪自传证之。当时小朝廷中的派系，据溥仪的分析是：
    起初把希望放在恢复优待条件方面，后来又退缩为维持原状的，是以陈宝琛为首的一批“旧臣”，可以称之为“还宫派”；把希望放在出洋以取得外国（主要是日本）援助上的，是以罗振玉为首，其中有遗老遗少，也有个别王公如溥杰之流。按当时的说法，可以称之为“联日”或“出洋”派，把希望放在联络、收买军阀方面，即所谓“用武人”一派，这派人物颇复杂，有前清遗老，也有民国的政客，中心人物却是我自己。后来又回到我身边的郑孝胥，起先并不属于哪一派，好像哪一派的主张他都赞成过，也反对过，他更提出过任何一派不会提过的如所谓“用客卿”（外国人）、“门户开放”（同任何肯帮助复辟的国家勾结）等主张，因而也受过各派人的反对。当他后来一拿定了投靠日本这个主意，就战胜了一切对手。他不但胜过了他们，而且连他的老对手——“联日派”的老首领罗振玉，在这个阶段的争夺中又被他将多年经营来的成果，轻轻攫取到手。
    郑孝胥与罗振玉之间，勾心斗角，互为消长，曾有几度翻覆。“北府”时期是郑孝胥得势，陈宝琛一派亦附和郑派，其后郑之失势的原因，据溥仪说是如此：
    郑孝胥曾经拍过胸脯，说以他和段的关系，一定可以把优待条件恢复过来，段的亲信幕僚曾毓隽、梁鸿志都是他的同乡，王揖唐等人跟他半师半友，这些人从旁出力，更不在话下。后来段祺瑞许下的空口愿不能兑现，使郑孝胥大为狼狈。对郑孝胥的微词就在我耳边出现了。从天津来的旧臣升允首先表示了对郑的不满，他向我说了不少郑孝胥“清谈误国”“妄谈诳上”“心怀叵测”“一手遮天”之类的话。当时我并不知道，在前一个回合中失败的罗振玉，和这些反郑的议论，有什么关系。经过升允这位先朝老臣的宣传，我对郑孝胥是冷淡下来了，而对罗振玉增加了好感。
    升允，字吉甫，蒙古镶黄旗人，清末由陕抚升甘督，在旗人中有鲠直之誉。宣统年间以与摄政王载沣相忤而罢官。辛亥以后，遁居大连，与小恭王溥杰同为宗社党主要分子，因而结姻，为溥心畲的岳父。宗社党的领袖，实为肃亲王善耆，其后台为川岛浪速，与黑龙会有密切关系，乃“满蒙分离策”的执行人。罗振玉为日本浪人所勾结，故与宗社党亦极其接近，升允之助罗攻郑，是无怪其然的。
    郑既失势南归，日本军部激进派通过浪人的关系，指使罗振玉力劝溥仪移居天津日租界，由民国十四年春天到十七年夏天，这三年多是罗振玉最“红”的时候，卖国卖“主”的主要活动，也都发生在这时期。据溥仪回忆：
    日军司令部专门设了一个特务机关，长期做张园的工作，和这个机关有关系的，至少有罗振玉、谢介石、荣源这几个人。我的英文翻译曾由这三个人带到这个特务机关的一处秘密地方，这地方对外的名称，叫作“三野公馆”。
    他是在那天我接见了加藤之后被他们带去的。他的翻译工作做完以后，被罗、谢、荣三人截住，打听会谈情况。罗振玉等人听说加藤对我出行毫不热心，立刻鼓噪起来。从他们的议论中，英文翻译听出了司令部方面有人对罗振玉他们表示的态度完全不同，是说好了要把我送到旅顺去住的。为了向司令部方面的人汇报加藤的谈话，罗振玉等三人把英文翻译带到“三野公馆”去找那人，结果没找到，而英文翻译却发现了这个秘密地方。以后他从荣源和别的方面探听出，这是个有鸦片烟、女人、金钱的地方。
    溥仪所说的加藤，为当时日本驻天津总领事。民国十六年下半年，溥仪曾邀他会面，商谈赴旅顺之事。为了郑、罗两派相争甚烈，溥仪决定不用日文翻译，自己找了个英文翻译，因为加藤谙英语。在这次会谈中，加藤对溥仪拟赴旅顺的计划，表现得非常冷淡。天津日军司令部的特务部门与日本外交人员之间的矛盾，是连溥仪都很清楚地觉察到了。
    何以有此矛盾？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对北伐开始后，特别是民国十六年这一年的中日关系，作一个综合的观察。
    在中国方面来说，国民革命军打倒军阀，统一全国，到了决定性的阶段，在“攘外必先安内”的大原则下，国民政府避免跟日本发生冲突，中日之间的一切问题，以通过外交途径谋求解决为宗旨。
    至于在北平开府的张作霖，所看重者两事：第一，根本之地即东三省不可失；第二，共产势力必须打倒。对日本仍旧一贯地采取虚与委蛇的态度。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并不感到中国方面情势的发展，对其构成迫切的威胁，需要制造纠纷，以便打开一个新局面，因此，对溥仪毫无兴趣，甚至不表欢迎。在田中内阁看，溥仪一到日本，增加其外交上的困难，犹其余事。最需顾虑的是怕引起张作霖的猜忌，以为日本会支持溥仪回其“发祥之地”。日本政府此时正在向张作霖秘密下功夫，想在东北攫取一项极大的利益，必须很小心地避免任何足以刺激张作霖的行动。
    据梁敬《九一八事变史述》记述，民国十六年下半年，日本政府密遣新任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及张作霖的“密友兼顾问”町野武马，向张作霖提出日本包办满蒙新五路的要求。适于此时，溥仪提出赴旅顺的要求，无怪乎加藤报以冷漠了。
    在日本军部方面，就东京参谋本部来说，步调大致与内阁是一致的，关东军则始终想收服张作霖，根本未曾考虑过利用溥仪。唯有在华驻屯军中的特务部门及黑龙会的浪人，对溥仪的兴趣极大，但亦并未有何制造傀儡的计划，因为这些人的力量，还不足以参预日本的政策与战略。他们只是觉得以溥仪过去的地位，如果能把他控制在手里，总有机会可以利用。同时手里有了这么一张“牌”，对内无论是对他们的政府，或者军部，足以增加发言的力量。
    总之，溥仪此时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利用价值，远不如“九一八”以后来得重要。这一点，郑孝胥、陈宝琛都看得很清楚。既然不为人重，又何苦寄人篱下，自贬身份？所以他们一直反对溥仪去日本。这样到了民国十六年，由于革命形势的进展，日军特务部门觉得局势的变化，可能需要利用溥仪来对抗中国的某些方面，故而图谋其亟。同时溥仪害怕革命军打到北方，会对他不利，亦有迁地为良的意向。这一来越发使罗振玉觉得是个可乘之机，出尽全力煽动溥仪赴日。据溥仪自述：
    民国十六年，我由于害怕北伐军的逼近，一度接受罗振玉劝告，决定赴日。经过日本总领事的接洽，日本总领事馆向国内请示，田中内阁表示了欢迎，并决定按对待君主之礼来接待我。据罗振玉说：日本军部方面已准备用军队来保护我启程。只是由于形势的缓和，也由于陈宝琛、郑孝胥的联合劝阻，未能成行。
    所谓“田中内阁表示了欢迎”云云，是溥仪装点门面的话。事实真相是：
    一、当溥仪初至天津时，“拟转轮赴日，而东京只允以普通亡命客相待，遂不果行”。
    二、“民国十六年溥仪欲自赴东三省，田中首相以宗社党利用为辞。阻之。”
    以上据梁著《九一八事变史述》引叙，原注三七、三八，记明此项资料，来自东京战犯法庭的裁判记录，其真实性是不容怀疑的。而且就情理而论，如果田中真愿以君主之礼相待，不但郑孝胥，相信连陈宝琛亦会赞成溥仪赴日，为什么要“联合劝阻”？
    如上所述，罗振玉处心积虑，煽惑溥仪赴日一事，在民国十六年上半年，功败垂成。而就在此时，王国维忽然自沉。陈寅恪强调其死，同于屈原。来自教育界的传说，则王国维乃为罗振玉逼债而死。这些事实传闻加在一起，去其不可信者，如溥仪所叙，债务只一千余元云云，则罗、王反目的真因，自然水落石出：罗振玉要做子兰，王国维要做屈原！
    这个结论经过多日思考，持之愈坚。因此，我觉得可以根据罗振玉的为人，以及其他证据，约略推断出事实真相。
    如众所知，罗振玉最善于利用他人，而王国维从担任清华教职以后，产生了一种新的利用价值。“南书房行走”是骗人的玩意，清华研究院的教授则已被公认为“教授的教授”，有其崇高的学术界地位与社会地位。在罗振玉看，尤其值得重视的是，王国维已与梁启超比肩，梁启超在政治上的地位，是真正的第一级，不但够资格组阁，而且够资格主张国是。现在王国维在学术上的地位，既已与之相并，则在政治上的地位纵或不如，至少他如果有什么对时局的看法，报上都会登载。因此，倘或王国维能站在罗振玉这边说话，就足以对抗郑孝胥与陈宝琛的“联合”，溥仪亦易于见听。
    我相信罗振玉必曾要求王国维予以助力，而王国维这一次决心不受利用，甚至反与郑、陈“联合劝阻”溥仪赴日。这样，就必然触怒了罗振玉，逼债不过打击王国维的手段之一，还有更厉害的威胁是，假借一种“罪名”，用溥仪的名义“传旨申饬”，或者宣布王国维为清朝的“叛臣”。此即所谓“赵孟能贵之，赵孟能贱之”！
    王国维留给他第三子贞明的遗书，开头四句是：“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此“再辱”二字，一直没有圆满的解释，其实疑问不仅“再辱”，还有“经此世变”，究竟何指？以上下文的语气，王国维认为他所经的“世变”即是一辱，如今将有类似的一辱，故谓之“再辱”。所以只要知道了他所经“世变”的一辱是什么，即可推知何谓“再辱”。
    这当然仍旧要从陈寅恪的诗句中去探求。他最初挽王国维的那首七律，颔联是：“越甲未应公独耻，湘累宁与俗同尘？”越甲是个僻典，越是勾践的越国，甲是甲胄。刘向《说苑》卷四“立节”篇：
    越甲至齐，雍门子狄请死之，齐王曰：“鼓铎之声未闻，矢石未交，长兵未接，子何务死之？为人臣之礼邪？”雍门子狄对曰：“臣闻之，昔者王田于囿，左毂鸣，车右请死之，而王曰：‘子何为死？’车右对曰：‘为其鸣吾君也。’王曰：‘左毂鸣者，工师之罪也，子何事之有焉？’车右曰：‘臣不见工师之乘而见其鸣吾君也！’遂刎颈而死。知有之乎？”
    齐王曰：“有之。”雍门子狄曰：“今越甲至，其鸣吾君也岂左毂之下哉？车右可以死左毂，而臣独不可以死越甲也？”遂引颈而死。是日越人引甲而退七十里，曰齐王有臣，钧如雍门子狄，拟使越社稷不血食，遂引甲而归。齐王葬雍门子狄以上卿之礼。
    这个典故清清楚楚地说明了，陈寅恪诗中的“越甲”是指鹿钟麟的部队。“雍门”为齐国的北门。鹿钟麟驱逐溥仪时，是在神武门及景山布防，更觉陈寅恪用典精切。
    “越甲未应公独耻”者，意谓鹿钟麟“逼宫”，君臣皆应引以为耻，不应该王国维一个人觉得受了辱，而效子狄之自杀。
    王国维之所谓“世变”，亦即指“逼宫”一事而言，断然无疑。为鹿钟麟所逐既是一辱，则再一次被逐，便是再一次受辱。从这一点上去模拟情况，除了溥仪“降旨”以外，任何人都不能使王国维像屈原那样成为“逐臣”。而溥仪不会无故“降旨”逐王国维，除非出于罗振玉的“奏请”。
    以上假设，自信虽不中亦不远矣！陈寅恪诗中所谓“并世相知妒道真”亦说得很明白。“并世相知”自指罗振玉，“妒道真”语出《汉书·刘歆传》，“道真”即见道真切之谓。用于此处，指王国维反对溥仪赴日，故为罗振玉所妒。
    以我的看法，陈寅恪挽王国维两诗，这首七律比长歌好得多，“越甲未应公独耻，湘累宁与俗同尘？吾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两联，情文并至，寄托遥深，足尽王国维平生。而在第二年春天，忽然又有长歌相挽。推测其故有三：
    一是王国维死后，“流俗恩怨荣辱猥琐龌龊之说”，始终不绝。而陈寅恪所要强调的“湘累”“灵均”，由于包含着许多不为外人所知的内幕，所以无法理解他为什么动辄拿王国维比作屈原，因而作此以为说明。
    二是警告罗振玉。自北伐之师再度出发，罗振玉在日本军部特务组织的指使之下，活动溥仪赴日，更为积极，故在诗序中借纲纪之说，微露端倪。如果罗振玉不知趣，则将有进一步的笔伐。但事实上这首诗也有替罗振玉解围的作用。
    三是对溥仪的讽劝。“君为李煜”，实在是高捧了溥仪。鹿钟麟固非曹彬，溥仪更何可与李后主相提并论。陈寅恪所以比之为李煜者，以后主入宋，过的是“以泪洗面”的日子，而且不久即死于非命。劝溥仪以此为鉴，勿轻言赴日。当时中日关系极其复杂，而华北则为敏感地带，或者溥仪赴日一事，不便明言，故出以讽劝。至于溥仪是否能够领会，不得而知。但我相信他对王国维的真正的死因是知道的，只是不肯在自传中承认，因为他毕竟做了楚怀王，愧对屈原。而在自传中对罗振玉的深恶痛绝，则情见乎词，而对王国维则不无悼惜，亦足见公道自在人心。
    自拙作见报后，前辈及朋友中，常有道及王、罗往事者。吾友庄练示以所作《王国维与罗振玉》一文（收入《涉史载笔》），对罗振玉窃据王国维的甲骨文研究成果言之甚详。其中最有趣的是，引录了傅斯年在《殷虚书契考释》一书中的亲笔批语，称罗振玉为“罗贼”或“上虞老贼”，兹转引数条如下：
    民国十六年夏，余晤陈寅恪于上海，为余言王死故甚详。此书本王氏自作自写，因受罗赀，遂畀之，托词自比于张力臣（按：张力臣尝为顾亭林抄写《音学五书》），盖饰言也。后陈君为王作挽词，再以此等事叩之，不发一言矣。
    此书再版，尽删附注页数，不特不便，且实昧于此书著作之体。举证孤悬，不登全语，立论多难复核矣。意者此亦罗氏露马脚处乎？十八年九月十四日。
    今日又询寅恪，此书王所得代价，寅恪云：王说，罗以四百元为赠。亟记之。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晚。
    此文所论至允，不自尝甘苦者不能如此明了也。罗振玉以四百元易此书，竟受真作者如此推崇而不惭，其品可知矣。孟真。十九年八月九日。
    最后一条系跋王国维为此书所作的后序。其下又有数语：
    彦堂近自旅顺晤罗返，云：与之谈殷契文，彼颇有不了解之处。此可记之事也。
    “彦堂”为董作宾，罗振玉在专家面前，自然无所遁形。不过傅斯年虽恶其人，持论却颇公平，有一条说：
    罗氏老贼于南北史两唐书甚习，故考证碑志每有见地。若夫古文字学，固懵然无知。王氏卒后，古器大出，罗竟搁笔，其偶辑大令尊，不逮初学，于是形态毕露。亦可笑也。
    此外又有一书名《流沙坠简》，为考证汉晋木简的专著，据傅斯年在序文上批注：
    此书亦王氏一人之作，而罗贼刊名者也。
    总之，从王国维一死，罗振玉的学术研究亦就“消沉”了。此当是罗振玉在民国十七年年底，卖掉天津的房子，移居旅顺，改以“从事建筑”的原因之一。
    又承萧委员一山惠书云：
    近刊《清末四公子》，涉及陈寅恪、王国维事，与弟所见所闻，稍有异同。以当日正任教于清华，与梁任公每日晤谈，与王静安先生亦常有来往。研究院之设，乃教务长张逢春之事，非关曹雪祥。曹对办学殊懵懂，研究院主任乃吴宓也。寅恪入清华，在弟离去而改授北大之后，但绝非胡适推荐，可以断言。因彼时胡已不在北大矣（十三年，似去上海任中国公学校长，廿年始回北大）。留美派之戴志骞等，极力主张撤销研究院，排挤张仲述、庄泽宣（大学部主任），吴、张、庄均辞职。在教授会我发言，在中国要办中国的大学，不能办美国的大学，尤其研究院不可取消。为此，幸得保存。梁先生因病不可多教，更以动手术割肾后离去；不久，王静安亦投湖自杀，以故研究院第二期生多半为陈寅恪所教，如蓝文征是也；对研究院由来，多不甚了了（第一期生如吴其昌等，大致明了）。胡适与溥仪仅见过一次，是他自己说的。十四年我因任公先生介任大学部教授时，梁先生已任教数年矣（十二年梁为我作《清代通史》序，我去谢他，就是在清华校内）。梁济川（漱溟之父）之自沉，为殉道非殉德，王静安大约亦非殉清，似罗振玉所逼。罗乃学棍，其人格极卑劣，不值一谈，如以廉价购得之内阁大库档案，转手即牟大利……罗之奸诈得兄发其覆，可谓燃犀功也。
    罗振玉的卖友“负”主，盗名欺世，既如上述，则上帝的归于上帝，撒旦的归于撒旦，至少有一个工作，为了维护学术的尊严，是我们不能不做的。我友苏同炳（庄练）在《王国维与罗振玉》一文的结尾中说：
    罗振玉将王先生逼害致死，照理应该知所愧悔。然而他竟伪造先生的遗折，替先生装上一个殉清自杀的假名，既可将自己的刽子手行为轻轻掩饰，又可借此向王家示恩。其行为之卑污丑恶，真可说是世无其匹了。至于他后来出卖国家民族的汉奸行为，更为士林所不齿。所以傅斯年先生最痛恶此人，称之为“上虞老贼”或“罗贼”，至不愿以其人之名污齿颊。可怪的是，近年来台北竟有人编印《罗雪堂先生全集》，一编再编之不已，更至于四编五编，盛夸罗振玉在学术文化上的贡献，真使人大惑不解。由罗振玉惯于作伪及攘窃他人研究成果等等的事实来看，他所得到的“学术”地位，究竟有若干是出于他自己研究所获的呢？
    按：剽窃他人著作的恶行，征诸史实，最著者计得三人，一为宋朝初年齐丘窃谭峭的《化书》，改名《齐丘子》行世；二为刘宋湘东太守何法盛，攘窃郗绍所作《晋中兴书》；三为晋朝郭象窃取向秀《庄子注》十卷。《化书》据说乃谭峭赠与齐丘；《晋中兴书》则何法盛原为寒士，向郗绍乞取，冀以成名，郗绍靳而不与，乃出以攘窃原稿的下策，说起来都还有情可原。比较严重的是郭象的行为。《世说新语》载：
    初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统；向秀于旧注外为解义，妙析奇致，大畅玄风，惟《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义遂零落，然颇有别本。郭象者为人薄行，有隽才，见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以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余或点定文字而已。其后秀义别本出，故今有向、郭二庄，其义一也。
    《晋书·郭象传》即采此说。钱牧斋的族孙钱曾以为：“世代辽远，传闻异词，《晋书》云云，恐未必佳。”纪晓岚撰《四库提要》，校勘向、郭二庄之异同，下一断语，驳钱曾之说：
    是所谓窃据向书点定文句者，殆非无证。又《秋水》篇“与道大蹇”句，释文云：“蹇，向纪辇反。”则此篇向亦有注，并《世说》所云象自注《秋水》《至乐》二篇者，尚未必实录矣，钱曾乃曲为之解，何哉？
    纵然如此，郭象毕竟也还做了一部分补注的工作。而向秀原注，在宋朝以前犹能传世，故其盗窃之行，犹不如罗振玉之严重。
    今按《集蓼编》，罗振玉自叙其为学经过：
    洹滨甲骨，自庚子岁始由山东估人携至都门，福山王文敏公（懿荣）首得之，未几殉国难。亡友刘铁云观察，得文敏所藏，复有增益；予在申江，编为《铁云藏龟》，瑞安孙仲容征君，据以作《契文举例》，于此学尚未能有所发明。且估人讳言出土之地，谓出卫辉；及予官京师，其时甲骨文大出，都中人士，无知其可贵，予乃竭吾力以购之，意出土地必不在卫辉，再三访询，始知实在安阳之小屯，后遣人至小屯购之。
    宣统初元，予至海东调查农学，东友林博士（泰辅）方考甲骨，作一文揭之杂志，以所怀疑不能决者质之予。归草《殷商贞卜文字言考》答之。于此学乃略得门径。
    又按《清稗类钞》收《刘铁云藏龟甲牛首》及《罗叔蕴龟甲牛首》文，说罗振玉发现甲骨文为殷商贞卜文字的关键是：
    询知发现之地为安阳县西五里之小屯，其地固武乙之墟也。又于刻辞中得殷帝王名谥十余，乃恍然悟此卜辞者，实为殷室王朝之遗物。
    根据罗自叙，他之“再三访询”，始知出土地为小屯，是在“官京师”时。罗以光绪三十二年入京，三十四年春天，视学山东，回京不久，又请假赴上海嫁女，西宫上宾，始遄返京师。而“宣统初元”即“至海东调查农学”。算他这首尾四年之中，只有光绪十三年这一年，可以静下心来做学问，但其时他要参议学制，奔走相府，又要忙着收买甲骨，实不知他哪里还有时间，从所收藏的三万余片甲骨中，一片一片去考卜辞。
    此一工作是“潜郎署”的王国维在做，我也找到一个很有力的证据。罗振玉的收藏甲骨，是由他的亲家刘铁云而起。刘铁云第四子大绅从罗振玉读书，后来又成为罗的女婿，所记有关罗振玉做学问的文字，绝少提到王国维。但刘铁云的胞侄大钧有一篇《刘铁云先生轶事》，载于民国二十三年五月二十日《人间世》四期，却在无意中有了极重要的透露。
    刘大钧所记如此：
    先生藏古董甚多，书画碑帖，钟鼎彝器、晋砖、汉瓦、泉币、印章、古代乐器，以及甲骨、封泥，无不搜罗。以前收藏家对于甲骨封泥未加注意，经先生收藏，复经王国维先生详加研究，于古史多所发明。三代文字留传至今，殊可贵也。先生在北平、南京、苏州、上海、淮安等处皆有房屋，分藏古董书画等，但以北平、南京、苏州，所藏为最多。余幼时闻先生南京住屋有一室，其地与四壁皆以古砖古瓦砌就，其他古董陈列尤多。时端方为两江总督，亦好收藏，时相过往，因艳羡先生所藏刘熊碑，欲以廉价强行收买，先生不允，嗣因不愿结怨，以碑赠之。然后此奏参革职，查抄家产，端仍为主动者之一。
    其后刘大绅撰《关于老残游记》一文，在第六节《游记作者被祸始末》附注十六中说：
    发事时从弟之年始逾十龄，复隔房；厚源不过三数岁，均后来闻人言端与先君之古玩交涉，遂致误会耳。
    “从弟”即指刘大钧。但只辨刘铁云被祸与端方无涉，未及王国维，则所言“复经王国维详加研究，于古史多所发明”，自属可信。而且，刘铁云被祸之因，刘大钧是听人所说，王国维研究甲骨文，或曾亲有所见，因为刘大钧其时，并非“始逾十龄”。据刘大钧之子，现居纽约的刘厚醇，在联经出版社“重印《老残游记》跋”中辨正：
    第六节注十六“事发时从弟之年始逾十龄，复隔房……”按事发于一九〇八年，“从弟”（即先父大钧）于光绪十七年辛卯（一八九一年）生，时已十九足岁，按国人算法，年已弱冠。
    按：《铁云藏龟》影印于光绪二十八年壬寅，其时刘大钧即已十二岁，此后王国维研究甲骨文，必取实物观察，则常往来刘家，曾为刘大钧所见，是非常可能的事。
    罗振玉说，《铁云藏龟》是他在上海所“编”。实际上恐亦出于王国维之手。因为，罗振玉自叙收藏甲骨经过，亦未说真话。如前所引《集蓼编》，关于甲骨出土地点，罗振玉一则曰“估人讳言出土之地”，再则曰“再三访询，始知实在安阳之小屯”，用意是要表明，由安阳曾为殷都，乃悟及甲骨文为殷朝的卜辞，此自是有发明之功。而事实上不然。
    “联经”版的《老残游记》，附录颇为珍贵，内有蒋逸雪于民国三十年所作《老残游记考证》一篇，分“绪言”“海源阁”“毓贤”“治河”“太谷教”“刘鹗年略”“余论”共七节。前有序言：“比与琅琊王献唐先生同寓蜀中歌乐山，先生渊雅博洽，胸罗故记，间有请益，如挺撞钟，小叩小鸣，大叩大鸣。一夕论及《老残游记》，清言亹亹，悬泻不竭，空谷细雨，漏尽未休，亦播迁以来一乐事也。长夏无俚，聊次所闻，更旁征他书以广之，成《老残游记考证》一卷。”
    王献唐认识王懿荣的外甥周汉光，所谈中药中的“龙骨”，一变而为中国史学及古文字学中的瑰宝，是第一手的资料，至为难得。其言见《考证》第七节“余论”：
    鹗印行之书，有《铁云藏龟》《铁云藏印》《铁云藏陶》及《铁云封泥》（封泥附藏陶中），数者皆福山王懿荣濂生旧物。庚子，懿荣殉难，身后萧条，其家举而售诸鹗，鹗乃搨以问世。藏龟之拓，影响于近世学术尤巨。初，懿荣居京师，妻黄氏病，方有龙骨，其甥周汉光检视，乃有刻纹之甲片，不与常质同，命仆持问铺。回言无误，此药新由河南安阳运到，货极地道。闻于懿荣，懿荣亦疑不能释，亲往同仁堂（药铺名）查询。其所谓龙骨者，其形大小不一，上皆有刻纹，间合数小片成一大片，而形似龟版，其文更若意义之可寻者，虽不能悉识，而断为古代书契无疑。乃罄同仁堂所有以归，并嘱代向安阳搜购，后亦续有所得。此汉光亲为献唐先生言者。
    在同仁堂卖药，要强调“货极地道”，就必须指明来源，因中药最重产地，所以绝无假冒安阳，更无讳言安阳之理。罗振玉说这“洹滨甲骨，自庚子岁始由山东估人携至都门”云云，显然不实。因为此时的甲骨，只是一味普通的中药“龙骨”，他之成为“古董”，乃是王懿荣大量收购以后的事。在此以前，“估人”何能识宝？又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所发见之学问》一文云：
    庚子，王文敏公殉难，其所藏皆归丹徒刘铁云鹗。铁云复命估人搜之河南，所藏至三四千片。光绪壬寅，刘氏选千余片影印传世。
    据此，亦可见甲骨出土之地，并非秘密。而罗振玉所说，“其时甲骨大出，都中人士，无知其可贵者”，亦是胡说。
    如上所述，罗振玉关于龟甲出土的经过，说了许多假话，所以我对他所藏甲骨的来源，亦颇怀疑，就手头所有的资料并看，即可发现许多疑窦。《清稗类钞》载：
    拳乱起，（王）文敏殉难。壬寅，其哲嗣翰甫观察季烈售所藏，偿夙逋，龟甲最后出，计千余片，为定海方药雨所得。范别有三百余片，则以归刘铁云。赵又为奔走齐、鲁、赵、魏之邦，凡一年，前后收得三千余片。丙午丁未间，又屡有所获，总计所藏，约有一万五千余片。
    方药雨名若，浙江定海人。先为天津《国闻报》主笔，其后接办文廷式所创的《天津日日新闻》，与刘铁云至交，《老残游记》后半部，即在该报连载。据刘大绅述，方药雨接办该报，得其父资助为多，则方所得甲骨，当是作价转让于刘，甚至方药雨不过出面，实际为刘所购。
    据刘声木《苌楚斋随笔》所载，则别有内幕，其第三编卷六记：
    自光绪戊戌己亥间，河南安阳县西五里小屯，本为殷武乙之墟，洹曲崖岸，为水所啮，土人得龟甲、牛骨，上有三代文字，先为福山王文敏公懿荣所得。光绪庚子王文敏公殉难，所藏悉归丹徒刘鹗，上虞罗叔韫监督。振玉复派其弟振常，与妻弟范兆昌亲往其地购之，居住数年，所得数十万片。
    按：罗振玉元配姓范，广东连平人。刘声木既指出姓名，其言可信的成分居多。此范兆昌殆即“范某”，其先“有范某者，挟百余片去京师，自炫以求售，王文敏见之狂喜”，亦即其人。王懿荣之发现甲骨，乃由同仁堂而来，已如前述，与此说两歧。真相如何，已难考证。但《清稗类钞》载有“范某”其人，《苌楚斋随笔》载明范某姓名，并言为罗的内亲，似乎言之有据。倘真有其人，则以罗的喜于作伪，或者“范某挟百余片去京师，自炫以求售”，即出于罗的指使，亦未可知。
    次言铁云藏“龟”的下落，亦颇可疑。刘铁云于光绪三十四年以代洋人在浦口购地的嫌疑获罪。其先一年秋天，刘铁云南归住江宁，留守平寓者，为其第三子大绅，他在《关于老残游记》一文中说，前一年年底，刘铁云命他将“存平之物，全数运南”，于是第一次遣老仆以“所珍之物，如甲骨铜器等，及较贵重物品，径送南京”。
    到得第二年夏天，刘铁云遭破门之祸。据刘大绅记，原因颇为复杂，远因可追溯至其祖父刘成忠（咸丰二年进士，与翁同龢同榜）当御史时，有世交子弟世姓者，以乡榜闱墨送请指教，刘成忠送了他二十两银子，未收他的闱墨。旗人好面子，以为这是表示不堪造就之意，引为大辱，因而记恨。此世交世姓子弟，后来当了大军机，记起前仇，加以报复。按：据刘大绅所述，则此世姓子弟必是世续，蒙古正黄旗人。
    其次是得罪了袁世凯。据说，光绪十年来，张曜当山东巡抚，刘铁云以河工受知，为山东官场红人，袁去投靠张曜，托刘吹嘘，刘不曾理他，因而成仇。有两个仇人当军机大臣，日子自然不好过了。
    刘大绅说，当袁世凯密电江督端方，密拿刘铁云时，端方颇有保全之意：
    据王孝禹先生曰：端接袁具名之军机传电，即招王入署示之。王力请相救，端莞尔曰：此事在君，我何能为力？王欲辞出，端留之。且言将宴客，请其作陪。言已即令请巡警道段某。王时不识端意，顾惶急。未几段至，端与纵谈碑帖，膳后仍然。至下午端始出电示段，段请即行。端曰：此袁宫保奉密旨交办事件，宜夜往。段请先归预备。端曰：“此时预备，若有漏泄，谁任其咎！”段始不复言。端复语之曰：“可即在此夜膳。”并谓王曰：“如无公事，亦可膳毕再去。”王答曰：“略有小事，料理毕即来。”端颔之。王遂辞出。归寓密书致先君，阻于阍人陈贵，未达。晚间王复令人来视，又为陈贵所阻。王入督署，不知先君尚未知，且以为已离宁也，端见王入，又与众纵谈有顷。始告段曰：“此时可预备矣，然必过十二时再往，早恐未归也。”段唯唯辞出，王亦偕辞。夜二时顷，段来寓所，先君遂为所执，王犹不知。翌晨王入见端，端点香微叹。王莫喻其意，出始知之。急究所以，并谋救，则已无从着力矣。
    此段叙述虽详，却颇有不可晓处。密书何以“阻于阍人陈贵”？晚间派人探视，又为“陈贵所阻”。夫“阍人”者刘家之门房也，食人之禄，忠人之事，何得从中一阻再阻，几陷主人于死地，岂非极可怪之事？
    其得祸经过，据刘大绅所记如此：
    翌年夏，袁又罪以散太仓粟及浦地事，电端忠愍相缉，端密嘱世丈王孝禹先生左右先君速避，误于仆人陈贵，先君遂被祸。家人时均在苏，绅在平，大先兄在沪。闻讯后先仓皇奔赴，仅大先兄赁乘专车，行较速，得一面。余未及至，先君已为军舰送汉口。二先兄追至汉，以无资斧，徒步从行二百余里，仅得于晨行夜宿间，遥瞻颜色，不得语。幸途遇世谊，赠以资，始得随从。至兰州，姻丈毛实君先生，留二先兄于署，不听去。先君遂孑身由世仆李贵追随赴新。绅至宁，遵王孝禹先生嘱，返平谋救。姻丈乔茂萱先生，拟以绅往代戍，罗丁两先生均谓事出宿憾，与寻常不同，不先事疏解，恐徒多陷一人，或且致他变。方慎重相谋，而高子毂、钟笙叔两先生祸又作，益不敢触当道怒。逾年又谋请代，丁先生为恳于庆邸，则谓姑待至十月间万寿大赦时。于是又不得不暂忍。不料先君七月即殁于迪化也。计先君于前一年六月初二日由南京启行，至是年七月初八病殁，共十三个月零七日。
    当刘铁云被祸之始，刘大绅仓皇南归，已经破家。由京南运的箱笼，则屡屡为“至戚”干没。以刘大绅为罗振玉女婿这一重关系而言，所谓“至戚”自然不是指罗，但“铁云藏龟”的下落，颇费猜疑。试看刘大绅所记：
    此外，因诸兄在宁谋救，为人恐勒吓诈逼写契纸字据等事，亦屡见不一。又前数年疏浚秦淮河，掘出玉插山一座，当时报纸宣传，谓发现六朝古物，登载摄影，轰动一时者，实为先君案头常置文玩。大先兄冤愤之极，不愿人得，手投之河中者也。
    按：刘铁云所收藏的甲骨铜器，原藏京寓，前一年年终，首先移送江寓，已如前述。则此时趁火打劫者，自必首先注意这些值钱的古物，但清末收藏甲骨著名者，除刘铁云、罗振玉以外，更无他人。刘以间接获王懿荣的收藏而著名，则铁云藏龟转手以后，亦应有人如刘之成为收藏甲骨的名家，而竟无其人，亦理之不可解者。因此，铁云藏龟是否经过某种特殊的途径而归于罗振玉，令人不能无疑。
    总之，罗振玉善于作伪，他的乘龙快婿、刘铁云的第三子大绅，为亲者讳，所记其父、其岳，以及罗振玉与王国维的关系，支离闪烁，亦颇多可疑。铁云藏龟是否辗转落入罗振玉之手，固成疑问，但《雪堂遗书》中有关甲骨文的著作，大部分出于王国维之手，则为铁案。为了是非，也为了公道，更为了学术的尊严，我希望当今研究甲骨文的学者、专家应该有所表示。特别是董作宾门下，受学饮水思源，更有澄清师承的必要。
    按：关于甲骨卜辞的研究，学术界盛称“四堂”，所谓“雪堂导乎先路，观堂继以观史，彦堂区其时代，鼎堂发其辞例”，即指罗、王、董及郭沫若而言。其间成就，固以董作宾为一代大师。董作宾写《罗雪堂先生传略》，虽不没其对甲骨的考订、传播之功，但民国十八年冬，董作宾专程赴旅顺访晤罗振玉，归后语傅斯年谓，“与之谈殷契文，彼颇有不了之处”，已如前述，则董、罗之间，绝无师承关系，于此可见。
    我不大了解董作宾早年为学的经过，但董于民国十一年入北大作旁听生，翌年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成立，董为研究生。当此时也，王国维正受聘为该所国学门的校外通信导师，则董必曾以研究甲骨的心得，向王请益，殆可断言。是故董作宾门下，亦即王国维的再传弟子，为太老师争回著作，是尊师重道分所应为之事。
    由陈散原谈到陈寅恪，由陈寅恪谈到王国维、罗振玉，这野马跑得太远了，回头来仍旧谈散原翁。
    自北伐成功，谭延闿大贵。此散原昔日之所谓“谭生”，自然不脱翰林风味，对散原之尊礼有加，是可想而知之事。于是散原又开始作避嚣之想，筑室匡庐，于民国十七年十月“别沪就江舟入牯岭新居”。山居时仍常有老友相视，陈曾寿往还最密。而其中表又为儿女亲家的俞寿丞（名明颐，行三，俞大维尊人）则结邻而居，亦时有唱和。人在深山，其实亦并不寂寞，民国十九年仲春有诗一首，足觇山居之乐，诗题是“二月二十二日，杨居士德洵招邀山中邻客二十许人，集黄寺宝树下，僧青松长老为蜀人，荐乡制豆花飨客。罢餐取影，复过黄龙潭观瀑，题以纪兴”。诗中写宝树云：“仰视环走杂妇孺，泬漻壑谷腾欢哗。”足见游客之盛，亦为北伐成功以后的兴旺气象。
    到了民国二十年初夏，移居松树林新宅，名之为“松门别墅”。有《首夏移居松树林新宅》诗。其前一首七绝，诗题为“徐悲鸿画师来游牯岭，相与登鹞鹰觜，下瞰洲渚作莲花形，叹为奇景，戏赠一诗”，诗云：
    移枻瀛寰亦一奇，龙钟为显古须眉。
    来师造化寻穷壑，散落天花写与谁？
    徐悲鸿在牯岭时，曾为散原写照。沈苇窗兄藏有影本。
    及秋，散原的好友曾熙下世，哭以五古一首，可作《曾农髯小传》读：
    吾乡清道人，不屈破亡际，黄冠变姓名，鬻书活夷市。
    石交有农髯，颉颃同臭味，高节与之并，又并擅绝艺。
    起首四句只谈清道人李瑞清，“石交有农髯”一转，接以“颉颃”两“并”之语，则为清道人即所以写曾农髯，四十字中已概括曾李平生，巨匠运斤，洵不可及。以下专及农髯：
    道人悦一瞬，坛坫续树帜，坐振神翰誉，光侯重遐商。
    灵根吐华蕤，雅咏杂嘲戏。晚岁弄画笔，震发涎百辈。
    古貌出蜃楼，中情率而挚，奔命护死友，筑庵挹风义。
    此十二句叙农髯的书法、诗、画、容貌、性情。“筑庵挹风义”者，清道人殁于民国九年，曾农髯葬之于江宁牛首山，置祭田，立宇祠，风义遒人。“奔命护死友”自有本事在内，欲言其详，只有叩诸曾、李二翁的传人张大千了。
    以下是叙与农髯的交谊，颇有“既伤逝者，行自念也”之意。不久，散原下山，时为十月初一，有《庚午十月朔别庐山》五古一首，起首六句为：
    栖迹云雾巅，岁序慨已周。谬希龙蛇蛰，终遗猿鹤羞。
    隐乖五柳趣，放接三闾忧。
    据可知，下山的原因，并非为了山上不宜过冬。八十老翁，隐于庐山，竟乖陶情的志趣，而有三闾大夫的忧虑，其故亦可思矣。
    自此至民国二十四年夏，集中仅留诗三首，一首为七绝，题作“拔可寄示晚翠轩遗墨，展诵黯然，缀一绝归之”。拔可为李拔可，闽派诗坛健将。“晚翠轩”的别署，在清朝凡六，此则必指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林旭。诗云：
    杀士之朝迹已陈，凤姿曾列眼中人。
    此才颇系兴亡史，魂气留痕泣送春（原注：卷中有效韩致光体送春二律）。
    “杀士之朝”，安得不亡？此老诗笔严于斧钺。其下一首亦为七绝“题弢庵师与诒书学政合影”：
    住屋东西老味同，依依形影托冥鸿，
    一时童冠成耆旧，剧恋觚棱夕热红。
    弢庵为陈宝琛，诒书（亦作贻书）则福建长乐林开暮，其父天龄曾充上书房师傅，为恭王长子载澂的业师，所以颇得恭王照应，放江南主考，放江苏学政，扶病按临松江岁试，殁于考棚。林开暮亦曾任河南学政，《一士谭荟》记其人云：
    入民国后，却征不出，而亦未尝以遗老厚自表襮。晚年久居北京，与陈宝琛结邻。民国二十六年春，南游赏梅，得病而归，五月间卒，寿七十有五。有自挽一联云：“固知无物还天地，不敢将身玷祖宗。”坦荡之怀可见……陈三立联云：“改世掷勋名，揽胜飞吟，澹泊襟期完独行；余生接师友，佐谈联酌，绸缪歌哭恋同居。”深警酷炼，此老固不肯一字落于平凡也。下联有其师陈宝琛在（宝琛为三立壬午乡试座师，先林两年卒），情致尤为切挚。
    林开暮与散原并无渊源，但林与陈宝琛为联襟，散原由师门而相稔，且亦重其为人，故交情渐深。闽中多诗人，唯与散原有酬唱者，类皆学醇品粹的君子。梁鸿志的诗不为不佳，却无往来。郑孝胥早年有唱和，晚年罕接音问。于此足见散原交游之不苟。
    以上两诗详细年月无可考，下一首挽陈宝琛，则为民国二十四年春间所作，《花随人圣庵摭忆》载：
    弢庵先生，以今年惊蛰前一日逝于旧都，年八十八矣。老成人渐尽，辄有灵光忽颓之叹。散释近以事北归，先生尚屡询余何以不来？散释因申余请乞书，亟言必为之。因言，今年腕力衰，前日为人书一中堂，觉惫甚。然犹健饮啖，健谈，旧历元日，尚为诗，有“蛰坏欲动身滋耄”之句。而上元后，骤患肺炎，遂不起……
    是年春，散原翁八十生日，先生寄以一诗，并写以寄余。诗云：“平生相许后凋松，投老匡山第几峰。见早至今思曲突，梦清特地省闻钟。真源忠孝吾犹敬，余事诗文世所宗。五十年来彭蠡月，可能重照两龙钟。”此诗海内称传其佳，抑岂知其佳处，乃在无一句无着落。后七句谂二陈者多知之，首句似虚而实。盖翁为光绪初年先生典试江右所亲拔士，其试题，则为“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故首句意实双关。散原是年春尚居庐山，冬始北行，耄年师弟，犹得欢聚者又一年有余。北书昨来，言翁病癃闭时作，久戒绝篇章，然今日殆不能无沉泉之咏矣。
    “今年”即民国二十四年。散原自十九年十月初下山后，翌年复上牯岭。吴宗慈为国史馆所撰《陈三立传略》云：
    二十年辛未夏，先生由沪避暑北平，中途感不适，改赴庐山。居牯岭数载，乃经新京，稍勾留，就养于北平。二十六年丁丑五月，日寇发难于卢沟桥，平津寻沦陷，先生忧愤，疾发拒不服药，十一月弃世，年八十五岁。寝疾时，辄以战讯为问，有谓中国终非日本敌，必被征服者，先生愤然斥之曰：“中国人岂狗彘不若，将终帖然任人屠割耶？”背不与语，呜呼！如先生者，使其得时与位，必将改革以致太平；不幸不得志，而牢愁抑郁，既一寓之于诗，乃至于发愤，以丧其生，可胜恸哉！忆民国二十一年壬申，日寇侵占上海闸北，沪战遂作，先生居牯岭，日夕不宁，于邮局订阅航空沪报，每日望报至，至则读，读竟则愀然若有深忧，一夕忽梦中狂呼杀日本人，全家惊醒，于是宿疾大作。其爱国热情类如此，此固传者所亲见闻者也！
    按吴宗慈的所谓“新京”，与旧京相对，指南京而言。在这篇《陈三立传略》之后，吴宗慈的附记中又说：
    民国十九年，余寄寓牯岭，翌岁，先生亦以避暑至，遂得昕夕过从，亘三载，讲学论世，亲聆謦欬，大遂平生之愿，时先生近八旬，余亦垂垂老矣。先生创议重修庐山志，命余主其事。商志例，先生主应注重科学；论撰志文体，先生以风会不同，文体亦异，应旧从其旧，新从其新。志成，先生为点定，顾余曰：“斯作亦可空前矣！”二十二年秋，相偕由山抵新京，先生即养北平。
    此记稍有未谛。散原于民国二十二年冬北上，省视其师，旋即南返。陈宝琛殁于二十四年初春，散原除挽诗以外，另有挽联：
    沆瀣之契，依慕之私，幸及残年偿小叙；
    运会所遭，辅导所系，务摅素抱见孤忠。
    “残年偿小叙”即指二十二年冬，在北平相会。下联指“满洲国”及溥仪而言。“辅导所系”四字，就表面而言，不过言其为帝师，其实此四字似淡而深，因为溥仪唯一所尊重的人，亦即是唯一可以激发溥仪良心的人，只是陈宝琛。此人一死，丧失了对溥仪的影响力，就大局而言，多少是值得惋惜的。
    于此可知《题弢庵师与诒书学政合影》一诗，作于北平。而《挽弢庵师》一律，则作于二十四年。其下一首作为《庐山》，再下一首《和苍虬》，又可当诗史读：
    匡山骤别留残唾，燕市惊逢接苦言。忧患弥天公亦老，支离示疾我犹存。醉醒匿隐桑榆影，往返应迷关塞魂。剩途余生补余恨，饮冰不改肺肠温。
    陈曾寿大概在“九一八”以前就到了天津，从溥仪于“静园”。“九一八”以后，土肥原将溥仪架弄到旅顺，“皇后”婉容，即是陈曾寿护送到大连的，溥仪自传：
    我在离开静园以前，留下了一道手谕，叫一名随侍交给胡嗣瑗，命他随后来找我，命陈曾寿送婉容来。这三个人听说我在旅顺，就来到了大连。罗振玉派人去给他们找了地方住下，说关东军有命令，不许他们到旅顺来。婉容对这个命令起了疑心，以为我出了什么岔子，便大哭大闹非来不可。这样才得到允许来旅顺看了我一次。过了大概一个月，关东军把我迁到善耆（这时已死）的儿子宪章家里去住，这样才让婉容和后来赶来的二妹、三妹搬到我住的地方来。
    溥仪又说：
    我本来还想让胡嗣瑗、陈曾寿也搬到我身边，但郑孝胥说关东军规定，除了他父子加上罗振玉和万绳栻这几个人之外，任何人都不许见我。我请求他去和甘粕、上角商量，结果只准胡嗣瑗见一面，条件是当天必须回大连。胡嗣瑗在这种情形下，一看见我就咧开大嘴哭起来了，说他真想不到在我身旁多年，今日落得连见一面都受人限制，说得我心里很不自在。一种孤立无援的恐惧在压迫着我，我只能安慰胡嗣瑗几句，告诉他等我到了可以说话的时候，一定“传谕”叫他和陈曾寿到我身边来。胡嗣瑗听了我的话，止住了哭泣，乘着室里没人，一五一十地向我叙说了郑、罗二人对他们的多方刁难，攻击他们是“架空欺罔，挟上压下，排挤忠良”。
    郑、罗不但排挤胡嗣瑗、陈曾寿，尤忌者是“陈师傅”。溥仪自传：
    我到旅顺的两个月后，陈宝琛也来了。郑孝胥这时成了关东军的红人，罗振玉眼看就要败在他手里。正当他接近全胜，他和关东军的交易接近成熟的时候，看见威望超过他的“帝师”出现在大连，立刻引起了他的警惕。他生怕他这位同乡会引起日本人更大的兴趣，急忙想撵陈回去。所以陈宝琛在旅顺一共住了两宿，只和我见了两面，就被郑孝胥借口日本人要在旅馆开会给送走了。
    当时争执的焦点是，溥仪要做皇帝，而日本军阀为了保持可退可进的弹性，只同意他做“满洲国执政”。据说郑孝胥在日本许以“国务总理”的条件下，已经同意此项安排，溥仪亦自此对郑孝胥不满。至于一班“旧臣”，想法跟溥仪是一样的。他在自传中说：
    这时占据着我全心的，不是东北老百姓死了多少人，不是日本人要用什么办法统治这块殖民地。它要驻多少兵，要采什么矿，我一概不管，我关心的只是要复辟，要他们承认我是个皇帝。如果我不为了这点，何必千里迢迢跑来这里呢？我如果不当皇帝，我存于世上还有什么意义呢？陈宝琛老夫子以八十高龄的风烛残年之身到旅顺时，曾再三对我说：“若非复位以正统系，何以对待列祖列宗在天之灵！”
    结果傀儡戏登场，溥仪还是“执政”。直到两年以后，方始“即皇帝位”。其间陈曾寿往来榆关道上，每见逊清的“旧臣”，辄道溥仪的苦况，散原诗中的“接苦言”“忧患弥天”，皆为纪实。散原之殁，乃以高年患癃闭之症，而适逢卢沟桥事变，忧愤拒不服药，正如吴宗慈所记。吴宗慈受知散原翁，先服务国史馆，抗战既起，回江西主修江西省通志，徇散原次子陈隆恪之请，撰此传略。往来书信，可以觇知散原生平及志业，陈隆恪的第一函是：
    岭南一别，忽逾六稔，去岁即闻执事亦返省，主修省志，至为欣慰，以道远时乖，未获承教，弟月前自萍乡来泰和，而公又他徙，怅惘何极！先君弃养后，此间当局同乡，多欲吁请中央明令褒扬，弟曾委婉辞谢，近日李君立候等，复以此事相商，辞意坚恳，并索先君事略，以备呈词，挚情高谊，欲却不能，惟有感衔而已。伏念先君一生，不求闻达，仅以文章气节，韬晦横流，既无功于民国，自无凭借恳予表彰，又不能妄加事迹，诬渎先灵。故弟终日彷徨，于先君事略，不敢措辞，今拟恳公权衡斟酌，撰一节略，迅予赐寄，此外尊处如收辑关于先君记载传述等，亦乞钞示，以公与先君晚年过从甚久，相知甚深，故敢涕泣干求。
    以一虽不以遗老自居，而且热望国家强盛，绝不反对共和，但毕竟为传统所囿，不昧“君臣大义”的散原翁，受民国表扬，毕竟是件很尴尬的事。陈隆恪的顾虑与彷徨，正见得他的不苟，殊可称道。吴宗慈亦有同感，故复书略有敬谢不敏之意：
    老伯略传既承垂诿，自当遵命，第有困难者：抗战以来，弟之藏书及笔记诸种稿件，遗失已尽；昔者老伯北平弃世，弟与古直层冰，曾各有撰述生平概要，登诸港澳各报，今旧稿无存，报章杂志亦无觅处，其难一也。今承乏修省志，对于前贤事迹及撰著等，应为详细调查，奈值战时，种种人事困阻，百呼无一应，且馆中经费奇艰，行政上束缚驰骤，殊难理喻，反不如修庐山志，自筹经费，自作主张，可期必成，其难二也。今读来函，似只须撰一传略，备作呈请褒扬之底稿，则着笔尚不大难。
    以下商谈体例，吴宗慈同意陈隆恪的看法。他说：
    老伯生平，诚如来函所述：一生不求闻达，仅以文章气节，韬晦横流，既无功于民国，自无凭借恳予表彰，又不能妄加事迹，诬渎先灵。数语已括尽生平矣！盖请民国褒扬，断非老伯九泉所许，然乡人后死，自不能不尽其高山仰止之思，亦曰各尽其分耳。现拟撮述在庐山数载过从，关于论学论世所亲闻者，先成一传略，至正传尚不敢轻易下笔……弟意对老伯生平，拟以“高不绝俗，和不同流”八字为骨干，至关于出处大节，乃自守为子为臣之本分，故在清末季，韬晦不出，与辛亥革命后之作遗民，其志趣节操，乃一贯而行者。故忠于清，不必如郑孝胥；赞成民国，更不必如谭延闿，盖胸襟落落，自有独来独往之精神，寓于其间也！全篇文字，拟采上述大意，中间再以事实联贯，夹叙夹议成之，其撰传者，即由弟署名，不必由贵昆仲，反难于措辞。
    如所论述，自嫌过于简略，但限期只五日，陈隆恪所附事略亦仅百余字。传至后人既视此为不得已搪塞乡人盛情之举，则吴宗慈自亦不必、亦不能作详传，故名之为“传略”。及脱稿后，乃有胡先骕提出商榷意见，函吴宗慈：
    顷读尊著散原先生传，高文健笔，至为佩仰，尚觉未能尽述其德业。先生以文章名海内，其尊人右铭先生为湘抚时，南皮为鄂督，慕先生名，竟枉驾先顾，右铭先生始命先生回谒。南皮一代名臣，而倾倒先生至此！此传略中不宜漏略者。故先生父子罢斥之后，先生仍居南皮幕府中，嗣后先后在端匋斋、张安圃处，皆尊为上客。
    按：匋斋为端方，安圃为张人骏，张佩纶之侄。张人骏与散原有师生之谊，督两江时，强延散原入幕，为时亦甚暂。此外从未入张之洞、端方之幕。散原视张之洞为前辈，交谊在师友之间，与端方则纯乎诗酒往还而已。胡先骕不特误解事实，且亦误解散原之诗，以为贺张之洞寿诗：
    “作健逢辰领元老”，以南皮之元老，而先生竟泰然领之，其胸中浩然之气可想。
    此则大谬。但谓散原不愿以遗老自居，不为无见。胡函中云：
    尊文所云，韬晦不出，恐非先生素志。南浔路督办，在先生经历中，实至微末之事，殊不必特书也。先生于鼎革后即剪发，虽疾视袁项城与诸军阀，而绝不以遗老自居。尊文云“甘隐沦为遗民以终老，只自尽其为子为臣之本分”，又违先生之志矣！
    吴宗慈于此函有按语：“不以先生为遗老，斯真违先生之志矣！”两者看法，绝不相同，其实皆有偏颇。散原只是淡泊而已。
    不过，散原当时对民族领袖的敬佩，两人的看法是相同的。胡先骕说：
    晚年居牯岭，居北平，其婿俞大维任兵工署长，先生藉悉蒋公备兵御日之雄略，乃极佩蒋公。卢沟桥变作，骕观谒先生于北平寓庐，先生对于我国抗战，具莫大信心。
    吴宗慈对胡先骕所论，辩解之词如次：
    首修庐志，本推重老人主其事，老人谓弟曰：“民国以来，凡所为文，未用民国正朔。今修山志，将焉用之？关民国事，听儿辈为之足矣。”观此言，其志趣不既昭然乎？
    至对蒋公之钦佩，与大维之所称述者，居庐山数载，尚有蔡孑民、李任潮、戴季陶等来访，其谈话，弟或在座，或事后叙谈，皆饫闻之矣。此与本身志趣另一事也。清庚子后，老人未尝无用世之志，然不得其位与其时，亦终于韬晦不出……弟以为老人爱国，出于衷诚，亦何间于为遗民乎？
    话虽如此，传中对此并未述及。吴宗慈另一函中辩解的理由极是，他说：
    至对蒋公之钦佩，诚如尊论，盖以蒋公若干年来之事功，不仅在国家，亦且及世界也。为吾国历史上仅见之一人，中山先生而外，固无能与比肩者。老人论人论事，初无成见，况在蒋公，何有间然？原文中于此层未详及，则以请褒之案，不便如此措辞，恐人议此为邀荣之笔，不既重诬老人乎？遗民二字，尊意拟不用，容于撰正传时详酌。梨洲、炎武、船山诸贤，皆遗民也。
    传略中商榷传主后嗣，吴宗慈与胡先骕亦有不同的意见，吴宗慈复函中说：
    老人诸子中，惟师曾已故，故得略述其身世。至寅恪昆玉等尚存，虽寅恪学识极高明，然碍于文例，不便词赘，故只以皆能谨饬廉隅，世其家声，简略带叙耳。关于老人著作原稿，最后幅已更正百余字，因诗已由商务印行，文则存师曾夫人处。至陈严愚处所存，乃得诸彦通者，中有赝鼎，并非全璧，此袁伯揆所亲告。
    胡复书云：
    散原文中颇多赝鼎，袁伯揆即作此项赝鼎者，如能清理之，亦佳事也，师曾事实弟知之特寡，其诗集为其女弟子手书已刊布，其长子封可善画，而次子封怀为弟门人，以园艺学名家，现在正大任教。
    按：散原入民国后，以鬻文为生计，高文高名，砚田所入甚丰。不过谀墓之文，言不由衷，自非散原所乐为，同时千金为润，所重者亦不过“义宁散原陈三立拜撰”这么一个下款。因而友朋后辈，每为散原代作。据说散原宴客之先，常以受托应撰寿序、墓志的题目，分条书写，制阄由座客分拈，故“赝鼎”者甚多。胡先骕指出“袁伯揆即作此项赝鼎者”，但不知乃为散原代劳，非借散原大名以谋利，其复书中尤斤斤于陈寅恪的评价：
    至于述及诸子，弟意似可云：皆能敦笃儒行，世其家声，而寅恪尤涵贯，号称大儒。否则，读老人传者，将谓寅恪亦不过谨饬廉隅之世家子弟，则与事实违背特甚，且使人议公或对寅恪有所不满，故抑之也。
    结果是吴宗慈让步，采取胡先骕所改“敦笃儒行，世其家声，而寅恪学尤涵贯”，只是“号称大儒”改作“为世所称”。吴宗慈特别声明：“因生存之人，殊不便作主观之誉语。此属之例有然，与寅恪本身价值无涉也。”
    散原一生成就在诗，其次在文。是故论定其人，必须论定其诗文，仍录吴宗慈所述，作为本文结束。
    其为文章，沉博闳丽，出入范书……演而为诗，融以至性，绎以至情，故能銶劂心目，搯擢胃肾，而自成一家言。
    其论为文曰：“应割爱由篇审段，由段审句，由句审字，必使词不泛设，字无虚砌。”其论为诗曰：“应存己！吾摹乎唐，则为唐囿；吾仿夫宋，则为宋域。必使既入唐宋之堂奥，更能超乎唐宋之藩篱，而不失其己！”

 丁惠康

    丁惠康
    清末，广东有非以科第起家的两名宦，一为张荫桓，一为丁日昌。
    丁日昌字禹生，广东丰顺人，出身廪生。秀才的正式名称叫“生员”。生员有诸般名目，故称“诸生”。分为四等，廪生、增生、附生，及初“入学”，亦即新秀才之称为附学生员。廪生定额甚严，因为可自公家领取津贴，而这份津贴是要本事挣来的。秀才有岁试，分为六等，起码要考列三等，才能保持食廪的资格。此外，廪生还有好些特权，譬如童生考中秀才，报到时须廪生作保，证明他并非冒名。这一来自须致送谢礼。至于地方有事须求助于读书人，亦往往委由廪生策动，因为廪生的资格较深，无形中成了秀才之中的首脑。
    洪杨乱起，潮州府办团练，丁日昌就是负责人之一，以军功得授江西万安知县，参曾国藩幕。丁日昌年轻时在上海住过，见过洋人及西洋来的“奇技淫巧”，在那个时候，就算很难得的人才了。因此当李鸿章奉命援沪时，特地檄调丁日昌主管军火，以上海道创办江南制造局，为李鸿章“用沪平吴”极重要的助手。
    由于李鸿章的提携，丁日昌由上海道升调两淮盐运使，转江苏藩司，旋升巡抚。抚辑流亡，诸废皆举，颇有政绩。但江苏人，特别是苏州一府的京官，对李鸿章及其一系，怀有极深的成见，所以李鸿章动辄发牢骚：“吴儿无良。”丁日昌在吴虽有惠政，仍不免遭受嫉视。如叶昌炽著《藏书纪事诗》，于两宋以来藏书家，稍稍知名者，无不搜罗，而独缺丁日昌，其为有意摒斥，不言可知。
    丁日昌的藏书是很有名的，藏书楼名持静斋。贵州独山莫子偲，曾为辑《持静斋书目》四卷。不过，丁日昌的收藏，不免巧取豪夺。他之开始藏书，始于上海道任内。当时上海最有名的藏书家，为以营运沙船起家的郁氏。同治《上海县志》：“郁松年字万枝，号泰丰，恩贡生；好读书，购藏数十万卷，手自校对，以元明旧本，世不多见，刊《宜稼堂丛书》。”据记载，郁氏藏书间接得自“百宋一廛”。百宋一廛者，黄丕烈的藏书楼名。黄丕烈苏州人，字绍武，别号荛圃，乾隆戊申举人，不知缘何致富，故好宋本书成癖，而终能成为收藏宋版书的巨擘。所谓“百宋一廛”，意谓一廛之中藏宋版书百种。又有一室名谓之“陶陶居”，以藏有北宋、南宋两部《陶渊明集》而得名。
    但黄丕烈的藏书，身前即已流出，由长洲汪家所购藏。潘祖荫《藏芸书舍宋元本书目跋》：
    吾郡嘉庆时黄荛圃、周香严、袁寿阶、顾抱冲，所谓四藏书家也，后尽归汪阆源观察。荫之姑母归观察之子珠林比部德英，荫少时至汪氏山塘所居，其堂宇轩敞，树石萧森，堂中悬楹联“种树似培佳子弟，拥书权拜小诸侯”，阮文达隶书。阮与汪故有连，三十年如在目前也。咸丰庚申以前，其书已散失，经史佳本，往往为杨致堂丈所得。兵燹以后，遂一本不存。今从其家得宋元书目钞本，富矣精矣，真不减东涧、沧苇，盖皆荛圃、涧萍诸老为之评定，故绝无伪刻。
    汪家的藏书楼名“藏芸书舍”。汪阆原名士钟，其父名文琛，开一家益美布号而致巨富。文琛风雅好藏书，自号“民部尚书”。其子士钟由富而贵，故得与潘祖荫姑母家联姻。据叶昌炽说，汪氏之书散出，“长编巨册皆归菰里瞿氏，归杨氏者畸零”。瞿氏为常熟铁琴铜剑楼主人，杨氏即潘祖荫文中所说的“杨致堂丈”。致堂名以增，山东聊城人，大挑出身，道光二十八年继潘祖荫的祖父锡恩为南河总督，以其世谊，故潘祖荫称之为丈。
    南河岁修费四百万银子，所以南河总督为有名的肥缺。杨以增复于咸丰三年兼署漕督，以迄六年下世。前后在任九年，宦囊极丰，乃于聊城筑海源阁藏书。洪杨以后，各地藏书家大都遭劫，唯杨氏得免。瞿氏亦赖子孙善于守藏，巍然与海源阁并称为“南瞿北杨”。
    洪杨以后，故家零落，雄于资者以贱值得收精椠，所以崛起好些后来居上的大藏书家，其尤著者，为湖州陆心源。其人极伧俗，李莼客记云：
    有湖州举人陆心源。入赀为广东督粮道，贪秽著闻，被劾开缺。闽都李鹤年奏调福建，委署粮道，遂专闽事。招摇纳贿，屡与巡抚王凯泰竞，去年凯泰乞病，亦以此也。及潘蔚入觐，颇为当路者言之，心源复被劾开缺。鹤年怒，遂亦因事劾蔚，有诏查办。蔚告病还苏，而心源亦归湖州矣。心源好为诗古文而不工，多蓄金石书画以为声誉，其乡人言其险薄鄙诈，劣迹甚众，一郡皆不齿之。然四库所著录及存目者，闻仅少三种云。
    翁同龢日记中，对陆心源亦有精到的批评：“陆存斋观察送字画皆未受；著书甚夥，貌则甚俗。”又：“陆潜园书来，历叙宦迹，官兴甚浓。”大致此人是贪官兼市侩，但本事是有的，鉴赏的眼力甚高，除版本外，收藏的字画甚多，著有《穰梨馆过眼录》。据故宫博物院书画处处长江兆申兄说，此书虽述而不作，但所收录殊少赝鼎，所以参考价值极高。现由学海出版社精印发行，附带介绍。
    陆心源自道心仪顾炎武，所以文集名为《仪顾堂文集》，又有《仪顾堂题跋》等，共计著书九百四十余卷，总名《潜园总集》。只是若非门客所撰，即有蓝本可供剽窃，真是盗名欺世之士。
    陆心源购书，有如趁火打劫。日人岛田翰著《皕宋楼藏书源流考》云：“捆载书于郁氏，当时所购去，今案其目，总四万八千余册，三千二百元。况丧乱之余，世家巨室之藏，星散云飞，等于废纸，而心源举群有廉获之：若元本《玉海》值五十元，汴刻《唐书》值三十二元，天水《蒙古》且然，余可知矣。”
    当陆心源购郁氏藏书时，丁日昌正为江苏的显宦，论势自不相敌，所以购郁氏之书，虽已大捡便宜，犹觉不能称心如意，因而撰文丑诋丁日昌，其言如此：
    禹生介绍应敏斋廉访至郁氏阅书，自取架上宋元刊本五十余种，令材官骑士担负而趋。时泰峰已故，诸孙尚幼，率其孀妇追及于门，禹生不能夺取，其卷帙少者自置舆中，其卷帙多者，仅携首帙而去。后经应敏斋调停，以宋刊世彩堂《韩文》、程大昌《禹贡论》《九朝编年》《毛诗要义》《仪礼要义》、金刊《地理新书》等十种为赠，余仍返璧。
    应敏斋名宝时，官至江苏臬司，有能吏之名，人品则至少要比陆心源高明。丁、陆因购书成隙这一重公案，岛田翰有公平的论断：
    心源时在闽，其自闽归，《毛诗要义》等精椠既为禹生所得，故大咻之。予闻禹生开府江苏，精明慈惠，御吏严而爱民如子，吴民至今德之；盖强夺则或有之，未如是之大甚也！而心源狺狺曲成之，岂知其源流将因宋元本数种而起，既伤友好，又欺后世，适成其为市道之薄，何有于讲学也！
    丁日昌官至福建巡抚，光绪初年即乞休归隐。光绪八年三月，以因受李鸿章委托，办理捐赈，为人侵冒，愤而致死。翁同龢与他有金兰之契，以兄事之，丁死后，翁作联相挽，联有“政绩张乖崖，学术陈龙川”之语，足定其平生。
    乖崖为宋朝张咏的别号，《宋史》卷二九三《张咏传》：
    出知益州，时李顺抅乱，王继恩、上官正总兵攻讨，缓师不进，咏以言激正，勉其亲行，仍盛为供帐饯之，酒酣，举爵属军校曰：“汝曹蒙国厚恩，无以塞责，此行当直抵寇垒，平荡丑类，若老师旷日，即此地还为尔死所矣！”正由是决行深入，大致克捷。继恩帐下卒缒城夜遁，吏执以告，咏不欲与继恩失欢，即命絷投眢井，人无知者；时寇略之余，民多胁从，咏移文，谕以朝廷恩信，使各归田里，且曰：“前日李顺胁民为贼，今日吾化贼为民，不亦可乎？”
    丁日昌在江苏的政绩，与此相仿，“化贼为民”，其事至难，但亦至易，唯在曲体人情，务期温恤。至于处骄兵悍将，而欲其能激发天良，克敌致果，此则必须有高明的手腕，丁日昌之最可佩者在此。
    陈龙川为陈亮，入《宋史·儒林传》。类书撮叙其生平云：
    宋永康人，字同甫，工文词，才气超迈，喜谈兵，周蔡以为上客，得交一时豪杰。隆兴初，上《中兴五论》，不报。尝以豪侠屡遭大狱，几濒危殆，乃益力学著书。其学自孟子后，独推王通，自立其文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淳熙中，更名同，诣阙上书，极言时事。孝宗将官之，亟渡以归。感帝知遇，至金陵视形势。复上疏，欲激孝宗恢复，仍不报。光宗策进士，问礼乐刑政之要，亮以君道师道对。光宗大悦，擢为第一，授签书建康府判官，未赴卒。著有《三国纪年》《欧阳文粹》《龙州文集》《龙川词》。
    按：王通即文中子，为学以经世实用为主。清朝学术，在乾隆以前，以文网甚密，故识时论政之著作，相率视为禁忌。龚定庵诗：“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虽不免牢骚，多少也是实情。
    及至嘉道以后，谈实用之学者逐渐兴起。士大夫之有识者，不复以为四海之内即是“天下”，九州万国，茫无涯际，以魏源的《海国图志》为始，一方面希望吸收新知，一方面正视现实，经世之文，粲然可观。
    由道光中叶起，谈漕运，谈盐法，谈水利，类皆能针对时弊，稽古通今，风气为之一变。洪杨之变，竟能戡平大乱，一时中兴名臣曾、胡、左、李，讲学问，讲文采，皆为一时之冠，但不论用兵施政，绝无丝毫书呆子的味道，这亦正就是嘉、道以来，讲究经世致用之学的效验。
    丁日昌的遗文，只不过《抚吴公牍》一部，所谓“学术陈龙川”，自不免溢美。但在公牍中讲学问，亦自有其从平淡中见深刻的一面，如严禁“琐语淫词”的札文：
    淫词小说，最易坏人心术，乃近来书贾射利，往往镂版流传，扬波扇焰。《水浒》《西厢》等书，几于家置一编，人怀一箧。原共著述之始，大率少年浮薄，以绮腻为风流；乡曲武豪，借放纵为任侠，而愚民鲜识，遂以犯上作乱之事，视为寻常；地方官漠不经心，方以盗案奸情，纷歧迭出，殊不知忠孝廉节之事，千百人教之而未见为功，奸盗诈伪之害，一二人道之而立萌其祸，风俗与人心，相为表里。近来兵戈浩劫，未尝非此等逾闲荡检之说，默酿其殃。
    这些见解，以现代的眼光来看，自不免迂腐之讥。但在当时，确有一部分是真知灼见，“乡曲武豪，借放纵为任侠”，此则太史公所谓“侠以武犯禁”，至今犹然。但所禁之书，诚如《谭瀛室笔记》所论：
    其中颇有并非淫秽者，且少年子弟，虽嗜阅淫艳小说，奈未知其名，亦无从遍觅，今列举如此详备，尽可按图而索，是不啻示读淫书者以提要焉。夫亦未免多此一举矣！
    所评可谓中肯。所刊禁书名目确有颇不合理者，如《红楼梦》不在其列，而续书如《红楼重梦》等七种，一律查禁，自难餍服人心，甚至袁子才的笔记《子不语》亦在禁书之中。此书中固有冶艳的笔墨，但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何尝不然？
    丁日昌的查禁“淫书”是出了名的，这可能他的子弟中，曾受其害，故深恶痛绝。丁日昌有五子，长名惠衡，是捐班的知府，曾为丁日昌带来很大的麻烦。《清史列传》卷五十五本传：
    （同治八年）九月出省查勘水灾，有族人都司丁炳，同日昌家丁冶游，与水勇徐有得忿争，游击薛荫榜巡夜，棍毙有得，日昌奏请褫治薛荫榜，丁炳因自请议处。上以日昌虽事前公出，究属疏于防范，下部议处，案交总督马新贻提讯。
    不久，马新贻又接到第二道上谕，显示案中有案：
    兹据该抚奏称：续查案内有伊侄监生丁继祖同住，闻闹先回，并风闻伊子分发知府丁惠衡，一并在内，经署臬司杜文澜督审，均称伊子并未在场，请将丁惠衡、丁继祖分别斥革，彻底根究，并自请革职治罪各等语。此案营弁人等，滋事酿命，丁日昌之侄监生丁继祖，既经同往，着即斥革，交马新贻归案审讯。伊子丁惠衡，是否同往？着于到案时一并交马新贻审明虚实，分别办理。丁日昌咎衹失察，前已交部议处，所有自请治罪之处，着毋庸议。该部知道。
    原来此案还牵涉丁日昌的子侄在内。因此，一桩寻常命案，马新贻特派地方大僚会审，计有江宁藩司梅启照、江安粮道王大经、署盐道凌焕、候补道孙衣言，复调江苏臬司应宝时与审。丁继祖自行投到，丁惠衡却未到案。五堂会审之后，马新贻亲自提审，直到第二年六月间，方始复奏，审出的案情是：
    缘薛荫榜籍隶安徽全椒县，由军营保举两江补用游击，在苏州亲兵营当差，委派巡夜。已死徐有得即徐洪才，系太湖水师后营右哨勇丁，彼此素不认识。同治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徐有得与同哨勇丁刘步标，因哨官王有明患病请假，随同驾船赴苏就医。王有明移住客寓，令徐有得、刘步标与舵工尚邦发看船，适刘步标叔侄刘崇豹至苏探亲，刘步标留其暂住船内。九月初一日二更后，徐有得、刘步标、刘崇豹探知善长巷胡二家，系属妓馆，同去玩耍，正在楼上闲坐，已革都司丁炳，已革监生丁继祖，同家丁范贵、周兴亦赴胡二家闲游。范贵先行进，上楼窥探，徐有得喝阻，致相争闹，经周兴、胡二劝解。丁炳、丁继祖随后走至，因见徐有得嚷骂，恐致闹事，喊同范贵等回归。彼时正值薛荫榜带同亲兵胡永岳、丁玉林巡夜，闻闹进内查拿。询知徐有得等系勇丁滋事，各责军棍四十，徐有得倔强不服，又令丁玉林重责，未记其数，薛荫榜斥逐走散，徐有得受伤较重，行走不便，舵工尚邦发在船闻信，着人背回，当用黄纸烧酒敷贴。次日刘步标、刘崇豹伤俱渐愈，徐有得伤痕较重，饮食少进，延医陶鹤鸣医治，服药无效，至初四夜身死。哨官王有明报称徐有得病故，棺殓送回，经抚臣丁日昌访闻，将薛荫榜、丁炳奏参斥革。
    以下叙接办本案的经过：
    哨官王有明报称，徐有得病故，棺殓送回。经抚臣丁日昌访闻，将薛荫榜、丁炳奏参斥革。奉旨交臣审办，一面发交臬司讯供看管，听候提究。旋据太湖营副将田名魁，以哨官王有明业已病故，将徐有得尸棺送县候验，刘步标等解司讯办，督饬府县开棺查看，徐有得尸已腐烂，无凭相验。复经抚臣丁日昌续查丁属滋事情形，疑有伊子丁惠衡同在。据署臬司杜文澜审讯，只有丁继祖在内。丁惠衡并未在场。奏奉谕旨，将丁继祖斥革归案审讯等因，遵经饬提人证，据江苏按察使应宝时查明，丁惠衡远出未归，一时未能到案，而通案人证又未便久稽，当饬江宁布政使梅启照等，提集众证，会同严审，均供是夜丁惠衡实未同往，再三究诘，矢口不移，分别议拟，详解勘讯。臣查薛荫榜带勇巡夜，适遇勇丁在妓馆滋事，各予棍责，本系分内之事。勇丁徐有得于被责四日后殒命，当时臀腿受伤，他处并无伤痕，质之同被棍责之刘步标、刘崇豹，及船工尚邦发，医生陶鹤鸣，供俱相同，其为棍责臀伤毫无疑义，自可毋庸检验，以免尸遭蒸刷之惨。惟薛荫榜以惩治游勇之法，任意重责，未能详慎，实属咎有应得。至丁惠衡是否同往一节，查抚臣丁日昌平素治家过严，嫉恶殊甚，因有丁惠衡跟丁范贵在内，不肯含糊了结，是以奏请审办。现经臣提集九年七月，日昌奏言：臣公出时，嘱臣子丁惠衡约束亲丁，乃敢任听闲游滋事，迨臣访闻有丁惠衡跟丁范贵在内，疑伊亦在场，当时忿怒所逼，欲以家法处死。丁惠衡畏死潜逃，至今半年之久，犹复惧责不归，致臣九旬老母寝食难安。请旨将盐运使衔知府丁惠衡即行斥革，将臣交部严加议处，以为辜恩溺职者戒。
    应讯人证，当堂驳诘，反复参观，不特丁炳等坚称并无丁惠衡在内，即被责之刘步标、刘崇豹等，亦未能于丁炳、丁继祖、周兴、范贵之外，再指一人，是丁惠衡并未在场，已属可信。
    此奏反复强调的是，丁惠衡并未在场，已令人兴起“此地无银三百两”之感。再看丁日昌的奏折，更知别有缘由。
    两奏参看，实情昭然若揭，当时确有丁惠衡在场，纵未指使，巡夜的薛荫榜为了趋奉“抚台大少爷”才下毒手，是可想而知的。丁日昌初无袒护之意，无奈祖母心疼孙子，纵容潜逃，亦是可想而知的。《清史稿》说丁日昌孝友过人，抚吴之日，迎养九十岁老母黄氏于署中，慕如儿时，又亲为其兄煎药，所以对丁惠衡，丁日昌遭遇了极大的难题，行法则伤亲友，孝母则不免徇私，更是可想而知的。
    此案自应宝时至马新贻，皆不免枉法。而枉法的动机，似有可原之处。此中是非，无法深论。但我有一点发现，自信不虚，即马新贻的被刺，实以此案为导火线。
    马新贻被刺，在此案定谳之后一个多月。清朝有所谓“四大疑案”，马新贻被刺即为其中之一。不久，上海演出一出新剧，即名“张汶祥刺马”，说马新贻渔色负友，张汶祥为友复仇。又有一说，马新贻与新疆的回乱有关，实皆谰言。殉公而又蒙谤，不平孰甚！因此我在写《慈禧全传》，曾细述真相。如今更可作一补充，为读者一谈马新贻被刺的近因。
    先总括一句：马新贻之被刺，意味着湘军之夺回两江。换句话说，马新贻是湘军与淮军全面明争暗斗下的牺牲者。曾国藩本来是“诸葛一生唯谨慎”的人物，不但熟读史书，时时有功高震主的警惕，而且亦深明盈虚消长之理，所以别署“求阙斋”。凡事忌满，处处谦抑。在他当穷翰林时，做梦亦不曾想到过，居然有一天会封侯拜相，节制五省，征兵筹饷，任官施政，朝廷明白诏示，不为遥制。这样的权柄，是清朝开国以来，除了康熙末年的抚远大将军皇十四子恂郡王胤祯以外，谁也不曾得过的。当然，吴三桂、年羹尧也曾有过，但由僭越而来，非朝廷授权。而吴三桂、年羹尧的下场，对曾国藩则是两面再也清楚不过的镜子。
    可是曾九帅——曾国荃之独成大功，则曾国藩很明白，是他一手所强致。以他求缺的本心来说，是过分了一些，所以内心特感不安。金陵未下，便已决定了裁抑湘军的基本宗旨。他说过，“办大事以觅替手”为第一，因而扶植李鸿章与淮军来代替他与湘军。金陵一下，立即着手裁撤湘军。同时对曾国荃的前程，持一种消极的态度，绝不鼓励他往上爬。
    相形之下，李鸿章却真是飞黄腾达了。但他所苦者，“班底”中缺乏全面的人才，部下只有一个刘秉坤是翰林，在资格上可望成为督抚。此外就是一个丁日昌，才具有余，资格又不足。因此，李鸿章必须在平辈中去找助手，条件有三：第一，至少两榜出身；第二，具方面之才；第三，能听他的话。李鸿章是道光二十七年丁未的翰林，他这一科得人甚盛。而清朝的士大夫又最重师门与年谊，是故李鸿章要找助手，当然是从他的同年中去物色。
    照我的看法，李鸿章最初心目中有三个人，丁宝桢、沈葆桢、郭嵩焘。但丁、沈都是有个性而不甘居人之下的，李鸿章只可用手段结为奥援，却不能指挥如意。郭嵩焘先为李鸿章所罗致，后来由于亲戚关系，转入左宗棠的系统，去当广东巡抚。左、郭搞得凶终隙末，交谊不终，那是后话，在当时，显然亦不能为李鸿章所用了。
    最后，李鸿章看中了马新贻。马新贻，字榖山，丁未进士，一直在安徽做官。他是回教，先世在明朝初年以军功拨在山东卫所，落籍山东曹州府菏泽县，已四百余年之久，除了宗教以外，一切的一切都与西北的马家不同。以后张汶祥诬以与新疆回乱有关，真是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
    由浙江巡抚升闽浙总督，改调两江，马新贻一贯以裁抑骄兵悍将为首要任务。而所谓骄兵悍将，大部分是曾氏兄弟一系的湘军。为薛荫榜棍责殒命的勇丁徐有得，属于太湖水师营，而为曾国藩所一手设立。《清史稿·李朝斌传》：
    曾国藩奏设太湖水师，以朝斌将，令赴湖南造船募勇。二年，成军东下，会诸军克江浦浦口，连破草鞋燕子矶敌屯，战九洑洲，功最，赐黄马褂。朝斌一师，原为规复江浙而设，九袱洲既克，会黄翼升淮扬水师，同援上海。由长江直下，与总兵程学启会师夹浦，督水师百艘，攻沿湖敌垒，下之；进破澹台湖敌垒，直逼苏州，破盘门外敌垒。时李秀成率众七八万夺宝带桥，朝斌会师合击，血战挫之，敌始退。破援敌于叶泽湖，截窜敌于觅渡桥，会克五龙桥敌垒，分攻葑门阊门，昼夜轰击，李秀成先逸，余党以城降。李鸿章奏捷，言朝斌迭次苦战，谋勇兼优，予云骑尉世职。是年冬，会陆师剿敌江浙之交，克平望镇，又破敌九里桥，署江南提督。
    三年，偕程学启会攻嘉兴，朝斌水师由官塘进破其七垒；湖州援敌，图窜盛泽，以牵围师，为朝斌所扼，不得逞，遂克嘉兴，实授江南提督，进窥湖州，由夹浦逼长兴，敌众数万，依山筑垒，杨鼎勋、刘士奇等与之相持，朝斌水师登陆袭敌后，夹击之，益毁西北沿岸敌垒，乘胜克长兴，复湖州，被珍赉。五年，推驻苏州，军事甫平，江浙湖荡，盗多出没，捕巨匪卜小二，诛之，辖境晏然。
    裁兵必然引起治安问题，千古一辙。曾国藩的裁湘军，更有在无形中形成的一项特殊规定，即不准回湖南置产。曾国荃从克复安庆，打到金陵，部下发财的不计其数。曾国荃本人亦颇成问题，每经一战役，必回湖南一次，求田问舍。有一次在老家造一大宅，规制拟于王府。曾国藩得报大惊，勒令拆除。凡此皆见于曾国藩的“满小姐”崇德老人曾纪芬的年谱。
    及至金陵克复，“天王府”的积聚，化为乌有，若非匿藏伪玺，可能惹起不测之祸，连“天王”的金印，恐亦不会呈缴。我曾考查过这一段史实，所谓“先登十将”，首登者确为黔将朱洪章，而奏报为李臣典，膺五等爵之封，即以李臣典入城后，首先占领天王府，置于严密控制之下，自午至翌晨，然后一火而焚之。或者即以此一段功劳，为“九帅”所赏识，故列以为首功。李臣典则以纵欲过度，大热天饮食不节，恣意而为，结果得病不治。判断他的病是所谓“夹阴阳寒”。
    及至湘军被裁，不发生遣散费的问题，因无不腰缠累累，不在乎区区几“关”的饷银。但一年半载以后，问题丛生，有的坐吃山空，流而为盗；有的在金陵置产营生，而不免有强买强卖情事。马新贻在李鸿章支持及曾国藩默许之下，用军法整饬，毫不容情。如《李朝斌传》所叙，巨盗卜小二，实即散兵游勇所奉的首领。
    自湘军被裁，淮军兴起，双方即颇不睦。薛荫榜安徽全椒人，自为淮军，故对属于湘军系统的太湖水师营哨丁，假借军法，毙于杖下，彼此间的感情可想而知。薛荫榜为祸首，而马新贻奏报定谳的处分是：
    已革游击薛荫榜委派巡夜，因太湖水师营勇徐有得等，在开设妓馆之胡二家滋闹，拿获棍责，尚无不合。惟因徐有得倔强不服，任意迭责，以致伤重殒命，实属决不如法，未便照邂逅致死律，勿论。已革游击薛荫榜应请依“官司决人不如法因而致死者杖一百”律，拟杖一百。业已革职，应毋庸议。惟该员年轻喜事，性情浮躁，应即递解回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观此，袒护之迹，殊为明显。而所谓“递解回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其实乃是保护薛荫榜。否则，薛必死于湘军之手。
    在湘军的想法，他们之为淮军所扼，都由于两江总督不是“自己人”。同时亦认定金陵既由湘军所克服，两江总督理应由湘军统帅担任。当时的湖南人，一提到“老帅”，总说：“两江总督太细啦！”言下应该分茅列土，封王就藩才足以酬庸。如果“老帅”不在两江，自然是由“九帅”接任总督。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何人督两江，都自然而然地会被湘军视作眼中钉。尤其是马新贻，升迁调动的过程，看起来恰如天生是曾国荃的对头，以致结怨更深。
    在仕途中，马新贻、曾国荃的荣枯，确是一个强烈的对照。同治二年，浙江巡抚左宗棠擢升闽督，以曾国荃继任，是遥领的一个虚衔，及至同治三年夏天，金陵克复，曾国荃大功告成，封了伯爵，应可到任了，不意却于九月间，因病免职，而由马新贻自安徽藩司升任。
    同治五年正月，曾国荃复起，授为湖北巡抚。督抚同城，向来相克。曾国荃与鄂督官文不和，互相参劾，官文于是年十一月内召，去当他的本职文华殿大学士，暂署直督。但曾国荃亦于同治六年十一月去职。这是两败俱伤，却为李鸿章弟兄及马新贻制造了机会。其时曾国藩回任两江，李鸿章以钦差大臣的身份，主持剿捻。官文缺出，李鸿章实授鄂督。鸿章之兄瀚章为湖南巡抚，依回避之例，必得改调，而一时无缺，只好留在湖北为其老弟“看家”。
    到了这年冬天，四川总督骆秉章出缺，以闽督吴棠继任。马新贻如左宗棠之例，由浙抚擢闽督，李瀚章继马而为浙抚。此正曾国荃黯然卸任之时。
    同治七年七月，曾国藩调直督，两江竟由马新贻接替，闽督则以英桂实授。曾国荃不独未能到两江，连闽督亦轮不到。而中兴名将李鸿章开府武昌，左宗棠雄镇西陲，十月间且加衔太子太保，唯独曾国荃寂寞江乡，此情自所难堪。
    马新贻原籍山东曹州菏泽，其地即《水浒》的梁山泊，民风强悍，铤而走险，视为常事。马新贻的个性，亦为刚直一流，对捕盗一事，格外致力，《清史稿》本传：
    筑海宁石塘、绍兴东塘，浚三江口。岐海为盗贼窟穴，遣兵捕治，擒其魁。厚于待士，会城诸书院皆兴复，士群至肄业，新贻皆视若子弟，优以资用奖励之。严州、绍兴被水，蠲赈核实，灾不为害。台州民悍，动辄群聚械斗，新贻奏：“地方官惮吏议，瞻顾消弭，请嗣后有讳匿不报者参处；多处仅止失察，皆宽贷，仍责令捕治。”下部议行。象山宁海有禁界地曰南田，方数百里，环海土寇邱财青等处窟其中，遣兵捕得财青，置之法，南田乃安。黄岩总兵刚安泰出海捕盗，为所戕，檄副将张其光等击杀盗五十余。上以新贻未能预防，下吏议。嘉兴湖州与苏州界，皆水乡，方乱时，民自卫，置枪于船，谓之“枪船”，久之聚博行劫，为民害。新贻会江苏巡抚郭柏荫督兵斩其渠，及悍党数十，枪船害始除，擢闽浙总督。七年，调两江总督，兼通商大臣，奏言标兵虚弱，无以壮根本，请选各营兵二千五百人屯江宁，亲加训练。编为五营，令总兵刘启发督率缉捕，盗为衰止。宿迁设水旱两关，淮关于蒋坝设分关，并为商民扰累。新贻奏：“蒋坝为安徽凤阳关辖境，淮关远隔洪泽湖，不应设为子口，当令淮关监督申明旧例，严禁需索；宿迁旱关非旧例，征数微，请裁撤，专收水关。”从之。幅匪高归等在山东、江苏交界，占民圩行劫，新贻捕诛其渠。
    传中语多含蓄，其实马新贻简练亲军的主要目的，即在对付散兵游勇，及骄恣不法的营伍。湘军久欲得之而后快。徐有得一案既发，恰好资以号召为借口。刺马的张汶祥，身世迄今成谜，但为湘军以重金募来的死士，则确凿无疑。刺马是否出于李朝斌的主谋，虽不可知，但为湘军一致决定的制裁行动，亦确凿无疑。此只看江宁将军魁玉，于案发后飞奏入朝，立即决定由直督曾国藩回任，即可想见情势之严重，非“老帅”坐镇，不足以了残局。
    此外还有证据，可以说明刺马为湘军询谋佥同的一致决定。当凶手既逮，先发交首府及江宁、上元两县审问，张汶祥以预先想好的诬蔑马新贻贪色卖友的一套说辞作供。两县令及首府相顾惊愕，竟不敢录供。
    明知所供不实，但要取具实供，却很困难。因为“三木之下”固然“无求不得”，但藩司梅启照及江宁府、江宁、上元两县心里无不雪亮，此时不知有多少人巴望能杀张汶祥灭口，如果一动了刑，正好授人以隙，狱卒动了手脚，报个“刑伤过重，瘐毙狱中”，不但责任甚重，而且也对不起马新贻。因此曾受马新贻知遇的臬司孙衣言，一力坚主刑讯，而始终未为梅启照所接受。
    其时疆臣如安徽巡抚英翰，京官如给事中王书瑞，都为马新贻不平，纷纷上奏，或则曰“请严诘主使之人，以遏诡谋”，或则曰“请添派亲信大臣，彻底根究”，否则“疆臣且人人自危”。意在言外，都认为此案别有内幕。
    于是朝旨指派漕运总督张之万查办。上谕是一道严命：
    着该督驰赴江宁，会同魁玉，督饬司道各员，将该犯设法熬审，务将其中情节，确切研讯，奏明办理。
    紧接着另有一道密旨，说：“此事案情重大，断不准存化大为小之心，希图草率了事。”张之万虽为状元，素无作为，而且胆子极小。他是漕督，自然知道“漕帮”与太湖水师营中的哨官、勇丁关系密切，倘或遵旨办理，颇有成为马新贻第二的可能。为此，一直拖延着不肯启程。无奈朝旨督催，江宁将军魁玉又来速驾，拖无可拖，只好硬着头皮动身。
    张之万在路上还出了个笑话。他是漕标水陆两兵的营勇保护着去的，终朝闷在船舱中，不敢露面。有天傍晚，船泊瓜洲，红蓼白苹，风景绝佳。张之万闷了好几天，忽然想上岸走走。闲眺了一会儿，忽然内急，就近找了个茅厕方便，又怕此时恰恰遇到刺客，便由漕标参将，带领两百亲兵，提刀持枪，团团将茅厕围住。田野中，正在收割稻子的老百姓，不知出了何事，奔走相告，惊惶万分。细一打听，才知道是“保护漕帅张大人出恭”。笑话就此传了开去，而风鹤之惊为何如，亦就不难想象了。
    到得江宁，张之万才知道自魁玉以下，地方大员分成两派，除了孙衣言之外，马新贻的营务处总办候补道袁保庆，亦主严办。袁保庆为袁甲三的胞侄，袁世凯的叔父，对马新贻不仅有知遇之感，事实上平日抓散兵游勇，都由袁保庆下令执行，因而对马新贻的被刺，别有一份歉疚，亟盼能够审出真相，为马新贻报了仇，也略减他的内疚。
    除此以外，都主张息事宁人。这一派的主张，最后终于占了上风。
    魁玉与梅启照出的主意是，为张汶祥编造一套假口供，说马新贻在浙江巡抚任内，捕治浙东海盗，伏法者多为张汶祥的好友，以张汶祥到宁波开小押当为生，适逢马新贻出告示严禁重利盘剥，查禁小押当，生计顿绝。再则张汶祥之妻背夫潜逃，人虽追回，衣物已为奸夫带走，具呈控告，马新贻认为此是小事，不应烦渎大宪，状子不准。以此种种结怨，乃下手行刺。
    这套假口供如此编造，一方面是要隐瞒真相，以免在风声鹤唳、十户九闭的江宁城中，激出大乱；一方面也是希望借此洗刷马新贻的名誉，用心不为不苦。无奈不易为人置信。所以钦差张之万与魁玉会衔的奏折到京后，清议大哗，要求另派大臣，严究其事。
    于是两宫皇太后召见军机以后，下了一道“明发上谕”：
    马新贻以总督重臣，突遭此变，案情重大。张汶祥所供挟报各节，暨龙启沄等指使情事，恐尚有不尽不实；若遽照魁玉等所拟，即正典刑，不足以成信谳。前已有旨，令曾国藩于抵任后，会同严讯，务得确情。着再派郑敦谨驰驿前往江南，会同曾国藩将全案人证，详细研鞫，究出实在情形，从严侦办，以伸国法。随带司员，着一并驰驿。
    指派郑敦谨是经过慎重考虑的，第一，他是刑部尚书，正好管着这件案子；第二，他是湖南长沙人，由他来主审，湘军不会不服；第三，他跟曾国藩是乡试同年，一向交好，必能和衷共济；第四，也是最要紧的，郑敦谨的刑部尚书做得响当当，名声极好，此案由他手里定谳，必能压服人心。
    上谕是十二月初下的，郑敦谨在部里秋审处挑了两名好手，在急景凋年中驰驿南下，到江宁的那天，正逢除夕。其时曾国藩已经接任，把老同年请到总督衙门度岁，开门见山地相告，此案不能认真。因为天津教案刚刚结束，洋人不尽满意。倘或再激出变故，授人以隙，大局堪虞。
    另一方面，孙衣言、袁保庆则力主严办。马新贻的胞弟浙江候补知县马新佑，则在年初二那天，带着他的过继给马新贻的儿子毓桢，披麻戴孝，跪在钦差行辕大门前，放声痛哭，求钦差申冤。在这样左右为难的情况下，郑敦谨听从司员的建议，札委孙衣言、袁保庆会审，用意当然是要他们分担定谳以后的后果。
    其时公堂上尚未开审，而舞台上却已作了判决。原来上海丹桂茶园，已排了一出新戏，即名“刺马”，情节完全根据张汶祥初次所供，马新贻如何贪色卖友，再加上许多渲染，绘声绘影，大致后来平江不肖生在《江湖奇侠传》中的描写，即系根据此戏而来。
    这就奇怪了！张汶祥的初供，江宁府及上、江两县竟不敢笔录。即或录供，亦是附卷的密件，何能流传在外，资为戏剧材料？同时，两江总督等于主宰东南半壁，起居八座，威势赫赫，即或丹桂茶园主事者及演此新剧的伶人，能以租界暂作庇护，但岂能不顾虑到，一出租界，落入逻卒手中，两江总督杀几个人算不了一回事，而敢冒此大不韪？
    于此不难想象，丹桂园排演“刺马”，必然有人在撑腰，大背景是湘军，小背景是漕帮。漕帮即是所谓“清帮”，依照帮中“家法”，只有“扫清码子”——理发匠不能“进门槛”，即被摒于“山门”以外。因为在理论上说，漕帮以反清复明为宗旨，而理发匠当清兵入关剃发令下时，为虎作伥，不剃发者，即时可以斩首示众。旧时的剃头挑子，一头是一张凳子形的小柜，上面坐顾客，柜中置放“吃饭家伙”；一头是一座小行灶，上架面盆，烧着热水，面盆之上是一具小小的旗杆，即为当时斩首示众的遗迹。由于立场的敌对，所以漕帮不纳理发匠。
    实际上这是门面话。漕帮当初订立帮规、家法时，颇有高人参预。有许多“秘诀”隐藏不露，漕帮摒拒理发匠的真正原因是，为了保持秘密。因为理发匠执业时，必与顾主谈论新闻，没话找话，罔识忌讳，倘入“门槛”，则将无机密可言。所以找个很正大的理由，彻底排除。“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创立漕帮者对此原则的运用，有些地方真是到了化境。
    但漕帮不拒伶人，尤其是江南的“水路班子”，沿一条运河卖艺，与漕帮有密切关系。太湖水师营与漕帮亦同是“靠水吃水”，所以水师营官兵入帮者极多，这样，间接策动“水路班子”，打一出“刺马”的新戏出来，是很容易办到的事。
    “刺马”一出，轰动一时，张汶祥顿时变成侠义之士，而马新贻则被描绘得形同禽兽，这是马新贻的家属及其故交旧部最痛心的一件事。
    “刺马”这出戏歆动不明内幕的百姓，自无足奇，可怪的是曾经当过安徽巡抚、做过马新贻顶头上司的乔松年亦竟赋诗，道是“群公章奏分明在，不及歌场独写真”，实不可恕。
    此外，以刺马为题材的诗，还多得很。有一首《教场歌》，完全根据湘军借漕帮往来南北所散播的流言写成。诗是不坏，但唯其诗不坏，对马新贻的损害更甚。诗云：
    钟山七载无烽火，仪凤城高宵不锁，
    丝竹东山话谢公，风流自昔惟江左。
    尚书辛苦选材良，阅武亲临内校场，
    细柳营门刚下令，华林马射正分行。
    材官技勇群相角，金鼓声声相间作。
    帐下俄惊恶客来，天边瞥见寒星落。
    千金匕首血花斑，此际恩仇岂等闲，
    聂政从来无识面，荆轲原自不须还。
    满城僚属争相讯，刺客从容承鞫问，
    三尺爰书尚未成，又传阃内红儿殒。
    岂有琼花璧月吟，门前何苦说韩擒，
    无情怨杀燕支井，女伴凄凉泪满襟。
    当日烽烟连皖豫，江头记得潜行处，
    良人同日窜荆榛，贱妾何羞齐相御。
    转眼升沉事渺茫，使君玉节耀钱塘，
    飘零萍梗无家客，也向西湖泛小航。
    相逢话旧情难遣，蘼芜山下惊重见，
    恩怨循环一晌间，罗敷枉用多留恋。
    鸟不高飞亦可哀，浑忘万苦贼中来，
    谁怜婀娜天涯树，强向侯门苑里栽。
    侯门深锁春光好，一夜西风吹树倒，
    歌舞文酣祸变生，呼天一哭天应老。
    浩荡长干鼓浪声，愁心重叠恨难平，
    春蚕已死丝仍缚，粉蝶成孤梦未醒。
    转眼豪华经晓露，六卅一错凭谁铸？
    北渚新添渺渺愁，西陵误认亭亭树。
    星使明年日下来，优扬典礼逮泉台，
    不知年少三河客，底甚沧溟作巨魁？
    这首歌行，四句一转韵，为正规的梅村体。全篇重点在“又传阃内红儿殒”，因为谣言中说，马新贻与捻匪投诚的曹二虎结盟，诱曹妻私通，复杀曹二虎。马新贻“死后数日，署中一妾自缢，并未棺殓，密埋于后园中，即曹妻也”。此“红儿”即指所谓“曹妻”。以下即叙马纳“曹妻”为妾的“经过”，直至结尾，“优扬典礼逮泉台”，指次年朝廷准江督及各地士绅请在立功省分建专祠一事，而隐然有惋惜张汶祥之意，诬之甚矣！
    郭则沄《十朝诗乘》载一诗，一韵到底，颇可一读：
    柳子厚《龙城录》载：龙城在柳州罗池市，有石刻云：“龙城柳，神所守，驱厉鬼，出匕首，福士氓，制九丑。”凡十八字。同治初年，金陵砥定，儿童竞歌是语，以为兵燹甫平，诵之以驱厉祈福也。迨马端敏遇刺，周彦升谓其应谶，因作《龙城谣》云：
    龙城柳，神所守，驱厉鬼，出匕首。
    匕首出，日无光，柳星正对连天张。
    两江制府坐堂皇，材官骑将纷趋跄。
    京口健儿束急装，一手偃抑纛中央。
    绿营员弁走且僵，兵必露刃剑耀铓。
    是日校士门关防，飞鸟不到舆盖旁。
    戟辕令下如秋霜，铃下肃静旗飘飏。
    但闻擂鼓声琅琅，白日照案风动裳。
    忽然走卒来儴，濡缕仿佛背有芒。
    贼刃大府如刲羊，众手搏贼如虎狼。
    贼顾而笑神扬扬，诘贼何名张汶祥。
    朝命严讯贼主张，贼对不对无惧惶。
    吁嗟乎，世间怪事无不有，龙城柳，出匕首。
    《十朝诗乘》又记：
    凶犯就获，讯之无确供。或谓马本回族，既贵而叛之，故彼族挟憾以逞；或疑穷交蓄怨，相伺已久，迫而出此；又或谓马掳其妻，遇害某姬亦自缢死。究皆臆测之论。周荇农阁学，初闻流言，为赋诗云：“一昔狼星殒石城，扶风恶耗使心惊。虎牙未听呼来歙，犊鼻翻令误马卿。磨刃廿年胎祸水，饮章万口溢冤声。诸公莫作元衡例，斟酌崇祠与易名。”嗣晤勒少仲河督（方锜），知其说全诬；又赋一诗云：“人事百年真出世，谁知定论死犹无。重臣已被元衡祸，谤语几罹永叔诬。泣到遗民知惠政，荐从贤相识通儒。流言惑听惭非智，况是千秋被史愚。”其时少仲同在江南，所言自堪传信。
    周荇农，名寿昌，湖南长沙人，久负文名。第一诗惑于流言，故结尾有“斟酌崇祠与易名”的主张，竟欲撤马新贻的祠堂及褫夺“端愍”的谥号。及至由勒方锜口中得悉真相，自陈“流言惑听惭非智”，为马新贻辩白，以欧阳修与甥女有暖昧之诬相比，而感慨盖棺论定之不易。这种勇于改过的修养，很可佩服。李慈铭先与周寿昌交好，后来颇有讥刺，中间又弃旧嫌，而在周死后十余年，忽又批评他的诗不好，三翻四覆，其人品实不如周。
    如上所述，勒方锜能为马新贻辩诬，且足以令周寿昌信服，可知马新贻行事，原本无暧昧之处。乔松年与马新贻在安徽巡抚与藩司，关系甚为密切，可说无三日不见之时，对马新贻的公私生活，应该相当了解，而竟有“歌场写真”之语，倘非挟私嫌故为诬蔑，则此人之浅薄无知识，亦就可想而知了。
    与乔松年相反的是，当时的安徽巡抚英翰，他对马新贻之被刺、被诬，表现得很够义气，曾经函请上海道涂宗瀛查禁“刺马”一剧，又奏请为马新贻在安徽建专祠，凡能安慰死者及其家属者，无不悉力以赴。可是，最要紧的一事，也就是找出“主使人”来，始终未能有结果。郑敦谨终于在顾全大局这一万分无奈的苦衷之下，屈服于现实。定谳后有一道上谕：
    兹据郑敦谨、曾国藩奏：复审凶犯行刺缘由，并无另有主使之人，请将该犯仍照原拟罪名，比照谋反叛逆，凌迟处死，并摘心致祭各等语。此案凶犯张汶祥，以漏网发逆，复通浙江南田海盗，因马新贻在浙江巡抚任内，戮伊伙党甚多，又因伊妻罗氏为吴炳燮诱逃，呈控未准审理，其在新市镇私开小押，适当马新贻出示禁止之时，心怀忿恨，竟敢乘间刺害总督大员，实属罪大恶极。既据郑敦谨审讯确实，验明凶器，亦无药毒，并无另有主使之人，着即将张汶祥凌迟处死，并于马新贻柩前摘心致祭，以彰国法，而慰忠魂；其子张长幅着照所拟，按例惩办。该故督公忠体国，历次剿办海盗，歼除积年匪首，地方赖以安靖，讵以盗匪遗孽，挟仇逞凶，仓猝殒命，实堪悼惜！前已有旨，将马新贻照总督例赐恤入祀贤良祠，着再加恩照阵亡例赐恤，并于江宁省城建立专祠，用示笃念荩臣，有加无已至意。
    案子是定了。事前事后，有好些插曲可谈。第一是张汶祥始终以“英雄”的姿态出现，而受到的优遇，可能亦是一名这样的要犯所从无享受过的。在狱中睡卧则高铺，食则盛馔。据说还经常有钓鱼巷的土娼，入狱侍寝。过堂时，百姓夹道围观。养得白白胖胖的张汶祥，洋洋得意，旁若无人。这种情形，对马新贻家属的刺激，真可说是椎心泣血，因此，对于张汶祥的报复，亦极惨酷。
    行刑的地点在江宁城北小营。“比照谋反叛逆，凌迟处死”，毕竟不是真的谋反叛逆，即令真是此罪名，至多亦不过由臬司或特派道员监斩，而这天监斩的，竟是“钦命两江总督部堂武英殿大学士一等毅勇侯曾”。很显然的，若非“老帅”坐镇，李逵闹江州的故事，就可能在江宁重演。
    一说监斩的是浙江候补知县，马新贻的四弟马新佑。此是必无之事，不过因为有“摘心致祭”之旨，所以马新佑特为打造了一把铜钩，以备摘心之用。又通过首府、首县的关系，要刽子手就拿这把钩子作为凌迟的工具。凌迟俗称“剐”，苏州妇女好以“杀千刀”骂人，又谓之“千刀万剐”。传说中有所谓“鱼鳞剐”，即以一张渔网紧包半裸的犯人，使其肌肉突出，即就突出之处脔割，这是没有的事。凌迟大致亦是象征性的，但据说手法极难，首先下手之处是眉上额头，割皮两片勿使断，下垂覆住眼睛，然后在两乳之处片皮。如果犯属花了钱的，刽子手不知用何手法，在心脏部位下刀致命，即可免除痛苦。如是共为八刀，方始枭首，故凌迟谓之“扎八刀”。
    马新佑要求用钩子钩起张汶祥的肌肉，然后下刀。行刑那天，自辰至未，也就是从上午八点割到下午两点，方始毕事。据说张汶祥始终未哼一声。事实上是早就不知用何手法结果张汶祥了，刽子手所凌迟的，只不过是一具尸体而已。
    第二个插曲是主审此案的钦差大臣，刑部尚书郑敦谨，事竣应该回京复命，哪知一出江宁，上折乞休，不待朝命便即挂冠归里。所为何来，值得一谈。
    原来清朝的刑部，在咸丰年间由肃顺重新建立了权威，戊午科场案，肃顺力主杀大学士柏葰。当勾决时，文宗提笔踌躇，大臣震栗失次，但在御案前肃顺坚持非杀不可。文宗乃含泪下笔，刑部汉尚书赵光，捧着“驾帖”，哭到菜市口，以为必有恩命，泰然不以为意的柏葰一见，顿足长叹，知道老命真个不保了。
    戊午科场案多少是场冤狱，但却能予人以刑部执法不阿的印象。以后辛酉政变杀肃顺，洪杨事定杀弃地失律、擅杀百姓的两江总督何桂清，以及下安徽巡抚翁同书于狱，这一连串的大案，巩固了刑部的地位，也建立了刑部堂官及司堂不畏权势、守正不阿的风格。郑敦谨就是很想保持这种风格的一个人。
    当郑敦谨由江宁启程回京复命时，曾国藩曾致赠程仪二百两，声明出自廉俸，为老同年赆行。而郑敦谨仍然坚辞。到得清江浦，乃托漕督张兆栋代为出奏告病，辞却官船，另行买舟，遄返长沙，高卧不起，表示歉疚，亦表示抗议。
    漕督本来是张之万，何以换了张兆栋？原来张之万已调署江苏巡抚。然则丁日昌何以去职？这就要说到第三个插曲了。
    当郑敦谨奉旨赴江宁查办马案时，曾有一道上谕：
    前因太常寺少卿王家璧奏：马新贻被刺一案，颇有传闻，当经谕令据实具奏。兹据奏称，所得之传闻者，丁日昌之子被案，应归马新贻查办，请托不行，致有此变。请饬将丁日昌之子原案再行查办等语。该京卿所奏一节，仅系得自传闻，且丁惠衡前因不能约束家丁范贵，闲游妓馆，先经丁日昌奏明，交马新贻审办奏结，自毋庸再行提讯。惟既据该京卿陈奏，亦不可不令曾国藩等知悉，着国藩、郑敦谨即将张汶祥悉心推鞫，有无另有主使之人，务得确供，以成信谳。
    王家璧是湖北武昌人，道光二十四年的进士。翁同龢说他为人“近迂”，但性情是刚正一路。此奏措辞甚妙，明明是马新贻为了保全丁日昌，不得已而袒护丁惠衡，却偏说：“丁日昌之子被案，应归马新贻查办，请托不行，致有此变。”目的是想将丁惠衡置之于法。因为原案已结，非借个大题目把他扯进去，不足以生案中之案。这一手法，自然逃不过军机处的“法眼”。军机大臣也许会忽略，军机章京对这些花样，精通无比。所以上谕中先作开脱，再交曾国藩、郑敦谨在张汶祥身上“悉心推鞫”，完全是敷衍王家璧。
    但由王家璧此奏，更可证明，丁惠衡一案，为导致马新贻被刺的直接原因。是则此一震惊海内，为清朝开国以来所未有的总督被刺奇案，街谈巷语，推原论始，不能不归罪魁祸首于丁惠衡。丁日昌内心的不安，丁氏家属的紧张，亦可想象得知。
    但另一祸首，可说是丁惠衡的祖母黄氏，如果不是她袒护孙子，此案不致一面倒得如此厉害。太湖水师营及湘军的众怒，亦不致如此难犯。这位“丁母黄太夫人”也是受了马新贻被刺的刺激，以致忧急去世。丁日昌丁忧去职，乃由张之万调署苏抚。
    丁日昌丁忧以后，侨居揭阳，开始整理持静斋藏书。此人本质上并非风雅一流，但与他的同乡张荫桓一样，虽非科目出身，却文采斐然，不以诗名，而偶有所作，颇具功力。在苏州时，有名的书家何绍基过访，流连甚久，陈衍《近代诗钞》收其长歌三首，其一题作“子贞先生以诗索和，已十五年不弹此调矣！率尔呈教，乞勿以示人”：
    苏城三月春风颠，幽鸟破梦呼檐前，文书如丝时煎沸，有花不赏同枯禅。忽闻剥啄来高贤，握手一笑别几年？相传海外坡已仙，形虽疲恭神完全。有时拄杖脰肩肩，忽如蛱蝶飞翩跹。太息故造同蜗铨，溪涧难胜大愿船。洞庭无风独缘沿，沂湖入江入皖川。浮屠三宿偶作缘，堂前问字无彭宣。对酒不乐愁拘牵，拂衣束下消滞延。官衙客舍床可联，琅嬛秘笈具评诠，夔蛟蛇风相并怜。
    这是叙何绍基的宦迹与两人的交谊，以下称道何绍基的书法：
    花下贻我青琅编，笔势恍若明堂椽，
    又如龙虎互钩连，皮骨苍莽色味妍。
    “龙虎”“皮骨”形容何子贞的书法，殊为精妙。不过论本心，丁日昌不以为所谓翰墨怡情是有益之事。另一诗从题目到诗，对何绍基的纠缠，已微露规劝之意。
    这首诗的题目是：“子贞太史以四月十一日啖荔，作诗张之。谓昌岭外人，应为推波助澜，人事扰扰，无以应命。晨兴骤凉，索枯呈教，并乞赐和。”诗中的第一段是：
    营营饮食亦何有，人生涉世岂为口？坡仙啖荔亦偶然，胡为日月记某某。五千里外七百年，风流印证无后先。天公颇怜诗料寡，特结翰墨新奇缘。蔡谱白图皆假借，香色太高惹嘲骂；世间无毁哪得誉，玉液琼浆自声价。
    此诗明明是说，啖荔而作诗张之，是好事。但又欲何绍基“赐和”，似成矛盾，或者是想知道何绍基是否听他的规劝。何诗未见，但可料定，即能领会此意，亦必不纳。因为丁日昌仍有两首诗“呈教”，诗中并注：“两日三赐诗，催和甚急。”诗中又提到“灌鱼鳞水则荔旺”，“佳荔名为糯米脐”，似皆未经人道过。
    丁日昌殁后，藏书陆续散出。比较能读先人之书的，只有一个丁惠康。他早年亦与长、次两兄一样，是个纨绔。只是灵性不昧，名心独盛，觉得做个公子哥儿，只是酒食征逐，弄不出什么名堂。于是折节读书，也中了秀才，纳赀为郎，捐了个主事，但并未分部，陈石遗为他所撰的传记中说：
    君于经史、百家九流、训诂、词章、金石之学，皆泛其涯，落笔为文，有魏晋间人风格；人亦如其文，虽为邑诸生，不屑求科举；虽为部郎，未尝分部学习也。尝北游，欲读书南学，长沙张公百熙领学事，置君第一；旋舍去，游日本。
    他在日本作诗不少，亦以游日所作，风致独胜。但初抵日本所作，与以后的诗，大异其趣，如：
    浪悔年年作壮游，客怀无著等虚舟。鸡鸣犬吠犹吾土，海碧天青此倚楼。故国别来无好梦，殊乡何事独悲秋。登高枉说犹能赋，浩荡离愁不可收。
    暗雨萧疏澹夕阴，高楼含雾远山沉。一春烂熳樱花候，万里羁孤客子心。入洛士龙成独往，过江王导怅登临。回廊徙倚怀乡国，锦瑟华年感到今。
    这两首七律，遣词修洁，音节苍凉。功力虽不算深，却看得出颇有天分。同时诗中感事伤时，亦有寄托。及至离日留别之诗，又是别样滋味：
    （其一）
    日暮思君苦未来，飞红狼藉旧亭台。沉沉远梦迷千劫，惨惨新词赋八哀。心比枯桐疑半死，泪如残蜡渐成灰。玉关人老愁何极，窈窕春星望几回？
    （其二）
    此去风云方百变，侧身天地更何之。行吟芳草无边路，倚遍银瓶系所思。最有温柔馨一握，是它幽怨乱千丝。辘轳永夕烦怀抱，讵独西风黯别离。
    （其三）
    手挼残红不忍看，轻寒无赖倚阑干。阴晴未定天如醉，疢疾迷方泪易弹。旧恨尊前歌昔昔，新愁帘外雨潺潺。伤心思妇辽西梦，冷怯空闺人未还。
    （其四）
    艰难行路黯魂销，帝遣巫阳赋大招。愁雨愁风才易尽，伤春伤别意无聊。相看镜匣惊消瘦，暗系香囊慰寂寥。独自思量目凝伫，碧城十二总迢迢。
    这四首七律，题作《回风辞留别日本诸寓公》，以落花作寄托，确是所谓“哀感顽艳”之作。诗似两当轩，而参以定庵笔法，便觉风骨胜于黄仲则。不过，“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二十几岁正当奋发之时，作此万般无奈的苦语，论者谓非佳兆，这话似乎亦有道理。
    在日本当然亦有韵事，所作《京桥冶春词》六绝，可以略窥本事：
    省识尊前旧舞腰，烟花约略忆南朝。
    庾郎词赋飘零甚，虚对东风弄玉箫。
    曲曲屏风烛影深，三挑微与托琴心。
    文君未解相如渴，枉费长门买赋金。
    心字罗衣绣两重，小苹初见意惺忪。
    一春梦雨无消息，沉醉东风唱懊侬。
    相见时难别更难，云英梦冷意阑珊。
    飞花沾絮空惆怅，输与檀郎画里看。
    怅望秋河倚玉箫，红楼雨冷梦迢迢。
    相看无语空相忆，肠断垂杨上下桥。
    衣香鬓影太匆匆，十里莺花最恼公。
    莫待他年重回首，落红成阵怨东风。
    从日本回国后，曾一至广州。其时李鸿章方与荣禄取得默契，出镇百粤，远避载漪之流的荼毒，俾在缓急之时，得以内外相维。丁惠康以年家子修谒，在李鸿章幕府中参学务，不久舍去。及至庚子之乱，丁惠康颇思有所作为，陈石遗为他所作的小传中说：
    庚子之乱，大学士粤督李鸿章议和至上海，君大集南北志士，锐欲有为，谒鸿章，陈政策，鸿章不能用。百熙旋荐举经济特科，不应。自是往来京师、上海。居京师数年，一室无尘，旧本图史插架，张壁数古琴，值千金。瓶炉盆盎杯盘之属，多古瓷，下者犹旧青花。然日用常无以自给，友人或赞助之。
    陈石遗写的传记中又说：“或告以貌酷似王介甫，则阴喜自负，时以语人，则知其未忘世也。”这两句话，参以前面所叙的生活状况，不难了解丁惠康的性情。大致名心过盛，则多所矜持。不应经济特科，为的自鸣其高（其诗集称《丁征君道集》的征君，即由特科而来）；日用无以自给，而场面不可不摆。他不是不想富贵，但总想一鸣惊人，于是有些想法就不免令人可笑了。
    如《散原精舍诗》中，有这样一首五律，《丁叔雅户部至白下，颇劝贷钱营濒海垦田，既去上海，寄此调之》：
    宪也贫非病，干卿风马牛？他年千亩添，余事五湖舟。眇眇吾安放，堂堂富可求。时危征卜式，好作烂羊头。
    散原翁甚轻丁惠康，但亦颇有人重之者，如陈石遗的《石遗室诗话》记：
    丁叔雅惠康有《奉怀石遗老人病状》诗云：“苦念空斋老病夫，近来诗思定何如？斜街短屋飞花满，萧寺华年把残虚。与汝安心宁已了，偷闲作计未全疏。凭谁东话温存味，慵卷晶帘对道书。”此见过视病归后作也。余答诗云：“畸人丁野鹤，能访老迦陵。春去愁如海，诗来意似冰。斜街婪尾药，老屋半身藤。君看绳床客，枯眠即是僧。”又有《石遗老人答以新诗觉前意有未尽重申一首》云：“君为秋士悲多病，我久春明意未舒。独夜凄惶窃蚯蚓，盈襟尘泪泣枯鱼。绳床经案原非病，药碗斋糜奈已癯。万事不如麻木好，可能言说亦删除。”招余集江亭云：“精蓝旧事传江总，座上诗人是古灵。半日浮生余觉梦，十年小劫有孤亭。无多名士垂垂老，如此长条故故青。最是道心无住着，落英芳甸眼曾经。”
    叔雅为丁禹生抚部少子，家有园林，富藏书，多精椠钞本，旁及书画、金石、瓷器，皆足雄视一时，而皆弃不顾，一身流转江湖，若穷士之漂泊无依者。能诗、善书、精鉴别，声名巨甚，当世士大夫无不知有丁叔雅。在同时三公子中，当兄事伯严，弟畜彦复。后留滞京师，余识之，不数年，踪迹至相密迩，事余如兄长。余时方丧妻，君亦丧其爱妾爱子，支离憔悴，殆不可为怀，然余遇悲从中来，能痛自发泄，极之于其所住，虽根株确不可拔，亦所谓蹂躏其十二三，盖拗怒而少息者。叔雅意既不广，口复不能自宣其湮郁，其不言而自伤者，臣精暗已销亡，竟夭天年，闻者无不悼痛！年来每有所作，辄用旧纸录存，余所若预知其将死者！
    少与其乡曾刚甫参议习经齐名，客邸所需及病中医药，身后棺殓，皆刚甫一人任之，可谓古道可风者矣！
    丁惠康夫妇琴瑟不调，喜一妾，产子而殇，妾亦去世，这双重的打击，使得丁惠康索然无生趣。陈衍在他的小传中说，致死之因是：“隆冬无裘、不炭、积冻伤胃脘、伤肺。”宣统元年四月底不治死于京师，得年四十有一。
    丁惠康的交游甚广，但知交多闽粤两省人，严复、陈石遗之外，最好的两个朋友，一个是程砚秋赖以成名的罗瘿公，广东顺德人；一个是曾习经，字刚甫，号蛰庵，与丁惠康小同乡。
    曾习经大丁惠康一岁，光绪十六年的进士，一直在户部当司员。光绪末年改新官制后，当到度支部的左参议，后升右丞，等于户部侍郎。曾习经的收入很不恶，对丁惠康时有接济。丁惠康得病下世，自医药、殡殓、归葬，都由曾习经独力担任。交友如此，丁惠康地下有知，亦当自负。曾习经诗学甚深，古诗出于六朝，近体学晚唐，参以北宋笔法。录其古体、近体数首以为本篇的结束。
    《花朝同陈弢庐、郑苏堪、林畏庐、赵尧生、胡漱唐、林山腴、梁众异、冒鹤亭、温毅夫、罗掞东、潘若海诣花之寺》：
    空色难强名，欣慨每交并，寻常万花谷，寂寞招提境。余寒淹节序，积阴失朝瞑，近郭少农事，春鸠鸣逾静。探幽果宿诺，耽寂惬微秉，即事难为欢，得途不可骋。嘉遨缅宛洛，良俦类汝颖，偶巾下泽车，稽首华严顶。经迹既如扫，来踪复谁省，寥落愧吾从，花时一延颈。
    《法源寺丁香花下》：
    车马寻常去殷辚，春光报答果何曾。千年战役空陈迹，满眼芳菲似中兴。忙里偷闲宁惜醉，花闲着语故相矜。沉沉万念旋生灭，愧尔东廊扫地僧。
    《弢庵先生招游净业寺》：
    临流台殿郁参差，碧瓦朱栏自一时。已倦春游花正发，未知哀乐鬓先丝。烹鱼溉釜能生忆，去轸抽琴欲致辞。旧是承平觞咏地，百年寥落到今兹。
    《题关河行旅图》：
    极目关山欲暮时，劳劳行客去何之。
    当楼残照风霜紧，如读甘州柳永词。

 谭嗣同

    谭嗣同
    清末，中国留日学生好作一种恣肆狂放的绝句，号称“浏阳体”。浏阳指谭嗣同。据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卷五谭嗣同传记，谭在狱中有一首题壁诗：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此即所谓“浏阳体”。梁启超《饮冰室诗话》曾谈此诗，说日本人曾以诗配谱成歌，大致其时留日学生，无不能诵此诗，亦无不从这首诗中去想谭嗣同的丰采。而“两昆仑”说，则又往往成为谈之不倦的话题。
    “昆仑”自是指唐人小说中的昆仑奴，对“保皇党”而言，凡帝党皆为光绪的昆仑奴。所以两昆仑的说法不一：
    一、梁启超说：指康有为及大刀王五，去者康而留者王。
    二、一九五六年有笔名“忘机”者，在香港一刊物撰文说：“谭诗中所谓之两昆仑，无疑是指死者与行者。以程婴期任公，以杵臼自任。文义甚明。且任公告我，亦如此说。”据此，则梁启超指“去”之昆仑为康有为，自是出于尊师之义。
    三、谭嗣同之孙谭训聪，谓“两昆仑”乃指其家仆人胡理臣及罗升。
    四、陶菊隐之说最玄，谓昆仑即武侠小说中的昆仑派，指大刀王五及通臂猿胡七。
    但据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黄彰健考证，此诗实经梁启超窜易。黄引唐恒《戊戌记事八十韵》，证明《绣像康梁演义》中林旭被难前所吟的第二首诗，应为谭嗣同原作。唐恒字照青，河北盐山人，与戊戌六君子之一杨深秀为光绪十五年己丑会试同年。其时官刑部主事，当是派在秋审处任职，所以得参预此狱，且为主办司官之一。诗中叙六君子被难后，“吏人返事讫，流涕对我说。役卒呈数纸，云是狱中笔（原注：谭、杨入狱均有诗）”。则谭虽有诗，非题狱壁。《演义》中所说记林旭两诗的第一首：
    青蒲饮泣知何补？慷慰难酬国士恩。
    欲为公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
    “千里草”指董福祥，“本初”谓袁世凯。陈石遗断言此诗确为林作无疑，但不一定为入狱所吟。第二首经黄彰健考证为谭嗣同所作者如下：
    望门投趾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
    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
    据黄彰健释此诗如下：
    谭诗第一句：“望门投趾怜张俭。”《后汉书·张俭传》中“望门投趾”作“望门投止”。《仪礼·士昏礼》郑注：“止，足也。古文止作趾。”《后汉书·张俭传》说，张俭“得亡命，困迫遁走，望门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其所经历，伏重诛者以十数，宗亲并皆殄灭，郡县为之残破”。谭诗第一句用此典故，其意思是说，谭不愿亡命，贻累亲友。
    谭诗第二句：“直谏陈书愧杜根。”按《后汉书·杜根传》，东汉安帝时，“和熹邓后临朝”，杜根以安帝年长，宜亲政事，上书劝太后归政。太后执根，令盛以缣囊，扑杀之，幸而刑人不加力，根得诈死，逃窜为山中酒保。谭这句诗的意思是说，未能上书太后，请其归政光绪，有愧杜根。其用一“愧”字，系诗人忠厚之辞。因为照传统道德观念，谭氏处理此事，毕竟应先考虑如何调和光绪母子感情，而谭氏不如此作，此因谭氏认为上书向太后直谏，无济于事。
    谭诗第三句：“手掷欧刀向天笑。”《后汉书·虞诩传》：“宁伏欧刀，以示远近。”唐章怀太子注：“欧刀，刑人之刀。”任华《怀素上人草书歌》：“锋芒利如欧冶剑。”剑亦可称为刀。欧刀之欧，或应释为欧冶之欧。谭这一句诗的意思是：新党既不宜逃，又不宜谏，只有诉诸武力。今所谋既不成功，谭视死如归，亦甘之如饴。
    谭诗第四句：“留将公罪后人论。”光绪赐杨锐密诏，本嘱咐新党不可违太后意旨。新党不顺从光绪意旨，而拟调军围颐和园，谭氏认为此系为了保种保教而采取的非常措施。……谭诗“公罪”二字绝非“功罪”二字之讹。谭这句诗的意思是，谋围颐和园系公罪，其是非得失，留待后人去讨论。
    黄说甚精，亦可借此推知梁启超何以窜易谭诗的原因。黄彰健以为：
    他们（按：指康梁）捏造谭嗣同狱中绝笔，因此将谭的狱中诗也加以润色改易，以与他们的保皇活动相配合。
    此亦一语破的，信而有证。
    照原作来看，无论思绪、句法，都是一贯的。所谓“望门投趾怜张俭”的“怜”字，极其精练，此可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是谭嗣同看张俭，仓皇逃窜，连累了许多亲友，艰难一死，其情可怜。一方面是以容纳张俭者来看张俭，觉得他可怜，方始收容。而不论从主观或客观来看，谭嗣同都不以张俭为然。著一“怜”字而无讥诽卑薄之意，正是诗人温柔敦厚之处。
    左舜生《谭嗣同评传》中论其为人：
    以嗣同的本质来说，他实际是一个天性笃厚而感情真挚的人。我们看前面所引他追述他母亲如何教育儿女克尽妇德的那篇文字，是何等的悱恻动人。当他在戊戌八月被捕的前夕，逻卒在门，他自己已经视死如归，但仍能从容不迫，为他父亲造出几封告诫儿子的家书，以免他的老父横被牵累，您难道可以不承认他是十足的孝子吗？
    这可以充分证明，谭嗣同绝不肯做张俭，贻累亲友。末句所谓“公罪”，亦是想开脱家人，表示他的作为并非出于拥护皇帝以求富贵的私心。
    梁启超改“怜”为“思”，一字之易，意思完全不同了。若谓谭嗣同自己“望门投趾”，则他在被收以前，根本并无像张俭那样逃窜的过程，无端有此一句，乃成游词。故知此一句的用意，在向同情光绪的人呼吁，保皇党如今亦受东汉党锢之祸，倘或望门投趾，你们要想一想，当时人如何对待张俭，效其所为。
    下一句“忍死须臾待杜根”，就字面来看，是鼓励某一个人，坚强起来，忍死须臾，等杜根一到，你就得救了。史实是否如此呢？完全不是。《后汉书·杜根传》叙其诈死以后说：
    逃窜为宜城山中酒家保，积十五年，酒家知其贤，厚敬待之。及邓氏诛，左右皆言根等之忠，帝谓根已死，乃下诏布告天下录其子孙，根方归乡里，征诣公车，拜侍御史；初平原郡吏成翊世亦谏太后归政，坐抵罪，与根俱征擢为尚书郎，并见纳用。或问根曰：“往者遇祸，天下同义知故不少，何至自苦如此？”根曰：“周旋民间非绝迹之处，邂逅发露，祸及知亲，故不为也。”
    由这个典故看，“忍死须臾待杜根”，加标点则成：“忍死须臾，待，杜根！”易言之即是：“杜根，忍死须臾，等待出头。”此是安慰杜根。而杜根为流亡在外的保皇党，非狱中命如游丝的谭嗣同。
    由此而论，去追究“去留肝胆两昆仑”是件毫无意义的事。笔锋常带情感的梁启超，不过假借已死的谭嗣同，为保皇党作一番宣传而已。
    清末四公子，陈三立、丁惠康、吴保初皆为名父之子，唯独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碌碌无所表现。此所以能与张之洞同城，安于湖北巡抚之位。谭嗣同十二岁那年，家庭遭遇了一件至惨之事，长兄、二姐与他的母亲，在五天之内，相继死于瘟疫。时在光绪二年，地在京城。谭嗣同自己亦是绝三日而复苏，故继洵字之以“复生”。
    谭嗣同一生得力于母教，他在《先妣徐夫人逸事状》中说：
    先夫人性惠而肃，训不肖等谆谆然，自一步一趋至置身接物，无不委曲详尽。又喜道往时贫苦事，使知衣食之不易。居平正襟危坐，略不倾倚，或终日不一言笑；不肖等过失，折囊操笞不少假贷；故嗣同诵书，窃疑师说，以为父慈而母严也。御下整齐有法度，虽当时偶烦苦，积严惮之致，实阴纳之无过之地，以全所事，一旦失庇荫，未尝不成流涕思之。
    光禄公起家寒畯，先夫人佐以勤慎作苦，鸡鸣兴爨，泛扫浣涤，纫积至夜分不得息；恒面拥一儿，背负一襁，提罂自行汲，筋强力固，十余年不以厌倦。迨光禄公官京朝，禄入日丰，本无俟先夫人之操劳，而先夫人不欲忘弃旧所能力之可及，则勉汲如故。食仅具蔬笋，亦不得逾三四肴，每食以布自卫，云恐涴衽，衣裳俭陋，补绽重复，有一丝蕴衣，缕缕直裂，依稀出蕴，自嗣同知事即见之，卒未一易。家塾去内室一垣，塾师云南杨先生，闻纺车轧轧，夜彻于外，嗣同晨入塾，因问汝家婢媪乃尔劬耶？谨以母对，则大惊叹，且曰：“汝父官郎曾十余年，位四品，汝母犹不自暇逸，汝曹嬉游惰学，独无不安于心乎？”是以嗣同兄弟所遇即益华腆，终不敢弛于慆淫非辟，赖先夫人之身教夙焉。
    以下有一段，谭嗣同自叙性情，写得极其生动：
    方嗣同七岁时，先夫人契伯兄南归就婚，置嗣同京师，戒令毋思念。嗣同坚守是言，拜送车前，目泪盈眶，强抑不令出，人问终不言，然实内念致疾，日羸瘠。逾年，先夫人返，垂察情状，又坚不自承。先夫人顾左右笑曰：“此子倔强能自立，吾死无虑矣！”嗣同初不辨语之轻重，乌知其后之果然耶？哀哉！……
    嗣同的坚毅，自幼即表现得很深刻。但如无坚毅的母亲，以倔强为可喜，务为姑息，则此坚毅即难以培养成为一种可贵的性格。母殁以后，谭家由姨太太当家，嗣同备受荼毒，而能咬紧牙关忍受，力学不懈，即得力于此可贵的性格。
    嗣同五岁启蒙，十岁起从同乡欧阳中鹄读书。欧阳中鹄字节吾，平生为学最佩服王船山，船山号弢斋，所以中鹄取瓣香弢斋之意，自号瓣弢。他是同治十二年的举人，当谭继洵在户部当司官时，他考取了内阁中书，在京供职，为继洵延为西席。嗣同对这位老师极其尊敬。中鹄另有一个学生唐才常，跟嗣同是至交，师弟三人，至为相得。谭、唐二人皆是锐意图强的热血男儿，有所谋划，往往先禀师门，今知谭嗣同、唐才常者多，殊不知尚有“幕后英雄”欧阳中鹄。他的孙子就是欧阳予倩。
    光绪四年，谭继洵由户部郎中外放甘肃巩秦阶道。嗣同随父到任，以后便往来于西北、湖南之间。光绪九年，嗣同十九岁结婚，所娶的是“肃门六子”之一的李篁仙之女。戊戌四月初三，嗣同赴京时，有首《留别内子》的诗：
    婆娑世界善贤劫，净土生生此缔缘。
    十五年来同学道，养亲抚侄赖君贤。
    诗后系以数语：
    视荣华如梦幻，视死辱为常事；无喜无悲，听其自然。惟必须节俭，免得人说嫌话耳。
    有人以为这一诗一跋，有如遗嘱，真成语谶。嗣同曾从杨仁山学佛，其夫人亦知佛法，故有“十五年来同学道”之语。跋中劝妻节俭，“免得人说嫌话”，正指庶母而言。嗣同情感丰富，笃于手足之爱，而两兄、两姐，均先嗣同而卒，次兄嗣襄于光绪十五年殁于台湾，接得噩耗，一恸晕绝。岂知嗣同亦竟于三十四岁的英年，毕命西市，至此他的母亲徐夫人所生二子三女，皆已不存，地下有知，必不瞑目。但生者已矣，死者何堪？清末达官，家庭遭遇之惨者，莫如谭继洵。
    光绪甲午之役，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刺激深刻无比。谭嗣同忧国愤时，真有椎心泣血之慨，看到康有为、梁启超“公车上书”，轰轰烈烈，自然向往，因于乙未年秋冬之间，只身北上。其时康有为虽因“强学会”为旧派所嫉，听人之劝，由京南下，暂避风头，无从晤面以外，但与梁启超一见即成莫逆。此外以贵公子的身份，在京中结识了好些名士，皆为一时俊彦，在现代史上各有一席之地。特据左舜生所列出的名单，作一简介：
    夏曾佑，字穗卿，号别士，又号碎佛，杭州人，光绪十六年庚寅的会元，点翰林，夏元瑜兄的尊人。夏别士极渊博，五十以后，弃书不观，谓天下无可读之书，无可谈之人，牢骚可想，终以酒废，且以酒死。于当世学人，自谓“孙仲容吾敬之，章枚叔（太炎）吾畏之，严几道吾友之”。谭嗣同认识夏别士，是由梁启超所介绍，但夏别士意颇轻之，说“梁卓如作《清代学术概论》，误处开卷便得”。举数例，信然。
    夏别士亦为诗人，中年所作，诡怪无比，如：
    云龙冉冉帝之旁，洪水茫茫下土方，
    板板上元有元子，亭亭我主号文王。
    晚年则归于淡雅简练，如《己亥与章枚叔夜饮即送其之天津》两律：
    我居北海君南海，浩荡江湖幸一逢。寒风凄雨秋正苦，疏灯草具酒将空。一望遗恨沉吟老，数着残棋万变中。世界果然无作者，殷勤重为拭青锋。
    拔剑高歌望友生，强施枉策助长征。经神孤寄刘荀外，此法兼持老墨衡。四海何年归倦羽，一身自爱尽平生。箜篌唱遍西风恶，延伫孤云一怆情。
    夏别士论诗，以为“清三百年绝句，当推二王。壬秋第一，贻上第二。贻上无我，王翁有我”。以王壬秋、王渔洋并论，其说甚奇亦甚新。夏别士为文论学，不肯轻蹈前人窠臼，于此可见。
    文廷式，字芸阁，号道希，江西萍乡人。此人一生的遭遇，极富戏剧性。他教珍妃读过书，又是翁同龢的得意门生，而翁同龢又是帝师。这个三角关系，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所谓“帝党”。慈禧太后为了抑制光绪的权力扩张，首先要对付翁同龢，因而一面加以安抚，一面以驱逐文廷式、幽禁珍妃作为警告。其间后党、帝党势力的消长，以及彼此勾心斗角的脉络痕迹，固甚明显。
    文廷式工于韵语，骈文、诗、词无不清丽秀雅，调尤秾丽而体貌魁伟。王壬秋说梁鼎芬为“大盗之貌”，文廷式实亦类似。被逐后抑郁无聊，侘傺以终。
    沈曾植，字子培，号乙庵，又号寐叟。他是光绪六年丙辰科的三甲进士。这一科的会试，由翁同龢主持，得人甚盛：王懿荣、梁鼎芬、于式枚、李慈铭、徐琪、安维峻、郭曾炘，还有杨崇伊，都在这一榜，但论人品学问，都不及沈曾植。
    沈曾植入仕后，先在刑部当司官，外放后官至安徽藩司，清亡不仕。当时在上海的遗老，瞿鸿禨科名、官位都最高，自是领袖。瞿殁后，公认沈曾植冠冕群伦。王国维对沈极为推崇，左舜生说他是有清三百年学术史上的殿军。于书无所不读，“综览百家，旁及二氏”，虽无专门著作，但“海日楼”的随笔，嘉惠后学不浅。书法冠绝一时，近时工书者，无不敛手推重。
    王鹏运，字幼遐，号半塘老人，广西临桂人。功名不过举人，官亦不过给谏，但为同光大名士之一。吾友汪中教授作《清词金荃》，刊之为同光词人之首，其论如此：
    半塘早年词由碧山、白石入手。甲午之后，国势陵夷，与文廷式唱酬。廷式磊落权奇之士，所作多激壮之音，故半塘此时趋步稼轩。
    丙申以后，渐由稼轩梦窗而追清真，《蜩知集》中，次清真韵者凡十四阕，此盖受彊邨、大鹤之影响。
    半塘有功词坛，尤在校刊词集，况周颐、朱彊邨助之，影刻成《四印斋所刻词》，共二十五种。强邨词学，亦受半塘引导，厥功伟矣。况氏有《半塘老人传》，彊邨《题半塘定稿》曰：“香一瓣，长为半塘翁。得象每兼花外永，起孱差较茗柯雄，岭表此宗风。”亦见其倾倒矣。
    按：彊邨为朱孝臧，大鹤则郑文焯，况周颐是王鹏运的小同乡。论王鹏运词学渊源，乃由南宋王沂孙（碧山）、姜夔（白石）入手，兼取辛弃疾（稼轩），而终由吴文英（梦窗），以追北宋的周邦彦（清真）。词至清真，犹诗至少陵，空前绝后的第一作手。王鹏运追及此境界，自足为同光词坛盟主。况周颐以为王鹏运的词，得力于王沂孙（王有《花外集》），而振衰起敝之功，过于常州词派的创始者张惠言（张有《茗柯词》），而“岭表此宗风”则以创广西词派期诸王鹏运。惜乎“岭表”的后劲不继。
    张元济，字菊生，以字行，浙江海盐人。光绪十八年壬辰科的翰林，与蔡元培同年。甲午一役，与一般有志气的士大夫一样，饱受刺激之余，力主改革。当时的所谓“新党”，大致分急进、缓进两派，前者主张政治改革，淘汰老朽，登进新人；后者认为应以启迪民智着手。张菊生是缓进派，在京中办了一所“通艺学堂”，教授英文、数学，有学生四五十人。其时张菊生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总理大臣张荫桓得翁同龢的支持，权势骎骎日上，对通艺学堂赞助甚力，目的亦是为总署培植人才。
    戊戌四月间，他与康有为同为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所保荐，四月二十八日与康同被召见，时为翁同龢被逐的第二天。六、七月间曾劝康南下办学，康不听，八月初之政变，张毫无所闻。事后照常入值，静待被捕。至八月二十三日革职，永不叙用。回上海不久，参加商务印书馆工作，最后成为此一中国最大出版机构的最高负责人。
    张菊生为近代版本目录学专家，鉴别宋椠，更为权威。丁日昌持静斋以后，广东收藏宋版最有名的是潘宗周，以从“皇二子”袁克文购得号称海内孤本的宋刻《礼记正义》，因称其藏书楼为宝礼堂，辑有《宝礼堂宋本书录》。张菊生为作一数千言的序，列举宋版体裁、格式、纸、墨、书法，为研究宋版者必读之文。
    江标，字廷霞，号萱圃，一号师鄦（许）。光绪十五年己丑翰林，官至湖南学政。其时陈宝箴当巡抚，力扫积弊，开发山林，谋以一隅之地，立富强之基。江标赞助合作，以新学课士，使守旧的风气，得以逐渐转移。他是苏州人，为叶昌炽的弟子，精于碑版目录之学，刻有《灵鹣阁丛书》。
    熊希龄，字秉三，湖南凤凰县人，所以熊贵后称之为“熊凤凰”。光绪十八年进士，但至二十年始补应殿试。以妻丧及续弦，请假回籍，佐陈宝箴、三立父子办理新政，深受器重。其时湖南鼓吹新政，培植人才，办有时务学堂、湘学新报、南学会。湖南守旧派奉王先谦为“祭酒”，手下大将为叶麻子叶德辉。以巡抚袒熊，旧派不敌，叶麻子因用熊、陈二姓，以拆字格作一谐联相比：“四足不停，到底有何能干？一耳偏听，晓得什么东西？”又有一次南学会请湘中名儒皮锡瑞演讲，熊希龄亲自摇铃开会，叶又作一联，以锡瑞字鹿门，乃用姓字首二字曰：“鹿皮讲学，熊掌摇铃。”闻者无不大噱。
    熊、叶的结怨，在于王先谦等上公呈攻击梁启超及时务学堂，熊希龄乃展开反击，黄彰健记述：
    湘绅公呈上于五月二十二日。在五月二十六日，湘绅熊希龄、黄膺、戴展诚、吴獬、戴德诚，遂联名公恳抚院整顿通省书院。他们认为：通省书院积弊太深是由于书院山长多由回籍绅士担任，“视为养志之资，或假师位以要结官府，招摇纳贿”，熊希龄等人此一呈文很明显的是针对王先谦说的。
    他们在呈文中提到，湖南绅士“分畛域，非本地士绅不能当山长。倘聘他省之人，束脩或重，于是觊觎排挤，无所不至”。这是针对叶德辉谋求时务学堂总教习而说的，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的薪俸，在其时湖南学界中最高。他们的呈文提到，近来各书院山长多不住院，而学生太多，乃立斋长等名色领袖之。斋长既与学生地位相等，无人敬畏，以致书院风气甚坏。这又是针对王先谦的岳麓书院说的。王先谦在复毕永年书中，即已自承，因不放心家庭，未能住院，只好聘斋长，管理学生。
    熊领衔的呈文要求陈宝箴将全省书院山长本年束脩全行致送，另行延请博通时务之人主讲，这自然是办不到的。熊希龄等人的呈文不过是由于湘绅公呈上后，他们借此向王先谦、叶德辉等人出气。
    书院山长的地位极高，所谓“老师宿儒”，往往为督抚所尊礼，如王湘绮应聘主成都尊经书院，丁宝桢待以上宾之礼。桐城派名家吴汝纶，先在直隶当知州，风尘俗吏，奔走为劳，因称病辞官，李鸿章立即聘他主讲保定莲池书院。吴汝纶接到聘书，立即去拜总督，李鸿章开中门迎接。按：延宾之礼有所谓“软进硬出”，如门生拜老师，进由便门，出则开中门相送，如“硬进”则必“硬出”，将军拜总督固持此礼，老师拜门生亦然，李鸿章乃是代表通省士子尊师，犹如东主之视西席。知州见总督，要递手版，命坐则坐，否则鹄立以俟，如今分庭抗体，地位过于监司。李鸿章道是“为吴挚甫一吐递手版、坐官厅的肮脏气”。山长地位既如此之尊，则有事直接见督抚，营求请托，督抚亦往往买账。王先谦在湖南实不免有此情事。熊希龄的攻击不虚，而结怨自然更深。
    戊戌政变后，熊为新党，受了革职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的处分。辛丑议和，新党的处分无不开复，熊以得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的赏识，召赴关外，继赴日本考察，与革命党及保皇党都有往还。
    熊希龄的崭露头角，是为考察宪政五大臣充任参赞，自安排旅程到回国提出考察报告，一手包办。五大臣提出的有关宪政的文件，一共三件，是由熊希龄代托梁启超及杨度捉的刀。
    入民国后，熊任唐绍仪内阁的财政部长。民国二年七月组阁，号称“名流内阁”。三年三月辞职，从此与政治绝缘。他在前清的官职，只是一个盐法道。民国元年崛起入阁以至组阁，前后不足三年，即已识透宦海滋味，说来真如黄粱一梦。
    民国八、九年间，熊希龄在北平创办香山慈幼院，为其毕生事业所寄。二十年丧偶，二十四年与江山毛彦文女士结婚。毛为家叔昂若所资助留美，精神恋爱数年，终以使君有妇，难谐好梦。毛已三十有三，嫔六十六岁的熊希龄，年龄正好相差一倍，益成佳话。两年后，抗战爆发，熊以世界红十字会中华总会会长的身份，偕爱妻赴上海办理战地救护工作。秋冬间转赴西南，道经香港以心脏病突发去世，享年六十八岁。
    张謇，字季直。此公生平，知者甚多，笔者前亦谈过，经历不必赘述。所可得而言者，在光绪亲政后，李鸿章有戒心而翁同龢有野心，所以各有培植继承人的打算。李鸿章是早就看中了张佩纶的。甲申之前，即有意传以衣钵。及至张遣戍后，李鸿章音问不绝，且为设法赎罪，妻以幼女，更以海军衙门捐例特优之便，捐一道班在北洋幕府养望待时。如果不是甲午一役，张佩纶的前程无限。李之选中张佩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主要的原因，即是为了对付翁同龢。因为张佩纶不但才干声望足与翁匹敌，而且有李鸿藻的支持，可望成为北派的领导者。李鸿藻最欣赏者为两张，另一张为张之洞。与翁同龢至为不协，而与张佩纶则有同门、同乡、同僚——同为“翰林四谏”——的密切关系。两张协力，足制得君甚专的翁同龢。
    翁同龢的野心起于甲午以后，他亦属意于两张，一张为张荫桓，一张即其得意门生张謇。
    甲午一役，李鸿章一蹶不振，张荫桓乘机而起。及至翁同龢一得势，张荫桓见风使舵，以同官户部的关系，尽量与翁同龢接近。其后，翁同龢奉命入总理衙门，固辞不获，手握度支、洋务两大权。而度支则为偿筹对日赔款，以举洋债为主，因此洋务更显得重要，翁同龢于此两大要政，皆倚张荫桓以为办。光绪廿二、廿三年间，两人水乳交融，翁同龢信人未有如此之专者。
    李鸿章与翁同龢是死对头。李之垮在甲午，而甲午一仗则为翁同龢逼迫而成，以故在李鸿章看，一生英名，晚年勋业，皆毁于翁同龢一人之手，其痛其恨可知。是故在胶澳事件中，千方百计，破坏成议，用的是北方混混所谓“开搅”的手段。这一点，翁同龢做梦不晓，张荫桓却看得很清楚，因而极感为难。
    张荫桓一生得知于四个人：阎敬铭、丁宝桢、李鸿章、翁同龢。李鸿章对他的关系最深，亦曾拜过门。是故张之倒向翁同龢，为李鸿章所深恶。到李鸿章一开搅，破坏中德和局。张荫桓既与翁同龢同办此事，荣辱得失相关，自不便无所表示。当他熟计利害，作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即是设法打击李鸿章，让各国知道，李鸿章已不再能管中国的外交。
    实现这个决定的方法，是拟一道上谕，由翁同龢面请光绪明发，胶澳事件责成翁同龢、张荫桓办理，他人不得胡乱干预。当然，言外之意是很明显的，乃针对李鸿章而发。
    哪知翁同龢上面还有个恭王，本来此事如果翁同龢了解张荫桓的本意，而且手段够辣，很可能造膝密陈，先将上谕发了再说。可惜翁同龢是书生，不是搞政治的人，竟以张荫桓所拟的旨稿，晋谒恭王。恭王衰病侵寻，英气消尽，不愿多事，说一句：“且缓，且缓。”无形中将此事打消了。
    这一下张荫桓才知道“竖子不足与谋”。而且更坏的是，此事必为李鸿章所知。打蛇没有打在七寸上，势必有遭遇反噬之危。因而张荫桓很见机的，立刻变积极为消极。正当对德交涉吃紧之时，翁同龢去找他商量正事，张荫桓却大谈其书画掌故，绝口不及正事。而翁同龢还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在日记中，表示张的态度，令人大惑不解。
    从这一次以后，张荫桓的态度有了个基本上的改变。此人确有霸才，但以非科目出身，不能独张一帜，看翁同龢得君甚专，又能推心置腹，所以想抬出翁来，铲除李鸿章的势力，得以一舒抱负。及至看出翁同龢不能了解他的用心，觉得与他共机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因而由拥护变为玩弄，暗中仍旧向李鸿章靠拢，搞大借款弄钱。回扣大小、镑价（英汇兑换率）高低，翁同龢无不茫然，故而有王鹏运的参劾。翁同龢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日记：
    王鹏运劾余与张荫桓朋谋纳贿，薰莸同器，泾渭杂流。元规污人，能无嗟诧。
    又五月初八日记：
    樵野来，告初六与军机同见，上以胡孚宸参折示之，仍斥得贿二百六十万与余平分，蒙温谕竭力当差。又云：是日军机见东朝起，责以为当办廖公，力求始罢。又云先传英年将张某围拿，既而无事，皆初六日事也，余漫听漫应之而已。
    此已在翁同龢获严谴，行将出都之时。观翁所记，两人心情如画，张荫桓说这些话，意在安抚翁同龢，已派步军统领英年围拿，而居然无事，意谓绝不致连累翁同龢。翁出以“漫听漫应”的态度，则已知张确曾纳贿。由此可知，翁即或不被严谴，仍能当权，用张荫桓亦必存戒心。
    在翁获谴时，张謇在京。日记中所记，倾倒之意，溢于言表。如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八日记：
    看张季直各种说帖，大旨办江北花布事，欲办认捐及减税二端，又欲立农务会，又海门积谷事，欲重惩阻挠者，此君确是霸才。
    又二十日记：
    午约张季直小饮，直谈至暮，毕竟一奇才。
    张謇此时服阕入都供职，本有一番振兴实业的计划，想取得翁的支持，大展宏图。翁既罢官，照常情论，张的计划，自难实现。但张謇反而急流勇退，仍照自己的计划进行，定力、毅力，见机而作的识力实皆有过人之处，成功绝非偶然。
    黄遵宪，字公度，广东梅县的客家人。举人出身，久在国外充任中级外交官。陈右铭巡抚湖南时，他以盐法道署理臬司，参与新政，首创民治，其言曰：“众亦自治其身，自治其乡而已。由一乡推至一县、一府、一省，以迄全国，可以成共和之郅治，臻大同之盛轨。”仿外国巡警之制，设保卫局。黄遵宪实在是地方自治及警界的老前辈。
    他著有一部《日本国志》，戊戌维新时，光绪曾向翁同龢索阅，因此得拜使日之命。不意摒挡出国，行经江宁时，政变发作，朝廷密谕两江总督将黄遵宪看管。其时伊藤博文来华游历，先赴京师，转至上海，又至重庆，转武昌，到江宁，为黄遵宪说情，总算只得了一个革职的处分。
    黄遵宪办外交很有一套，《清史稿》本传：
    （使日参赞）移旧金山总领事，美吏尝藉口卫生，逮捕华侨满狱。遵宪径诣狱中，令从者度其容积，曰：“此处卫生顾右於侨居耶？”美吏谢，遽释之。
    但客家人，脾气强项者居多，黄遵宪亦复如此，所以人缘很坏，翁同龢光绪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一日记：
    黄遵宪号公度，举人、道员、新加坡领事。新从江南来，江南官场多不满之，诗文皆佳。
    同年十月十八日又记：
    英使说黄道在新加坡，有扣商人四万元，欲入己。今留在新加坡总督署，坚拒不接待。
    按：其时外交界有一番大调动，以杨儒使俄代许景澄；罗丰禄使英代龚照瑗；伍廷芳使美代杨儒；德国新设一使，派黄遵宪。德国拒绝黄遵宪，希望派荫昌。黄遵宪其时道经新加坡，当地不予接待，显然是英国官员对黄不满。因为黄遵宪驻新加坡时如果有勒索侨商的劣迹，亦与英国无关，并不构成拒绝的理由，可知“英使”所言，亦无非诋毁之词。
    黄遵宪著有《人境庐诗草》十一卷，《日本杂事诗》两卷。他的诗很有名，汪洋恣肆，又喜用新名词入诗，与僻典连看，光怪陆离，不可名状。诗多感时记事之作，《石遗室诗话》说他“惜自注不详，阅者未能深悉”。录其较易索解的《李肃毅侯挽诗》四首，以见一斑。
    “肃毅侯”是李鸿章的爵号。黄诗共七律四首，第一首云：
    骆胡曾左凋零尽，大政多公独主持。万里封侯由骨相，中书不死到期颐。檿弧卒挽周衰德，华衮优增汉旧仪。官牒牙牌书不尽，盖棺更拜帝王师。
    按：颔联谓李鸿章封侯，不无运气在内。“中书不死到期颐”，意思是李鸿章只要不死，永远是宰相，不会有退归林下之时，亦微讥其恋栈。
    颈联上句用《国语》“（周）宣王时有童谣曰‘檿弧箕服，实亡周国’”的典故，记李鸿章在北洋练兵，而“卒挽周衰德”则以身在清朝，不得不如此说法，不然用此典在雍乾年间一定构成文字狱。下句“汉旧仪”下自注：
    赐方龙补服，历来汉官所未有。他如赏紫缰、三眼花翎，于京师建专祠，均异数也。
    按：督抚的“导子”、官衔、荣典，都写在“高脚牌”上。以李鸿章头衔之多，恩遇之厚，故谓“官牒牙牌书不尽”。结句则指李殁后赠“太傅”而言。
    连珠巨炮后门枪，天假勋臣事业昌。南国旌旗三捷报，北门管钥九边防。平生自诩杨无敌，诸将犹夸石敢当。何意马关盟会日，眼头铅水泪千行。
    “后门枪”不典，疑即后膛枪的另一种叫法。“南国旌旗三捷报”，当指光绪十年，中法战争，刘永福曾数获胜仗。“平生自诩杨无敌，诸将犹夸石敢当”，调侃最妙。石敢当典出《急就篇》，说得最详细的是《姓源珠玑》，石敢当为刘智远的部将：
    石敢当生平逢凶化吉，御侮防危，故后人凡桥路要冲之处，必以石刻其志，书其姓氏，以捍民居。
    此言淮军诸将皆以李鸿章为石敢当。朝廷倚重，言无不听，倘有过失，亦可得庇护而无事。
    至于“平生自诩杨无敌”，不知道李鸿章在什么时候自拟于“杨老令公”？用一“诩”字，则足以杨业为可慕。但杨业一世英名，终于有陈家谷口之败，竟以身殉，然则李鸿章难道不嫌丧气忌讳？如说此在甲午以后，则又不当用“诩”字。兹先引《宋史纪事本末》卷十三“契丹和战”，叙杨业兵败事：
    潘美既败于飞狐，副将杨业引兵护云应寰朔吏民内徙。时耶律斜轸已陷寰州，兵势甚盛，杨业遇之，欲领兵出大石路，直入石碣谷，以避其锋。护军王侁等以为畏惧，欲从雁门北川中而往。业不可，侁曰：“君侯素号无敌，今逗挠不战，得非有他志乎？”业曰：“业非避死，盖时有未利，徒杀士卒而功不立，今君责业以不死，当为诸公先！”乃引兵自石碣路趋朔州，将行，泣谓美曰：“此行必不利，业太原降将，分当死，上不之杀，宠以连帅，授之兵柄，非纵敌不击，盖欲伺便以立尺寸功，报国家耳。今诸君责业避敌，尚敢自爱乎？”因指陈家谷口，曰：“诸君幸于此张步兵强弩以相援也，业转战当至此，可夹击之，不然，无遗类矣！”
    美遂与侁帅麾下阵于谷口，斜轸闻业且至，遣副部署萧挞览伏兵于路。业至，斜轸拥众为战势，业麾帜而进，斜轸佯败，伏兵四起，斜轸还兵前战，业大败，退趋狼牙村。侁自寅至巳不得业报，使人登托逻台望之，无所见，以为契丹败走，欲争其功，即领兵离谷口，美不能制，乃缘交河西南而进，行二十里，闻业败，即麾兵却走，贺怀浦败没。
    业且战且行，自午至暮，果至谷口，望见无人，抚膺大恸。再率麾下力战，身被数十创，士卒殆尽，犹手刃数十百人。马重伤，不能进，匿深林中，耶律溪底望见袍影，射之，业堕马被擒，其子廷玉死焉。业因太息曰：“上遇我厚，期讨贼捍边以报，而反为奸臣所迫，致王师败绩，何面目求活邪？”乃不食三日死。
    李鸿章的境遇，在某些部分来看，与杨业相似，不可战而被逼出战，诸将不能配合这两点，亦正是甲午败绩的基本原因。此外就很难说了。
    凡对湘军派系及离合升沉的情形，以及李鸿章御将的方法有了解的，应知“杨无敌”与“石敢当”两典并用，可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唯其李鸿章自诩为杨无敌，所以诸将夸他是石敢当；一种是唯其诸将夸他是石敢当，李鸿章就不能不自诩为杨无敌。前者为了固结军心，后者则为了维系军心了。临敌如何不可知，在平时李鸿章一方面必须让朝廷深信，他能绝对控制他的部下，唯言是从，临危效命；一方面又必须让他的部下深信，他能替部下挡灾谋福，化险为夷，才不会见异思迁，甚至想取而代之。
    结句典用张雨（元朝的道士，杭州人）《黄蜀葵》诗“金铜仙人雨中立，铅泪恰如辞汉时”，表明此千行之泪，是在马关议约时所流。
    毕相伊侯久比肩，外交内政各操权。抚心国有兴亡感，量力天能左右旋。赤县神州纷割地，黑风罗刹任飘船。老来失计亲豺虎，却道支持二十年。（原注：公之使俄也，遵宪谒于沪上，公见语曰：“联络西洋牵制东洋，是此行要策。”及胶州密约成，归又语遵宪曰：“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
    “毕相”指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伊侯”则日本伊藤博文侯爵，连李鸿章在内，为国际上公认最有权力的三政治家。但此时不独国际上不明中国的政治行情，即使是当时的朝士，亦看不出后帝暗斗日趋严重。李鸿章一面不为帝党所容，另一面后党亦认为李鸿章不替慈禧太后做面子，有痛心疾首之感。如果不是荣禄有政治头脑，以王文韶去接直督为李鸿章弥缝，只怕他连交卸北洋都会搞得很难堪。
    黄遵宪当然是知道的，颔联即颇有讥刺之意，而起句中一“久”字，不可轻轻放过。唯其“久比肩”，故有虚声；亦唯其“久比肩”，不甘于就此勇退。奉使环海十万里之行，是李鸿章破釜沉舟之举，而究其实际，不过利用其“虚声”作孤注一掷。说“抚心国有兴亡感”，则前此于国家兴亡，并无责任感。此则匹夫之不逮，何论于与国休戚之老臣？“量力天能左右旋”，则必是引用李鸿章的论调，犹如自诩杨无敌，非自诩有力旋天，不足以歆动朝廷及朝士，故所谓“量力”正讥其不量力。
    “老来失计亲豺虎”则犹为恕词。李鸿章一生毁于甲午，而李鸿章的千古，则毁于“亲豺虎”。
    何以说“失计”是恕词？因为失计只是失算，本心无他。而李鸿章之“亲豺虎”，动机即不纯正。第一是修日本之怨；第二是要借助外国来打开他的困境，另开一个局面，进而重掌洋务。及至到俄，经俄国对华政策的设计及主要执行人财务大臣微德的设计，俄皇尼古拉二世在离宫单独接见李鸿章及李经方父子，据说行贿即在此时有了成议。据国医陈存仁告诉我，张作霖封闭俄国使馆，以后接华俄道胜银行，曾经查到李经方在该行支领巨额的支票，清理官为之讳隐其事。陈先生所言自有根据，但我钩稽故宫博物院购藏的翁同龢致张荫桓书函百余件，关于胶案如何由已获成议而突然中变，李鸿章如何“开揽”，如何为俄国兵舰来华开路，其用心及所用手法，彰彰明甚，堪为李鸿章受贿卖国的铁证。最后辛丑议和，态度最强硬的德国，亦已就范，唯独俄国百计侵削，得寸进尺。而得尺犹且不足，恃有把柄在手，对李鸿章多方要挟，以致李在临死以前数月，动辄暴怒，几如得了失心症。左右都知其缘故，但无记载，讳言其事之故，岂不可思？最后一首是：
    九州人士走求官，婢膝奴颜眼惯看。满箧谤书疑帝制，一床踞坐骂儒冠。总无死士能酬报，每驳言官更耐弹。人哭感恩我知己，廿年已慨霸才难。（原注：光绪丙子余初谒公，公语郑玉轩星使许以霸才。）
    起首两句，言李鸿章的“中堂脾气”与总督派头，“满箧谤书疑帝制”，典出《汉书·贾谊传》：
    若此诸王，虽名为臣，实皆有布衣昆弟之心，虑亡不帝制而天子自为者。（颜师古注：言诸侯皆欲同皇帝之制度，而为天子之事。）
    是则“满箧谤书”皆言李鸿章有不臣之心。但慈禧太后经多少年观察，相信他不致出此。此“满箧谤书”自出于朝士，尤其是言官的手笔。所以李鸿章亦如汉高祖那样，“一床踞坐骂儒冠”。此句描写，相当生动。左宗棠见客必骂曾国藩，李鸿章见客常骂言官及翰林出身的大官，如翁同龢、张之洞，此屡见于当时人的笔记。
    颈联深致感慨，骂尽淮军。至于结句是挽诗例应有的写法，否则从头到尾讥弹，成何话说？
    徐仁铸及其父致靖，与戊戌政变的关系至为密切。徐致靖与徐致祥常为人误会为一家，甚至有以徐致靖为徐致祥者，大损清誉。按：徐致祥，江苏嘉定人，咸丰十年庚申会元。是科题为“大学之道”，全篇抄套张之洞中解元的那篇《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其后以怨报德，竟参劾张之洞，刻画张之洞有名的两句话“起居无节，号令不时”，即出于徐折。
    《近代名人小传》记徐致靖、徐仁铸父子云：
    康有为乙未上书，名满海内，翁同龢虽举其贤能，而特扆陛密陈，其露章洊有为宜大用者，则致靖也。致靖浙人，入宛平籍，同治乙丑进士，授编修，历官至侍读学士。初不交有为。其子仁铸，以编修督湘学，陈三立方从其父宝箴官湘，黄遵宪陈臬事，梁启超则主时务学堂，皆当时所谓新党也。仁铸为学，素服膺黄梨洲、顾亭林，志在经世，及接诸人，维新益力，乃书告致靖举有为，以其久简帝心，一洊即可邀峻擢，致靖遽论洊，而附以张元济诸人，半隶保国会，政变竟坐长系。仁铸革职永不叙用，上书乞代父囚，不允。庚子敌兵入，得出。
    按：此记大致翔实，唯籍贯有误。徐致靖，江苏宜兴人。他有两个侄子，谈掌故负盛名，即徐一士及其胞兄凌霄汉阁主人徐彬彬。
    王照《方家园杂咏》：
    内政何须召外兵，从来打草致蛇惊。诐词已辟臧三耳，岂料乘机起项城。（下注：在袁氏奉诏来京之十日前，南海托徐子静及谭复生、徐莹甫分两次劝余往聂功亭处，先征同意，然后召其入觐，且许聂以总督直隶，余始终坚辞，曾有“王小航不作范雎”语。迨至召袁诏下，霹雳一声，明是掩耳盗铃，败局已定矣。当日徐子静以老年伯之意态训余曰：“尔受皇上大恩，不乘此图报，尚为身家计，于心安乎？”余曰：“拉皇上去冒险，心更不安，人之见解不能强同也。”后乃知往小站征袁同意者，为子静之侄义甫，到小站未得见袁之面，仅由其营务处某太史传话，所征得者模棱语耳。夫以死生成败关头，而敢应以模棱语，是操纵之术，已蓄于心矣。）
    子静为徐致靖的号，莹甫为致靖次子仁镜，与其兄仁铸并为翰林。功亭则聂士成；义甫名徐仁录，为彬彬之兄。
    所谓“某太史”者，指徐世昌，“编修”别称“太史”，徐世昌是光绪十二年丙戌的翰林，由于文字不佳，从未得过考差及其他差使，是奇黑无比的一名穷翰林，因而往依袁世凯。袁以直隶臬司的职衔，在小站练“新建陆军”，为荣禄的“武卫五军”之一。翰林身份至为清贵，竟入监司幕府，未之前闻。但徐世昌竟以此渊源，在清末即已入阁拜相，则其看中袁世凯的眼光，亦自有不可及处。
    至于徐致靖，实为首荐康有为之人。戊戌七月二十六日，并首荐袁世凯。奏疏中颇为袁世凯委屈，中有一段云：
    臣查日本变法之初，妙选将才，立三重镇。今诚患无将帅之才，幸而得其人，必当隆其位任，重其事权，似不宜加以钤束，置诸人之下。夫兵，机事也，缓急有变，大敌当前，禀命则失机宜，专命则嫌骄蹇，既不足尽其才用，且因以贻误事机。袁世凯昔使高丽，近统兵旅，谋勇智略，久著于时。然而官止臬司，受成督府，位卑则权轻，呼应不灵，兵力不增，皆为此故。臣以为皇上有一将才如袁世凯者，而不能重其权任以成重镇，臣实惜之。
    伏乞皇上深观外患，俯察危局，特予召对，加以恩意，并予破格之擢，俾增新练之兵，或畀以疆寄，或改授京堂，使之独当一面，永镇畿疆。庶几猛虎在山，藜藿不采；边有重镇，强敌销萌。
    此疏实为康有为所代草。奏上，即有“电寄荣禄，着传知袁世凯，即行来京陛见”之谕。戊戌政变由点燃袁世凯这根导线而爆发，点火者康有为借徐致靖之手而为之，所以我说徐致靖是戊戌政变中极有关系的人物。
    照王小航（照）的记载，康有为与徐致靖先是想游说聂士成，其后乃看中袁世凯。戊戌政变后，王照与康有为同时亡命日本，由于康自称奉有光绪的“衣带诏”，受密命起兵勤王，借此以筹办大事募饷为名，到处敛财，为王照所卑视。而康有为亦恐王照泄露内幕，败其骗局，竟指使门下以不客气的手段，监视王照。结果反使得王照非一吐闷气不可。乃于光绪二十五年与日本“木堂翁”（犬养毅）作了一番笔谈，对内幕颇有透露。
    关于游说带兵大将，武力夺权的计划，王照述其所参预的经过是：
    康又托致靖劝照往芦台夺聂提督军，以卫皇上，照力辩其不可，谓太后本顾名义，无废皇上之心，若如此举动，大不可也。康又托谭嗣同、徐仁镜与照言，照大呼曰：“王小航能为狄仁杰，不能为范雎也。”伊等默然。自是动兵之议不复令照知……
    至七月二十八日，忽闻徐致靖请召袁世凯入都，照大惊，往问徐，答曰：“我请召袁为御外侮也。”照曰：“虽如此，太后岂不惊？”于是照急缮折，请皇上命袁驻河南归德府以镇土匪，意在掩饰召袁入京之计，以免太后惊疑……照七月三十日始往颐和园上请袁兵南去之折，八月初二日袁到京。
    于此可知，武力夺权，虽为预定的计划，但策动什么人，却一直有不同的意见，如林旭诗句“欲为君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则是主张用董福祥。黄彰健据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卷六《林旭传》，以及康有为自编《年谱》，说戊戌八月初三，康约梁启超、林旭、康广仁、徐仁录与徐仁镜兄弟开会，决定派谭嗣同游说袁世凯。林旭鉴于东汉何进利用外兵清除宦官，导致董卓专政，因以此诗代致谭等表示反对。因而下一断语：
    梁（启超）既系与会人士，则其释林此诗“千里草”三字，应较陈衍所释为可信。
    此即表示黄彰健相信“千里草”虽为“董”字，但指董卓而非董福祥。此说不然，仍以陈衍所释为可信。按《石遗室诗话》：
    是时余居莲华寺，暾谷无日不来，“千里草”二语实有议论而主张之者。但以诗论，首二句先从事败说起，后二句力追溯未败之前，君谋如是。不待咎其不用，而尤咎之用在其中。如此倒戟而出之法，非平日揣摹后山绝句之深有得者，岂能如此？舍暾谷，无他人也。
    又：陈石遗《近代诗钞》载林旭此诗，题作《狱中示复生》。黄彰健认为：
    林在狱中以此诗示谭，似不可能。而且林作此诗，如被搜出呈堂，将使同党无辞脱罪，而林氏亦无异承认同谋，其罪仍不轻，林氏当不致出此。
    因而相信林旭此诗作于八月初三，亦即相信梁启超所记为不虚。但黄彰健又说：
    《戊戌政变记》林旭头两句作：“伏蒲泣血知何用，慷慨何曾报主恩。”其言“报主恩”，与撰《谭嗣同传》“酬圣主”语气相同，恐系梁有意窜改。
    则目光如炬，烛照无隐。事实上梁启超还改了第一句。而且以我的看法，梁启超还曲解了“千里草”。为了要曲解，又不能不说此诗作于八月初三。
    先谈究竟为狱中所吟，还是八月初三所作。这一点，当然是陈衍的话可信，因为他其时身在京师，与林旭过从极密，于其身前死后诸事，无不关心，确知为狱中所作，方在《近代诗钞》中录为林诗之殿。至于黄彰健所说，似无在狱中作此诗示谭嗣同的理由，言之成说，但事实并非如此，兹述其情况如下：
    一、狱中作诗，不必题壁。“四京卿”系狱，其实是住在所谓“火房”，饮食起居，并不受虐待。传诗相和，事所恒有。如杨深秀自八月十一至十三日皆有诗，十一日所作为七律：
    久拼生命一毛轻，臣罪偏由积毁成。自晓龙逄非俊物，何尝虎会敢徒行。圣人岂有胸中怒，下士空思身后名。缧绁到头真不怨，未知谁复请长缨？
    语气激烈，已抱必死之心。林旭亦复如此，就刑时“含笑口微哄”（见唐恒《虞渊集》），如此从容，则根本未存脱罪之想，亦无所谓“将使同党无辞脱罪”。因为此案只论利害，不论是非，脱罪不脱罪，根本不在承认不承认。
    二、其时刑部司官，或与“四京卿”有旧，或则敬服其人，所以狱中甚受优遇。即使此诗笺落入狱卒之手，亦绝不致“呈堂”。按：是时刑部提守厅主事为乔茂萱，对系狱的“四京卿”颇为照顾。唐恒诗中“幸赖乔公贤，为收无家骨”的“乔公”，即指乔茂萱。
    如上所述，此诗确为《狱中示复生》，而非八月初三以诗代简，劝阻以东汉何进、董卓之史事为鉴。而梁启超所以要作此解释，原因很简单，是替他的老师康有为掩饰一大错。这一错就是：早有人说过袁世凯不可靠，主张用董福祥，而康有为不听，出之以鲁莽，派谭嗣同说袁，以致一败涂地。岂非康有为要负最大责任？
    至于陈石遗说此诗的技巧，自是专家的见解。但是此诗故典今用的特殊含义，则以未暇深考，故亦不能搔着痒处。
    林旭此诗之妙，在活用“健者”一典。而“青蒲”意何所指，尤须确切掌握，始能明其主旨。主旨既明，始知此诗章法，如水就下，流畅无比，固无所谓“倒戟而出”。
    “青蒲”典出《后汉书·史丹传》：
    史丹，字君仲，鲁国人，元帝即位，为侍中。……时定陶共王有才艺，子母俱爱幸，而太子颇有酒色之失，母王皇后无宠。上寝疾，皇后太子皆忧，丹以亲密臣，得侍疾，候上间独寝时，直入卧内，伏青蒲上，涕泣言曰：“皇太子以嫡长，立十余年，名号系于百姓，天下莫不归心，臣子见定陶王爱幸，道路流言，以为太子有动摇之议。若审此，公卿以下必以死争，不奉诏。臣愿先赐死，以示群臣。”天子素仁，见丹涕泣，言又切至，大感曰：“皇后谨慎，先帝又爱太子，吾岂可违旨？”太子由是为嗣。成帝立，累迁左将军。
    此传下注“青蒲”：
    孟康曰，以青蒲为席，用蔽地也。应劭曰：以青规地曰青蒲。自非皇后，不得至此。
    如上可知，青蒲本指御寝四周，则唯皇后可到，但引申为天子燕息之处，则亦为近臣可履之地。由于此处警戒特严，所以造膝独对，不足为外人道的一切机密隐私，不虞外泄。切谏者乃得尽其依慕的私情，呜咽难言，出于饮泣，不须顾虑顾瞻，与庙堂之上，君臣析疑辨难，必应顾及体制者，情形不同，效果亦各异。
    然则林旭之“青蒲饮泣”是向谁切谏？当然不是光绪。如是光绪，则向用方殷，不必泣谏，所谏必从，岂得谓之为“知何补”？
    既非光绪，自是慈禧。自甲午年起，撤帘归政的慈禧太后复又过问大政。此一太后与其他深宫颐养不见外臣的太后不同。是故“青蒲”之典不适用于其他太后独能适用于慈禧。林旭此时的身份，等于军机大臣。而汉人中的军机大臣、上书房行走的师傅、南书房翰林等，向来为太后、皇帝视如家人，所以林旭是够资格踏上“青蒲”的。
    自拟史丹，而以汉元帝拟慈禧太后，则泣谏之事为何，不问可知。意谓即使请见慈禧太后，无论怎么样地痛哭流涕，苦劝两宫母子和好，慈禧亦绝不会谅解光绪，更谈不到放手不问，任光绪独裁大政。
    第二句的意思最为显豁，“国士待我，国士报之”。今以格于母子不和，新旧冲突，凡所展布，窒碍难行；徒以国士自许，终无以酬答深恩。慷慨有两义：一是“发言慷慨，至于流涕”；一是慷慨轻生。此句中的慷慨，兼赅两义。
    因为如此，兵谏乃不可免。此为自然形成的结论，隐在第二句与第三句的空白之中，是则“千里草”指董福祥，断无可疑，此典出《后汉书·五行志》：
    献帝初，京师童谣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
    如照梁启超的解释，以为董指董卓，乃林旭鉴于东汉何进清君侧，导致董卓专政，“遂以此诗代致谭等，表示反对”，则此事所关至大，不容误解，何不径用拿“卓”字拆开来的“十日卜”？如谓“十日卜”代“千里草”的“十”字，在平仄上虽可通融，但诗句不响。这是论到诗法，我亦别有所说。
    陈石遗指出，林旭诗学陈后山，则当以宋诗的义法来探究此诗的内蕴。周弃子先生曾向我说，唐诗末流，至为空泛；陈套烂语，摇笔即来，人人可吟，处处可用，空有架子而内无其人，是为“假唐诗”。如画坛某巨匠所作者是。矫唐诗末流之弊，唯有宋诗。宋诗讲究切实，所以不但动词、形容词讲究，副词更不轻下，必千锤百炼，求其至当，此为宋诗的特色，亦为宋诗的精义。准此而论，则“我为君歌千里草”的“歌”字，应该从好的方面去看。“歌”字虽从“童谣”之“谣”而来，但亦有歌颂之意，衍化为称许、推荐，自然是指董福祥。复以末句相参，更为确定。
    第三句、第四句，密切相关，但亦可视作倒装句法。依语言的习惯来说，如是“这个人不好，我推荐那个人”，则应作：“本初健者莫轻言，我为君歌千里草。”而所以用“我为君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者，因为重点在“莫轻言”。
    兹先研究“健者”一典，《后汉书》卷七十四《袁绍传》：
    卓议欲废立，谓绍曰：“天下之主，宜得贤明。每念灵帝，令人愤毒。董侯似可，今当立之。”绍曰：“今上富于春秋，未有不善宣于天下。若公违礼任情，废嫡立庶，恐众议未安。”卓按剑叱绍曰：“竖子敢然！天下之事，岂不在我？我欲为之，谁敢不从！”绍诡对曰：“此国之大事，请出与太傅议之。”卓复言：“刘氏种不足复遗。”绍勃然曰：“天下健者，岂惟董公？”横刀长揖径出。
    “天下健者，岂惟董公”是肯定了董卓为健者，袁绍作此言，虽有以健者自居之意，毕竟未正面说：我亦健者。因此“本初健者”四字，如科举时代考八股所出的“截搭题”，字面固有完整的意义，却非“四书五经”中的原文。了解到这一点，本初是本初，健者是健者，须先确定其个别的意义，再看它综合起来会产生什么样的新义。
    “本初”犹如“千里草”，只是切一个姓氏，故知指袁世凯。“健者”则如上所论，指董卓无疑。“袁世凯”加“董卓”，意谓袁世凯是董卓，故“莫轻言”！
    “健者”只能作如是解，否则就不通。倘谓“健者”应望文生义，照字面解释为“有力量的人”，则以反对废立的袁本初拟袁世凯，正当极力拉拢，为何“莫轻言”？
    从逻辑上去解释“青蒲”与“健者”在林旭意中的含义，不但整首诗可以说得通，而且亦可解决传述纷歧的问题，确定了这首诗二十八字的每一个字。为醒豁起见，录正如下：
    狱中示复生
    青蒲饮泣知何补（非“用”）？慷慨难酬国士恩。
    我（非“欲”）为君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
    第一句缘何是“补”非“用”？因为林旭在基本上是想调和两宫，亦即弥缝慈禧与光绪母子间的裂痕，故应用弥补的“补”。此亦正是宋诗练字讲究之处，倘用“用”字，语气较强，与全诗温柔悱恻的风格不合。
    第三句是“我”非“欲”，则以“欲”字为文法中的现在进行式，或未来式。“我”字则无文法上时制的限制，可用于过去式。此诗盖事败入狱后，追忆过去，仅谈事实，不加论评。哀而不怨，即怨亦不怒。林旭之温恂敦厚，诗中可见其人。
    以上解决了个别的疑难之点，以下就诗意作一综合解释：
    皇帝发愤图强，推行新政，而太后为旧党所包围，加以小人挑拨，误会推行新政完全是为了与太后作对。成见已深，即使请见太后，剖肝沥胆，涕泣苦谏，料知难回慈意，于事何补？
    “发言慷慨，至于流涕”，乃至慷慨轻生，既于事无补，则毕竟难以酬答皇帝不次超擢，得参大政，以国士相待的深恩。看起来除却兵谏，别无善策。
    此则非外结大将不可。我曾主张用董福祥。至于袁世凯，此人是董卓之流，如此机密大事，跟他千万不可轻易出口。
    以上是平铺直叙的解释，亦是林旭当时跟谭嗣同平心静气的解释。其中自有“吾谋适不用”之憾，而出以蕴藉之词，修养真可倾倒。
    兹再谈梁启超改诗的原因及作用。梁著《戊戌政变记》第六篇《林旭传》：
    林君子字暾谷，福建侯官县人，南海先生之弟子也。自童龀颖绝秀出，负意气，天才特达，如竹箭标举，干云而上。冠岁乡试冠全省，读其文，奥雅奇伟，莫不惊之；长老名宿，皆与折节为忘年交，故所友皆一时闻人。其于诗词、散文皆天授，文如汉魏人，诗如宋人，波澜老成，瑰奥深侬，流行京师，名动一时……皇上既知为康某弟子，因信任之；遂与谭君等同授四品卿衔，入军机参预新政……初二日皇上赐康先生密谕，令速出京，亦交君传出，盖深信之也。既奉密谕，谭君等距踊椎号；时袁世凯方在京，谋出密诏示之，激其义愤，而君不谓然，作一小诗代简，致之谭等，曰：“伏蒲泣血知何用？慷慨何曾报主恩？愿为公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盖指东汉何进之事也。
    如梁所言，泣谏何用？主恩难报。但又何进以往事，不主张用兵谏。然则，他究竟要干什么？莫非混一天是一天，坐待后党凌逼？照梁启超的解释，林旭的诗根本不通。
    梁启超自言“弟畜暾谷”，但如上立论，抹煞事实，亦即贬低了林旭，殊欠友爱。
    按：林旭于八月初二日带出的密诏，大致为命康有为迅速出京，督办官报。原折已经在上谢恩折时附缴，不可得见。现所传者为康有为自己所陈述，而前后已有不符。康有为脱险后，在香港作《奉诏求救文》致各国公使，《日本外交文书》载有全文。今据黄彰健所引转录如下：
    朕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出外国求救，不可迟延。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
    但以后康有为在他处提到此密谕，只有“汝可迅速出外”，删掉“国求救”三字。则作伪之迹，已是铁证如山。
    至于谭嗣同游说袁世凯时所出示的密诏，则为光绪致杨锐密诏的墨笔过录本。黄彰健对事的考证甚为精确。此诏的原件，在杨被害后，由杨锐之子庆昶及其门人黄尚毅携返四川，在路上为避免搜查，将密诏缝于黄尚毅的衣领内。及至光绪崩后，袁世凯被逐，无所顾忌，乃于宣统元年六月十二日，由杨庆昶及黄尚毅上书都察院，请代缴密诏。其时参庆王的赵炳麟掌京畿道，经手其事。所辑《光绪大事汇鉴》载有全文，兹分段引录如下：
    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
    虽经朕累次降旨整饬，而并且随时有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之实在为难之情形也。
    朕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
    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套，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孰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十分焦急翘盼之至。特谕。
    所谓十九日之事，指七月十九，礼部主事王照（小航）上折言事，堂官不允代递。光绪一怒将满汉两尚书、四侍郎一律革职。所谓“六堂尽罢”，与光绪十年将恭亲王等全班军机大臣逐出枢廷，同为满清一朝空前绝后的特例。今观光绪密诏，知慈禧已认为过重，则尽罢老谬昏庸之大臣，当然更不会同意。
    再看密诏全文，我觉得无论从哪一点看，都与光绪的个性及其对慈禧的态度相合。此诏中有数要点须特别指出：
    一、光绪始终不愿触怒慈禧，则派兵围颐和园之事，可决其必非光绪的本意。
    二、光绪虽重用四京卿，但根本上还是尊重军机制度的。同时亦可以看出，光绪命四京卿“妥速筹商”此事，亦并无完全隐瞒慈禧太后的意思，因为封奏虽至御前方能开拆，但既由军机代奏，则原折必仍交由军机会同四京卿拟议。退一步言，交军机代奏，慈禧就必然会知道四京卿有此一奏，慈禧如果索阅，必得呈上。倘以为要瞒住慈禧，则面递亦甚方便，不必叮嘱由军机代奏。
    三、此折系交杨锐主办，无形中确认杨为四京卿的领班，康梁不过在“诸同志”之列而已。
    据袁世凯《戊戌日记》，谭嗣同往访时，出示朱谕：
    乃墨笔所书，字甚工，亦仿佛皇上之口气，大概谓“朕锐意变法，诸老臣均不甚顺手。如操之过急，又恐慈圣不悦。饬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另议良法”等语。
    撮叙所见过录的密诏，大意亦与原件相符。但康有为脱险后，据“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这句假设之词，伪造一通密诏，其词如此：
    朕维时局艰危，非变法不能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可与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妥速密筹，设法相救，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特谕。
    这伪改之迹，最无耻的是自己往脸上贴金，用“汝可与”以自居为受诏之人，而四京卿皆居其下。但最不可恕者，则为“妥速密筹，设法相救”的字样，变成嫁祸于光绪。王照《复江翊云兼谢丁文江书》中说：
    《戊戌政变记》捏造景帝（光绪）口出恨那拉氏之言，因此景帝几遭不测之祸。吴德潇曾寄书责梁氏。
    其实梁启超是不能不被他老师牵着鼻子走！如果康有为真是“保皇”而非“祸皇”，则公布第一次密诏（严格而言，密诏是夸张的说法。至于“衣带诏”，更是只有康有为这个大骗子才能说得出口的名堂），除了“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这句话，稍觉刺耳以外，亦并无足以使得慈禧不悦的地方，尤其是“不致有拂圣意”一语，足以邀得体谅。
    光绪实在很不幸，他一生所最敬爱亲信的三个人，对他都是害多利少。首先是翁同龢，原是太平宰相的底子，偏逢国势陵夷，列强合而谋我的大变局。论到以帝师的地位为天子分忧分劳，则既不能结李鸿章、张之洞以内外相维，亦不能笼络如荣禄一班后党，以调和两宫。才不足以驾驭张荫桓，故善善而不能用；学不足以驳正康有为，故恶恶而不能去。一方面不能觉察荣禄在暗中为保卫慈禧个人利益的活动，一方面又不能觉察张荫桓向内务府挑战所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以致辱及己身，亦连累了光绪。
    第二个是珍妃。慈禧对她跟对翁同龢一样，知道她对光绪的影响力，初意笼络，想收为己用。哪知她恃宠而骄，居然敢无视太后及皇后在宫中的权威。同时她御下亦有问题，以致慈禧得以抓住她宫中太监的把柄，作断然处置。如果珍妃有见识，能充分体会到光绪的处境，委屈一时，曲意善侍慈禧，对隆裕亦能尊以后礼，那就不但她自己的一条命不会送掉，光绪的日子亦会好过得多。
    第三个就是康有为。慈禧本无废立之意，主要的是所谓“衣带诏”中那句光绪措辞，一时失检，用了一句“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的假设之词，为康有为用来大作文章，仿佛光绪眼前就有被幽禁之祸，非立刻领兵勤王，不足以救护不可。在慈禧看，这是为子所诬，而又无法辩白。积怒积郁，无可宣泄，索性想到立大阿哥了。
    其次，康有为的丑诋慈禧，亦势必使她痛恨光绪。这不是迁怒，根据“有其父必有其子”这句成语，用逻辑推演而得的结论是：有不孝的皇帝，才有敢骂太后的逆臣。如果皇帝孝顺，康有为如此丑诋，岂不伤帝之心？殊不知康有为根本没有想到如何去保护皇帝。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中，曾引中央研究所藏康有为未刊文稿缩影中的《谢钦派督办官报局折》，而内容则为致英国公使的照会，丑诋慈禧之言如此：
    敝国经义，天子于正嫡乃得为母，妃妻不得为母。伪临朝太后那拉氏者，在穆宗时为生母，在大皇帝时，为先帝之遗妾耳。母子之分既无，君臣之义自在。垂帘正位，二十四年。但见忧勤，未闻失德。乃以淫邪之宫妾，废我圣明之大君。妄矫诏书，自称训政。安有壮年圣明之天子，而待训政者哉？
    民无二王，国无二君。正名定罪，实为篡位。伪临朝淫昏贪耄，惑其私嬖，不通外国之政，不肯变中国之法。向揽大权，荼毒兆众。海军之众三千万，芦汉铁路之款三千万，京官之养廉年二十六万，皆提为修颐和园之用。致国弱民穷，皆伪临朝抑制之故。伪临朝素有淫行，故益奸凶。太监小安之事，今已扬暴。今乃矫诏求医，是直欲毒我大皇帝，此天地所不容，神人所共愤者也。伪临朝有奸生子名晋明，必将立之，祖宗将不血食，固中国之大羞耻。然似此淫奸凶毒之人，废君篡位之贼，贵国岂肯与之为伍，认之为友邦之主？
    所谓“有奸生子名晋明”，不知指谁。是否为载漪？从未听人说过。甚愿熟于《清史稿》的陈捷先、金承艺两教授，为我解惑。
    贵国政府主持公义，调兵会议，速为救援，除我篡弑之贼，保我大皇帝圣躬，归我大皇帝权力，贵国既施我大德，我大皇帝复辟，必将格外图报。公法仁术，理必宜之。
    本督办不能预救，辜负圣恩，万死间关，谨存密诏，游走万国，涕泣陈辞。敬为我大皇帝匍匐求救。
    说“游走万国”时，康有为已存下到海外骗华侨敛财的打算。打出的旗号便是“勤王”，而动辄以“办大事”为言，办大事要花大钱，而捐募所得，去路不明，为此康有为、梁启超师弟，常龂龂争辩。
    在光绪的心目中，康有为较之翁同龢更足重视，因此康有为之辜恩卖君，亦就更不可恕。自来谈戊戌政变者，常忽略一事，即翁同龢之被逐与召见康有为在日期上衔接之密，绝非偶然。戊戌四月二十三日下“明定国是”诏，出于翁之手笔，他本定二十四日出京，因见此诏，乃留京师。二十五日徐致靖疏荐康有为，奉旨“着于二十八日预备召见”。不意二十七日即有驱逐翁同龢的懿旨，荣禄出督直隶，明是勤兵观变。而“着二品大臣具折谢恩召见”，无异再度垂帘。在这种态势之下，竟未能吓阻光绪，决心召见康有为，可见其背城借一的心情。不幸这一注赌押在康有为身上，是太不值得了！
    据康有为《自编年谱》，记此次召见情形：
    二十八日早入朝房……吾入对，上问年岁出身毕，吾即言：“四夷交迫，分割洊至，覆亡无日。”上即言：“皆守旧者致之耳。”吾即称：“上之圣明洞悉病源，既知病源，则药即在此，即知守旧之致祸败，则非尽变旧法与之维新不能自强。”
    上言：“今日诚非变法不可。”吾言：“近岁非不言变法，然而少变而不全变，举其一而不改其二，连类并败，必至无功。譬如一殿，材既坏败，势将倾覆，若小小弥缝补漏，风雨既至，终至倾压，必须拆而更筑。力可庇托，然更筑新基，则地之广袤，度之高下，砖石楹桷之多寡，窗门楹朽之阔窄，灰钉竹屑之琐细，皆须全局统算，然后庀材鸠工，沉乃可成。有一小缺，必无成功，是殿终不成，而风雨终不能御也。”上然之。
    吾乃曰：“今数十年诸臣所言变法者，率皆略变其一端，而未尝筹及全体。又所谓变法者，须自制度、法律，先为改定，乃谓之变法。今所言变者，是变事耳，非变法也。臣请皇上变法。须先统筹全局全变之，又请先开制度局而变法律，乃有益也。”上以为然。
    吾乃曰：“臣于变法之事，尝辑考各国变法之故，曲折之宜，择其可施行于中国者，斟酌而损益之，令其可施行，章程条理，皆已备具，若皇上决意变法，可备采择，但待推行耳。泰西讲求三百年而治，日本施行三十年而强，吾中国国土之大，人民之众，变法三年，可以自立，此后则蒸蒸日上，富强可驾万国，以皇上之圣，图自强，在一反掌间耳。”
    康有为之大言炎炎，类皆若此，但“以皇上之圣，图自强，在一反掌间耳”，自足歆动积郁已久、复新受刺激的皇帝。以下又记：
    上曰：“然，汝条理甚详。”吾乃曰：“皇上之圣既见及此，何为久而不举，坐致割弱？”上以自睨帘外，既而叹曰：“奈掣肘何？”
    吾知上碍于西后无如何，乃曰：“就皇上现在之权，行可变之事，虽不能尽变，而扼要以图，亦足以救中国矣。惟方今大臣，皆耄耋守旧，不通外国之故。皇上欲倚以变法，犹缘木以求鱼也。”
    上曰：“伊等皆不留心办事。”对曰：“大臣等非不欲留心也，奈以资格迁转，至大位时，精力已衰，又多兼差，安无暇晷，无从读书，实无如何，故累奉旨办学堂，办商务，彼等少年所学皆无之，实不知所办也。皇上欲变法，惟有擢用小臣，广其登荐，予以召对，察其才否，皇上亲拔之，不吝爵赏，破格擢用。方今军机总署，并已用差，但用京卿、御史两官，分任内外诸差，则已无事不办，其旧人且姑听之，惟彼事事守旧，请皇上多下诏书，示以意旨所在，凡变法之事，皆特下诏书，彼等无从议驳。”上曰：“然。”对曰：“昨日闻赏李鸿章、张荫桓宝星，何不明下诏书？”上一笑。
    “自割台后，民志已离，非多得皇上哀痛之诏，无以收拾之也。”上曰：“然。”吾乃曰：“今日之患，在吾民智不开，故虽多而不可用，而民智不开之故，皆以八股试士为之。学八股者，不读秦汉以后之书，更不考地球各国之事，然可以通籍累致大官，今群臣济济，然无以任事受者，皆由八股致大位之故。故台辽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二万万之款，不赔于朝廷，而赔于八股，胶州、旅大、威湾、广州湾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
    以下由教育谈起，康有为的建议极多：
    上曰：“然，西人皆为有用之学，而吾中国皆为无用之学，故致此。”
    对曰：“上既知八股之害，废之可乎？”上曰：“可。”对曰：“上既以为可废，请上自下明诏，勿交部议，若交部议，部臣必驳矣。”上曰：“可。”
    上曰：“方今患贫，筹款如何？”乃言日本纸币银行，印度田税。略言其端，既而思昭信股票，方提为起行宫，若纵言其详，则未能变法先害民矣。乃略言：“中国铁路，矿务满地，为地球所无，若大举而筹数万万，遍筑铁路练民兵百万，购铁舰百艘，遍开郡县各种学堂，水师学堂船坞，则一举而大势立矣，但患变法不得其本耳。中国地大物博，藏富于地，贫非所患也，但患民智不开耳。”于是言译书、游学、派游历等事，每终一事，稍息以待上命，上犹不命起，乃重提，遍及用人行政，末及于推广社会，以开民智而激民气，并抚各会匪。因谢保国会被劾，上为保全之恩，上皆点头称是。又条陈所著书及教会事，久之，上点首云：“汝下去歇歇。”又云：“汝尚有言，可具折条陈来。”乃起出，上自送之。苏拉迎问，盖对逾十刻时矣，从来所少有也。
    康有为的记载，言过其实，以为炫耀，是可想而知的。但决心召见康有为，就其尊礼的情形看，颇有去一师傅（翁同龢）、来一师傅之慨。可惜，翁同龢翼护光绪，煞费苦心，而康有为全然想不到此。
    为了“勤王”，当然要号召义士，激起同仇敌忾之心。同时也要掩饰康有为知人不明所犯下的极大错误。因此，梁启超以其“常带情感”的“笔锋”，改动了林旭那本来不难索解的《狱中示复生》诗。同时说此诗作于袁世凯在京之时，黄彰健乃推断：“林此诗亦应作于八月初三日，在初三日晚上谭访袁以前。”但康有为《自编年谱》中，并未述及，其八月初三日记事如下：
    初三日暾谷持密诏来，跪诵痛哭激昂，草密折谢恩并誓死救皇上，令暾谷持还缴命，并奏报于初四日起程出京，并开用官报关防。二十九日交杨锐带出之密诏，杨锐震恐，不知所为计，亦至是日，由林暾谷带来，与复生跪读痛哭。
    按：据康有为自叙，八月初三，林旭面交密诏，康有为谢恩折，交林旭“持还缴命”，即缴还密诏，并代递康折，好让光绪安心，知康有为已定初四出京。自此，林旭即未与康再见过。
    这应是八月初三午前的事。林辞去后，谭嗣同至，康与其“跪读”七月二十九日交杨锐的密诏，并“痛哭”，然后召梁启超及二徐、康广仁来，“经划救上之策”。说袁起兵勤王，即定于此时。然后谭嗣同进城，入夜方去见袁世凯。由这一段经过看，林旭何时作代简之诗，何时送达何人，疑问重重。
    第一，林旭去见康交密诏时，显然未谈到说袁勤王之事，否则，林旭即时可以表示反对的意见。
    第二，林旭在这天下午，应该也没有见到谭嗣同，否则何不当面讨论，而须以诗代简？
    第三，说袁系谭一人独往，则林旭欲阻其此行，只要写诗给谭一个人就是了。而梁启超在《林旭传》中说：“君不谓然，作一小诗代简，致之谭等。”这“等”字中包括些什么人？照情理推测，必然包括康有为，但康只对杨锐的持重，表示不满。如林旭亦有此意，在《年谱》中何以不提？
    我更须指出者，当时康有为与谭嗣同的密谋是，劝袁世凯举兵包围颐和园，这一点康有为不肯承认，只说，嘱谭嗣同至袁世凯处，“说袁勤王，率死士数百，扶上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荣禄此时远在天津，扶光绪登午门，何能取荣禄首级于数百里外？这一点黄彰健已经指出，明明是假话。不过依宫廷兵变的往例来看，计划——亦即康、谭的如意算盘中，应有“扶上登午门”一个节目，但应在包围颐和园、控制慈禧太后以后。
    此话怎讲？只看明朝的“夺门之变”，可以想见康、谭的计划，因为用兵包围颐和园，必然引起震动，荣禄亦会派兵救驾。此时必须澄清事实，是对付慈禧太后，而非有什么人想造反篡位，故必须光绪出面，来去除疑虑。扶登午门，则皇城以内、紫禁城以外的外廷臣工，共见共闻，足以安定人心。
    如果此一计划能为袁世凯接受，则举事之期，必在一两日内，因为这是一次突击性的行动，真所谓“兵贵神速”，才能“攻其不备”，否则荣禄已经开始部署，只要迟过三天，必无成功之望。
    康有为《自编年谱》中又记八月初三下午至晚间的情形：
    复生入城后，卓如至金顶庙客纯斋处，候消息，吾稍发书料行李……至子刻内城开，吾亦入城，至金顶庙处，知袁不能举兵，扶上清君侧，无如何，乃行。
    这明明道出，康有为准备着一两日内便有巨变，他自然要做明英宗的徐有贞，亲自扶光绪登午门。如照梁启超《谭嗣同传》中所说：
    君（指谭）曰：“荣禄密谋，全在天津阅兵之举，足下及董、聂三军，皆受荣所节制，将挟兵力以行大事。虽然，董聂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变起，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业也！”
    果如所言，则其事亦甚从容，康有为根本不必作改变行程的准备。质之黄彰健先生，想以为然？
    照我想，谭、袁密晤之夕，袁世凯一定有一番让谭嗣同如服定心丸的话，目的是要把康党安静下来，不必轻举妄动，他才好从中取巧。政变之发，康党被捕，都在全无警惕戒备的情况之中，即是中了袁世凯的缓兵之计之故。
    关于袁世凯告密的内幕，有一段极重要的资料，自来谈戊戌政变者，多未注意。此段资料，出自陈夔龙《梦蕉亭杂记》，乃陈得自荣禄亲口所述者：
    袁君遵旨来京，预备召见，入见后，传闻有旨以文忠大逆不道，令赴津传旨，即行正法，所有直督一缺，即以袁补授，并带兵入京围颐和园。袁谓天津尚有芦台聂士成一军，曾经百战，兵数倍于新建陆军，围园之事，万不敢办。至传旨将直督正法，亦恐办不到，或俟九月两宫赴京阅操，相机进行。八月初三，袁探知朝局将变，惘惘回津，文忠佯作不知，迨其来谒，但言他事，绝不询及朝政。袁请屏退左右，跪而言曰：“今日奉命而来，有一事万不敢办，亦不忍办，惟有自请死！”文忠笑谓：“究系何事？何匆遽之甚？”袁袖出一纸呈阅，并观文忠气色行事。文忠阅竣，正色告曰：“大臣事君，雨露雷霆，无非恩泽！但承旨在枢，臣行刑亦有菜市，我若有罪，甚愿自首入京，束身司败，岂能凭尔袖中片纸便可钦此钦遵？”
    按：如上所言，则《戊戌政变记》及康有为《自编年谱》中，说光绪于八月初五日召见袁世凯，赐有密诏，确有其事。即袁世凯“袖中片纸”；而观荣禄所答，密诏的内容，即陈记“传闻有旨，以文忠大逆不道，令赴津传旨，即行正法，所有直督一缺，即以袁补授，并带兵四围颐和园”云云。
    《梦蕉亭杂记》又言：
    袁知事不谐，乃大哭失声，长跪不起，文忠曰：“君休矣！明日再谈。”因夤夜乘火车入京晤庆邸，请见慈圣，均各愕然。越日奉朱谕以朕躬多病，恭请太后训政，时局为之一变。
    关于荣禄入京日期，官文书皆载，在八月初十，系奉慈禧太后所召。但据张一麐《古红梅阁笔记》载，荣禄告袁：“吾已奉懿旨入京，此座即以属君。”与陈记“夤夜乘火车入京”之说相合。就情理而论，遇到这样的紧急大事，非亲自进京不可。再看当时慈禧太后的行踪，八月初四自颐和园回宫，至初六忽又临幸颐和园，当然是为了召见外臣方便之故。因此我认为荣禄于八月初五连夜进京晤庆王，第二天慈禧太后复幸颐和园，发号司令，展开政变，这一点已无争论的余地。
    要研究的是光绪有无密诏赐袁，及袁世凯的态度。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说：
    八月十三日复有人问荣相曰：“袁世凯曾奉密诏乎？”曰：“然。”“诏中曾有杀公言乎？”曰：“然。”曰：“然则袁世凯先一同谋者也，既同谋而又出首，首鼠两端，此人亦不足取也。”荣相曰：“袁乃我的人，无所谓首鼠两端。”
    “首鼠两端”之语，又见黄遵宪的诗句。至于荣禄说“袁乃我的人，无所谓首鼠两端”，则既收袁为己用，当然要如此回护。这是必有的政治手段。
    康有为《自编年谱》：
    闻五日袁召见，上另有密诏与袁，则不知云何矣。
    这也好像证实了袁获有密诏。但“不知云何”一语，深为可怪。因为光绪如有密诏付袁，亦必经过四京卿的手，康有为岂能不知？故知康自叙所谓“上另有密诏与袁”，仍是他事后卸责之手法，意谓偾事乃光绪自己授人以柄，所以袁世凯得据此告密。
    事实上是绝不会有此密诏的。光绪固不致鲁莽如此，尤其不会赞成围颐和园。同时，如有此密诏，光绪绝不会不告诉四京卿，否则即与白痴无异。而四京卿获知有此密诏，预期旦夕之内，必有巨变，则：
    第一，要留康有为在京。
    第二，需要有所部署。
    第三，必有焦急盼望之情。
    第四，必然密切注意天津的动态，而荣禄专车到京，亦一定瞒不过去。
    第五，必然顾虑到事或不成，便有大祸，预筹逋逃之道。
    就以上五点来看，无丝毫迹象，可资佐证。因此，赐袁密诏一说，应不成立。
    然则袁世凯“袖中片纸”非出于伪造，即根本无此“片纸”。就情理来说，伪造诏谕，为十恶不赦的大罪，以袁世凯的脑筋之清楚，岂肯落此足以自速其死的把柄在他人手中？
    就荣禄这方面来说，如果察知此一诏谕出于伪造，认为光绪并无不利于太后的企图，正可借袁世凯的告密，牵出谭嗣同夤夜游说的阴谋，打击四京卿，阻遏新政的推行。而况，包围颐和园的计划，由于袁世凯的告密，事实上已不存在，易言之，眼前并无危机，无须作任何紧急处置。
    由此可知，荣禄对外宣称有密诏杀他及派袁世凯带兵入京包围颐和园，完全是一种借口。由此可以产生下列的效果：
    一、坐新党以大逆的罪名，逮捕处死。
    二、坐光绪以不孝的罪名，为慈禧训政的根据，并为废立作张本。
    《梦蕉亭杂记》又记：
    慈圣以袁君存心叵测，欲置之重典，文忠仍以才可用，凡作乱犯上之事，诿之党人，并以身家保之。袁仍得安其位。
    由此看来，荣禄制造此一借口，竟是连慈禧太后也瞒过了。所以如说有此赐袁密诏，应该是出于荣禄的伪造。
    黄彰健认为“戊戌政变的爆发，非由袁世凯告密”，意谓政变是预定的计划。其主要的论据，基于荣禄在八月初五并未进京，所以慈禧太后此时尚未得悉袁世凯告密的内容。否则，八月初六不会仅捉拿康有为一个人。他认为袁世凯告密的详情，慈禧太后于八月初八方始获悉，于是而有八月初九的逮捕“六君子”及张荫桓。我以为这是不曾深究慈禧太后的心理的说法。
    从光绪亲政开始，慈禧太后一直希望她的地位有如内禅后的乾隆。易言之，即是希望光绪如接位后的嘉庆。一方面光绪先意承志，大政及用人，不违背她的意思；另一方面能容她在颐和园中优游自在，好好享几年福。是故，只要光绪能如嘉庆，她是绝不愿放弃排云殿前的湖光山色、每天一大早来召见军机的。
    至于对光绪，她一手抚养长大，对于光绪荏弱忠厚的本性，知之甚稔，她相信光绪绝不会做出什么悖逆的行为。这还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她料准了光绪不敢。至于后来常指责光绪不孝，是她为了把持大政，不得不然的说法。
    但是，慈禧对光绪，有一防范极严的顾虑，就是怕有人“教坏”了他。第一个引起她警惕的是珍妃。文廷式大考第一，卷子发下来时交代名次：“第一不动，其余皆可动。”此为光绪明知自己的做法不对，而还是要做的明证，亦即明知珍妃的话不能听，而还是要听的明证。这就不仅“教坏”，直是蛊惑了，所以慈禧非去之不可。而“教坏”珍妃的，又是文廷式，因而亦非被逐并永不录用不可。
    第二个是翁同龢。我相信恭王在戊戌四月十一临死以前，光绪奉慈禧临视时，恭王一定对慈禧作了“他一死，翁同龢如挟帝而有所作为，恐无人可以压得住他，故太后必须慎防”的谏劝。此为慈禧恶恭王，甚至不准他祝寿，而饰终之典之优渥，几可与雍正之待怡亲王允祥相比拟的原因。
    在恭王死后不到半个月，果然而有四月廿三，翁同龢亲自草拟的“定国是诏”，接着有四月二十五日，着康有为于四月二十八日预备召见的上谕。其间翁是否保荐过康有为，或至少不反对召见康有为，话很难说，因为翁同龢日记是经过他自己改过的，痕迹已泯。但一通“定国是诏”，已足以引起慈禧的极大警惕。于是在荣禄与刚毅合力相倾之下，慈禧断然决然地驱逐了帝师。
    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八月初六之诏，只捉拿康有为兄弟，即因为慈禧认为康有为教坏了皇帝，是罪魁祸首。及至发觉康有为已经逃脱，复于八月初七电寄荣禄等，于津沪等处严密查拿康有为。如果康有为被捕，当然不能活命；但六君子的下场，不至如是之惨。
    对慈禧太后的政治手腕，治近代史者应不会忽略，她有应变的天才，即到情况十分紧急时，亦不会乱了方寸与步骤。当时的情势，如我前面所说过的，危机已如胎死腹中，根本不必紧张。但为了要为训政找根据，不能不故意张皇，制造严重的气氛。须知此时慈禧的第一目的是夺权，因而特行临朝训政的典礼。要到了八月初八，行过此礼，慈禧才算正式而充分地接收了权力。在此之前，任何足以妨碍达成此一目的之举动，如逮捕四京卿，足以招致大局不安的鲁莽举动，皆应避免。
    这也就说明了六君子何以迟至八月初九方始被捕的缘故。同时，在八月初六那天，情势还不十分明朗：第一，会不会引起外来力量的干预？第二，不知康党除了袁世凯以外，可曾勾结过其他将官？关于后者，自然是由荣禄去作检查与部署，这需要一段期间。关于前者，降旨捉拿康有为兄弟，亦等于放了一个探测气球，看看国际上有何反应。经过两天，并无动静。同时荣禄亦已作了周密的部署，乃于八月初九下令，逮捕所谓“罪甚八司马”——六君子加张荫桓、徐致靖。
    徐致靖之被捕，是因为保荐康有为。张荫桓之被捕，亦是因为他“教坏”了光绪。对于光绪之所以致此，责任谁属，在慈禧的看法是一贯的，与我国刑法上对“教唆犯”罚得特重的立法精神也是一致的。
    至于八月十三日的突变，《梦蕉亭杂记》所记，亦颇可采信。原来派军机大臣、大学士，会同刑部严于审讯。十二日本已加派御前大臣会审，而次日未待庆王所派之员主持审问，即因贻谷一奏，由刚毅亲自至刑部传谕，毋庸审讯，立即正法。其基本原因还在外间流言太盛，“有谓各公使出面干涉，并谓一经审问，恐诸人有意牵连，至不能为尊者讳”之故。
    《梦蕉亭杂记》所说“某京堂”指国子监祭酒贻谷。当时确有外力干预的迹象。但此外力干预，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英、日两国营救张荫桓。而八月十一日有上谕，指出张荫桓非康党，故此外力干预，乃别为一事，与六君子的安危无关。
    另一部分是由康、梁漏网而引起。梁启超在京晤李提摩太，避入日本使馆，康有为得英人之助，得以安抵上海，以及上海道蔡钧接到逮捕康有为的密令，与英国领事接洽，未能如愿的情况，京中必都已了解。加以天津《国闻报》的公然昌言，西人将作干涉。因此，在贻谷以前有高燮曾、黄桂鋆两奏，皆主速作断然处置。平心而论，高、黄、贻三人都是为了保护光绪，安定大局着眼，其中黄桂鋆八月十二日一奏，最为简明扼要。
    外间传说纷纷，皆谓康有为弟兄所犯案情重大。其党之同谋者，在内则以张荫桓、徐致靖、谭嗣同、林旭为渠魁，而杨深秀、宋伯鲁等扶助之。在外则以黄遵宪、熊希龄为心腹，而陈宝箴、徐仁铸等附和之。此外尚有梁启超、麦孟华等数十百人，蔓延团结，党羽遍布……自去年以来，人言啧啧，皆谓此辈谋为不轨，将效开化党乱高丽之故事。而康有为来京，果借变法为名，包藏祸心，诡计百出，阳托为忠愤之举，阴售其奸诈之谋。摇惑人心，混匿国是，真有出入思议之外者。今闻朝廷察其罪状，凡属臣民，莫不同声称快。及闻该员逃匿，未能缉获，则又私忧窃虑，恐其铤而走险，勾结外洋，致生他变。且天津《国闻报》妄造谣言，谓外人意颇不平。此必其党欲为挟制之计，而该报复张其说也。臣之愚见，以为此事宜早决断，将已获之犯，速行处治，以绝其望。
    至案内牵连人员，应拿者拿，应黜者黜，应宥者宥，一经办理定夺，即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使为首者不能漏网，为从者不致生心。即外人欲来干预而事已大定，无所施其术矣。臣素知康有为、张荫桓居心诡谲，故望朝廷先发制人，庶免奸党煽乱。
    此奏又有一附注，专为张荫桓而发，基本上仍旧是客观的：
    再：臣正缮折间，适接邸钞，知康有为一案，已奉谕旨将徐致靖等分别审讯看管，此外概不深究。至张荫桓平日声名甚劣，虽非康有为之党，亦应按照屡次被参款迹，从重处罪。
    黄桂鋆为笔者长亲，贵州人，时由翰林院编修改福建道御史。他当然是旧派，但却是真正的道学先生，幼时闻长辈言，他真能做到不二色。夏日盥沐，裸上半身擦背，若有女仆入室，即避至门后，古板如此。
    大致历代党争，辄令人有薰莸同器之恨。不过虽“阉党未必尽小人，东林未必尽君子”，但代表正义一方的主事者，须是君子，则虽失败一时，于世道人心，仍大有帮助，如明末东林阉党之争，东林败得很惨，但“东林孤儿”所发生的影响，促成了康熙朝的盛运。摆脱狭隘的种族观念来看，自是历史上值得骄傲的一件事。而戊戌政变，最大的不幸是，真君子枉死，而伪君子康有为苟且偷生，并以作伪的方法，利用光绪的被幽，六君子的惨死，沽名钓誉，营私牟利。贤如梁启超，亦不免助师为恶。代表正义的一方，主事者的真面目如此，那就无怪乎民初北方政坛的丑态百出了。
    当然戊戌政变绝不能与明末天启年间的政潮相提并论。保皇党不同于东林，守旧派更非阉党。天启并不值得同情，值得为之一掬同情之泪的是光绪。但光绪可能至死不明白，害得他最惨的不是袁世凯，也不是荣禄，而是康有为。
    大家都知道，光绪最痛恨的是袁世凯。常常在纸上画一只乌龟，写上袁世凯的名字，然后将纸撕碎。又以写有“袁世凯”字样的纸悬在壁上，作竹弓竹箭的靶子。此种近乎童騃的举动，为一种无可奈何的发泄。我以为光绪之恨袁世凯，不在他告密，而在诬赖他有“密诏”付袁世凯要包围颐和园。而此“密诏”，可能出于荣禄伪造，已如前面的分析。果如所言，则袁世凯亦为替人受过，只是受过的代价很不小，袁世凯应无所憾。
    其次，光绪恨的是荣禄。两宫一起召见大臣时，光绪几乎从不理荣禄。但荣禄却常存补过之心。废立一事，论者多归功于张季直为刘坤一所草一疏，其中警句“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难防”，笔力足以回天。其实若无荣禄在朝中主持，彼此取得内外相维的默契，刘坤一不敢贸然上折，即上亦未见得能发生有力的效果。主张废立者，实以“蒙古状元”崇绮为首，而徐桐力赞。崇绮自其女嘉顺皇后殉帝，闲废二十年，希望以此媚禧而得复起；徐桐则以不通的翰林，自以为卫道的重任，实在是两为帝师，声光权势先不逮李鸿藻，后不及翁同龢，此心不甘，想将大阿哥溥仪炮制成一个如同治之亲李、光绪之昵翁，可以由他摆布的皇帝。说起来都是私心。
    光绪之倒霉，在于荣禄、袁世凯、崇绮、徐桐，还有康有为，都拿他当作反面的政治资本，好比一张“人头支票”，可借以诈欺搪债。所不同者，荣、袁、崇、徐，人尽皆知其为后党。而康有为则打着保皇的鲜明旗帜。而最讽刺者，则后党与保皇党，都诬赖光绪想以武装夺母之权。北方谓某人害惨了某人，辄谓之“送了他的忤逆”。荣禄与康有为都送了光绪的忤逆，而光绪实非忤逆。康有为不特不为之辩，且推波助澜，证成其事。其肉安足食乎？
    康有为拿光绪这张“人头支票”行骗的手法是搞勤王。勤王要人要钱，故必须号召忠义之士，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梁启超改谭嗣同的诗、改林旭的诗，都是为了这个目的。
    梁启超改林旭之诗，不如改谭嗣同之诗之甚。但小动手脚，意思却大有出入。先说第一句：
    青蒲饮泣知何补（原作）
    伏蒲泣血知何用（改作）
    按：“青蒲”之典已如前述。唯其用青蒲，才可以表明是近臣造膝密陈。今以林旭受光绪特达之知，凡有谏奏，只要办得到，无不嘉纳，根本无须泣谏，更不会无补于事。然则近臣密陈，“青蒲饮泣”的对象，既非皇帝，必是太后。
    今改为“伏蒲泣血”，不过大廷苦谏，是一般忠烈的言官之所为，并不能表现林旭的近臣身份，更不能显示泣谏的对象为太后。“泣血”亦不典，或者由许丁卯的诗“却赖汉庭多烈士，至今犹自伏蒲轮”而来，以“泣血”之泣来强调“烈士”之烈。
    这句诗中，梁启超用意最深的是改掉“青”字，抹煞“青蒲”即所以隐瞒林旭曾有向慈禧力谏之意。因为这表现了林旭调和两宫的本心，变成妥协主义。而梁启超要表现势不两立的战斗精神，当然要隐藏林旭的真心本意。末一字改“补”为“用”，亦所以表现并无商酌的余地。
    再谈第二句：
    慷慨难酬国士恩（原作）
    慷慨何曾报主恩（改作）
    原作及改作酬报深恩的对象，虽皆为光绪，但报恩的原因大不相同。这一点于林旭的原意，颇有出入。就诗论诗，是点金成铁；就事论事，是抹煞作者的心迹。仅就前者而言，梁启超已经愧对故友了。
    按：林旭的原意是“国士待我，国士报之”，报恩是因为光绪以国士相待，并非由于光绪是皇帝的缘故。作诗讲究贴切，切人切时切地切事，不独移用不到他人身上，即为其人，亦移用不到他时他地他事。此即是宋诗精髓。
    照梁启超一改，则是一般化了，凡为臣子，无不可用。化特殊为一般，恰就是梁启超改诗的用意，以君臣大义立论，则人人当奋起勤王，黄彰健说：
    《戊戌政变记》记林旭此诗头两句作：“伏蒲泣血知何用，慷慨何曾报主恩。”其言“报主恩”，与梁撰《谭嗣同传》“酬圣主”语气相同。恐系梁有意窜改。
    我完全同意这个说法，所谓“酬圣主”之语见梁启超所撰《谭嗣同传》：
    （八月）初六日，变遂发。时余方访君寓，对坐榻上，有所擘划，而抄捕南海馆之报忽至。旋闻垂帘之谕，君从容语余曰：“昔欲救皇上，既无可救，今欲救先生，亦无可救，吾已无事可办，惟待死期耳！虽然，天下事知其不可为之。足下试入日本使馆谒伊藤氏，请致电上海领事而救先生焉。”余是夕宿于日本使馆，君竟日不出门以待捕者，捕者既不至，则于其明日入日本使馆，与余相见，劝东游，且携所著书及诗文词稿本数册，家书一箧托焉。曰：“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遂相与一抱而别。初七、八、九三日，君复与侠士谋救皇上，事卒不成。初十曰，遂被捕。被逮之前一日，日本志士数辈，苦劝东游。君不听，再三强之，君曰：“各国变法，无不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卒不去，故及于难。
    以下即记谭嗣同狱中壁诗。六君子在狱中情形，只有间接传闻，如唐恒的八十韵长诗所记，今参以汪精卫所言，足证唐恒所记为实录。汪虽亦为间接传闻，但身在狱中，所得较唐更真切，故益可信。
    汪精卫银锭桥刺摄政王载沣事败，以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与立宪派暗中有往还，汪得不死，系刑部狱。凡入刑部狱者，均为钦命要犯，官称“诏狱”，俗名“天牢”。清朝的刑部，系就前明锦衣卫改建，其下有镇抚司，原掌本卫刑名。永乐时增置北镇抚司，凡特殊事件，得由北镇抚司任意处理，为明朝暗无天日的特务组织之滥觞。
    诏狱南北两监，北监即北镇抚司旧地，有参天老槐，乃杨椒山手植。狱屋阴森凄黯，墙上每多黑紫晕迹，乃忠臣烈士的碧血。狱卒谈往事，虽前明佚史，历历可证。汪在狱中，与一老狱卒刘一鸣相善，曾作一文记其人，题目甚隽雅，名为“故人故事”。刘一鸣尝看守戊戌六君子，所以汪精卫所言与梁启超所作为宣传用的传记，颇有异词，黄秋岳的《花随人圣庵摭忆》，谓之为“字字实录”。今据黄秋岳所记，条录如下：
    谭在狱中，意气自若，终日绕行室中，拾取地上煤屑，就粉墙作书。问何为？笑曰：“作诗耳！”可惜刘不文，不然可为之笔录，必不止“望门投止思张俭”一绝而已也。
    林旭，秀美如处子，在狱中时时作微笑。
    康广仁，则以头撞壁，痛哭失声曰：“天哪！哥子的事，要兄弟来承当。”林闻哭，尤笑不可仰。既而传呼，提犯人出监，康知将受刑，哭更甚。
    刘光第曾在刑部，习故事，慰之曰：“此乃提审，非就刑。毋哭！”既而自西角门牵出，刘知故事，缚赴市曹处斩者，始出西角门，乃大愕！既而骂曰：“未提审，未定罪，即杀头耶？何昏愦乃尔！”
    同死者尚有杨深秀、杨锐，无所闻。
    谭嗣同题壁之诗，取煤屑书于粉壁上，自是不久即湮没，墨迹不存，无可印证，所以梁启超得以大改特改。观其“终日绕行室中”，苦吟不已，则知谭以自分必死，欲于此极有限的余生中，表明心迹，一句一字皆自肺腑中出，留待后世论定其真面。是故梁启超改他的诗，即是抹煞他的苦心，谭嗣同地下应有余憾。
    至于康广仁，据梁启超为他所作的传说：
    被逮之日，与同居二人程式毂、钱惟骥同在狱中，言笑自若，高歌声出金石。程、钱等固不知密诏及救护之事，然闻令出西后，乃曰：“我等必死矣！”君厉声曰：“死亦何伤？汝年已二十余矣，我年已三十余矣，不犹愈于抱病岁月而死者乎？特恐我等未必死耳！死则中国之强在此矣，死又何伤哉？”程曰：“君所言甚是，第外国变法皆前者死，后者继，今我国新党甚寡弱；恐我辈一死，后无继者也。”君曰：“八股已废，人才将辈出矣，何患无继哉？”
    神气雍容，临节终不少变。
    据此，则康广仁则是慷慨成仁，从容就义，兼而有之。汪精卫所闻，却又是如此阘茸窝囊，直如两人。平心而论，汪精卫述谭、林的态度，既已可以证明真实不误，则转述康广仁的神态语言，亦自可信。我们找不出汪精卫对广仁有何嫌隙，即绝不能武断汪精卫在厚诬康广仁。
    当然，康广仁死得冤枉。据康有为自编年谱，完全归咎于文悌，其言如此：
    政变之狱，一以文悌之折为案据。先是四月大阅，吾与幼博出西直门视之，还游极乐寺，入西直门，经文悌之宅，吾顺为幼博访之，后文悌直入室，来视吾疾，幼博陪之，舆论变科举数言，文悌劾吾，竟牵及幼博名，自是京师无不知幼博者，谣谤之兴，乃至谓幼博出入内廷，曾有乾清宫门遇之者，辗转传述，或信为真，故旧党泄愤，遂及大戮。而杨漪川亦以文悌劾之，有不可告人一语，遂致京朝谣言满听，吾及漪川之祸，皆出于此。
    文悌在《清史稿》中，与吴可读、安维峻并列一传，许之为名御史，此人字仲恭，姓瓜尔佳氏，虽为笔帖式出身，颇有文采。康有为本来是想跟他结纳的，《清史稿》卷四百四十六《文悌传》，载其于王照一案，礼部六堂尽罢后，上折云：
    康有为向不相识，忽踵门求谒，送以所著书籍……明似推崇孔子，实则自申其改制之义。乃知康有为之学术，正如《汉书》严助所谓以《春秋》为苏秦纵横者耳！
    以下叙他与康有为相晤，劝他改过。不意又私聚数百人立保国会，接着又说：
    曾令其将忠君爱国合为一事，勿徒欲保中国而置我大清于度外，康有为亦似悔之。又曾手书御史名单一纸，欲臣倡首鼓动众人，伏阙痛哭，力请变法，当告以言官结党，为国朝大禁，此事万不可为。以康有为一人在京城，任意妄为，遍结言官，把持国事，已足骇人听闻。而朱伯鲁、杨深秀，身为台谏，公然联名庇党，诬参朝廷大臣，此风何可长也？伏思国家变法，原为整顿国事，非欲败坏国事，譬如屋宇年久失修，自应招工依法改造，若任三五喜事之徒曳之倾倒，而曰非此不能从速，恐梁栋毁折，且将伤人，康有为之变法，何以异是？此所以不敢已于言也！
    于此可知，康有为本想结纳文悌，而文悌反过来告了康有为一状。这一状没有告准，斥回原衙门行走。这是对言官合法的最严厉处置。文悌由户部郎中改御史，回原衙门即仍回户部候缺。
    及至政变既作，文悌走李莲英的路子，得以外放河内知府。此人人品，有两种不同的说法，恶之者丑诋万端；但亦有人说他颇能持正，郭则沄《庚子诗鉴》云：
    戊戌新政，朝臣多腹诽，其抗章谏阻者，惟仲恭侍御文悌，以是斥罢，寻又起出守豫省，故事郡守以下见长吏皆屈膝为礼，仲恭独持不可，曰：“令典未之载也！”庚子之乱，感愤时事，榜所居曰“此处停灵”，入目为怪，步啸梧司马和仲恭《庚子感事》四律有云：“相勖此身同效死，悲风先过北邙山。”当即指此。
    文悌的诗，亦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诗不成诗；一种则诗笔清奇，诋之者亦录其《扈送慈禧太后回京跸路题壁》四首云：
    插足尘中客乘虚，独寻僻地暂闲居。到门尚有衣冠客，薰穴微闻征辟书。岛国累人追窜鼠，泥涂笑我驾疲驴。归来倦倚楼窗看，绕屋风芦绝倒如。
    为看青山一卷帘，楼中景物望中添。槐柯众蚁才梦醉，灯火飞蛾枉附炎。罝兔都因贪捷跃，网鱼应悔不深潜。举头明月群星淡，皎洁清辈爱素蟾。
    第一首“岛国累人追窜鼠”，殆指清廷多方追捕逋逃在日的康有为等；“薰穴微闻征辟书”，可能指开“经济特科”。凡天子亲诏以待异等之才，称为“制科”。清朝制科凡三举，一为康熙己未，一为乾隆丙辰，皆为博学鸿词，故称“词科”。举词科之意，在笼络高级知识分子，使岩穴之士，亦受禄位羁縻。实际上即是瓦解前明遗民志士的反清组织。此意在己未更为明显。
    “经济特科”亦为制科之一。当变法之际，贵州学政严修，请举此科，下总理衙门及礼部议奏。奏未上而变法失败，经济特科自然不必谈了。辛丑议和，赔款商定，回銮有期，乃下诏复开经济特科，但至光绪二十九年方始举行，由张之洞主持。梁士诒因姓名“梁头康尾”（康有为榜名广诒）而被黜。取一等九人，张一麐第二，俞曲园之孙、平伯之父陛云第八。二等十八人，诗人陈曾寿为殿。此科实敷衍舆论，草草了事。而张之洞谓其门生：“你们这一榜阔极了！”意思是物以稀为贵。三年出一个状元，而乾隆元年丙辰至光绪二十九年癸卯，相隔一百六十七年始再举制科。
    “薰穴”之典出《庄子》：“鼷鼠深穴神丘之下，以避薰凿之患。”以开经济特科诱使岩穴之士入彀，犹之乎薰鼠以使其不能安处穴中，此是应经济特科者为鼠辈。翁同龢日记戊戌五年初三：“文仲恭（悌）送诗骂余。”文悌喜作诗骂人，而观乎“薰穴”之语，可知其人为刻薄一流。
    第二首两联，骂四种人：
    一、“槐柯众蚁才梦醒”，指大阿哥溥儁被逐。
    二、“灯火飞蛾枉附炎”，骂赵舒翘等一班明知义和团为非，但趋附载漪、刚毅，以致被祸。
    三、“罝兔都因贪捷跃”，“捷跃”犹言躁进，此骂四京卿，兔贪捷跃而入罝。
    四、“网鱼应悔不深潜”，这也是骂康有为。言戊戌八月初搜捕新党，布置不周，行动不速，以致康有为漏网。自然也兼骂戊戌政变幸得无事诸人。
    相形之下，倒是三、四两首，悱恻温柔，后胜于前：
    乱树丛中昼闭关，药炉茗碗任萧闲。眼前光景随缘法，耳畔秋风任往还。酒国尽堪容盛世，书城何必住名山。乡鸡午唱惊浓睡，心在巢由沮溺间。
    我思无极独哀吟，旷野人稀草树森。世事如云殊变化，禅机指水悟深沉。衔泥燕又营新垒，避网鸿罝有去心。凭个书楼石城下，未妨拥鼻日登临。
    现在回头再来谈“四京卿”。按：清朝自雍正七年设置军机处后，大学士即非真宰相。辛酉政变，两宫垂帘，恭王以亲藩掌枢，军机大臣进一步建立了固定的制度。第一，以亲贵为军机领班。第二，军机大臣为四人，连领班共五人。相传枢廷忌满六人，否则必有一人亡故出缺。第三，四大臣两满两汉，两汉则一北一南，如先为李鸿藻、沈桂芬。光绪十年以后为孙毓汶与笔者叔曾祖恭慎公，甲午以后稍有变化，但大致亦须论地域、讲资格。总之，军机大臣的进退，牵涉甚多。所以光绪决定在军机章京方面稍作更张，而且只添新、不废旧，以期阻力较小，集事稍易。
    自戊戌七月十二日起，光绪召见陈宝箴荐举，可任新政的官员，不下十员之多，最后选定四名，于七月二十日降旨：
    候补侍读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均着赏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事宜。
    据康有为《自编年谱》，说光绪用这四个人，完全是因为他的关系：
    上之用林旭，以其奏折称师，知为吾门生。上之用谭嗣同，以其与我同为徐学士及李苾园（端棻）尚书所荐，皆吾从也，故拔入枢垣。杨、刘为楚抚陈宝箴所荐，而陈宝箴曾荐我，杨漪川又曾保陈宝箴，上亦以为皆吾从也，而用之。时谭复生实馆于吾，林暾初（旭）亦日日来，上意有所欲传，吾有所欲曰，皆借谭、林通之。时李苾园奏荐甚力，上以忌西后未敢显然用，故用谭林杨刘代之，上之意极苦矣。
    此亦不免大言炎炎，借此装点。其实光绪所最欣赏的是杨锐，而杨锐与谭、林并不甚洽。据杨锐致其弟肖岩信中说：
    现在新进喜事之徒，日言议政院，上意颇动。而康梁二人，又未见安置，不久朝局恐有变动。
    此函作于七月二十八日。所谓“新进喜事之徒”，由措辞可见其轻视与不以为然之意。而对“康梁二人，又未见安置”引以为忧，则心目中亦认定康梁无非猎官而已。
    同函又云：
    每日发下条陈，恭加签语，分别是否可行，进呈御览。事体已极繁重，而同列又甚不易处。刘与谭一班，兄与林一班，谭最党康有为，然在直尚称安静；林则随事都欲取巧，所答有甚不妥当者，兄强令改换三四次，积久恐渐不相能。
    按：军机章京例分头班、二班，四京卿轮值，亦即与康有为的主张不合。谓“林则随事皆欲取巧”者，必是林旭在加签时，将康有为的意见，夹带在内，而杨锐不以为然，“强令改换三四次”，则其持重亦可想见。
    “谭最党康有为，然在直尚称安静”两语，亦深可注意。按：四京卿的任务及所能发生的作用，在当时及后世，一直被夸张而致失实。如刘光第家书所言：
    同……四人，不过分看条陈时务之章奏耳。因有“参与新政”四字，遂为嫉妒者诟病，势如水火，将来恐成党祸。
    可知所谓“参与新政”的真相，职权其实有限。而康有为则务为夸大，意中若谓，用其门徒参与新政，实为便于其主持新政的一种手段。此则仿佛以甲申以后的醇亲王自居了——光绪十年甲申三月，恭王领枢，以盛昱一疏，全班被逐。军机用礼王世铎及孙毓汶，实皆听命于醇王。醇王以光绪本生父，不便任何主持大政的名义，康有为则以为慈禧所恶，此时亦不便任何主持新政的名义，故而隐居幕后以待时。他希望时人有此错觉，就必得夸大招摇，而益为旧党所嫉。袁世凯谓赞成帝制者，置其于炉火之上。我则谓康有为之于四京卿，直是有意推之于绝岭断崖，而己蹑其后，成则自居首功，败则犹可抽身。我很疑心光绪嘱康有为离京赴沪办官报，是他自己筹好的一条退路。这不是我故意探求，实在是康有为鬼蜮为心，奸诈百出，不能不令人随处皆疑之故。
    兹由前引杨锐、刘光第两家书，参以光绪的两次朱谕，大致可以想见当时的情形：
    第一，光绪推行新政，虽有彻底改革的决心，但在做法上却是缓进的，一方面诏求直言，广采舆论，作全盘改新的准备；另一方面择可行者先行。此所谓“可行”，即以不致激怒慈禧太后为原则。至于彻底改革的时机，要等到筹得能尽罢“老谬昏庸”之大臣，“而又不致有拂圣意”的善策，才谈得到。此看光绪所赐杨锐的密诏，自然明白。
    第二，四京卿基本上仍是军机章京，不过指定了专看“时务条陈”的任务。赐杨锐密诏中指示，有所陈奏，仍由“军机大臣代递”，可知光绪并无意推翻原有体制，以四京卿代替军机大臣。可知任命四京卿为革新的做法，而非革命的做法。
    第三，光绪亦无凡行新政，必从康有为意见的想法。相反地，杨锐对林旭的签，常“强令改换三四次”，而光绪向用杨锐，此可见宸衷总以持重为主，不取盲目急进。
    第四，林旭希望利用看时务条陈加签的机会，实现康有为的主张。而谭嗣同意不在此，此所以“在直尚称安静”。不知“最党康有为”的谭嗣同，别有不“安静”者在！
    总之，武装夺权为康有为、谭嗣同及徐致靖父子的主张。四京卿中，林旭曾与闻其事，但并不十分热心，更反对谋诸袁世凯，杨锐、刘光第则根本不知。所谓“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与诸同志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的“衣带诏”，断为伪造，亦更明白。因为果有此诏，杨锐一定会声明“不奉诏”。对拟时务条陈之签，“所答有甚不妥当者”，杨锐尚且强令之三四改而后上，谓其能奉措辞如此不妥当的密诏，其谁信之？杨锐的一条命，实在是送在康有为手里的。而康有《自编年谱》中，对杨锐犹深致不满。只好说是前世冤孽，命该如此。至于谭嗣同，我不知道他看了林旭的诗，是不是悔悟听信康有为武装夺权的计划为失策，但死无怨言，来得光明，去得磊落，即此一端，已足不朽。而与康有为并论，其贤愚不肖，亦彰彰明甚。
    关于武装夺权，康有为有一把如意算盘，倘能成功，扶光绪登午门宣诏，是一次新的夺门之变，他就是另一个徐有贞。及至见事不谐，款段出都，先期避祸。至于谭嗣同，则早就存着成与不成皆牺牲的决心，此亦有诗为证。他的《莽苍苍斋诗》有一首《儿缆船并叙》，其叙如下：
    友人泛舟衡阳，遇风，舟濒覆。船上儿甫十龄，曳入港，风引舟退，连曳儿仆。儿啼号不释缆，卒曳入港，儿两掌骨见焉。
    诗为乐府，应分三段：
    北风蓬蓬，大浪雷吼，小儿曳缆逆风走！
    惶惶船中人，生死在儿手。缆倒曳儿儿屡仆，持缆愈力缆縻肉。儿肉附缆去，儿掌惟见骨。
    掌见骨，儿莫哭！儿掌有白骨，江心无白骨！
    我相信，这“十龄儿”对谭嗣同人格的影响，远过于“康圣人”。谭嗣同十二岁失母，“为父妾所虐，备极孤孽苦”。中国旧时大家庭中，如谭嗣同所遭遇的少年极多，若能成长，性格往往偏激狭隘。只有极少极少的人，如谭嗣同，由于秉赋特厚，这些“孤孽苦”反而成为鞭策的力量，能激发其宏愿伟力，一心一意思建大功德、大功业以普救世人。以性向差异，机缘不同，或为高僧，或为大英雄。而谭嗣同志向极大，思兼赅此两者，其自叙“仁学”的目的云：
    网罗重重，与虚空而无极，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学之网罗，次冲决君主之网罗，次冲决伦常之网罗，次冲决天之网罗，终将冲决佛法之网罗……
    “仁学”在哲学范畴中，为一不成熟的见解。但立志既高，成就必大。只是需要穷思冥搜，面壁数十年，或许才能完成“仁学”的理论体系。而基本上谭嗣同只能成为大英雄，或者如张献忠入蜀时所遇到的，大英雄式的高僧破山大师。但成就英雄事业，亦须际遇条件配合。戊戌夏秋之交，谭嗣同所遭遇的局势，堪与《儿缆船》一诗所叙情形作比：
    濒覆之船——将被瓜分的中国。
    惶惶船中人——光绪及通国之人。
    曳入港——行新政以自救。
    逆风——慈禧一系的旧派。
    于是谭嗣同慨然以“十龄儿”自命，其志可嘉，其情可敬，而其事可哀。最不幸的是，这个“十龄儿”旁边有个混账的大人在鼓励他“持缆愈力”，切勿松手。这个人就是康有为。
    戊戌六君子，最窝囊的是康广仁；不甘死但不怕死的是刘光第；认命的是杨锐、杨深秀；死生皆无所谓的是林旭；而存必死之心、自觉求仁得仁的是谭嗣同。
    清末四公子，谭嗣同的行谊仿佛战国四公子一流，而陈散原则为明末四公子陈定生、侯方域、冒辟疆综合，丁惠康已浪得虚名，吴保初更不足道了——撮叙其生平，以完《清末四公子》的篇名。

 吴保初

    吴保初
    吴保初，字彦复，安徽庐江人，名父之子。他的父亲叫吴长庆，官至直隶提督。王湘绮说他“武人而有文气”，是淮军中的儒将，亦是淮军中罕有的比较廉洁的君子。
    吴长庆的父亲吴廷香，咸丰四年在原籍办团练殉难，恩封云骑尉世职。吴长庆承袭后，仍旧带领他父亲的旧部，随官军转战各地，积功升至守备。同治元年，李鸿章始创淮军，吴长庆领五百人成一营。当时的番号，多以统率官的名字命名，所以这五百人就叫作“庆字营”，在上海很打了几个胜仗。第二年吴长庆奉命回原籍招募新兵，得五营之众，仍回上海，自此平吴剿捻，一直追随李鸿章。光绪元年吴长庆已当到直隶正定镇总兵，但仍留防江南。
    到得光绪八年，吴长庆以广东水师提督的职衔，驻防山东登州。其时朝鲜内乱，禁军犯王宫，杀大臣，王妃失踪，又烧了日本公使馆，以致日本出兵干预。当时朝鲜是中国的藩属，署理直隶总督张树声，当机立断，命吴长庆就近率兵舰三艘到朝鲜平乱，早日军一步，到达汉城。
    一到汉城，很快地获知真相，内乱为大院君李昰应所策动。其时李昰应犹盘踞在王宫中，听说“天朝钦使”抵达，迎谒军门。吴长庆故意留他长谈，而在暗中作了布置。到得天色已暮，派了一队兵将李昰应拥至海口，上了兵舰，直放天津。第二天击溃乱党，将王妃迎入宫中。朝鲜的一场内乱就此解决。这是中国在清朝最后一次充分执行了宗主国应尽的保护之责。
    日军原是包藏了祸心来的，满以为可以借此题目，大作文章，就此盘踞朝鲜不去。哪知军队登陆，动乱已定，无可如何。朝廷自然对吴长庆嘉许，赏了三等轻车都尉的世职，同时命吴长庆留镇汉城。当时在他幕府中的，有“通州三生”之二，一个是朱铭盘，还有一个就是张状元张謇。此外，还有一个故人之子袁世凯。
    袁世凯初入吴军时，吴长庆曾托张謇教他读书，为他改文章，张、袁实有师生之谊。光绪十年，张与朱铭盘作书致袁绝交。事缘吴长庆因病移屯金州，袁世凯以同知办理营务处，所作所为，不为吴长庆留余地。张、朱移书大骂了他一顿，交谊中绝。
    当吴长庆在金州病重时，吴保初年方十六，渡海省亲，割股疗亲，而吴长庆终于不起，谥武壮。其时李鸿章已复起督直，奏表吴保初孝行，朝旨褒许。吴保初亦得以荫生授为主事，服满入都，分兵部学习。光绪二十一年补刑部山东司主事，调用为贵州司主稿，兼秋审处帮办。
    按：六部中，户部与刑部的组织，与其他四部不同。户、刑两部皆以行省分司，户部小省并设，共十四司。刑部一省一司，除东三省及甘肃归入陕西外，共设十七司。各省除掌理本省刑名以外，另有兼理事务。贵州省份虽小，但刑部的贵州司兼理吏部、都察院等衙门有关刑名的案件及本部各司汉员升补事宜，是个大司。至于秋审处主持勾决，权操生死。总办四人，帮办四人，特选律例精通、文笔畅顺的司员充任，凡秋审处定拟的案件，堂官要想更动很难，本司如有异议，更是视之蔑如。因而秋审处的四总办、四帮办，号为“八大圣人”。
    吴保初以荫生出身，候补资格亦尚浅，得能在贵州司主稿，即为主事的首席，并派充秋审处帮办，虽不无由于同乡大老如李鸿章、孙家鼐的照应，但本人的条件，亦很要紧。吴保初的书是读得还不错的，文章虽不逮陈散原、谭嗣同，但在将门之子中，已难能可贵。
    吴保初在刑部最得意的一件事，是平反了一桩冤狱。事在光绪廿二年丙申，《北山楼集》第一篇即为“上本部堂官说帖”，述此案案由：
    窃观本司承审直隶藩务司裕长、福州将军裕禄、都察院左都御史裕德，呈送其故堂弟已革理藩院员外郎裕善之妾裕董氏，及其幼子如格来历不明，挟乱讹诈一案，司员随同听审。已经半月，研究前后供词，据裕董氏供，该氏纳娶年月及生子年月，为裕善之子，确无可疑。裕善逃后，久仰诸兄赡恤，所控该氏讹诈之言，自属虚砌。
    裕善本来是理藩院候补员外，光绪八年因欠债逃走，本旗奏请革职销档，裕善从此成了“开户”的庶民。在直隶固安县马庄地方，改名行医。
    又记：
    裕氏天潢别支，直隶布政使裕长、福州将军裕禄、左都御史裕德兄弟贵显当世，与从弟裕善不相能。裕善宗子也，应袭公爵，裕长等争之，假事逐裕善，客死于外，遗妾董氏携子如格来归，复讼而逐之。
    于此可知，裕善因欠债逃走，乃是裕长故意唆使债主逼迫，甚至故意借钱与裕善，然后强索，逼得裕善不能不逃。本旗奏请销档，裕善即失去了承袭的资格。
    在马庄娶妾董氏，并生一子名如格。在此期间，仍与其堂兄裕长通信，亦经常受裕长的接济。及至光绪廿一年裕善病故，董氏便带着儿子进京，求裕长两件事：一是将裕善的棺木运回来安葬；二是设法令如格归宗入旗。裕长明明知道董氏母子的来历，却以“来路不明，挟乱讹诈”为词，命家丁张福出面，报官究办。这又是何道理？
    据吴保初的门生陈诗所撰《吴北山先生家传》说：
    但谓“裕氏天潢别支”，则显有未谛。
    所谓天潢别支乃觉罗，俗称“红带子”，为清太祖努尔哈赤两弟的后裔。裕氏姓喜塔腊氏，隶正白旗。《清史稿·外戚表》：
    孝淑睿皇后父和尔经额，姓喜塔腊氏，隶满洲正白旗，嘉庆元年二月甲辰，追封三等崇恩公。四年四月庚辰，追封和尔经额祖员外郎爱星阿，父拜唐阿常安，三等承恩公。
    又《后妃传》：
    仁宗孝淑睿皇后，喜塔腊氏，副都统内务府总管和尔经额女。乾隆三十九年，仁宗为皇子时，高宗册后为嫡福晋。四十七年八月甲戌，生旻宁，是为宣宗。
    孝淑为仁宗元后，又为宣宗的嫡母与生母，故道、咸两朝，喜塔腊一支，在外戚中颇具优越的地位。今按：和尔经额的公爵，先由长子盛住袭，嘉庆十年有罪黜爵，但仍授为叶尔羌办事大臣，改由盛住之弟孟住袭。孟住子智林二次袭。智林无子，嗣子崇端袭。崇端殁后，子裕辉袭。裕辉又无子，嗣子熙俊于光绪十三年承袭。熙俊亦无子，则爵位谁属，自为族中所角逐。
    裕长三兄弟，应与裕辉为堂兄弟。裕长之父名崇纶，则应与崇端同辈，又上一字“崇”与“裕”可以推知。按辈分计算，崇端、崇纶与宣宗为表兄弟，而裕长等则与文宗为表兄弟。
    裕氏兄弟之父名崇纶。此崇纶非慈禧掌权时曾任步军统领的崇纶。后者为汉军，前者则姓喜塔腊氏，满洲正白旗人，与孝淑睿皇后同姓同旗。《清史列传·大臣传续编》八卷四十三：
    崇纶，喜塔腊氏，满洲正白旗人，由内阁贴写中书，于道光十二年充军机章京。十五年补内阁中书。十七年升侍读，二十三年京察一等，记名以道府用，寻授陕西凤邠道。
    观此经历，崇纶的官运可谓亨通，而且不列出身，足见别有奥援。但虽同姓、同旗，“崇”“裕”二字的辈分排行，与承恩公和尔经额的世系相同，究竟尚缺乏可以认定为和尔经额子孙的直接证据。由于传说中他曾充军机章京，因检《枢垣记略》，军机章京名录中，崇纶名下，赫然有“盛住孙”的字样。我的假设获得证实。
    不过，盛住既无子，何有孙？可知崇纶之父为盛住嗣子。这也就是说，可能本为孟住子的子孙，而继承到长房。但承恩公的爵位，已由兄终弟及转入孟住一系，则崇纶的子孙在长房便疏远了，除非孟住一系该承袭的人无法承袭，裕长兄弟才有希望袭爵。陈诗撰吴传中说“裕善宗子也，应袭公爵，裕长等争之，逐裕善”云云，应该是可信的。
    崇纶于咸丰二年十月，由广东藩司擢湖北巡抚，恰逢太平军由湖南岳州窜陷湖北各郡，而湖广总督吴文镕亦系新任。督抚同城，向来多事，只是兵临城下，督抚犹不能和衷共济，其事可知。《崇纶传》云：
    先是，吴文镕甫抵任时，适省城戒严，誓与城存亡，死守待援，与崇纶议不合。
    所谓议不合者，崇纶主“移内就外，以剿为守”。换句话说，弃城去打游击。从来守土之军，没有这种战法的。以后“撤兵回城”，足见吴文镕的主张胜利了。而“登陴固守”以待援，自属正法，崇纶竟以“闭城坐守”劾吴。若非皇亲国戚，恃有内援，不敢如此跋扈嚣张。
    文宗得奏，处置甚妙，命固守的吴文镕出击，而以主张“移内就外”的崇纶守城。
    若以为这个适得其反的处置是荒谬，那就错了，文宗颇有知人之明，他知道吴文镕是很负责的人，既肯死守，自然亦肯死义，不妨出击。而崇纶本性懦怯，却又喜欢取巧说风凉话，参劾吴文镕的奏语中，仿佛以为守城是避难就易，既然如此，就挑容易的叫你做。崇纶凛于严旨，也怕守不住城，为吴文镕所劾，自必格外尽力。这是驾驭臣下的一种妙用。
    不久，吴文镕阵亡，局势的变化如此：
    崇纶奏吴文镕堵城出师失利，武昌复戒严，未尝以文镕死难入告也。二月复请出城迎剿，为背城借一之举，谕曰：“恐系因筹防棘手，姑为出城之说，为他日卸责地步，仍责成该抚等竭力防堵。”寻丁忧，命仍留湖北协办防剿事宜，时贼踞汉阳汉口一带，三月饬兵勇攻毁西岸贼船，寻贼复上驶，崇纶偕新任巡抚青麐登城拒守，贼登岸，经川勇击走之，五月，崇纶以患病奏请就医，谕曰：“崇纶经朕擢任封疆，宜如何通筹全局，悉心经理，乃于防剿事毫无布置，以致贼匪扰及黄州汉阳等处。迨丁忧开缺，谕令留楚帮办防剿，辄以抱病入告，实属不知振作，崇纶着即革职。”六月武昌复失守，崇纶先一日出城，由荆州赴陕西就医。
    崇纶的肺腑，在文宗万里如见。他之被“擢任封疆”，固然是文宗的私恩，但予以革职的处分，毕竟还是重国法的。
    武昌于十月间克复。《崇纶传》叙：
    十月前任礼部右侍郎曾国藩克复武昌、黄州，采访舆论，以前任督抚优劣陈奏，得旨：“已革湖北巡抚崇纶，见在曾电到京，着该旗查明迅速具奏。”寻奏入，谕曰：“崇纶经朕简任湖北巡抚，上年贼扰田镇，不能与前任总督吴文镕共筹战守，丁忧后留办防剿，复与青麐不能和衷协力，共保省城，经朕革职，宜如何愧奋图报，乃当武昌失守，辄即逃往荆州，偷生避难，实属辜恩昧良。兹据该旗查明，该员现在陕西就医，着王庆云派员押解来京，交刑部候旨讯办。”是月于西安府寓病故，子裕长直隶承德府知府、裕禄安徽巡抚、裕德翰林院编修。
    按：崇纶之死，并非病故，乃服毒自尽。因非如此，将明正典刑、身首异处。武昌之失，过由崇纶，而青麐获咎特重，斩于荆州。《清史稿》本传：
    青麐字墨卿，图门氏，满洲正白族人。道光二十一年进士，选庶吉士……（咸丰）四年授湖北巡抚，城中兵仅千人，荆州将军台涌署总督，未至，而敌由黄州进至汉阳汉口，渡江欲扑武昌，青麐督总兵杨昌泗、游击侯凤岐与副都统魁玉水陆合击，却之。复败之豹子海鲁家港，毁敌垒五，已而敌扑塘角鲇鱼套，逼攻省城。青麐出武胜门督战，城中忽火起，土匪内应，兵尽溃，遂失守。青麐将自经，众拥之趋长沙，折赴荆州。初，文宗闻其出家资犒军，甚嘉之。至是愤武昌屡失，弃城越境罪尤重，诏曰：“青麐简任封圻，正当贼匪充斥，武昌兵单饷匮，朕以其任学政时，保守德安，念其勤劳，畀以重任，省垣布置，屡次击贼获胜，八十余日之中，困苦艰难，所奏原无虚假，朕方严催援兵接应。六月初间，魁玉杨昌泗等连破贼营，但能激励力战，何致遽陷？婴城固守，解围有日，犹将宥过论功，纵力尽捐躯，褒忠典有，岂不心迹光明？乃仓皇远避，径赴长沙，直是弃城而逃，长沙非所辖之地，越境偷生，何词以解？若再加宽典，是疆臣守土之责，几成具文，何以对死事诸臣耶？朕赏罚一秉大公，岂能以前此微劳，稍从末减？俟到荆州，交官文传旨正法。”遂弃市。逾数月，曾国藩复武昌，奉命查历任督抚功罪，疏言武昌再陷，实因崇纶、台涌多方贻误，百姓恨之，极称吴文镕忠勤爱国，于青麐亦多恕辞。查文镕既殁，青麐帮办军务，崇纶百端龃龉，求弁兵以护卫不与，请银两以制械不与，或经旬不得相见。自贼踞汉阳汉口，纵横蹂躏，庐舍荡然，百姓尚恃有青麐督兵驱逐，出示怜民，崇纶则并此无之矣。疏入，乃斥罢台涌，谕崇纶罪。
    显然的，崇纶之罪，文宗早已知道，仍旧是看在祖母孝淑睿皇后的分上，置而不论。两两相较，青麐死得冤枉。此时由于曾国藩的严劾，料知不免，故而自尽。
    谈到这里，可以一论湘军平洪杨，所以能克成大业的基本原因。清朝有大征伐，命将调兵，权出自上，军饷则由曾国藩拨给，特遣大臣，经理粮台。临敌之际，指授方略，万里如见，所以虽无亲征之名，而有亲征之实，雍正七年特设军机处，实际上即是大本营的参谋本部。自康熙、雍正、乾隆，均是如此。乾隆以汉武自命，尤长于军事，十大武功，洵非掠臣下之美。
    但嘉庆已不能亲自指挥军事，道光则更不行，且乏知人之明，以故自鸦片战争开始，无论攘外安内，没有打过一次漂亮的仗。而累积的库藏，则为琦善、伊里布、奕山、奕经、耆英等人挥霍殆尽。洪杨之乱初起，文宗遵成宪，重用赛尚阿，“特赐遏必隆刀，给库帑二百万两备军饷”，此为国库最后一笔军费支出，结果，赛尚阿大负委任。旗下大员之无用，亦已人尽皆知了。
    于是文宗从肃顺之言，重用汉人，曾、胡、左、李，相继兴起。曾国藩初起时，为维持纪律，用法果敢，杀人如麻，故有“曾剃头”的外号。但丧师失律的大员，他一样也不肯放过，前有崇纶，后有两江总督何桂清，皆由曾国藩事后追论，置之于法，崇纶逃过显戮，何桂清则终不免弃市。曾国藩之所以为中兴名臣之首，固不独戡定大业，为国家维系纪纲之功，功不可没。
    崇纶共有三子，以次子裕禄较为知名，年甫三十即任安徽巡抚，以诛长毛降清、外号“寿王”的李世忠享大名。义和团初起，代荣禄为直督，起初颇持正论，主张剿办。后来看朝廷支持义和团的势力甚大，连慈禧太后都相信了，因而见风使舵，改剿为抚，义和团得以坐大。
    八国联军入大沽口，犹虚报胜仗，得赏花翎黄马褂。天津失守，退保北仓，此时义和团大头目张德成、曹福田挟重赀开溜，裕禄才知道上了这两个人的当，下令逮捕，置之于狱，同时飞章自劾，得旨革职留任。
    及至北仓又失，退守杨村，眼看大势已去，走了他父亲的路，自杀以逃显戮。死后，仍不免罪魁之名，因自杀而得开复的原官，仍旧被革。
    其时吴保初正侨寓上海。他从为裕善遗属雪冤以后，声名鹊起。京察上考，可以外放直隶州，但他不愿做“风尘俗吏”，想转御史，放弃了这个他人想外放而不能的机会。下一年丁酉，朝廷下诏求直言，他也洋洋洒洒写了一篇万言书，照例应由堂官代奏，刑部尚书刚毅拿他拦住了，吴保初一怒辞官，回到庐江。他的母亲王太夫人，富家之女，妆奁甚盛。王太夫人又善于理财，而吴保初捐田设义塾，散财结宾客，侨居上海时，境况已经很窘，可是典衣留宾，积习不改。到了光绪三十一年秋天，不能不北上去做袁世凯的食客。袁世凯入军机，杨士骧接任直督，依旧按月接济。闲居多暇，以玩古钱自娱。其门生陈诗《北山楼诗书后》有一诗云：
    瘿庐摹拓有藏泉，佳贝名刀记灿然。（原注：先生旅京津日，喜购古钱以自娱。庚戌秋余入都，见先生拓有《瘿庐藏泉》四卷，如王莽金错刀及小钱，宋庆帝景和钱，辽天赞钱，明建文钱，皆世所希有者。先生病中，江都方尔谦地山假观，遂不归。）竟与缶庐花乳印，相随羽化不知年。（原注：先生官京师日，买昌化鸡血图章十二方，吴仓石镌之，载于《缶庐印谱》。先生既寓沪，贫甚，以三百金质于合肥龚心铭景张，约期二年赎。越数载居津，积金欲赎，龚持不可。泗州杨文敬公慨赠千元，自为居间，乃得归。先生既殁，此印章归张季直。今季直及子孝若皆逝，此印不知归于何所矣。）
    方地山即扬州二方之一的大方，号称“联圣”。为袁寒云的老师而为儿女亲家，以收藏古钱出名。龚心铭为龚芝麓之后，合肥世家。杨文敬即杨士骧，亦素喜结客。吴保初寄食津门，犹得收藏古钱、图章，可知袁世凯待之甚厚。杨士骧曾在李鸿章幕府，与吴长庆有旧，善视故人之子，境遇较丁惠康为优，但一样不永年，民国二年春天，以风湿殁于上海，得年四十五，葬在沪西静安寺第六泉旁。
    吴保初无子有两女，长名弱男，次名亚男。弱男之夫即章士钊。
    弱男、亚男之母名黄裳，合肥人，吴保初的嫡室，亦能诗，著有《紫蓬山房诗钞》。保初诗集名《北山楼集》，光绪二十三年南归后所自辑，收古近体诗一百二十三首，词四首。续集一卷，为其门生陈诗辑录佚稿，计收诗七十三首。陈石遗《近代诗钞》，收保初诗仅得五题，皆五言，去取未为公允。他是宝廷的诗弟子。宝廷字竹坡，肃亲王之后，官至礼部右侍郎。《石遗室诗话》：
    公壬午典闽试归，途次取江山船女儿为妾，自上书举劾去官。在官喜言事，继吴柳堂侍御后，为毅庙争继嗣者蜂起，公言最切直，遂不复起用。
    宝廷娶江山船娘，所谓“宗室八旗名士草，江山九姓美人麻”，其事脍炙人口。回京途中，上奏自劾，时在光绪八年冬天，为同治争继嗣一事，早成过去，与“不复起用”毫无关系。《石遗室诗话》又云：
    罢官后日与贫交数人，伯福、仲福两公子，遍游京师东西诸山。屏居贫乏，不能自存，时赖友朋资助。
    伯福名寿富，仲福名富寿，义和团之乱，双双殉节，孝子忠臣，当之无愧。吴保初执贽当在光绪十四年北上之后，与寿富情极厚，集中唱酬之作交富，如《夜梦伯福短述独》：
    白日堕青天，寒山冻暮烟。举杯邀月饮，悬榻抱云眠。珠老丹邱树，桑枯沧海田。飞身羽无翰，有梦到君前。
    又《三叠伯福见寄韵却寄》：
    一揩泪眼望长安，兀兀无言恨万端。词客哀时怨迟暮，高皇创业本艰难。宵深月黑关门回，陇上秋高辇路寒。欲挽云龙回玉辂，山河碧血那曾干。
    此诗作于庚子，正两宫仓皇出奔之后。观“欲挽云龙回玉辂”之句，知是保初亦是赞成光绪应回京主持大计的。当是保初做京官时，与文廷式、梁启超交好，政治见解颇受此两人的影响。梁启超尤为保初所心折，曾荐之于孙家鼐。光绪二十二年有《送任父之申江》一诗：
    吾友梁任父，飘零真可哀，少年入京国，下笔挟风雷。亦有新亭泪，斯人贾谊才，江湖须自重，猿獭久相猜。
    推崇之意，溢于言表；而寿富对梁，直尊以“夫子”；与吴同作的赠别诗，有“宝剑终腾匣，明珠暂伏洲，江湖闲岁月，好自惜华年”，与保初之意相同，皆许之为青云之器，终有大用之日。
    及至寿富殉节，吴保初有《哭伯福学士》一诗：
    四溟烽火逼神京，谁遣潢池盗弄兵？北地岂惭朝烈祖，西京顿觉失长城。成仁未竟平生志，背义终伤后死情。我欲招魂歌楚些，天涯霜雪泪缘缨。
    诗实不佳，尤其是“西京顿觉失长城”，移用于两宫震悼李鸿章之殁，庶几近之，寿富可能当此？但此诗有一注可传——“背义终伤后死情”句下注：
    甲午之役，约城破同死，今君竟践言矣！余以丁酉罢归，殊觉负君地下也。
    同死之约，必非虚语：从他的言行中可以看得出来，非打诳语之人。论吴保初的平生，大致志大才疏，诗浅情深，而谦虚则与丁惠康的矜持相比较，人品由此轩轾。
    《北山楼诗集》为其“白发弟子”陈诗所刊行，有范肯堂、章太炎、文道希的题词，大都赞其人过于赞其诗。范与文皆为七律，范诗云：
    以行得官以言去，古人如此亦堂堂。看渠八海横飞日，更向万山深处藏。何由黑发看成白，应许玄天不作黄。试把遗书往沉诵，逸民俦侣自成行。
    范肯堂作诗，第一句常不押韵，往往一起句便如孤峰拔地而起，嵌奇隽峭，引人入胜。此诗“以行得官以言去，古人如此亦堂堂”，一字不可易。吴保初盖棺论定而仍可赞以此十四字，泉下应可以自慰了。
    文道希的诗是：
    久停谏舌写春愁，屈子骚心往不收。国事与谁论出处？将门如汝最风流！朝衣典尽天方雪，宝剑鸣时气欲秋。惆怅玉龙无主日，斜阳黯黯独登楼。
    这首诗真是才人之笔。“国事”句寄托遥深，甲午之役，因于吴长庆病殁，袁世凯代之而起，在三韩处置不善，此句为保初而咏，始不空泛。“将门”句更为精切不移。“朝衣”句写尽保初黄金结客，不事生产的性情。结尾两句，照应起句，唯其“玉龙无主”，故“久停谏舌”。而“春愁”未已，秋思又生。
    章太炎的一首诗是五律，起首第一字便有意味：
    渐识吴君遂，高情弃直庐。
    “渐识”者积久而始知，隐含有过去渺视之意。大概章太炎先以为吴保初是纨绔一流，以荫得官，不过普通富贵人家子弟而已。
    “弃直庐”即辞官，章太炎许之为“高情”，而亦因此改变了他对吴保初的观感。全诗是：
    渐识吴君遂（保初号君遂），高情弃直庐。卜居梅福里，草上杜根书。域外称张楚，斯人愿伏蒲。修门遗烬在，谁共吊三闾？
    通首只称其人，不称其文。第二联最妙，“张楚”是孝子，而吴保初曾有割股疗亲的孝行，久传海外。“伏蒲”指欲为御史，不就州官，兼称其忠。既孝且忠，斯人可慕。像这样的诗，章太炎脱口可出，而命意遣词，自有分寸，故不可及。
    吴保初有个门生颇可称道。此人是他的小同乡，名叫陈诗，字子言；与保初年龄相仿，而诗笔胜于乃师。据陈诗自叙，从游在戊戌春天，不知以何因缘而为师弟。此人与龚定庵、李莼客恰恰相反，龚、李动辄骂老师不学，陈则惓惓师门，不以生死而易，其人实可向慕。《石遗室诗话》叙其生平云：
    子言生平无他嗜好，惟精力于诗。攒眉苦吟，殆贾岛、周朴之流亚也。见人意极亲昵，而口吃不能出一辞。所知无不爱好之者，俞觚庵与交尤挚。提学甘肃，独邀作万里游，穹边唱和，古今亦罕有其匹矣。
    俞觚庵即俞恪士，官至甘肃提学使。著有《觚庵集》。《石遗室诗话》收陈诗之诗不少，中有七律一首，题作“陈伯严先生招同吴瘿庐师游鸡鸣寺，即送瘿师之津门”：
    暝色浮寒水，高墉带远岑。倚楼春悄悄，遮埭树森森（瘿师时携彭嫣内史至，同登豁蒙楼；楼在鸡鸣寺内，寺即萧梁同泰寺旧址，可望鸡鸣埭。故名）。节物觇微异，风规若可寻。覃怀谢公语，歧路益难任。
    吴保初自号瘿庐，彭嫣则其姬人。此诗幽微淡远，虽才力稍弱，但一看即知为苦吟而得。较之吴保初的浅露，自然是出蓝了。
    《北山楼集》为陈诗所印行，其前题诗两首：
    天涯一舸载鸱夷，谁忆相如谏猎时？
    料峭西风吹短鬓，江南黄叶雨丝丝。
    酒国诗城忆昔游，飘然归梦逐闲鸥。
    难收万斛哀时泪，王管恋笺咏四愁。
    又有《书后》三首，第二首已见前引。其一、三两首：
    脱骖（先生辛日春卖车马，赙寿伯福）容易典裘难（临桂龙泽厚积之，宰蜀某县，戊戌以党祸罢官，同居沪，与先生未相识也。壬寅龙女逝，无以殓，驰书乞助，先生慨然质狐裘，得三千元助之），久惯贫居不畏寒。不道苦心锤炼句，故交却作等闲看（先生于甲辰以后，尝自改已刊诗一卷，及近作津沪时一卷，自书小楷以示其友江浦陈浏亮伯，为携去不归。或曰，亮伯忌胜己也）。（其一）
    临池爱仿兰亭帖，柔顺文明易理含。
    谔谔尚留章草在，一生都似褚河南。（其三）
    按：陈浏，江苏江浦人，光绪十一年乙酉拔贡，官至福建盐法道。凡拔贡必有真才实学，虽为贡生，可友翰林。陈浏腹笥甚宽，诗笔典雅，谓其忌吴保初而没其诗册，事所难信。又比之于褚遂良，尊师似亦太过。
    《北山楼集》有吴保初之婿章士钊后序云：
    戊寅夏，吾违难南服，道出上海，得陈君子言搜辑先外舅北山先生逸稿，并曩刻诗文合为一集，以吾不可无一言，示吾所作先生家传及序跋，令吾详其所略，作后序诸状，则大喜。喜子言无负于本师，年逾七十，且勤勤惟董理师门遗稿是务。如此风义，岂今世人情所有？惟吾以舅甥之谊，未后于师弟子，十二年来，鞅掌政事，数走海外，无暇为先生料简垂世行远之业，倘先生无高弟弟子如子言，则其昂藏一世，身后可得不死而竟死者，伊谁之咎？嘻！又可耻已。
    盛推陈诗，语意恳挚。吴保初有此高弟，泉下亦当含笑。
    吴保初与袁世凯的关系，据章士钊形容：“两世恩旧，情逾昆季。”而吴保初之死，则由于受袁世凯的刺激，其言如此：
    袁君利用时局，帝制自为之阴谋左计，又使之中心隐痛，无从言说。于是先生不得不病矣，不得不逃实归虚，而以风痹终矣！
    又言吴保初与《苏报》案：
    办报案发……同志波及者十余人，太炎亦在狱中。狱内外营救协助等事，先生均力任之。
    凡此皆足以见吴保初是性情中人。清末四公子中，交游以陈散原为最广，次则吴保初，独惜其与谭嗣同未曾谋面。谭、吴性情相似，倘或相识，互为影响，或者两人生平，又自不同，亦未可知。

 出版后记

    出版后记
    《清末四公子》于1978年2月1日开始在台北《大华晚报》连载，历时七个多月，至同年9月8日结束。1980年10月，台北“南京出版公司”出版了第一个单行本。三年后，版权转移至平鑫涛的皇冠出版社，于1983年11月推出新版，列为“皇冠丛书”第九四二种。
    此书的写作，显然是在四年前发表《明末四公子》时就已经规划好的。“四公子”之称，始于战国末期孟尝、平原、信陵、春申四君，此后屡见于历代载籍，几乎已成为一个“专有名词”。在高阳眼里，“公子”一词从字面意义上看，固然是泛指达官贵人之子，而实际上有真假之分——“纨绔子弟是假公子。必振振然有所表现，不辱家风，能使人敬爱赞羡者，始得为真公子。”而任性负气，独往独来，则为“翩翩浊世之佳公子”作风的一大表征，近数百年来唯“明末四公子”足以当之。至于晚清，政窳俗败，贪贿公行，贵胄子弟虽多，大都酒食征逐、声色犬马之徒，间有一二达官之子，能真赏风雅，文采有声，自然显得卓尔不群，出类拔萃，此“清末四公子”所以成名。然而“与‘明末四公子’相较，文采相若，风流未逮，声光自不可同日而语”矣。
    清末四公子，一般说法，指湖北巡抚谭继洵之子谭嗣同，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子陈三立，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之子吴保初，以及福建巡抚丁日昌之子丁惠康。四人虽然齐名并称，但在高阳心中，自有高下轩轾的不同。在谭嗣同传的结尾，他曾给出这样的评价：
    清末四公子，谭嗣同的行谊仿佛战国四公子一流，而陈散原则为明末四公子陈定生、侯方域、冒辟疆的综合，丁惠康已浪得虚名，吴保初更不足道了。
    对于谭嗣同，高阳不吝赞誉之辞，称其“来得光明，去得磊落，即此一端，已足不朽”，至以“大英雄”目之。而四人中，高阳着墨最多、用力最深的，却是陈三立一篇。
    这是因为，不仅陈三立本人，身为晚清旧体诗第一人（汪国垣《光宣诗坛点将录》，将之比于“天魁星呼保义宋江”），手执诗坛牛耳数十年，交游满天下；而且他的父亲陈宝箴，在湖南巡抚任上大力提倡新学新政，是戊戌变法的关键人物之一；他的两个儿子，陈衡恪（师曾）、陈寅恪，更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各自占有不可磨灭的地位。一家祖孙三代，与中国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诸多重要的历史、政治乃至文化事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随便拈起一个话头，都能牵出缠不清扯不断的掌故秘辛、野史佚闻，正适合高阳发挥其“跑野马”的特长的缘故。
    高阳晚年，曾自刻一枚闲章曰“野翰林”，识者认为，这是高阳文史一生的恰当写照。“野”者，路数不正之谓也。一方面，高阳学富五车，空负翰林学士之才，却长期不被主流学术界所认可，直以通俗历史小说家目之，是其终生的落寞与不甘；另一方面，从向为主流所不屑的“旁门野路”入手，达到正统学院派或难企及的深度，甚至在某个节点上，更真切、更准确地触及历史的本来面目，又正是高阳引以为傲的自信与自负。这，也可说是高阳文史杂著独有的魅力所在。

 南北水火

    南北水火
    研究历史，我以为首当注意的是，每一个时代都有其中心势力，如两汉末年的外戚，唐朝末年的藩镇，明朝末年的宦官，清朝最后几年的亲贵，等等。大致中心势力在宦官、外戚，必然导致亡国之祸；如在藩镇，则必形成割据。唯有高级知识分子成为中心势力，始能开统一之盛运，让老百姓过几十年太平岁月。
    溯诸既往，大致每一朝由力战经营而开国，如汉、如唐、如明、如清，继以偃武修文，由高级知识分子领导政府，就会很快地出现升平盛世，如西汉的文、景，唐朝的贞观、开元，北宋的太宗末年至神宗朝这百年之间，明朝的宣德、弘治两朝，清朝自三藩乱平至嘉庆初年，以及洪杨之后所出现的短暂的“同光中兴”，都令人不胜向往。
    但是，文治既久，往往不可避免地会启门户之争。此风起于东汉，至唐朝的“牛李党争”，构成一个模式，先有政策上的歧见，发展为权势的冲突，党同伐异，掀起政局上的极大波澜，恩怨纠结，终于形成意气之争。到了这一程度，国本自然就动摇了。
    北宋新旧之争，是个残酷的例子；明朝末年东林、阉党之争，是另一个更残酷的例子。东林、阉党之争，原是由以地域分的派系发展开来的，最后仍归于地域派系的对立，即所谓“南北之争”。
    由东林、阉党之争，演变为南北之争，明朝的天下已经不保。因此，南北之争从清朝一开国便已存在，至顺治十年以后，壁垒分明，势成水火。吴汉槎因而充军的“丁酉科场案”，即是南北两派大火并，北派得八旗之助，痛击南派的结果；接着更有“探花不值一文钱”的“奏销案”，金圣叹杀头的“哭庙案”，南士饱受荼毒。但人才南盛于北，北派虽以与八旗接近而得强有力的奥援，但始终不能将南派打得抬不起头，及至打倒了，清朝也快亡了，此即戊戌政变潜在的兴亡真相。
    顺治末年及康熙初年，新统治阶级原有利用南北之争以操纵驾驭之实，及至天下大定，需要稳定，才能展开建设时，自然要严禁党争。康、雍、乾三帝，皆为英主，力足以抑制；嘉、道两朝，政争渐起；至辛酉政变，失败的一方汉人皆为北人，匡源、杜翰籍隶山东，焦祐瀛天津人，只“穆门十子”之一的陈孚恩为江西人。胜利的一方则皆为南人，其中关键人物约计四人，曹毓瑛江阴，朱学勤仁和，方鼎锐仪征，另一即先恭慎公（即许庚身——编者注）。四人者，分隶江浙两省。
    是故辛酉政变实为重启南北之争的一大回合，南派大胜，重新奠定了与北派分庭抗礼之势。自同治初元至光绪十年，军机自恭王以下全班被逐为止，南派的领袖为沈桂芬，北派的魁首则是李鸿藻。沈桂芬一死，北派势力大张，李鸿藻得“两张”——张佩纶、张之洞之助，尽力压制南派，以致王文韶因“云南军需案”铩羽，闲废七年，始得复起，但已磨尽圭角，得了“琉璃蛋”这个雅号，南士没有人愿受他领导，他亦根本不想领导南派了。
    沈桂芬的衣钵，是归翁同龢继承；北派的传人，本应是张佩纶，只以马江一役，一蹶不振，而张之洞夙有“八表经营”的大志，且以开府两湖，有仿佛可以自辟曹掾的便利，故不愿自囿于北派，而想兼收并蓄，一网打尽天下名士。因此，承李鸿藻的余绪而领导北派者，竟为荣禄。
    戊戌政变则是南北之争的最后一个回合。这一回南派惨败，但北派则是惨胜。由戊戌政变引发庚子之乱，母子君臣，两败俱伤。翁同龢的绝笔诗有句：“凄凉到盖棺。”其实荣禄亦何尝不是如此！
    翁同龢生平，知者已多，兹先介绍荣禄：他出身于满洲八大贵族之一的瓜尔佳氏，隶上三旗之一的正白旗，武将世家，祖、伯、父三人，皆在洪杨初起时殉难。像他这样的背景，只要本人的才识够条件，飞黄腾达，是必然之事。
    荣禄于咸丰二年十一月，由荫生以主事用，分在工部，承办陵工，以后又调户部银库司官，当的都是阔差使。同治末年转入神机营。神机营由醇王掌管，颇自矜重，因而在神机营当差，升迁的机会极多。同光年间，京师有两句口号：“帝师王佐，鬼使神差。”言此四条路子，皆为终南捷径。“帝师”指为幼帝授读的师傅，“王佐”言恭、醇两王的亲信，“鬼使”为驻外国使节，“神差”即神机营差使。荣禄以“神差”而为“王佐”，故至同治七年，即已蒙赏头品顶戴，年纪不过三十出头。
    同治十三年荣禄的官衔是户部左侍郎兼管三库事务，差使极多，主要的是两个，一是管理神机营事务，二是总管内务府大臣。
    清朝的官制，分缺、差两种，本缺只有一个，差使可以兼至无数。京官的差使中最贵重的是“内廷差使”，如弘德殿行走、毓庆宫行走的师傅，南书房翰林、总管内务府大臣，都是经常可以见到皇帝的。譬诸世家大族，这三类人便是西席、清客、账房，在皇帝是当作“自己人”看的。荣禄即因当了内务府大臣，才能在“内廷行走”，为慈禧太后所赏识。
    到了光绪四年年底，忽有上谕，荣禄开去工部尚书缺、内务府总管大臣差使，此由与沈桂芬结怨所致。《梦蕉亭杂记》载：
    穆宗崩逝，……（荣）文忠时以工部侍郎、步军统领兼内务府大臣。……文忠负权略，敢于任事。当穆宗上宾时，夜漏三下，……文忠跪奏，谓：“此时尚有宗社大事，须两宫主持，……请召军机、御前，并近支亲贵入见。”
    两宫命文忠传旨。……枢臣文文忠祥扶病先至，宝文靖鋆、沈文定桂芬、李文正鸿藻继到，同入承旨，德宗嗣立。……恩诏、哀诏，例由军机恭拟，文定到稍迟，由文文忠祥执笔拟旨，因病不能成章。文忠仓卒忘避嫌疑，擅动枢笔，文定不悦而无如何，思以他事陷之；文忠亦知之，防御尤力，两端遂成水火。
    按：沈桂芬气量甚狭，“擅动枢笔”，或者犹为小隙；当大事出后，荣禄以总管内务府大臣，在内廷照料，仓促之际，献议迎立醇王之子，入承大统，为两宫所接纳，此为撄忌的主因。因为自古以来，须迎外藩继统，皆由太后与宰相定策；荣禄不在军机，而参相国之大计，成拥立之大功。以荣禄得慈禧的宠信，及其与醇王的关系，则大用为可预见之事。荣禄与李鸿藻接近，对沈自然不利，所以多方抑制，遂成水火，亦是必然的发展。
    文正与文定不相能，颇右文忠。党祸之成，非一日矣。某月日黔抚出缺，枢廷请简，面奉懿旨：著沈桂芬去。群相惊诧，谓：“巡抚系二品官，沈桂芬现任兵部尚书，充军机大臣，职列一品，宣力有年，不宜左迁边地，此旨一出，中外震骇，朝廷体制，四方观听，均有关系，臣等不敢承旨。”文靖与文定交最契，情形尤愤激。两宫知难违廷论，乃命文定照旧当差，黔抚另行简人。文定谢恩出，惶恐万状，私谓：“穴本无风，风何由入？”意殆疑文忠矣，然并无影响也。
    按：文正指李鸿藻。所叙沈桂芬外放贵州巡抚事，语焉不详；所谓“某月日”者，当是光绪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以前的一两天。兹就现成史料，略微一考。
    《清史稿·疆臣年表十四》：
    光绪四年戊寅，黎培敬十月癸卯召，林肇元护贵州巡抚。
    又《清史稿》卷四百四十八《黎培敬传》：
    光绪改元，擢巡抚。从曾璧光后，益严吏治。以上疏请释前总督贺长龄处分，并予谥建祠，镌秩罢归。
    此即为黎培敬所以内召的原因。按：疆臣调动，或因案必须革职，例于开缺时奏请简放继任人选。光绪十月朔为丁丑，故知癸卯为二十七；黎培敬是日内召，乃是正式见明发上谕，商酌其事，不必一定在这一天；枢臣奉“著沈桂芬去”之懿旨，当为二十五，或二十六。既遭反对，一时又无适当人选，因由林肇元护理。
    定制：巡抚出缺，除由藩司擢升外，倘由京官外简，则以侍郎及内阁学士为优先，因皆二品。沈桂芬其时不独为兵部尚书、军机大臣，且早于光绪元年入阁当了协办，所以翁同龢日记中，称之为“沈相国”。以相国外放边省巡抚，此为贬谪。沈桂芬无辜而得此待遇，且为执政之人，则此举所显示者，当为沈桂芬所主张的政策将遭废弃的明证，足以引起政局的不安。宝鋆即不为私交，亦当力争。
    那么，沈桂芬个人作何表示呢？他不为一己争，亦当为朝廷体制争，何竟默无一言？事实上是，沈桂芬根本未入直。翁同龢日记光绪四年十月载：
    二十日：问沈相国疾。
    二十六日：问沈相国疾。谈良久，其右颏下发肿如鸡卵，颇作寒热也。
    观此可知，沈桂芬因病请假，而枢臣中景廉与李鸿藻交深。王文韶虽为沈桂芬所援引，但入枢未几，“学习”字样尚未取消，入对时除“打帘子”外，不能发一言，所以荣禄才有机会媒蘖其事。
    所谓“谈良久”，以意度之，或即谈“著沈桂芬去”的懿旨。果有其事，则沈桂芬之必谋报复，势所必然。《梦蕉亭杂记》续载：
    南中某侍郎（后官至尚书）素昵文定，与文忠亦缔兰交，往来甚数。文定嘱侍郎侦访切实消息，侍郎遂诣文忠处种种侦视，文忠虚与委蛇。一日，侍郎忽造文忠所曰：“沈经笙真不是人，……我已与彼绝交。闻彼惎君甚，因外简黔抚事谓出君谋，常思报复，不可不防。”文忠见其语气激昂，且丑诋文定，……以为厚我，遂不之疑，将实情详细述之。侍郎据以告文定，从此结怨愈深。
    所谓南中某侍郎，即指翁同龢，其时本为户部侍郎，但已于光绪四年接徐相为左都御史。关于荣、翁缔交的经过，留待后文再谈。但庸庵尚书此段所记，系据荣禄面告，而荣禄所言，则恐言过其实。以翁同龢的人品，即令助沈攻荣，亦不致出此卑劣的“倒脱靴”的手段。且“绝交”二字何可轻发，已割席而仍有往还，荣禄相诘，又何词以对？
    以下两段，所记亦有未谛：
    会京师大旱，谣言蠭起，谓某县某村镇邪教起事，勾结山东河南教匪，克期入京，九门遍张揭帖，贝子奕谟据以面奏。两宫召见醇邸，询问弭患方略。醇邸因德宗嗣服，开去一切差使，闲居日久，静极思动，奏请调北洋淮军驻扎京师，归其调遣，以备不虞。文忠为步军统领，方在假中，醇邸所陈方略，一切不得知也，以讹言孔多，力疾销假，出任弹压。两宫召见，谓京师人心不靖，浮言四起，诚恐匪徒生心，拟调北洋淮军入卫。文忠力陈不可，略谓：“……臣职司地面，近畿左右，均设侦探，如果匪徒滋事，讵能一无所知？傥以讹言为实据，遽行调兵入卫，迹涉张皇，务求出以镇定。”事遂寝。醇邸闻之，怒甚。
    文忠后知前议出自醇邸，亟诣邸第，婉陈一切，而醇邸竟以闭门羹待之，交谊几至不终，内务府大臣一缺，亦遂辞退。文定知有隙可乘，商之文靖，先授意南城外御史条陈政治，谓：“京师各部院大臣，兼差太多，日不暇给，本欲藉资干济，转致贻误要公，请嗣后各大臣勤慎趋公，不得多兼差使。”越日，文靖趋朝，首先奏言：宝鋆与荣禄兼差甚多，难以兼顾，拟请开去宝鋆国史馆总裁、荣禄工部尚书差缺。
    时慈禧病未视朝，慈安允之。时论谓国史馆与工部尚书，一差一缺，繁简攸殊，讵能一例？文靖遽以蒙奏，意别有在。然文定意犹未餍，复摭拾文忠承办庙工装金草率与崇文门旗军刁难举子等事，嗾令言官奏劾，交部察议。照例咎止失策，仅能科以罚俸，加重亦仅降级留任，公罪准其抵销。所司拟稿呈堂，文定不谓然。商之满尚书广君寿，拟一堂稿缮奏，实降二级调用。文忠遂以提督降为副将，三载闭门。
    关于荣禄与宝鋆撤差缺一节，时日颠倒，实为是年十二月二十七之事。先一日，翰林四谏之一的宝廷有封奏论政，纠及二人差使太多。翁同龢日记中记此事，虽多讳言，但自十月二十七至十二月二十七，两派冲突，业已展开，翁同龢且为被攻目标之一，则情事显然。摘其日记如下：
    十二月初五，曾桂得京察一等，粗慰；盖伊十余年来可谓尽职，且有平反巨案之劳。
    十二月十三日，张佩纶核奏大员子弟，不应列京察一等，翁曾桂乃非科甲出身，又非秋审处提调坐办。旨饬该部堂官查平日差使，又饬吏部查捐班是否可列一等。
    十二月十八日，退后缮撤销曾桂一等折，适曾桂来，遂罢议……吏刑二部奏翁曾桂京察合例，奉谕：“张佩纶所奏毋庸议。”夜未寐。
    按：翁曾桂为翁同龢之侄，以举人纳赀为郎分刑部；所谓“平反巨案之劳”，指承办杨乃武、小白菜一案。张佩纶则北派大将，其时方因编检大考擢侍讲，派充日讲起居注官，例得专折言事。张佩纶一疏，不能谓非为翁同龢而发，但刑部既保翁曾桂京察一等，自然要维持立场。刑部尚书万青藜为同龢之父翁心存主试江西的门生，管部大学士为宝鋆，复有沈桂芬、王文韶在军机，张佩纶此奏“毋庸议”，不卜可知。
    但翁同龢十二月十五日记：
    见张侍讲原折，甚切实，真讲官也。
    不昧人之长，为翁同龢最可爱处，而“自请撤销”则犹畏清议。适以翁曾桂来，告知吏刑两部的复奏，事已无碍，故而作罢。
    翁曾桂之事，即或出于偶然，但逐夏同善出毓庆宫，则必为荣禄与内务府大臣进谗慈禧，殆无可疑。
    夏同善字子松，浙江杭州人，为翁同龢同年知交，同值毓庆宫，而光绪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忽然简放江苏学政。早在同治初年，夏同善即曾以翰林资格当过此一差使。如今身为帝师而忽有此命，自应视为慈禧对夏同善的严重不满。而夏同善是南士，又与翁同龢交亲，则在北派看来，此为打击南派的一种手段。
    夏同善之被疏斥，是因为过于耿直。慈禧及其侧近宠信的人物，一方面讨厌夏同善，另一方面又怕他“教坏”了年方八岁的光绪，故断然出此。
    学政三年一任，例于子、午、卯、酉大比之年的八月初一简放。江苏学政林天龄原应于光绪五年己卯差满，以病殁任上，适以成北派中内务府一系逐夏的机会。而林天龄之放江苏学政，亦以师傅被逐，遭遇与夏同善相类。
    林天龄籍隶福建长乐，先为长书房师傅，授近支亲贵子弟读。恭王长子载澂，聪明绝顶而顽劣特甚，每效林的福建京腔以为戏侮。穆宗就傅，载澂伴读，林天龄亦转为弘德殿行走。徐一士《彝斋漫笔》记其事云：
    林于同治甲戌三月以弘德殿行走左庶子被命督苏学。先是，林氏奏陈罢土木等十事，颇忤旨。会太后召见师傅，问皇帝课业。林奏对及贝勒载澂引诱事，亦为恭王奕訢所不喜，因有外简之事。据闻奕訢初拟出为九江道（江西广饶九南道），李鸿藻以师傅兼枢臣，力争之。并谓非体制所宜，以翰詹官至庶子。即以京堂论，例不外简道府（曾得记名道府者撤销记名）。且正值弘德殿，地位尤异庶僚也。奕訢谓九江道兼关务，缺分颇优。林氏儒臣清苦有年，得此可资调剂。李曰：“纵必外放，学政尚可说，道员实太不宜。”九江道之议遂罢。未几江苏学政马恩溥因病出缺，乃以林继任（时李以会试副考官在闱中，不获与闻）。夏之外简，观翁氏所记，其中曾亦有隐情耳。
    按：此当为同治十三年甲戌三四月间事。是年会试，李鸿藻为会试四总裁之一。林天龄之入弘德殿，乃因翁同龢于同治十一年丁忧回籍守制之故，在事约两年余。翁同龢于同治十三年七月服阕进京，弘德殿已别是一番气象。王庆祺以进春方为穆宗所昵；载澂从而导之微行，为恭王所知，幽载澂于府邸，乃由小太监导帝冶游。说起来“同治嫖院”，实在可怜，不能与宋徽宗比，也不能与常人比，因为外城八大胡同、内城口袋底等处，豪客泰半属内务府司官。此辈内廷行走，皆识御容，穆宗不能不避，因而寻芳竟与贩夫走卒伍，为崇文门外最不堪闻问之处。“天子出天花”者，以此。
    至于夏同善之外放，其情较林天龄尤为难堪。林犹有李鸿藻为之仗义执言，夏则只凭慈禧太后一句话，便即逐出内廷。故事：一简外官，即不得入乾清门。此即“内廷”与“外廷”的分界。因此，夏同善至毓庆宫书房向八龄的德宗辞行时，犹须先请懿旨，一跪即退。而德宗对夏眷恋亦殊甚，皆见翁同龢日记。夏同善自十一月十八日被任命后，十二月十八日即首途出都，竟不能在京度岁。翁同龢是年是日记：
    夜送子松，挥泪而别，世有真挚识大体如此君者乎？
    短短两行，实隐藏多少情事，多少感慨，度必有见嫉于中官、内府，不容其长安一日居者！
    光绪六年庚辰七月二十四日，夏同善殁于任，照侍郎例赐恤。夏平生居官清勤直谅，而事母至孝，驭下甚宽，待亲友极厚。清末有部笔记，多载朝士行谊，而以劝善为主，名为《池上草堂笔记》，卷九记：
    夏子松少宰，名同善，丙辰翰林，仁和人。立朝有风概。性纯笃，推诚示人，周人之急，惟恐不及。坐此常不自给，时议多之。其直毓庆宫，侍今上读，诱掖奖励，不以严厉为能。庚辰殁于江苏学政任所。其仆张某愤然言曰：“主人一生厚德，不获享大年，何必做好人行好事耶？”是夜仆梦少宰来言：“尔旦昼之说大错。我三十九岁时，病几殆，惟其做好人，延寿一纪。”语未竟，张仆同房之一仆，忽狂呼。张仆惊醒，问之。此仆云：“适见主人进房。”
    此虽近乎齐东野语，亦可窥见夏同善的为人。夏之前任林天龄，林之前任马恩溥（云南人，咸丰三年癸丑翰林），皆卒于任，故当时以为毛诗“爰丧其马，于林之下”，为夏同善必将殁于任上的语谶。
    话题再回到荣禄与沈桂芬身上来。光绪四年年底，两人的明争暗斗，告一段落。沈桂芬得宝鋆之助，占了上风，但对荣禄仍不放心，于是而有如前所引庸庵尚书述荣禄无意间得罪醇王之事。
    其时正有崇厚使俄辱命之事，沈桂芬主持总署，颇右崇厚，而李鸿藻一系的清流，如张之洞等，无不上疏力攻。此为南北之争的又一回合。
    其时李鸿藻丁生母姚太夫人之忧，将服满复起，故张之洞大为卖力。早在光绪五年冬，崇厚尚未返国时，即发动攻击，而幕后则有李鸿藻主持。据李宗侗家藏张之洞致其祖父书札，情事历历可考。录一通如下：
    吴江昏谬私曲，既无公事之法，又不实修战备。调将帅、筹军火、筹借饷，百方阻止，惟其心必欲使大局败坏而后已；辅之以嘉定、常熟，祸不可言，事不可为矣！某苦乃言之，欲公烛其奸耳。公此时必不信，他日当知。曹克忠、陈国瑞、岑毓英、邓张（作者按：当指邓安邦、张得胜），抵死不用，军火抵死不买，饷抵死不借。此何心也。
    观此函，南北水火，而北派集矢于“吴江”（沈桂芬），兼恶廖寿恒（嘉定）、翁同龢（常熟），真相豁然。但观乎“公此时必不信，他日当知”之语，则李鸿藻对派系斗争的观念并不强，只是其门下媒蘖成之。张之洞尤为起劲，盖非此不足歆动视听，亦非此不足以为北派张声势，为将出的李鸿藻夺先声。张之洞极会做官，极会在笔底下掀波澜，“翰林四谏”中，人品最下。李文田有段话批评他：“论张香涛的资质，固下愚不移者，幸而书读得多。”谓张之洞的资质“下愚不移”，真是入木三分的评论，但不易为人同意。以我看，他是君子中的小人，小人中的君子而已。
    张之洞时官詹事府司经局“洗马”。翰林开坊，得此缺最糟糕，因为升转之途极窄，故以杜诗“一洗凡马万古空”相嘲。张之洞人极热中，为求速化，自不能不有激进之表现。光绪五年十一月下旬，崇厚回京，被交部严议，其所议《伊犁条约》交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妥议具奏。时张之洞于十二月初五单衔上奏，论《伊犁条约》十不可许，改议之道四：令左宗棠、李鸿章等准备军事，以备一战。次日又上练兵、筹饷、用人之策，主张“先备后讲”，即“备战求和”。因而在十二月二十七，特下上谕，命嗣后王大臣等关于俄事有应行咨商之处，知照洗马张之洞前往，俨然是平章国事的大臣了。
    当然，张之洞个人求速化，至此已有成功的迹象。李鸿藻于十天以后，即光绪六年庚辰正月初八复起，仍值军机及总署。张之洞于二月间转翰林院侍讲，跳出洗马的瓶颈，五月升侍读，六月授右春坊右庶子，八月转左，乃有所谓“庚辰午门案”，为张之洞造成另一次机会。
    “庚辰午门案”的情节大致如此：
    八月十二日，孝钦后命侍阉李三顺赉物出宫，致其妹醇王福晋。至午门，以未报敬事房知照门卫放行，护军照例诘阻。三顺不服，遂至争斗。三顺以被殴失物归诉。孝钦时在病中，怒甚，言于孝贞后，必杀护军……谳之上，后以为轻。（见徐一士《一士谭荟》）
    其时刑部尚书为潘祖荫，颇持公论。潘仍兼南书房行走，慈禧以“自己人”视之，据说曾在病榻召见，捶床痛訾，近乎撒泼。潘不得已如其意旨复奏，护军三人，其二发黑龙江当苦差，其一圈禁五年，而于违禁的太监李三顺，不置一词。据翁同龢日记，慈禧意犹不足，欲置重辟，军机力争始罢。
    其时陈宝琛官右庶子，拟上疏抗争。张佩纶知而告知张之洞。张即语陈，愿联名上疏，但恐失帘眷，别有主张。《一士谭荟》记：
    之洞曰：“吾亦欲上一疏，为同声之应，惟此事只可就注意门禁，裁抑宦寺立言，祈太后自悟，勿为护军乞恩。太后盛怒之下，不宜激之，致无益有损。”
    陈疏稿略如其指，而正疏之外，并附一片，则仍争此案处分之失当。之洞闻之，亟致一笺，谓“附子万不可服”，以药名作隐语也。
    十二月初四，两人之疏同上。之洞旋于直厅晤陈，复问曰：“附子入药否？”曰：“然。”之洞顿足曰：“误矣！误矣！”
    孝钦览疏，为之感动，遂于初七日特颁懿旨。此案既结，之洞喜而谓陈曰：“吾辈此次建言，居然获效矣。请问附片中是如何说法？”陈为诵数语，之洞乃大赞其词令之妙，示推服焉。斯亦张、陈一出色之举。陈之胆力及为义之勇，尤过于张也。
    按：十二月初七特颁懿旨，护军罪名皆减轻，李三顺责三十板，差得法理之平。至陈宝琛附片中，感动慈禧的警语是：“皇上遵懿旨，不妨加重；两宫遵祖训，必宜从轻。出自慈恩，益彰盛德。”
    此疏为恭王击节称赏。其时适有满洲御史以琐事上渎，一为争迁安县落花生的秤规。恭王因以示同僚，表示：“这才真正是奏疏，那些争秤规的折子，简直是笑柄。”
    庚辰午门案宽减的恩旨，颁于腊八前夕，在清流中人看，自是岁暮一大快事，但气量狭隘的沈桂芬是否有触目惊心之感？今已难考。因为就在这年除夕，沈桂芬溘然而逝，得年六十四，恤典甚优，谥文定，一子赏给举人，准一体会试；一孙赏给郎中，俟成年后带领引见。
    沈桂芬一死，南派势力，益成式微。自辛酉政变以来，南派的壁垒，本不如北派鲜明，所以沈桂芬亦无特定的衣钵传人。翁同龢以帝师的特殊关系，不愿亦不敢公然树立派系。潘祖荫的情形亦复类似。此外文采风流的名翰林、名士，虽多南人，但兴趣在金文碑版、考据训诂者居多，对政事不甚措意。以资望学养而言，没有一个人可望成为沈桂芬第二。
    以我个人的看法，曾纪泽是一理想的人选，可惜他的经历为守旧派所恶而又不永年。如果曾纪泽能多活十余年而又大用，后来的历史可能又是另一样写法。
    光绪六年庚辰，是近代史上的关键性的一年，南北之争的又一回合告终。此后至光绪十年甲申，为清流的天下，而以“两张”的扶摇直上，为清流势力迅速膨胀的具体表征。张之洞于光绪七年二月由左庶子补翰林院侍讲学士，六月升内阁学士，是为非凡的超擢。
    按《会典》规定，汉缺内阁学士，以正詹、少詹、翰林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为应升。张之洞甫于六月升侍讲学士，资格最浅，以正詹、少詹各一，侍读学士、侍讲学士各三计算，在开列应升内阁学士的名单上，张之洞不是第八，亦是第七，竟得一跃而前，冠于侪列，几同异数。
    翰林当列二品的内阁学士，就绝非池中物了。内升侍郎，外放巡抚，辄以阁学为优先。这年十一月，简放山西巡抚。事实上升阁学就是为放巡抚做准备。至此，张之洞求速化的美梦，居然很顺利地实现了。
    张之洞放山西巡抚后，谢恩表中有“八表经营”四字，常为时人谈笑之资。其堂兄张之万入军机后，一日携两表以互校时刻，他人怪而相询，用表一具即足，何必有二？张之万笑道：“我只有两表，远不逮舍弟的八表！”闻者大笑。
    甲申中法战起，陈宝琛、吴大澂会办南北洋军务，张佩纶主闽海军事。既败，有人撰一联嘲清流党云：“三洋会办，只落得侯官革职、丰润充军；八表经营，也不过山西禁烟、两广开赌。”下联即嘲张之洞。张于光绪十年四月署理粤督，为筹饷将禁之数年的“闱姓票”开放，实亦不是什么嘉猷。

 杀贼书生纸上兵

    杀贼书生纸上兵
    另一张的张佩纶，为李鸿藻的门生，论到人品，比张之洞高出很多。我读近代史，发现了许多极有趣的课题。其中最堪玩味的是，如果马江之役不是一败涂地，张佩纶即有挫折，不如是之甚，恐怕以后的政局，又是一番光景。至少李鸿章个人，定不至于“晚节不终”。
    有一个铁样的事实，似乎研究近代史的人，尚未谈过（不敢肯定，读者中倘知有人谈过，千乞见告），此即李鸿章早就选定了张佩纶为衣钵传人。这一个念头，甚至在张佩纶获严谴后，亦未放弃。
    曾国藩有一句名言：“办大事以找替手为第一。”如曾国藩这种节制五省军务，督抚中从未有过这种大权的人，“大事”或者非一人一生之力所能办了，所以接手之初，便当有长远的计划。替手有人，则不必求急功，亦不忧失初志，乃能为长治久安之计。曾国藩本人在金陵克复之前，至少已找好两个替手，一是助李鸿章建淮军来替湘军，二是将长江上下游以外的东南地区交给左宗棠。大致说来，这两个替手都找得不错，应该归之于曾国藩的“相业”。
    李鸿章的北洋军系，矛盾甚多，而且刘铭传、潘鼎新、郭松林等，都不是肯安分的人。李鸿章为避“合而谋我”之厄，犹须在此数人之中，制造矛盾，相互牵制，其操纵之道甚苦。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绝不可能于淮军将领中，选出一个能笼罩全局，为他代掌北洋的人物。
    再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就是非科甲出身，绝不能大用。举人出身的左宗棠，封侯拜相，膺专阃之寄，可一而不可再。淮军将领中，最有资格的只有刘秉璋，但已独树一帜，在光绪初元，与淮军的关系已相当疏远了。李鸿章数年物色，才找到了张佩纶。
    张佩纶的父亲叫张印塘，官至安徽按察使，后来死在浙江。李鸿章与张印塘有旧，曾资助张佩纶盘籍回灵。一个有心结纳，一个亦以种种关系，乐于倾从。当时李鸿章看中张佩纶的，第一是才气；第二是与北派的关系；第三是清流魁首，台谏讲官中的佼佼者亦都不敢惹他，将来接掌北洋，麻烦会比自己少得多。
    《孽海花》中说张佩纶赎罪进关后，去看李鸿章，发现李小姐的两首七律，顿生知遇之感，因而求婚，事实不尽如此。张佩纶不是那样冒昧的人，李鸿章亦不会视爱女的终身大事如儿戏。托以姻娅，即有传授衣钵之意。
    张佩纶早在甲申年已为南派，亦即为倾向于翁同龢一系者所不满。《花随人圣庵摭忆》记：
    晚清同光以来，则汉大臣互相齮龁，而满大臣骄奢宴乐，騃不知事，宫闱亦相厄，以速其亡。盖宦途未有不相挤者，特视为何如人。愚者，譬如担夫争道，智者则击毂偿车矣。试以晚清言，曾文正见扼于祁文端，微肃顺左右之，几不能成功，是一例。曾氏兄弟，与左文襄、沈文肃交恶，虽无大影响，亦是一例。
    光绪初叶，帝后两党交哄，而李高阳与翁常熟交恶，其终也，促成中日甲午之战，所关于国运者甚大。
    当时高阳、常熟阴相扼，而合肥李文忠居外。其时有言文忠有异心者，旨令常熟密查，复奏“李鸿章心实无他”。事见宋芸子诗自注。其后翁力主战，李欲格之，不能。不可战而战，所失倍甚。
    前录陈伯潜感春诗，即可见高阳一系之微词。当时朝中名士，前一辈清流，若张孝达、张绳庵等，皆与高阳善。而稍后进者，若张季直、沈子培，则与常熟善。其分野，可于《越缦堂日记》等书见之。而南皮受常熟之扼，为最甚。
    《广雅堂诗集》中《送同年翁仲渊殿撰从尊甫药房先生出塞》一首，下有文襄自注：“药房先生在诏狱时，余两次入狱省视之，录此诗，以见余与翁氏分谊不浅。后来叔平相国，一意倾陷，仅免于死，不亚奇章之于赞皇，此等孽缘，不可解也。”五十九字，叙述昭晰。
    常熟之扼南皮，予所闻，南皮在光绪中叶，已有入军机议，翁持不可，其后广东报销一案，亦翁核驳，此外，则不能知。此自注五十九字，乃南皮晚年自加，幕府有劝其删去，南皮执不可。此事居张幕者，若王司直、许溯伊皆深知之。其后又有《过张绳庵宅》四诗，末诗二句“知有卫公精爽在，可能示梦儆令狐”，令狐，亦指常熟也。然至宣统初，南皮入军机，年七十余，则亦躬遘党争，而化为调停者。集中有《新旧》一绝句云：“门户都忘薪胆事，调停头白范纯仁。”是其证也。
    记中“孝达”为张之洞，“绳庵”即张佩纶。我引录此文的目的是请读者注意两点：
    第一，自沈桂芬殁后，南派继起无人；北派势力大张，但后起名士，渐与翁同龢亲，自然而然造成了翁复成南派领袖的地位。
    第二，宋芸子即为宋育仁，为王壬秋得意高足，亦翁同龢门下之一。宋出身张之洞所创建的成都尊经书院，故与张之洞亦有渊源。诗注中谓翁奉旨密查，言“李鸿章心实无他”语，事属可信。于此可知，翁与李鸿章虽有私憾，但为国事，未始不可同心合作，主战主和之所以分歧者，有各种因素激荡使然。不过，欲在政策上求得一致，首须在见解上取得协调。当时李鸿章认为想影响清议，取得支持，张佩纶是最够资格的一个人。我以为李鸿章之所以打算以张佩纶为替手，除了认为他内有李鸿藻、外有张之洞的支援呼应，足以在北洋站得住脚外，同时亦因为他与翁同龢未始不能以对等地位取得谅解。只要张与翁能携手合作，亲翁的南士，对张的观感自然亦会改变。
    这是李鸿章在光绪亲政前后的想法。李鸿章结纳张佩纶甚早，但思重用张佩纶，则在回任直督以后。照我玩索当时政局，他所忌者仍是“自己人”，即是张树声。
    李鸿章“用沪平吴”，同治元年由安庆带到上海的淮军只七千人，嫡系部将为刘铭传、周盛波、张树声、吴长庆，另有曾军而为皖人的程学启、湘军的郭松林，以及鲍超的霆军部将杨鼎勋等。另奏调举人潘鼎新、编修刘秉璋同行，以其弟鹤章总营务处。程学启功最大，早死，其余诸人自然也都得意了，但刘铭传、张树声、刘秉璋都不是肯久居人下的，所以李鸿章到北洋后，淮军形成分裂，“二刘一张”皆各树一帜。就较广泛的观点看，则是淮军的扩张，亦为李鸿章势力的膨胀，但自以遥尊李鸿章为先决条件，否则即会形成威胁，自必招李之忌。
    李鸿章于同治八年三月丁忧，直隶总督以粤督张树声署理，此一安排是李找张来为他“看家”。谁知张甫接事，朝鲜发生因大院君与王妃闵氏争权而起的兵变，牵涉到对日冲突。派吴长庆率师渡海至朝鲜平乱，虽由李鸿章与朝中定策，但张树声的调兵遣将，后勤支援，亦颇有功。张树声本人可能并无取李鸿章而代之的野心，但直督为疆臣领袖，近在畿辅，向来不能不敷衍朝士，而张树声之子全力周旋清流，有“清流腿”的外号。
    张树声之子名华奎，字蔼卿，以举人捐班为侍郎，与李慈铭未中进士前的情形相似。所不同者，李慈铭借此获微薪及“印结费”资生以待时，张华奎则借此得以留京，为其父作“公共关系”，而以巴结清流为主。
    清流方盛时，朝野触目，《孽海花》第五回记张佩纶的气焰，大致可想。时人以“青牛”谐音为“清流”，有牛头、牛角、牛肚、牛尾之说，各缀以人，牛头自为李鸿藻，而张佩纶无疑为牛角。张华奎不在“青牛”之列，月以供清流奔走为事，云食伺奉，所取悦于清流者，无微不至，谓之为“清流腿”者，意轻其专为清流跑腿而已。
    在张华奎心目中，第一个要取悦的，自是张佩纶，岂意操之过急，反而得罪了张佩纶。李慈铭日记，光绪八年四月十五日条：
    张树声奏请派翰林侍讲张佩纶赴津帮办水师，谕毋庸议。张佩纶与树声之子赀郎某交甚狎，故有此请。佩纶遂不与考差以待旨，而不意其不行也。次日陈宝琛劾张树声擅调近臣，谕交议处。陈与佩纶日相唱和，此疏以掩外人耳目也，然太难为树声父子矣。
    所谓“某赀郎”即张华奎。道是“遮人耳目”，犹是皮相的看法，实际上张华奎此举孟浪，大损张佩纶的清誉，深怨其多事，因有陈宝琛奏参署直督张树声，擅自请调近臣。张树声交部议处。
    张树声父子本为好意，不想结果如此，认为张佩纶恩将仇报，太不近人情，自此结怨。李鸿章对此自亦有警惕，暗喜张佩纶之能助己，越相结纳。张华奎的目的，完全落空，自此态度改变，虽仍以结纳清流为事，但倾向于南派，而与张佩纶之仇不可解，乃有甲申三月，全枢尽罢，朝野震惊之大事，而清流亦遂尽于甲申，政局大变。明朝亡于甲申，清朝之亡，则伏机于甲申，此一近代史上的大关键，真相因果，犹大有探索的余地。
    光绪十年三月十三日有一道上谕，为《实录》所不载，逐恭王以下全班出军机的处分如此：
    恭亲王奕訢、大学士宝鋆最久，责备宜严，姑念一系多病，一系年老，兹保录其前劳，全其末路，奕訢着加恩仍留世袭罔替亲王，赏食亲王全俸，开去一切差使，并撤去恩加双俸，家居养疾；宝鋆着原品休致；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李鸿藻，内廷当差有年，只为囿于才识，遂致办事竭蹶；兵部尚书景廉，只能循分供职，经济非其所长，均着开去一切差使，降二级调用；工部尚书翁同龢，甫直枢廷，适当多事，惟既别无建白，亦不无应得之咎，着加恩革职留任，退出军机处，仍在毓庆宫行走，以示区别。
    甲申三月的大政潮，都知为盛伯熙所发难，殊不知最早为张华奎所策动，而张的目标是张佩纶。以“张”攻“张”，本为“同宗相残”，岂意恭去醇来，竟成兄弟阋墙！此事与黄膺白的“首都革命”，即是当时如有诸葛孔明亦想不到的变局。盛伯熙的轻率与黄膺白同，结果非始料所及亦与黄膺白同，则是两人的感想亦此，黄膺白引首都革命为平生最得意之事，而盛伯熙悔恨一生。张之洞《题郁华阁遗集》诗云“不知有意还无意，遗稿曾无奏一篇”，即言盛伯熙不欲留此疏于后世，而又不便于奏议中特删此篇，故全部奏稿皆不入集。（作者按：《郁华阁遗集》有两本，一为家刻本，一为其表弟汉军杨钟羲即《雪桥诗话》作者，在江宁所刻，其中《意园文略》收杂文、奏议各一卷。盛伯熙任讲官后，章疏凡四十余上，杨刻《意园文略》收十三篇，中有“醇亲王不可入军机处”一疏，为劾恭王发生严重后果，内心不自安，亟谋补救而发；至劾恭王原奏是否在内，待觅原书查考。）
    兹先略述盛伯熙生平。伯熙名盛昱，其祖敬徵为肃亲王永锡第四子。照玉牒排比昭穆之次，盛昱与“载”字辈同，故为同治、光绪的堂兄，称恭王“六叔”。肃亲王善耆则应为盛昱之侄。
    敬徵官至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积产颇丰，自署意园、郁华阁，皆实有此园林，非一般自署之空中楼阁。盛昱之父名恒恩，官至左副都御史，卒于同治五年，时盛昱年十七岁。其母出于蒙古博尔济吉特氏，此族为满清国戚第一家。盛昱之母与同治之后阿鲁特氏一样，皆为蒙古巨族中少有的通汉文的“才女”，著有《芸香馆遗诗》二卷。盛昱自谓其诗，得于母教者居多。
    他是同治九年庚午科顺天乡试的举人。座主为倭仁，此人为辛酉政变后的保守派领袖，但为真道学，与徐桐的人品，有云泥之判。盛昱虽为名士，却多少受倭仁的熏陶，故于死生关头能勘得透。他殁于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死前六天，漫作六言口号：“怕死作为已死，有生本是无生；纵然百有余岁，不过多得余生。”死时极为从容。
    盛昱殁后的第二年，便有八国联军之祸。与盛昱同为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城破殉难，追赠侍郎，谥文敏。此外有宝廷两子双双殉国。盛昱如果不死，亦必为死节之臣，殆可断言。
    王懿荣为光绪六年庚辰翰林，盛昱则早一科，此科状元即王仁堪，同榜名士尚有樊增祥。樊因张之洞的关系，与北派较为接近。此外除王懿荣，皆亲翁同龢，自然而然地渐复南派的势力。而亲翁的原因，大都由于反对张佩纶，此亦不涉于政见主张，只是感情用事。
    原来当翰林四谏意气风发之时，正当王仁堪、盛昱等一班少年名士初起之时。张之洞喜骛声气，常有招邀名士的雅集，故后进少年，对他尚无恶感；张佩纶则眼高于顶，草茅新进，不值一顾；但白简搏击亦非疾恶如仇，一视同仁，爱憎好恶之间，亦有去取。譬如李鸿章，可劾之道，何止一端？而张佩纶从未一动弹章，加以李、张交亲，形迹甚显，予人反感极深。及至张华奎为父营谋，求荣反辱，欲图报复，并倾心结交新进名士，一方面全力为翁同龢拉拢，一方面则在等待机会。
    甲申开岁，中法为越南启衅，前方军事不利，论者以为咎在云南巡抚唐炯、广西巡抚徐延旭，此两人为清流所保，于是张华奎要求盛昱特参张佩纶。据《李鸿藻年谱》李宗侗按语：
    甲申易枢之举，始自甚久，醇王久已预备上谕，据家表兄祁君言，甲申所下上谕出自醇王之门客赵某，只候机会方下耳。盛昱之折由于张树声之子张华奎所要求，张本要求张佩纶而盛昱不欲，说不如参军机大臣，军机倒则张佩纶必无办法。盛以为军机不易倒，彼实在不知醇王已与慈禧商定只候机会耳。至醇王掌实权亦出盛之意外，乃有第二折之上。
    兹先言第一折。其时唐炯、徐延旭已经拿问，盛昱以唐、徐“坐误事机，其罪固无可逭，而枢臣之蒙蔽诿卸，罪实浮于唐炯、徐延旭”，为立言立旨。以下一层逼进一层，由张佩纶而及于李鸿藻：
    张佩纶论资浅分疏，遽登荐牍，犹可言也；李鸿藻内参进退之权，外顾安危之局，义当博访，务极真知，乃以轻信滥保，使越事败坏至此，即非阿好徇私，律以失人偾事，何说之辞？
    以下由李鸿藻再牵连到恭王及宝鋆：
    恭亲王、宝鋆久直枢廷，更事不少，非无知人之明，与景廉、翁同龢之才识凡下者不同，乃亦俯仰徘徊，坐观成败，其咎实与李鸿藻同科。然此犹其咎共见共闻者也。奴才所深虑者，一在目前之蒙蔽，一在将来之诿卸。北宁等处败报纷来，我皇太后皇上赫然震怒，将唐炯、徐延旭等拿问，自宜涣大号以励军威，庶几敌忾同仇，力图雪恨，乃该大臣等犹欲巧为粉饰，不明发谕旨，不知照内阁吏部，夫一月之内更调四巡抚，一日之内逮治两巡抚，而欲使天下不知，此岂情理所有？在该大臣等必托言恐法夷诘问，于和局有关，不知都下喧传，申报刊布，其迹早不可掩，该大臣等惟冀苟安旦夕，遂置朝纲于不问，试思我大清二百余年有此体制欤？抑我中国数千余年有此政令欤？
    景廉早在光绪二年文祥衰病恐将不起时，即已入军机；翁同龢则是光绪八年十一月，王文韶因云南报销案被参去职，接王入枢。为盛昱指为“才识凡下”，虽是极度轻蔑之词，但亦有开脱之意。总之，盛昱此奏，虽劾全枢，而归罪重轻，颇为分明。首为李鸿藻，应负“越事败坏”的主要责任，咎在“失人偾事”，明指已拿问的唐炯、徐延旭，而暗中突出张佩纶，希望谴李、张二人；对恭王、宝鋆，科以“俯仰徘徊、坐观成败”之罪，虽谓咎与李鸿藻同，但衡以议亲议贵，及任事多年，不无劳绩可念的推想，获咎必较李鸿藻为轻。
    至于景廉、翁同龢，不过“才识凡下”，实无罪可科，自应免议。这是盛昱隐然为慈禧指出处置的原则，亦即他所希望见到的结果。
    以下指陈罪状两端：一为蒙蔽，一为诿卸，而着落在李鸿藻身上。其言如此：
    现在各国驻京公署及沿海各国兵船纷纷升旗，为我法夷致贺，外邦腾笑，朝士寒心，奴才窃料该大臣等视若寻常，未必奏闻也。该大臣等以为可免法夷诘问，而法夷在总署已索兵费至六百万镑，奴才又料该大臣等狃于所托未必奏闻也，甘辱腼克，孰不可忍，是蒙蔽之罪也。唐炯、徐延旭既拏问，即当另简贤员，乃就近于湖南用一潘鼎新，复就近于贵州用一张凯嵩，该二员一则粗庸，一则畏葸，该大臣等岂不深知？以奴才愚见揆之，恭亲王等鉴于李鸿藻而不敢言，李鸿藻亦自鉴于前而不敢言，以为就地取材，用之而当固不为功，用之而非亦不为过，滥誉之咎，犹可解免。如此存心，殆不可问，是诿卸之罪也！
    最后则更追溯溺职情形于越事之前，全盘否定了辛酉政变以来恭王的功绩，适足为慈禧制造机会：
    该大臣等参赞枢机，我皇太后皇上付之以用人行政之柄，言听计从，远者二十余年，近亦十数年，乃饷源何以日绌，兵力何以日单，人才何以日乏？即无越南之事，且应重处，况已败坏于前，而更蒙蔽诿卸于后乎？有臣如此，皇太后皇上不加显责，何以对祖宗？何以答天下？惟有请明降谕旨，将军机大臣及滥保匪人之张佩纶，均交部严加议处，责令戴罪图功，认真改过，讳饰素习，悉数湔除。
    此折上于三月初八，经两日之酝酿。三月初十慈禧召见醇王，终于有三月十三的懿旨：
    钦奉懿旨，现值国家元气未充，时艰犹巨，政多丛脞，民未敉安，内外事务，必须得人而理，而军机处实为内外用人行政之枢纽，恭亲王奕訢等，始尚小心匡弼，继则委蛇保荣。近年爵禄日崇，因循日甚，每于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谬执成见，不肯实力奉行。屡经言者论列，或目为雍蔽，或劾其委靡，或谓昧于知人。本朝家法綦严，若谓其如前代之窃权乱政，不惟居心所不敢，亦实法律所不容。只以上数端，贻误已非浅鲜，若仍不改图，专务姑息，何以仰副列圣之伟昭贻谋？将来皇帝亲政，又安能臻诸上理？若竟照弹章一一宣示，即不能复议亲贵，亦不能曲全耆旧，是岂朝廷宽大之政所忍为哉！言念及此，良用恻然。
    以上全班逐出军机，各人的“考语”，已见前引。照懿旨上看，“若竟照弹章一一宜示，即不能复议亲贵”，意思为犹为宽大的处置，否则即须治罪。
    同日上谕：命礼亲王世铎，户部尚书额勒和布，阎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工部侍郎孙毓汶，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
    下一日复有旨：
    军机处遇有紧急要件，着会同醇亲王商办。
    礼亲王世铎是傀儡，额勒和布、张之万，伴食而已；阎敬铭颇思有所作为，但志不得酬，军机处此时的要角，乃一孙毓汶。
    孙毓汶是爱新觉罗皇朝覆亡的罪魁祸首之一。所谓“同光中兴”之局，结于此人之手。以醇代恭，出于他的一手策划。李宗侗所谓醇王幕客赵某，不知何许人，度有其人，亦必为孙毓汶的代表。至于孙毓汶密谋掀起此一大变局，其动机有二：一是借此为晋身之阶，得以大用；二是报复恭王。后一动机为孙私下结纳醇王的由来，因报复恭王，除却利用醇王以外，别无他途，这是情势上非常明显的一件事。
    孙毓汶生平，见《清史稿》本传：
    孙毓汶，字莱山，山东济宁州人，尚书瑞珍子。咸丰六年，以一甲二名进士授编修。八年，丁父忧。十年，以在籍办团抗捐被劾，革职遣戍。恭亲王以毓汶世受国恩，首抗捐饷，深恶之。
    同治元年，以输饷复原官。五年，大考一等一名，擢侍讲学士。先后典四川乡试，督福建学政。光绪元年，丁母忧。服阕，起故官。寻迁詹事，视学安徽，擢内阁学士，授工部左侍郎。
    十年，命偕侍郎乌拉布赴江南等省按事。时法越事起，毓汶以习于醇亲王，渐与闻机要。适奉朱谕尽罢军机五大臣，毓汶还，遂命入直军机兼总理各国事务大臣。
    时当国益言路纷嚣，出张佩纶等会办南北洋闽海军务，余亦因事先后去之，风气为之一变。
    初，恭亲王与醇亲王共去肃顺，相睦。及德宗入承大统，醇亲王遂渐有争权之势。恭亲王自咸丰以来，久当外交折冲之任，洞悉中外之强弱。对外则力避启衅，对内办洋务以求自强。醇亲王不察，以恭亲王为懦弱，时谗于太后。太后亦因恭亲王之谏修园囿、抑中官，不满。至是，遂借言官一疏而罢恭亲王及军机诸臣。
    醇亲王既当政，始渐悟恭亲王政策之不误，于是中法战事不得不和。且请建海军、修铁路以图自强。然谏阻裁抑，恭亲王所能为者，醇亲王皆不能为也。李莲英且随王巡阅海军，言者比之唐之宦官监军。而贿赂公行，辇金者常至数万两，为清代中官所仅有。故醇亲王之争权，为清季政治一大变局。其重要仅次于帝后之争，亦兴亡一大关键也。
    翁同龢日记咸丰十年十二月初十记：
    僧邸参孙毓汶不遵调遣，请革职枷示、发新疆。奉旨：免其枷号，革职发新疆。词臣居乡，乃被斯议，奇矣哉！
    金梁辑《近世人物志》于此条下按云：
    孙之获咎，实因恭邸恶其抗捐。详见本传，故旋即以输饷开复。
    按：僧邸指僧格林沁，其时方率黑龙江骑兵，在山东剿捻，驻济宁。僧军骑兵，确甚剽悍，但捻军飘忽无常，僧军日夜追逐，每每扑空，终以疲于奔命而为捻军所乘，大败于金乡。乃严劾孙毓汶，借以泄愤，而适有抗捐之事为恭王所恶，乃获严谴。
    翁同龢日记光绪十年三月十一日记：
    盛昱封事，四日未下，疑必有故。济宁电线皆断，杳无消息，闷闷。
    时孙毓汶往江南按事，归途顺道回乡。所谓“济宁电线皆断”，则知在此以前，孙毓汶固与醇王有密电往还，为醇王的谋主。在京大僚，关于政局变化须向济宁打听，可知孙毓汶此时的分量，而所谓“电线皆断”自是有意为之，借以保密。孙毓汶与醇王通信，固有辗转递交的电路，可达北洋。其时盛宣怀方署津海关道，与马眉叔同为李鸿章朝夕相处的亲密幕僚，以醇代恭，盛宣怀亦极可能参与密谋。当光绪初年醇王曾主张以左宗棠代李鸿章，后知其不可，遂与李结纳，信任益专。李鸿章其时方以张华奎结纳清流，感到张树声对他已形成威胁，因为通过盛宣怀的关系，助孙完成倒恭扶醇的密谋，就其个人利益而言，固为上策。电报局为盛宣怀一手所创办，各地电报局的技术人员，尤其是从事译电的“电报生”，皆负有为盛宣怀探听政情、传递消息的任务。孙毓汶人在江南，而能遥为策划，倘无盛宣怀之助，是件不可能之事。
    李鸿章之致憾于张树声父子，有一事可证。刘体智《异辞录》记：
    张霭青观察，南城谓之清流靴子，讥其比之于腿，犹隔一层也。又谓为捐班清流，而乃翁靖达为诰封清流，以善与诸名士交，而有是称。观察才识，文忠固所夙知。先文庄以姻娅故，益加青睐。需次入蜀，立予盐差，旋补建昌道缺。致书文忠，荐为按察使。文忠复书曰：“朝廷黜陟，从不与闻。”再请则曰：“道员升臬，鲤鱼跃龙门，谈何容易？”
    以李鸿章的分量，保一督抚亦寻常之事，遑论监司？举个明显的例子，光绪四年，李鸿章荐吴大澂可任监司，即以编修用为道员，发往山西交曾国荃差遣，旋授河北道。按：编检京察一等者，不过外简知府，丁丑状元王仁堪以修撰值南书房，颇受眷遇，后有人言，南书房翰林清苦，皆思外放，因命开单进呈。王仁堪家本丰饶，而军机开单仍以王列第一，借以排斥，乃特旨不过简放江苏镇江府知府。今吴大澂以李鸿章论荐，谓其堪任监司，竟七品编修一跃而为三品道员；光绪十二年，得简广东巡抚，亦李鸿章之力为多。今以本省督抚有意擢道员为臬司，如得李鸿章一荐，绝无不允之理，何况张华奎为故人之子，重以刘秉璋的交情，而始则不报，继则推诿，出乎恒情，故知必有所憾。
    李鸿章亦深恶清流，但亦深知清流不可侮，且亦不妨利用，手段自是高人一等。其笼络清流之道，不外以利禄羁縻，除了张佩纶之外，为李所“收买”者得两人，一为李慈铭，试以《越缦堂日记》证之。同治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马榖山中丞聘为浙江书局总校勘。
    马榖山即马新贻，与李鸿章道光二十七年丁未会试同年。此科为名榜，沈葆桢、沈桂芬、郭嵩焘、鲍深源、徐树铭、黄彭年、刘郇膏、庞钟璐，都在这年中进士。状元即张之万，会元许彭寿是笔者的叔曾祖，殿试二甲一名传胪。马新贻与李鸿章的交情极厚，由皖藩擢浙抚督两江，皆由李鸿章言于曾国藩，力保而来。李慈铭受马之聘，出于李鸿章之荐。
    光绪八年四月六日：
    撰合肥相国李太夫人挽联云：“槐鼎熊茵，甲第双迎武韩国；鞠衣蜜印，养堂专祭定夫人。”上语用《旧唐书·李光弼传》语，李母韩国太夫人，李氏与今事适合。合肥本许氏，父育于李，遂冒李姓，故娶李不以同姓为讳也。
    按：李鸿章对李慈铭三节必有厚馈，光绪十年更延其主讲天津学海堂，致束脩甚丰。是年三月十三日记：
    谒合肥督相，坐谈一时许。合肥受北洋之寄，极使相之尊，其深信夷人，动效夷法，广作机器，久糜巨资，又委任非人，诚亦无解人议。然身处危疑，事嚣责备，力分势掣，财匮兵骄，局外之言，不中事会。近法夷和约五事……无伤国体，速定盟言，自来款议，此举差优，平情论之，功不可没。
    论李多作开脱原情之语，在李慈铭是很难得之事。但前一日亦即出京谒李之前，致书甘愿认以为师的翁同龢，却又是一派主战的论调：
    昨作书致翁叔平师，言时局可危，门户渐启，规以坚持战议，力矫众达，抑朋党以张主威、诛失律以振国法。……
    一日之隔，口吻顿变，可知李鸿章笼络之术甚工。李慈铭于同治二年报捐郎中，分户部，九年中举，庚辰六年成进士，会试四总裁为景廉、翁同龢、麟书、许应骙。闱中由翁同龢一手主持，先取第十九名，后改第一百名，因欲以其卷“束榜”，并特选其三场文字入闱墨，故李于翁，不无知遇之感。本来房考不荐，主考除了搜遗，无取中之理，所以主考称“座师”而房考反称“恩师”。李慈铭于其恩师林绍年殊无恩，虽不废门生之礼，意颇轻之，行径与龚定庵相似。
    李慈铭殿试二甲，本可有点翰林之望，但以年老家贫，当不起穷翰林，而卖文为活，声名早在，亦不必借翰林头衔，所以“乞翰林院陈情，还郎中本班”，得旨“以厚资叙用”。但直至光绪十三年始补实。
    前一年他请人刻一印，文曰：“道光庚戌秀才，咸丰庚申明经，同治庚午举人，光绪庚辰进士。”所谓“明经”者，指出学的贡生；生员出学，可以不应岁试。其谢恩诗起句“各场册载号宠眉，身是宣皇老秀才”，即言道光庚戌入学，难得四朝逢庚，故刻此闲章自娱。
    李慈铭自补授郎中后，两与考差，以为孙毓汶所恶，“两试两取第一”而皆落空，于是黄漱兰、黄仲弢父子与王仁堪等，集赀“谋为余捐试俸为考御史地”，光绪十五年赴考，以翁同龢之力得第二，下一年即补山西道御史，巡视北城。但既有言责，反而缄默，则以年逾花甲，锐气已消，而大官大骂，小官小骂，本亦为李慈铭之“术”。其术既售，不骂也罢。
    另一为李鸿章所收买的清流，即是吴大澂。吴颇热中，先为其同乡前辈潘祖荫的门客，其后又巴纳醇王。李鸿章是早就看穿此人底蕴的，所以早在光绪初元，即颇假以辞色。当孙毓汶定计扫荡清流时，所用的办法，即是扶此辈上虎背，使其颠蹶而下。张佩纶到马江，地最危；陈宝琛到南洋，为曾国荃的会办，人最难缠；唯独吴大澂为李鸿章的会办，得其所哉，这自是吴事先安排的。
    最倒霉的自然是张佩纶。或谓：如你所说，李鸿章既有培植张佩纶为继承人之意，且又知孙毓汶对清流有借刀杀人之心，则又何能坐视张佩纶身蹈险地而不预为之计？我的回答是：张佩纶既到福建，方知身蹈险地。或者更明确地说，在观音桥之战，亦即是年闰五月初一之前，马尾根本就不是险地，而张佩纶奉旨“会办福建海疆事宜”，根本就不是去指挥作战的。
    原来李鸿章其时对和局已有把握。张佩纶之所以被派到福建，真正的目的是接收沈葆桢所创办的“船政”，加以切实整顿，进而控制南洋的全部兵舰，与北洋构成整个系统，完全置于李鸿章的控制之下。这一南北洋军事指挥权的统一，由张佩纶帮助李鸿章完成，然后由李鸿章转移给张佩纶，张即成为李的衣钵传人。这一套设计，与当初曾国藩助李鸿章建立淮军，俾以淮代湘，乃得急流勇退，身名俱泰的做法，完全相同。
    我这个说法绝对是有根据的。研究近代史者，对中法之战中的观音桥一役之影响，每多忽略，殊不知此役为整个局势变化的关键。兹引郭廷以所编《近代中国史事日志》数条，因果自见：
    光绪十年四月十二日（农历，下同），李鸿章与（法水师总兵）福禄诺会谈，议定中法简明条约五款：一、法国保全助护中国南界毗连北圻，不受侵犯。二、中国将驻北圻防营，即行调回边界，并于法、越所有已定与未定各条约，概置不问。三、法国不向中国索偿战费，中国允许法国在毗连北圻边界通商，日后另定商约规则。四、法允与越议改条约之内不插入伤碍中国体面字样，并将以前与越南所立各约，尽行销废。五、中法另派全权大臣于三个月内悉照以上所定各节会议详细条款（明日李函告总署）。
    四月十四日，命通政使吴大澂会办北洋事宜；内阁学士陈宝琛会办南洋事宜；翰林院侍讲学士张佩纶会办福建海疆事宜。（作者按：张佩纶此时早已署左副都御史，为“卿贰”的身份。）
    法政府授福禄诺以签约全权。
    四月十五日，总署进呈李鸿章与福禄诺所议简约，得旨允行。
    如上可知，李福简约已为两国政府所同意，和议实际上已成立。是故张佩纶的“会办福建海疆事宜”，绝不是让他去指挥作战，而是和议成立后，如何整顿“福建海疆事宜”，其事甚明。至于反对谈和的舆论，在李鸿章看皆是浮议，好在有三个月的时间，只要慷慨陈词的热潮一过，最后终能订立正式条约。当然，醇王主战，左宗棠复入军机，并管理神机营，对李鸿章媾和的努力构成障碍，但只要法国方面坚持简约，不生变化，他是有办法应付醇王与左宗棠的。因此，好整以暇地做了一次“巡边”。据郭廷以《日志》：
    五月二十九日 李鸿章偕张之洞、吴大澂、张佩纶出洋巡阅旅顺、登州、威海卫一带。
    此行历时凡五日，随行人员中尚有原为左宗棠办粮台而中道决裂的袁保龄。至闰五月初四，“二张”自烟台南下至沪，一赴广东、一赴福建，分别上任。不意广西边疆的战事起了变化，是即观音桥一役。据《日志》：
    闰五月初一，法将杜森尼率军强行前进，限三日交出谅山。驻守观音桥之提督王德榜、万重暄等却之，法军死伤近百人，华军死伤共三百余人。
    闰五月初二，王德榜、方友升、万重暄再败法军于观音桥，法军死十一人，伤三十五人。
    闰五月初四，以法使将到天津，命锡珍、廖寿恒、陈宝琛、吴大瀓会同李鸿章预为筹商开议（时尚不知观音桥事件）。
    法外部照会曾纪泽，法军依约往收谅山，被华军攻击，中国应负衅责。
    法以孤拔总统东方舰队，利士比副之。
    闰五月初七，总署覆谢满禄，天津简约于界务商务均未议定，亦未议有华军应撤日期，法军巡边应待详约定后。今法兵率往攻打，衅咎由法负。
    以法军攻扑观音桥，我军接仗获胜，传旨嘉奖，并命岑毓英、潘鼎新合力进兵，规复北宁。
    命鲍超统兵自川赴滇，为岑毓英后继之师。
    闰五月初八，法水师副提督利士比代表日格密晤李鸿章，对观音桥事件要求惩官赔款。李不允。
    闰五月初九，命李鸿章力筹天津山海关一带防务。
    闰五月十日，严谕李鸿章力筹北洋防务，如狃于和议，敷衍疏懈，定当惩办。
    闰五月十一日，李凤苞晤法总理兼外长茹斐礼，茹允暂不派兵船北扰。会办福建海防张佩纶到福州。
    闰五月十二日，法总理茹斐理（礼）照会李凤苞，谓中国显背简约，须另议赔补，俟中国告明是否仍照约撤兵，巴德诺方能北上。
    奕劻与醇亲王商法事，力主保全和局（醇王怫然而起）。
    闰五月十三日，法水师提督孤拔自香港到上海（寻赴福建）。
    如上可知，情势的演变，出于意外。对李鸿章来说，种种不利的因素，偏偏都会凑在一起。王德榜是左宗棠麾下的大将，观音桥打了一个胜仗，增强了左宗棠发言的地位。左、李之有歧见，由来已非一日，清议大致右左而左李，关于陆防、海防之争，李鸿章好不容易争得上风，左宗棠不服气已久，如今抓住这个题目，岂有不大做文章之理。
    其次恭去醇来，为的是朝廷及清议嫌恭王太软弱。醇王所标榜的就是“大张天威”，此时当然主张“乘胜追击”，此所以有闰五月十二与奕劻的冲突。虽然后来仍由醇王主持和局，但在彼时，眼中只有一个神机营的醇王，对于军务确是懵懂无知。相传醇王曾拟亲领师干赴西南，与法军作战。人人皆知神机营一无用处，苦于不能说实话。先恭慎公乃婉转进言，道是：“西南多瘴疠，北人南征，水土不服；倘因此失机，岂不大损殿下神威？”醇王心悟而止。恭、醇两王对先恭慎公皆颇敬礼，即以其能力持大体，勿为媕婀取容之态之故。
    李鸿章处境最难，必须两面作战，即一方面要应付醇王、左宗棠及清议，一方面又须承受来自法国的压力。为了保全和局，暗中不能不对法国让步，而为了应付主战派，调子也不能定得太低。此时李鸿章所寄望为助者，主要的是两个人：一是新入总署的奕劻，能为和议说话；一是马江的张佩纶，期望能对法国让步，甚至必要时吃个败仗，只要和局不致决裂，张佩纶所牺牲者，可以徐图弥补。
    兹引张佩纶致李鸿藻两函，以明真相：
    抵闽三日，略得大凡。炮台苦卑，船局苦敝，枪炮苦杂，子药苦少，而十羊九牧，朝令暮更，尤其积弊。就福建论，既有将军会办矣，就台湾论，又有省三督办矣，鄙人来此，岂非赘疣？
    初意将船政、台事及各处防务查明复奏，静听朝命，召回，中途乞病；不召，设辞乞病，所见颇决。及抵上海，闻和局已败，法衅复开，闽海不知何时撤防，复志遂初，正无把握，深悔都门投劾之不决也。
    法初以埃及之事诱我言和，以折英焰；今复挑衅责言，意在多获利益。但合肥必大为言路攻诋，格靖从而和之，必受奇窘。然朝局纷纷，至枢译二十人发言盈廷，政出多门，殆不可战，战则必败也。以此深忧过计，恐酿成大患，又不仅一人之出处进退矣。闽军殆不能战，厦门尤不能守；然闽止一隅耳，胜负得失，犹第二义也。
    此函作于闰五月十三，观“及抵上海，闻和局已败，法衅复开”，可知李鸿章原以为和局必成，以故逍遥海上。曹孟德横槊赋诗，意气风发，岂意有赤壁之败？千古真可同慨。
    闰五月二十七夜，另有一函：
    佩纶定出屯马尾之计。所拨两营，乃友山留备省防者。其将黄超群，前解凤翔之围，与友山患难交，为展云所厄来此。佩纶在陕西文牍中见其姓氏，又观其履历，曾在胡文忠守黔时充练勇，而随南溪先生转战行间。访闻省城各营惟此军尚队伍整齐，是以特调用之。
    二十七午，合肥忽来电，称林椿云“二十八日期满定攻马尾，惟先让法为救急计；鸿不敢许”等语。鄙见法特恫喝，然特告督抚必大扰，遂以是夜潜出；侵晓，敌舟望见旌旗，遂亦无事。行营距敌舟一里许。日来市易如常，迥非省城之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军事之暇，雨余山翠，枕底涛声，犹胜城市之日接褦襶也。
    法入内港，但我船多于彼，彼必气沮而去。然仅粤应两艘，余皆袖手畏法如虎，不如无船转可省费。二十八夜，战定可胜。今局势又改趋重长门，不知知名宿将正复如何？（春岩与论相得，琐细他日面谈）兵机止争呼吸，若事事遥制，战必败，和必损，况闽防本弛耶？译署以办团为指授方略（漳泉人较勇，然亦无纪，本地水勇知府送来二十人，皆里正捉来水手，未入水即战栗）。抑何可笑？
    筱棠传醇邸语，属勿蹈险。正恐安坐省垣，又劾公昧于知人耳。
    上函可注意者两点：第一，李鸿章二十七日午间的电报，林椿为法国驻天津领事，曾告李鸿章：“最后通牒期满，即攻马尾；若以船厂作抵，可免动兵。”以“船厂作抵”，自非李鸿章所敢许，但他确信通牒期满的闰五月二十八，法国会攻马尾，且必被占，所以同日又有一电致张佩纶：“勿阻法船进口，调华船离马屏，免为敌所制。”此明明相告，任令法军占马尾，但须保全船舰。至于马尾失守，张佩纶会得何处分，此时固未暇计及，但可想而知的是，只要能保全船舰，李鸿章一定会开脱张佩纶，甚至叙其保舰之功。
    果如所计，即法军占领马尾，李鸿章就容易谈和了。在一般人看“失地”较“丧师”更为严重，李鸿章则宁愿“失地”，不愿“丧师”，因为他有把握所失之地，可借谈和而索还，朝廷为了收复失地势必非许其全权谈和不可。对于高高在上、一心向往乾隆十大武功的深宫与藩邸，以及动辄讲“张国威”的清议，李鸿章认为最有效的应付办法是：让洋人先给点颜色看看，才会气馁就范，知道“和为贵”的道理。老实说，如果李鸿章早肯出头，北方不致糜烂，他必在受命之后，左推右拖，访香港、到上海，缓缓其行，就是要将慈禧逼急了，逼她说出“只要洋人退兵，什么都好办”这么一句话，方好办事。
    第二，所谓“定出屯马尾之计”，证明张佩纶最初并不听李鸿章的话，而且反其道而行之。让我先找出张佩纶的“出屯马尾之计”是什么。
    这要看闰五月二十三，张佩纶写给李鸿藻的另一函：
    法人注意福州，形见事露。此间防务废弛，张凯臣得胜为营官所制，纪律不严。佩纶以劲敌在前，姑事含容，以免哗溃，先劾营官，喻意捐督部之因循，统领之选懦可知。闽事欲整顿，须易帅，但亦非寻常人所能胜此任。以天险之闽，使人可排闼直入，真可惜也。
    敌船麇集马尾，佩纶现调黄超群两营出护船厂，有死无退，以报圣恩。彼欲取地为质，地可作汶阳归鲁人，不必作文姬返汉身。
    孤拔（法海军司令）昨使人说佩纶，欲一见。告以战则下书，和则别觅人，慕隙未弭亦不答拜，一切以倔强行之而已。
    原来张佩纶调黄超群出护马尾船厂，是预备孤拔的部队登陆后，聚而歼之，即所谓“有死无退”，以报圣恩。有趣的是“彼亦取地为质，地可作汶阳归鲁人，不必作文姬返汉身”这三句话。
    第一句即指李鸿章电文中“若以船厂作抵，可免动兵”，以及“惟先让法为救急计”。马尾既失，李鸿章谈和，自然是以赔偿军费收回，此即等于“文姬返汉”。蔡文姬是曹操拿钱赎回来的，张佩纶认为不必如此。
    他不但认为不必赔军费，打算还要法国赔偿损失，方能成和议而收回马尾。“汶阳归鲁人”指孔子。《史记·孔子世家》记孔子自鲁定公十四年去鲁，周游列国，栖栖惶惶十四年，至“季康子逐公华、公宾、公林，以币迎孔子，孔子归鲁”。汶阳即曲阜。孔子去鲁，犹言马尾被夺，则归还马尾，即如季康子迎孔子归鲁，“以币迎”自是指法国战败，赔偿损失。
    证以前函，可知此为张佩纶的密计，林椿的警告，早有所知，因而定出密计，及至闰五月二十七日午间，得李鸿章“二十八日期满定攻马尾”，乃于“是夜潜赴”马尾，并不告督抚，因恐其惊惶“大扰”，易于泄密。又云“二十八夜定可战胜”，亦指此密计。这条密计是反用《三国演义》中所描写的空城计。致李鸿藻函中“军事之暇，雨余山翠，枕底涛声”云云，亦殊有武侯羽扇纶巾之致。我在想，张佩纶的这条密计能够成功，不特武侯甘拜下风，曲逆侯平生六奇计，亦恐不如。李小姐那句“杀贼书生纸上兵”，洵为定评。
    事败以后，张佩纶上奏自劾，最末一段说：
    臣甫到闽，孤拔踵至，明不足以料敌，材不足以治军，妄意以少胜多，露厂小船，图当大敌，卒至寇增援断，久顿兵疲，军情瞬息万变，臣既制于洋例，不能先发以践言；复加于陆居，不能登舟以共命；实属咎无可辞，惟有仰恳将臣革职交刑部治罪，以明微臣惶悚之忱，以谢士卒死绥之惨。
    自道“妄意以少胜多，露厂小船，图当大敌”，即指他的“出屯马尾”的密计。下云“既制于洋例，不能先发以践言”，此则密计不售，为李鸿章一再电嘱，如先发炮，国际公法须负开战之全责，故一意忍让。平心而论，张佩纶本非督师而去，事急不能不负指挥军事之责，恰如俗语所谓“拿鸭子上架”，适为闽督何璟造成卸职的余地。而照张佩纶的性格，即或密计不成，自闰五月二十八至七月初三这一月有余的期间中，或当有先发制人之计，毁法舰数艘。战局或者因此更难收拾，可是张佩纶个人，身败而不致名裂。因此他的一生功名，多少误于李鸿章，亦是实情。
    甲申、甲午两役，京中谐联甚夥，张佩纶自谓“鄙人怨家甚多”，此时讥刺极刻，如“三钱鸦片，死有余辜；半个豚蹄，别来无恙”。上联谓张佩纶语人，危急时三钱鸦片殉难；下联谓张出奔时，犹携豚蹄为行粮。意中殉难之语，或当有之；豚蹄之说，恐不免有意刻画。
    及至赐环而为李家之婿，则更是绝好的调侃资料。《异辞录》记：
    丰润赦归，娶李文忠之女公子。时人又有三联，一云：“养老女，嫁幼樵，李鸿章未分老幼；辞西席，就东床，张佩纶不是东西。”以丰润赐环，先就莲花书院馆席，既而入赘也。二云：“后先判若两人，南海何骄，北洋何谄。督抚平分半子，朱家无婿，张氏无儿。”言丰润先娶仁和朱修伯京卿女，次娶边宝泉中丞女，后娶文忠女。三云：“中堂爱婿张丰润，外国忠臣李合肥。”
    当时浮议更迁怒于文忠。然观文忠尺牍，盖于丰润再断弦后，与有婚约，而不虞其战败，受谴之至于斯也。丰润败后，自称“贱子”，乃用杜甫“贱子因阵败”句也。梁星海有句云：“篑斋学书未学战，战败逍遥走洞房。”抑何可笑？
    至于张之洞，《花随人圣庵摭忆》中所论，大致不谬：
    光绪初年之四谏及清流，议论风生，封事劘切，久为西朝所不满。四谏中，宝竹坡最知几，故亟以纳妓自劾，实求免也。陈弢庵以内阁学士，拜会办南洋军务之命，亦宫中强委以兵事，欲入以罪，会陈丁艰归，其后卒以荐徐延旭、唐炯案降五级。
    张绳庵则最不幸，以书生典兵，甲申马江之败，声名俱裂矣。识者谓微中法一役，绳庵亦不能独免，推西后积憾清流之心，说盖可信。其得独免者，南皮一人而已。故稍后梁任公作《清议报》《新民丛报》，诟南皮迎合宦术甚工，其言亦非无所见。
    吾读广雅诗，亦觉其时有口是心非处。南皮诗最佳者绝句，纯学王荆公。其《吊袁爽秋》诗：“江西魔派不堪吟，北宋清奇是雅音。双井半山今一手，伤哉斜日广陵琴。”其尊荆公甚至。然其集乃再三标言非难临川，既有《学术》一诗，自注云：“二十年来都下经学讲公羊，文章讲龚定庵，经论讲王安石，皆余出都以后风气也，遂有今日，伤哉！”又《金陵杂诗》“老备瞿聃”一首，又有《非荆公》诗一首，皆显然不肯认此老法乳者。细求其故，殆由于南皮先曾保康梁，为之延誉甚力，及戊戌变起，乃亟亟印《劝学篇》以自明。任公时著《大政治家王安石》一书，南皮则亟诋之，吟咏之不足，又穷自注释，以明其宗尚正大。此中矫揉，皆为逢迎西后，正为自全之一念驱使之。今观其诗，晚年诸绝句，实宗北宋，尤学半山，岂可讳乎？惟《非荆公》一诗，或别有所指，而《杂诗》中“惠卿虽败惇京寿”句，亦必非正面诃斥，度亦阴指朝局也。

 “八表经营”张广雅

    “八表经营”张广雅
    张之洞“工于宦术”，已成定评，而知者不多。知者之所以不多，即因张之洞工于宦术。此话怎讲？我一说就明白了，凡为张之洞所识拔，所庇护者，皆如张之洞之工于宦术，拆穿张之洞，就是拆穿自己，故皆曲为之讳，亦即为己掩饰。举个例说，盛宣怀为李鸿章所用而起家，人尽皆知，殊不知盛宣怀本为一“空心大老倌”（见《徐愚斋自叙年谱》。按：徐愚斋名润，字雨之，此人于中国之得以发展对外贸易，接触西洋文明，促成上海之繁荣，有极大的贡献。其年谱本收入世界版《洋务运动文献类编》，食货出版社刊入《中国经济史料丛编》，印有单行本），后之得成巨富，实由于与张之洞的一笔“交易”，盛为张收拾“汉阳铁厂”这个烂摊子，而张则保盛总办铁路所致。此中内幕，在盛宣怀自不肯宣泄于人，张之洞之工于宦术，亦就不易为人所知了。
    张之洞的宦术，可用两句话概括：一是巧于趋避，二是疏密互用。先说巧于趋避，如前引黄秋岳所记，张以曾保康梁，至戊戌政变一作，亟印《劝学篇》并再三非难王安石，表示自己仍是“元祐正人”，即为避祸之道。避者避为慈禧所恶，趋者亦趋慈禧所喜，掌握住这个不二法门，乃能逢凶化吉。故如张佩纶、陈宝琛皆因“误保唐炯、徐延旭”获严谴，而张之洞亦曾力保唐炯，不仅无事，反得由晋抚升调鄂督。李慈铭光绪八年五月初八日记：
    闻张香涛近日疏荐中外官五十九员，居首者张佩纶、李若师、吴大澂、陈宝琛、朱肯夫五人。又有侍郎游百川、巡抚卞宝第、布政使唐炯及总兵方耀等数人，余皆乳臭翰林。其考语皆百余字，于张佩纶谓有一无二之才，于唐炯谓封疆第一人物，内举不避亲（自注：唐炯，其妻兄也）。
    按：张之洞第三娶唐夫人，年谱记为“湖北按察使遵义唐威恪公树义女”，而《清史稿·唐炯传》谓其为“训方子”。唐训方字义渠，湖南常宁人，则唐炯为张之洞妻兄之说，似有不符。细审知为《清史稿》之误。唐树义别有传，系于四百一卷《徐丰玉传》之下。咸丰三年冬，湖广总督吴文镕为湖北巡抚崇纶所凌逼，帅师七千人东攻黄州，另饬臬司唐树义扼守上游，四年元宵，黄州城内太平军趁大雪全师出击，鄂军大溃，吴文镕死乱军中。唐树义水师由武昌之东的滠口，退至武昌之西的金口。太平军攻汉阳得手，随分军攻武昌，崇纶闭城而守，唐树义御敌金口，船破溺死。
    其时唐炯前一日方至金口省亲，仓皇奉遗疏走湖南，迎谒曾国藩。曾于二月初于衡山舟次，拜折奏报东征起程日期，附片代奏唐树义遗疏。武昌克复，唐炯觅父遗骸归葬，服阕，以举人捐知县，分发四川，署南溪县，治绩卓异，尤善治盗，号称“唐青天”。张佩纶定出屯马尾之计，福建巡抚张兆栋拨备省防之两营归张节制。张致李鸿藻函，谓“其将黄超群……曾在胡文忠守黔时充练勇，而随南溪先生转战行间”云云，南溪即指唐炯。
    胡文忠为胡林翼，在贵州任知府，善捕盗，为云贵总督吴文镕所激赏。吴督湖广，奉旨檄调胡林翼赴援，时胡已升任贵东道，率黔勇千人会曾国藩东征，甫至湖南，吴文镕已殉节。咸丰四年秋，湘军克武昌，胡林翼即补唐树义的遗缺，升任湖北臬司，所统黔勇，编入湘军，中以朱洪章为最知名，隶曾国荃军。
    金陵克复，以文宗在日曾有诺言，能平洪杨者封王，而清朝自削藩后，异姓不王，已成定制，因析一王爵为侯伯子男四爵，曾国藩封侯；曾国荃封伯；而以“先登九将”的李臣典封一等子；萧孚泗封一等男。
    其实先登首功属朱洪章。李臣典为曾国荃心腹，金陵城破后，奉命守“天王府”，至第二日黎明，天王府忽然失火，于是曾国藩奏报，“历年以来，中外纷传逆贼之富，金银如海，乃克复老巢，而全无货物，实出意料之外”，呈缴者唯纯金伪玺一方。李臣典即以此“功”得膺上赏，但富贵不永，十几日即病殁，朱孔彰《中兴将帅别传》云：“公夜战过劳，明日病热。或曰：公恃年壮气盛，不谨，疾之由也。”则“夜战”者当为“枕席行师”，其疾则夹阴伤寒。黄超群亦为黔军宿将，张佩纶因其本为胡林翼部下，而又曾随唐炯作战，故特加看重。
    唐炯确为封疆中第一流人物，张之洞“内举不避亲”，无足为病，但他人保唐炯则以为罪，张之洞“内举”则置不问，信其宦术之工，有不可及者。
    当然，唐炯后来之出事，为张之洞始料所不及，否则，他亦不会贸然力保。张之洞保举人才，绝不会“逢君之恶”，此则另有例可证。《花随人圣庵摭忆》曾录陈宝琛致张之洞一函云：
    达公前辈执事：匆匆出都，遂阔音问。晋阳新政，四海所瞻，公之勤劳，亦已至矣！……去国半年，时局略异，少农罢政，庶子掌台，举措如斯。方惜公与丹公不即炳用，更生乃忽自污，以快谗慝，令人愤懑欲死。谴责固所应得，然其数年来忠谠之言，隐裨朝局，亦中外所知也，当不为一眚所掩。既不蒙曲宥，若久于废弃，恐亦难餍人心。侍与之同年，踪迹又密，欲论其事，则涉阿好党护之嫌，望微言轻，亦恐难回天听。阅抄后，彷徨数昼夜矣！公能为大局一言乎？在渠疏野之性，弃官如屣，方且愎而不悔也……手此敬问兴居，不尽百一。侍宝琛顿首，二月十二日，袁州试院。
    黄秋岳注此函，言之未详，试为更释之。按：此函当作于光绪十年二月，陈宝琛任江西学政时。张之洞于光绪七年十一月放山西巡抚，到任两年有余，大举更张，故有“晋阳新政”之语。“庶子掌台”者，指延煦于光绪九年夏任左都御史，延煦为宗室，故称庶子。“少农罢政”语似不可解，少农为户部侍郎，光绪九年六月，六部人事有一番大调整，孙诒经本为户部右侍郎，转左则无所谓“罢政”。按：孙诒经本为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出督顺天学政，本不在部；光绪九年六月，调左侍郎兼管三库事务，仍留顺天学政任，则所谓兼管户部三库，乃徒拥虚名。
    户部三库者，银库、缎匹库、颜料库，此差之重要，远过于管理钱法堂。今以孙诒经调任而不令到职，等于“罢政”，三库之管理权自必落于满左侍郎福锟之手。观此两语，可知延煦、福锟皆未餍人望。此两人与翁同龢皆颇接近，延煦与翁异姓昆季，关系尤深，则陈宝琛此函，所寓南北相争之意，殊为显然。
    “丹公”指阎敬铭，时为户部尚书，而陈宝琛犹惜其与张之洞不即入军机，是则可知阎与张此时声望正隆；后之恭王出枢，全班罢直；礼王世铎掌枢，用阎敬铭及张之洞族兄张之万为军机大臣，皆所以敷衍北派，弥补李鸿藻被黜之憾。即用额勒和布，亦有深意。光绪九年九月，陕抚冯誉骥被劾，朝命户部尚书额勒和布、署左副都御史张佩纶为钦差，驰驿查办。事由张佩纶一手主持，劾罢多人。张佩纶自谓“往还数千里，咒骂十三家”，即指此事。额勒和布庸碌无所长，拱手受成而已，但虚名在外，故用其为军机大臣以代景廉，亦隐然有尊重北派及张佩纶之意，而实利其如世铎之毫无主张，易于驾驭。孙毓汶对此“新阁”的“架构”之设计，实不愧为大政客的手腕，一方面利用南派的盛昱，另一方面又暗示尊重北派，使北派对慈禧、醇王一无所怨，而种毒于南派，益成水火。然后继以“三江会办”，置张佩纶、陈宝琛等于积薪之上，一举而廓清清流。唐朝牛李、宋朝新旧、明末东林与阉党之争，纠缠轇轕，连年不绝，皆为孙毓汶所窃笑了。
    回头再谈陈宝琛的信。“更生”指宝廷；黄秋岳以为“此笺盖为竹坡自劾而发，竹坡既革职，意求南皮疏为之复官也。更生者，刘向之字，以比同竹坡，言同姓之直臣也”，甚是。此函并无下文，但非张之洞不念旧谊，亦以宦术使然。
    在陈宝琛之意，张之洞帘眷正隆，既可一疏保中外官员五十九员，则宝廷自劾闲废已一年有余，慈禧怒亦稍解；得其一保，更以军机的斡旋，复起非不可能。但张之洞权衡朋友的交情与个人的前途，毕竟后者为重，故陈宝琛一函，如石沉大海，亦意料中事。
    但张之洞亦非不讲交情，早在前一年即曾有所辩白。刘凤翰辑《李鸿藻年谱》，于光绪九年下，附中法事起后，张之洞自山西致李鸿藻函五通，其四云：
    近日中朝举动，滇事付唐，桂事付徐，可谓得人。惟粤东尚未可恃。振翁非不佳，特安攘事体亦恐不胜，当世人才，惟有稚老近之耳。此时若暂以稚老作督办，俟到彼部署稍定，即与振老互易，岂不两美。此时蜀事已定，不虑更张，且全局胜负所关，岂得专顾一角耶？更生废弃，群情郁郁，力今京朝仕途疏通，闷冗无聊者接踵而进，弃瑕录用者联翩而来。岂忠谠卓卓，名闻海内者，独不在弃瑕之列耶？本欲上陈，窃以为恩出自上为盛美，且恐愈激愈迟，特至今窃窃不能不急闷耳。
    此函不著月日，但以“滇事付唐、桂事付徐”而言，当在任唐炯为滇抚、徐延旭为桂抚以后，计时应为光绪九年九月间。“振翁”指粤督张树声（字振轩），“稚老”则指四川总督丁宝桢（字稚璜）。张之洞的建议，以丁宝桢督办两广军务，部署稍定，即以丁张对调。以下“更生废弃”，即言宝廷。“以为恩出自上为盛美”是门面语，“恐越激越迟”亦只一半真话，归根结底，即恐慈禧迁怒。当初“附子一味”尚不敢“入药”，如今位高自危，更当巧于趋避。
    再如陈宝琛，向为张之洞所重，但慈禧在日，始终不敢保陈，因恐慈禧记起“庚辰午门案”，一翻陈年老账，有不测之祸。直至宣统元年二月，始有特旨，“命前礼部侍郎朱祖谋、前内阁学士陈宝琛来京预备召见”，即出张之洞所保。昔日不保，易代始保，正以此日保陈，不虞得祸，可张羽翼，何乐不为？此又张之洞巧于趋避之一证。
    张之洞的第二套宦术是疏密互用。平居读史，每感慨于君子与小人之争，常落下风者，君子疏、小人密。这话也许有语病，正确的说法是，任何争执，细密必胜疏略。明末东林与阉党争，后者密而前者疏，故东林惨败。政坛如此，战场亦如此，以曾胡之密对洪杨之疏，故能扭转颓势。战场如此，个人亦如此，张之洞神而明之，疏密互用，较一味细针密缕，益发高明了。
    张之洞之密，首见于奏疏，凡论一事，首尾毕具，顾虑周详。偶立新论，未必可行而言之成理，令人觉得他居官真肯用心卖力，故王壬秋讥之为“口舌为官”，但犹不失为正道。
    至于另一种密，则近乎妾妇之道，为君子所不屑。《花随人圣庵摭忆》有一条云：
    南皮手稿有一笺是疏中之附片原稿，今录全文如下：
    “窃查鄂省每年冬间，督抚向有贡品，此次自当循旧备办。惟例贡品物，只系相沿旧式，窃念关中地气高寒，两宫宵旰忧劳，服御所需，或有未备，兹谨于例贡之外，赍呈天生野术两种，以备宫庭颐养葆和益寿之需。历代史鉴名臣奏议文集，以及有关治道之书十二种，以供万几余暇，考览古今之用。并服食所需，陕省罕有各物十四种，藉申芹曝之忱。派湖北候补知州英勋，赍赴行在呈进，仰恳俯赐赏收，除例贡另行具折恭进外，臣等谨合词奏陈，伏祈云云。”
    考《广雅堂诗集》纪恩诗十五首中，第三首：“敢道滹沱麦饭香，臣惭仓卒帝难忘。”下有自注，述西幸在陕时湖北贡品，“丰足济用”，此诗与附片所述，即系一事。附片系庚子所上，纪恩诗则癸卯入觐作。意南皮当时必选那拉后喜御之日用物品进贡，故大博欢心，事隔四五年，尚于召见时述之。当时所云，陕省罕有之物十四种，不知原单为何物，度必汉口、上海采办者，故曰丰足济用也。
    兹更于《李鸿藻年谱》中，选录张之洞致李数函：
    一，西圣病体未愈，尚医万不可恃，可否商之诸邸，驰召良医数人来都，以备参酌，轮舶迅疾，旬余可到，及今调理，尚易为力，秋深更费手矣。重臣切近，此举似亦当措意也。
    费伯熊、马佩芝，均常州人，江南人人知名，翁叔平稔知。
    程春藻，安徽人，现官湖北候补道，署湖北盐道，医素有名，去冬李相太夫人病重，服其药而愈，此外奏效甚多。姑举数人，此外如有知名者，无妨多召数人，乾隆间徐灵胎两次应召入京，诊宫闱之疾，洄溪医案载之甚详。此故事也。
    二，此事实出非常，奈何之，百官齐集行礼，应在何处？早集须何时到？殓奠是否明日？均乞示。翰林院向系派人轮班前往，至今未见知会，亦不闻派有何人，不审宜静候乎？抑径往乎？即使未派，当亦无碍否？并希示及为感。敬上兰孙前辈大人。
    名心叩 十一日
    三，长春起居，日来更臻安善否？伏望赐示。
    四，明日驾出祈雨系何服色？晚进内碰头应何服色？或云上御青褂，道旁碰头者亦当着青褂（似觉不妥），然否？乞示。晚再启。
    五，数日来，长春起居如何？敬希示及。
    名心叩
    “西圣”“长春”皆指慈禧太后。慈禧先住“西六宫”的长春宫，故别于慈安而称西太后，其时方撄骨蒸重症，有诏令中外大臣荐医。这五封信可以看出张之洞窥探宫禁的情况，太后得病，何与文学侍从之臣之事？则张之洞的本心何在，不难揣测。函中又商榷见驾服色，可见于此种小节，亦不放过，手段甚密。
    另一方面则又甚疏，清人笔记中有一则云：
    同光间某科会试场后，潘文勤、张文襄两公大集公车名士宴于江亭。先旬日发柬，经学者、小学者、金石学者、舆地学者、历算学者、骈散文者、诗词者，各为一单。州分部居，不相杂厕，至期来者百余人，两公一一纡尊延接。是日天朗气清，游人亦各兴高采烈，飞辨元黄，雕龙炙輠，联吟对弈，余兴未尽。俄而日之夕矣，诸人皆有饥色。文勤问文襄，今日肴馔令何家承办？文襄愕然曰：“忘之矣。今当奈何？”不得已，饬从者赴近市酒楼唤十余席至，皆急就章也。沽酒市脯，重以馁败，饭尤粗粝，众已惫莫能兴，则勉强下咽，狼狈而归。有患腹疾者，都人至今以为笑谈。
    张之洞不但工于章奏，亦长于事务，《李鸿藻年谱》中，收有他跟李商榷“畿辅先哲祠”陈设、祭典等书札多通，用心甚细。是则岂有本人请客，竟忘设馔之理？此当是故作疏忽，示其名士派头。
    又徐又铮有致友人一书，谈张之洞与袁世凯相晤情形：
    自合肥李公逝后，柱国世臣，资望无逾公，干略无逾项城。公于项城，爵齿德俱尊，而辈行又先，项城功名中人，仰公如神，其时公果涵以道气，驭以情真，两美诉合，共忧国是。项城不愤亲贵之齮龁，尽其材画，戮力中朝，公虽前卒，而武昌之变至今不作，可也。两公与相遇，殊形落寞，项城执礼愈恭，则愈自偃蹇以作老态。壬寅之春，公过保定，某胁权直隶总督，请阅兵，既罢，张宴节府，树铮躬侍陪席，亲见项城率将吏以百数，饬仪肃装，万态竦约，满坐屏息，无敢稍解，而公欹案垂首，若寐殊寤，呼吸之际，似尽尽然而隐勃矣。盖公去后数月，项城每与僚佐忆之，犹为耿耿也。
    黄秋岳考证其事，以为“壬寅”是误记。徐又铮所记，是张之洞于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入觐，到保定后由袁世凯招待的情形。《张之洞年谱》记：
    （四月）十七日，乘火车行，至保定；十八日，观兵操；十九日，观学堂。（袁督部所约也。为备行馆，供张甚具。）
    徐又铮所记，即为四月十八日阅兵以后，设盛宴款待时所见。至于壬寅则为前一年，袁、张亦有一次聚晤，情况相类，不过主客异位，那时是张之洞做主人，款待袁世凯。《张之洞年谱》记：
    （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初九日，接署两江总督篆务）……二十八日，直隶总督袁督部来。（督部回籍营葬，事毕，由汴过汉，赴沪北上，道出下关，登岸；公请稍留，不得，设筵款待，不终席而行，至江干挽留不及。）
    许同莘所编的《张文襄公年谱》，有好些为尊者讳的地方，此亦为史例所许，但如上述记载，似乎袁世凯架子太大，无后辈之礼，此则颠倒是非，自损其书的价值。据黄秋岳记，闻诸人言，确有其事，颠末如此：
    袁当时先至汉口，端午桥督鄂，袁藐之，晤郑苏戡，极口赞南皮在湖北规划之弘大，因言当今惟吾与南皮两人，差能担当大事。《南亭笔记》谓，袁袭魏武帝“使君与操”之言，此语意诚有之，而非对南皮所谈也。
    南京之行，袁意在结张欢，故谈宴绝洽，宴后，屏退从者，密谈二小时许，而南皮忽隐几入寐，袁悄然竟出，属仆从勿惊动张大帅。清制，总督出入辕门皆鸣炮，袁以现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莅两江，督辕于其行，自如仪送之，南皮闻炮，惊寤，急追至下关，相见各致歉忱，申约后期而别。
    按：丁未政潮之前，瞿鸿禨当政。袁世凯虽为疆臣领袖，并已结纳庆王，但羽毛未丰，即其靠山庆王，亦在瞿鸿禨、岑春煊夹攻之下，可能是座冰山，所以对翰苑前辈，名士领袖，足当大老之称的张之洞倾心结纳。而张之洞以疏密并用的手段，偃蹇作态，殊不知此种手段用之于他人，或可增人高不可攀的印象，而愈增敬畏之心，施之于一代枭雄的袁世凯，却是大错特错。徐又铮致友人函，谈前事既毕，有一段议论，颇为深刻：
    一色息之细，不能稍自结束，以笼络雄奇权重之方面吏。徒使其心目中，更无可畏可爱可敬之人，生与并世，渐滋其骄谲之萌，致力于拒纳之术，以遗后世忧。当日衮衮诸公，何人足以语此。此亦清室兴废一大关键，而《春秋》责备之义，所不容不独严于公也。
    以后张、袁同入军机，袁世凯阳示推重，其实视张之洞如无物，即因已勘透张之洞的伎俩，不过如此。反之，张之洞在军机，反极折服袁世凯，一时号为廉、蔺，又比之于房、杜——张之洞作诗钟之会，一次“蛟断”四唱，蔡乃煌作一联云：“射虎除蛟三害去，房谋杜断两心同。”上联指丁未政潮，排挤瞿、岑；下联即以房玄龄、杜如晦拟张之洞、袁世凯。据说，蔡乃煌之得放上海道，颇得力于此联。
    张之洞殁于宣统元年八月二十一日。平心而论，张之洞之死，多少和忧伤“国事”有关。他之所以忠于慈禧，始终不替，除了宦术以外，亦不无知遇之感，因为殿试后，读卷大臣本定其名次为二甲第一，慈禧于进呈前十本时，改张卷为第三本，遂得鼎甲为探花，故每好以宣仁太后与东坡的故事自拟，又自拟为“调停头白范纯仁”，思于弥补两宫母子感情间有所尽力，但实未能为力。及至慈禧、光绪隔一日相继崩殂，载沣摄政，隆裕干预，亲贵大用，载泽掌度支，载洵、载涛领海陆军，皆少不更事，且昧于“民为贵”之义，思以高压手段对付汉人。张之洞知道大清的气数到了，“南人不相宋家传”一绝，明道清朝虽对汉人猜忌，而真能忠于清者，却是汉人。其绝笔诗“末世君民自乖离”，或作“君臣”，此不通之辈所擅改，“君臣乖离”，一时之事；得民者昌，失民者亡，唯“君民乖离”，乃成末世。其致死之由，据《年谱》所记如此：
    自遭国恤，枢臣以恭俭恤下辅导王躬。明旨崇节俭，戒浮华，核名实，停各督抚盐政织造关差等一应贡献，饬懿亲宗族毋得越礼犯分、变更典章、淆乱国是，海内喁喁望治。既而亲贵联翩进用，公忧形于色。陕甘总督升允奏陈立宪利害，自请开缺。公谓所言虽过当，在满员中究属正派一流，所请宜不允。庆邸素嫉其人，监国是庆邸言，竟如所请。公意颇抑郁。
    五月中，忽右肋作痛，数日寖甚。医曰，此肝病也，不治，将入胃。服药不效，且转剧。然犹强起入直。
    会设立军咨处。谕旨有“依宪法大纲朕为大清帝国统率海陆军大元帅暂由监国摄政王代理”之语。公固争。又陆军部奏，各省设局制械，新旧错杂，请简派大员督办。内定加朱恩绂三品京堂，督办各局。公言其不可，乃改为加三品卿衔，前往各省制造军械各局切实考查。又给事中高润生劾津浦铁路总办道员李德顺营私舞弊，并及督办大臣吕海寰，亲贵举才堪继任者，公谓舆情不属。监国曰，此直隶绅士语耳。公曰，不然，舆情不属，且激变。曰，有兵在。公退而叹曰，不意闻亡国之言，咯血而出，胁痛益甚。不入直者三日，是日具折请假。
    “有兵在”三字，即为“末世君民自乖离”一语的由来，其实为君乖民非民乖君，此所以张之洞诗成绝笔。张之洞殁后，恤典甚优，而出人意表者为谥“文襄”。清朝对易名之典，极其慎重，因为这是盖棺论定，而又出于上意。换句话说，是皇帝对一个大臣的最后评价，亦就是最权威的论定。此则不仅关乎死者的荣辱，亦与子孙的前程有关。
    依谥法，最难得的是“文正”，此为特谥，照例不准拟呈。其次则汉人重文忠，旗人重文靖，宝鋆生前曾希望得此谥，死后竟如其愿。但最难得的是谥“文襄”，非有大武功不能得此谥，咸丰朝更有特旨，有大武功而未竟成者，亦不得谥“文襄”。清朝宰辅谥文襄者，由洪承畴始，计得十三人，自福康安以后，勤保平川楚教匪，明亮平大小金川，长龄定张格尔，左宗棠定西域，而杂以一张之洞，毋乃不伦？
    照我的看法，“文襄”之谥，必是张之洞自己在生前所安排。张之洞的名心极重，人所皆知，好名者必关心身后之名，事实上大臣关心“易名”，亦是习见之事，张之洞何能漠然？
    其次，从张之洞的性情来说，对于文字最讲究。他居官时，有八个字的考语：“起居无节，号令不时。”公认为定评。传说他当四川学政时，偶游浣花草堂，集杜诗二语为楹帖，还想系以短跋，坐而构思，稿凡十数易方始惬意，而时已三日夜，侍者更番轮直，困顿不堪。又《年谱》记其临终之日的情事：
    酉刻，忽起坐，下床更衣毕，就卧，汗出加枕。戌刻汗止，进诸子，戒以勿负国恩，勿堕家学，必明君子小人义利之辨；勿争财产，勿入下流。人各二语。言讫，令一一覆诵，有误者改正之。又命读遗疏及邸抄数则。
    诸子哽咽不能成声。公慰之，谓吾无甚痛苦也。又曰，吾生平学术、政术所行只十之四五，心术则大中至正。已复改政术二字为治术。
    以上是他本人对文字的讲究，至于他人对他的颂赞，亦极重视。清人笔记载：
    张文襄七十生辰，樊樊山撰骈文二千余言为寿，中叙述文襄外任数十余年，凡所兴作，辄遭部臣齮龁，有警句云：“不嘉其某事之智，而责其成事之迟。不谅其生财之难，而责其用财之易。”数语直抉出文襄心事。相传此文系交电局分日拍发，文襄阅至此段，掀髯笑曰：“云门的是可儿。”又文中叙述文襄禁学界沿用东洋名词，又云：“如有佳话，不含鸡舌而亦香；尽去新词，不食马肝为知味。”措辞亦殊佳妙。
    由此可以断定，张之洞在自知不起前，一定会想到将来得哪一个字的谥。“文正”自不必想；“文忠”则李鸿章、荣禄皆得此谥，相形之下，他对慈禧个人的忠诚，殊有未及，亦难望谥“忠”。如果平心而论，他应该谥“敏”、谥“勤”，而此又非所愿。此外的美谥，有一“成”字，倘谥“文成”，上同阳明，亦是佳话。但清朝谥“文成”者，独一无二的只有一个乾隆朝的名相阿桂，“文成”之谥，较之“文正”尤为难得，不必存此妄想。
    至于想到“文襄”，一方面有在两广总督任内，调兵遣将，供应粮糈之功，援于敏中之例，可以说得过去；另一方面则左宗棠谥“文襄”，堪与李鸿章的“文忠”匹敌，则得“文襄”谥，亦可显示其为与李鸿章同一层次的人物。我猜测他的用心如此，自信大致不会错的。
    按：拟谥为内阁职权，《清会典》定例：“谥妃嫔及王大臣赐谥者，皆由大学士酌拟，奏请钧定。”当时的内阁，以孙家鼐居首，其次为世绩、那桐、荣庆、鹿传霖。鹿为至亲，如果由他提议谥张之洞为文襄，世绩、那桐必有意见。孙家鼐亦已去日无多，要想到自己的身后之名，乐得有张之洞开个先例。荣庆虽在议学制时，与张之洞不甚融洽，但一个人反对不掉，又何必不做个顺水人情？
    我在想，如果慈禧在世，张之洞谥文襄，很可能通不过。载沣当政，哪里会讲究这些名器？只看两个月后，孙家鼐去世，竟“赠太保予祭葬，谥文正，入祀贤良祠”，恤典与李鸿章、荣禄相似，而以曾值毓庆宫，援杜受田、李鸿藻之例，以帝师谥文正，实可与道光朝曹振镛之谥文正等量齐观。
    按：杜受田授咸丰读，有拥立之大功；李鸿藻援例得谥文正，已觉过分，但毕竟奖进人才，勤劳王事，主持一时风会，犹有可说；孙家鼐虽居首辅，毫无相业，《清史稿》本传仅得七百余字，除叙履历，谈其为人以外，生平事业，三四行可尽。此伴食宰相亦得谥文正，可见宣统朝名器之滥，此亦末世之一征。

 阎敬铭与黄崖教

    阎敬铭与黄崖教
    甲申前后，一时众望所归，与张之洞同时成为红人者，还有一个阎敬铭。前引陈宝琛致张之洞，为宝廷说项一函中，所谓“恨公与丹公不即柄用”，即言恨张、阎不入军机。是故孙毓汶设计，以醇代恭，而为了安抚北派，军机名单除了张之万以外，有额勒和布，乃因与张佩纶同往陕西查案，拱手听命，为北派所能容；有阎敬铭，尤以其在北派心目中，为应大用之人。
    其后因军机全班，皆为生手，都堂规制，茫然不悉，因以久在“南屋”的先恭慎公，与孙毓汶同为“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先恭慎公同时奉派值总署。至八月先恭慎公“去上学习行走字样”，于是军机班次，孙毓汶居末，俗谓之“打帘子军机”，因每日奏对时，太监皆须回避，入殿出殿，由资格最浅的军机大臣，趋前揭帘，俟诸人皆过，方始后随。“打帘子军机”在御前向无发言资格，回值庐亦只听命而行，不得妄出一议，但孙毓汶当然例外，而且可能是雍正七年设军机以来，唯一的例外。
    阎敬铭字丹初，号荔门，陕西朝邑人，道光二十五年翰林。这一榜远不如下一榜丁未。论人才，照我看只出得两个人，政事阎敬铭，文章周寿昌。阎敬铭形容猥琐，身材矮小，两目一高一低。起先，连年会试不第，勉就“大挑”。大挑挑中，一等放知县，二等做学官，常是举人春闱困顿，而又迫于家计，不得不迁就之计。大挑的办法是，六年一举行，三科以上的举人，始得参加。临挑时十人一排，由钦派王公大臣挑选，十取其五，一等二人，二等三人。这样挑选，当然只看外表，不论实学，身材要高大，脸形最好是“同”字的长隆脸，其次是面团团的“田”字脸，尖头的“由”字、上丰下锐的“甲”字，以及上下皆尖的“申”字脸，纵能挑中，亦难望一等，所以大挑知县常是仪表轩昂的。以阎敬铭这副尊容，一站出去，便为某亲王大声喝道：阎某人先站出去！阎敬铭每引此为恨。
    及至中了进士，殿试二甲十二名，点了庶吉士，散馆用为部曹，分发户部，至咸丰四年四月始得补实，在福建司当主事。
    户部在洪杨以前，以山东司管盐、云南司管漕、广西司管钱法、贵州司管税关，称为“盐漕钱关”四大司。司官，书办，无不阔绰。洪杨乱起，漕粮罕至，滇铜久绝，税关则为洋关，亦即海关所夺，因而四大司中只剩下管盐的案司，其余三司俱已降为小司，而福建、陕西两司，变成大司。
    其后漕运稍兴，云南司复受重视，合称为“山陕云福”四大司。福建司之所以能成为大司，是因为兼管顺天、直隶钱粮之故。这一司的书办，内外勾结，一向不易驾驭，但阎敬铭，精明而严正，公事欺他不得，私下贿求不得，所以福建司的书办，提起“阎老爷”又敬又怕又恨。
    就因为如此，为远在湖北的巡抚胡林翼所欣赏，奏调赴鄂委用，奏折中说：“阎敬铭气貌不飏而心雄万夫。”到湖北不久，即被委为“总办湖北前敌后路粮台兼理营务”。大家都知道，曾国藩之所以能成大功，得力于胡林翼在后勤方面的支持，殊不知胡林翼所得力者，是阎敬铭。但胡林翼也很对得起阎敬铭。《清史列传·阎敬铭传》：
    （咸丰十年）五月，胡林翼疏荐贤才，言敬铭综核名实，居心正大。十月，与道员邢高魁带队赴蕲广交界之灵东乡剿办土匪，擒逆首何致祥等。升郎中，赏戴花翎。十一年二月，以扼剿安徽怀桐，擒贼出力，诏以四品京堂候补，先换顶戴。
    三月，胡林翼奏称：“敬铭公正廉明，实心任事，为湖北通省仅见之才。自接办粮台以来，删浮费，核名实，岁可省钱十余万缗。然无位无权，仅能于制造工作，节其流，不能督率府厅州县，以开其源。可否以湖北两司简用之处，出自圣明采择，若异日蒙特恩赏给敬铭顶戴，署理巡抚，臣敢保其理财用人，必无欺伪，湖北岁筹饷项，实已不薄，接办得人，尚可不尽归于府厅州县之中饱，则于国计，诚有裨益。”四月命以按察使候补，七月署按察使，九月实授。
    两年工夫，由部曹不经府、道两阶，只以“四品京堂候补”为过渡，一跃而为监司，是真所谓“不次拔擢”，虽以军功，亦所罕见。尤可注意的是，原奏“若异日蒙特恩赏给阎敬铭顶戴，署理巡抚”云云，明明为荐贤自代，因其时胡林翼已自知不起，故有此奏，亦即同意曾国藩“办大事以找替手为第一”的说法，亲身实行。中兴名臣中，我个人最佩服胡林翼，即此谋国之忠，便非他人可及。
    胡林翼殁于是年九月，阎敬铭甫实授臬司，若如胡林翼所保，署任巡抚，究嫌进之太骤，未餍人心，故以安徽巡抚李续宜调任，因其时曾国藩正以安庆为根窝，由曾老九经营金陵，同时浙江付左宗棠，江苏付李鸿章，三路规复东南的战略方针，已经确定。湖北居长江上游，饷源、兵源所托，关系甚重，自以调湘军领导者之一的李续宜继任为宜。及至年底，李续宜以丁忧解任，调河南巡抚严树森为继，则以严亦为胡林翼所识拔，久在湖北，老于吏事，可收驾轻就熟之效。
    同治元年八月，阎敬铭调署藩司，九月丁忧回山西临晋寄寓治丧。在此一月中，他办了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清朝野史记：
    文介（阎敬铭）之署鄂藩也，胡文忠已薨，官文恭为总督，新繁严渭春中丞树森继文忠为巡抚。严公原籍渭南，盩厔李午山方伯宗寿知武昌府，皆文介乡人也，故事两司必兼督抚总营务处衔，故能节制诸将领。
    某弁者，文恭之娈童也。文恭宠之甚，令带卫队，且保其秩至副将。某居然以大将自居，恃节相之宠，势张甚，视两司蔑如也。
    一日率亲兵数人闯城外居民家，奸其处女，女哭詈不从，以刀环筑杀之而逸。其父母入城呼冤，府县皆莫敢谁何，文介闻之大怒，急上谒督署。某弁固知文介之必不赦已也，先入督署求救于文恭，文恭匿之，有顷文介已上谒，文恭辞以疾，文介称有要事必欲面陈，如中堂不可以风，即卧室就见亦无妨。
    阍者出，固拒之，文介曰：“然则中堂病必有痊时。俟其痊必当传见。吾即居此以待可耳。”命从者自舆中以襆被出。曰：“吾即以司道官厅为藩司行署矣。”卧起于官署者三日晚。
    文恭嘱司道劝之归署，必不可，文恭窘甚。以严、李两公与文介同乡，急命材官延之至，浼其为调人，而自于屏后窃听之。二公譬喻百端，文介终不屈，誓不斩某弁不还署。文恭无所为计，乃自出相见，即长跽，文介岸然仰视不为动。严公乃正色曰：“丹初亦太甚矣，中堂不惜屈体至此，公独不能稍开一面网乎？”
    文介不得已，则趋扶文恭起，与要约，立斥某弁职，令健儿解归原籍。立启行，无许片刻逗留，文恭悉允诺。乃呼某弁出，令顿首文介前谢再生恩。
    文介忽变色，叱健儿执阶下，褫其衣重杖四十，杖毕立发遣以行。事讫，始诣文恭前长揖谢罪。然文恭由是益惮敬文介，且密疏保奏，俾抚山东。文介之执法不阿，固未易及，而文恭之休休有容，不以私憾废公义，又岂能求之于今日哉。
    说官文之“休休有容”，实为溢美之词，所以“有容”者，另有一段内幕。咸丰末年，由于肃顺看不起旗人，天下督抚汉人居十之八九，总督久于任者，只有湖广的官文。胡林翼善用权术，以其夫人出面，笼络官文的宠妾，并由胡太夫人认为义女，称胡为“胡大哥”。
    胡林翼有所展布，恐厄于官文，常使其夫人先走内线，是故官文欲有所主张时，其宠妾辄谓：“你懂得什么？你的才具见识，莫非还能比得上我们胡大哥？算了吧，你不如听胡大哥的，他怎么办就怎么办，你享个现成，有什么不好？”因此，官文拱手以听，终成大功。此一段官胡交欢的故事脍炙人口，殊不知胡林翼对官文亦曾有极不满之时。薛福成《庸庵笔记》载：
    胡遘太夫人丧，赏假营葬，省中大政归官文主持。官听已革总兵樊燮之诉，奏劾左公宗棠。左为胡同学友，胡曾荐其才可大用，既被劾，胡愠不言，贻书曾文公解其狱，且荐左襄办江南军务。
    官有门丁颇为奸利，无耻者多缘以奔竞。胡所欲参劾者至此均荐居要地。府中用财奢侈，不足则提用军饷，胡积不能平。
    会户部员外郎阎公敬铭时总理粮台，胡以督府事告之。且云筹饷如此为难，而彼用如泥沙，若不举实纠参，恐误大事。阎曰：“公误矣。为朝二百年来不轻以汉人司兵，今督抚与统兵大臣满汉并用，固由气运转移，亦不分畛域之效也。湖北居天下冲，劲兵良将所萃，朝廷乌肯不以亲信大臣临之？夫劾一人使去，能保后来者必胜前人耶？而公能自劾之也。倘继之者不明远略，专己自是，则掣肘更甚，讵若今用事者中无成见，依人而行。既以使相握兵符，又隶旗籍，为朝廷倚仗，每有大事，可借其言以得请。今彼于事之大者惟公言是听，其失只在私费豪侈耳，然诚于事有济，即岁捐十万金供给之，未为失计。此等共事人求之不可得，公顾欲去之何耶？”
    胡拍案大喜曰：“吾子真经世才也，非子言吾几误矣。”遂仍与官交欢。官亦敬之终身。迨胡薨，官劾巡抚严树森去之。曾国荃巡抚湖北，又劾官去之。湖北从此多事。
    樊燮以永州镇总兵署理湖南提督时，左宗棠方在骆秉章幕，跋扈异常，外号“左都御史”，因为巡抚不过挂“右副都御史”衔，骆事事听左主张，仿佛僚属，故有此外号。有一次樊燮不知怎么惹恼了左宗棠，竟直批其颊，复以“目不识丁”劾去之。樊燮引为奇辱，回老家湖北恩施后，延名师授子读，责其子必成进士，否则即不认其为子。其后果得如愿，他这个跨灶之子，就是樊增祥。
    左宗棠与胡林翼同岁，皆生于嘉庆十七年，但一为陶澍的亲家，一为陶澍之婿。陶澍与左宗棠的遇合，已在胡林翼成为陶家女婿之后。胡林翼极推服左宗棠，则陶澍之所以赏识左宗棠，固不仅由于“春殿语从容”一联，而早由胡林翼口中，得知湘中有此奇才。至于官文劾左一奏，不知出于何人手笔，猜想是刑名好手。“一官两印”一语，洵为刀笔。解其狱者非曾国藩，乃郭嵩焘及潘祖荫。以后左以攘夺广东的地盘，对郭竟不惜恩将仇报，遂成不解的冤家。对潘则敬礼有加，左开府三秦时，知潘好金石，每以关中出土彝器，辇致京师。滂喜斋所藏金石，颇多出于左宗棠所赠。
    官文先劾左宗棠，后劾严树森、曾国荃，可知性情亦非庸懦一流，而独能优容阎敬铭如此，观上引薛文，可知其来有自。官胡失欢而复言归于好，阎敬铭调和之功，必为官文所深知，心感其人，不惜降尊纡贵。而阎敬铭之所以敢如此傲悍，亦以自知有德于官文，必不致被祸之故。这都是可想而知之事。
    同治二年四月，阎敬铭夺情起用，以山东盐运使赏加二品衔，署理山东巡抚，出于官文所保。他在山东前后四年，除治绩以外，识拔了两个人，一是丁宝桢，先任山东臬司，后调藩司，最后是阎敬铭举以自代，乃有杀安德海的快举，遂成有清一代的名臣之一。
    再有一个是张荫桓。张弃举业，报捐知县分发山东，阎敬铭延之入幕，掌文牍。其后转入丁宝桢幕府，四年之间，由知县保升至道员，分省湖北，丁宝桢赠以巨资。张荫桓有诗：“报分兼师友，深恩逮舅甥。”但无阎敬铭的识拔，不能与丁宝桢具此深厚的渊源。
    不过阎敬铭在山东，有件事做得鲁莽操切，大损清议，即黄崖教案。清人笔记载此案始末云：
    黄崖在山东肥城、长清之间，素无居人。咸丰间，江浙人避洪逆之难，流寓山左者甚众。有张积中字子中者，扬州人，其兄尝为临清州，殉难死。积中读书稍有文学，好诵佛，常以行善劝人，又略能堪舆诸术；聚徒讲学，一时从游者甚众。
    张告人言，黄崖地可避寇，即独先移家住；从之而去者，渐积至八千余家，筑砦购守具，为久居计。张尝以每月某日为众人讲书，其语不尽纯正，外间人已纷纷疑为邪教。
    会青州府首县汉军某大令，获异言异服数人，讯之，供言奉张七先生令，招军买马。而宜都县知县扬州某大令，获数人，供亦如之。乃各飞禀至省。时某相国为巡抚，得禀大惊，急欲剿办。丁公宝桢时为按察，白相国云：“张之子实在省为候补知县，观其人循谨，其父亦必非谋逆者。请令其速赴砦，招其父至省，而一面令长清县往查确实，毋遽发兵为也。”
    相国良久始许之，允予张子限五日。丁即传张子，告以将灭门状，张子伏地叩头大哭。丁曰：“无惧，可速于五日内招汝父来，则可无事。”
    张子即飞驰而往。时长清县知县陈伯平大令奉命入砦察视；而宜都县某大令之父与张有连，往力劝张，亦适在砦中，出陪陈，力言并无反状。
    坐顷，忽外间传一信至，言访得长清县来砦穷探虚实，请速杀以灭口。信为某大令之父所得，大惊，即示陈曰：“本谓其诬，今乃若此。奈何？”陈愕贻出门，则马夫已被杀矣。
    二人乃急以被缒墙而出。是时抚藩在省，待张子七日不至，已大疑，盖张子至砦哭劝张，张曰：“吾反无据。若往，是实其言也。汝辈若惧，可自往。”妻子环跪请之，不许。而长清飞禀已至省，相国复问丁，丁不能覆。乃令两司率总兵湖北人王某、记名提督湖南人王某、道员湖南人王某，率大兵往剿。
    至则砦中亦闭门严守。俄顷间，已破城而入，张举家自焚死。官兵大肆淫掠，死者万余。丁命植旗西门外，使人以令箭约城中曰：“出西门乃免。”从之而生者千余人。
    陈伯平欲救之，无策；适登州府知府豫山至；陈语之故，且教之策。豫乃于众中大呼曰：“大人命勿淫妄杀，今奈何违令！长清县知县何在？”陈即出，半跪请示；豫以令箭予之，使禁兵毋妄动。被难者由是稍得出，陈救得妇孺五六百人。
    时杀人已万余，而未得谋反实证。相国乃责三王曰：“汝辈皆言谋反是实，今奈何无据？若三日不得，则杀汝。”
    三王急，命搜得戏衣一箱，使营中七缝工稍补治之。即以此为据。由是诸在事者皆开保如剿匪例，七缝工后亦被杀以灭口。
    谈此案之前，先要做个地理上的小小考证。《嘉庆一统志》及《读史方舆纪要》，皆无黄崖之名，但有青崖山。《嘉庆一统志》记：
    在长清县南四十里，冈峦绵亘，崖谷常青，故名。有南沙河水，与七仙、白石诸泉，合流其下。宋嘉定十三年，金长清令严实，聚众结砦于此。稍西北曰五峰山，冈峦相和，泉石甚胜。
    长清与肥城，在明朝均隶济南府；泰安则为州，辖新泰、莱芜两县。入清至雍正十三年，升格为府，割兖州府东阿、平阴，济南府肥城等，改隶泰安。长清与肥城一北一南成直线。方志载：长清南距肥城七十里，肥城北距长清二十里。是即两县城之间的距离为九十里。长、肥交界之处，名为五道岭。《嘉庆一统志》载：
    五道岭在肥城县北二十里，接济南府长清县界，府志：当往来区道，旧置马驿。
    《老残游记》附录中有蒋逸雪所撰“考证”一篇，其中第五目为“太谷教”，即叙黄崖案，谓“黄崖山在山东肥城西北六十里，峰峦环拱，地势险峻”。长清与肥城的距离为九十里，则肥城西北六十里，即长清县南五十里。历来叙方位、距离，多不甚正确，“西北”及“六十里”，皆为隐约之词，但“峰峦环拱”与“冈峦绵亘”的形容相似，故可确信青崖山即黄崖山，其地在长清县南三四十里处。至于何以由青转黄，则犹待考。
    黄崖案发生在同治五年秋天，其时洪杨虽平，萑苻未靖，除了捻军在河南陈留分为两支，一支东北走为东捻，一支西南走为西捻以外，还有兰州督标兵变，奉天攻城略地。山东运河所经，曾国藩打捻军，用明末杨嗣昌“四正六隅”之策，思以静制动，以逸待劳，沿运河筑长围以防捻军。阎敬铭的责任极重，对于任何可能发生变乱，招致捻军反扑的迹象，都寄以高度的警觉，是可想而知的。
    因此，黄崖案的责任，亦不能全归诸阎敬铭，张积中实有自取其咎。尤其是所谓“聚徒讲学”，另有文章。原来张积中是大成教北派主持人，《老残游记》作者刘鹗，则为南派传人之一。其子大绅曾叙其源流云：
    泰州学派即世可传之大成教、大学教、圣人教、黄崖教等。实则我门中无论何人，均不承认此种种教名，即“泰州学派”四字，我门中人亦不承认。以本无名称，成外人强加诬枉者也。但在比较上，“泰州学派”四字，虽大小不同，犹为近理，不妨暂假，因阳明之学，传于泰州，数百年未绝，人名之为泰州学派。我宗不能谓与毫无关系。因清成、同之际，有周太谷先生者，崛起其地，集心学大成，传张石琴、李龙川两先生，先君龙川弟子也。
    阳明之学入清以梨洲学派为正宗，在明朝则以泰州学派为巨擘。手头无《明儒学案》及《阳明传习录》两书，姑就《明史》一谈泰州学派的源流。
    《明史》卷二百八十三《钱德洪传》：
    钱德洪……余姚人。王守仁自尚书归里，德洪偕数十人其学焉。四方士踵至，德洪与王畿先为疏通其大旨，而后卒业于守仁。……学者称“绪山先生”。
    同卷《王畿传》：
    王畿山阴人，弱冠举于乡，跌宕自喜，后受业王守仁……守仁征思田，留畿、德洪主书院……畿尝云：“学当致知见性而已，应事有小过不足累。”故在官弗免干请，以“不谨”斥。（按：明朝京察、大计，其目有八：贫、酷、浮躁、不及、老、病、罢、不谨。有一于此，皆当去职。“罢”者“弱不任事”之意，见《荀子》注。）畿既废，益务讲学，足迹遍东南……每讲杂以禅机，亦不自讳也。学者称“龙谿先生”。其后士之浮诞不逞者，率自名“龙谿弟子”。
    钱、王二人之比较，时论以为：“德洪彻悟不如畿，畿持循亦不如德洪。然畿竟入于禅，而德洪犹不失儒者矩矱。”援释入儒，已非阳明本意，乃其另一弟子王艮，更为驳杂不纯。《明史》卷二百八十三本传：
    泰州王艮亦受业守仁，门徒之盛，与畿相埒，学者称“心斋先生”。……艮字汝止，初名银，王守仁为更名。七岁受书乡塾，贫不能竟学。父灶丁，冬晨犯寒役于官，艮哭曰：“为人子令父至此，得为人乎？”出代父役，入定省唯谨。
    “灶丁”即制盐工人，极苦，观王艮行事，自是孝子。此人极颖异，但学问根底不足，而自视极高，遂流为狂士，读书不多。本传载：
    艮读书止《孝经》《论语》《大学》，信口谈说中理解；有客闻艮言，诧曰：“何类王中丞语？”艮乃谒守仁江西。
    按：王阳明其时任赣南巡抚，以备宁王宸濠，故称之为“王中丞”。王艮既到江西，与阳明辩论久之，大为佩服，但拜师亦曾有波折，先拜门，既而翻悔，最后才称弟子。
    及至王阳明辞官归里，王艮相随至余姚，有心倡明所学，但作风近乎招摇，王阳明大不高兴。王艮谒见时，屏拒不纳，长跪谢过，方又列入门墙。话虽如此，作风并没有改多少。《明史》本传：
    王氏弟子遍天下，率都爵位，有气势，艮以布衣抗其间，声名反出诸弟子上。然艮本狂士，往往驾师说上之，持论益高远，出入于二氏。
    “二氏”者释、道。龙谿不过杂以禅机，心斋则索性引老庄之说入儒，但这亦可能是术。因为嘉靖在西苑修炼，道教走了一步空前绝后的红运，佛教则从未如嘉靖朝那样被蔑视过。其时有一风气，即以小说戏曲讽刺现实。《西游记》中我最喜欢的一段是唐僧到车迟国，后来才知道车迟国主的宠道灭僧，即是刺的明世宗。
    泰州学派确是有的，开山鼻祖为王艮，四传至周汝登，已在万历年间，讲学皆不讳禅，“汝登更欲合儒释而会通之，辑《圣学宗传》，尽采先儒语类禅者以入。盖万历世，士大夫讲学者多类此”。是则泰州学派虽创自为王艮，而建立完整的理论体系则为周汝登。
    泰州学派至末流，竟有因果之说，去阳明之学越远，在正统派的儒家看，自是离经叛道。于是明朝最后几位大儒之一的刘宗周颇不满。《明史》卷二百五十五本传：
    越中自王守仁后，一传为王畿，再传为周汝登、陶望龄，三传为陶奭龄，皆杂于禅……宗周忧之，筑证人书院集同志讲肄。且死（作者按：顺治二年南明亡，六月潞王降，杭州失守，刘宗周在绍兴家居，闻变方食，推案恸泪，自此绝粒，复赴水不死，仍绝食，前后三十六日而死），语门人曰：“学之要，诚而已！主敬其功也。敬则诚，诚则天。良知之说，鲜有不流于禅者。”
    学者称刘宗周为“念台先生”。念台临死对门人之语，意谓：为学不诚，则讲阳明之学精义的“良知”，很难不以禅理来解释。
    重建阳明学统，虽由念台发端，而成于黄宗羲。《清史稿》卷四百九十九本传：
    宗羲之学出于蕺山（刘宗周），阐诚意慎独之说，缜密平实。尝谓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底，束书而从事于游谈。故问学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不为迂儒。必兼读史，读史不多，无以证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故上下古今，穿穴群言，自天官地志，九流百家之教，无不精研。
    观乎其言，则知讲阳明之学而杂以禅者，根底不厚，摭拾宋、明诸儒语录，及佛家语，信口游谈所致。本来参禅是最难也是最容易之事，而阳明之学，精奥微妙，有时与禅理只去一间，毫芒之辨，非学有根底者不能。如阳明谪龙场驿，穷荒无书，唯以默诵旧书作为功课，乃“忽悟格物致知，当自求诸心，不当求诸事物”，此与佛家“顿悟”之说相似。而一悟之下，“喟然叹曰：道在是矣！”若问得道何以如是之易？则引“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说以证之，大半可以接受。凡此，皆黄宗羲之所谓游谈。
    泰州学派自念台、梨洲师弟以后，不复为人所重。清朝在乾嘉以前，即阳明亦被排斥，因为康熙讲道学以程朱为正统。程朱、陆王，门户之见甚深，比较之下，陆王一派比较客观虚心，清初大儒黄宗羲、孙奇逢为南北两宗师，黄著《明儒学案》，不设程朱之学；孙奇逢著《理学宗传表》，共“十一子”，程朱皆在其内。关中李二曲，其学亦出于阳明，但教人须读二程朱子之书，躬自践履。
    至于程朱，则无不力攻陆王，贤如陆陇其，亦所不免。学程朱者易流于伪，则更以为能力诋陆王，便促卫道。助康熙讲道学的李光地、熊赐履，恰好都是利欲熏心的假道学，坚持门户为植党之计。乡试四书题限用朱注，固早有功余；康熙二十九年更明定二场命题，得用“性理五书”中的《太极图说》《通书》（按：均周敦颐著），《西铭》《正蒙》（按：均张载撰）。于是天下读书人，十年寒窗，不但要熟读朱熹之书，而且还要明了程朱之学的来龙去脉。在这样的情况下，既无人敢公然发挥阳明之学，自然更谈不到泰州学派，而况“出入二氏”，讲学近乎传教，更为朝廷所忌。
    自康熙以来，梨洲一派的阳明之学，尚且受到打击；驳杂不纯的泰州学派，自更当在防制之列。到得雍正，他对儒释道所谓“三教”的态度，正如他的为人一样，表里不一，现在从各种文献中，可以考查出他真正的态度：
    第一，对外来的宗教，一律采取拒斥的态度，尤以天主教、基督教为然。
    第二，表面尊儒，实际佞佛，喜欢用“政治和尚”，但此和尚自己不能搞政治。
    第三，表面辟道，实际上对某些道士颇有兴趣。道教的派别极多，张天师这一派是符箓派，并不吃香。雍正曾将丹鼎派的道士，秘密养在西苑。他的暴崩，很可能像明朝的“红丸案”那样，是由于服食了荷尔蒙成分极高的兴奋剂所致。乾隆即位后，有一僧一道被驱逐出京，一僧是文觉，据说他跟雍正的关系，犹如姚广孝之与明成祖，雍正之杀兄屠弟，皆出于文觉主谋。乾隆对此人深恶痛绝，罚他从北京徒步回南。一道叫王若虚，看《东华录》乾隆对他的告诫，令人想起导同治冶游的王庆祺，被假以他项罪名革职的故事，两者皆有不能认真究治，为先帝讳的难言之隐。
    到了乾隆，他什么教都不相信，但也并无太大的恶感，比较上有些讨厌道教，我想多少是因为王若虚的缘故，但却因此“祸延”张天师。自明朝以来，“太一真人”正一品的品秩，降为正五品，即出于乾隆亲裁。
    乾隆以尊儒自命，严防“异端”，当亦有政治作用在内。至乾隆三十九年有山东寿张王伦，以“清水教”作号召，袭城戕吏，凡一月而平。明年河南鹿邑白莲教事发，虽暂时压制，而以吏治不修，导致邪说横行，终于在嘉庆元年爆发为“三省教匪”的巨案，历时七年，始得肃清。
    所谓太谷教，与白莲教是否有渊源，不得而知。但既有学术作理论基础，其远比白莲教高明，则是必然的。太谷教的创始者，是安徽池州石埭人周星垣，字太谷，蒋逸雪的《老残游记考证》，说他“明阴阳奇赅，能炼气辟谷”，道光初年在扬州，从游者甚众。高弟子两人：一为李平山，字龙川，其学传刘鹗；一即张积中，字石琴。张避地入山东，定居黄崖后，泰州学派即分南北两支，北派即黄崖教。其内幕据蒋逸雪考证是如此：
    同治二年，捻军窜鲁，积中率其徒众，筑堡垒，购火器，密事防御，远近来者逾千家。
    黄崖地本偏僻，荒落少人烟。积中来后，数年成市，群呼“七先生”，且有“圣人”者。置文学房，待宾客。设武备房，讲守御。更建祭祀堂，以敬礼神圣。著《指南针》以示规范。五日一开讲，听者袒右臂。年一祭天，夜深参拜，礼节繁重，二甥女素馨、蓉裳（一说素馨为其孙媳）盛装捧剑左右侍，香雾弥漫，烛光冲天，数十里外见之，皆曰：“张圣人祭天矣。”积中精符箓术数，占风角雨候多验，党徒所布，自肥城之孝里铺，济南城内外，东阿之滑口，利津之铁门关，海丰之埕子口及安丘潍县诸处，皆辟市肆，取名泰运、泰通、泰来、泰祥、泰亨等号。千里之外，指挥使令，脉络贯通。绅民只知有张七先生，而不知有地方官吏，威望竟如此。
    语云：“庶人无罪，怀璧其罪。”张积中的威望超过地方官，则其行为非地方官所能节制，这是任何政治体制之下所不能容忍的一件事。况且从他的宗教仪式以及广设市肆，建立经济基础及情报网的情形来看，难保并无异谋，而拒绝到济南向官方去作解释，更不无情虚之嫌。是故以当时的情况来说，阎敬铭派兵剿办，也是必要的。但派出去的兵比土匪还坏，则阎敬铭不能不负责任。
    《老残游记》第九章，申子平与玙姑论道，转述黄龙子的话，即为泰州学派宗旨的演义。其言如此：
    儒释道三教，譬如三个铺子，挂了三个招牌，其实都是卖的杂货，柴米油盐都是有的。不过儒家的铺子大些，佛道的铺子小些，皆是无所不包的。
    凡道总分两层，一个叫道面子，一个叫道里子。道里子都是同的，道面子就各有分别了。如和尚剃了头，道士挽了个髻，使人一望而知，哪是和尚，哪是道士。倘若叫那和尚留了头，也挽个髻子，披件鹤氅，道士剃了发，着件袈裟，人又要颠倒呼唤起来了。难道眼耳鼻舌，不是那个用法吗？所以这道面子有分别，那道里子实是一样的。
    另有六首绝诗，亦就是强调“道面子有分别，道里子是一样的”。这六首诗是：
    曾拜瑶池九品莲，希夷授我指玄篇。
    光阴荏苒真容易，回首沧桑五百年。（其一）
    紫阳属和翠虚吟，传响空山霹雳琴。
    刹那未除人我相，天花黏满护身云。（其二）
    情天欲海足风波，渺渺无边是爱河。
    引作园中功德水，一齐都种曼陀罗。（其三）
    石破天惊一鹤飞，漫漫黑夜五更鸡。
    自从三宿空桑后，下见人间有是非。（其四）
    野马尘埃昼夜驰，五虫百卉互相吹。
    偷来鹫岭涅槃乐，换取壶公杜德机。（其五）
    菩提叶老法华新，南北同传一点灯。
    五百天童齐得乳，香花供奉小夫人。（其六）
    第一首是回忆学道之始。“九品莲”即九品莲台。第一句言拜佛，陈希夷著《指玄篇》一卷，见《宋史·艺文志》。第二句忽又言习于道家。末句“回首沧桑五百年”，则在当时回顾，拜佛学道应在明朝，此言渊源于阳明。王阳明先生于明朝成化八年，至此约四百年，“五百”乃举成数而言。
    第二首第一句，“紫阳”指朱熹；“翠虚”典出杜诗《寄刘伯华四十韵》：“翠虚枪魍魉，丹极上鹍鹏。”此诗末言修习长生：“姹女萦新裹，丹砂冷旧秤，但求椿寿永，莫虑杞天崩。”按：“姹女”即水银，《参同契》谓“海上姹女，灵而最神”云云。《参同契》这部书，亦为泰州学派必修的典籍之一。所谓“紫阳属和翠虚吟”，意谓朱子亦非纯儒，其语录中参有道家语。
    第二句“传响空山霹雳琴”就是在弄玄虚了。柳宗元《霹雳琴赞引》：“霹雳琴，零陵湘水西震余桐为之也。始枯桐生石上，一夕暴震，为火所焚，其余倒卧道上，超道人取以为琴。”所谓“传响”即指“暴震”，大概是自道有“掌心雷”等法术，可以为人祸福。
    三、四两句又是释家语了。“天花黏满护身云”即言《维摩经》中天女散花的故事。意谓儒、道亦能为释所容。
    第三首，用了两个佛经上的典，“功德水”为甘露；“曼陀罗”是梵语的音译，即白莲花，《法华经》所谓“佛说法，天雨曼陀罗华”即此。这首诗词浅而意深，意谓道家的清虚无为，与佛家的戒贪嗔爱痴，原是相通的。
    第四首第一句似指周星垣之崛起，所创泰州学派，有如“鸡鸣一声天下白”。三、四两句极可玩味，释家戒情缘，故戒定桑三宿，恐未免有情。此独云：“自从三宿定桑后，不见人间有是非。”盖只要有情，即可不论是非。就广处、高处言，是以爱感化世人，合于“泛爱众”之义；就狭处、卑处言，则不免偏私。
    第五首，“野马尘埃”之典，出于《庄子·逍遥游》首、二两句，泛言天道运行，生生不息；末句“壶公”非费长房，乃是列子之师壶丘子林，《庄子》亦载郑国神巫季咸及壶子之事。“杜德机”即出《庄子》，注曰：“杜，闭也；德机，生意也。”生意既闭，何得不死？但死如涅槃，则摆脱一切苦恼，自是一乐。佛经原有“涅槃乐”之说，糅合杂家玄语，谓“涅槃”与“白日飞升”，如同一事。
    第六首言泰州学派的渊源。涅槃则菩提叶落，法华指佛教宗派，即天台宗。首句“菩提叶老法华新”，言王艮虽逝，而有新宗派继起，指周星垣。第二句明言有南北两派。末二句不甚可解，“天童”与“小夫人”皆为佛经上的典故，前者乃太白星的化身，“小夫人”则见于《佛国记》，谓恒水上流有一国王，其小夫人生一肉胎，大夫人妒之云云。此小夫人或即指张积中。
    蒋逸雪认为《老残游记》中的申子平，即刘鹗自拟，刘的老师李晴峰，曾至京师传道。章士钊《孤桐杂记》曾记其事：
    近有人创救世新教会，以儒释道耶回五教合一为旨，募赀刊报，颇涉张皇。成立之日，愚宴于吴自堂宅，见同人多往磕头。……光绪年间，有泰州人李晴峰，云是教主，年八十余，曾有人迎至京师说教。后李化去，传者黄信，近亦死矣，而教仍有力江湖间，门户甚谨，非严介不得入。
    所谓“传者黄姓”即指黄葆年。蒋逸雪《考证》云：
    平山临殁，遗嘱有“二巳传道”之语，“二巳”指葆年与鹗也。鹗生于清文宗咸丰七年，其年为丁巳；葆年生于清宣宗道光二十五年，其年为乙巳也。然鹗学务广博，不以一端名，故语星垣之学者，多不之及云。
    王湘绮日记中，亦有关于黄崖案的记载：
    稽伯润言：阎丹初为山东巡抚，清节冠一时，而误杀张七，骈戮避乱官名数百家，实为过举。张七为张历城令之兄，历城迁临清，死于寇，以亏空受诬，七欲讼之，群官醵金为赂，致富数十万。
    当在临清时，有学某，知天象，先辞去，约三月十五必来，其日临清破，故七神之，受学焉，颇有妖言。
    此记在同治十一年十一月，稽伯润不知何许人？所谈纯属谰言。所谓“张历城令”即张积功，嘉庆二十三年举人，乃张积中之兄；咸丰四年殉难，入《清史稿·忠义传》。
    至于剿洗黄崖，主其事者实为淮军大将之一的潘鼎新。《清史稿》及《中兴将帅列传》潘传均不提此事。按：此役使阎敬铭得以“赏还二品顶戴”，自然是潘鼎新的功劳，按诸传记体裁，无不载之理，从而可知，必是讳言。但《清史列传·阎敬铭传》记载甚明：
    （同治五年）九月，肥城黄崖教匪张积中谋乱，抗不受抚；敬铭令按察使潘鼎新兼顾河防，抽防运各军亲赴肥城围剿。十日克之。
    此所谓“亲赴”，乃指潘鼎新受命，在兼顾运河防捻的原则下，抽防军队，亲赴肥城围剿。事后，阎敬铭内疚于心，坚决求去，潘鼎新则好官自为。读书与不读书，毕竟不同，于此可知。
    阎敬铭于同治六年二月开缺，八年召用为工部右侍郎，仍以疾辞。光绪三年，山西大旱，阎敬铭奉旨稽查山西赈务，其时巡抚为曾国荃。凭他的关系，致书各省劝赈，连公款计用银一千三百万两、米二百余万石，活人无算，山西为立生祠。这是曾国荃一生之中，除克复江宁外，唯一的政绩，但如无阎敬铭为之综核出入，革除积弊，不能有此效果。
    阎敬铭到山西办赈，实心任事，时人无有不知，但文廷式所撰笔记，说他曾乘机买田地无数。衡诸阎敬铭人品，似不致此，但文廷式在笔记中发誓，所记有不尽，无不实，否则如何如何（手头无此书，记大意如此），则又似可信。真相如何，唯有存疑。
    光绪八年正月，召阎为户部尚书，先辞后到任，不久即劾罢广东藩司姚觐元，湖北荆宜施道董翰，候补道杨鸿典，因“前任户部司官，声名贪劣”。咎及既往，是极少见的事，但既往尚且可咎，眼前何得不谨？阎敬铭在户部的权威，就此建立。
    户部有个不为外人所知，而极重要的部门，叫作“北档房”：国家岁入岁出，到底几何，只有北档房知道。从有户部以来，从无汉司官入北档房者，亦从无汉堂官能过问者。但至阎敬铭到任，北档房不能不为他开放。他生平有三大愿，第一愿是部库积银千万，此愿于光绪十五年达成。翁同龢是年十二月十六日记：
    银库今日封闭，共银一千二十七万九千四十两零，各项统在内，惜阎相不及待也。
    惜他“不及待”，即已不能亲见大愿之遂。阎敬铭先长户部，后以大学士管户部，先后历时八年，终于积银千万。其理财之法，不外开源节流，而节流尤重于开源。当时财政上一大漏洞，即为各省带兵大员，侵冒军饷，所以阎敬铭对此全力以赴。光绪十年二月，针对新疆的情况，疏陈之事，凡研究近代史，特别是经济史者，不可不知：
    一曰定额饷。略言甘肃、新疆抅乱，攻剿之师，另拨月饷；额饷久已停解。今西路渐就肃清，应照左宗棠奏案，每年调拨的款三百数十万金，合之本处岁入留抵之款，已在四百万两上下。嗣后不准再向商借，亦不得率请部储。
    一曰定兵额。略言全疆兵勇，数逾五万，较成平额兵四万之数，已多一万有奇，力分于将多，财匮于兵众。臣等窃以为新疆既改设州县，时势变迁，乌鲁木齐、巴里坤、古城、库尔喀喇、乌苏等处，宜归并伊犁，即以伊犁将军专辖旗兵，如内地驻防之例。应令刘锦棠等通盘筹划，就额饷数目，酌留兵勇，应并者速并，应裁者速裁，合南北路满蒙汉兵勇，总不复逾旧额四万之数。
    见在防营无事，口分尚给行粮；若有事之时，加饷则款越难筹，不加则何以示劝？臣等拟仿成法量为变通，暂以二万人为勇，改行粮为坐粮。出征外域，始照行粮支给。再于客勇之愿留关外者，选精壮万数千人，规复制兵，照士勇章程支给。其驻防及台站，卡伦各项官兵口分，有较士勇少者，无庸议增，以节饷项。
    一曰事权。略言调拨额饷，今议汇总发给，必须得人，总会其成；俾各营章程划一，解到之款，专归一处，分拨各军。各路差员，尽可裁撤，以裕兵食敬。

 有土斯有财

    有土斯有财
    以上所陈之事，虽皆针对新疆而言，实为阎敬铭整理财政的原则，对于巩固中央政权，贯彻政令的关系极大。咸同以后督抚权重的主要原因是，平洪杨、平捻军，不但要靠督抚打仗，而且要靠地方自行筹饷，有土斯有财，所以抱的是地盘主义。左、李不和，是为了地盘，左宗棠对郭嵩焘恩将仇报，亦是为了地盘。
    不过，饷虽自筹，仍是公款，在用兵之时，需款孔亟，不管哪里的钱，拿来用了再说，朝廷极少查问。及至军务告终，总要报一笔账，曾国藩当时最担心的，就是这件事。同治元、二年，李鸿章克苏州，左宗棠克杭州，曾国荃进围金陵，大功告成，迟早间事。兵部、户部的书办，曾集资两万两银子，雇书手、购纸笔，预备包办平定洪杨军事的报销，预备搞它几百万银子的好处。
    这个报销要一办起来，不但挥霍冒饷有名的将领不得了，即令比较清廉的带兵大员，如丁宝桢等，也会头痛。用兵十余年，牵涉七八省的一笔烂账，不是三两年可以查得清楚的，到时候羽书络绎，往来奏驳，无非斤斤计较。就算查清楚了，将领有冒滥情事，是要他赔，还是治罪？说起来都是功臣，办一个便足以影响全盘士气，到得军心涣散，悔之晚矣。这种于朝廷并无好处，徒然为胥吏制造敲诈勒索的事，绝不能做，所以保守派的领袖倭仁上一奏折，主张免办报销。恭王表示同意，两宫亦无话说。当时曾国藩曾向人说：都中气象甚恶，唯免办报销一事，看来气数未尽，差可安慰（大意如此）。
    这几句话中隐含着一个非常严重，幸而未发的祸机。如果真要办报销，而湘、淮军将领无法交账，极可能发生全面的兵变，倾覆了刚由汉人扶住的满洲皇朝。
    不过，这件德政留下了一个后遗症，即督抚自行筹款，不但事前易于邀准，事后稽核，亦每流于宽大。因为如此，督抚不管用兵，或者举办其他事业，只要有办法，尽管去筹，事后的报销，不必过虑。存此想法者，尤以左宗棠为然。
    左宗棠西征，纳胡雪岩之策，借用洋债，得成大功，但付出的代价亦不小。借洋债不比向百姓征敛，有借有还，连日子都错不得，还款来源是各省协饷及洋关（海关）收入，也是国家的支出。在左宗棠用兵时，不能不让他借，因为要打仗就得“足兵”，要打胜仗更得“足食”，为了这个理由，朝廷无法驳他。阎敬铭看出问题的症结，兵多兵少，对防务的影响并不大。以新疆地区的辽阔，说要多养几万兵，可以举得出几十个理由。所以首从“定额饷”着手，每年给你四百万，不准借债，亦不得额外请定款。首先要设下此一限制，才能着手整顿。
    以下两事，才是整顿的具体办法。“定兵额”的主旨在精简机构，裁汰冗滥，取消包括于“行程”中的作战加给。所谓“力分于将多，财匮于兵众”，真是洞悉时弊、鞭辟入里的名言。而平时支领作战加给的行粮，战时又何以激励士气？所谓“若有事之时，加饷则款越难筹，不加则何以示劝”，亦确是出于经验的老谋深算。
    “一事权”为剔除中饱最有效的手段。关于这一层，刘锦棠以统筹全局，务使勇有确数、饷有的款为言。阎敬铭后来另有一疏，所论更为透彻：
    臣部前奏，请留兵勇四万，计应裁去一万余人。论者必以散勇无业为虑。岂知正供有限，断不能举天下无业之辈，成仰给于度支。况勇营半系空名，多非实数；总在该大臣确查勇数，核实归并，自无弃人，即勇无浮冒，遣散亦不为无法。夫汰弱留强，合全疆满蒙汉兵勇以四万人为额，不准将弁空名冒领，则有确数矣；旧饷悉停，新定额饷以三百数十万两为断，俾各省关专顾新饷，则有的款矣。
    疏中对将领营官“吃空”的情形，不好意思多说。当时贪冒的手法分两种，除吃空以外，另有打折扣的办法。一年十二个月，能发到“九关”已是很体恤的长官了。所谓“九关”者，发饷谓之“关饷”，九个月，亦即打了个七五折。
    话再说回来，阎敬铭当时之所以能入枢，除了借重他的度支长才以外，更有一因是他那种裁抑骄兵悍将的态度与手法，令人激赏。翁同龢很佩服阎敬铭，也从他那里学了些东西。可惜本性不是掌度支的人，才具又不足，以后限制李鸿章扩张北洋势力，即用阎敬铭对付刘锦棠“空饷额”的办法，奏准不准再添一枪一炮，后来为同情北洋者，资以为甲午战败的口实。又，翁同龢深恨张之洞挥霍，一味用阎敬铭的“驳”字诀。张之洞的花样最多，奏请举办一事业，往往开头准了，到中途，看他花得太多，于是不论请部款，或是借外债，一律不准。为德不卒，就会变成“半吊子”，张之洞自道翁同龢倾陷其置于死地，由此过激之语，可以想见他有所兴作，而经费不继，吊在半空中不上不下的痛苦。
    我们现在谈节约、谈整饬风气，阎敬铭的轶事，很可以提出来谈谈。翁同龢日记，光绪十一年正月初二：
    今年新例：户部出赀，京兆送信，约定九卿翰詹同集安徽会馆团拜，彼此不再投刺，以省繁文，主之者阎公也。
    又十二年九月十六：
    祝阎相七十赐寿，客皆不见，余亦未送礼，从其俭素之志也。
    阎敬铭的“俭素”是有名的，因此，他最欣赏的“二李”，亦以俭闻名。二李者，李嘉乐，河南光州人，同治二年癸亥进士，官至江西藩司；李用清，字澄斋，号菊圃，山西平定州人，同治四年乙丑进士，官至陕西藩司，同时于光绪十四年三月为巡抚所劾而去职。
    阎敬铭其时方在假中，上疏谓陕赣两抚劾二李皆妄，奉旨申斥。二李被劾的真正原因，可以想象得之。其时颐和园将成，翌年大婚，宫中有所需索，二李管藩库，力持不可。巡抚自然只有劾之去职，才能动用库帑报销。
    二李之俭，号称“天下俭”“一国俭”。清人笔记载：
    “天下俭”者为李公用清，相传其自原籍起复入京时，徒步三千余里，未雇一车骑。都下闻者成大惊怪。
    官云南巡抚时，日坐堂上理事，夫人即坐其旁小室中，将产时不雇接生媪，既产遂毙，公之仆怜之，为市棺稍美，公以为费，令易薄者。已而子亦死，仆更为市小棺。公叱曰安用是？乃启夫人棺纳之云。
    “一国俭”者为李公嘉乐，其为江西布政使也，常呼剃发者，剃毕与以二十文，已而忽问其仆曰：吾与此人二十文亦得意否？仆曰：外间剃发一次亦须四十文，今为大人剃头乃才二十文，殊不满所望，已垫付数十文使去矣。公怒曰：吾家中剃发才须十二文，今与二十文已大过，汝乃更私增之乎，嗣后吾不须彼矣。盖公夫人亦能供待诏之役，不假他人手也。
    后某公将入都，群谋赆之，公独曰：某公京朝官，吾辈何宜如是？事遂已。后某公至津，一日忽出银票一纸，凡千金，遍觅其取银之肆不得，托人询之，人视之乃不著名之小银号也。人问所从来，曰李某所赠也。人始知李虽阳却，阴实赠之，且厚于他人云。
    如所记，则李嘉乐的人品不足道，而李用清虽为李慈铭所轻，而实有大可敬重者在，敬为表扬。
    翁同龢日记，同治七年三月二十四：
    见李菊圃（用清），目光炯炯，他日当贵，笔下亦佳。
    按：李用清为翰林。李慈铭谓其“文字拙陋，一无才能”。今观翁记，殊不然。又十一年三月五日记：
    李菊圃来，谈读书之法，实体之于身乃为有用，徒读经济书者以为有用者，末也。菊圃近来笃志理学，甚有识力，不得仅以文士目之矣。
    是则李用清本有“文士”之目。至于才能，此时未显，亦非李慈铭所能知。《清史稿》卷四百五十二本传：
    李用清，字澄斋，山西平定州人。同治四年进士，改庶吉士，出大学士倭仁门。散馆授编修，安贫厉节，日研四子书、朱子、小学。旁稽掌故，于物力丰瘠，尤所留意。大婚礼成，加侍读衔。十二年，丁父忧，徒步扶榇返葬。服阕入都，仍课生徒自给。
    其时倭仁以大学士掌院，李用清为其门生。倭仁的门生大多为真道学，徐桐的门生则多为假道学，介乎倭、徐之间为崇绮。
    光绪三年，记名御史。会山西奇荒，巡抚曾国荃，钦差大臣阎敬铭，奏调用清襄赈务，骑一驴周历全境，无间寒暑。一仆荷装从。凡灾情轻重，食粮转输要道，悉纪之册。深穷病源，以为晋省罂粟花田，弥望无际，必改花田而种五谷，然后生聚有期，元气可复。上书国荃详论之。国荃疑晋新荒，禁烟效缓，且全国未禁，徒敛怨，说竟不行。赈竣，却保奖。
    由此可见，山西办赈，成效特著，李用清实有大功。请禁罂粟，“说竟不行”，传有误。光绪四年三月，阎敬铭与曾国荃会奏，“申明栽种罂粟旧禁”，其说已行。
    还京，传补御史，引见有日矣。法越事萌芽，张树声以广西边防奏调。树声督两广，复调广东，任海防厘榷，洗手奉职。七年，授惠州知府。境故多盗，喜博喜私斗，用清推诚化之，俗乃稍革。
    八年，迁贵州贵西道。明年超擢布政使、署巡抚。实仓储、兴农利，裁冗员、劾缺额之提镇、擒粤军莫梦弼等宽诸法。巡阅所至，召士子讲说经传，将吏环听，相与动容。黔地土瘠，多种罂粟，畅行湘鄂赣粤诸省。用清奏陈禁种之法，分区限年，时自出巡，刈铲烟苗。言者疑其操之过急，十一年秋，有旨来京候简，召对，犹痛陈罂粟疚国殃民状，冀可挽回万一。
    李用清于光绪十二年三月署理巡抚，其间因禁种罂粟，几致激起民变，李慈铭颇致讥评。十一年六月十三日记：
    李用清，山西平定州人，己丑翰林。文字拙陋，一无才能，惟耐苦，恶衣食，捷足善走，盖生长僻县，世为农氓，本不知有人世甘美享用也。而都中如李鸿藻、崇绮、张之洞等，皆力延誉之，以为圣人复出，其实尺八馁、捷足鬼之流，在《宣和遗事》中亦为劣驷，本非圣门所尚也。张树声素附名士为捷径，及任桂抚，遂奏请差委。用清实热中，日望得朝官清要，不乐赴广西。
    既奉旨发往，过天津，乞合肥为疏留，合肥不许，乃赴桂；而树声已移抚广东，旋督两广，皆携之幕府，荐刈日至，遂擢惠州知府，不二年，骤至广州布政使，署巡抚。所至惟禁酒食宴会，以敝衣率僚友，而力禁种罂粟，操之过急，吏掾为奸，激成民变，用清大惧，急告谕乃准种烟。时先已下檄，将出阅兵，竟不敢往，再改期。布政使曾纪泽强之，不得已而行，复出示言此行惟阅伍，非查办民变事，黔人大哗。御史汪鉴列款纠之，且言其清操不足取，犹之马不食脂，生性然也，都下以为笑柄。旋谕令开缺来京。
    按：曾纪泽之“泽”为笔误，当作曾纪凤。此人是湖南的一个秀才，在骆秉章和刘长佑营中司笔札，以军功起家，久在贵州，地方情形极熟。李用清当藩司时，他是臬司，亦是理学中人。
    其时李用清署理贵州巡抚已一年有余，本可真除，只以汪鉴一奏，竟而开缺。李慈铭述汪鉴之言，幸灾乐祸之情，溢于词表，试问居官“清操不足取”，何者可取？是则立论不但褊狭，而且乖谬。
    旋命署陕西布政使，荒燹之后，休养生息，仍严烟禁。十四年复命来京候简，遂以疾归，主讲晋阳书院，凡十年。
    李用清能坚持原则，不以禁烟曾招致宦途蹉跌而遂改初衷，这便是真理学。虽严烟禁，而休养生息，以裕民生，这便是真能了事的好官。李用清的政绩及品格，本传有扼要的记录：
    用清严于自治，勇于奉公，藩黔时，库储六万，年余存十六万，陕库三十万，再期六十万余矣。所至尤措意桑棉织组，尝浚三源县龙渠，溉田千余亩。俸入不以自润，于黔以购粟六千石，于陕购万石，备不虞。郑州河决，捐工需二万两。
    按：各省藩库，皆有最低的现银储备额，庶几一遇紧急情况，可以立即动用。贵州为最小最贫之行省，故库储只得六万；陕西亦为瘠省，额存三十万，两年积至六十余万，多出一倍有奇。则慈禧有所需索，不必摊派，即可满足要求。在巡抚看，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大概李用清执意不可，巡抚乃不得不劾而去之。否则，藩库的钥匙在李用清手里，巡抚总不能派中军带抚标去“劫”藩库。李用清、李嘉乐必是都以此故去职。翁同龢日记谓：“两李皆贤者，而不容于时，何也？”此自问之词，实寓有无限感慨。
    藩库能积银六十余万，足以反映陕西当时的民生，较前为裕，税收增加。三源即三原；措意棉桑、开渠溉田，以此二事责牧令，自是根本。俸入不以自润，购粮备荒，则其清廉可知；而非刻苦不足以廉，则李用清的“天下俭”雅号，不当解释为天下第一俭人，实是其俭可为天下官员法。又，山西唯一晋阳书院，李用清主讲至十年之久，足征学有根底，非李慈铭所能轻诋。
    李用清殁于光绪二十四年，本传谓：“子贵阳，扶柩归，以殁殇。”则足有孝子。以李之刻苦，恶衣恶食，乃能养成孝子，视徐承煜之于徐桐，不啻人畜之分。故可确信李用清为真道学。凡真道学，其人格必能化人，而感受最真切者，即为家人。远如东林诸贤，其“孤儿”皆卓然有成；近则康熙朝的理学名臣汤斌、陆陇其，子孙皆能不堕家声。
    阎敬铭初奉召长户部时，恩遇一时无两，慈禧由极端欣赏至极端厌恶，此一过程，可视之为清祚不永的预告。易言之，就是说明了清祚何以不永的原因。兹就《春冰室野乘》所记，加以注释，以明始末：
    辛巳冬，与南皮张文达同被召，命长户部，知遇之隆，一时无两。癸未春，奏结云南报销案，公与枢臣同入见，奏对三时许。太后以某事问恭王，王奏曰：“此事丹翁知之最悉，太后可问彼。”后顾公亦曰：“丹翁以为何如？”公闻命，皇悚万状，亟免冠叩首，众皆不喻其故。后徐悟，微笑曰：“汝以吾误称汝字耶？吾敬汝德望，在宫中语及汝未尝不以字也。”一时闻者以为异数。
    按：清朝奏对的礼制极严，臣下在御前称他人，不管名位如何，皆直呼其名，或者上加衔名。所以恭王对慈禧的奏对，应是“此事阎敬铭知之最悉”。称“丹翁”者，阎敬铭字丹初，私下的称谓，在御前随便出口，正见得恭王以懿亲执政，对慈禧久已忘其为臣之道。此亦缘两宫初垂帘，一则未谙体制，再则为示笼络，对恭王虽在殿庭，亦每用家人之礼。相传恭王入见时，慈禧每谓太监：“给六爷茶！”茶碗即置于御案，恭王旁立奏对，间或饮用。一次，慈禧偶忘作此语，恭王亦忘其所以，语久口渴，举碗欲饮时，发现茶碗是御用的明黄色，方始眢悟，急又置回原处，慈禧已有愠色。宠臣重臣，骄蹇疏慢，每为取败之由，恭王之被逐，由此漫云“丹翁”可见征兆。
    至于君上称臣下，除非授读的师傅，一般亦多直呼其名。顺治朝方玄成入侍讲幄，世祖称其别号“楼冈”而不名，一时以为异数。如慈禧之亦称阎敬铭为“丹翁”，虽为偶尔失检，实为奇事，无怪阎敬铭震慄失次。
    “云南报销案”为南北之争中一大公案，王文韶因此罢官。
    光绪三年九月，李鸿藻丁忧，应补军机大臣一员，以南北各一之例，应补一北人，阎敬铭即为理想的人选。但沈桂芬于次年二月，援引其在浙江乡试主考取中的门生王文韶入枢，由此至光绪六年除夕，沈桂芬病殁，南派势力大张，沈桂芬好揽权而气量小，颇为北派所不满。于是集矢于王文韶，乃有所谓“云南报销案”，发难者御史洪良品，湖北黄冈人。继之者陈启泰，湖南长沙人，皆洪钧一榜的翰林，阎敬铭之子阎乃兟亦此一榜。
    阎敬铭是年五月未到任前，由王文韶署理户部尚书。阎既到任，大肆整顿，司官已外放而在部有劣迹者，亦不放过。则王文韶之被劾，由阎乃兟的同年来发动，其间蛛丝马迹，颇可玩味。或者阎敬铭欲借此整饬户部风气，而北派正要打击南派，彼此合作，乃掀起此一巨案。《清史列传》卷六十四《王文韶传》：
    御史洪良品上疏言，枢臣舞弊，请旨罢斥，以弭天变。略谓云南报销，户部索贿十三万，嗣以八万了事。景廉、王文韶均受巨万。
    奉旨：“览奏殊深诧异。事为朝廷体制，重臣名节所关，谅洪良品不敢以无据之词，率行入奏。着派惇亲王、翁同龢饬传该御史，详加询问，务得确实凭据，即行覆奏。”
    惇亲王等奏：“据该御史称，此等诡秘之事，岂有令御史闻知之理？士大夫商贾，万口一词，不能指定何人。”得旨：“仍着麟书、潘祖荫将此案彻底根究，务期水落石出，以成信谳。”
    给事中邓承修奏，略谓“枢臣被劾无据，事实有因，被参之王文韶未解枢柄，应请先行罢斥，使朋比者失其护符，讯办者无所顾忌”。
    寻麟书等奏：“查明大员接受外官私信，请敕呈录，并将疏纵案犯之司员，请旨先行交部议处。仍令沿途催要证，迅即赴案。”
    奉上谕：“麟书、潘祖荫奏：云南报销一案，现经据户部书吏张瀛供称，潘英章来京找伊办理报销，并许给银两，伊等各得受笔墨费多寡不等。崔尊彝、潘英章来京办理报销，是否系该督抚所委？该员等所赍银两究系支用何款？是否库款？抑系军饷盈余？请饬查明等语。着刘长佑、岑毓英、杜典联将以上各节，迅速确实覆奏，不得稍涉讳饰。”
    邓承修，广东人，有名的清流，素与张佩纶等接近，他之参与，即为北派展开攻击的信号。翁同龢光绪八年十月二十二日日记：
    王文韶以云南报销被劾，再请开缺养亲，不准，已陈谢折矣，而张佩纶连劾之，并有前席之对，遂优旨准其告养。
    此攻击之迹，殊为明显。慈禧对王文韶的印象并不坏，而且贿款总数亦不过八万，即使王文韶一个人独吞，在她看来亦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所以先派惇亲王及翁同龢彻查，原意惇王疏略，翁同龢亦为南派首脑之一，此事可以由大化小，由小化无。哪知惇王执意主严办，自然是有了先入之言。翁同龢九年五月二十一日记：
    召见询问云南报销案，惇邸意在从重，龢曰：“臣等依律拟定，岂能畸轻畸重，若再从重，将杀二人乎？此不足惜，特不枉法？如此枉法，将何以处之？”慈谕曰：“我亦无意加重，但须按律耳。”又吏部奏云南报销处，谕曰：“此案别人无可惜，惟景廉当差无误。”
    遂定如吏议，而景廉仍留军机，王文韶等实降二级。
    王文韶于光绪八年十一月退出军机，此时如果以阎敬铭接补，则南北之争，当可告一段落，不意工部尚书翁同龢、刑部尚书潘祖荫，联翩入枢。南派去一来二，北派自然不能甘服。而翁、潘得值军机，则无疑出于恭亲王的支持。恭王与宝鋆为可以脱略形迹，彼此戏侮的密友，而宝鋆又一向亲南派。至于景廉与王文韶同案被劾，自然亦站在南派这一面，因此李鸿藻在军机成了孤立之势。于是而有光绪十年三月，全枢尽罢的大政潮，注定了爱新觉罗皇朝必亡的命运。
    我在想，当时恭王如果在翁、潘二人中只用其一，北派也还咽得下那口气。去一用二，南袒的痕迹太显。恰好惇王与恭王因王文韶案，手足参商。而惇王寂处太久，适有用世之志，于是恭王在宫中亦成孤立，乃造成孙毓汶得以尽翻全局的机会。政治上分派系，各不相下之害如此！可不惧哉？
    《春冰室野乘》又记：
    光绪甲申，法越事亟，北宁失守；慈圣下手诏，责枢臣襄赞无力，尽退恭忠亲王以下诸公，而以礼亲王世铎，及文介、张文达、额勒和布诸公代之。时高阳李文正以协办大学士降调侍郎，协揆一缺，应由吏部具题请旨。先一日召枢臣面议，文介力保文达及徐荫轩相国。慈圣犹豫久之曰：“用他们不如用你！”文介亟顿首谢，不允。次日枚卜之命遂下。
    按：协办大学士照例以吏部尚书推升。李鸿藻于光绪八年正月，由兵尚改吏尚，即因前一年六月由兵尚升协办，于规制微有不合之故。此时降为侍郎，汉缺协办，阎敬铭、张之万、徐桐等三人，皆有资格升补。阎保张、徐，而慈禧仍用阎敬铭，确是不次拔擢，因为阎敬铭除科名较早（阎道光二十五年、张二十七年、徐三十年）以外，资历不逮张、徐远甚。阎于光绪十年五月补协办后，次年七月左宗棠病殁，汉缺汉补，顺理成章地升任为东阁大学士，自复起至大拜，不过三年而已。
    《春冰室野乘》又记：
    文介既得政，忽失慈眷，此中盖有秘密之关系。论者举谓慈圣方兴三海颐和园之役，而文介靳不与款，以此恶而逐之者，犹是皮相之论也。初文介极敬戚畹某上公之清节，某上公亦极意交欢文介。文介遂力请以某上公为满尚书，冀收和衷共济之益。某上公既为尚书，则又进福文慎锟于文介。文介亦器其材，奏为户部侍郎以自副。某上公与文慎既同得志，朋比而倾文介，所以齮龁者备至。文介遂以此积失慈眷，不得不求去矣。
    初以久疾请解机务，专办部事，疏上遽得请。都下皆骇然莫喻其故。然此时文介虽筅部，而权力已大逊，为尚书时故常请假不至署。
    按：“某上公”指崇绮，蒙古人。此人一生的经历甚奇，波折极大。少为贵公子，其父为文华殿大学士赛尚阿，洪杨起事，文宗命赛尚阿为钦差大臣，往广西督师。临行赐“遏必隆刀”，并发库帑二百万两。在此以前，清朝凡有大征伐，军费皆出自库帑，这是最后一笔。在此以后，军费皆由带兵大员在地方自筹，或由未受兵灾省分济助，名为“协饷”。因此统兵必兼督抚，以“有土斯有财”之故而养兵自重，把持地盘的藩镇观念复起。此为近代军阀的起源，特识一笔于此。
    遏必隆是开国功臣额尔都的儿子，顺治十八年与鳌拜等同受末命为辅政大臣。他的孙子叫讷亲，乾隆初年袭封一等果毅公，官至保和殿大学士。受命征金川时，乾隆赐以其祖遏必隆的宝刀，后以治军乖张退缩，老师糜饷，即用遏必隆刀斩于军前。咸丰以遏必隆刀赐赛尚阿，是警告他勿步讷亲的后尘，结果还是丧师失律，不过不曾像讷亲那样，授首于遏必隆刀下，逮至京师，定死罪改轻为充军。
    这时的崇绮，已是工部主事，也连带革了职，日子很难过。哪知到了同治四年，居然中了状元。数年以后，他的女儿又被立为皇后。家声复振，崇绮以状元而为后父，成了身份非常特殊的贵人。
    及至同治“出天花”而崩，皇后吞金以殉，崇绮便又倒霉了。光绪四年由吏部侍郎外放为吉林将军，后来调热河，调盛京，等于充军在关外，所以到光绪九年，以病乞休，闲废在家。此时以阎敬铭的力保，得以复起为户部尚书。
    为崇绮所援引的福锟是宗室，康熙的太子胤礽之后，咸丰九年的翰林。此人后来在慈禧面前很红，而实得力于由内务府而交通宫禁。此时慈禧为了修颐和园，已颇厌阎敬铭固执不受商量，所谓“某上公与文慎既同得志，朋比而倾文介”，乃是内务府在慈禧指使之下所策动。崇绮唯恐不当后意，福锟庸弱无用，攻去阎敬铭，对户部就易于操纵了。
    阎敬铭于光绪十二年九月二十七，自请罢直军机，以大学士专管户部。此时户部满汉两尚书，已是福锟与翁同龢。福锟还有内务府的差使，不常到部，由翁同龢当家，所以翁与阎常打交道。其日记中所记阎敬铭谢疾以归前两年的情事，颇可玩昧，录数则如下：
    阎公为洋药税厘又与合肥大龃龉也。（光，一二，十，五。）
    访阎相，面目瘦，自云血枯，其实谈次尚有精神，殆称疾也。又函询病，则称肝痛几死，筹款束手莫展云云，意盖不足于我也。（光，一三，八，一六。）
    阎公论河务，以为汴西古有河道，不知今日淮水非古淮矣，何愦愦也。（光，一三，八，二四。）
    致函阎相，劝其强起，复书称病，其志坚矣，可憾也。（光，一三，一二，一二。）
    访阎相长谈，彼真读书谈道君子人也。（光，一三，一二，二九。）
    邀阎成叔（乃兟）来，力劝乃翁毋遽退，支此难局。（光，一四，三，四。）
    访阎相，谈三大愿不遂，激昂殊甚。三愿者，内库积银千万，京师尽换制钱，天下钱粮征足也。又谈山东陈团事，娓娓可听。陈团者，略如苗练，彼以数语释其兵权，今其人署川北镇矣。（光，一四，四，四。）
    太和门灾。访阎相，此老独居深念，谈时事涕泗横流，吾滋愧矣。（光，一四，一二，一八。）
    阎成叔辞行，云丹相已赴新居，余曰：“相公一骡去，余能匹马追。”乃告尚未行，遂约野服一访，长谈一时犹未畅，惜谈过即忘耳。贤人去国，余心怏怏。（光，一五，四，二。）
    所谓“洋药”即鸦片；“税”者关税；“厘”者转口分销内地的厘金，为当时国家岁入的大宗款项。李鸿章既要办海军，又要修颐和园，对这笔款子，争得很厉害。
    慈禧提用海军经费修颐和园，官方档案，不载其事；私人笔记、函札，又皆讳言。因此，不仅用费若干并无确考，其经过情形，亦多不明了。如《春冰室野乘》算是相当不错的一部野史，作者李岳瑞，光绪九年翰林，散馆改授工部主事，阎敬铭由红而黑的一段经历，正在由庶吉士改部曹之时，见闻应较真切，而谈祟绮与福锟合力倾陷阎敬铭一节，竟不知此为内务府与李莲英等承慈禧之旨，有意排斥。
    阎敬铭之自愿解军机之任，而专管户部，此在有清一代为绝无仅有之事。因为大学士值军机，始为真宰相，权要之地，巴结还来不及，何竟有如此淡泊之人？须知阎敬铭的本意，在以超然的地位，监督部款的用途。
    光绪十二年这一年，关于海军的建设，已有了一个初步的基础，在慈禧及其左右佞幸看，公事已可交代，此后就该大兴土木，以备皇太后下年撤帘归政后，颐养天年。此故阎敬铭的用心，在慈禧的想法，竟是有意作对。
    清朝的家法，是太后一过五十，大致都要替她修个园子，算作她私人的别墅，作为皇帝孝亲酬恩的表示。以慈禧之有功于社稷，宜有此举，平心而论，实非过分。但大修颐和园，则是始料不及此，最初的计议，只是修西苑三海。西苑之西的蚕池口，有一座康熙年间所修的大教堂，钟楼高耸，俯瞰禁苑，慈禧非常讨厌，责成李鸿章与法国公使交涉。当时各国对华外交的态度与手腕，各具特色，英国阴柔，美国热心，日本奸巧，俄国翻覆，而法国是蛮横。所以李鸿章这个移教堂的交涉办得很伤脑筋。
    后来有个洋人毛遂自荐，说这个交涉不必跟法国办，要到罗马跟教廷去商量，只要教皇批准，可以不理法国政府。李鸿章采纳此议，派他到罗马去接洽。中国政府开出来的条件，不但合理，而且优厚，拨地，负担迁地费用，迁建工作尽量予以方便。教廷欣然同意，于是蚕池口的教堂，迁到了西什库。慈禧对李鸿章的这个交涉，深为满意，此亦为以后益见信任的一大原因。
    此时，来当猫脚爪的崇绮，气走阎敬铭，“功成身退”；福锟则早于光绪十年夏天，即由户部侍郎升调工部尚书，与翁同龢做伴。阎敬铭、崇绮双双迁改，翁同龢、福锟原封不动由工部移户部。这是光绪十一年十一月间之事。
    福锟不必说，用翁同龢的原因是：第一，身为帝师，在慈禧看是“自己人”，凡事好商量；第二，君子可欺其以方；第三，性情比较平和；第四，多少也有些用他对付李鸿章、张之洞的意思。我相信调翁长户部，必出于醇王的保荐；醇王对翁同龢的态度，犹如民间望子成龙的富翁，必然敬礼西席。而翁同龢先恃恭王，恭王失势，必更靠紧醇王，亦是必然之理。
    其时清流虽已风流云散，但老一辈的翰林中，犹有诤臣。兵部侍郎黄体芳看出醇王办海军别有用心，而李鸿章迟早会被利用，所以光绪十一年年底，奏请开去李鸿章会办海军差使。慈禧大怒，以迹近乱政，交部议处，结果是降二级调用。正二品的兵部侍郎，变成正三品的通政使。这个缺在明朝是机要之地，因为总司章奏出纳，只要稍微动点手脚，就可以使政策改观。赵文华就是盘踞此地，以为严嵩的羽翼而大见亲信。但到了清朝，政柄由内阁移向军机，这个衙门就成了赘疣了。
    阎敬铭之不能安于位，醇王的关系亦很大。醇王以武略自命，而所管神机营腐败不堪，犹一味以笼络为驾驭，阎敬铭几次想裁神机营的饷，自然为醇王所恶。同时，阎敬铭理财主保守，即除弊重于兴利。观《清史列传》本传所记可知：
    时朝议整顿钱法，拟先令直隶、江苏各督抚，添购机器，制造制钱。（光绪十二年）十一月，敬铭奏言：机器制造钱文，工本过巨，京局开炉，恐滋市廛疑虑，请于滨临江海各省，应解京饷内酌易制钱，解在天津备用。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懿旨：该堂官不能仰体朝廷裕国便民之意，饰词延宕，着交部严加议处。
    寻议上，钦奉懿旨加恩，改为革职留任。敬铭自任户部尚书后，凡议覆陕西、甘肃、关内外，伊犁、乌鲁木齐、古城收支军饷俸饷，及防勇口粮杂支章程，与各省制造善后等局经费，有裁减者、有删除者、有归并者、有酌定额数者、有停止部垫者、有复额饷而符旧制者，无不力求撙节，以裕饷源。或各省藩司督催交代不力，委解饷项迟延，均请旨议处，以为通用徇隐者戒。
    由上引的论述，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阎敬铭理财的长处与缺点，在裁汰浮冒的节流工作上，斤斤较量，真是实心为国，但对开创性的改革，持高度怀疑的态度，过于保守，是其所短。《清史稿·食货志》论钱法：
    光绪九年，复减为二钱六分。时孝钦显皇后锐意复制，下廷臣议；以滇铜运不如额，姑市注铜交机器局试铸。户部奏称机器局铸钱并京局开炉之不便，懿旨罪其委卸。
    此即指阎敬铭反对机器铸钱一事。而议处的上谕中，特为标明奉懿旨，即因慈禧“锐意复制”之故。慈禧听政，除了有关其私人利益之事以外，大致皆能虚衷以听，择善而从，如康熙的作风，较之胡乱出主意，反觉高明。因此，在同光中兴时期，有好善政及改革，却很难指出某一制度或措施出于慈禧的主张，唯独整顿制钱，是慈禧“锐意”要做的一件事。所谓“复制”是复何制度？要明白这一点，笔者先介绍一段文章，对清朝复杂多变的钱法，有简要叙述，读者易于得一概念：
    我国自来以铜钱为本位货币，清初命户部设宝泉局，工部设宝源局，各直省设铸钱之局，划一其轻重大小。自官吏之俸给，以迄纳税与其他买卖，皆以此为使用，通行全国，此盖我国惟一之货币也。
    案户部则例：宝钱局专铸样钱，为各省铸钱之模范，储诸国库，以备有事之用，故日常流通，鲜有得见。工部暨各直省所铸者，是谓“制钱”，为日常所通用者。计样钱百个，重一斤；制钱之重量，当样钱四分之三，是制钱每千之重量，当有七斤半。其铸合成分，为红铜百分之五十二，白铅百分之四十八，大小色泽，极为匀整。迨至乾嘉之时，所铸之钱，已不及康熙雍正，成分色泽虽较逊，然品质尚不甚坏。
    自洪杨以后，制度大乱。中央及地方筹钱，渐劣渐少。且生铜之值，时有贵贱，值昂则私毁，值贱则私铸，以故制钱日少，私钱日多，遂有大钱、小钱、砂壳、灰板等名。百钱之中，搀用小钱若干，因地不同，致有净钱、市钱、二八钱、三七钱、四六钱、对开等名，商民交困。
    按：千枚制钱重七斤半，则每一文钱重一钱二分，此为“顺治通宝”以来的定制。至咸丰初年，洪杨乱起，一方面军需支出浩繁，一方面来自云南的铜，道梗难达，因而改铸大钱，计分五等，当千，当五百，当一百，当五十，当十。这是恶性的通货膨胀，行之有害而无利，是可想而知的。因此，当千、当五百首先废止，当百、当三十亦逐渐收回，最后只剩下当十的大钱，但亦只通行于京师。当十大钱，实际上只是当二，即一枚大钱，值两枚小钱，名为“京钱”，是故“京钱一吊”，即京钱一千，实际上仅值两百。北平市井小民口中的所谓“一大枚”，即指当十大钱一个。
    大钱的分量自然较重，原定为四钱四分；同治初年所铸，较前为轻，犹重三钱二分；光绪九年复减为二钱六分，但一文只当两文用，则每文钱即重一钱三分，较定制犹高，反而增加铸钱的成本，于国库并无益处。既然如此，何苦容此畸形的币制存在？所以慈禧的“务规复旧制”，即取消当十钱，一律用制钱，说起来丝毫不错。
    但说是一回事，做又是一回事。慈禧是在理论上着眼，阎敬铭从实际上考虑，认为一动不如一静，因为铸钱由工部宝源局负责，非他所能控制，而工部与内务府的关系密切，旗人最多，借此为名，买机器，设厂房，又会大开花账。不过这话不便陈诸奏议，只能以“工本过巨”一语，含糊概括，另以“京局开炉，恐滋市廛疑虑”为言。这是说不过去的一件事，在慈禧看，不免有欺她不懂之理，因而大为震怒。
    原来慈禧自其父惠徵病故，扶柩回京，住在方家园时，生活极苦，其时正当恶性通货膨胀之时，小民所受之害，作为长女而主持家务的慈禧，皆曾亲历。至辛酉政变后，如何稳定币制，更是亲自参与，熟知症结，阎敬铭岂能欺她？
    按：咸丰初年钱法之所以混乱，通货之所以膨胀，根本的原因，即在没有足够的铜来铸制钱，所以只要有成色准足的漂亮新钱出现，立即可收稳定市面之效。肃顺一直当户部尚书，深知其理，故而咸丰一崩，第一件事就是铸样钱，以便设法大量发行新通货。
    但咸丰已崩，不能复铸“咸丰通宝”，必得先为嗣君定年号，故而未即位即定年号为“祺祥”，铸“祺祥通宝”样钱。即位改元，本是一定的程序，未即位先改元，自是情理不通之事，因而为李慈铭备至讥评。后世学者，亦多以为李说甚是，殊不知肃顺虽不读书，“八顾命”中，穆荫、匡源、杜翰，皆是两榜出身，岂能不知此礼？只是为了能尽快推出新钱，以期稳定市面，不能不作权宜之计。此正为不拘牵于文法，解决实际问题的高明做法。李慈铭不解其作用，犹有可说，后世学者竟从而附和，则是根本昧于当时的情势了。
    在阎敬铭渐失慈眷之际，亦即内务府积极催促粤海关筹解三海工程银一百万两，以便工程积极进行之时。至于提用海军经费，此时为数尚不算多。及至修颐和园议起，方始大用特用，此事应由醇王负主要责任。醇王临死前两三年，心情极为抑郁，此人才智稍弱，但秉性却与宋神宗相近，一心想争气，一心想将国家搞好，上了慈禧的圈套，身不由己，自知“将昆明湖换了渤海”，误国之罪不轻，此为其死前心情抑郁的主要原因之一；另一主要原因是，光绪亲政后处处受制于慈禧，以及帝后不和。
    慈禧的圈套，无非名缰利锁。醇王好权势，让他当“太上军机大臣”；醇王好讲武，让他管神机营以外，更办海军。除此以外，修三海时更以懿旨赏醇亲王及福晋坐杏黄轿，醇王当然不敢坐，但深恩须报，于是而有光绪十二年四月间，醇王“巡海”之举。
    所谓“巡海”，是醇王由李鸿章陪着，先视察旅顺炮台，看南北洋水陆营操练，继至威海卫、烟台、大沽口校阅，乘舰破浪，来去七天。随员中有一特殊人物，即是李莲英。
    提起李莲英，大家就会联想到洪波为李莲英造的型，满口“喳、喳”，说话常用喉声鼻声的那副油腔滑调。这一型，如果说是隆裕的小德张还差不多，拟之于实际的李莲英，相去甚远。
    那一次李莲英奉懿旨随醇王去巡海，言官大哗，以为将如唐朝、明朝，开宦官监军之渐，所以李莲英亦格外小心，陪在醇王身边，曲尽其礼。
    醇王见客，他站在旁边替醇王装烟；醇王退归私室，他亦深藏不出，不见客，不问外事。醇王回京覆命，大赞李莲英。慈禧亦很高兴，因为李莲英替她争了气。倘有任何招摇的举动，为言官所劾，连带慈禧亦失面子。李莲英后来之益见宠信，此行的表现，不无关系。
    这是五月里的事。到了八月里，山东黄河闹水灾，情况之严重，大致如《老残游记》中的描写。山东巡抚张曜，到任未几，即逢此巨灾，极力堵遏。但这年雨水特多，河北、山西、四川、福建，都有水灾，抢修黄河在寿张的漫口，亦以水大，久久不能合龙。
    于是御史朱一新一奏折，借遇灾修省的题目，抨击李莲英。朱一新是浙江义乌人，与李慈铭为同治九年乡榜同年，皆为李文田所识拔。朱一新很渊博，亦是讲理学的，属于程朱一派，对正邪之辨，极其注重，著有《无邪堂答问》，但性情微嫌偏激，因而一度神经不正常，回家休养了一年，方又进京。他的奏稿，事先曾拿了给李慈铭看，可说投其所好，许之为“一鸣惊人”。原疏词锋确甚犀利，但不能令身受者甘服。
    近人罗尔纲，有一篇《清海军移筑颐和园考》，文中有一段说：
    时人段祺瑞追怀李鸿章咏诗，亦有句云：“已筹三千万，意在添艨艟，不图柄政者，偏作园林供。”而光绪帝太监王世龢，于宣统三年六月胡侍御上敬沥陈新政之弊折，“如前史所载，秦始皇作阿房，隋炀帝营西苑，要不过倾竭府库”句下所注之言，尤为详明；其言曰：“近年来，醇贤亲王辅政之设立海军衙门，武备学堂，名谓海军，实未办丝毫海军事，惟着司重修清漪园大工事。自光绪九年内廷翊坤宫，体和殿，储秀宫，丽泉轩四处落地重修改为一所，彼时获重利者惟内务府各司匠掌役等，均得数万金。相继修西苑，归奉宸苑司其事，动用二千万余金，奉宸苑堂司各得百余万金，谋营修清漪园，动款三千余万，而海军各堂司，较奉宸苑鱼肉尤甚。”（见王氏所著《造陶庐日录》稿本）
    段祺瑞所记数目，比较可信，王世龢所谈，则不免夸张失实。修西苑绝无二千万之数，大致三次工程，总计费用约三千万两。
    所谓“清漪园”，即颐和园的前身。至谓“海军各堂司，较奉宸苑鱼肉尤甚”，此语亦不甚可解。海军衙门由醇王主持，李鸿章会办；内务府堂官兼任海军衙门差使，无非便于取携。真正海军人员，只能在购舰购炮中揩油，不能染指内府大工。又奉宸苑亦隶内务府，非两衙门，凡此皆足以证明王世龢的话，无非道听途说，未足为据。
    海军经费初定南北洋各二百万，海军衙门成立后，阎敬铭奏请将南北洋经费移归海军衙门管理，意在划清界限。三海工程兴工，在各处派定款项未到以前，即先提用两洋经费。两洋请款，复又命户部设法，户部既不能额外再拨，唯有设法搪塞。南洋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荃，曾有致陕甘总督谭钟麟一函，略可窥知当时情事。谭函云：
    自设海军衙门以后，南洋海防经费。一切提归内用，涓滴无从取资，其势万难束手以待，不得已呼吁于海署，请其指款付用。乃所指者为苏、浙两省厘金，皆系历年不解者。两省将窘情和盘托出，则追呼之力立穷。来日大难，诚不知如何着手。
    此即户部搪塞之法。至三海工程告竣后，复修颐和园，备慈禧六旬庆典之用。当时系由李鸿章以“疆臣领袖”的身份，出面函各省派款，可考者有：
    两江七十万两。
    两广一百万两。
    直隶二十万两。
    四川二十万两。
    以上合计二百一十万两。两江包括江苏、安徽、江西三省，两广包括广东、广西两省，加上直隶、四川，共为七省。估计山东、山西、浙江、湖北、湖南，大致亦为每省二十万两，合计一百二十万两；河南、福建、云南，每省十二万两，合计三十六万两；陕西、贵州两省各六万两，合计十二万两。各省报销总数，约估为四百八十八万两。
    这是光绪十五年春天的事，颐和园工程已动工多时。每年四百万的两洋经费，自光绪十一年下半年起，至十五年上半年止，共一千六百万，其中半数用于修三海，则颐和园工程亦已花掉八百万。如今复又征敛各省，自然过分，因而御史林绍年特上封奏：
    臣闻近日督抚均有报效，两广总督一百万两，两江总督七十万两，直隶、四川各二十万两，江西十万两，存之北洋生息，以备宫廷之需，中外传闻，纷纷叹异，臣窃以为此举有关国家政体民生甚巨，不敢不敬为皇太后皇上陈之。……
    夫朝廷一号一令，实关天下之安危。同治七年，御史德泰请修圆明园，有旨以该御史所陈，剥削小民，动摇邦本，立予革职，天下臣民，同深钦感。维朝廷有前日之兢业，所以有今日之安全，今如不慎，后将如何？大抵事之所起甚微，而患之所伏甚大，臣固不能不偲偲过虑也。要之筹款必归户部，方为正大之经，外库各有储藏，方备缓急之用。应请特降谕旨，饬下各督抚及北洋大臣将报效一款未解者停解，已解者立即发还，庶天下臣民共晓然于朝廷爱民求治之心，则所保存者甚大。
    此奏持论侃侃，有不避斧钺之概；“筹款必归户部，方为正大之经；外库各有储藏，方备缓急之用”，尤为不刊之论。按：林绍年，字赞虞，福州人，同治十三年翰林。李慈铭光绪庚辰会试中式，即出林绍年房，而李慈铭很轻视他的这个房师。《清史稿》列传二百二十五，以林绍年与阎敬铭、张之万、鹿传霖合一传，殊为不伦。此四人性行迥不相侔，阎敬铭当立专传，而以李用清、李嘉乐相附；张之万是标准的“磕头虫”，可传可不传；鹿传霖则当置于列传二百五十九之首，与陆润庠、世绩、伊克坦为伍，皆可有可无的人物。林绍年早年风节，晚年吏治，颇有可称之处，自当别自位置。
    谏奏停办颐和园工者，除林绍年以外，别无所闻。只有阎敬铭，以行动表示抗议，坚决求去，翁同龢日记所谓：“相公一骡去，吾能匹马追。”而终未能挽回；“长谈一时犹未畅”句下，“惜谈过即忘耳”六字，非当日所记；翁同龢被逐回乡，恐文字贾祸，曾将日记作一检查，删去碍语。当时“长谈一时许”，自然是痛斥园工之足以召亡国之祸。
    我这句话自觉好像是老生常谈，需要说出一个道理来，才能令人心服。
    园工不过花了三千万，三千万银子的靡费，莫非足以亡国？当然不会。圆明园两朝经营，乾隆六十年中，几于无时不在为圆明园踵事增华，但史家皆知乾隆导积弱之因者，在六次南巡，及“十全武功”中有几次并无必要的劳师动众，圆明园的工程，影响不大。然则，何以慈禧一修颐和园遂成亡国之因？
    这个问题的答案，有一半是知道的，昆明湖换了渤海，海军经费不足，故有甲午之败。其实，就这一半的答案，也并不完全正确。北洋海军，根本上就有个极大的矛盾，作战人员是由“福州船政局”肇始的一系，而统驭及后勤作业掌握在淮军手里。李鸿章的嫡系，人人发大财，叫军舰上的官兵去卖命，当然是一件很不公平的事。所以黄海熸师，基本上不是败于日本，而是内部极大的矛盾，遭受外来的刺激，发生了彼此抵消冲突的瓦解作用，以致一败涂地，溃不成军。
    甲午之败，归咎于园工、归咎于翁同龢之奏定，不添一枪一炮，固然责有攸归，但过分强调，不是不明实情，就是误信了北洋的宣传。
    现在谈另一半的答案。修颐和园之足以召亡国之祸，问题不在三千万银子，而是筹此三千万的方式。
    这三千万银子，大部分出自“海防新例”，或称“海防新捐”。海防捐起自光绪十年，本为甲申之役筹防台湾而特开的捐例，未几告一段落。光绪十三年郑州黄河漫口，抢修需款，乃开郑工捐，接着就是海防新捐。此捐一开，亘续数年之久，各省几无吏治可言。清亡之速，其因在此！
    捐官之例起于康熙十三年对三藩用兵时，此后凡有拯荒、河工、军需三者，需款较巨时，特开捐例，事毕即停。不特不足以为害，且为搜罗异途人才之一法。
    官有各种班次，区分补缺的先后，所以除了捐职衔以外，另外还要加捐班次，称为“花样”，或者官非捐纳，希望班次超前，亦可加捐“花样”。最初只有知县可捐“先用班”“即用班”两个“花样”；乾隆年间亦不过加铨选不论单月、双月即用这种并不算优异的班次。而且乾隆五十八年特降上谕：
    前因军需河工，支用浩繁，暂开事例，原属一时权宜。迄今二十余年，府库充盈，并不因停捐稍形支绌，可见捐例竟当不必举行，不特慎重名器，亦以嘉惠士林。我子孙当永以为法，倘有以开捐请者，即为言利之臣，当斥而勿用。
    真是“大哉王言”，竟可与康熙三十八年“永不加赋”之诏，同为有清一代的莫大善政。不道嘉庆三年，乾隆还在当太上皇时，因为川楚教匪，大举用兵，不能不从户部之请，又开捐例。道光、咸丰即位之初，皆首停捐例，一时传为美谈，但往往不旋踵间，迫于现实，不能不复此敝政。同时由道光年间开始，花样加多，至咸丰年间，竟可谓之花样百出。大致“花样”必是新胜于旧，但捐者一多，补缺机会即相对减少，故又须另出花样，始足以“招揽主顾”。如咸丰初年奏设“新班”，不久便有“新班尽先”，又不久有“新班尽先前”。至此，新班已不许，索性来个“不论班”，不管是本班还是新班，只要捐了这个花样，就能尽先补缺，但人人争先亦即人人落后，因而又有“尽遇缺选补班”。
    到此地步，花样实在想不出了，有人别出蹊径，另订加成的新章程。原来湘、淮两军，有时饷源不继，只发饷票，这种饷票跟北洋政府发的公债差不多，民间流通，并不值钱，但用给政府，十足计算。所以捐官多用饷票，大致较输纳现银，可打一个六折。加成即是补足这个折扣，与交现银无异，因而称为“银捐新班”。
    “银捐新班”又分两种，一是尽先，一是遇缺。这是同治三年，洪杨乱平之时，到了同治八年，捐班官所占的缺，大部分为银班，于是吏部又出一个花样，设十足缴纳现银一班，称为“银捐新班遇缺先”，即是《官场现形记》中所称的“大八成花样”。这个班次一出，所有各班，不管是正途、劳绩、国家应该升补的官员，统被压倒。当时的规定是，以五缺为一周，先用“银捐新班遇缺先”三员，再用“银捐新班遇缺”一员，余一缺，由轮补各班去争。譬如某省知县缺出，前三缺都由“遇缺先”补，到第四个缺出，归“遇缺”补，第五个缺出，就不知有多少班、多少人在候补。
    知县补缺，至于京官缺少，想补更难。所以李慈铭“纳赀为郎”后，同治末年寓宣外保安寺街时，在春联上大发牢骚：“保安寺街藏书三万卷，户部员外补缺一千年。”光绪六年会试中式，殿试本可点翰林，自请归本班补用，方得补实。
    以前各捐班，大致一时急需，事过即停，而且劝捐大致在本省及少数通商大码头，所以问题还不严重。及光绪十三年开郑工捐，不久“海防新例”接踵而行，亘续数年，遍劝全国，很快形成了做官等于做生意的风气。于是除明的捐纳以外，还有暗的卖官鬻爵。慈禧以外，珍妃亦不无染指之嫌，传闻后妃不和，此亦为原因之一。如清人笔记载玉铭事：
    玉铭者都下木商，隶籍内务府，入赀捐同知职衔。清光绪年间忽放四川盐茶道，其谢恩召见时，光绪帝询尔向在何署当差？对曰：“奴才向在某某。”帝不解，又问之，则曰：“皇上不知某某乎？某某者西城第一大木厂也。奴才向充管事。”帝哂曰：“然则木厂掌柜耳！木厂生意甚好，何忽弃而做官？”对曰：“因闻四川盐茶道之出息，比木厂更多倍耳。”
    帝是时已怒甚，然犹隐忍未发，复问：“尔能国语乎？”曰：“不能。”“能书汉文乎？”嗫嗫良久，始对曰：“能。”帝乃以纸笔掷地，令一太监引之出，于乾清宫阶上，默写履历。待之良久，始复命缴卷，仅有“奴才玉铭某旗人”数字，字大如茶杯，而脱落颠倒不可辨识，甚至“玉铭”两字亦复错讹不能成书。帝始震怒，立命以同知归部候选。
    玉铭既失官，复归木厂，承办醇贤亲王祠大工；以干没巨款，并勾通内监盗邸中物售诸西人使馆事觉，诏提督衙门逮捕；乃披剃为僧，遁入西山佛寺。
    光绪之失欢于慈禧，此为一端。与玉铭无独有偶者，又有鲁伯阳事：
    清光绪朝沪道聂缉规升某省臬司，次日枢臣入见，袖关道记名单以进，请德宗简员补授。帝阅之无言，忽出白纸条寸许，署“鲁伯阳”三字，蹙额授枢臣，俾详查其籍贯履历。诸臣奉旨，退至军机处遍检各种道府存记名单，并无其人，即持以复命。帝犹欲召吏户两部堂官查询出其处，诸臣徐悟其故，乃顿首曰：“上果知此人可用，即径行简放可也。必欲确查出处，恐吏户两部亦无籍可稽耳。”
    上凝思良久，乃太息而授之。鲁奉旨南下，时刘坤一方督两江，知其所由来，固靳之终不令赴任，数月后借事劾去之，奉旨开缺，闻鲁于此缺先后运动费，耗去七十余万，竟未得一日履任，因愤而入，着道士服不复出。后有知其事者，谓鲁所纳之贿，系摄政王之母某福晋所得，盖福晋与慈禧太后最契合，故敢作此狡狯云。
    其实聂缉规的上海道，亦是花钱买来的。聂为曾国藩的女婿。左宗棠督两江时，推故人情谊派聂在上海制造局当差，因而起家。据文廷式自言，聂放上海道后，文向他道贺，说“足下可谓扶摇直上”，以“扶摇直上九万里”诗句，讥其以九万银子得上海道。这当然不会是珍妃的好处，因为光绪的用人之权，而为慈禧所不能夺者，只有学政与考官两项。
    其时乡试主考，亦可花钱买到。主考下了本钱，便卖关节，由琉璃厂书铺经手，所确知者有江西金溪人所开的“二酉堂”。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即因贿买关节下狱。光绪中期以后风气败坏，政以贿成，恬不为怪，亡国之象毕现，推原论始，实起于“海防新例”之彻底摧毁了吏治。
    《春冰室野乘》又记：
    然其归也，犹温旨慰谕，俾驰驿归里，食全俸。且戒以国有大事，宜随时以所见入奏。及其薨也，乃仅赠太子少保衔，一切辅臣恩泽，俱不得与。故事：“辅臣身后，必晋三公，即不能亦当赠太子太师。”今以一品大臣，而身后饰终之典，乃以二品衔予之，国朝二百年间，盖公一人而已。是时几并予谥而靳之，赖南海张樵野侍郎力争，始得请。内阁原拟清、勤、悫、介四字，朱笔独点用第四字，亦不满之意也。
    按：《清史稿》本传：
    遗疏入，谕曰：“致仕大学士阎敬铭，清勤直亮，练达老成，由部属于咸丰年间调赴湖北军营办理粮台。洊升藩臬，蒙穆宗毅皇帝特达之知，擢任山东巡抚。因病乞退，旋补授工部右侍郎，以旧疾未痊，辞不赴职。朕御极后，宣召来京，简授正卿，参预机务，晋赞纶扉，宣力有年，克勤厨职，嗣因患病开缺回籍。兹闻溘逝，轸惜殊深，着加恩追赠太子少保衔，照大学士例赐恤；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应得恤典，该衙门察例具奏，用示笃念耆臣至意。寻赐祭葬，予赐文介。”
    “三公三孤”在清朝为加官及赠官，大学士殁后赠官，如资格较深，并著有功勋者，多追赠太傅或太保，至少亦应是太子太保。阎敬铭生前已是正一品的大学士，不意身后赠官，反而为正二品的太子少保，为“宫衔”中最起码的一等，与体制完全相悖。所蕴含的意义是：阎敬铭对于宫廷一无贡献，亦可谓是对宫廷不忠不义。
    至于谥文介之“介”，虽列入内阁谥所资的《鸿称通用》下册中，但有清二百余载，大臣得谥，从无用“介”者，可知此为恶谥。但依我说，此为殊荣。清朝八“文正”，而只得一“文介”，物稀为贵，京师所谓“独一份”，最为名贵。《鸿称通用》下册，为臣谥所用，每一字有两种或四种解释，即如“直”字，亦有两义：“敏行不挠，率行无邪曰直。”唯有“介”字只有一个解释：“执一不迁。”此四字亦道出了阎敬铭性格中最珍贵的部分，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大丈夫为之大丈夫，亦无非执一不迁，始终不改其节而已。是故曹振镛可谥文正，张之洞可谥文襄，则阎敬铭之易名为文介，正为美谥。
    又可注意的是，阎敬铭于光绪十五年回籍时，犹温诏慰谕，而两年多以后下世，慈禧竟吝于恤典，似乎阎敬铭死有余辜，可知在这两年中，小人媒蘖中伤之甚。他们说些什么坏话，虽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可以想象得知的：光绪十五年户部年盘库，存银一千零二十七万余，库有如许巨款，而吝于一园之修，是何居心？我在想，凡人心理上有大不足之意，欲求补偿，则往往过当，形成心理上的反动。如果阎敬铭能近如曾国藩，远如王阳明，对小人委曲绸缪，务期保全大局。当时能开诚布公说明白，筹三百万或五百万，供太后颐养之需，不过修西苑也好，修清漪园也好，绝不能额外多用一文，或者不会如以后那样“敞开来花”了。

 三十年中侍紫宸

    三十年中侍紫宸
    阎敬铭失志之时，在光绪将亲政之前。光绪十五年二月，大婚、亲政两大典，接踵举行，以为翁同龢一生得意的开始：慈禧在撤帘以前，曾召见翁同龢，时为正月二十二日。金梁《近世人物志》中，摘录其时翁同龢的日记云：
    太后召见，有“汝忠实”之谕。蒙恩赐寿，有匾额对联，近来虽枢臣无对联，盖异数也。又自日本购得双鹤，见之狂喜，后伯王赠小鹤二。又一鹤飞去，以零丁帖求之，子青相国以一鹤见还，可感也。
    “伯王”为伯彦讷谟祜；“子青”则张之万。四月二十七日六十赐寿，翁同龢自记此日风光：
    日仍赤，晴。是日未入直。质明起，祠堂叩头，瞻恋凄怆。客来者命诸孙于寿堂答拜，而请各科通家数人照料之；九列则自己答拜，计一日中不下五六十人，起跪尚支持也。
    凡用酒席四十桌，余四席送迎天使四位，陪天使者二人，福箴庭照料一切。巳正天使至，黄亭亦来，跨迎大门外，子姓随跪，随入安挂匾对毕，使者西向授如意，跪受陈于案，起，并行三跪九叩礼。让天使茶，随让酒，甫举杯即起，跪送大门外，副使二人，堂主事四人等已先去矣。客来极夥，不能悉记。薄暮始毕，余亦汗流浃背。以谢折交笔帖式定彬，明日递。
    赐件：匾一方，联一副，福寿字各一，三镶玉如意一柄，铜寿佛一尊，绣蟒袍料一件，小卷八个。
    此为慈禧对翁同龢的笼络。不过慈禧在撤帘以前为了维护她个人的利益，曾用了两个人：一个是徐桐，以大学士管户部；一个是荣禄，于光绪十四年复起。慈禧与荣禄的“私人”关系，始终是一个谜。较为大胆而合理的猜测是，光绪初年，慈禧一病几殆，后为李鸿章所荐的薛福辰（薛福成之兄），及曾国荃所荐的汪守正（杭州有名的藏书家振绮堂汪氏后人）所治愈。据宫中内奏事处逐日公开的脉案，称慈禧所患者，乃是“骨蒸”重症，或谓起于小产血崩，调理不当以致转变成虚痨。御医心知其然，苦于无法对症发药，薛、汪二人，精研医道，治以骨蒸之法，而将治小产血崩转为虚痨的药隐藏其中，因而日渐有功。
    据说引起慈禧小产的“经手人”就是荣禄。此后荣禄与沈桂芬不合，宝鋆助沈攻荣，荣反攻，但手段拙劣，反为沈所乘。据《梦蕉亭杂记》，翁同龢在荣、沈之斗中，曾为沈建一大功。至于荣之被黜，固由得罪了醇王，亦是慈禧有意疏远的明哲保身之道。
    荣禄是醇王极欣赏的人，久佐神机营，醇王后来亦有悔意，屡次保荐，荣禄坚卧不起。自光绪六年至十一年，闲废五年之久，醇王做了“太上军机”，复思荣禄为助，因光绪已届骑射的年龄，醇王为备骏马八匹，以荣禄的名义报效，于是奉懿旨开复降二级调用的处分，但至光绪十三年始授为镶蓝旗蒙左都统。
    十四年慈禧决定归政后，以荣禄为领侍卫内大臣。此职共六缺，上三旗每旗各二人，正一品。通常非上三旗的高年勋臣，不能专任或兼领，职司宿卫。荣禄之被派此职，光绪的一切行动，便都在他监视之下，自然是慈禧所下的一着紧要棋子。
    到清光绪十七年十一月，荣禄忽然外放为西安将军。我疑心这是出于翁同龢的排挤。翁、荣为异姓昆季，但自沈桂芬与荣禄互攻时，翁、荣即已分携，唯未至破脸而已。以此时的情形来说，翁、荣对立的形势，益为明显：
    第一，翁同龢的唯一目标是，让光绪摆脱母后的牵制，乾纲独断，而荣禄则受慈禧之命，负有监督光绪的任务，这样便在暗中形成了尖锐的冲突。
    第二，北派势力已成强弩之末，李鸿藻对朝政已不能发生什么大作用。张之洞外任总督，而翁同龢手握财权，自有制抑之法，但荣禄在京，以他的背景来说，一旦代李鸿藻而起，南派将大受荼毒，所以亦必欲疏远之而后心安。
    这是翁同龢蓄之已久的想法，而迟至光绪十七年方始动手，则因荣禄的三座靠山，一座是慈禧太后，高高在上，反不易倚靠；靠得住的两座，则已次第消失。这两座靠山就是醇王与伯王。
    伯王名伯彦讷谟祜，其父僧格林沁，出身于清朝国戚第一家，蒙古科尔沁旗的博尔济吉特氏。僧格林沁的叔父尚仁宗第三女庄敬公主，封亲王，死后无子，宣宗选于其族，以僧格林沁仪表出众，立为嗣，袭爵，称为“僧王”。
    僧格林沁骁勇善战，所统带的黑龙江马队剽悍绝伦，但遇到飘忽无常的捻匪，追奔逐北，疲于奔命，结果在山东被暗算，即是阎敬铭巡抚任内的事。僧王的这支马队，在咸、同之际，颇为皇室所矜重，所以僧王阵亡，震悼异常。后来曾国藩镇压捻军，鉴于僧王之失，遂师明末杨嗣昌的遗规，采取以静制动的战略，沿运河设长围，以周家口为老营，以逸待劳，分捻为二，各别击破，得收全功。
    僧王既殁，伯彦讷谟诂袭爵，在亲贵中说话很有力量。他跟醇王是儿女亲家，亦跟醇王交替管过神机营，荣禄于光绪十五年二月充“专操大臣”，负训练神机营之责，与伯王的关系很深。醇王殁于光绪十六年冬天，第二年春天，伯王又殁，至此，荣禄的两座靠山都失去了。翁同龢乃得于这年冬天，因为成都将军岐元出缺，调西安将军崇寿接充，而以荣禄外放为西安将军。西安的缺分远不如成都，不但外放，而且是瘠苦之地，荣禄内心的怨恨，可想而知。
    不道陕西巡抚鹿传霖，与北派的渊源甚深，他是李鸿藻的表叔，又为张之洞的姐夫。当荣禄赴任时，李鸿藻曾特为他写一封介绍信给鹿传霖，原函如下：
    滋轩表叔大人阁下：客腊接奉赐书，并承厚贶，拳垂逾格，心感难名。敬婶福体康强，政犹绥畅，为慰为颂。兹有启者，荣仲华系文忠至交，侄与相契多年，其人有血性，而才亦甚长，实庸中佼佼者也。去冬简放西安将军，不日即赴新任，人地生疏，一切望从实指教，如有借重之处，并希关照及之，感甚祷甚。侄栗碌如常，无可缕述，所幸贱体粗适，寓中亦各敉平，是纾垂念。专肃奉谢，敬请勋安。诸惟鉴察，不备。
    所谓“文忠”指文祥，素以知人善任著称。荣禄至西安后，倾心结纳鹿传霖。《近代名人小传》记他在西安的情形：
    家居数年，用为西安将军。西安缺至瘠，崇寿在官日，内一幕府，门可罗雀；禄至，内幕六人，日为笺启犹不给。偶缘营校阅，言于巡抚鹿传霖，往观焉；以银锞荷囊之属，遍赍诸士，值逾五千金，欢声雷动。传霖亦倾心交之，联为昆弟；因得为诸牧令关说而收其贿。
    据《梦蕉亭杂记》载，荣禄与鹿传霖别有一重渊源，荣禄的岳父零桂为鹿传霖的老师，本有世谊，故而相亲。此为庸庵尚书闻荣禄亲口所言，所记可信，而荣禄之言不可信。本有世谊，诚然不假，但本不相识，亦是事实。鹿传霖同治元年翰林，散馆分发广西当知县，升知府，擢道员，以至抚豫、抚陕，与荣禄从无往还。倘为素识，又有世谊，何烦李鸿藻函介？
    荣禄之讳言结纳鹿传霖，恰好说明他在西安那两三年，积极布置，预备卷土重来的深刻用心。
    我还疑心，逐去荣禄，多少也是珍妃告的枕头状。总之，自荣禄外放，帝党声势渐张，翁同龢至此亦公然为南派的魁首，门户中的健者有汪鸣銮、文廷式、张謇、黄绍箕、志锐、长麟等，而一时名士李慈铭、盛伯羲亦多亲翁。文廷式曾为珍妃授读，通过妃家的关系，内外相维，帝党的形势颇为可观。
    文廷式之受知于翁同龢，纯由才华，而最早识拔文廷式的是汪鸣銮。光绪十五年五月二十四日翁同龢日记：
    考试中书，汪柳门所取为第一名，余曰：“或者江西名士文廷式乎？”榜发果然。
    翌年庚寅恩科，文廷式会试中式，此科会元即夏元瑜兄尊人曾佑先生。翁同龢此年考差特多，贡士复试至殿试，皆与其役。是年四月间日记：
    十七日，丑初闻雷，丑正雨有声，一刻即止，仅湿地皮耳。起见月光，寅初二刻登车，未至东华门，知派阅贡士复试卷，至六部公所少坐，天明入。诸公陆续来，与徐公分卷，最后至者嵩犊山，至时已阅及半矣。余所分无好卷，见犊山处一本则挺拔有伟气。辰正三毕。徐公归，余与伯寅、柳门力赞，以犊山所取本为压卷，遂定。粘签毕，巳正递上。遂饭。饭罢午初三刻发下并诗片，请小军机拆弥封，写名单，余等对诗片。未初多递名单，未正一刻始传散。
    二十三日，卯初入殿，次第转四桌毕，诸公其各转桌毕，时午初矣。倦卧半刻，未饭。午正集殿上议前十本，各持一二本交徐相国品定，余卷居第一。余等复加评次，颇有所易，顷刻间升沉增异，岂非命耶？徐相竟无前十本之卷，可谓公道，一破例矣。随定二甲三甲。
    二十四日，寅正一刻齐赴西苑门。先闻有起，随发十本下，余等人至诗本处。卯正召见读卷官于勤政东室，福公捧十本入跪案旁，余等鳞次跪，最后一人折而东。上曰所取皆好。拆封至第二，奏文廷式名，上云此人有名，作得好。拆封毕，臣具对吴鲁本好，第四一卷写不佳而策翔实。
    是年读卷官八员，以福锟居首，徐相其次，以下排名次序为麟书、翁同龢、嵩申、徐郙、廖寿恒、汪鸣銮。进呈前十本时，亦如会试四总裁分“正大光明”，元卷应出首席。殿试如某卷独得八圈，当然是众议佥同的状元。倘然圈、点、尖，叉，成绩计算，大致相同，则排名次时，元卷应出福锟之手。翁同龢既已争得第一，徐相又无前十本之卷，则第二似应出福锟之手，此卷即属于文廷式。我猜想定文廷式第二，为翁同龢全力所主张，我更相信，文廷式如果不在卷中有一错字，则必大魁天下。《十朝诗乘》记：
    文芸阁学士以第二人及第，廷对卷“闾阎”误作“闾面”，当加黄签，而翁文恭力拔之；经御史刘纶襄论劾，读卷大臣俱罚俸。
    文廷式有一外号叫“闾面”，即由此而来。但何以“闾阎”会误作“闾面”，则少有人言。其实，文廷式卷上是闾“”，非闾“面”。《湘绮楼日记》：
    大考单第一即闾也，实为可笑。
    此人必革，第一例不善终也。
    金梁辑《近世人物志》，引上录日记，然原文书为闾“”，可作确证。原来文廷式当时误书“闾阎”为“闾闾”，及至交卷时，方始发觉，已不及挖补，因而作英雄欺人之计，将下一“闾”字中的吕，加笔改为面，于是成了杜撰的“”字。有人要加签剔出，刊入三甲，为翁同龢力争，强为辩解，说曾见过“闾 ”，与檐牙相对。《字汇补》中“门”字内加他字的怪字甚多，而八读卷官中，徐桐就是个不通的人，福锟、嵩申更不必论，麟书略知词章，于小学并无功夫。至于徐郙、廖寿恒，皆亲翁同龢，汪鸣銮更不会跟他争执。翁同龢就是这样明欺旗人不学，为文廷式争得一个榜眼。是科状元吴鲁，字肃堂，福建晋江人，虽“好”不能过于文廷式，若非有一不典的“”字，则在翁同龢一手主持之下，抡元绝无可疑。但即令如此，清议仍颇不满。翁同龢于五月八日记：
    外间以文廷式得鼎甲，颇有物论。
    不久，乃有刘纶襄论劾罚俸之事。若在乾隆朝，八读卷官必获严谴，而在乾隆朝，亦绝无发生此种笑话的可能。
    四月二十五日传胪后，二十六日赴礼部“恩荣宴”，文廷式忽有惊人的举动。翁同龢是日日记：
    本拟赴国子监点名出题，因筵宴不能赴，托吴司业代，仍以题目付之。晨入署，巳初诣礼部恩荣筵，朝衣敬竣，直至午初二刻福相使来，可入宴矣，而鼎甲不愿行叩拜礼，文廷式力言古者拜非稽首，引《说文》字义与礼部司员辩，两协揆皆怒，往复久之。迨余等出，鼎甲三揖，余答一揖，观者愕然，退易衣归。徐相欲传三人至翰林院申斥之，其实何足道。
    文廷式此举，不过欲矫颓俗，但矫枉过正，而且他本身亦非耿介之士。这种举动，除了激起保守派的反感，越益顽固以外，于世道人心，毫无益处。
    现在要谈文廷式大考第一这重公案。关于乡会试及殿试，我曾谈过好几次，每想谈一谈翰詹大考，苦无机会，现在正好借文廷式的际遇，来说明大考对翰林的重要性。
    大考之制起于雍正十一年，是年四月上谕：“嗣后庶吉士等虽经授职，或数年以后，或十年，朕再加考试，若依然精熟，必从优录用，以示鼓励，其或遗忘错误，亦必加以处分。”
    自此不定期举行，或三五年，或七八年，特旨召集翰林院侍读学士以下，詹事府少詹以下，庶吉士出身的官员与试，名为“翰詹大考”。题目是赋一、试帖诗一、疏或论一。在所有的考试中，大考的题目最难，光是一篇赋，就非真才实学之士，不能完篇。所以有名无实，或者学殖荒落的翰林，无不视大考为一大难关，有首打油诗形容入妙：
    晶顶朝珠挂紫貂，群仙终日任逍遥；
    忽传大考魂皆落，告退神仙也不饶。
    此诗俗传作“金顶”，非是。八品戴金顶，编修、检讨皆七品，应戴水晶顶。七品官本无挂珠、穿貂之理，但官小而须在御前行走者，如鸿胪寺鸣赞等，俱许挂珠。但唯独编检，挂珠之外，复许穿貂，此亦朝廷特宠读书人之意。而大考之所以为入翰林之一大关者，因为考在三四等，名实俱伤。定制：一等超擢；二等或是升一阶，或于应升时具名题奏，即所谓“内记名”；三等依名次前后，分别留任、罚薪、降调；四等则罚俸、降调。叶昌炽《缘督庐日记》：
    三月二十八日，闻大考前列，喧传一等五人：道希、佩鹤、伯揆、戴鸿慈、陈兆文。咏春在二等前列，蔚若、颖芝皆二等。即往蒿隐处观全单，余与屺怀、韶臣、建霞、小山、礼卿、子封、蔚庭皆三等。静皆、研芙在三等末。子献四等。此次己丑一科，全军皆没，惟恽薇生二等前列，尚可望转坊阶耳。未斋诸君在闱中，闻此信当以不预考为幸矣。
    四月初一日，佩鹤来，同至凤石处见大考全单。南皮、东海、常熟复阅后，廉生由三等擢至一等末，静皆亦改厕三等，中间可保无咎。筱珊以题中错一字与陈雨杉同移榜尾。己丑入后二十名者，又增孙问清、孙百斛。有意乎？无意乎？文勤师在，何至于此？
    四月初八日，大考宣旨；道希、佩鹤、伯揆俱得学士，其余转坊阶有差。三等后三十名皆罚俸；四等第一罚俸四年，第二改官内阁。
    上引三月二十八日、四月一日两天记事，为显示科举时代，师弟同门休戚相关，最好的一个事例。己丑为光绪十五年，会试正科，十六年庚寅，以亲政特举恩科。凡正科恩科接踵举行的年份，前一科的翰林最占便宜，因次年即可散馆授职，不必如平常之三年，同时，两年两科，除非主司有眼无珠，人才必以前一科为盛，以为必然之理。
    以光绪己丑、庚寅来比较，便是丑胜于寅。己丑入翰林者，为李盛铎、费念慈、曾广钧、江标、徐仁铸、叶昌炽、王同愈、张孝谦、恽毓鼎、刘若曾、杨钟羲（榜名钟广，本为正黄旗汉军，为盛昱的表弟）等，或文采过人，或学有专长。此外的知名之士还有陆钟琦、高树、高楠兄弟、毛庆蕃、余诚格、王铁珊、戚扬、丘逢甲、张华奎、杨增新等，五光十色，异彩纷呈，而背榜的杨深秀，为张之洞的入室弟子，戊戌成仁，更为此榜增一特色。至于庚寅的人才，不过文廷式、朱益藩、王乃徵、夏曾佑、廖平、俞明震等寥寥数人而已。
    但此科在甲午大考，竟致“全军皆没”，叶昌炽、江标（建霞）不能列入二等，费念慈当殿试时，本有鼎甲之望，以讹一字而列为二甲第六名，亦犹在进呈的前十本之内，此时亦在三等，探花刘世安（静皆）与徐仁铸（字研甫，即叶记中的研芙，二甲第十八名）则竟在三等末。所以然者，叶昌炽已说得很明白：“文勤师在，何至于此？”
    “文勤”者潘祖荫。己丑会试，适当翁同龢六十赐寿之前，翁的生日在四月二十七，在此以前的考差均未派，以便他能料理私事。会试四总裁为李鸿藻、昆冈、潘祖荫、廖寿恒。殿试读卷八大臣为恩承、徐桐、李鸿藻、许庚身、潘祖荫、祁世长，孙诒经、薛允升。而不论会试、殿试，主其事者为李鸿藻、潘祖荫。潘久在南书房行走，而此科始初典会试，殿试无翁同龢，则在潘祖荫看来，衡文之责独重，所以争持甚力。清人笔记：
    光绪己丑，阅卷大臣为李鸿藻、翁同龢。翁得费念慈卷，欲以状元畀之，商诸李；李得张孝谦卷，坚持不可易。翁争不已，乃两置之，改为张建勋、李盛铎是也。
    此误潘祖荫为翁同龢。潘于殿试后告翁同龢，费念慈大卷子讹一字改置第九，深致惋惜。见翁同龢日记。
    甲午大考阅卷官共十员，除昆冈外，于己丑一科皆无关系，而昆冈又何能在试卷的文字上有何主张？说句老实话，这次的试题“‘水火金木土谷’赋，以‘九功之德皆可歌也’为韵”，他就未见得能够解说。所以这一次的大考，必由孙毓汶一手主持，这只看阅卷官的名单就可知道：
    昆冈、孙毓汶、孙家鼐、陈学棻、志锐、王文锦、李端霖、龙湛霖、徐会澧、梁仲衡。
    除了孙家鼐是工部尚书，比孙毓汶只晚一科以外，其余数人的资望才学，都还不够当大考阅卷官的资格，陈、志、王、李、龙、徐六人皆为侍郎，梁仲衡则还在九卿之列。显然，这张名单之产生，必有内幕。而就表面的迹象看，是孙毓汶想操纵这一次的大考，以升迁黜落的权柄在握作威胁，钳制士林；其时日韩交恶，局势杌陧不定，而这年为慈禧六十万寿，孙毓汶生怕清议昂扬，处境为难，所以蓄用压制的手段来粉饰升平。小人的用心，大致如此，而压制的结果，必出纰漏，甲午主战派的过激言论，未始不由大考受屈而起，小人的祸国，亦大致如此！
    因为大考阅卷官的资望不足以服士林，所以光绪特旨派张之万、徐桐、翁同龢复阅。这是很少有的事，尤其是徐桐，兼任翰林院掌院，向例不阅大考卷，竟亦派充，一破成例。结果，徐桐又假公济私，在文廷式的公案之外，又闹出缪荃孙的风波。兹先引翁同龢是年四月底日记如下：
    二十八日晨，大雾，旋晴热。寅正至朝房，始知奉派复看大考卷，张之万、徐桐及臣龢也。
    苏拉语不确，因先至书房，已而奏事处来请，遂至南斋，则两公先在，发下卷二百零八本。
    有顷，礼邸孙毓汶传旨：“细看。除第一及另束五本毋动外，余皆可动。”有顷，奏事太监文德兴传旨如前，并云在上书房当差者，可酌提前。
    自卯初迄申正，阅过半遂出。不敢宿于外，遂至成均朝房，荫翁亦往吏部公所，惟青老年尊，不便在外，劝之归舍。禁门下钥，闲步阙前，光景甚好。
    二十九日晴。黎明起，卯初一刻至朝房，两公已入，乃亟入。有顷卷交下，军机再来传旨如前，而文监亦来传，云有疵之卷，可置不列等。余对云，故事惟不完者不列等，此次皆完，无可置也。交下四卷二等，上手书黄签，订正字二。阅至巳正粗毕，请荫老写奏片清单讫，遵旨改定三卷，拟改后者二卷，拟改前者一卷，三等末二十名重排定。未初递上，二刻许发下，于清单拟改前者，上朱笔批着即列入一等末，正折传旨依议。遂与青老定三等后数十名。
    传旨“第一毋动”之第一，即文廷式，未试就已预定。“改前”一卷，朱批列于一等末，此人为王懿荣，字莲生，山东福山人，光绪六年庚辰翰林，与盛昱交好，是当时名士之一。改后两卷，据叶昌炽日记，一为陈雨杉（光宇），一即缪荃孙。缪的名次在三等倒数第四，而此犹为翁同龢之力。缪荃孙有上张之洞一函，详叙其事，是一则很珍贵的翰苑故事：
    夫子大人函丈。前肃芜缄，谅登签室，辰维崇勋式焕，懋社增绥，沛嘉澍于荆南，序臻夏长，迓纶云于阙北，泽被春恒，铃阁翘瞻，鼙轩曷既，受业时乖运蹇，计无复之，只有归耕一途，犹可苟全性命。第自遭寇难，生计毫无，奔走卅年，一尘未卜，不能不圆馆谷以为饘粥之需。仰恳夫子大人悯其穷途，赐以末席，效趋承于左右，借报答于涓埃，而衰病之余，性灵日退，枯肠难索，采笔已远，不敢希席上之珍，但免作沟中之瘠而已。
    受业之开罪徐掌院也，因《儒林》等五传，奏派受业与谭叔裕总办，徐太无学术，又坚愎自是，硬交纪大奎、方东树入《儒林》，受业等两人，恐为清议所鄙，力持不肯，属有谗人交构其间，遂固结而不可解。
    此次入都，撰文旧缺不派，庆典不派，会典馆潘文勤索之于前，翁尚书索之于后，允而不派；京察不能不列一等，考语平常，以致不能记名。掌院例不阅大考卷，忽持旨命之复阅，业已拆封，恩怨易辨，受业卷初列二等，因一讹字，改置三等之首，亦可以已矣；徐一见大喜，谓非置四等不可，翁尚书再四挽救，置三等倒第四名，夺俸两年，徐尚以为未快也，深仇宿怨，为之下者，不亦难乎？
    现拟收拾图书，提携细弱，午节前后，航海而面南，趋敬崇阶，面聆训诲，杂事数则附呈，手笺只肃敬请钩安，伏维垂鉴，受业缪荃孙谨启。
    纪大奎入《清史稿·循吏传》，其不能列入《儒林》之故。叶昌炽曾有日记：
    丙申（光绪二十二年）八月二十八日，夏闰枝来述，筱珊因与掌院争纪慎斋入《儒林》，大考为所中伤，日前接见同署诸君，昌言不讳。
    丁酉（光绪二十三年）九月三十日，补撰《儒林·纪大奎传》一首，东海相国之意也。大奎从邵子先天入手，阐明良知，亦不攻朱学，又旁涉二氏术数，疑龙撼龙诸说，其学颇不纯，东海师初以属筱珊，不允，致龃龉，余不能却，即此愧吾友矣。
    徐桐的乖谬褊狭，于此可见。我以为慈禧最大的罪恶，即是为了私人利益，用一班老朽来替她做挡箭牌。如徐桐也者，可说是戾气所钟，结果搞得朝政混乱不可收拾。翁同龢此时得君正专，不能想个办法，将徐桐从翰林掌院这个对培养人才有极大关系的职位上调走，媕婀取容，事同乡愿，也是件不可原谅的事。
    至于文廷式，在甲午大考时，确实走了内线，犯下“交通宫禁”这一款很严重的罪名，是无可疑的。如叶昌炽所记，大考第二天喧传前五名的名次，后来果然相符。另有一个确实的证据，可以证明大考名次全单，文廷式在未揭晓前就知道了的。张佩纶《涧于集》中，有致王懿荣一函云：
    闻大考之信，弟意阁下当列高等，及芸阁寄晦若一单，竟屏置三等十八人，意极沮闷。幸月朔得电复，知圣人藻鉴，拔置前茅。缪小山何以由三等之前抑置榜后，岂风闻竟入天听耶？记是兄弟之房师，不至改官否，均祈密示。
    芸阁即文廷式，晦若则于式枚。文、于及王懿荣是光绪六年庚辰同年。于式枚其时在李鸿章幕中司章奏，张佩纶则以“东床”为李鸿章参密勿，所以文廷式寄于式枚的名单，张佩纶得以寓目。
    按：大考的最后结果，须待三月二十九翁同龢等最后排比，奉旨“依议”，始克定夺。此时王懿荣业经朱笔改列于一等之末。至于缪被列为三等第十八名的名单，即为三月二十八翁同龢等奉派复看大考卷时，所交下的名单。照道理说，只有张之万、徐桐、翁同龢三个人看得到。当天徐、翁宿于宫内，等于入闱。张之万年纪太大，翁劝他回家，但依情理，张之万当不敢泄露。而且文廷式一向看不起张之万，并无交往，他所得到的名单，绝不会来自张之万。
    那么，文廷式的名单是何处得来的呢？无疑，是“传旨”的太监闻德兴。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十七，文廷式为杨崇伊所参，革职驱逐，即提到闻德兴，当时外间误闻为“文”，说他与文廷式以同姓结为兄弟，为“交通宫禁”之证。翁同龢当日日记：
    杨崇伊参文廷式折呈慈览，发下，永革驱逐，杨弹文与内监文姓结为兄弟，又闻前发黑龙江之太监王有、闻德兴，均就地正法；闻即杨折所谓文姓者也。上年有奏事中官文德兴者，揽权纳贿久矣，打四十，发打牲乌拉。闻有私看封奏干预政事语，盖慈圣所定也。又闻昨有太监寇万才者戮于市，或曰上封事，或曰盗库，未得其详也。
    寇万才实为寇连才，翁同龢误记其名。据《花随人圣庵摭忆》，其事亦与文廷式有关。清人笔记载：
    寇连才，直隶昌平州人也，年十五，以阉入宫，事西后，为梳头房太监，甚见亲爱，举凡西后室内会计，皆使掌之。少长，见西后所行者多淫纵事，屡次几谏，西后以其少而贱，不以为意，惟呵斥之而已，亦不加罪。
    已而为奏事处太监一年余，复为西后会计房太监。乙未十月，西后杖瑾、珍二妃，蓄志废立，日逼德宗为樗蒲戏，又给鸦片烟具，劝德宗吸之，而别令太监李莲英，及内务府人员，在外廷肆其谣言，称德宗之失德，以为废立留地步。
    又将大兴土木，修圆明园，以纵娱乐，连才大忧之，日夕皱眉，如醉如痴，诸内侍以为病狂。丙午二月初十日，晨起，西后方垂帐卧，连才则流涕长跪榻前，西后揭帐，叱问何故，连才哭曰：“国危至此，老佛爷即不为祖宗天下计，独不自为计乎？何忍更纵游乐生内变也。”西后以为狂，叱之去。连才乃请假五日，归诀其父母兄弟，出其所记宫中事一册，授之弟，还宫，则分所蓄与小珰。
    至十五日，乃上一折，凡十条：一请太后勿揽政权，归政皇上，二请勿修圆明园，以幽皇上，其余数条，言者不甚了了，大率皆人之不敢开口言者，最奇者，末一条，言皇上今尚无子嗣，请择天下之贤者，立为皇太子，效尧舜之事，其言虽不经，然皆自其心忠诚所发，盖不顾死生利害而言之者也。
    书既上，西后震怒，召而责之曰：汝之折，汝所自为乎，抑受人指使乎？连才曰：奴才所自为也。西后命背诵其词一遍，无甚舛，西后曰：本朝成例，内监有言事者斩，汝知之乎？连才曰：知之，奴才若惧死，则不上折也。于是命囚之于内务府慎刑司，十七日移交刑部，命处斩，越日遂有驱逐文廷式出都之事。
    寇连才不甚识字，慈禧疑必有人教唆，此为逐文廷式的主要原因。至于参劾文廷式的杨崇伊，为李鸿章父子的“打手”，后来又为荣禄所利用，最后为端方所逐。而杨崇伊的女婿又为岳父报仇，劾去端方，其人其事可作一传奇。明末董其昌居乡，不理于人口，当时有《黑白传》杂剧讥刺。杨崇伊的作风，与明末的劣绅毫无两样。至于文廷式之获罪，与一人颇有关系，此人即是李鸿章。
    据说李鸿章由于于式枚的关系，有意罗致文廷式入幕府。在文廷式榜眼及第，请假南归，道出天津时，特为邀宴，并致送了一封极丰厚的程仪。哪知文廷式并不见情，回京后曾参过李鸿章。而翁同龢主战，则深受文廷式的影响。甲午之役，黄海之战大败，李鸿章获重咎，拔去三眼花翎，褫黄马褂，交部严议。此时战无可战，实已非和不可，但翁同龢联络李鸿藻，造成唯一的一次南北两派大合作，坚持主战，并提出联英德拒日，以及起用恭王的新政策。
    慈禧此时不但已看出不能再打，而且也希望早日停战，数年筹备的六旬万寿庆典，仍可小规模地举行。但结果迫于清议，竟仍不能不战，并且起用她极厌恶的恭王。在这八月下旬至九月中旬，不到一个月的工夫中，最活跃的是文廷式。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光绪二十年记事：
    八月二十六日 太后懿旨，以倭人肇衅，庆辰典礼仍在宫中举行，停止颐和园受贺。
    八月二十八日 1翁同龢、李鸿藻请起用恭亲王奕訢，帝不允（翰林院五十余人亦合疏请恭亲王秉政）。2太后召见翁同龢、李鸿藻商和议，命翁往天津询李鸿章能否向俄使喀希尼设法，或责李贻误，此后作何收束。
    九月一日 起恭亲王奕訢，命在内廷行走，管理各国事务衙门，并添派总理海军事务，会同办理军务。
    九月二日 翁同龢自京抵津，传旨责问李鸿章（适接廷寄，命询李晤俄使详情。李云俄盼中国派专使与商，并保俄不占东三省），当日离津返京。
    九月六日 1翁同龢回京，详述晤李鸿章情形，方言俄使喀希尼事（指光绪十二年中俄共保朝鲜）恐不足恃（是日翁创议问赫德）。2以军事日棘，统帅乏人，再促刘铭传来京。
    九月八日 1恭亲王奕訢晤赫德。2英外部以中国之请，征询各国对于调处中日战争之意见（美德反对）。
    九月九日 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编修丁立钩、黄绍箕、冯煦、徐世昌、李盛铎、柯劭忞、周树模、恽毓鼎、叶昌炽、曾广钧、蔡元培、梁士诒、张謇等奏请密连英德，以御日人（并谓日已暗约俄法）。
    九月十二日 英使欧格讷晤李鸿章，商调处（李拒赔兵费）。
    九月十四日 1李鸿章晤俄使喀希尼，请调处中日战事。2命李鸿章筹议添购军舰（后以智利有乱耗，罢议）。
    九月十五日 欧格讷向总署建议，各国共保朝鲜，中国对日赔偿兵费，限即日定议。（军机大臣议英使建议，孙毓汶、徐用仪力主应允，李鸿藻、翁同龢持不可，俟俄使喀希尼到京再商。）
    九月十六日 翁同龢、李鸿藻入见太后，反对英使欧格讷建议，主催援兵速进，悬重赏以励前敌，修复兵船，严扼渤海（太后已决心言和）。
    九月二十一日 编修戴兆春等十四人上书恭亲王主和，国子监司业瑞洵奏请严旨申诫，以杜莠言乱政。
    九月二十二日 英拟会同欧西各国调处中日战事。
    九月二十五日 日拒英调处。
    据《缘督庐日记》，九月初九翰林联衔会奏，即系文廷式主稿。当时慈禧决心言和，李鸿章急于言和，如非文廷式、张謇策动坚持主战，则和局一成，日本不致进兵东北，丁汝昌不必自杀，北洋舰队犹可保留一部分。李鸿章一生的勋名功业，又何至于付之流水？是故李鸿章及其嫡系，对文廷式恨不能寝皮食肉之情，是可以想象得知的。
    文廷式被逐回籍一事，在当时士林中所产生的影响，及今视之，其严重远超过任何人的估计。清末自设总理衙门开始，高级知识分子之间，便形成新旧两大壁垒，但此两大壁垒，在新派并不森严，所谓新派，亦是比较而言，故基本上对旧派采取容忍，甚至某种程度尊敬的态度。但旧之于新，则视如洪水猛兽，绝无容忍的余地。
    自倭仁、吴棠皆下世，朝中已无真道学，降至徐桐、崇绮，无论主观的个人修养，客观的思潮激荡，旧派的堡垒皆有守不住之势，而妄人徐桐，为了坚守他的残垒，言行乖张，而宦官、小人从而抅煽，于是而有无耻的杨崇伊，甘为虎伥。自文廷式被逐，乃知顽固旧派，非打倒不可。我可以这样说，在文廷式被逐以前，新派及同情新派者，还希望与旧派妥协。自文廷式被逐，新派对旧派亦如旧派之对新派，渐成势不两立。如杨崇伊后为端方所“修理”，一时名士，无不拊掌称快，足以看出杨崇伊劾文廷式此举，如何为士林所不满。
    至于李鸿章授意杨崇伊参文廷式，除了修私怨以外，及今视之，更可了解，当是李鸿章已决定联俄制日，而且准备着由俄国回来，将在洋务方面有一番作为，作为复起的张本。而此时唯一的政敌是翁同龢，参倒文廷式，不独在言路上去一障碍，且亦是剪除翁同龢的羽翼。只看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十四日，李鸿章自上海放洋，二月十七即有杨崇伊的弹章，此时间上的密切相接，岂是巧合？
    当然，文廷式个人亦有取败之道。当时旧派及老辈对他不满者极多，第一是他傲慢，每好盛气凌人。如王壬秋光绪十三年五月七日记：
    文廷式道希来约会谈，至则已出游矣！与长者期，约而不信，未必自知其非也。
    又光绪十四年三月二十日记：
    重伯会文道溪、梁星海、陈伯严、罗顺孙饮谈，重伯言文道溪无礼，众皆不然之，未知何如也。陈子溶来言，文以余言彼与醇王倡和，疑其讥已，故盛气相凌，则余戏谑之过，谈中其隐故耳。
    第二，也是最为名教中人所深恶痛绝的是，他与梁鼎芬之妻的特殊关系，刘体智《异辞录》载：
    于晦若侍郎，文芸阁学士，梁星海京卿，少时至京，居同寓，卧同一土炕。人心与其面皆不相同，虽圆颅方趾，而大小各别；三人冠履可以互易，而无不合。人情无不妒，三人中惟学士如常，侍郎、京卿皆有暗疾，俗称“天阉”不能御女。然三人狎游，尽以恣学士一人之淫乐而无悔。
    及得交志伯愚将军，益称莫逆；将军非惟嗜好与三人同，其暗疾亦同，可谓奇事。闻学士曾得一房中药方，治暗疾有奇验，以与将军，一试而获同等之效；再试则不验矣；侍郎夫人早死；京卿夫人终身居学士家。盖三人者皆学士侍从之臣，礼教非为吾辈设也。
    此文所记，大致皆实情。其时天阉除于式枚、梁鼎芬、志锐外，翁同龢、潘租荫亦皆天阉。翁有姨太太而“常淘闲气”，屡见于日记，即以瑟鸣而琴不和之故。潘则不置妾媵。他有一新门生，不知老师有此暗疾，一次贸然以置妾为请，潘祖荫指着左右听差问道：“你劝我纳妾，莫非要便宜此辈？”门生惊愕不知所答，唯有下跪请罪，一时传为笑柄。
    梁鼎芬点翰林而娶妻，金榜题名，洞房花烛，本人生极得意之事。李慈铭光绪六年日记：
    八月二十一日，同年广东梁庶常鼎芬娶妇，送贺分四千。庶常年少有文，而少孤，丙子举顺天乡试，出湖南中书镇湘之房。龚有兄女，亦少孤，育于其舅王益吾祭酒，遂以字梁。今年会试，梁出祭酒房，而龚升宗人府主事，亦与分校，复以梁拨入龚房。今日成嘉礼，闻新人美而能诗，亦一时佳话也。
    八月二十五日，诣梁星海、于晦若两庶常，看星海新夫人。
    九月三十日，为梁星海书楹联赠之，句云：“珠襦甲帐妆楼记，钿轴牙签翰苑书。”以星海濒行，索之甚力，故书此为赠，且举新婚馆选二事，以助伸眉。
    梁鼎芬的洞房在京师东城贡院附近，为吴可读的旧居，梁题额曰“栖凤苑”。隋初何妥字栖凤，少机警，有才名，著有《周易讲疏》十三卷，亦深于《孝经》《庄子》，梁鼎芬借以自况，而知者不多，所以他感慨有诗：“何妥解经知己少。”而文廷式当然是他的知己。
    其时于式枚、文廷式都与梁住在一起。未几“绿杨分作两家春”，所以这年冬初，梁鼎芬回籍葬亲，新夫人未偕行，托之于文廷式。这段孽缘既非其夫人有意出墙，亦非文廷式见“色”起意，纯然是梁鼎芬为了解除精神上内疚的压力，强行撮合而成。所以梁、文的交谊始终不替，而龚夫人虽终身住文宅，但仍不时向梁鼎芬要求接济。
    文廷式死后，梁鼎芬当武昌知府，龚夫人曾至武昌求助，那副题郡斋的楹联——“零落雨中花，旧梦惊回栖凤宅。绸缪天下计，壮怀消尽食鱼斋”，殆即作于此时。
    梁鼎芬真可说是“伤心人别有怀抱”，诗中每有寄托。如《落花诗》五、六两首：
    珍重金铃护别枝，寻芳莫待绿草迟。
    岂知隔院春浓处，未到人间肠断时。
    风拂绿埃琴调尽，露零红粉画图悲。
    采芝王母方修隐，鸡犬升天事可疑。
    池馆清凉不再过，仙人月下记鸣珂。
    将离未去盘旋久，欲坠还飞眷恋多。
    孤树当风原易散，余香在水自相和。
    明知邱壑随飘息，苦念初时泪暗沱。
    “将离未去盘旋久，欲坠还飞眷恋多”，写落花之态之情，亦正是写他与龚夫人一段“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情分。“露零红粉画图悲”指龚夫人能画，曾题其所画花卉绢本，一种婉转凄恻之意，情见乎词：
    缥缈秋江绝世姿，玲珑湘管断肠时。
    红蘅碧杜长相忆，玉露金风要自持。
    栏槛有人伤畹晚，衣裳在水写参差。
    缘波骄尽芙蓉色，朝揽蛾眉讽楚辞。
    酒醒见画忽长叹，半在斜阳半在阑。
    一水芳华秋后褪，倾城颜色梦中看。
    潇潇碧雨遗荷佩，黯黯红灯服桂丸。
    千叠愁心消不尽，画帘垂地更香残。

 合肥相国红紫黑

    合肥相国红紫黑
    谈翁同龢的门生以及甲午时事，有一个人不能不谈，即清末民初为大江南北尊称为“张四先生”而不名的张謇（季直）。翁同龢最得意的门生，共计三人——汪鸣銮、文廷式、张謇，而对张謇的期爱尤深。
    光绪十一年，翁同龢与潘祖荫同主顺天乡试。北闱虽多南籍子弟的官卷，以及“皿”字号的外省监生卷，但解元照例必取直隶省籍，南省卷子再好亦只能取中第二，所以顺天乡试发榜有两元，解元为“北元”，南省名次最高者为南元。这年的北元刘若曾，南元即张謇，皆为翁同龢所取中，极其得意。翁同龢光绪十二年九月四日记：
    张謇号椒俨，江西知县，欲捐到省而无资，走京师乞书，求江北漕差，因张季直而得。
    此人因与张謇同名，翁同龢为之出八行得江北漕差，真所谓爱屋及乌，师弟情谊之笃，于此可见。
    其时张謇已是名士，除翁同龢以外，潘祖荫亦很想罗致他在门下，但光绪十二、十五、十六、十八年，四科皆落第。十五年潘祖荫为四总裁之一，十八年翁同龢主会试，都曾于闱中摸索，而皆误中他人。张孝若撰其父年谱，科举一章记：
    到了光绪十八年四十岁的会试，错得越发曲折离奇了，当时场闱中的总裁房考，几乎没有一个不寻觅我父的卷子。翁公在江苏卷子上堂的时候，没有一刻不告诉同考的人，要细心校阅。先得到袁公爽秋所荐的施启宇的卷子，袁公说：“像是有点像，但是不一定拿得稳。”等到看见内中有“声气潜通于宫掖”的句子，更游移起来。
    后来四川人施某荐刘可毅的卷子，翁公起初也很怀疑，但是不能确定我父的卷子是哪一本，所以施某竭力说：“这确是张季直的卷子。”翁公也有点相信起来，而且看到策问第四篇中间，有“历箕子之封”的句子，更证实了这是到过高丽的人的口气，就立刻问袁公，袁公觉得文气跳荡，恐怕有点不对。
    填榜的前头，沈公子封要求看一看卷子，等看到内中的制艺，及诗秦字韵，就竭力说：“决定不是。”但到了这时候，已经来不及了。一到拆封的时候，在红号内，方才晓得是常州刘可毅的卷子，果然不是我父的。
    于是翁公，孙公家鼐，沈公大家都四处找我父的卷子，方才晓得在第三房冯金鉴那里。第一房是朱桂卿，第二房是袁爽秋。堂荐送江苏卷子的时候，朱已因病撤任，袁公和冯金鉴住在隔房，常常叮嘱他，遇到江苏的卷子，要格外观摩，不要大意。哪晓得冯吃鸦片的时候多，我父的卷子，早早因为词意宽泛，被他斥落了。
    翁公本来想中我父，等到晓得错误了，急得眼泪往下直滴，孙公和其他的总裁考官，也个个都陪了叹息。其实刘可毅并没有到过高丽。后来袁公沈公翁公弢甫，都将这内中的详情，告诉我父，外间也都传说遍了。
    刘可毅字葆真，常州人。会试发榜前夕，琉璃厂卖“红录”，将刘可毅误为“刘可杀”。刘本精子平之术，自推生造当死于非命，又自相额有恶纹，而复有此“可杀”的凶兆，所以他人皆以抡元为贺，而刘可毅怏怏不乐。结果，八年之后，果然凶死。郭则沄《庚子诗鉴》：
    春宫小录误书名，镜里头颅暗自惊。
    潞水无情应有悔，年时吹绉甚干卿。
    此诗即咏刘可毅，自注云：
    刘葆真太史可毅……寻入翰林，念词臣无犯刑辟理，惟科场法重。然不考差则赊贷益难，于是每试皆草草，不望得差，亦竟不得。庚子出都，乃于潞河途次被害，恶谶终验。或云：“刘未第时，馆其戚某公家，有庖人私婢，为所见，讦于主人，逐庖人去，庖人深衔之。适为兵匪首领，于途次相遇，遂劫以去，始终无耗。”果尔，则其遇害可无疑矣，足为少年好事者戒。
    按：穷翰林必举“京债”，偿还之时，即放考官回京覆命之时。不预考差，则根本便无放考官之望，借贷更难，所以不得不虚应故事。刘可毅某年考差卷，“起讲”云：“且自不得已而后有君臣。”张之万大怒，欲专折劾其无君臣之礼，后经有力者缓颊，始得无事。此即为不望录取而出的纰漏。
    至光绪二十年，张謇已四十二岁。据张孝若记，其父功名之心已极淡，放榜时“也没有去听录”，不意得中第六十名贡士，复试第十。四月二十二日殿试，居然大魁天下。张季直日记中自叙：
    二十二日 殿试：第一策河渠，次经籍，次选举，次盐铁。酉正纳卷，归已戌正。……策全引朱子。
    二十四日 五更，乾清门外听宣，以一甲一名引见。先是钱丈令新甫见告，继又见嘉定（徐郙）于乾清门丹墀上探望，旋铁珊告以嘉定云云：而南皮（张之万），长白（志锐），常熟（翁公），高阳（李公），钱塘（汪鸣銮）八人，立墀上传宣矣。栖门海鸟，本无钟鼓之心。伏枥辕驹，乃倦风尘之想。一旦予以非分，事类无端矣。
    二十五日 卯正，皇上御太和殿传胪，百官雍雍，礼乐毕备，授翰林院修撰。复考国家受官之礼，无逾于一甲三人者，小臣德薄能浅，据非所任，其何以副上心忠孝之求乎？内省悚然，不敢不勉也！翟王二公，为治归第事。
    张謇之得状元，出于翁同龢的特意安排，事情显然，但一半亦是张謇的运气不错。兹先引录翁同龢日记：
    二十日 晴。丑正即赴朝房听宣，张相国遣苏拉来请，知派读卷，遂入至南书房。群公次第集，拟题八道有引折，圈出四道拟策问。是日上颐和园请安，卯正出，午正回，即于此时缮策，闻上还宫递上。发下恭捧至内阁堂，阉户写题纸，汪、志、唐三君动笔。酉正二刻封前后门，子正三刻刻毕，丑初二印起，寅正印毕，十张一包，十包一总封，竟夜兀坐，未合眼。张之万、麟书、翁同龢、李鸿藻、薛允升、志锐、汪鸣銮、唐景崇。南皮八十有五矣，耳目步履如常人，今日南斋尚为余画扇并小幅。
    二十二日 晴热，午后风。寅正三刻入殿，监试、收掌皆在，诸公亦来，分卷陆续送来，自卯抵酉正始散。阅本分卷毕又转四桌，力不支矣。得一卷文气甚古，字亦雅，非常手也。
    二十三日 晨访高阳，卯初二刻入殿。转三桌毕，将本桌圈尖点次序先理一过，遂定前十卷。兰翁、柳门、伯愚皆以余处一卷为最，惟南皮不谓然。已而仍定余处第一，麟二，张三，志四，李五，薛六，唐七，汪八，麟九，唐十，令供事写黄签。供事退，余等手粘包好交南皮，退饭。诸公午睡，未初再集，按标识排定，请侍读令供事来粘签，余与唐君逐本缮看，将批字撤净，申正毕。前十本黄纸封好，加夹板油纸，即由南皮交侍读携去，今夜递。余卷入箱，交收掌，各散。
    二十四日 晴。寅正，八人集景运门外朝房，起下同到南书房，卯正上御乾清宫西暖阁，臣等捧卷入，上谛观第一名，问谁所取，张公以臣对。麟公以次拆封，一一奏名讫，又奏数语，臣以张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上甚喜。退至南斋写名单，一面递上，一面持名单出乾清门，宣呼良久始齐，遂带引见讫。复至南斋，以朱笔标十本，柳门书之。持卷出，至传心殿饭，兰翁作东，饮毕同至内阁标二三甲，观者如墙，汗流几晕倒，三刻许毕，遂归。
    八读卷官中，志锐、汪鸣銮，自然唯翁之命是听；麟书与翁交好，薛允升与翁同年，都好商量；唐景崇（唐景崧之弟）后辈，不必理他；只有张之万、李鸿藻二人，需要疏通。所以，翁同龢二十三日一早访李鸿藻，可以断定即是为了张謇为状元。前一日“得一卷文气甚古，字亦雅，非常手也”，即指张謇而言。
    只看二十三日记“兰翁（李鸿藻）、柳门（汪鸣銮）、伯愚（志锐），皆以余处一卷为最”，可窥端倪。虽“南皮（张之万）不谓然”，但亦无法。张之万所看中的一本卷子，定为第三，即探花，揭晓乃知为湖南长沙的郑沅，后在南书房行走，则知名下不虚。若非翁同龢有意成全张謇，则此科的状元应该就是郑沅。
    张謇中了状元，恰好中日关系因朝鲜问题而恶化，张謇在这方面的经历与知识，自然为翁同龢所极端看重，因而成了主战派的大将，九月间合翰林五十七人，疏请恭王秉政；合翰林三十五人，共劾李鸿章；又以讲官资格独疏严劾李鸿章，战不备，败和局。正在搞得有声有色时，接得噩耗，老父病殁，九月十九南归奔丧，至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方始服阕入都。翁同龢正在“定国是”，张謇亦颇参预，但为时不过一月，翁同龢即被逐还籍。试看张謇自订年谱：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四十六岁。
    闰三月：入都销假，补散馆试。
    常乐乡民误会社仓意，毁仓董许聘三之家。
    副都统景祺行间架税，同时又行中允黄思永奏请之昭信票。
    二十六日，见翁尚书，言间架税之弊甚于昭信票。
    二十八日，见申戒昭信票之谕旨。
    闰四月：复见尚书言之，尚书立命驾往户部，曰：“改过不吝，不可以需贼事。”因请电传九督抚。
    请翁尚书停江北米粮捐，为草留已收之昭信票款于各省办农工商务矣。上翁尚书理财标本急策。
    恭亲王奕訢卒，度朝局将变。
    十八日，保和殿试散馆，十事对九，赋“霈泽施蓬蒿”试帖。试时誊至第四韵，四川胡竣越余坐前过触几，激墨点污卷如豆，既刮重写，乃脱一字，临行知之，复刮三十字重写，疵类殊甚，列二等三十七名。始用初花眼镜。
    闻近常乐镇之龚某扇众毁常乐社仓。
    二十二日，见翁尚书所拟变法谕旨。为翁尚书拟大学堂办法。
    二十七日，见翁尚书开缺回籍之旨。见文武一品官及满汉侍郎补授者，均具折谢太后之旨。
    二十八日，徐致靖昨保举之康有为张元济召见。
    二十九日，乾清宫引见，德宗神采凋索。
    诣翁尚书，已治装谢客，因请见，引朱子答廖子晦语，劝速行。
    识宗室伯茀编修寿富，与为友，竹坡侍郎宝廷子也。
    再看翁同龢此时日记：
    四月初一 张季直殿元服阕来散馆晤谈，言江北纱布局及盐滩荒地两事，皆伊所创也。
    四月十八日 看张季直各种说帖，大旨办江北花布事，欲辨认捐及减税二端，又欲立农务会，又海门因积谷滋事，欲重惩阻挠者。此君的是霸才。
    四月二十二日 晚约张季直小饮，直谈至暮，毕竟奇材。
    四月二十五日 申初二张季直来，谈至暮，盖无所不谈矣。
    五月初八 黄仲弢、张季直来，留面长谈。
    师弟相得，情见乎词。按：自甲午恭王复起，翁同龢再度入枢，至戊戌四月被逐，这三年半，实际上是翁同龢主政，而恰为张謇回籍守制之时。张去一月而翁入枢，张来一月而翁出枢，师弟进退，如此参商，殆为天意。
    翁在生平最重要的这三年半之中，重用了张荫桓，以后终于受张之累而获严谴。我在想，以张謇的才具，无论外交、财政的见处办法及手腕，都不会在张荫桓之下，且品格较胜，资望及对翁的忠诚，更远过于张荫桓。如果张謇不是丁忧，则此三年半之中，翁的主要助手必为此张，而非彼张。
    其间，关系尤为重大者，翁得张荫桓之助，并不能制服李鸿章，但翁如得张謇之助，则李鸿章受俄之贿卖国，在对德交涉中多方捣乱，为俄国之介入胶澳事件找借口、作前驱的阴谋，就很难实现。那一来，历史可能要改写，翁同龢亦就不至于“凄凉到盖棺”，而张謇必将另有一番成就。
    于此，我又另有感慨。中国的名教伦理中，最不合理的，就是东汉传下来的愚孝。三年之丧，必须解职守制，不知道为国家带来了多少损害！此一根深蒂固的观念，成为考验士大夫人品的一个重要指标，清朝以帝皇的权力，不能改变臣下的此一决心。是故李光地的夺情，备受士林讥责，明朝张居正亦因此不为朝士所谅。究其实际，过分看重个人的名声，而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实亦未足以言忠。

 居然批敕立朝堂

    居然批敕立朝堂
    至于翁同龢与张荫桓的关系，可以分作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光绪十年六月，张荫桓以大顺广道加三品卿入直总理衙门，此为张荫桓跻身卿贰及在京供职之始。此一时期不过友朋往还，但翁同龢对他已很欣赏。《近世人物志》摘翁此时有关张荫桓的日记如下：
    四月三十日 晚张樵野来谈。此人似有文采，熟海疆情形，其言切实，盖雨生得意人。伊云：法之愿议，实畏埃及兵事不了也。又云：山东威海卫，戚大将军备倭所筑，东距旅顺，西距燕台，各二百里，必当设重镇，此岛可泊兵船铁甲。又言对外国，切不可说夸大语，气矜语。
    张荫桓以捐班县令起家，先见赏于江苏巡抚丁日昌，丁与翁换帖，翁当于丁日昌处获知有此能员。张荫桓后来服官山东，阎敬铭、丁宝桢对他都极赏识。翁与阎的关系很深，当然也会听阎敬铭说过张荫桓。观翁同龢所记张荫桓的言谈，在现在看是常识，在当时是一种了不起的知识。
    翁同龢最大的长处是能服善，对张荫桓的欣赏是必然的，而况张荫桓有文采，善辞令，精于鉴赏，家厨精致，凡此都是使翁同龢乐与之交游的条件。如光绪十八年九月二十一日记：
    晴，大风寒甚，盆冰厚一指，重裘犹寒也。照常到苑门，未饭退归。巳正赴张樵野之招，同坐者钱子密、徐小云、孙燮臣、徐颂阁、廖仲山，与余而六，食鱼生极美，晚更进精食，剧谈，坐卧随意，抵暮始散。
    观此名单，既非专请总署同僚，亦非招邀户部同官，纯然是请翁同龢，而特邀翁最熟、最谈得来的朋友作陪。由翁的得意之情溢于言表看来，张荫桓的应酬功夫，可以想见。
    张第一次在总署，只有四五个月，彼时出身不高，资历亦浅，颇受人排挤，被劾四次之多。第二年得李鸿章的提携，奉派使美，其时正当美国排华运动最激烈之时。光绪十四年春天，张荫桓与美国订立《限禁华工赴美条约》六款。据《清史稿·邦交志四》载：
    议寓美华工约，定约六款。首言中国以华工在美受虐，申明续约，禁止华工赴美。次言华工在美，有眷属财产者，仍准往来。三言华工以外诸华人，不在限禁之例；并准假道美境。四言华人在美，除不入美籍外，美国仍照约尽力保护。五言华工被害各案，美国一律清偿。六言此约定期二十年互放，议定画押，复命张荫桓再与筹议。
    以国际公法来看，此项条约至为优待。美国只是为了保护美国劳工的工作机会，不许再有华工赴美，此亦天经地义之事。但当时办外交的人，根本不知道“公道”在哪里。我之所谓“公道”，就是大家都可以走得通的一条路。因为不知道这条路在哪里，所以态度上忽强忽弱，捉摸不定，李鸿章多少是知道的，但苦于不能说真话，譬如使节入觐，向元首三鞠躬、握手，是各国通行的礼节，而必欲使人如乾隆朝的故事，行跪拜之礼，如何可行？这话便不能实说，否则必遭人攻击。同治亲政后，各国公使要求觐见，贤如文祥亦坚执跪拜礼，各国公使让步允免冠五鞠躬，亦未能定议。言官纷纷上奏应据理力争，吴大澂、边宝泉措辞尤为激烈，倒是后来为同治立嗣问题死谏的吴可读，比较开明，请“明旨宣示，不必令各国使官跪拜，以示无所不容，不屑与较之意”。
    其时日使列岛种臣到任，对于入觐问题，不愿接受差别待遇，准备出京回国，总署最后还是让了步。同治十二年六月初五，各国公使觐帝于紫光阁，行五鞠躬礼，而同治本人及皇室皆以为恨。
    因为如此，张荫桓争来的优待条件，总理衙门犹以为不足，电令再议。当然不会有结果。美国政府下令禁止华人入境。这年耶诞后，有一艘船从广州到旧金山，内装的大批“华工”被打了回票。直到光绪二十年，中国自动要求美国订立“限禁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款”，方始解决了问题，但已无复有六年前的有利条件。
    当时懂洋务者，皆有“外交好办，‘内交’难办”之叹，所以缩头不问的“鸵鸟主义”开始流行。不意百年之后，余风犹在，人家找你来谈基本问题，外交当局唯是馆以华屋，款以美食，说说洋荤笑话，扮扮冷面滑稽，令人万般无奈而去。呜呼，言之曷胜浩叹！
    张荫桓使美四年，回国后再入总署。不久，曾纪泽病殁，于是总署八大臣，真正见过世面的，就只剩了一个张荫桓。下一年——光绪十七年，洪钧自德回国入枢，不久而有中俄国界问题，洪钧为人中伤，加上赛金花的丑闻，因而郁郁以终。洋务专家仍然以张荫桓为首。
    光绪十七年五月，张荫桓由大理寺擢为左副都御史，第二年六月调户右，开始与翁同龢同事，八月调左户。此为第二阶段，但亦不过关系良好而已。
    其时张荫桓与孙毓汶很接近。翁同龢于光绪二十年二月二十一日有一函致张，极可玩味。原函如下：
    复试等第名单，如有印出者，乞赐一份。孙荔生渐愈否？尊处或知其详，乞示。
    “复试”为举人复试，本在次年春闱以前举行，光绪十九年秋闱迭出科场案，翁同龢主顺天乡试，外帘不谨，物议哗然。翁同龢十九年九月二十三日记：
    上谕，御史联级奏科场舞弊，幸中乡名，周学熙、汤宝森、蔡学渊、陈步銮、黄树声、万航，着礼部先于覆试日扣除，派麟书、徐桐调取录科卷墨卷，勘磨笔迹文理，另期复试等因。今年外场枪代极多，物议喧然，宜有此事也。
    又同月二十四日记：
    是日顺天举人复试，一百十余人。复试题：岁十一月徒杜成二句；南极一星朝北斗。
    按：此为出现弊端后，特别举行一场复试，而联级酌参之六人，则另案办理。至同月二十八日，麟书、徐桐覆奏，蔡学渊等三人文理、笔迹不符，革去举人，周学熙等三人另行复试。
    周学熙为周馥之子。此三人至二十年二月初九，一起复试，结果只周学熙一人通过，准予参加春闱。翁函中的“复试”则指各省举人赴公车后的正常复试，张荫桓殆奉派监试之故，所以翁向其索阅全单。
    此函后半段：“孙荔生渐愈否？尊处或知其详。”十二字中透露了极可玩味的朝贵关系。孙荔生单名榕，为孙毓汶之子，而为翁同龢光绪十四年戊子、主顺天乡试所取中的门生。是年八月十一日，翁同龢日记：
    晴热。卯正二起，请监试及房考六位上堂写经题。已初忽传鼓有密旨一件，监临捧交，云军机大臣孙毓汶亲赍送者也，恭读讫，仍封回存福公处。酉正刷印题纸讫，请监试房考饭，亥初三刻送题纸。方就枕，外帘传鼓，云题纸欠四百余张，余起与监临语，甚斥其非，盖外帘委员随意藏匿，向来如此。
    是何密旨，竟劳军机大臣孙毓汶亲自赍送，答案在四月十六日翁记中。
    大风又起。天未明至西苑门，辰初二刻起下未叫，余入于翔鸾门内请安磕头，上入座，余以场中所奉朱笔面恭缴。上问中卷批字何以有“中”“取”之别。对以正考官批中，副考官批取。上曰，此次朱笔派汝与福锟并为正考官也。敬对入闱匆匆，未及致详。命此两日少休，毋庸入直。赴顺天府鹿鸣宴，先饭高京兆所，未初入坐，即起谢恩，新举人到者二人，谒见草草，抢宴者轰然矣。贺孙莱山，访晤颂阁。夜风未止。吏部送誊录名单来。
    顺天乡试考宫，本来亦如他省，一正一副，乾隆中叶，因考卷过多，改为一正二副。至道光十二年四月，简放房考官时，特旨“典试各员必将闱中落卷，全行校阅，不得仅就荐卷取中”，申诫谆至。“搜遗”为主考之事，所以适年顺天乡试，增派副主考一人，为一正三副，自此遂成定制。光绪十四年戊子，顺天乡试主考，为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福锟、户部尚书翁同龢、先恭慎公（时官兵部尚书），余一人为刑部侍郎薛允升。观此一名单，正考官自然是福锟。
    密旨乃特派翁同龢同为正主考。我很疑心，加派翁同龢为正主考，即出于孙毓汶的奏请，因为其子孙荔生即在闱中。此举除讨好翁同龢，并亲自赍旨，明以示宠，暗送秋波以外，实际上有两种效果：第一，希望翁同龢能对孙荔生特加青眼。乡试虽说糊名易书，但孙荔生应顺天乡试，必编入“北皿”字号，南、北中皿额相同，而“北皿”人数比“南皿”少得多，闱中摸索，并非难事。
    第二，孙荔生原已由正主考福锟处取得关节，只是文章并无把握，如果福锟取中，翁同龢认为不同，指出文字如何不佳，福锟是无法跟他争的。有此一举，翁同龢自能默喻于心，乐得成全。九月十六日所记，不云孙荔生取中，而云“贺孙莱山”，即贺其子中举，措辞如此，殊可玩味。
    在翁同龢写信给张荫桓的第二天，二月二十二日记：
    孙荔生（榕），莱山次子，余戊子门人，感疾竟卒。
    又二十四日记：
    午入署，散后出城吊孙荔生，门者辞，未入。
    翁同龢系咸丰六年丙辰状元，榜眼即孙毓汶，通家之好，交情素密。但孙毓汶入枢后，交谊发生裂痕，不意至甲午前后，竟至不通叩问！此事罕为人知，我亦是看了翁致张一函，再考查翁同龢日记，方知有此一事。或谓，自光绪亲政后，翁同龢隐操大权，看孙毓汶对翁的态度，则知此言为不虚。而张荫桓与孙荔生交游必甚密，借此结纳孙毓汶，亦为可想而知之事。
    引翁同龢致张荫桓一函，原件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影本见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印行的《松禅老人尺牍墨迹》，收翁同龢致张荫桓函一百零五通。此影本的问世，对近代史的研究，是一大贡献。旅顺、大连是怎么丢掉的？可从这影本中求得明确的答案。光绪年间，北京有副谐联：“刘三死后无苏丑，李二先生是汉奸。”一时皆以为下联言之过分，但我可以负责地说：李鸿章确是为帝俄所收买的汉奸！铁案如山。李氏直系亲属如告我诽谤其先人，我愿负完全的法律责任。
    此影本的问世，与我有一段渊源，同时我写《同光大老》需征引其中的材料，因而对《松禅老人尺牍墨迹》影本，有先作一介绍的必要。
    这一百零五通翁同龢写给张荫桓的信，收藏者是吴永（渔川）。慈禧生平受惠于两吴，前有吴棠，后即吴永，看过《庚子西狩丛谈》的，自知其详。吴永是曾纪泽的女婿，亦见赏于张荫桓，戊戌政变，张荫桓被捕遣戍，适一百零五封信，不知如何落入吴永手中。我在辛亥四月，编次成册，即为目前的形式。其归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庋藏的经过，如蒋慰堂先生所记：
    渔川一生为宦，两袖清风，其幼女芷青女士，于归文恭家人舲雨先生，此文恭遗墨，即出其嫁之押奁物也。翁君乘桴东渡，执教于美国爱渥华大学，遗墨相随有年，尝谋出版而未果，不幸赍志以殁。
    去岁其遗孀吴芷青女士返台，钱宾四先生以为此先贤手泽，不宜流落异域，遂亟为撮合，售归本院，专橱陈列，以供众览。余睹诸札，皆外交史料，价值甚高，不独昔贤真迹之可宝，乃嘱司事者影印出版，以供治近史者之研考。
    主其事者为故宫博物院文献处处长昌彼得兄。但这些函件作为史料来看，必须做一番整理，因为：第一，大部分的函件都只有日期及时刻，甚至并此亦无；第二，函中多用隐语，或者点到为止，纯为心照不宣的密札。如果对当时的背景、时局，以及朝贵的交游、起居不了解，根本不知他说些什么。以吴永为同时之人，亦竟未能依序编次。再如叶誉虎先生，对函中所叙时事，一时亦无从细辨，有致潘伯鹰一函，翁氏附于原册之后，全文如下（标点为笔者所加）：
    翁文翁（按：应为恭，误书为翁）致张樵野各札，皆光绪二十二、三、四年时事。二十四年夏，文恭被逐，旋兴戊戌大狱，继以庚子，国脉遂栎。愚颇欲将各札逐一考证其本事，而加以评骘，惜精力与资料，两皆不给，只可中止，然甚望有人为之也。吴渔翁钦服樵野，绝非阿好，盖其人实非同时诸人所及，乃夭枉非命，遗文荡然，可叹之至！原札三册，乞交还翁君。此复
    伯鹰弟
    遐翁七月十四
    作为目录学专家的昌彼得兄，本可以自任整理之役，但因公务、教课，两俱繁重，因以其事委诸笔者。前年夏秋之间，穷匝月之力，理出一个头绪，制成《原函次序与本编页次对照表》，附于影本之后，并做了三点说明：
    一，本表编次，以翁同龢日记为主要根据。函中所言为日记所未载，则参以旁证，如患病、出游、入直时刻及其他史料加以推定。
    二，翁与张之关系，在光绪二十一年六月以前，为户部司官，书札往来，商榷部务居多。自翁亦值总署，以闇于外势，对张倚任益深。胶济事件经过，参读日记，始末毕具，其已有成议而忽中变之由来，函中灼然可见。此一部分函件，特具史料价值，前后次序，亦最明确。
    三，页第三三、一〇三、一一〇等函三件，无从稽考；页四〇、一九二、一九三等函三件，系总理大臣廖寿恒致张荫桓者，阑入。
    如我所考，此册所收翁同龢致张荫桓函，实仅一百零三通，确实可考的一百件，起自光绪二十年二月七日，迄于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六日，首尾整整四年三个月。其中我最感兴趣的一封信是：
    承惠蕉果，极感。午间所谈，乞密之。千万！
    两浑 初八
    此函我认为作于光绪二十年九月初八。在“对照表”中，我所做的说明是：
    此函不见翁记述及，以“两浑”心照，知为极有关系之事。按：慈禧发内帑银三百万，钱万串，是日由张荫桓在西苑门承领，度此时有所密语，而必牵涉及于两宫之不和。姑系于此，以待详考。
    请再看翁同龢是日日记：
    晴凉。入稍迟，先进讲，次会议。恭邸来，志锐折专交恭邸，余未见也，有语传恭邸，巳正散，诣奉宸宛公所与谈片刻。是日起发宫内节省银三百万佐军，分日领，张樵野在苑门承领，谈数语。归饭，饭后入署，站九刻，画稿极多，惫矣。访芝葊，意殷殷也。归未见客，与子侄谈。
    其时慈禧正驻西苑，而懿旨“发宫中撙节银三百万佐军饷”，为八月下旬之事。我记得曾看过一段记载，大意是说，甲午战事既起，军饷支绌。慈禧召见军机，自愿出积蓄助饷。有人大概是礼王世铎，一再表示，此是向太后暂借，等部库充裕，即当归还。后来光绪告诫军机，如太后召见，不必再提暂借及归还的话。意思是慈禧的积聚甚多，助为国用，亦是应该的。我疑心这天“张樵野在苑门承领，谈数语”，翁同龢即是告知此事。至于光绪的话，当然会有人向慈禧密报。在慈禧看，光绪竟是在打她的主意，自是不孝。母子嫌隙，竟至无可弥缝，实与此事大有关系。惜已不复省忆这段记载见于何书。
    翁同龢入相后，大权独揽，张荫桓则左右逢源，以户部侍郎值总理衙门，借洋债正为分内之事，复以翁同龢的信任，在光绪二十一至二十四年这三四年间，亦正是他最得意的时期。张荫桓跟张謇一样，都是所谓“霸才”，自然想独掌一军，有所作为，但出身上吃了亏，所以必得依附大老，始能出头。得翁的信任，是很好的一个机会，很想乘势铲除李鸿章在外交方面的影响力。无奈翁同龢不识他的用心，而李鸿章已有所觉，张荫桓乃不得不见机而作，与翁同龢遂成貌合神离之局。
    最后以翁不可恃，想直接上结帝知，犯了慈禧的大忌，犹在其次，成了宦官集团，包括内务府衙门在内的公敌，那就必死无疑了。
    翁同龢与张荫桓皆垮于戊戌政变，而戊戌政变直接的导因是胶澳事件。李鸿章死于辛丑议和受俄国人的凌逼，而辛丑承庚子而来，庚子之乱为戊戌政变失败的后遗症，因此推原论始，说李鸿章死于胶澳事件，亦无不可。
    总之，从《松禅老人尺牍墨迹》中去看，李鸿章的断送老命皆咎由自取，而贻祸国家，至今未已。我以各种机缘，成为最了解这段史实的人，所以，一直有一种责任感，在驱使我把胶澳事件演变的经过写出来，作为近代史学家重新评估自甲午之战到庚子之乱，这一连串重大事件的因果关系之基础。

 割城谁献督亢图

    割城谁献督亢图
    胶澳事件之起，清人笔记分析，其原因有五：
    俄、法、德三国干涉辽东之结果，均得清廷之酬报，而德独少于二国。其原因一。
    甲午之后，各国经营我国，皆有根据地，以维持其势力，德独无之。其原因二。
    德国东亚商业正勃兴之时，商船来者日众，不得不于我国占一良港。其原因三。
    德欲得俄国之欢心，以解散俄法同盟之势力，阴知俄人欲要求我国土地而无所借口，故即导以先路。其原因四。
    德政府以扩张二亿五千万元之海军费，要求议会之承认，不得不急示威于海外，以悦其心。其原因五。
    以上五因，关系最大者，莫如第四因。但德为俄导先路，若能看破其底蕴，以明快的手段，解决对德交涉，则俄国亦无所售其狡计。当时翁同龢在张荫桓协助之下，正是循此原则进行，而李鸿章一开始就千方百计，加以破坏，亦就是千方百计“引鬼进门”，让俄国得以介入。手段卑鄙恶劣，真汉奸中的无耻之尤！
    胶澳事件，始而为俄、德通谋。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德皇威廉二世访俄皇尼古拉二世，面谈此一问题。德国外交大臣霍亨罗爱曾有评论：“在全世界的历史上，没有一个政治问题，能像胶州问题一样，被两个君主坦白而诚恳地加以讨论的。”德皇之所以移樽就教，因为知道有中俄密约，如果单独行动，俄国根据条约，出兵协助，则俄、德将发生武装冲突，因而亲访俄皇，求取谅解。
    俄皇表示，愿在中国较北地带觅取不冻港，俄舰虽泊胶州湾过冬，并不愿永久占领，将来放弃时，愿意交与德国，以免落入英国之手。于是德国决定派军舰强占胶州湾。仅从这一点看，李鸿章一手签订的中俄密约，便是聚九州之铁所不能铸的大错！
    俄国为什么这么大方呢？目的是利用德国制造事端，以便借援助之名，进兵中国。这年十月初七，发生曹州教案，又恰好给了德国进兵的借口。以下局势的发展，据《近代中国史事日志》所载如此：
    十月七日：德国教士二人（henle、nies）在山东曹州府巨野县为匪所杀。
    十月九日：英外部训令英使，英国须与德国在华享有同等待遇。
    十月十二日：德皇以胶州湾事电询俄皇意见。
    十月十三日：俄皇覆德皇，对德舰开入胶州湾事，无权过问。德皇即令远东舰队进占。
    十月十四日：俄外部训令北京俄使，反对德占胶州湾，必要时亦将派舰前往。
    十月二十日：德舰占领胶州湾，夺据青岛炮台。
    俄国包藏祸心的企图，灼然可见，其唯恐德国不使用武力者，即为亟须有一出兵的借口。此种狡诈卑鄙，然而亦很幼稚的手法，在昧于外势者固不易了解，就李鸿章来说，岂能不知？至于曹州教案，不过适逢其会，即使无此案，德国亦会另外制造事端，须知行动的时机，是经过挑选的。
    现在又要谈到慈禧做生日了。五十岁甲申，六十岁甲午，两个整生日都以外侮败兴。再往前四十岁甲戌，则同治于是年太后万寿以后，感染“天花”，竟至上宾，似乎遇到她整生日的年份，总要倒霉。其实不然。这话要这么说：凡是她铺张扬厉，大做生日时，必有倒霉之事发生。真所谓“乐极生悲”，冥冥中自有“祸福无门、惟人自召”的盈虚之理在。
    这年她六十三岁，旧时无分南北，都以这个岁数为一个“关口”。甲午之战的“民掷脂膏二万万，天含珠泪一双双”（易实甫《召见纪恩诗》），已因“可保二十年无事”的中俄密约而忘怀，慈禧及其左右，都以为复见太平，理当补祝六十万寿，所以这年的庆典，从十月初一，便即开始。从初一至二十二，王公重臣及内务府近侍等，排日进膳，头一天是恭王、庆王，最后一天是李鸿章，排在“堂上带昕戏司员等”之后，翁同龢排在十月十三，与礼王世铎同一天。
    因为如此，翁同龢不敢以曹州教案入告，这也就是故意选定此一时机的奥妙所在。翁于此事，日记未载，但事实上自须处理。《尺牍墨迹》中有一函，不著年月日，亦无称呼：
    自巳抵酉，想见讲论之长。署使有权，舌人易达，或作须臾计耳。初九务到班，余面罄。敬颂
    晚安
    名顿首
    此函我断为十月初八所作。“讲论”者，即交涉前一天发生之曹州的教案，张荫桓从上午十点，谈至下午六点，可知交涉棘手。“署使”指德国驻华署理公使海靖，“舌人”指海靖的翻译福兰格，与张荫桓很熟，翻译时不会不忠实原意，故曰“舌人易达”。
    自十月初八起，赏大臣听戏，张荫桓因与德使交涉未到，翁同龢怕慈禧万一发觉张荫桓缺席，垂询原因，难以作答，所以切嘱“初九务到班”。
    德舰占领胶州湾在十月二十，翁同龢则至二十二日始知其事。是日日记：
    晴，午后风起，稍寒。晨入，看四电，德兵船入胶澳，占山头，断电线，勒我守兵三点钟撤出，四十八点钟退尽云云。即草电旨二道，一饬李秉衡勿先开炮，一令许景澄向德外部理论，邸意以为然，幸巨野已获凶盗四名，尚可辩论耳。见起刻余，辰正三散。到公所饭，未得睡即行，谒庆邸略谈。入城访樵野未见，晤李相，约傍晚到总署一商，申初三入署，警报迭至，章高元两营退扎四方山，又胶州电局德令发洋信，不准接华信。余谓宜发照会予德馆，责其因何不照会遽调兵登岸，樵野属稿，归时天黑。乏极，苦极矣。
    “邸”者恭王，此时总署大臣在颐和园的，只有恭王与翁同龢。看这一天处置此一大事，无论在颐和园还是总署，都是翁同龢做主，足以看出他的分量。
    二十日胶州湾出事，京中即令当日并无消息，第二天一定有电信到总理衙门，何以翁同龢丝毫不知？且看他那一天（十月二十一日）的日记：
    沉阴无风，午后日出，不甚寒。外折少，见起不及一刻，递事后辰正散。邀礼邸过余便饭，钱、刚二公作陪，剧饮纵谈甚畅，自辰抵申正乃去。是日上从慈驾诣圆明园课农轩。
    闲豫如此，可以确信其未知胶州生变。然则总理衙门有没有消息呢？有的。只是各方面来的电报，都为李鸿章截留封锁，暗中去做了“私通外国”的勾当。窦宗一编，香港友联出版社印行的《李鸿章年（日）谱》，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阴历十月二十一日）条：
    鸿章晤俄代理公使请助，俄使允请示，鸿章候至俄使发电后始辞。
    据窦宗一附注，此条记事，采自《俄使报告》，其真实性绝无可疑。按：当时军机为恭王、礼王、翁同龢、刚毅、钱应溥，总理大臣共十人，就算李鸿章班次在翁同龢之前，此事不告诉翁同龢，不算越权，但在他之前还有恭王及庆王，何得擅专？如果告诉恭王及庆王，则两王一定会通知翁同龢。
    于此可知，李鸿章之一手遮尽耳目，就是要瞒过翁同龢及张荫桓，先为俄国出兵制造一个口实。其情较吴三桂借兵，尤为可恶。
    李鸿章私下至俄国公使馆勾结，是一直瞒着翁同龢的。张荫桓事后始知，但不敢公然揭穿李鸿章的阴谋，只私下向翁同龢有所陈述。翁同龢日记：
    十月二十四日 未正赴总署，诸公皆集，庆与樵野未来。申初俄巴使来，言得其国电，已派水师提督由海参崴带兵船赴胶澳，将与德诘难。问其办法，则云以船镇之，讲解则仍在本国也。三刻去，临去云此两国之事，不第为华谋。天黑归，樵野候我，云借俄，伊不谓然，若俄、德称兵，法必来助，东方起战争，岂中国之利耶？今日不赴会晤，盖有深虑云。其言亦有理。以吾观之，战事未必起，恐不占胶澳，两国皆别有要求。
    张荫桓不赴总署之会，必是因为已经得到消息，李鸿章所勾引的俄舰，已经东来。当时如提出反对，则李鸿章必然会根据中俄密约，表示俄国之出兵，正是履行条约的义务。这样，变成张与李的正面冲突，于私于公，皆非所宜，所以私下向翁提出建议。至于李鸿章的态度，与俄国是完全一致的，由次日（十月二十五日）的情形可以看出来。翁同龢是日记：
    晴，晓寒，风止。恭邸昨归，今入直，取进士者皆垂纳，惟令聂、袁两军准备。邸令杨宜治往津面告北洋。见起二刻，辰正散。径归，倦甚。抄连日电报于小册。李沧桥来见，递福禄寿诉说，借款为汇丰阻挠，因令先汇十万镑再开口。
    未正赴译署，赫德来献议，谓胶议当先令退兵，否则必索兵费。再令撤使，谓我事事按条约，而彼使横开衅端，亦先发之道。合肥驳之，伊怏怏，其实所言亦有理。得沪电，询胶事如何。以福禄寿所呈及合肥所算各借款盈绌单送樵野斟酌。
    赫德采取强硬态度，而李鸿章“驳之”者，因为德国兵舰是俄国请来的，如果强硬态度生效，德国退兵，俄舰亦就没有东来的理由了。
    其时国际局势已起变化，德皇威廉第二对于俄国出尔反尔的举动，颇为恼火，认为两面挑拨，居心叵测，痛诋俄国外交部的声明，是“极端无耻的”。在事实上，如果俄舰开入胶州湾，势必发生冲突，有演变为德俄战争的可能，不得不预为之计。
    德法世仇，法又联俄，因此德俄开火，不但必如张荫桓所说“若俄德称兵，法必来助”，而且亦可能攻击德国本土，陷之于两面作战的困境。因此，德国乞援于英，英国由于维多利亚女皇的夫婿阿尔伯特亲王是德国人，自是义不容辞。于是俄国见机，将早先对其远东舰队司令官所下“如果德舰有所动作，即追踪入胶州湾，保持既得的停泊权”的命令，予以撤销。同时决定尽快结束曹州教案，希望在中国取得一港口的问题，另案解决。
    于是从十月二十六日起，德国主动展开对中国的直接交涉。德国公使海靖致送照会一件，要求六事：“竖碑、抚恤、革李秉衡职、赔偿、山东路矿、租胶州湾。”此即翁同龢所称的“六条”。
    十月二十六日，德国公使致送照会，开出六项条件后，展开正式交涉。翁同龢记其经过云：
    到总署，已而两邸群公毕集，未正三德使海靖挟参赞贝威士、翻译福兰格及一武官来，见面寒暄，先说本日照会已阅否。恭邸首责以兵占胶澳，言非退兵不能讲，语峻而圆转直截。彼云万不能退。又与刚柔并用，不失礼亦不失言。彼推外部，有中国并无不是之处一语，余等摘此语再三往复，彼不允却不怫，四刻退。抄今日来照会，并答伊照会及此次问答，明日具折呈递。
    交涉虽无结果，但彼此意向已有了解，“彼不允却不怫”一语，足见德国具有解决问题的诚意。最后将彼此来往照会、问答“具折呈递”，亦清清楚楚地表明，交涉虽为“两邸（恭王、庆王）群公（总署诸大臣）”，但实际上主持外交者，是恭王及翁同龢，两者的关系，又似“大学士管部”，恭王只在特别重要的事务上方始参预，所以说中国的外交，此时实际上由翁同龢主持，亦无不可。我希望读者特别注意这一点，才会恍然于李鸿章的积极干预，是蓄意侵权，心目中根本未考虑国家的利益，较之利用职权以营私的罪行，更为严重。
    十月二十八日，北洋大臣王文韶、山东巡抚李秉衡皆有电报。翁同龢记：
    是日东抚、北洋皆报章高元事，皆谓宜饬总署及许使力争。谕将两电抄交总署，以此事办照会问海靖，我兵屡次迁移，胶州民心惶惑，若激生事端，中国不能任咎。退告总办松年回堂。饭后访李相、樵野、庆邸三处皆晤，樵野属稿，庆邱谈次激昂流涕。
    所谓“樵野属稿”，即由张荫桓拟致驻德使臣许景澄的电报。当时对德交涉，是在北京与柏林双线进行。先谈北京方面。翁同龢二十九日日记：
    未初赴总署，诸公来集，余曰且发俄电，曰且少待。余曰以章兵属张抚，曰且迟，盖章电似可放还也。至西厅屏人议六条准驳，首末应驳，明日递海来照及两覆照折。
    说“且少待”“且迟”者，皆为李鸿章，“屏人”者亦为避开李鸿章。彼时最重科名，李鸿章之能把持总理衙门，即因身为翰苑前辈，集议时如“两邸”不到，则俨然主持的身份，翁同龢无奈其何，唯有避开他跟张荫桓，可能还有廖寿恒，密议正式答覆海靖的照会。所谓“首末应驳”者，来照第一条要求将已调川督尚未离任的李秉衡撤职，第六条声明教案结束后，方能退兵。中国表示李秉衡撤职不能接受，要求德国先退兵，再谈其他。
    第六条为双方交涉症结所在，但后来很快地由于双方各作让步，而取得协议，功败垂成，出于李鸿章的开搅。详见后文。
    关于柏林方面的交涉，日记中语焉不详，须看《尺牍墨迹》。十一月初一致张荫桓一函，后段云：
    巴兰德，今日电许使，传旨奖励矣。
    巴兰德曾任德国驻华全权公使，自光绪初元开始，驻华九年之久，与中国的关系极深，许景澄找他帮忙，电请予以奖励，准予照办。翁同龢函中所述即此事。
    许景澄在德交涉经过，大致可由《尺牍墨迹》所附张荫桓亲译的来电中，钩稽出一个大概情形。十一月初三电云：
    德事颇棘。澄现往晤巴兰德，若公与通电，托其设法解释两国嫌隙，由澄译致，较着力。澄。江。
    此为许景澄致张荫桓的电报。但十一月初三那天，许景澄似乎并未见到巴兰德，至次日始得相晤。许景澄初五日电报：
    昨告巴兰德：我欲先退兵再商办，海使拒商退兵，致相持。商乞疏解。巴意似肯，而虑德延，海使猜忌。但允将此情达外部。如得信息再转告。巴又密告赓音泰云：中国现时只可早与海（靖）商妥各条，再论别事。英报传中国拟调兵攻逐德兵，果尔即成战事，恐非中国利等语并据闻。澄。歌。
    观此可知交涉的症结在“退兵”。赓音泰当系许景澄的译员，巴兰德密告之语，实为当时德国外交当局最新的政策，即本来拟借曹州教案取得一海口者，现已分为两事，曹州教案授权海靖就地解决，取得海口一节，另行设法。因为德国不愿为俄国所利用，扩大事态虑为各国所干预，于德不利。
    此外，赫德亦向翁同龢劝告：“此事若不速了，可忧者不仅兵费。”又说：“各国添兵，意将何属？而中国不闻耶，抑闻而不省耶？”这是警告中国将有被瓜分之祸。所以翁同龢十一月初三记与赫德之“深谈”，道是“语绝痛”。
    但李鸿章代表俄国的利益，则唯恐中国不乱。他眼看中国、德国，及助德的英国，都希望曹州教案尽快解决，则俄国将无隙可乘，因而采取纵火的手段，即将海靖所提出的“六条”故意泄漏于各国使馆，目的是希望各国对中国提出同样的权利要求，则中德交涉，自将遭遇顿挫。翁同龢十一月初三记海靖提出照会两件，一辩教案，一即指责总署大臣泄漏六条于各使馆，其下自注：
    指合肥而言，并称翁某官为所钦仰，张某官熟三洲商务，惟有一位漏言各馆，盖有所指也。
    因此，中德双方越觉有从速解决的必要，以免夜长梦多。翁同龢十一月初四记：
    早入，恭庆阅昨日海使照会，欲余与樵野往德馆解说。……午访樵野，以旨派赴德馆告之，同至总署。未正前往，晤海靖及其参赞二人、翻译一人。先辨泄漏事，谓左右难保漏言，至大臣则断无之，尔既不能明，我亦不深诘，今作罢论，海允行。
    次及教案，谓李中丞未办过交涉，或有未宜，至其居官清正，筹款亦有效，是其好处，余为此语，盖觇其驳否。海竟不驳，但云恐所筹不足供此番之用耳。末言照会所以言先撤兵后商办者，盖尔先占胶，后开六条，故次第如此，今若一面徐议撤兵，一面先行商办有何不可，但中西文法互异，必面谈乃可，请尔定期来晤，海亦允。
    余申之以两国无战事，尔则兵不得勒我缴军械，可速电水师提督毋生事，令良民惊疑，海亦允。所论凡数百言，为时凡六七刻，撮举其略，另有问答，樵野记之在署。
    “李中丞”指李秉衡。翁同龢开脱李秉衡，“海竟不驳”，又建议撤兵与交涉同时进行，“海亦允”。则六条中“首末应驳”的两条，均有着落。交涉必成，已有把握。
    但十一月初九忽有挫折，而初十却又好转。翁同龢日记：
    十一月初九：午正赴总署以待海靖之来，未正海带翻译福、参赞贝威士、领事艾思文五人来，二邸全堂皆集，李相独晤英窦使，未在坐。今日海状迥非昨比，必欲重办李抚，又添出曹县巨野教案，而于六条仍无要领可得。
    又言兖州单县各有教士被侮之案，欲将兖沂道及七州县严惩，语极滑而横。恭邸应之亦未合法，究竟归于令办照会我再覆而去，去时申末矣。
    十一月初十：见起时派龢及张荫桓赴德馆与海靖再行理论，辰正二退。在馆小憩。午初访樵野，皆赴总署，未正同至德馆，携六条照会与一一辩论，不料一一皆有头绪，竟得十之七八。此外论胶澳退兵亦活动，并托电致提督不得分兵至胶州、即墨，伊亦允从，并将领事赴东作罢论，几于力破余地矣，抵暮归。余虑其反覆，假其铅笔画数语于每条之下，令翻译福兰格读于海听，一诺无辞。归后余草问答，令斌写之，留樵野饮，戌正去。德馆只海使、福翻译两人。
    第一条 李秉衡止称不可做大官，去“永不叙用”四字。
    第二条 济宁教堂给六万六千两，勒建天主堂匾，立碑。
    第三条 曹州巨野立教堂两处，为被死教士赔偿，照济宁之数。
    第四条 请明谕饬地方官尽力保护。
    第五条 如中国开办山东铁路及路旁矿场，先尽德商承办。
    第六条 问如何是总结，允两国照会教案毕即为办结。
    海靖的前倨后恭，实际上是抬高折冲对手的地位，以期交涉得以速成的手腕。当总署有恭王在座，则“语极滑而横”，与翁、张相晤，则六条“一一皆有头绪”。这样就必然会给中国方面一个印象：对德交涉非翁、张去办不可，“两邸”“李相”皆无用。我很疑心，这一手法出于张荫桓的设计，事先通过福兰格，跟海靖说通了的。
    十一月十一，翁、张与海靖第三次会谈，事先由翁同龢主稿，与张荫桓商酌后，呈交恭王、庆王阅定。并特为瞒住李鸿章，怕他泄漏给俄国。此照会递交的情形，据翁同龢记：
    申初偕樵赴德馆，以照会稿逐条读之。海云无不合者，然须留译，谈至暮归。此稿就昨件扩充，惟第六款声明不合赔偿而述两国交情，且有助归辽东之谊，当另案办理，与教案绝不相干云云，盖隐示以可别指一岛也。此等语何忍出口，特欲弭巨祸低颜俯就耳，呜呼，悕矣。
    此所谓“别指一岛”，据说是舟山。长江及东南一带，本来是英国与日本的势力范围；但英德关系不同，德国在舟山群岛获一港口，英可借以对抗日本。这当然是还待“大磨”之事，但为“另案”，只要德国在胶澳退兵，能杜绝俄国“善意”干预的借口，此项交涉，就算成功。
    当然，翁同龢许以“别指一岛”，是获得光绪授权的，此从当日（十一日）见起后，翁致张一函中，可以觇知光绪唯愿速了的态度。《尺牍墨迹》页三十四函云：
    足疾想渐轻可，极驰仰。今日午初，乞至总署办照会稿。（旁注：“或弟奉访，先拟定稿。”）两邸皆来，可免喧聒。上意催办，谓间不容发也。
    不意次日（十二日），德军忽又进占即墨，翁同龢、张荫桓心知此德国为“另案”作张本，并不足为虑，但苦于不便为同事解释。翁同龢十二日所记，深可注意：
    邸见山东事，以为不能堪，颇欲用兵，既而日先以照会嘱署诘海使。余谓六条将成未成之际，恐生枝叶。天明散。到馆略睡。
    午访子密，尚不能饭，谈时事流涕。到户部，手画稿极繁，堂稿二百余，未正散。诣总署，李相作照会讫，余不谓然，钩十余行。樵野来，直云不可，须勿行。
    恭王之所以持强硬态度者，因为初六那天接到许景澄的电报，转述德国方面友好人士的建议，海靖受命办理曹州教案，亦望早日结束，所以总署不妨拒绝他的过分要求，然后旁人相劝，他才会听从。恭王主张“用兵”，无非一种姿态，而李鸿章则正中下怀，所作责问海靖的照会，必不止于强硬非凡的抗议，而有哀的美敦书的意味，目的就是要破坏已成之局，扩大冲突，以便为俄国制造出兵“援助”的坚强理由。
    因此，翁同龢“不谓然，钩十余行”，而“樵野来，直云不可”！张荫桓师事李鸿章，在大庭广众之间，如此直情径行，无异与李鸿章决裂。于是而有十一月十五日至二十一日之事。
    十一月十四日，翁同龢偕张荫桓赴德使馆与海靖会议，至上灯后始散，所获结果是：
    一、登岸德军回舰，军舰退出胶澳。
    二、不赔兵费。
    三、应负责任的地方官，由中国自行处罚，或革、或降、或调。
    四、“别指一岛”事，德使须请示后再复。
    五、所议结果，德使电报国内三日内正式照会。
    依照十一月初十所议定的六条，最后一条两国照会同意，教案即算结束。交涉至此可说已经成功了。
    哪知第二天平地起波澜，李鸿章肆无忌惮的行径，真堪发指。翁同龢十一月十五日记：
    见起四刻，论德事，恭邸语多也，几不支，退已巳初。到馆憩，腰痛头昏，径归。潇洒以为无事。樵野书来，云今日俄巴使到署，李相竟托代索胶澳，彼即应允发电，廖欲尼之，而许助李说直情径行，且曰此事非一二人所能口舌争也。事在垂成，横生枝节，可叹，可叹。
    夜草奏稿，拟后日上，盖不可不办耳。
    原来这天总署之会，翁同龢未到，张荫桓亦未到，廖是廖寿恒、许是许应骙。许助李说此事非一二人口舌所能了，即指翁与张的交涉而言，其语不啻自李口中所出。但事实上已由二人口舌了结此事，如翁与张在座，立即可以声明，李鸿章的意见，只能代表他个人，当可及时阻止俄国的干预。所以张荫桓明知这天关系重大，而无故不到总署，亦是不可原谅的过失。
    接到张荫桓的信后，翁同龢有一复函，见《尺牍墨迹》：
    今日之会，阁下奈何不与？恐败乃公事矣！然有一法，明早偕阁下往彼馆，以此微讽之，何如？明亦当以此告同列也。适风眩，极烦懑。不一、不一。
    所谓“以此微讽”，乃是告海靖如不早了，俄将干预，或者反有催逼的作用。这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事实上已“败乃公事矣”！翁同龢十一月十六日记：
    早入，与恭邸谈昨事，亦甚诧。见起四刻，论昨事，上曰遣奕劻即往告李鸿章，速寻巴使，云缓数日俟续电，勿遽动。天语决断，非臣工所及。退与庆王言之，王毅然任之，有明发，有廷寄，辰正一刻散。到馆卧片刻，起访樵野，令梁震东到德馆探问，并告余等将往。少顷回云今日海使无暇，计后半日当有回电，伊无添索请放心，本国回电伊不能料也。
    樵发许电详告原委，今转电杨使咨外部，中国不欲俄为华与德失欢，若议不成再电告，此时勿调船云云，我二人名发之。樵又拟旨，谓已派某二人与海商办，此后如非该大臣之电，国家不承认云云。恐太讦直，明日酌之。
    如上所记，可知光绪、恭王、庆王，皆不以李鸿章的举动为然，而遣奕劻传旨，又可见此事之严重。据海靖所答，则李鸿章请俄代索胶澳一事，尚无所知，此时欲言补救，则唯有照张荫桓的办法，明旨责成翁同龢、张荫桓专办对德交涉，杜绝李鸿章的擅自干预，可惜“此件未用”。其原因见于《尺牍墨迹》中，十一月十七日见起后致张荫桓函：
    昨拟件，邸不欲，云：“且慢、且慢！”照会稿已递，谕再写一份，约康民书之，仍须在尊斋钞折也。仪公复庆邸信，录呈。今日晚刻，必赴彼馆，候示及。
    “邸”指恭王，为了顾全李鸿章的面子，不用此旨，遂成大错。至于李鸿章复庆王的信，即谈往晤俄使之事。李鸿章在信上这么说：
    告以我国正与海使议结教案，并胶澳退兵之事，倘该国允结教案而不允退兵，再烦俄廷帮助力劝。渠谓以友谊而论，俄国固不能漠视，以大局而论，俄尤不容其久踞，姑少缓再说，再电报其外部酌办。该使颇以英水师提督来胶为疑，谓若英德一气勾结，此事将不易了。
    很显然，李鸿章根本不曾极力阻止，反带来了日后俄国大举干预的伏笔。自此以后，德国的态度也变了。翁同龢日记：
    十七日 约樵野诣德馆，未刻樵来，互德致梁震东书云电未回，可勿往，意颇疑之。樵去，晚间信来，云得阆西电，英提督驻胶，有窥伺大连之意，若又起一波，竟无法办矣。
    十八日 论胶事，上述慈谕看照会稿甚屈，以责诸臣不能整饬，坐致此侮。臣愧悔无地，因陈各国，合谋图我，德今日所允，后日即翻，此非口舌所能了也，词多愤激，同列讶之，余实不敢不倾吐也。散时尚早，小憩出城，赴总署发罗使电，南洋电。英德勾通情状已露，窦使照会，云德有利益英当均沾，特未揭破胶口耳。遣人告海靖余等即往，伊推却云有要事不能候，然则变卦显然已。
    十九日 见起四刻，辰正散。张君与余同办一事，而忽合忽离，每至彼馆则偃卧谈笑，余所不喻也。未正赴总署，荫道午到，晤于署。
    上记中的人名，梁震东为梁诚，留美幼童第一期出身，与留德学生荫昌（字午楼）皆以道员身份，奉派随同办理对德交涉，阆西为裕庚，驻法公使，其女即所谓“德菱公主”。罗则罗丰禄，驻英兼驻意、比公使。
    此三日中的变化，皆由李鸿章为虎作伥而起，俄国舰队驶赴旅顺，英国当然会有情报，但俄国勾结李鸿章的内幕，犹未显露，则俄舰西来的真正意向，尚不明了，“英提督驻胶”，自是勒兵观变之意。至谓“有窥伺大连之意”，未必尽然。英国的利益在长江下游，在中国北方占一港口，毫无用处。而且胶州在山东南部，海域属于黄海，大连则在渤海湾，与山东北部的烟台相对，断无在胶州可以指挥海军进占大连之理。
    裕庚在巴黎所获得的英国方面的情报，显然并不正确。翁同龢昧于外势，亦缺乏军事知识，所以无法研判清报的可靠性，误以为“英谋大连湾”为“英德勾通情状已露”，却下知道他预备“别指一岛与德”，如是舟山，即不能为英国所接受，势必以利益均沾为名，在北方制造事端，以便介入中、德、俄之间的谈判。
    同时，俄德之间的关系，已有了变化。俄国先是利用德国作前驱，为其制造依据条约“援助”中国而进兵的借口，所以德皇对俄国外交部出尔反尔的声明，斥之为无耻。其后探知俄国的真正意向在旅大，而不是与德国争胶澳，对俄国的态度，自然改变了，但犹未至彼此合作“分赃”的程度。促成德俄合而谋我者，是李鸿章。
    此话怎讲？须知许景澄从德国发来的情报，是非常正确的。德皇此时有扩张海军案将向国会提出，因而公开表示，德国须在东方获一海军根据地，但不一定是胶州，亦不一定须用武。所以德国此时的对华政策，颇为稳健，先解决曹州教案，但留下伏笔，即占一港口的问题，另行谈判。
    解决曹州教案，授权海靖办理，只看翁同龢去谈“六条”，海靖往往先坚持，后让步，或“竟不驳”，很明显地可以看出来，他握有收发由心的充分权力。十一月十六日，梁诚奉命至德使馆催问同意照会，复命时说：“今日海使无暇，计后半日当有回电，伊无添索请放心，本国回电伊不能料也。”所谓“伊无添索”，说得再明白不过，此一交涉，除了“别指一岛”之外，其余他都是可以做主的。
    当十一月十四达成协议时，海靖曾承诺于三日内致送同意照会。所以如非李鸿章于十五日托俄使代索胶澳，则至迟到十七日，必可获得确实肯定的答复。但有李鸿章的公然卖国，邀请俄国进兵，造成远东形势的根本变化，德国的对华政策亦就有了基本上的修正，变成对中国非常不利。
    导致德国对华政策的根本改变，采取强硬态度，一方面固由于德皇的扩张主义，有其主观上的要求；另一方面客观形势的发展，适有可乘之机。
    一，中国外交当局，出现了严重的分裂，翁同龢并不能掌握全部权力，德国不取胶澳，胶澳亦未必终能为中国所有，然则对翁同龢让步，就成了一件很傻的事。
    二，俄国如果按兵不动，则有中俄密约在，究不知将来变化如何？德国不能不作顾虑，先解决曹州教案，另作他图。现在俄国的意向既明，且有实际行动，则德国的顾虑，变成多余。实际上不但恢复了前一年七月德皇威廉与俄皇尼古拉会谈时的友好合作关系，甚至比那时候的展望，更为良好，因为有意料不到的李鸿章的助力，参加在内。
    三，德国如向中国南方发展，妨碍英国在华利益，影响英德关系，自以仍占胶澳为得计。
    由此可知，翁同龢、张荫桓与海靖达成的“六条”，得来非易，亦是稍纵即逝的良机，不图为李鸿章蓄意破坏。此人刘豫、张邦昌之不若，其肉安足食乎？
    当然，翁同龢亦要负很大的责任。在他个人，从十一月十七日之后，已生肘腋之变，到了十一月十九日，迹象大露，犹自懵然不觉。所谓“张君与余同办一事，而忽合忽离，每至彼馆，则偃卧谈笑，余所不喻”，显然，张荫桓已叛离翁同龢了。
    原来张荫桓是颇想有一番作为的，他早已看出，有老奸在内搅局，中德交涉必然枝节横生，因而十一月十六日拟旨，对海靖的交涉，由翁同龢、张荫桓二人办理，“此后如非该大臣之电，国家不承认”。所谓“旨”者，自是降于臣工，对象是驻德公使许景澄、驻俄公使杨儒、驻英公使罗丰禄。因为李鸿章一向以他个人的名义，对驻外公使擅自指挥，驻外公使尊重他的地位，有电必复，而李鸿章从不以复电示同僚，除许、杨偶尔在致总署的电报中，提一句“已另电李相外”，总署从不知李鸿章在搞些什么！
    这些情形张荫桓很清楚，所以这道上谕的作用，犹不止于申明对德交涉派专人办理，而是表明李鸿章并无擅自办理外交的权力。如果驻外公使听其指挥，对驻在国有任何承诺，“国家概不承认”，这警告是相当严重的，驻外公使以后自必唯总署之命是听。只有这样，中国的外交才会有起色。
    我相信，张荫桓之谋得用，中国必将走英美路线以拒俄排日，至少旅大不会丢掉。旅大不失，对士气民心的刺激，不如戊戌时期之甚，亦就不致出现百日维新的鲁莽割裂之局。
    翁同龢如果有点政治头脑，应该知道，这是张荫桓以其政治生命，即所谓“前程”在作孤注之掷。在他，斗李鸿章犹如斗一条毒蛇，非打在七寸上不可。结果，打蛇的姿态已经摆出来了，而翁同龢却如上海洋场中的市井之语，是“黄牛肩胛”。竖子不足与谋，赶快见风使舵，大起戒心。我相信他对李鸿章，必有类似《三国演义》中所描写的，曹操向董卓行刺不成，转为献刀的情事，求取李鸿章的谅解。此即与翁“同办一事而忽合忽离”之故。而翁居然“不喻”，实在可怜！
    走笔至此，想起一个朋友说过的一句话：“凡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如今又得一例证，翁同龢岂不是既可怜、又可恨？
    “忽离”者，“每到彼馆，偃卧谈笑”，“忽合”则张荫桓私下仍替翁同龢画了策，不过他自己则绝不会再出头与李鸿章作梗。《尺牍墨迹》中有一函云：
    尊论烛照，仆亦微解其意。握定两国自了，乃吾两人骊珠。若全局离合迎距之故，则非所逆料矣！今日狗窦必有一隙，可从此窥见西方形状耳。昨庆闻玉音，亦以深盼回复为亟，余无所可否，顷方诣农曹，未正式可晤语。不一、不一。
    此函作于十一月二十日上午。张荫桓所说的“两国自了”的原则，意即须杜绝李鸿章的干预。但虽说“尊论烛照”，事实上他是有保留的，对全局如何“离合迎距”，并未深谈。此时，张荫桓已经神离，德国亦早已变卦，而翁同龢仍视之为心腹，而光绪犹在盼望德方同意“六条”的照会。真不知君暗臣弱，还是臣暗君弱？
    所谓“狗窦必有一隙”云云，以当天下午窦乐纳将访总署，对中德交涉提出意见。翁同龢有英德合谋的观念在，所以预料可以窥知真相。
    十一月二十日，在总署专与英使交涉，翁同龢是日记：
    申初，英窦纳乐来，先火油，次信船，为时已久，后及胶澳，谓有两端：一、若在南方让地于英不利；一、山东办铁路亦损英利益。余等权词答之，伊则百方刺探，所幸无傲狠启兵之语耳。
    五条云海面告，伊即本此诘问，谓究竟否？我则百方搪抵而已。最后合肥托伊电本国劝解，则落边际矣！酉正一始去。归乏极，饮粥。与樵笔墨往还如织。
    所谓“五条”，即“如中国开办山东铁路及路旁矿场，先尽德商承办”。英国对此特感关心者，因为自前一年铁路总公司成立，由盛宣怀出任督办后，借用此款兴建芦汉路；比利时则有法国的支持，此项借款的成立，为法国驻汉口领事与张之洞直接交涉的结果。此后纠纷迭起，英国曾想取而代之，并未成功。此时美国财团则委由容闳出面，向总理衙门接洽承办天津至镇江的津镇路。关外则任何人想建路都为李鸿章所反对，因为他代表俄国的利益。
    如今德国再获得山东方面的铁路承办权，则只有英国落空，当然于心不甘，但从另一角度看，亦是英国的一个机会。因为以利益均沾的原则，英国可以提出在他处承办铁路的要求。因此，翁同龢“百方搪抵”，始终不肯承认。
    不过他从“狗窦”中已能窥知，英、德不似勾结的模样，所以从总署回来，致函张荫桓，认为应将窦乐纳所说的话，扼要“婉达海使，否则转疑我为隐”。由此开始，终于一步一步让翁同龢恍然大悟：“俄实与德通，令海前驱耳！”
    第二天，十一月二十一日夜，局势发生新变化，李鸿章卖国的奸谋，初步实现。翁同龢日记：
    未初赴总署，与樵野商酌，今早梁震东往德馆未得见，并阻我辈往。而查外电簿，昨德寄德馆电二次，二百六十余字，益可疑，乃令总办童、何二人往问福兰格，前约三日，究竟何日再商？始定明日三点钟往晤。发许电，发北洋鄂督电，告以现在教案将结，胶澳难议。各国皆不允南洋给德国一岛，日使告李相划一策，谓以胶暂租与德是解围之法。今晚巴使访李相，未知其意。夜李函，云巴言俄二舰明日到旅顺，已电北洋矣。
    这天徐桐有一疏论胶澳，颇具危言，光绪因命翁、张至德使馆，探问动静，结果受阻。翁同龢至此才看出局势不妙，是日夜间有一函致张荫桓：
    事已中变，亟图办法，不能坐受其愚也。卓见如何？
    翁此时犹以为受德国之愚。接着便是接到李鸿章的信，次日见起以前，翁同龢与恭王商量后，有函致张，这封信是极重要的史料：
    昨夜仪公函，言见巴使，谓接外部电，兵船三只，已由长崎起碇赴旅，二十二晚可到。仪已发电详告北洋，令宋提督及船坞委员照料一切。并告以俄系实心亲密，一杜英窥伺，一催德退胶，无他意等语。成事不说，今日携函告邸；邸亦无语，惟电宋误会（作者按：“误”字上应有一“勿”字）生事耳！至通商口岸一节，仪已意语巴，彼谓此调停之法，如长崎亦通商口岸，而日人另给地与俄屯煤，无疑各国。当以此意电外部，与德廷商之云云。此节却有关系，看今日口吻如何？若能趁此作转圜下台计，岂非大妙？余面谈。
    观此可以恍然，何以庚子之乱，各国对出兵来华，都大感兴趣，因为不必顾虑军舰进港，会遭遇中国的抵抗或杯葛。从来卖国，未有如李鸿章照料“主顾”之周到者，试看先以北洋旧主的关系径电守旅顺的宋庆照料一切，复为俄国解释系“实心亲密”“无他意”。独恨其后胶既未退，而俄国反占旅大，翁同龢大权在握，何以不出李鸿章原函，责成其对俄交涉，非退兵不可，不则治以擅权之罪！军令绝对属于军机处，须知雍正七年设军机处，即为用兵而起。李鸿章固然死有余辜，书生误国的翁同龢又何尝不应痛恨？
    十一月二十二日，翁同龢与海靖交涉经过，所记甚详。是日英使觐见，答谢中国派张荫桓为专使，赴英贺维多利亚女皇垂帘六十年（这年春去秋归）：
    巳正到传心殿，总署诸公毕集。未正上御文华殿，觐见英使窦纳乐，以贺使往，此为答也，未初散，径归。
    抄李鸿章致北洋电：
    樵野来，申初诣德馆与海靖密谈，福兰格在座，云得回电，教案前五条可了，第六条胶澳退兵德国面子太不好看，断办不到，并敛兵入船亦游移。
    再三驳诘，舌敝唇焦，始称敛兵或可商，告以教案六条可先照复，作一结束，海云胶事另案缓商。复与商胶开通商口岸，多给租界与德，德实得利而各国免饶舌，是第一妙法。
    海迟疑良久，托言恐俄不愿，复晓譬百余言，海终为难，并云此层已受外部训不可行矣。
    复告以须照此意再电，海勉允。最后令后日送照复底来看，订期互换。樵野过余晚饭，拟问答稿，弢书之。发许电，令商胶口通商事。睡极晚。
    “海迟疑良久，托言恐俄不愿”，态度可疑。其实“俄与德通”，翁同龢此时就应该想到了。因为照李鸿章说，俄舰此来“催德退胶”，易言之为助华而来，既然中德达成协议，俄国又凭什么“不愿”？可见德之占胶，与俄国的利益有关。
    照李鸿章的信中看，俄使赞成将胶州湾开放为通商口岸，而事实上，俄国外交当局因鉴于有李鸿章在，事事顺手，野心扩大，不愿有德国占胶澳而结果开放为各国通商口岸的先例，妨碍其将来独占旅大，所以向杨儒、许景澄都表示反对。中德交涉至此，由于俄国的介入，变得复杂严重，于是而有十一月二十四日派专使的决定。
    当十一月二十二日，翁、张与海靖第五次相晤，谈胶澳开通商口岸，海靖托言恐俄国不愿时，实在是无意中透露了俄德勾结的密约。吴相湘据有名的《罗曼诺夫报告》，钩稽当时的真相是，当俄皇决计进占旅大，其海陆军部开始军事准备工作的时候，其外交部也同时进行与德国的秘密妥协交涉，以“反对两国在华共同敌人英国”为主要条件，擅自将我国领土领海划分势力范围：黄海北部及直隶湾、辽东湾与朝鲜湾完全属俄国支配，而其南部及山东半岛之沿海，皆应划入德国政府势力范围内，并以“最快地占有辽东海港”为实现此种妥协的必需条件；因此，十二月十五日（十一月二十二日）俄国就预先通知德国说：已下令俄舰队在这一天进占旅顺大连。德国的答复，极力赞扬“这种利益的结合”，并说：“因中国政府继续顽抗所生的危险，亦必因此结合，及俄国对德国在山东要求之协助而得以排除！”
    俄舰一到旅顺，由于与德国已有密约，事实上已等于完成了占领，而德国绝不会放弃胶澳，亦告确定。十二月初五日，翁、张第六次与海靖见面时，翁同龢以为予德利益太多，恐他国援例，海靖反诘：“俄国已得旅顺，何再索为？”至此，翁“始悟俄实与德通”，但仍未悟俄实与李鸿章通。第二天，俄使到总署，态度蛮横。翁同龢记：
    李相诘以旅大退兵当在何日？伊反诘胶州如何办法？言外胶如德踞，我常泊彼也。可恨、可恨！
    翁莫非不知可恨是李鸿章，抑是知而不言？颇难索解。但俄国的动机早已非常明显，而李鸿章居然仍是肆无忌惮地协助俄国侵占中国领土，如派萨荫图赴旅顺为俄国当翻译等。出卖了旅大还不够，李鸿章还预备出卖整个东北，于是微德的计划，紧接着俄舰开到旅顺的第二天，便即展开了。
    原来根据《马关条约》，规定中国如能在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将赔款清偿，则以前已付利息，都可作为正项赔款，算起来可以节省二千一百万两银子，因而总署积极向国际市场筹借一万万两银子的外债。一直在谈的有德国与英国，都因条件问题，尚无成议。微德乃勾结李鸿章，乘虚而入，向中国提出了七项借款条件：
    一、俄国在东三省与蒙古之铁路与工业的独占权。
    二、自营口以东之沿海一海港北满铁路干线之铁路支线租借权。
    三、允许俄国在该港建筑码头，及悬挂俄旗之一切船只进入该港。
    四、无条件应许东清铁路按南线建筑。
    五、地方政府对于圈划土地，及筹办筑路材料所做的种种阻难，应永远的、无例外的，禁止再次发生。
    六、凡筑路所必需的官地及官有材料，皆应无代价地提供使用。
    七、对东清铁路在松花江及其支流上之一切船只往来，皆不得加以阻难。
    本来俄国的对华政策，分成两派，一派是外交大臣模拉维诺夫与军方，主张急进，即以武力在中国北方占领一个不冻港。财政大臣微德，则主张缓进，认为有李鸿章做内应，用经济侵略的手段，逐渐蚕食，可以将整个东北置于俄国有效控制之下，因而反对急进派，认为武力行动会刺激中国，贪小失大，并非善策。
    谁知由于李鸿章之为俄国利益服务，比俄国人自己还要周到，所以急进派的目标，不但完全达成，而且是轻易地达成，兵不血刃，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即已取得旅大的使用权，不仅不须特拨军事预算，甚至李鸿章饬宋庆办招待，大尽地主之谊。这种俄国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奇遇”，大多鼓励了俄皇尼古拉二世及微德，所以在完成近程目标，占领旅大以后，紧接着便推出微德的远程计划。同时采取了相当积极的手段，因为看出李鸿章卖国唯恐不速，乐得加紧步骤。

 怨毒之于“翁”

    怨毒之于“翁”
    说李鸿章卖国唯恐不速，这话并没有冤枉他，因为有如下三个原因，而实足年龄将达七十六岁（李生于道光三年癸未正月初五），去日无多，不能不速：
    一、前一年访俄签订中俄密约时，另有他与微德个人之间的密约：设立“李鸿章基金”，一旦开办中东铁路成为事实，即有大批贿款源源而来。李鸿章受俄之贿，除了微德否认以外，《罗曼诺夫报告》，俄国外交部档、中东公司档，均有记载。清理华俄道胜银行时，更有详细账目，但未公布。清理道胜银行系由王宠惠主持，当时在事人员，至今或有健在者，若能述其真相，足补历史之阙。
    二、李鸿章与翁同龢有不解之仇。这两家恩怨纠结，已非一年。使李鸿章切齿刻骨者，即是翁同龢明知北洋海军是纸老虎，偏偏逼着他开仗，以致一败涂地。其时又眼看翁同龢得君日专，而有张荫桓为助，居然主持洋务。旧恨新仇，妒愤交加，所以务为破坏。
    三、李鸿章一生事业，毁于日本，亟谋联俄制日，以为报复。情愿将旅大送与俄国者，希望俄国能有旅大做根据地，总有一天，为其报复黄海熸师的深仇大恨。
    上述三因，最后一个情有可原，第一个固然可恨可耻，但受贿归受贿，办事归办事，亦原可将以私害公的程度减至最轻，其中最不可原谅，亦是自速其死的主要症结，即在第二个。当时李鸿章只要想到翁同龢，就会血脉偾张，激动难平，因此，一切的一切，以拆翁同龢的台为主。翁同龢愈顺利，李鸿章在既妒且恨的心情下，破坏得愈厉害，中国所吃的亏，俄国所得的便宜亦愈大。李鸿章受恩不谓不深，经事不谓不多，而高龄已达七十有余，其心情、行事，居然如毫无知识的妒悍村妇，怨毒之于人，甚矣哉！然而不能为李鸿章丝毫恕也。
    由于德、俄轻易得利，英国自然不敢落后，对借款一事，争取得很积极。十二月二十三日翁同龢记：
    未正赴总署，英使窦纳乐等来谈借款利益，凡五端，一、三处口岸南宁、湘潭、大连湾公共埠。二、铁路由缅甸开至长江。三、长江各口不准他国来占。四、各处行小轮船。五、免租界外厘。
    惟大连湾尤着意，意在必行。而今早俄巴使见李相，逆知英使之谋，力言大连如开口岸，俄与中国绝交，然则此事之难可知矣。酉正始散，惘惘无策。
    第二天又记：
    见起，上颇诘问时事所宜先，并以变法为急，恭邸默然。臣颇有敷对，诸臣亦默然也。退令领班拟裁绿营，撤局员、荐人才之旨，又拟饬部院诸臣不得延阁官事旨，散时辰正，径归。未刻赴总署，赫德言四十年劝中国自强，乃因循至此。言极痛。有心哉斯人也。
    记赫德语：
    四十余年食毛践土，极思助中国自强，前后书数十上无一准行者，大约疑我不实不公耳。今中国危矣，虽欲言无可言矣，即如日本偿款，当时我献策，将海关洋税全扣，每年二千万，十年可了，而张大人驳我。我又献策，我可借银五千万镑，除还日本外余一千x百万镑，中国可办他事，而俄法出而担借以挠我。试观今日还债两倍于本，较吾策孰得孰失耶。胶事办此榜样，各国生心，英国实欲中国兴旺，商务有益，今有此样，恐各国割据，则亦未免要挟矣。
    又我再作旁观末论呈阅，我亦知中国万不可能行，特尽我心耳。我言若行，三十年可无大变故（此次语极沉痛，未能悉记）。
    光绪与翁同龢君臣变法维新的决心，下于此时，于是而有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三，“传康有为到署谈时局”之事。在翁同龢日记中，关于康有为的记载，多所删改，不过经由张荫桓的关系，翁同龢初期与康有为颇有往还，并曾在光绪面前一再提到，大致是事实，终于变法维新，如由翁同龢主持，则必以张謇为主要助手，这是毫无可疑的。
    其时胶澳交涉暂告一段落，俄国已完成对旅大事实上的占领，而尚未开口要租界，总署主要的工作，在谈判俄国与英国的借款。彼此争着要借，李鸿章当然主借俄款，法国“亦阻英款”。翁同龢日记：
    正月初三 未初到总署，两邸诸公毕至，俄使巴百罗福来称奉国电，借款若中国不借俄而借英，伊国必问罪，致大为难之事。又极言英款万不可借，将以埃及待中国矣。辩论一时之久，而英使窦纳乐来，恭邸先往晤之，余与庆邸荣敬崇廖勉支巴使退。
    适窦语亦横，大略谓中国自主，何以不敢以一语诘俄，英何害于俄而俄必阻止耶？且法国何与也。盖合肥专以俄毁英之语激动之，故致此咆哮也，亦勉支而去。噫，殆矣。
    正月初四 李相书云巴致恭邸，坚请许使诣彼都谈借款，微德电谓不借即失和云。法使到署亦拦阻英款，李相欲就俄缓英，试问何术以缓之哉？
    正月初五 饭后合肥抄吴王电，谓若不借俄，则伊与户部代中国出力之处前功尽弃，再缓数日即迟矣云云。合肥颇急，令璞科第电微德商半借，又请速发许电令赴俄京，至如何拒英则并无一字也。晚再诣合肥，值其他出，作函告以恭邸未入，须明晨会商。
    正月初六 恭邸与总署诸人会商借款，定各借五千万，即电许使令驰往俄都。
    正月初五为李鸿章生日，贺客盈门，而他晚上居然会出门，是何要事，须他亲自料理？自然是到俄国公使馆，为俄国的利益效劳。初六定议各借五千万，电许景澄驰往俄都，其事由李鸿章一手安排。初七日他有一函致翁同龢，附见《尺牍墨迹》：
    昨冒风寒，喉间忽红肿，噤不能言，延满、林二医诊视，据称宜避风静养，拟告假二日。今午后海使会晤，竟不克赴约，祈偏劳为荷。明日各使拜年，亦难奉陪，乞道歉忱。昨复吴克托电，并详告竹筼以俄英借款大略，署电只略举大意可矣。尊稿僭易数语，可否酌定饬发。如借一万万之说，应俟许电复及窦使初九晤后再定。罗电似亦可少缓。初九如少愈，必当力疾至署预议也。敬颂叔丈中堂
    樵野仁弟 均祺
    鸿章 正月七日午
    按：翁同龢之兄同书，道光二十一年翰林，其时曾国藩散馆以三甲出身，授职检讨，翁同书散馆时，曾国藩典试四川回京，刚转编修，为同书司官。李鸿章以继承曾国藩衣钵自命，对于师门关系，格外重视，所以无论科名、官位、年龄皆高于翁同龢而不惜屈己称“丈”。对张荫桓用“仁弟”的字样，更可确证，张对李曾拜门称老师。
    李鸿章之冒风寒，即由于一再往来俄国使馆之故。致翁函中曾附电稿三件，但《尺牍墨迹》中，只有两件。录“致俄王爵吴克托”一电如下：
    借款初本托罗启太，未允，故与英银行商议，无如要挟多端，英政府乃愿以轻利保借，亦系好意，若遽回绝，立即失和。然贵国户部及尊处出力帮助，中国尤甚感谢。今势处两难，拟设法调停俄英，各借一半，各五千万，不但中俄邦交永固，即英国体面友谊无伤。
    已派许景澄赴彼得堡商办，务求贵爵向户部委婉代陈，俯如所允为幸。至贵爵难远东来，实深盼惜，容缓图之。
    另又致许景澄一电，说明俄英借款条件，“英廷保借肆厘，无扣，还息五十年不归本”，不谈另附政治条件，即就借款本身而论，年息千分之四，并无折扣，期限长达五十年，这是相当优厚的条件，不止于如李鸿章电报中所说的“比较稍省”。但徒以“俄阻势将失和”，不能不各借一半，且须向俄婉转陈词，乞取谅解。而李鸿章犹口口声声俄国本心无他，实为助华而来！汉奸惯用自欺欺人的伎俩，固然千古如出一辙，独怪“两邸”、翁同龢及总署诸人，竟能坐视其胡作非为，公然卖国。我曾不信世有如明思宗所说的“亡国之臣”，写到这里，实在也不能不信了。
    俄英借款，在此时剑拔弩张，相持不下，岂意事有大出意外者。初变为两国皆不借，再变为只借汇丰的“商款”。这两变，前后不过十天的工夫，由张荫桓与赫德接洽成功。翁同龢犹以为虑，《尺牍墨迹》曾有致张荫桓两函，一则曰：
    商款无碍之说，虽经开譬，鄙怀终未释然。譬如豪横无赖欺一懦夫，纵理直不能申也。
    再则曰：
    我曰商款，彼曰总是英款；我曰税司，彼曰总是英人。寖假而占黄海，寖假而吞三省，奈何！敌势如此，故不能不虑。
    “豪横无赖”指俄国。借汇丰商款，实际上仍是英国政府做主，窦乐纳曾出面声明，“赫德须留任税务司，并赫去仍用英人”，故翁函中有“总是英款”“总是英人”之语，深恐俄国以此为入侵的借口，所虑不得谓之偲偲。但张荫桓力言无碍，所以然者，因为已得俄国的谅解。
    俄国所以谅解的原因有二：第一，日军此时犹占领威海卫，须本次赔款清偿后，方始撤退，而英国贷款的条件之一是租借威海卫，俄国既已占领旅大，当然关心对岸的威海卫落在何人手中。在俄国看来，威海卫为英所占，差胜于为日所占，同时，同意英国租借威海卫，可以换取其对俄国租借旅大的支持。
    第二，最重要的是，俄国借此拉拢张荫桓。相信这是李鸿章的主意。我前面谈过，张荫桓决心完全倒向翁同龢，助翁打击李鸿章，使其不得为患，但翁不识其中利害，紧要关头，松了一步，变成纵虎出柙。张荫桓为求自保，不能不见风使舵，但李鸿章要收张荫桓为己用，拉他一起卖国，就得先拖他落水。汇丰借款，劝俄国让步，目的是让张荫桓弄一笔很大的好处。
    这笔好处有多大？至少有两百六十万。英款最初的条件是四厘无扣，改了个“汇丰商款”的名目，其余政治条件毫未放松，而利息、折扣都不同了。据翁同龢记，条件是：“一万万（按：合一千六百万镑），四厘五息，八三扣，二厘五用（佣）钱。”加了年息，多了佣金，最吃亏的是八三扣，借一万万两银子，先扣一千七百万。这笔巨款，分的人当然很多（包括李鸿章在内），但张荫桓必得大份。我之说“二百六十万”，乃是根据胡孚宸的参折而来。
    最先为此案参翁同龢的是有名的词客王鹏运，时官江西道御史。翁同龢被逐之前半月的四月初十记：
    王鹏运封奏，大臣误国。见起三刻，语多，王劾余与张荫桓朋谋纳赂也。薰莸同器，泾渭杂流，元规污人，能无嗟诧！
    观薰莸、泾渭之语，可知此时翁同龢已经看穿张荫桓。“元规”指李鸿章。《晋书·王导传》：
    庾亮居外镇而执朝廷之权，导内不能平，常遇西风尘起，举扇自障曰：“元规之尘污人。”
    用“元规污人”的典故，意思非常明白，李鸿章放空气，说翁同龢与张荫桓在汇丰借款中朋谋纳赂。王鹏运自然不会受李鸿章的指使，只是在论“大臣误国”时，闻风言事而已。
    又五月初八日记：
    樵野来，告初六与军机同见，上以胡孚宸参折示之，仍斥得贿二百六十万与余平分。蒙温谕谒力当差。又云是日军机见东朝起，极严，责以为当办，廖公力求始罢。又云：先传英年将张某围拿，既而无事，皆初六日事也。余漫听漫应之而已。
    “廖公”即廖寿恒，是年二月始入军机。观张荫桓所语，可见光绪与慈禧对张荫桓的态度，是两极端，一人“温谕”，一人“极严”，甚至有命步军统领英年围拿之说。而翁记张语，曾不一自辩其未得贿，则是默认胡孚宸非诬。关于张荫桓失欢于“东朝”，竟致身首异处，留待后文再谈，先将李鸿章卖国一事作一归束。
    兹先据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条列其发展过程如下：
    二月十一日：俄署使巴布罗福到总署，要求租借旅顺大连，及建造南满支路达黄海，限五日答复（明日致正式照会）。
    二月十二日：派许景澄为头等钦差大臣与俄国商旅顺大连事（另有国电致俄皇）。
    二月十七日：俄署使巴布罗福及朴科第与李鸿章、张荫桓密谈，如能于限期内应允俄国要求，愿各酬以五十万两。
    二月二十日：俄署使巴布罗福向总署声称旅大租地，开通铁路（南满支线），断不能改，限两日答复。
    俄外部商请德使赞助俄国取得旅顺大连。
    二月二十一日：命李鸿章、张荫桓赴俄使馆会议。
    二月二十三日：许景澄电总署，旅大事难挽回。总署复令劝俄勿相逼迫，俄可随时借泊屯煤（是日许谒俄皇）。德允协助俄在远东之政策。
    二月二十四日：俄国宣布如中国允许借让旅大，各国船舶仍可自由前来。
    朴科第以银五十万两面交李鸿章。
    二月二十五日：许景澄、杨儒再与俄外部谈旅大问题，俄拒绝减商，限三月六日前订定，过期即自行办理，不能顾全同盟交谊，无论何国出阻，均所不计（总署令再商，勿决裂）。
    二月二十六日：翁同龢向帝力陈，如旅大许俄，各国必起，其患即在目前。
    俄宣布不再积极过问韩事，即撤回在韩俄员（日可不反对其租借旅大）。
    二月二十八日：俄使以旅大租借约稿示总署。
    三月一日：帝召见军机大臣及李鸿章、张荫桓商俄事，未能断，诸臣皆挥涕。
    庆亲王、李鸿章、翁同龢、张荫桓商议俄事，认为除允行外，别无法（有人向翁建议与俄德法订密约以戢他国贪谋）。
    三月二日：军机大臣沥陈现在危迫情形，应力图自立，旅大事无可挽回（帝云太后尚未将此事论及）。
    总署大臣与俄使会议旅大租借条约。
    英俄谈判，俄允开放旅大。
    三月三日：俄使续与总署大臣会议旅大租约，变更铁路条款，几决裂（时英使亦到总署）。英使与总署大臣密谈，谓旅顺屯兵，关系东方商务大局。
    三月四日：派李鸿章、张荫桓为中俄订租旅顺大连及接展铁路条约画押大臣。
    三月六日：李鸿章、张荫桓与俄署使巴布罗福订立旅顺大连租借条约，以二十五年为期，允建南满铁路。
    广东广西云贵山陕浙江举人麦孟华、梁启超等上书都察院，力争旅大，拒俄请以联英日，并发愤变法，力求自强。
    三月七日：德皇电贺俄皇取得旅顺大连。
    如上所引，俄国步步进逼，狰狞面目尽露，孰令致之，谁实为之？张荫桓此时已倒向李鸿章，狼狈为奸，共谋私利。若谓翁同龢对张荫桓，以前是善善不能用，则此时为恶恶不能去。至于李鸿章，则始终无悔祸之心，事实上纳人之贿，把柄在他人手中，亦无法稍作补救之计，如最后议约之时，犹允俄国额外需索。翁同龢三月初三记：
    未正至总署，申初巴使来续议旅大约，已允者铁案，其余亦颇商改。惟铁路一条，忽变为沿海至营口，余指图大争。巴竟谓若大连不能通，则另觅海岸作通商口。余遂大驳，谓尔临时所改，我照华文，一字不敢。巴词穷，认笔误。仍以发电谓中国因数字不误，不肯画押而决裂。余笑应之曰：“任尔诬妄，我不任咎。”惟时英使在东厅，合肥、廖公晤之，巴有所闻，故改前说，知英之必来阻挠，须埋不开大连商埠之根也。此一事直持至戌初，合肥还座，倦容可掬，竟允其加“沿海”二字而罢。从此画押之期不改，各国蜂起矣，如何，如何！
    现在再回溯到胶澳事件初起之时，德国因为俄国的态度，暧昧不明，愿意速了曹州教案，在中国谋一港口之事，另案办理。但以李鸿章先则泄露德使所提六项要求于各国使馆，继而当面要求俄使干预，揆其用心，无非蓄意扩大事态。
    结果，胶澳仍旧不保，而旅大又失。由于俄国占利忒大，英国不甘坐视，乃要求威海卫的租借权，并要求中国承认长江流域为其势力范围，于是法国亦提出四项要求，并占领广州湾，而日本则要求中国保证，福建沿海各地，不得割让与他国。其间英国所得的实利，如租借九龙，扩展上海租界等，蚕食殊甚。凡此一连串的恶性连锁反应，皆由李鸿章所引起。
    李鸿章的全集中，于其晚年自甲午战后的活动，皆略而不详，此为其亲属故旧，有意隐讳。癸丑议和，自非李鸿章不能收拾残局，乃以保全慈禧一事，尽盖前愆，复受尊礼，身后恤典极厚，谥文忠，入祀贤良臣，居然公忠体国的纯臣。其实，李鸿章如无丁亥之际卖国的行为，则癸丑议和不难，他本人的一条老命亦不会送掉，更溯因果，则戊戌变法，亦不致发生。尝读《明史》，颇惊异于嘉靖以后，凡事之始末曲折，人之贤愚功过，无不条叙井井，评断允当，数百年以后，犹似身经。而数十年前的时事人物，反有雾里看花、妍媸不分之感，此则治近代史者，不能不内讼者也。
    周弃子先生赠我《瓶庐诗稿》乙册，据李嘉有先生所藏1919年刊本影印，卷六丁酉年（二十三年）最后一首《题自藏石谷仿董巨画卷》诗云：
    鹓行人杰未全无，文学居然胜大夫。
    互市忽来回纥马，割城谁献督亢图？
    封疆事大疑难决，帷幄谋深智若愚。
    记取伏蒲三数语，首将刍藁责司徒。
    题与诗截然两事，细细参详，恍然大悟。翁同龢被逐归里，旋生政变，为恐贾祸，日记诗文，多所删改，以掩其迹，这一首七律，诗真而题假，原题应为“赠张樵野”。诗意颇晦涩，但读其日记，参以《尺牍墨迹》，亦不难索解。说之如下。
    百官班行谓之“鹓行”。首句感叹朝中人才寥落，而竟“未全无”；下承“文学居然胜大夫”，托出张荫桓，表明其长处及身份。“大夫”有多种解释，此处用庾子山诗意：“讲书征博士，明经拜大夫。”以正途出身的朝官为“大夫”，张荫桓捐班出身，应列之于“三士”。而文采、学问，居然胜过正途出身的朝官。
    “互市忽来回纥马”，自是指俄舰忽到旅顺。此句有两解。杜甫《诸将》第二首：“岂谓尽烦回纥马，翻然远救朔方兵。”回纥马来，实救朔方之兵，此指俄德勾结为一解。但中德交涉，已有成议，“六条”中开山东铁路及矿产，尽德商承办，此亦可谓之为“互市”。根本不烦回纥，而兵马无端忽来，岂非居心叵测？此又是一解。以当时情况而论，自以后解为得作者的本意。
    “割城谁献督亢图？”典出《史记·刺客列传》而活用之，意谓俄国何知旅大之利，指明要索？此合上句皆责李鸿章。
    “封疆事大疑难决”，自是写实，“帷幄谋深智若愚”则为赞张荫桓。当时必有似愚实智的良谋，直接奏陈于光绪，由“帷幄”及其下“伏蒲”句可知。翁同龢日记中曾数记此一时期中，光绪曾单独召见张荫桓，其谋曰“深”，曰“若愚”，料想当有看起来不聪明而实为根本之计的远大做法。
    其谋已与翁张骸骨，同埋地下，可得而知者，即张荫桓曾奏请光绪，召李鸿章诘责。何以不先奏明，并不商诸同僚，即擅自令宋庆及旅顺船坞委员，俟俄舰到时，照料一切？此即所谓“记取伏蒲三数语，首将刍藁责司徒”。刍藁者，秣马者也；司徒则非李鸿章莫当。本事固彰彰明甚。
    于此可知，翁同龢固非社稷之臣，光绪亦暗弱无用，而张荫桓确为“鹓行人杰”。我在想，张荫桓伏蒲上言，如在上者为明思宗，则衡以袁崇焕之冤死，以及明思宗之果于用重典，李鸿章必难逃显戮，这也就没有后来一连串的大祸。
    《瓶庐诗集》戊戌年第一题为《再题自画草堂图次前韵》。原韵如下：
    梦里新添竹数行，城西闻有小茅堂。
    他年炒豆呼村酒，莫忘官厨腊粥香。
    此诗作于光绪十三年丁亥腊月，显然有林泉之想。“再题”计两首，其一云：
    十三年尚逐鹓行，孤负城西旧草堂。
    元日退朝惟默坐，敢夸身染御炉香。
    自丁亥至戊戌，实仅十一年，起句“十三年”，当系误忆。翁同龢在丁亥即拟归田，而至今“尚逐鹓行”，自谓“孤负城西旧草堂”实为违心之论。依我看，翁同龢纵非热中之人，但绝非恬退淡泊者，则可断言。试看前作，茅堂炒豆，一呼村酒，而不忘官厨，此日朝罢，谓不敢如贾至、杜甫早朝大明宫后的矜夸，其实正不能忘情于“身染御炉香”。这年元旦的兴会，若仍如往年访鹤、游厂之时，哪会记得起城西草堂？
    第二首有自注：
    掣电飞驰墨数行（电信多予笔），居然批敕立朝堂！
    桑榆难补东隅失，尚有人争海舶香（顷因胶事呕尽心血；卒被人数语割弃，愤惋欲绝）。
    三、四语，即指李鸿章。第三句所责甚重，意谓李鸿章尽力谋国，尚难赎败于日本之罪。由末句注中，则知翁同龢并非不知李鸿章卖国，而卒无所补救，只留得一句“愤惋欲绝”的诗注者，只因“居然批敕立朝堂”，不承望亦得有当国真宰相之一日，自足珍视。有此一念，不免依违，说得实质些，不肯以去就力争。康熙年间彭鹏劾李光地夺情，谓其“贪位忘亲”，如翁同龢则是“贪位忘国”。春秋责备贤者，难为其作恕词。
    走笔至此，接得周弃子先生电话，谈到李鸿章的晚节，弃子先生提醒我，范当世挽李鸿章一联，意在言外，“有吾皇褒忠一字”，苦心维护，而实为曲笔，大可参详。按：范当世挽李鸿章联云：
    贱子于人间利钝得失，渺不相关，独与公情亲数年，见为老书生穷翰林而已。
    国史遇大臣功罪是非，向无论断，有吾皇褒忠一字，传俾内诸夏外四夷知之！
    范当世录稿后，独自“与公”以下十六字加圈，已表示其挽李鸿章纯出私情。但在李鸿章七十赐寿时，寿联“环瀛海大九州，钦相国异人，何待子瞻说威德”，拟李鸿章为苏东坡所极口称道的文彦博；下联“登泰山小天下，借通家上谒，方今文举足平生”，以能如孔融之谒李膺为荣，则“人间利钝得失”，何尝“渺不相关”？而昔日视之为威德皆盛之文潞公者，忽谓不过“老书生、穷翰林”，则又何说？由此可知，如此措施，乃是范当世不便论李鸿章平生，不得已而找的借口。“环瀛海大九州”的李鸿章，一生可颂扬之处，亦复不少，竟避而不论者，正因其人不可深论。
    由下联可知当时对李鸿章的功罪是非，论者甚多，且必有其不忠于国之论，故范当世因李鸿章谥文忠而以“有吾皇褒忠一字”之一语，为他做挡箭牌。其实“褒忠一字”，犹非“吾皇”，乃是慈禧太后之酬私恩。然则连抬出“吾皇”来的这面挡箭牌，防御力亦很薄弱。“国史遇大臣功罪是非，向无论断”，姑可有此一说，亦正因有此一说，异代不能不论其功罪是非。由今而观，同光中兴名臣，李鸿章是绝不能与曾、胡、左相提并论的了！
    反倒是张荫桓，死于忠义，末节应可尽盖前愆。只以不是出身科第，而后人又不振，所以鲜有论其事者，为补叙其获罪及被杀经过，以存其真。

 百石斋随黄叶散

    百石斋随黄叶散
    张荫桓的获罪，真正的原因，与翁同龢相同，都是希望光绪振作有为。但张的做法远较翁积极，亦远较翁激烈。张荫桓先是不满李鸿章，思借翁同龢的力量而有所作为，结果又失望了。于是想直接取得光绪的信任，而自宫中“变法”开始，他不但要助光绪摆脱慈禧的笼罩，甚至想摒绝内务府及太监的牵制。观乎两年以后，慈禧犹念前憾，电令正法于戍所，可知怨毒之深，是皆内侍近习平时媒蘖之所致。
    先谈康有为。康想借张荫桓以见用，张荫桓亦想荐康有为于帝，确为事实。但张荫桓或曾面奏，说明他的处境，非正途出身而荐士，必见嫉于徐桐等人，且康有为是小同乡，更应避嫌。如果光绪向翁同龢索康某之书，足以塞朝士之口。翁同龢二十四年四月初七记：
    上命臣索康有为所进书，令再写一份递进，臣对与康不往来。上问何也，对以此人居心叵测。日前此何以不说，对臣近见《孔子改制考》知之。
    此为实情。又初八日记：
    上又问康书，臣对如昨。上发怒诘责，臣对传总署令进。上不允，必欲臣诣张荫桓传知。臣曰张某日日进见，何不面谕，上仍不允。退乃传知张君，张正在园寓也。
    此更是情事如见。其时张荫桓处境甚危，而翁同龢与张已貌合神离，但张独对时必仍推重翁同龢，可能亦有如须变革，非翁同龢与其合力不可之意。因此，光绪曾强力撮合翁、张。如翁同龢四月二十四所记：
    是日见起，上欲于宫内见外使，臣以为不可，颇被诘责。又以张荫桓被劾，疑臣与彼有隙，欲臣推重力保之。臣据理力陈，不敢阿附也，语特长不悉记，三刻退。触几有声，足益弱矣，到馆小憩。入署强张公，散时先传旨告奕劻，又赴张荫桓处商宫内进见事，臣期期知其不可也。
    “欲于宫内见外使”，即是张荫桓的主张，亦即是我所说的，张荫桓想在宫内“变法”。事实上宫内“变法”，已在德国亨利亲王觐见时，做过一次试验。《清史稿》宾礼记“外国公使觐见”，叙述亨利亲王觐帝之礼，过于简略，不明实情，兹据翁同龢闰三月二十五日所记，稍举其主要改革：
    一、“上座，命亨利坐于右偏（有垫高凳）。”自乾隆英使觐见跪拜，至同治立而鞠躬，至此与帝殿上同坐。此徐桐辈以为“天威”凌夷至此，可为痛哭流涕者也。
    二、皇帝阅兵，“德兵见上至三举枪，击铜鼓，带兵者拔刀禹步（按：踢正步行撇刀礼）”。
    三、皇帝至南配殿慰劳答礼。
    四、外臣觐见慈禧太后，但不坐，“此屡经辩论始定，庆邸之力”。
    五、用“洋菜（张公厨，亦办席，一切家伙皆梁诚经理）”，“宴时用洋乐”。
    最后一条，在内务府及太监看，张荫桓就非死不可了。按：宫中“尚食”，是绝大的一条财路，不独清朝，自明已然。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有一条云：
    穆宗御极不久，然仁俭性成，尝思食果饼，询之近侍；俄顷尚膳监及甜食房，各开买办松榛枨饬等物，其值数千金以进。上笑曰：“此饼只需银五钱，便于东长安大街勾栏胡同买一大盒矣！何用多金？”内臣俱缩项退。
    内侍执持人主，保护既得利益，奉两语为金科玉律：“有例不可灭，无例不可兴。”清宣宗性俭，屡思改革内务府靡费之习，不过稍加裁抑而已，成例终不能革。如升平署岁时令节传戏，宣宗欲革而不能，只得禁制新戏衣，道光末年，宫中演戏，台上只如一群乞儿行乐，但此例不革，则一遇好声色之主，升平署就又财源滚滚。如今宫中用“洋菜”，厨子、餐具皆自外而来，既废成规，又开新样，此例一兴，摇动了御膳房、光禄寺的根本，张荫桓焉得不死？
    当然，内务府及太监在慈禧面前，别有危言。最足以使慈禧悚然心惊的是，张荫桓导帝直接跟洋人打交道，倘或是帝向洋人诉苦，竟出面干预宫闱，试问何以为解？这样，慈禧当然深恶张荫桓。而在内侍近习看，去一张荫桓有另一张荫桓，洋人终必侵入宫廷。于是逐渐形成仇洋的气氛，终于酝酿出“扶清灭洋”的义和团。
    张荫桓被捕，在戊戌政变的第三天，即八月初八。政变前一天，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偕署理公使林权助觐见光绪，张荫桓犹以总署大臣的资格陪侍。及至张荫桓被捕，英国公使窦纳乐策动援救，此因张一向亲英美，而且前一年刚奉派为英国维多利亚女皇垂帘六十年庆贺专使，此时被杀，可被视之为对英国不友好的一种表示。所以窦纳乐营救张荫桓，应该当作维护中英邦交的措施来看。据窦纳乐的报告：
    九月二十五日（即八月初十日）闻张（荫桓）将于是晚或翌晨处决之讯，余意不论张所蒙罪名为何，皆不妨为代求减议。时已黄昏，事机已迫，私意太后必曾以此事询李鸿章，因亟函李相，极言中国猝然处决诸臣，泰西各国皆将震骇，且以荫桓职位之高，又为欧人所熟知，若遽以莫须有之罪杀之，则将有极不良之影响。请李相营救。
    又日本署理公使林权助，于一九三九年出版自传《谈我的七十年》，内有一章专记戊戌政变，亦谈到营救张荫桓的经过，说当伊藤博文在日本使馆设宴答谢中国大臣时，窦纳乐遣人致函。
    坐席未久，英国公使（按：即窦纳乐）忽令其书记官持函求见，乃出，阅其函云：
    “仆虽知今晚贵处举行宴会，但以事关重大，故令书记官持函求见，务乞抽片刻之暇，面复书记官。据确实消息，张荫桓氏明日将处死刑。伊藤公现居贵处，如能借重其智慧，筹一援救方法，幸甚！敬乞尽力！”
    当晚李鸿章亦在座，但以席间谈及此事，不甚妥当，所以决定待散席后，赴李邸面谈。当即以此意复英使馆书记官，入席后，绝不稍露声色。客散后，乃以此事告伊藤公，并云与李氏谈话时，倘遇必要，拟利用伊藤公之名义，伊藤公称可。乃乘马车赴李邸，李氏以午夜（时约在十一二时左右）来访，似颇讶异，出询何事，因告以来意，并谓此系英公使饬人通知，所以特来面询有无援救方法。
    李氏首述张氏受彼提拔的经过，并云张氏最近对彼反抱敌意，表示不愿援手。乃向李氏书：如杀张氏，必引起大祸。李追问所指，因谓列国将出面干涉，伊藤公极为中国担忧。李氏气动，沉吟云：时间甚促，将如之何？余以军机大臣荣禄氏，每晨四五时入宫，公可函知荣氏，使彼在日出之前，将此消息传入太后耳中。李氏允为照办，而张氏此役果得免于死了。
    这天是八月十二，显然，初十那天窦纳乐在李鸿章那里碰了个钉子，否则不必再转求日本方面。
    张荫桓当时的处境，完全是孤立的，倘非窦纳乐出死力相救，性命必然不保。当时直隶候补知县王保庆、曹景郝奉派解送张荫桓出境，合著有一部《驿舍探幽录》，说张荫桓一再伸手在脑后作势，问王、曹二人，可会如此？意思是会不会被杀。由此可见，张荫桓深知本人的境遇，危险尚未过去。李鸿章救他，他当然知道，可是，他也知道，如果慈禧尚有后命，李鸿章就绝不会“救人救彻”，他跟李鸿章之间的嫌隙之深，可由李鸿章对林权助所说的话中听出来。
    此外，庸庵尚书在《梦蕉亭杂记》中，载戊戌年中秋，如何照料张荫桓起解后。又记：
    后谒李文忠公，公曰：“不料张樵野也有今日。我月前出总署，几遭不测，闻系彼从中作祟。此人若不遭严谴，是无天理！”
    其语怨毒极深，则知所谓“几遭不测”者，确有其事。按：李鸿章出总署，系在七月二十二日，正当礼部六堂官以“抑格主事王照（小航）条陈”，全班革职，及擢用“四京卿”，百日维新到达最高潮的时候。以李鸿章当时的地位，是何罪名，可致不测之祸？细心推求，只有一事，即是年三月初七，订立旅大租借条约的第二天，由巴布罗福，面送贿银五十万两。据《微德回忆录》记：
    中国政府不愿接受俄之要求，太后与皇帝幸颐和园避暑，太后为英日所支配，坚持不肯让步。在此情势之下，中俄所议无成，必引起兵争。余乃急电财政部驻北京之代表（按：即璞科夫）使谒李鸿章、张荫桓告以余意，劝亟成议。……余并令此代表以重宝贿二人，价值一为五十万卢布，一为二十五万卢布，此为予对华人交涉初次行贿之举。
    但张荫桓在此案中，实未受贿，《罗曼诺夫报告》中亦只言李鸿章受贿，而不及张荫桓。最确切的证据是，“赤档”中有巴布罗福于三月初七致微德一电：
    余今日面付李鸿章银五十万两，李大为欣慰，嘱余向阁下致谢。余同时已电致璞科夫告以此事。余未得便交银与张荫桓，盖彼行为，远较谨慎也。
    如果以后巴布罗福有机会向张行贿，自必有电报给微德，因为此中关乎一笔巨款的报销，巴布罗辐是必然要做到这一道手续的。而“赤档”中并没有这样一个电报。
    如李鸿章所说，则逐其出总署，自然也是张荫桓的建议。前面谈过，光绪在接待亨利亲王一事上，已充分显示出对张荫桓不但信任，而且极其欣赏。由此可以想象得到，光绪当时的方针是，内政的改革交付“四京卿”，而外交方面，则唯张荫桓是赖。张荫桓要改革中国的外交政策，首先就要驱逐盘踞总署不去的几只老狐狸。且看当时总署的名单：
    庆王奕劻 文华殿大学士李鸿章
    户部尚书敬信 户部侍郎张荫桓
    刑部尚书崇礼 礼部尚书廖寿恒
    户部尚书王文韶
    在这名单中，张荫桓所感到不便者，第一是李鸿章，第二是敬信，即因为他是户部尚书，如果受人利用，有所主张，张荫桓因为户部的关系，不能不卖面子，那就会形成掣肘了。至于王文韶，系以军机大臣的资格入直，本性圆滑，不喜多事，张荫桓驾驭得住他，而且也正要利用他打通荣禄的关系，当然不会动他。而李鸿章与敬信则于七月二十二日同日出总署，岂非张荫桓为扫除障碍所做的安排？
    更由翁同龢“记取伏蒲三数语，首将刍藁责司徒”的诗句去看，可以想见，张荫桓已将李鸿章受贿卖国的全盘经过，都告诉了光绪。以李鸿章的地位，任何误国的乖张措施，都可说是政策上的不同，此即范当世之所谓“国史遇大臣功罪是非，向无论断”，如以为非，充其量休致而已，绝无什么不测之祸。但受贿有据，岂得谓之为“功罪是非”，无可“论断”？而据此以钦派亲贵鞫问，刑曹议罪，李鸿章的下场，即令不会像柏葰、何桂清那样，毕命西市，至少也得赐自尽，然后以懿旨贷其一死，改为充军。
    当然，这样的做法，极可能马上会引起俄国的武装干预，这是连张荫桓本人都不愿见的事。但如光绪一怒之下，勒令休致，也就够李鸿章受得了。所以他对张荫桓有“此人如不获严谴，是无天理”刻毒语。
    以上所分析的这段内幕，治现代史者，似乎尚无人谈过。由此，对戊戌政变的影响，似亦应加上一个新的评估因素，即如袁世凯不告密，维新能够成功，不独在内政上会出现一个全新的局面，外交方面亦很可能走出困境。张荫桓是亲英美的，人所皆知，庆王奕劻则是日本人所极力争取的对象，如果外交由张荫桓来主持，必是采取门户开放的政策，以与英国、日本经济合作，不排斥德、法，而以抑制俄国在东北的扩张为主。同时，我相信张荫桓亦一定会主张与荣禄合作，共同来维持新旧满汉之间的和谐。总之，如果不是袁世凯告密而发生了政变，张荫桓能获大用，日俄战争亦不致发生，即令发生，也不会在中国的领土上打起来。
    及至起解后，两差官一路与张荫桓闲谈，颇有异闻。《驿舍探幽录》记：
    因询康有为以一介草茅，何遽进用，敢肆猖獗，某等实系解不得。张答曰：兹祸之起，康有为固罪魁，实翁常熟酿成之，康应乙未会试，本未入彀，常熟搜于落卷中得中式，有知己感，时欲上书，央我介绍，常熟允见。恭邸建议曰：额外主事保举召见，非例也，不可无已，先传至总理衙门一谈，毕其言可用，破例亦可，否则作罢论。众曰：诺。此年前冬间事也。年节伊迩，各署多冗，无暇及此，今年正月初三日，庆邸率合肥翁常熟及余，公见康于总署，语未终，余以有事去，不知作何究竟。
    此段前半，张荫桓误记，乙未会试，翁未入闱，是科徐桐主考，康有为乃徐桐取中。翁同龢于榜发后，日记中有一语：“康祖诒中矣！”词气极憾，倘非晚年改原记，则翁同龢对康有为有戒心，自为事实。张荫桓又谈：
    未几，康上条陈，朝廷发交总署核议，仅议可行者两事，曰矿务，曰商务。常熟见之讶曰：洋洋数千言，条陈千数事，仅此两条可行乎？众不得已，奏请军机处会议。军机大臣惧担不是，拟旨会同王大臣议，皇上朱笔改交军机处议，议行过半，而康自此获上矣。积渐相乘，此后凡有条奏，径交军机处，命廖大司寇专司其事，大司寇夙知康之荒谬，谓常熟多事，而亦无法辞卸。康本孙文党，挈多金走京师，密结京僚图不轨。康实寒素，所有皆孙文资。侍读学士徐致靖折深酬四十金，宋伯鲁、杨深秀等月资以三百金，日本致仕相伊藤来华，李端棻保康为迎送使，实康折稿奏入留中，由是康颇惊皇。
    康有为被传至总署问话，即是年正月初三日事，翁同龢有记，斥之为“狂甚”。至其上条陈以后情事，翁同龢日记未载，其时正忙于对德交涉，亦无暇及此，就康有为自订年谱，亦仅言“常熟将欲开制度局，以我直其中”，不及其他。于此亦可信，康有为之得能上达天听，实以张荫桓之力居多。八月初六张家被搜查，即以传言康有为匿居张处，足证张、康交往甚密。至于此时张之尽归罪于翁，亦以方处危疑之中，不得不然。何况两差官皆为初识，张不能不防系有意刺取隐私，自无真话。
    以下张荫桓又讲伊藤博文访华事：
    闻伊藤久已罢相，此次来华，系伊藤自来游历乎？抑中朝召来议事乎？张答曰：噫！我之祸亦由此。此次伊藤系自来游历，我因与彼有旧，至京时来见我，我遂款以酒筵。伊藤觐见，又系我带领，时太后皆见之，遂疑我与彼有私。及后有康结日本谋劫太后之说，太后愈疑我矣，夫复何言。
    此为张荫桓避重就轻的说法。就下文看，矛盾自见：
    及八月初八日伊拿问之前一日，伊藤已觐见皇上，拟赐以宝星等物，以示优待。是日太后召皇上，问伊藤赏赐觐见何物？皇上以所拟对，太后曰：所赏宝星等物，务须选上等极华美贵重者，着张荫桓加意办理，不料次日即有此祸。
    张又云：康有为暨其弟广仁等三四人，每日私入大内，与皇上坐论新政，并拟开懋勤殿列十坐，以李端棻、徐致靖、宋伯鲁等为十友，而康有为尚不在此内。某等问康有为究竟现逃何处？张答曰：闻伊藤向中国政府言，我知康有为现在我国某处，我不能不告知中国，中国却不能往彼查拿。
    张又叹曰：我三至保定，一随李中堂，一赴大顺广道任，此次最无味，某等因向慰藉数语遂行，晚住安肃北关庆丰店。
    按：慈禧即命张荫桓加意办理，则礼节即或过当，何至为罪，且为如此严谴？可见其语不足信。但李端棻曾保康有为迎送专使，则为异闻。
    以下又谈中日和约及张在总署的情形：
    畅谈从前中日和约筹借洋款及召见各得意语。某等因谓曰：夏间翁常熟罢官，外间谣传颇有波及，确否？张答曰：今年五月初五有查抄虚警。先是太后密诏英年，令传谕崇礼谓张荫桓有应查办事件，着其预备。是日，太后在颐和园召见庆邸、廖寿恒、刚毅，问近日张荫桓遇事颇为专擅，参奏甚多，尔等有所闻见否？
    廖寿恒奏对以总理衙门所称能办事者，唯张荫桓一人，实亦非伊不可。
    太后闻之怒甚，因云：似尔所言，若张荫桓死了，则将如何？当下诸臣俱碰头莫敢一言。移时，太后复云：我亦知张荫桓颇能办事，究竟有无专擅之迹？
    廖寿恒等见太后盛怒，因奏对曰：张荫桓在总理衙门还有事件，有与同官商议者，亦有一人专主者，缘张荫桓所识洋人颇多，凡交涉密议，行踪诡秘，旁人不得闻知。时皇上亦侍侧，太后因言张荫桓遇事专擅，皇帝明日叫起入见，可以严加申饬，使知警戒。
    是日廖仲山以事过寓，初谈闲话，语次因言及今日在颐和园召对如此如此，太后颇怒，甚代惊恐，余遂向询刚子良曾代为说话否？廖云：伊亦颇为力言。余意甚不平，因谓本衙门明日亦有事，当递膳牌，俟觐见看皇上若何？
    按：慈禧所一再追询，有无专擅之迹者，目的欲察知张荫桓与翁同龢的关系如何。在这段话中，有一句很要紧的话，透露了相当多的秘密，即张荫桓向廖寿恒（仲山）询问：“刚子良曾代为说话否？”
    攻近代史者都知道，翁同龢之遽得严谴，虽说是后党有计划的行动，但“打手”却是刚毅（子良）。如叶昌炽日记中，言及此事，辄云“木讷令兄”，取“刚毅木讷近于仁”句作隐语。但如何媒蘖，则无所知，如今由张荫桓的话，可以测知大概了。
    后党之整翁同龢，始于恭王将死时。慈禧对恭王的恶感极深，在甲午以前，就有不准其随班祝嘏之事；甲午以后，以翁同龢发动舆论迫促，始令再起。恭王衰病侵寻，遇事敷衍，固已稍回帘眷，但亦无好感。乃恭王既薨，慈禧竟“大感恸”，说“恭亲王勋德最隆，惟配享太庙，始足以昭崇德”。此必恭临终口奏，有大当于慈禧之心者。我的猜想是：恭王是向慈禧太后说：翁同龢耳朵太软，善善不能用，恶恶不能去，易于受人利用，且书生积习，易于偾事，绝非相器。应劝光绪小心。甚至也还有慎防康有为利用翁同龢，导帝于决裂之境的话。因而慈禧才有这样的“大感恸”。
    及至王鹏运参折一上，牵连了张荫桓。张为求自保，必求援于刚毅。而刚毅则为张荫桓卸罪，凡慈禧所不满于张荫桓者，刚毅必言皆出于翁同龢的指使。但慈禧到底不是糊涂的人，所以一再追问张荫桓是否专擅。而能为他解释的，亦只有刚毅，因为是如何一种辩解，只有刚毅心里清楚。他人即令为张缓颊，说尽好话，亦是隔靴搔痒。
    张荫桓接下来又说：
    廖仲山辞去，余因出城拜客，次早入朝至军机处，遇庆邸，告以昨日之事甚险，并将奏参专擅营私各折令看。余见谤书盈箧，不胜气愤，意谓圣怒万一难回，惟有请皇上罢斥查办，容当上折申辩。看完，当即叫起，同起者首庆邸，次廖寿恒，次刚毅，时王文韶出入军机，班在第四，连余五人同入。当闻太监传话，张大人垫子在南边，余跪聆皇上谕云：奏参各折，尔看见否？
    余奏对云：臣已看过，臣在总理衙门，某事系与某人商议，某事系与同某人会办，均可查考。惟某条约，系臣一人专主，然亦众所共知，并未专擅。
    皇上因向廖寿恒云：尔昨日对太后所言，今日何不陈说？廖寿恒奏对云：昨日太后询问臣等，对以张荫桓在衙门办事，有与同官商议者，亦有一人专主者，系属实在，臣不敢欺。
    皇上又向刚毅等问尔有何言？刚毅等惟只碰头，皇上略谕庆邸云：传知张荫桓，不必忧虑着急，仍令好好办事。
    刚毅因接口传谕云：有恩旨，令张荫桓改过自新。
    余闻之心中愈觉愤懑，意谓本自无过，何云自新？故当时并未碰头谢恩。
    皇上旋谕云：尔先下去。余即下来。须臾皆出，我复对庆邸等云：余意仍欲上折申辩。经众相劝，谓一天风雨已散，何必再多行事？因而中止。
    当至户部，有某司员问说，外间有查办抄没风声，未知确否？余告以今早奏对云云，并无此事。旋至总理衙门，敬信亦告语如前。余因谓皇上并无此旨，外间何以纷纷若是？敬信因将太后传谕英年，令崇礼预备等节，一一告知，余始恍然得其详细，至今回想前事，言之犹觉闷闷也。
    按：此为五月初六日事。此日为王文韶重入军机的头一天。军机大臣每晨奏对，在御案东面或西面，雁行斜跪。太监传语“张大人垫子在南边”，即正面朝上回话，不得与军机并列。令庆王传旨，而刚毅接口云云，足见其揽权。
    至于刚毅传谕，与口敕有出入，其为善意或恶意，须视事实而定。倘或确无咎愆，或上意无他，则刚毅如此传谕，即是有意折辱，但张荫桓其时已颇失慈禧之意，所以刚毅所谓“有恩旨”云云，实为卫护。既有恩旨令其改过自新，则此次之咎，已有了断，他人再有参劾，即不得重论其过失。张荫桓当然心知其意，只是对不谙朝廷规制的候补作欺人之谈，装点门面而已。
    王文韶早在沈桂芬时代，即曾入枢，以云南报销案而斥逐。此次由直督内调户部，入直军机，即为翁同龢的一缺一差，南人罢而南人补，所以安抚南士。荣禄则外放直督，坐镇北洋，遥制帝阙。慈禧老谋深算，早有布置，维新变法，如能逐步推进，或者有一半成功的机会。妄想发动武装政变，即令袁世凯不告密，亦未见得会成功。如果张荫桓仍在其位，则在康有为指使之下的轻举妄动，必无实现的可能。
    张荫桓又谈其得罪慈禧之事：
    余去岁奉命出洋时，内大臣某语余曰：归时须以外洋新奇宝物献太后。余记之不敢忘。差竣，遂备钻石串镯一副，配以祖母绿帽花一颗，装潢献太后，此帽花系余前在法京拍卖法总统御用三物，色极葱茜，复恐皇上见怪，亦备金刚钻镯一副，红宝石帽花一颗，先献皇上。
    上谕曰：太后处有否？余对曰：有。皇上曰：汝将此并呈太后，朕自可得。
    余遂具折托立豫甫呈进，豫甫告之李总管，即李莲英，外人所称“皮小李”者也。时总管方沐发，急竣事，易衣入奏，奉懿旨着抬进去，蒙太后赏饭，饭毕谢恩，见皇上在太后侧，捧一盒走而去，知系所献物也。
    余献此，两宫甚喜，且常服御，后伺探近臣云：太后尝言红帽花较佳耳。
    当余出宫时，有内臣谓余曰：李总管亦须送物，事始周到。余仓卒无以应，拟俟补送，后竟忘记，遂开罪于彼。此次之祸，未必疏忽之咎也。
    此事亦见《庚子西狩丛谈》，作者吴永曾受知于张荫桓，所记较《驿舍探幽录》为详。吴永说：
    张公得罪之由，曾亲为予言之，谓实受李莲英所中伤。其自英使回国时，曾选购宝石两枚，预备进奉两宫，一为红披霞，一为祖母绿，足充帽准之用。
    归国后，乃以红宝石进之德宗，祖母绿进之太后。论其价格，绿固远胜于红也，但通例京外大员进奉，必经李手，即贡呈皇上物品，亦须告由李呈明太后过目，方始进御，因此另备一分，为李经进之代价，大抵稍逊于贡品，而相去亦不能远。
    彼时侍郎眷遇方隆，平日高才傲气，于李殊不甚注意，本已不免介介，此次又一无馈赠，若有意为破成例者，故衔怨至深，而侍郎固未之知也。进呈时，太后方拈视玩弄，意颇欢悦，李特从旁冷语曰：“难为他如此分别得明白，难道咱们这边就不配用红的么？”盖通俗嫡庶衣饰，以红绿为区别，正室可被红裙，而妾媵只能用绿，太后以出身西宫，视此事极为耿耿，一言刺激，适中所忌，不觉老羞成怒，遂赫然变色，立命将两分贡物，一律发还。
    按：慈禧一生引为莫大憾事者，即是母以子贵，虽称太后，实未正位中宫，身份不如慈安，更不如穆宗之后“嘉顺皇后”。相传穆宗病亟时，与后相泣而语，为慈禧所闻，以恶婆婆的姿态出现，拉住皇后的头发，作势欲责，嘉顺皇后恐受辱，口不择言地说了一句：“我是从大清门抬进来的。”意思是希望慈禧顾全体制，岂知益撄其怒，传杖欲辱皇后。穆宗受惊，因而转为“痘内陷”，终致不起。
    李莲英一句冷语挑拨，确能产生极大的作用。至于张荫桓平时往来人物，起居豪奢情状，李莲英无不备知，并不足怪。张荫桓住东城锡拉胡同，此处有一家很大的淮扬馆子，东主即是李莲英；要侦察张荫桓的行动，是非常方便的。
    吴永又记：
    此消息既已传播，当然必有投井下石之人，未几即以借款事被参。太后阅奏，立遣缇骑传问。侍郎方在家居，忽有番校四人，飞骑登门，口称奉旨传赴内廷问话。
    当即督促起身，乃匆匆冠服上车，两人骑马前后，余两人露刃跨辕外，一如行刑刽子手，即将押赴市曹者。侍郎谓此时实已魂魄飞失，究竟不知前抵何处。乃番校沿路指示，竟一径趋向禁城，直至东华门下，始知尚有一度审问，当不致立赴刑场，然心中忐忑，转以益甚。
    下车后仍由番校押导入内，至宫门外，已有两内监守侍，番校前与致词，一如交割罪犯者。当在阶下立候，未几传呼入见，太后盛气以待，词色俱厉，致不敢尽情剖白，只有碰头认罪，自陈奉职无状，仰恳太后皇上从重治罪。
    仍摘要勉剖一二语，幸刚中堂在旁，乘间指引开脱曰：“这也无须深辩，现奉皇太后皇上恩典，你只须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下去。”
    予见太后无语，始碰头逡巡退出。至宫门外，已不见有人监视，随步行出东华门，觅乘原车还寓。途中神志恍惚，乃如噩梦惊回，天地改色，一天雷雨，幸而无事，居然重见妻孥，此诚意料所不及者。然寸心固怦怦然，针毡芒刺，不知何时可释也。
    次又谈德国亨利亲王觐见事，其言如此：夏五月德国亲王觐见，特闻朝廷接待礼仪，颇极优异，德藩意气骄纵，居之不疑，外间传说异辞，究竟若何情形，当时均由总理衙门核议，事皆目睹，其详可得闻否？张长吁一声，不禁拍案而言曰：我所以受谤之原，半由于此。说起令人可叹。初德藩有游历中国之信，我与同官商议，外国章程有出使游历各国者，各国接待与否，均听其便，此事亦当请旨定夺。嗣奉谕旨接待，着会议，我即向德使商量，据云：此系我国亲王，与寻常使臣不同，中国既允接待，一切礼仪，当从优异。
    我旋即奏明皇上，彼时闻德王至闽、粤等省，乘坐黄轿，此节是我主议不行，旋议定用绿轿黄绊，临时庆邸、礼邸，迎至城外，一面电知北洋大臣迎送如仪。旋又奏明太后，太后闻奏，因欲先见德藩，我奏以外国使臣入觐，理宜先见皇上，太后谕谓德藩此来，并无国书，与使臣不同，皇上亦可在我处同见，见时令走廊子不赐坐，当时将此谕奏知皇上。
    先是皇上欲在偏殿接见，经我奏陈，平日使臣觐见，尚升正殿，此次尤当优待，皇上允奏。至是闻太后欲与同见，意颇不怿，我下来后向德使通知，惟不赐坐一节，再三为难，我告以皇上在太后侧，亦系侍立，尔国亲王不尊似我国皇上，议至此，未定而散。
    嗣闻有某翻译向德使陈说，便亦应允，于是传集工匠，收拾乐寿堂，殿坐备极华丽，共费银七万余两，陈设宝玩时有古窑瓶一个，内府当差者不慎，落地跌碎，太后动怒，将内府各官，降调有差，因此咸怨我迎合圣意，使伊等受累，太后怒我，未必非伊等浸润所致也。
    及德藩觐见，太后赏赐甚厚，并有御制宝星，辉煌灿烂。至皇上答礼一节，我等以中国体制与外洋不同，议赐德藩游园，皇上亦即前往，借示答应之意。
    越日德藩欲游天坛，廷臣均议阻止。我即说外国游历章程所到之处，例许往观且在京洋人何人不游天坛，何独于德藩不允？多费唇舌，致生枝节，由是廷臣不悦者甚众。屡有传闻，谓我见好外国，借为要重之地，并有谓我窥测意旨，离间两宫者，冤哉。
    按：德国亨利亲王入觐，光绪不愿慈禧接见，确为事实，同时光绪在礼节不惜降尊纡贵，务为优隆，亦为事实，凡此均受张荫桓的影响。以前者论，则招慈禧之忌；以后者言，则为朝贵所不满，甚至翁同龢亦不以为然。
    张荫桓被逮时，完全孤立，便刚毅帮忙，亦不过正好要打击翁同龢，要将张荫桓的“过失”转嫁于翁。在议亨利觐见礼节时，刚毅颇受光绪呵责，其势不可能与张荫桓站在一边。后来矫诏杀张时，刚毅正大红大紫，如果有心救张，足以阻止载漪的“乱命”。但张荫桓与刚毅曾有此一段短暂结合的渊源，似未有人谈过，值得一记。
    张荫桓于庚子年被祸，起因于上疏义和团之不足恃。谈至此处，有一问题发生，即张荫桓以何资格上疏？吴永在《庚子西狩丛谈》中说：
    最可异者，侍郎虽身受重戮，而始终未尝革职，故临刑时犹被二品官服，闻廷旨到后，相知中致意家属，有劝其自尽者，侍郎慨然曰：“既奉有明旨，即自尽以后，照章仍须执行斩决，与其二死，孰与一死。大臣为国受法，宁复有所逃避？安心顺受，亦正命之一道也。”
    于此足见其胸襟磊落，难临守正，不图苟免，真不愧大臣骨梗。独念公抱此异才绝识，乘时得位，又得当轴有大力者为之知己，而迄不获一竟其用。区区以不得于阉竖之故，遂至窜身绝域，投老荒边。甚乃授首于仓皇乱命之中，若明若昧，同一死难，而迄不得与袁许诸公，共播烈于一时之众口。苍苍者天，何以独厚之于前，而又重厄之于后耶。
    当时新抚为饶公应祺，假使稍微负责，缓须臾以察真伪，则拳祸旦夕已定，势即可以不死，公如不死，则后来和议，必可以大为文忠臂助。既已周悉外情，老成谙练，而又为义和拳所欲杀之人，对于外人，以患难同情之感，其言易入，定能为国家挽回几许权利。外交人才如此消乏，而又自戕贼之，长城自坏，其谓之何？
    吴永所说，张荫桓只发遣，未革职，临刑犹被二品官服，看起来是件不可思议的事。但事实确是如此。因为如果革职，即只剩下一个入仕的资格，而捐班出身，则根本无入仕资格可言，身份即为平民，何能上疏议论国事？
    如今张荫桓的原疏，不可得见，不知自称为何？据《十朝诗乘》记，张荫桓的奏疏，系请新疆巡抚联魁代奏，此记微有误，联魁其时为江苏藩司，而新疆巡抚则为饶应祺。张荫桓既然交新疆巡抚看管，则其奏疏请饶应祺代奏，自属必然。至于起解时，直隶总督下行的公文，称“该革员”云云，系想当然耳之说。果为革职遣戍，则其间必经议罪的过程，但并无此项记录。
    《十朝诗乘》载张荫桓《书愤》五古一首，以为：“即庚子夏绝笔之作，痛心义和拳，语挟风霜；疏草虽不传，大旨当即本此。”诗中如“电线杆频折，飚轮軏骤焚”，指义和拳作乱；“操纵乘长策，安壤侈异闻”，指慈禧信任义和团；“杼轴虚东国，干戈迫夕曛；倒绷偏侈老，粥饭却常醺”，刺激李鸿章误国；“更宜恢玉步，勿使累琴薰”，言当保护光绪，使其有所作为。疏中大旨如此，自为端、刚等辈的大忌。
    按：矫诏杀张荫桓的乱命，下于六月初七，至新疆已在中秋以后，两宫早已出奔，将下罪己之诏，饶应祺实可不必奉此乱命。饶应祺，湖北恩施人，先办团练，后成进士，久在新疆，颇具政绩，庚子之乱，仿东南互保办法，与总督魏光焘、伊犁将军长庚，与各领事取得协议，彼此相安无事。
    其人固通达之士，乃竟不能为张荫桓稍作担待，后闻各省多有不奉乱命者，始大悔恨。二十八年道卒于哈密，相传为内疚神明所致。又，张荫桓在新疆戍所，于角门外土山上建一亭，命名为“角亭”，后即于此亭受刑。论者谓“角”字乃“刀下用”，角亭竟成语谶。
    张荫桓诗才清逸，陈石遗辑清末民初人诗，竟未收录，不知何故。《十朝诗乘》卷二十二有一条云：
    或见其为人画便面，滃云欲雨，云中露纸鸢一角，一童子牵丝立危石上，自题句云：“天边任尔风云变，握定丝纶总不惊。”
    又记其残句云：
    《九月晦渭南道上得廉生祭酒书述敝居及儿垲消息奉答》句云：“覆巢几见能完卵，解网何曾竟漏鱼？”又《二月二十一日抵戍示常弟、藩侄、垲儿》诗，末数语云：“远送两三人，昏灯写遗嘱，理乱暂不闻，余生甘窘辱。”盖自料不复生入玉门矣。
    按：“廉生祭酒”即王懿荣，亦寓锡拉胡同。“垲”者其子垲徵，即《孽海花》第十九回中的庄南，写其谋夺王石谷的《长江万里图》，事或有因。张荫桓以收藏石谷知名，号称“百石”。及至身败，不能不感慨“百石斋随黄叶散”，其实，此亦为其致祸之一因。
    在《驿舍探幽录》中，两差官记张荫桓和赠之作，前后共四首，录之如下：
    西行计日渡滹沱，云栈崎岖叱驭过。
    三宿浮屠仍旅客，卅年尘海醒春婆。
    燕山漫说乌头白，官道无端鹤唳多。
    已荷护持携慰藉，几时花雨散维摩。（《赠曹景郕》）
    迤逦天门山已深，漫漫东望几知音。
    重怜逆旅论诗夜，虚费材官用武心。
    去国适逢风日美，望乡遥祝岁星临。
    但言后会难为别，传语平安抵万金。（《赠别》）
    柴车西发曙烟消，得憩津亭可避敲。
    旅夜更筹鱼不寐，道旁飞字马遗膘。
    四郊多垒金仓瘦，万里投荒塞草骄。
    饘顿浃辰劳护惜，赠行犹属慎风飚。（《和题壁》）
    画封台荒剩废垣，使寻龙树叩山门。
    急程不惮危途险，多难方知苦道存。
    对酒每疑弓影误，荷戈无解吠声喧。
    年来假日惟征戍，按站停车夜未昏。（《和王庆保》）

 胜国遗老

    胜国遗老
    同光大老，至庚子前后，凋谢殆尽；满清的人才，至庚子一役，亦消折殆尽。回銮以后，朝中堪称大老者，只有荣禄、王文韶、孙家鼐、徐郙，其中虽有两名状元，但能当国者只有荣禄与后起的瞿鸿禨；封疆大吏，则刘坤一下世后，张之洞巍然独尊。
    荣禄与张之洞所谈已多，瞿鸿禨以前在谈丁未政潮时，曾有介绍，尚多未详，不妨作一补充，作为本篇的结束。
    瞿鸿禨于光绪三十三年丁未被放后，第二年两宫先后上宾。瞿鸿禨感念七年儤直的恩荣，成书四卷，亲笔以行楷誊录石印，为满清末年，记述两宫起居及军机规则，相当真切的一部野史。这四卷书，分为《圣德纪略》《儤直纪略》《恩遇纪略》《旧闻纪略》。其《圣德纪略》记两宫云：
    丁酉、戊戌间传闻误会，似涉嫌疑，实已涣然冰释，圣慈圣孝，欢颜愉色融洽大和。臣鸿禨初入枢廷，钦圣谕臣曰：“外间疑我母子不如初乎？试思皇帝入承大统，本我亲侄，以外家言，又我亲妹之子，我岂有不爱怜者？抱入宫时才四岁，气体不充实，脐间常流湿不干，我每日亲与涤拭。昼间常卧我寝榻上，时其寒暖，加减衣衾，节其饮食。皇帝自在邸时，即胆怯，畏闻声震，我皆亲护持之。我日书方纸课皇帝识字，只授读四书、诗经。我爱怜惟恐不至，尚安有他？”
    此虽慈禧表白之词，但亦颇近实情。唯由此可知，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穆宗驾崩，深夜仓卒定策，奉迎光绪入宫，纯为慈禧私意，未为宗社打算。历来奉迎外藩入承大统，无非是立亲立贤，但立亲之中仍不妨兼顾立贤。此时穆宗堂弟皆幼，贤之与否，尚难考察，则当以茁壮者为尚。光绪脐间流湿，又胆怯畏声震，皆为弱征，岂能当天下之任？
    瞿鸿禨又云：
    钦圣聪明睿智，披览章疏，日以数百，某折某事，洞悉无遗。臣鸿禨初入枢廷，一日因事谕曰：“我十八岁入宫，文宗显皇帝在宫内办事时，必敬谨侍立，不敢旁窥，一无所晓。后来军务倥偬，折件极繁，文宗常令清检封事，略知分类。垂帘以来，阅历始多，至今犹时时加慎，惟恐用心不到。”
    又述慈禧勤政云：
    钦圣行健克勤，好劳恶逸，披览章疏，日必早起。每值庆节或朝祭，召见枢臣，往往秉烛，退犹未曙，宫中办事之早可知，臣鸿禨侍直七年，仅一日回銮在途，日旰无事，是日未叫起外，其余即圣躬欠安，感冒未热，从无不召对之时。家法之严，莅政之勤，可谓至矣。
    驻跸西苑时，召对毕，慈辇回宫，常见降舆缓步，游瞩移时，尝谕臣鸿禨曰：“我在宫中，时时习劳，或视内监，莳花种菜，或遣宫人，扫除殿座，以炭屑和蜡，磨砖光洁可爱。在颐和园时，登山游眺亦不为疲也。”
    按：清朝诸帝勤政，为最可称道之事。历史上享祚较久的皇帝，类皆能惩前朝之失。明朝宫禁最失德者，一为宦官干政，外戚跋扈；二为皇子失敬；三为天子怠荒，如世宗、神宗皆数十年不视朝，但世宗虽不视朝，事必亲裁，夜半宫门出片纸，辅臣无不奉命唯谨。至神宗之不视朝，全为疏懒，置社稷苍生于度外。言官上疏，留中不报，狡黠者即视之为神宗默认，径向内阁交涉，照建言而言，万历虽知其非，懒于制止，久之遂成故事。明末言官之猖狂，实由纵容而成。
    清朝自开国以来，对此之失，力矫不懈。慈禧垂帘，虽为非法，但勤政则恪守家法，自是可称道之事。瞿鸿禨所记慈禧习劳，督率宫人料理琐屑，言来娓娓，亦殊可听。
    又述慈禧挥翰云：
    西幸回銮之次年，各国使臣率其眷属入觐，求观御笔，慈意欣许，即御案前端立凝然。内监伸纸，亲挥宸翰，作擘窠书福寿大字十数幅，天章焕发，挥送自如，使臣等一时仰观，莫不惊叹欢跃，即以宣赐诸使臣等。时庆亲王和仁相国与臣鸿禨，皆以外务部堂官，带领入觐，适得在旁，屏息瞻侍，亦旷古罕逢之荣遇矣。
    按：慈禧赐臣下大字，据我所知，皆为南书房翰林代笔，作画则为缪素筠代劳。唯瞿鸿禨既为亲见，其言谅亦不虚。
    瞿鸿禨值枢时，军机只得四人，除荣禄领班以外，王文韶及鹿传霖，耳皆重听，“承旨”且不能，“述旨”自然归于瞿鸿禨。七年之间，久秉枢笔，此皆以前未有之事。此固人才寥落，亦由瞿鸿禨长恃帘眷，善于把持之故，而在起初则以退为进，揽权不着痕迹。如《恩遇纪略》云：
    驻跸开封时，两宫以危局粗定，降旨奖叙出力诸臣，论枢廷四人，与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均加官衔。鸿禨闻命，惶恐碰头，固辞再四。慈圣温谕：“尔不必辞，第谢恩罢！”予即下垫跪谢天恩，仍碰头请收回成命，两宫仍不许。荣文忠顾予曰：“已谢恩，即不当辞。”予遂不复请。
    既退，即宣旨，已缮述矣，予终不自安，语荣文忠曰：“公顷言已谢恩，即不当辞，定例乎？抑权词乎？”文忠笑曰：“不如此，焉得退？”予曰：“明日入对，必仍坚辞，且具折。”文忠曰：“如必欲辞，即宜今日，敢请起乎？”予曰：“敢。上如见责，愿当其咎。”时定兴偶有耳疾，予详告之，且曰：“老前辈意如何？”定兴欣然曰：“我亦决定同辞。”即语内监代奏请起，四人仍同入。
    慈圣问何事？荣文忠对曰：“瞿鸿禨有下情面陈。”予即碰头奏曰：“臣顷蒙恩典，实万分不安。现当时局艰难，诸事都宜核实，恩旨一出，中外属目，若有幸滥，何以示天下？不独訾议臣等也。臣以为此次加恩，如奕劻、李鸿章，转危为安，有功社稷，固宜膺特赏；刘坤一、张之洞等保护东南；枢廷则荣禄、王文韶同支危局，扈驾辛苦，赏亦宜之。鹿传霖则已在圣驾出京之后；臣到行在，尚在今年，更无劳可言。务求收回成命，以示大公。所以不敢述旨。”定兴亦恳辞。至是两宫俯允。慈圣天颜温霁，笑曰：“我方用膳，闻请起一惊，不意尔等为此事也。”
    慈禧老于政事，亦习见大臣争权夺利的情形，对瞿鸿禨的恳辞，自然欣赏其识大体、知进退。以后恩遇优隆，未始不因此一辞之故。乃丁未年竟为庆王、袁世凯等合力所倾，七年帘眷，一旦不终，不但瞿鸿禨痛心，恐慈禧亦不免惘惘若失。
    曾广钧有游仙艳体四律，据《十朝诗乘》载，乃“分记善化、西林、项城、浭阳罢官事”，指瞿鸿禨出枢、岑春煊开缺、袁世凯被逐、端方革职。其记瞿鸿禨一律云：
    楚国佳人号绛霄，芙蓉新殿斗纤腰。
    不教茅许同珠籍，偏有裴樊渡石桥。
    芝馆乌龙惊绣榻，桃源仙犬吠云翘。
    青童昨夜朝王母，一夕微霜蕙叶凋。
    首句“楚国”即点明瞿鸿禨的籍贯，次句“芙蓉新殿”指颐和园，曾棨《玉泉山》诗：“潺潺旧绕芙蓉殿，漾漾今生太液波。”颐和园新修，故曰“新殿”，此指瞿鸿禨一向能争取慈禧宠许。
    “不教茅许同珠籍”，茅君与许旌阳可有天上相争之事，于典无征，此当是反用玉溪生“但惊茅许同仙籍”诗意，谓瞿鸿禨欲引岑春煊入枢，庆王奕劻，全力相格，不意“偏有裴樊渡石桥”，石桥即刘阮入天台所必经之桥，过此即登仙界。以裴航夫妇喻瞿、岑，言其关系密切。岑春煊《乐斋漫笔》记：
    余居沪上，续假自冬迄春。丁未正月十九日，奉旨调补四川总督，毋庸来京请训，知仍出庆袁之意。念巴蜀道远，此后觐见无日，不于此际设法入都，造膝详陈种种危迫情形，机会一失，追悔无穷。当以权宜行之，纵获罪朝廷，亦期不负两宫眷倚之意。乃于启程赴任舟次武汉时，电请顺道入觐。不俟谕旨，径乘京汉车北上。
    抵京之日，即蒙两宫召见，温谕有加，并详询年来病况，命在京休息，以备续有召对。
    此即“渡石桥”之经过。“芝馆乌龙惊绣榻”句，三典并用，形容最妙。《搜神后记》：“在都养一狗，甚快，名曰乌龙。”以岑春煊为乌龙，言其入京之快，“芝馆”即“芝田馆”，玉溪生诗：“宓妃愁坐芝田馆，用尽陈王八斗才。”此言奕劻费尽心机拒岑入京，不想乌龙之快如此！
    “绣榻”反用韩冬郎诗意：“洞门深闭不曾开，横卧乌龙作妒媒。”乌龙本用以阻他人来惊绣榻，不道变生不测，绣榻反为乌龙所惊。当然，谓此绣榻指宓妃亦无不可。
    “桃源仙犬吠云翘”之仙犬，即是乌龙，亦指岑春煊。“云翘”谓“云翘夫人”，裴航妻云英之姊；指奕劻。《乐斋漫笔》记面劾奕劻事云：
    余对曰：“大法方能小廉。庆亲王奕劻，贪庸如此，身为元辅，何能更责他人？”太后云：“汝说奕劻贪，有何凭证？”余对曰：“纳贿之事，惟恐不密，一予一受，岂肯以凭据示人？但曾记得臣在两广总督兼粤海关任内，查得新简出使比国大臣周荣曜，系粤海关库书，侵蚀洋药项下公款二百余万两，奏参革职拿办。斯时奕劻方管外务部，周犯系伊所保，非得贿而何？”太后言：“奕劻太老实，是上人的当。”余对：“当国之人何等重要，岂可以上人之当自解？此人不去，纪纲何由整饬？”太后言：“懿亲中，多系少不更事，尚有何人，能胜此任？汝可保奏。”余对：“此乃皇太后皇上特简之员，臣何敢妄保。此次蒙皇太后皇上垂询时政，是以披肝沥胆，不敢一毫隐瞒。惟启程之时，因应奏之事极多，而牵涉奕劻关系重大，不得不入京面陈，故特冒昧前来。今在京数日，尚觉所怀未尽，又须远赴川省，臣不胜犬马恋主之情，意欲留在都中为皇太后皇上作一看家恶犬，未知上意如何？”
    太后即云：“汝言过重，我母子西巡时，若不得汝照料，恐将饿死，焉有今日？我久已将汝当亲人看待，近年汝在外间所办之事，他人办不了，故未能叫汝来京，汝当知我意。”余对曰：“臣岂不知受恩深重，内外本无分别，惟譬如种树，臣在外，系修剪枝叶，树之根本，却在政府，傥根本之土，被人挖松，枝叶纵然修好，大风一起，根本推翻，树倒枝存，有何益处？故臣谓根本重要之地，不可不留意他。”太后云：“汝所言极是，好在外边现已安靖，我亦望你在京办事，明日即可下旨，汝先下去。”
    次日遂有补授邮传部尚书之命，余既奉旨，尚未谢恩，先请见太后，面劾本部侍郎朱宝奎：“以市井驵侩，工于钻营，得办沪宁铁路，遂勾结外人，吞没巨款，因纳贿枢府，得任今职。若该员在部，臣实羞与为伍。”太后曰：“朱某既然不肖，可即予罢斥，但据何罪状以降谕旨？”余对曰：“可言系臣面参。”太后首肯，始谢恩退下。是日特旨褫宝奎职，都人士群相警告，诧为异事。
    岑春煊自谓“作一看家恶犬”，故曾诗即一再以犬相拟，此亦可谓：“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这一联诗，用“惊”、用“吠”，皆令人失笑。
    “青童”即仙童；“王母”自指慈禧。玩味诗意，似乎有人进谗。当然，此“青童”必受庆、袁指使。瞿鸿禨罢官的内幕，据我所见各种记载，以《梦蕉亭杂记》，最为翔实：
    荣文忠殁后，善化主持枢政。项城初颇结纳之，嗣因商定中日和约，善化以外务部大臣资格，先与日使交际一次，项城不悦，凡事阳推让而阴把持，善化几无发言权。迨和约告成，两方遂成水火。善化得君最专，一意孤行，适内阁官制成，力排项城援引之某某等一律退出军机。嗣以枢廷乏人，复召桂抚林赞虞中丞为助。项城暨某某等闻之哗然，思有以报复，善化恃慈恩眷优隆，复拟将首辅庆邸一并排去。两宫意尚游移，讵讹言已传到英国伦敦，官报公然载“中国政变，某邸被黜”之说。适值慈圣宴各国公使夫人于颐和园，某使夫人突以相询，慈圣愕然。
    嗣以此事仅于善化独对，曾经说过，并无他人得知，何以载在伦敦新闻纸中？必系善化有意漏泄。天颜震怒。项城探知原委，利嗾言官奏劾。善化薄有清名，言路不屑为北洋作鹰犬，一概谢绝重贿。讲官某上疏，指参善化，竟不安其位而去。
    此记瞿、袁结怨经过，为他人所未道。光绪三十二年九月，改官制后，军机处改组，铁良、徐世昌均罢值，即为翟鸿禨对袁世凯的报复。至于言路不屑为北洋鹰犬，独有某讲官上疏奏劾，此某讲官即作《崇陵传信录》的恽毓鼎。诏旨中谓“私通报馆”，则指汪康年的京报。汪为瞿鸿禨门生，通家之好，内眷时有往来。庆王将罢的消息，汪妻闻之于师母，汪康年不识轻重，遽尔揭载，以致大累师门。但此亦瞿鸿禨自取其咎，为政不可谋诸妇人，古人垂戒，自有至理。
    不过“青童”不似指恽毓鼎，或者为李莲英受庆、袁指使，告密于慈禧，谓汪康年承瞿鸿禨之指，故意泄露消息。此于事实较为近似。
    末句用李义山诗意“雨满空城蕙叶凋”。而“一夕微霜”竟凋蕙叶，言以小故去位。慈禧自失瞿鸿禨，即无人可用，在世最后一年，苦于河鱼之疾，政事颇致荒怠，瞿在不致如此。则瞿之去位，亦清祚将终的一个讯息。

 出版后记

    出版后记
    高阳的《同光大老》于1979年1月1日起在台北《大华晚报》连载，至同年6月23日结束。台北南京出版公司于1980年4月出版单行本。1982年12月皇冠出版社推出新版。
    晚清同治、光绪两朝，是中国上千年封建社会由没落走向崩溃的关纽。平定太平天国后，清王朝一度号称“中兴”，但文恬武嬉、官贪民穷，社会的基本矛盾并没有得到根本消除，表面的短暂安定局面，很快就被外国列强的步步紧逼所打破。清朝的覆亡，一方面是外部势力不断欺凌、侵略的必然结果，而内部统治阶层僵化保守、不思变革，也是读史治史者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高阳的这本小书，即以同光四十余年间先后入参军机的重臣李鸿藻、李鸿章、翁同龢、张之洞、阎敬铭、瞿鸿禨等人入手，旁涉财政、军事、外交等方面数十人物，多侧面地探求清末政坛运作机制及重大历史事件的决策内幕，可称是高阳鸿篇历史小说巨制《慈禧全传》的番外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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